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并广东111111学院：
是 省 ( 县) 镇 (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 XX 年考入 广东工业大学，其家庭因(以下填写申请人家庭经济困难原因) 该家庭生活困难，父母在家务农，以种田养蚕为业，每月收入约300元左右，其哥哥在广州某电脑学校工作，每月收入600元左右。XX年秋季与其弟弟同时考上大学，家庭经济收入少，无力支持其完成学业，拟申请助学贷款。
特此证明。
经办人：
村民(或居民)委员会(公章)
20xx 年 8月 23日
上述情况属实。
经办人：
街道办事处、镇或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公章)
20xx 年 8月 25日
家长承诺书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
我是贵校 系 ) 专业 20xx 级 学生的家长。我同意我的子女在校期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承诺成为我的子女国家助学贷款的永久联系人，及时向学校和银行提供我的子女的联系方式。我将积极配合学校和银行教育我的子女做一名诚实守信的人，毕业后按期履行还款义务。
家庭固定联系电话：(含区号)。
家庭详细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家长亲笔签名： 20xx年8月 25日
附件: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参考格式)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中国银行并山东大学：
xxx是xx省xx县xx乡xx村(xx单位)人，xxxx年考入山东大学，其家庭因xxxxxx原因，经济困难，无力支持其完成学业，申请给予助学贷款支持。
特此证明。
xx省xx县xx乡xx村
村民委员会(公章)
二0xx年 月 日
需要写明家庭成员情况及家庭收入、困难的原因和程度等情况，需要你所在的街道或居委会出具。以下四种情况属于生活困难：
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扶养人的居民;
2、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3、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以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4、其他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以上所说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所在省统计局当年四月二三十日公布的上年度省平均统计数为准。
以上四种情况的证明，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证明，无工作单位的城市人口由社区居委会证明，上报街道办事处核准;农村人口则由村委会证明，报乡政府核准。
家庭贫困证明
兹有我社区(村委会)居民(村民) 之子女 在
学校就读，其家庭人口 人，劳动力 人，家庭年人均收入 元，属当地贫困户或特困户。
特此证明。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盖 章)
二〇xx年 月 日
家庭贫困证明
学校：
贵校学生 其家长属本地居民，其家庭基本情况如下：
一、家庭人口 人，家庭年收入约 元;
二、主要收入来源：
三、目前家庭主要困难：收入来源单一 劳动力较少
医疗支出较大 其它
确属贫困家庭，特此证明。
村委会(街道居委会) 乡、镇(含)或
或家庭联系人所在 街道民政部门
单位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盖章单位联系电话： 盖章单位联系电话：
家庭贫困证明
现特证明××省××市××县(区)××镇(乡、街道办事处)××村(或居委会)××组组民(市民)××同志之子(女)××，于20x×年×月考入湖南科技学院经济贸易与管理系××专业××年级××班级学习。
陈述困难原因(家庭人口情况、地处偏远山区、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家庭成员失业情况、负债情况及其他困难原因等。)
家庭情况实属贫困，特此证明!
村委会(或居委会)(盖章) 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或县级民政部门盖章)
20xx年11月××日
备注：
1、请学生以当地民政部门的身份自己书写贫困证明书;
[关键词] 贫困生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大学生资助体系；量化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17-2
随着国家对贫困生资助力度的加大，利益的驱动使得学生对获得资助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贫困生认定难的问题也显得更加突出。如何辨别、资助真正贫困生，把资助金用到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显得日趋重要。然而，目前高校还没有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贫困生认定办法，贫困生认定已成为困扰各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一道难题。因此，解决贫困生认定难问题，探讨科学合理的贫困生认定办法，提高助困资金的使用效率，是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贫困生认定标准不统一，缺乏实际操作性
确定贫困生的认定标准是开展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是贫困是个相对的概念，学生家庭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对贫困家庭认定的标准必然不同。各高校在对贫困生进行评议时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家庭人均年收入。这一指标虽然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学生家庭经济总体情况，但高校生源地不同，学校所在地与学生家庭所在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具有横向的可比性。二是看学生在校消费情况。这主要是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学生日常的生活消费情况和是否具有高消费行为等现象，然而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对电脑、手机和化妆品应不应该算作是消费奢侈品争议很大，很难形成一个科学、合理而统一的认识，这给贫困生认定工作带来很多阻碍。三是看家庭状况。比如父母双亡、单亲、离异等情况或者是由于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意外情况，这些也都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局部或片面地反映出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
（二）诚信意识淡薄，假贫困生屡见不鲜
近年来，高校在进行贫困生认定过程中，出现了两类假贫困生。一类主要指受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资助金额增加和资助名额增多等巨大利益的驱动，部分并不贫困的学生动起了心思。他们想方设法冒充贫困生来获取各种资助资源。他们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争先恐后地竞争，带着准备好的完备材料，甚至千方百计找关系，找熟人，求辅导员、求班主任，诉说自己的困难，以得怜吝后获得资助。相反，另一类真正的贫困生却认为贫困本身并不光彩，一些真正贫困学生由自卑和虚荣心理，怕被人瞧不起，硬是充当有钱人，他们往往不去积极地申请资助，故而得不到资助。造成假贫困生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一部分学生诚信意识淡薄，价值观歪曲。贫困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做的还不到位。
（三）假证明漫天飞，贫困证明材料缺乏真实性
贫困生的认定需要一定的证明材料作为支撑。学生回生源地在村委会和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生证明是贫困生认定的重要材料，也是辅导员和班主任了解学生家庭情况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当中，这些证明的可信程度却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最能客观判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是村（居）委会，而村（居）委会为了让村（居）民获得利益，同时对自身利益又没有损害，所以村（居）委会等最初级的贫困证明很容易就能开出来；而民政部门对村委会开具的初级证明审查不严格，甚至根本不去实地考察，他们的判断主要就是依据村（居）委会的证明，因此他们也会随后加盖公章。再者，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开假证明对家里有能耐的同学来说根本不成问题，有关系开个证明就像吃饭一样平常。
（四）投票公平选举，部分贫困学生望而却步
根据教育部政策要求，许多高校按照政策要求，成立了院系认定工作小组和评议小组，对贫困生认定进行民主评议。同学之间接触比较多，了解更为深入，所以看起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更为公平，更为合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投票选举的结果一般是谁在班级人缘好，谁票就多，而并非谁最贫困谁票多；二是真正贫困的学生碍面子，觉得公开接受贫困程度的评选是丢人的事情，从思想及心理上不愿接受；三是候选人条件的确定不合理，即候选对象应通过什么途径，参照什么标准确定出来是个难题。
（五）贫困生名额限定存在不合理因素
现在很多高校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对于贫困生和特困生的名额有着明确的规定，每个院系、每个班级一般都按照学院或者班级人数，平均分配名额。这样做看起来最公平、最公正，实际却导致这样的后果：贫困生少的班级中非贫困生容易挤进贫困生范围中，并享受补助；而贫困生相对较多的班级又产生了真正的贫困生享受不到贫困生补助待遇。另外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差无几的同学在申请特困生时又因为名额的限定只能采取轮流做庄的措施，所以在这一点上，高校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对贫困生、特困生名额给予合理分配。
（六）贫困生认定工作人员队伍不合理，贫困生档案缺乏动态管理
现行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一般都是由辅导员、班主任来完成的，认定的主体一般是辅导员。但是辅导员的数量有限，不但有学校各部门安排的任务，还有横向的年级事务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再者对贫困生认定工作学校一般要求的急，造成辅导员不可能有时间对每个参与认定的学生在经济方面都有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了解。各高校在对贫困生进行认定的基础上，一般都建立了贫困生档案，便于掌握每个贫困生的家庭情况和经济状况。但现实情况是贫困生档案一经建立就很少再进行更改，缺乏有效的动态管理。其实，学生在校期间的四年时间里，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会发生变化，但因档案缺乏动态管理而导致学校很难及时有效地掌握到相关信息。
二、对贫困生困难程度量化评价的几点思考
第一步：广泛宣传动员深入开展教育。学生写出申请，要对学生和学生干部分别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学校的认定程序办法、名额、院系的认定细则、教育学生正确地对待得与失。使学生认识到各种资助是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雪中送炭，保证困难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和在校期间有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是让那些生活不困难的学生提高生活质量，请客吃饭、买手机电脑的。教育学生要自立自强、诚信做人、知恩图报、发奋图强、正确对待贫困、坦然地申请认定、不要有过分自卑的心理、让申请认定的学生把自己的家庭情况进行尽可能详细准确客观地说明或描述、并提供相关证据。如住院证明，残疾证事故处理决定书等。比如说一个家庭成员遭遇车祸必须要说清楚，造成的损失程度；说家庭成员生病，必须要说明什么时间生的病生的什么病花费有多少，对劳动能力的影响有多大。
第二步：院系学生会成立勤工助学部，以班级或年级为单位选出评议小组，评议小组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辅导员任组长，男女比例要和班级总的男女比例相一致并选出监督人员1-3人，评议小组的成员原则上为没有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
第三步：评议小组征求意见充分调查了解情况。这一步是做好认定的关键。一方面要查看个人申请，《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贫困证明及其他证明材料，申请人的档案资料等，另一方面要找申请人当面沟通，了解一些申请人没有陈述清楚的细节和不愿意透露的隐私，另外要向申请人熟悉的同学调查印证申请人陈述的真实性，最后必要时可向社会和政府机关调查。总之要给申请人的每一项家庭经济情况的陈述找出事实的印证。老师要对评议小组的成员进行充分的教育，教育他们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有公正无私的品德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对家庭贫困的同学充满爱心和关心。同时给予足够的尊重严守工作纪律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
第四步：评议。采用回避制或去掉最高分制。评议小组的成员通过查看申请学生提交的资料、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并进行打分。当对评议小组的成员打分时，本人进行回避。不回避时去掉最高分。打分由专门的监督人员进行统计汇总，计算平均分。相互之间不得交流。
打分的具体方法如下：硬性指标打分：单亲家庭加分10分、离异家庭加分8分、姊妹中有上大学的每个加分5分，上高中的每个加分2分、上初中的每个加分1分；烈士子女加8分；有电脑的减分7分、有2000元以上手机的减分5分、有1000元以上手机的减分2分。
半自由裁量指标打分：本人半年内有重大疾病或财产损失的加3-5分（大家都知道）；家庭成员一年内有重大疾病加3-5分；一年前有重大疾病加1-3分；家庭成员有伤残者加3-8分，原则上有证明；一年内有其他重大财产损失加3-8分；自然灾害加1-4分，以有公开报道的为准。
自由裁量指标打分：
平时生活节俭程度，加0-8分；家庭收入状况加0-8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0-5分（如个人平时是否积极向上，自立自强，是否遵纪守法，学习是否努力，品德是否良好，是否团结同学）。
硬性加分项评议小组成员应达成一致，半自由裁量打分项和自由裁量打分项由每个成员单独进行，计算平均分，如果对一些事实无法搞清楚是否可信，则尽量取低分。在评定的过程中，注意对学生家庭的特殊情况进行保密。
第五步班级反馈。将打分结果在班级进行公布，评议小组成员根据反馈的意
意见以打分结果为依据，对学生家庭经济的贫困程度的排序进行微调。
第六步：综合考虑决定学生资助的评定结果。以学生家庭贫困程度的排序结果为基础，评议小组的成员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平时表现、工作业绩、已受资助情况等确定学生资助的初步评定结果，并上报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
第七步：公示。将奖学生资助的评定结果进行公示（也可将学生家庭经济的主要情况同时公示），收集学生意见，由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是否调整，并确定资助评定的最终结果。
第八步：监督。院系学生会勤工助学部，评议小组负责对获得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监督，接受学生投诉，如果发现材料不实、弄虚作假、徇私串通、日常生活奢侈浪费，将扣发部分或全部助学金直至取消奖助学金评定资格，甚至进行通报处分。
这套资助评定程序和方法，核心是对大学生家庭经济贫困程度进行量化评价，前提是要申请学生本人提供详细的资料和证据，评议小组成员事前、事中、事后要做充分的调查、走访。大学生家庭经济贫困程度量化评价体系的各项指标和打分分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让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征求全体学生意见。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法，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热点问题，增减评定指标和打分分值。
〔关键词〕 贫困生；非收支变量；二元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89-05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收费制度的改革，高校贫困生的问题日渐明显。虽然，国家对高校贫困生的资助力度也在逐年加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1][2]，但是国家的资助额度远不能满足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的需求。因此，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如何能合理分配，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成为教育资助的重要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重要问题，首先解决的是如何来对高校贫困生进行认定的问题。故此，寻求一种客观的、合理的、公平的方法来解决目前各高校认定标准不统一、主观因素较多、变量选取不科学等问题，对于进一步做好高校资助工作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评述
目前，国外对大学生是否贫困进行判断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调查大学生消费水平来进行判定；另一种是调查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3]来进行判定。由于大学生消费数据的收集需要建立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数据的可靠性依赖于学生的诚信，并且要耗费一段较长的观察时间（至少需要1个学期）；而且国外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大部分都依据纳税情况来计算家庭收入，如美国和德国[4]，但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太完善，无法通过税收制度准确推测出家庭收入。所以，这两种调查方法都不太适合我国的国情。
国内学者大多采用了反映学生经济状况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认定的方法[5，6]，但其不足之处是选取的指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很难确定指标的权重。近年来又出现了许多用于来评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定量化方法，比如，BP神经网络[7]、属性识别理论[8]、灰色模糊评价法[9]等模糊数学理论。这些方法的不足之处是直接把家庭收入或家庭支出作为变量运用到评价方法中。本文采用了易于收集的非家庭收支变量，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来对高校贫困生进行认定。
三、研究方法：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来自“高校学生资助情况研究课题组”2010年的问卷调查。调查时间2010年11月，地点为北京地区的5所高校。给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校学生发放了高校学生资助情况调查问卷2000份，回收了1950份，回收率97.5%。研究选取的随机样本，其中大一学生样本39%，大二样本42%，大三样本16%，大四样本3%，其中农村57.7%，城市42.3%。
调查小组还分别与五所高校从事资助工作多年的老师进行广泛的座谈交流，集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主观性和座谈调查的片面性，调查组又随机地对30多位获得资助和没有获得资助的学生进行了个别访谈和深入交流。访谈的过程中发现高校有时会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非贫困生积极去申请资助，最终获得了资助；二是贫困生为了面子、自尊心等原因，而不去申请资助，也就无法获得资助。因此，以往文献中把获得资助的对象被定义为贫困生，未获得资助的对象定义为非贫困生，显得不是很恰当。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更好地保证问卷的内容与其真实情况更加贴近，本文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如下三个问题：
1、您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属于：① 无力缴纳全部学费及住宿费（特别贫困）； ② 能缴纳部分学费及住宿费（比较贫困）；③ 能缴纳学费及住宿费，但生活费低于高校所在地最低生活标准（一般贫困）；④ 能缴纳学费、住宿费，并能支付日常的生活费（不贫困）。
2、您获得过助学金吗？ 1.是； 2.否
3、您获得助学贷款吗？ 1.是； 2.否
上述题目，如果填写者在1题中选择了④，而在第2题或第3题中选择了是；如果37题中选择了①②③，而在第2题或第3题中选择了否，我们把这两种情况的问卷认为其填写情况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核实。因此，这部分调查问卷的数据将被删除，而不用来构建模型。
本问题的设计思路是家庭经济状况由高校已有的获得资助的情况与学生本人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认可程度进行比较，如果双方的认可程度一致，则认为该学生的调查问卷是真实的、有效的。经过此处理之后，本文的1950份调查问卷保留了1463份有效问卷，有效率约75%。此外，对这些有效问卷又做了进一步的处理，即把第1题选择①②③的学生认为是贫困生；选择④的学生认为是非贫困生，来构建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
（二）非收支自变量的确定
对于大部分高校学生来说，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其在校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而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是影响家庭收入的因素；一类是影响家庭支出的因素。由于我国的税收制度不是很完善，因此，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直接采用家庭收入和支出作为采集指标，经常会出现家庭收入少报，而家庭支出多报的现象，造成收集到的家庭收支数据无法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本文采用了家庭经济非收入和非支出变量来构建高校贫困生认定模型。
本文选取非收支变量的依据：一是考虑那些直接影响到家庭经济收支变化的变量；二是着重考虑那些导致家庭经济贫困的变量，并对于那些引起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变量不做考虑；三是易于收集，并且便于学生客观回答，减少主观因素。由于直接从调查问卷中选取的变量之间可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或者由于样本数量较少的问题出现单个变量对贫困不显著，因此本文又对这些变量进行了合并或删除的处理，例如：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国家低保、下岗补贴或农田，如果把国家低保、下岗补贴和农田作为三个变量处理，它们每一个都对贫困不显著；如果把它们三个合并为一个变量，则这一个变量对贫困具有很好的显著性。处理后得到九个主要影响家庭经济的非收支变量，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三、模型运行及分析结果
运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采用逐步向后回归方法进行变量筛选，并采用-2Loglikelihood、Cox&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三个参数进行模型的整体检验。最终表1中的九个变量进入了模型，得到整体运行效果以及模型参数如表2所示。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看，户口是否是农村、是否是贫困县、家庭收入是否来源于低保下岗农田、是否是单亲家庭、学生合计、家中是否有特殊情况（灾害，意外等）、家中是否有患重病以及家中是否欠债对高校学生是否成为贫困生起着明显的正向作用，其中对模型贡献量最大的变量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于国家低保、下岗补助或者农田。如果家庭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国家低保、下岗补助或者农田，那么其家庭经济的收入较低，生活水平只能是一般或偏下，其子女一旦上大学极其有可能成为贫困生。其次，家中上学人数、家中有患有重病者、家中欠债等这些因素必然会增加家庭的支出，对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其子女很有可能成为贫困生。
但是，祖父母是否有固定的收入对高校学生是否成为贫困生起着明显的负向作用，而且对模型贡献量也较大。模型的这个结果和我们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如果祖父母有自己固定的收入来源，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不会主动向其子女要生活费（特例除外）；相反，祖父母有能力的话，还可能会帮助其子女。 因此，若祖父母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进而也就会使该家庭的子女一旦上大学，成为贫困生的可能性会降低。
用120个样本作为检验样本，Logistic回归模型的值与真实值非常接近，部分结果见表3。检验的结果表明，九个非收支变量的信息比较充分，该模型能够很好的解决贫困生的判定问题。
四、结 论
通过本文的调查问卷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高校贫困生的家庭特征。从九个非收支变量可以看出，大部分贫困生家庭主要分布在经济不发达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县；其次部分贫困生家庭的父母是失业、下岗、待岗人员职工；绝大多数家庭曾有过重大灾难，如患重大疾病、离异、遭遇自然灾害、车祸等；多子女教育支出使一部分家庭致贫。因此，贫困生家庭的经济特征可归纳为：地处农村（特别是贫困县）、收入低、教育人口较多、家中有患重病者、祖父母没有固定收入及曾经遭遇重大灾难等。
（二）采用非收支变量得出的贫困生认定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家庭收入与支出数据难以收集带来的定量化研究的难题，同时也便于学生对这九个指标的客观回答，避免了主观性。
（三）研究结果表明，本模型可以较好地识别出高校贫困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假贫困生”，同时对于爱面子不愿意申请资助的真正贫困生又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来。因此该方法的结果客观公平，具有较好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五、对策与建议
为了能给高校贫困生创造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国家不仅要对高校贫困生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更重要的是要帮助贫困生家庭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状况，脱离贫困。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高校贫困生的比例。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非收支变量，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国家应大力推动贫困县经济的发展
最近几年，我国对农村经济的扶植力度不断的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也在逐年增加，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经费投入不足、覆盖面窄、基层管理薄弱等问题都很突出，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尤其是制定支持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的优惠政策，要加强对外宣传，增强贫困县的吸引力等，来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
（二）进一步加快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改革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提高医疗报销比例，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机制，既能使企业提高知名度，又能使农民减轻负担。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增强农民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投入意识，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改善农民的居住卫生环境，帮助农民群众培养科学文明的卫生生活习惯，减少疾病，促进健康。这样有利于减少“因病致贫”与“因病返贫”， 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三）挖掘城市中下岗、低保人群的自身潜能，增加就业机会
对于城市中下岗、低保、失业等家庭，国家给予了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从长远来看，解决贫困的主要方法为，提供培训机会，提高他们自身发展能力，增加就业机会，使他们再次就业，达到脱贫的目的。
（四）进一步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随着我国农村的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农村养老保障正逐渐从家庭层面上升为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健全，妥善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因此，应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农民参保，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国情相适应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而提高我国农村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 张春生，李志华. 建立经济困难学生“新资助体系”的思考与实践[J]. 思想教育研究，2009（7）.
[2] 杨晴. 高校贫困生认定的路径[J]. 教育学术月刊， 2009（7）.
[3] 兰建军，梁珊珊. 贫困大学生认定标准研究[J]. 科技广场， 2007（12）.
[4] 毕鹤霞. 国内外高校贫困生认定与研究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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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进，沈红. 我国高校贫困生认定路径[D]. 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 2007.
[7] 刘善槐，张. 基于BP网络模型的高校贫困生界定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12）.
[8] 胡海滨. 属性识别理论在高校贫困生困难等级评价认定中的应用[J].高等教育研究，2010（2）.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5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空巢老人”通常是指子女因工作、学业、婚姻等原因长期离家或家中无子女而独守“空巢”的老年人。伴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的核心化与小型化，中国空巢老人问题愈加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2.22亿，占总人口的16.1%。国家卫计委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则显示空巢老年人已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0%。空巢老人不仅经历着身体机能衰退等生理障碍，同时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也面临着物质层面的赡养缺乏以及精神层面的寂寞与孤独，这极大地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因此，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老年人更差[1-3]，抑郁状况更加严重[4，5]，生活满意度更低。[6]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相对匮乏，以及养老保障力度有限，农村空巢老人相对于城市空巢老人面对的养老难题更加复杂严峻。其中一点尤为明显，即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开始发生转变，加大了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农业生产，抚育孙辈以及人情往来的压力和负担。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善，正式社会支持力度还有限的情境下，目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那么现阶段提高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更需要的是家庭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何种类型的农村老巢老人对家庭支持需求最为迫切？接下来，本文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这对改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支持是老年人接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核心，可分为实际支持（receivedsupport）和领悟性支持（perceivedsupport），实际支持指家庭其他成员对老年人在物质和经济上的援助及服务，领悟性支持则是指老年人接受家庭其他成员、精神和情绪上宽慰的主观判断[8]，按照这种分类的含义，我们也可将家庭支持大致分为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前者是家庭其他成员对老人的转移支付，后者则主要是家庭其他成员看望、通讯及生活照料等。主观福利则是个体对其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评价[9]，通常是指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10-11]其中，心理健康水平是对精神生活的主观评价，而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则表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综合评价。
目前在关于家庭支持与老人主观福利关系的研究中，多数认同家庭支持的增益作用。张文娟和李树茁（2005）指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满足了老人因经济和生理状况恶化产生的需求，从而有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12]王萍和高蓓（2011）发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能减缓老人认知功能的衰退，改善心理福利。[13]陶裕春和申昱（2014）认为，子女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其经济支持是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保障，有利于降低老人的日常生活压力，子女与老人的情感交流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分担和排解老人的负面情绪。[14]张骑和王玲凤（2010）对浙江的1250例城市空巢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子女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对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5]Leungetal.（2007）基于台湾507位城市老年人数据统计得出，情感交流和精神宽慰比经济上的帮助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增益作用更加明显。[16]吴海盛（2009）针对江苏省农户的微观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支持主要来源于配偶及子女，子女的精神慰藉令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17]
概括而言，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福利有正向影响，关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差异的研究较少，以农村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更为零星，且以上研究未考虑家庭支持与老年人主观福利间的内生性，存在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问题。此外，已有相关研究所得结果多数基于区域性小样本数据，其结果的适用性和地域代表性有限。因此，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3年覆盖28个省150个县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首先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判断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与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关系，而后运用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RecursiveMultivariateProbit）加入相应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试图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得到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影响的一致估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在不同空巢老人特征上这种影响的差异，得出提高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有效措施。
二、数据描述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CHARLS是目前我国唯一以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大型家户调查，其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的家庭中45岁及以上的居民，调查内容包括家户信息、被访者健康状况和功能、医疗保健与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以及收入、支出与资产等情况。CHARLS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2012年进行，覆盖28个省150个县，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2013年CHARLS进行了首次追踪调查。由于研究对象为农村空巢老人，根据定义，为体现子女的长期离家的特征，在数据中保留60岁及以上的不与子女同住且居住距离至少为本县/市的其他村庄，或无子女的农村空巢老人样本。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样本数量为8549个。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模型设定
文章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SWit=β0+β1FSit+β2ESit+β3Xit+εit（1）
式（1）中，SWit代表第i个空巢老人在第t期的主观福利，选取有无抑郁症状和生活是否满意。FSit和ESit分别表示第i个空巢老人在第t期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分别选取有否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测度。Xit为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εit为个人层面的随机扰动项。当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时常用的计量模型包括Probit、Logit、LPM模型等。由于在面板数据中采用固定效应Probit或者Logit模型所得估计系数有偏[18]，故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判断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的关系。
以上为不考虑内生性时的模型形式，如模型中存在内生性，上述模型的关键自变量估计量将有偏且不一致，因此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一方面，由于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家庭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并不相互独立，因此这些方程组的误差项极有可能相关，比如由于子女工作生活繁忙等原因，在其自身时间资源分配中，更多地将时间用于工作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回报，以求更好地赡养老人及抚育下一代，因而在老人的家庭支持中，出现了经济支持削弱、替代情感支持的现象。[19-20]如此，分别以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为因变量的方程间的误差项相关的可能性很高，而多变量Probit模型则允许方程之间的误差项相关，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方面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家庭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或者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共同影响，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21-22]，对两个关键自变量加入工具变量并进行联立估计以求纠正这一方面的内生性。具体模型可以由以下方程组表示：
SW*it=β0+β1FSit+β2ESit+β3Xit+εit≥0[WB]（2）
FS*it=β0′+β1′IV1+β2′Xit′+εit′≥0[DW]（3）
ES*it=β0″+β1″IV2+β2″Xit″+εit″≥0[DW]（4）
式（2）～（4）式的因变量SW*it、FS*it和ES*it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当其大于0时，相应结果变量SWit、FSit和ESit等于1，否则结果变量等于0。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与其对应的内生变量显著相关，但与误差项无关的条件。通过上述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可以得到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影响的一致估计。
2.变量说明与描述
（1）因变量
文章的因变量为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借鉴已有典型文献的指标选取[23，24]，采用有否抑郁症状以及生活满意度进行衡量。抑郁症状由CHARLS问卷中包含10个问题的简版抑郁自评量表（CES-D10）所得抑郁指数转化得到。CES-D10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5]，量表中每个问题均有四个选项代表相应程度的高低，一般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0～3分，10个问题汇总即可得到最终的抑郁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30分抑郁量表的10个问题包括：过去一周“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很愉快”[ZZ）]“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各个问题均有相同的四个选项，分别为：①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2）自变量
家庭支持情况。CHARLS问卷关于家庭支持的变量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孙子女经济支持、子女看望、子女通讯联系等，我们将家庭经济支持变量设为虚拟变量，农村空巢老人去年收到过子女或者孙子女的转移支付，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类似的，将家庭情感支持也设为虚拟变量，分为看望与通信两类，按照两者的特点进行区分，如子女看望频率为每半年一次及以上，则赋值看望变量为1，否则赋值为0；如与子女通过打电话等方式通信的频率为每月一次及以上，则赋值通信变量为1，否则赋值为0。具体变量说明和统计见表1，可见农村空巢老人接收的家庭经济支持、家庭情感支持中的看望和通信的总体概率分别为76%、81%和56%。与2011年相比，2013年总体家庭经济支持概率大幅提高，增加了29个百分点，而家庭情感支持中看望频率增长有限，通信频率提高了17个百分点。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保障与家庭情况、初始健康状况以及健康行为四方面。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社会保障与家庭情况包括有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人口规模；初始健康状况与健康行为对应有否慢性病和是否参加社交活动。具体变量说明与统计见表1。
（3）工具变量
家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借鉴Young和Chetna（2012）的做法[27]，将农村空巢老人健在子女个数作为家庭支持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理论而言，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其健在子女个数并无直接联系，其福利取决于其子女的经济和情感支持，而空巢老人的健在子女个数越多，其接收到的子女转移支付的概率将更大。因此，健在子女个数理应满足工具变量所需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
家庭情感支持的工具变量。为区别家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这里采用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作为情感支持工具变量。一方面，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更有可能乐于维系代际情感关系，提高看望和通信空巢老人的频率。另一方面，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子女教育所衍生出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直接相关。如此，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家庭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关系的LPM模型估计结果。第（1）―（2）列与（3）―（4）列分别为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的LPM模型和LPM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5）―（8）列与第（1）―（4）列所采用的模型相同，但选取的家庭情感支持变量为通信变量。
由基准估计结果可知，无论选取的家庭情感支持变量是看望还是通信，以及是否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与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显著与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从各关键自变量发挥作用的大小来看，多数回归结果支持家庭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缓解作用和生活满意度的增益效应相对更大，即农村空巢老人每年接受家庭经济支持对其主观福利的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并不如子女每半年的看望或每月的通信。
（二）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估计
如前所述，单方程Probit模型所得估计量的无偏有效性依赖于模型设定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旦出现这一问题，以上模型的估计结果将是不可靠的。因此，接下来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以求解决这一问题。
表3报告了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最终因变量分别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递归多变量Probit回归模型的协方差矩阵及似然比检验结果，从该表数据可知，两个方程组的似然比检验χ2值分别为18.02和13.36，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个方程组中的各个方程间的误差项存在相关性，这显示了采用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合理性。同时，在方程间的协方差矩阵中，分别以看望与经济支持为因变量的方程误差项显著相关，这也符合前述讨论。
表4为以看望变量代表家庭情感支持，且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在解释回归结果前，首先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的可靠性。可以发现，不论是以何种主观福利度量方式的方程组中，包括健在子女数以及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均与相应因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最终因变量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似然比检验χ2值分别为68.94和66.58，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加入工具变量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
从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能显著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对比两者系数可知，家庭情感支持生活满意度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经济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结果与基准估计所得结果基本一致。文章也以通信变量代表家庭情感支持限于篇幅，并未在文中报告，读者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下同。，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发现方程组的各方程间仍存在显著的误差项的相关性，估计结果与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的结果类似，家庭情感支持仍是改善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提高生活满意度的相对更重要的支持方式。
[HT4”F]（三）稳健性检验：家庭支持影响的异质性
以上是将农村空巢老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研究，但不能忽略因不同个体特征形成的异质性，研究这一群体的异质性有助于提高认识问题的深入性和制定问题对策的针对性。因此，文章分别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方面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子样本回归。其中，年龄分为6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前者表示退休初期，而后者表示退休中后期。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同居和其他（包括离婚、丧偶等）。
表5列出了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采用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各组子样本回归结果。从性别分组来看，家庭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改善和生活满意度提高更明显；从年龄分组来看，家庭情感支持对65岁及以上的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正向显著，而对65岁以下的农村空巢老人的作用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婚姻状况分组来看，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离婚、丧偶的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有更加明显的影响，且情感支持的主观福利增益作用更大。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在老人群体中，女性在教育程度、收入等社会经济水平上往往比男性老人更低，且相对更可能成为孤寡老人，高龄老人常常伴随着更恶劣的生理状况，独居老年人更加缺乏情感交流，这部分老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相对更低[28，29]，而家庭支持对心理压力处于中高程度具有更大的增益效应。[30]因此，女性、高龄和鳏寡空巢老人更需要家庭支持，尤其是子女的看望和精神交流。
同样的，以通信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运用相同方法进行分组子样本回归估计，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四、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 贫困发生机制 理论解读 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不同的学者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且他们在同一视角下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已有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过不同的机制和渠道导致不同的贫困状况结果。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实际的贫困状况是以上三类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从已有贫困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贫困表现出显著的贫困动态演化特征，且城乡之间的贫困动态演化状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上述三类因素，将中国城乡贫困发生机制已有研究成果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着重从多维和动态的视角构造了贫困发生的联合作用机制。
一、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和扩散效应
在该联合作用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涓流机制和扩散机制来影响贫困状况。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得到扩展，经济活力也逐步提升，同时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收入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部分贫困者可以实现就业，改善自身收入地位，而且还促进政府相应的扶贫政策绩效的提高，从而为贫困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和技术能通过乘数机制而得到扩散，并且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共服务会逐渐得到普及，从而有利于改善贫困者的非收入状况。
然而，结合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和现实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上述两类机制并不会自动地发挥作用，其最终减贫效果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具体来说，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越有利于穷人，那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就越明显。而对于贫困群体自身而言，单个的贫困者无力改变现存的经济增长状况和收入分配体制，或者说他们是经济增长结果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报告表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帮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对于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至关重要。1981—2005年期间，实际人均GDP实现了年均8.3%的增长速度，贫困人头指数年均下降7.1%。因而，人均GDP每增长10%，贫困率就降低9%。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尽管经济增长对扶贫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扶贫效应已经开始下降。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使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二、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主要影响经济成果的分享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重视人力资本反贫困效应的发挥。他们强调贫困者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和方式来改善其参与收入分配能力，从而能有效地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并最终摆脱贫困。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以教育、技能、健康等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不仅对个人生活是重要的，而且能够使个人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与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的缺乏，或具体来说即教育机会的缺乏以及不能享受到有效的医疗保障，不仅是贫困的表现也是贫困产生的实质原因。因此，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但是，尽管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贫困者也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其贫困状况的缓解意义重大。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一般较低，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倾向也较小，同时当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时，贫困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难以通过市场体系的供给机制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个人的受教育状况以及营养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其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对个人的贫困状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产生重要的影响。姚毅等（2010）借助“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从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水平对于城市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从统计分析来看，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47.06%，而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仅为22.11%；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户主的教育程度能显著改善城市家庭的贫困状况，其边际效应为负的0.15。张车伟（2003）的研究在控制了营养和健康变量内生性的前提下，估计了不同的营养和健康指标在中国贫困农村的弹性和回报。其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指标都会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来看，卡里路的摄入量每增加1%，种植业的收入会相应增加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的时间每增加一个月，种植业收入将减少2300元。
三、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社会资本主要影响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
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面向于未来预期收益的投资，从最初的人力资本投资到其最终的价值实现经历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人力资本的匹配以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三个阶段，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终实现程度（即人力资本的支付）取决于上述三个渠道的畅通，这不仅取决于现有的市场正式规则和制度，还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具体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
首先，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对于该问题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研究是科尔曼的《人力资本构建中的社会资本》一文，他指出在教育信贷市场不完全或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筹措子女学费、获得教育信息和机会的重要渠道，故而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显著的影响。处于同一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互相模仿和互相竞争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网络成员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小和类型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
其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匹配。个人就业状况的改变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个人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善也并不完全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如格兰诺维特等的研究发现60%～90%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主要是社会关系）找到的；同时还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工资收入状况密切相关。由此看来，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工作的搜寻以及个人的工资状况改善至关重要。
再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即人力资本的使用）。从经典的工资决定模型——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可以看出，模型在两大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主要从厂商的角度分析了工资决定和就业。然而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作为内部人的雇员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能影响厂商的工资决策，从而获得生产的联合剩余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充分就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在于内部人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而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的存在使得内部人能有效地传递信息，并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所衍生的网络信任和网络互惠有效地解决“囚徒困境”而节省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均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并最终影响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时个人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城乡居民（家庭）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改善贫困者社会资本状况能有效降低其陷入贫困的可能。如边燕杰（2004）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网顶、网差、网络水平和网络规模等变量是影响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会影响其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估。同时，王朝明等（2009）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总量对于中国城市贫困家庭人均贫困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互惠、参与和共享等不同纬度的社会资本也能显著改善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的产生是经济增长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交互效应；第二，贫困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微观层面的贫困状况随着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而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之中，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仅是贫困动态演化中间过程的外在表现，而非其最终结果。
由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崛起”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部级贫困县”的设置和反贫困的“区域开发战略”、“整村推进计划”等反贫困的经济增长策略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其实际绩效的发挥取决于贫困家庭相应资源禀赋的积累，取决于贫困家庭脱贫能力的构建。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性资源，对于贫困状况的缓解至关重要。同时，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状况也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因而，中国未来反贫困政策调整应通过相应政策提高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并使得我国贫困问题最终得到有效的缓解。
（注：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社会资本视角下政府反贫困政策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编号：70873097），本文为该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朝明、姚毅：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1990—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
[2]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R].2009（4）.
[3]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
[4] 姚毅、王朝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机制的解读——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0（10）.
[5] 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3（1）.
[6] 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7] 格兰诺维特著，张文宏译：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贫困生 认定 资助
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在大学校园里逐渐涌现出一批“贫困大学生群体”。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达2309万人，其中贫困生约57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约27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1]。对于这一群体，国家、社会和高校给予了大力的关心和支持，并形成了“奖、助、减、免、补、勤、贷”的助学体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生的经济困难问题。但如何更好地解决贫困生的生活、学习等问题已是高校工作的主要部分，同时高校贫困生认定的问题又多，没有一套客观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从而导致贫困生认定成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一道难题。高校中真正的贫困生究竟有多少，到底什么样的学生能算贫困生，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已是摆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者面前最基本的问题。
1.现行高校认定贫困生标准
自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的生源地分布特别分散，高校不可能对每一个申请贫困资助的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因而无法准确掌握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再者，如果要准确地了解一名学生每月从家中得到多少生活费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目前大多高校采用的认定标注，其内容主要有：①孤儿或烈士子女，其他亲属无资助能力者；②单亲且家庭无固定收入；③两个以上子女同时在高等学校就读，家庭经济不足以支付学费；④父母一方或双方常年卧病，需长期住院治疗；⑤父母没有劳动能力，家庭经济困难；⑥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学生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者；⑦家庭所在地处部级重点贫困县，家庭无固定收入；或父母均下岗，家庭为民政部门确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基本生活难以维持者；⑧本人在校期间每月最低生活费标准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平时生活节俭，完成学业确有经济困难的学生；⑨家庭人口多，收入少，且亲友无资助能力者。同时明确规定，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除第一条）可定为困难或一般困难；符合第一条或符合上述两个以上条件者可定为特困生。最后又补充以下条件加以约束限制，有以下情况不得界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①月消费过高或经常在外大额就餐（酗酒、大吃大喝）、吸烟者；②平时有超过一般同学的高档消费现象的（如穿名牌服装、佩戴贵重金银首饰、使用高档化妆品、经常进出网吧、卡拉OK厅等娱乐场所、服滋补品等）[2]。
以上贫困生认定标准从概念上还是相当清楚，反映出了贫困生的基本特征，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操作中学校对学生信息的准确性缺乏可靠的收集，所以无法准确得到学生的消费状况，这样就无法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高校一般采取《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进行衡量。
高校学生家庭情况调查法就是让贫困生到生源地进行家庭情况摸底调查，如实填写家庭成员情况、收入情况及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信息，然后村、乡、县三级民政部门盖章确认。但这种方法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同一地区也存在城乡差距。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地方基层组织在开据家庭情况调查表时，依据的是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标准，最多它只能证明该生在当地是贫困学生。其次，对于贫困生来说，他们一般来自边、老、少、山、穷地区，这种看似简单的证明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由于拥有的关系网少而很难获得贫困生认定必备的种种材料，同时，边远山区学生支付的成本费用（如交通费用、吃住费用、人情费用、盖章费）可能比非贫困生高[3]。所以“学生家庭情况调查法”认定贫困生准确率不高，许多高校就只能将有限的助学资源多次切割，来扩大助学金的发放面，即所谓的“撒胡椒面”方式。显然，将有限的资源切割成众多的小块，资助人得到的金额减小，这对真正的贫困生来说就是“杯水车薪”，达不到资助贫困生的真正目的；同时还将有限的助学资源分配给了部分非贫困生，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4]。
2.贫困生认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三种贫困生认定制度[5]。①“横向比较认定法”。这种方法是学校抽取在校学生学习生活消费等所有支出，然后在学生中进行横向比较，谁的消费值越低，说明此学生越贫困，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使用率最多。②“月消费水平认定法”。学校对在校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每月消费支出情况进行调查，以学生学习生活每月消费为主，参考学生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学生缴纳学费情况，然后再根据学校学生消费水平线来确定贫困生，这种方法较难，因为很难准确确认学生学习生活消费支出和学生家庭人均年收入，所以采用不多。③“月最低生活保障线比照认定法”。参照高校所在地的城市居民月生活最低保障线来界定贫困生，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为特困生，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持平的为困难生，稍高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为一般困难生，这种方法的难点同样是很难准确获得学生从家中得到的生活学习等费用。
贫困生认定工作最主要的是贫困生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学校方便认定而且学生容易提供、不会给学生造成过多的成本负担。由于学生生源分布较广，进行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成本很高，且难以把握，但是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与消费领域是相对明确、集中，所以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观察、描述、分析和测量的，且容易将测量指标量化，使研究问题可操作化。基于以上原因，可将学生的个人消费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所在地经济水平、学校所在地的经济水平综合起来考虑，建立一套以观测学生在校期间的个人消费状况为主，学生提供家庭收入状况证明为辅，家庭所在地经济水平和学校所在地的经济水平结合的准确性高、可操作性强和可量化的认定制度[6]。同时再结合高校所在地生活水平，发挥班干部、舍友、班主任的作用，成立认定工作组，采用开班会、座谈、无记名投票、班级评议等方式反映情况，可基本确定该生是否为贫困生。
（1）校园卡消费状况监控。现在很多高校都实现校园饭堂、热水、图书馆、超市、甚至娱乐等业务一卡通，通过对学生的校园卡进行监控，可以简便筛选出一批“可能贫困生”，再通过核查这部分学生的详细消费清单进一步排查。但是要注意以下特殊情况：①男生和女生需求和消费的不同。②如果是把食堂、热水、图书馆、超市、甚至娱乐等一卡通综合起来的话，由于季节问题，应分别统计消费状况。③学生校园卡的使用频率。但是要注意，校园卡只能在校内进行，如果学生到校外就餐，学校很难监控。其次还要关注使用频率过少的学生，可能是贫困连学校食堂也吃不起，也有可能是嫌学校食堂饭菜不好而在外消费。④充分考虑专业差异特点，对个别特殊专业区别对待，例如艺术类等。
（2）手机话费情况的提供。现在手机已成为普及性消费品，便宜的手机不过一两百元，完全可以成为贫困生的正常消费。一则方便他们与家人、同学和老师联系，二则对于许多贫困生来说，有了手机可以获取更多勤工俭学的机会。只要他们没有虚报贫困，没有挥霍有限的补助，学校就不应该剥夺他们购买和使用手机的权利，更没必要把它跟贫困认定挂钩。但是同时为了保证公正、便于监督，贫困生认定制度要求贫困生提供手机型号和每月的话费详单。
3.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探索
我国现行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以“奖、贷、补、助、减、勤”为主体。奖即学校、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在学校设立的各种形式的奖学金；贷即国家针对在校生开展的无息助学贷款；补即由国家给予每位学生每月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助即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学校拨出专款，对贫困生给予补助；减是指减收或免收学费（逐年降低，有些学校已取消）；勤即学校设立针对贫困生的助学岗位，支付一定酬金[7]。
现行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大多侧重于经济上的扶贫，缺乏从精神和成长等角度对贫困生进行资助，缺乏系统、合理的管理与激励机制[8]。所以笔者建议完善现行贫困生资助体系，在物质激励的同时实行多元的激励管理体系。
首先，我们要建立权利义务对等的物质资助激励体系。大学生大多已是成人，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承担责任的社会个体。而目前实行的资助模式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只是获得没有支付，特别是现金的直接补助，不利于大学生权利义务对等制观念的确立，更别说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培养了，因此会助长不劳而获的消极思想同时受助者心理上易产生依赖感和行动上的惰性等。所以，一方面需要高校改革传统的资助模式，加大国家助学贷款的推进力度和奖学金的奖励力度，拓展勤工助学渠道，增设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弱化甚至取消困难补助，尽可能多的体现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另一方面，我们还需减少直接的现金补助，改成间接资助，如培养学生的创业培训等形式，避免“助学金请客”现象。
此外，作者建议在现有的物质资助体系上补充以下资助激励要素：
（1）关注贫困生安全的需要。贫困生由于经济上供给不足，在入学缴纳学费时，通常都不购买人身保险。但是许多学生在节假日、夜间出去打零工、做兼职，这样导致他们的生活缺乏规律，营养不良，贫血等问题突出。同时外出打工，也使他们的危险系数增加[9]。而由于未参加保险，当突发疾病或受到意外伤害时，反而会花费更多钱，影响了学习和生活。
（2）高校办理无息借款。现在很多高校出现了一部分既不贷款也不缴学费的学生，临到毕业时，反而告学校扣押毕业证。对于无法申请到银行贷款的学生，借助贫困生认定体系，通过每年审核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然后办理无息借款，用于支付学费。这项制度在大多数学校已经实行，但是一定强调学生的诚信问题，明确学生的债务关系。
（3）奖学金代偿制度。毕业后在偏远地区或者艰苦行业服务一定年限的学生由国家资助其学费。相信面对现在高昂的学费住宿费，部分贫困生还是愿意选择该项制度的，特别是西部生源的学生，而且部属高校免费师范生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先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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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现实基础
生活质量是对一个社会中人们总体生活水平的综合描述。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发展应以提高人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因此，生活质量也是一个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了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生活质量的研究，并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但是生活质量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它的研究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生活方式也日新月异，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把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的生活质量的经验研究作为一项经常性的课题，随时了解人们生活质量状况，以跟上时代的发展。目前，我国又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生活质量研究更成为研究我国人民生活质量变化历程、认识目前社会状况及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由于我国生活质量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目前的研究还大多集中在城市层面上，广大农村地区还是这一领域的空白。为此，2004年5~6月，笔者选取湖北省洪湖市的三个村开展了农村生活质量的调查，以期对农民生活质量问题作一初步认识。调查开始前，笔者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以期建构科学、合理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在作进一步介绍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内外关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主要内容。
1国内外关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方法及依据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活质量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在对生活质量的测量与评估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从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理解，因此在测量与评估时也都主要运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第二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大都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因而他们主要用反映人们生活态度和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与评估生活质量。第三种是将上面两种理解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认为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两部分组成，因而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估时，有选择性地从上述的两个指标体系中选用部分指标。
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测量的三种方法，与人的需求层次相适应，同时也是社会现实基础的反映。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反映人的生理、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一方面，五个方面的需求是同时存在的，另一方面，当某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成为主导需求，代表了当前的需求层次。生理、物质方面的需求与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相联系，是较低层次的需求；精神方面的需求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相联系，是较高层次的需求。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需求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不一，这两个方面有所偏重而已。当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时，人们的需求程度较低，倾向于将收入增长中的大部分用于增加消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以此来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够发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因此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上。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发展程度较高，人们的需求层次也较高，人们主要关注的不再是物质方面的需求，而转向精神方面的需求。美国已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即生产力或经济发展水平的范畴）转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人与人主体间性的范畴），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主要是在人际交往中所获得的他人的认可、自尊感、亲密感、成就感等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程度，而这些需求只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满足。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人的需求有不同层次，但不同层次的需求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对生活质量的测量，要同时从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来进行（即上述第三种方法），较低层次的需求和较高层次的需求同时兼顾，只是二者应保持不同的权重。
2农村现实基础及其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反映
如上所述，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够发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物质的需求与满足程度方面。这是与人们的需求层次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基础的正确反映，体现了理论应该正确反应现实的要求。认识要以现实为基础，理论应该正确地反映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为了深入了解农民生活质量，就必须对农民群体先作大体了解，以确立认识论的合理途径，选择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至少应在表面效度上适应农民的生活。为此，2004年3月，笔者专门到调查地进行了试调查，针对调查对象的特点建构指标体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受物质条件限制较大，这种现实基础决定了本次调查应建立何种类型的指标体系。据洪湖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23.31元，农民整体生活水平处于温饱阶段，以满足日常衣、食、住、行为主，高档的奢侈消费品并不多见。由于调查群体的整体需求层次不高，因此以选用物质方面的客观指标为主，而以精神方面的主观指标为辅。客观方面指标选用了个人及家庭收入、消费水平、交通情况、居住及住房设施等方面的指标。同时还调查了家庭人口结构，特别是突出了家中老人与在校就读成员的数量，以确定家庭经济负担程度。这几个方面以客观的数字描述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主观方面的指标选用了对上述几个方面的主观评价、邻里关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休闲娱乐、职业、社会服务和生活环境等方面，测量农民的主观生活感受。主观生活感受是客观因素影响生活质量的中间变量，同时它本身也是生活质量构成的重要方面，但起基础作用的是客观因素。因此，本项研究力图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描述农民生活质量，以物质生活质量为主。这一指标体系的建构也隐含了本项研究的理论假设，即由于农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物质生活水平对农民生活质量有较大的影响。
（2）生活方式与城市有很大不同，相当多的农民还保持着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在劳作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交往上，以与亲戚、邻居交流为主；在娱乐上，寄托于电视、麻将和闲聊……这种状况，决定了各个指标的具体内容（如封闭式问卷中提问的方式和答案选项）。因为指标的建构一方面要描述农民生活的方式，另一方面要解释这种生活方式对生活感受（同时也是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此，在劳作上区分农闲与农忙季节的劳动时间，并测量劳动强度对劳动者的主观感受的影响；在交往上，测量农民交际范围（左右几家的邻居、对同村但不同组的村民的熟悉程度）、对象（邻居、亲朋好友等），测量农民获得他人认可、自尊心的满足程度；在娱乐上，描述农民的娱乐方式（打麻将、看电视、闲谈等）……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的特殊性，需要设计与之相适应的指标来进行描述，对这些指标的具体描述直接来源于对农民生活的观察。
（3）由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农村的一大特色。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上，要着重描述这种状况，并分析它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包括两个相反的方面：①积极的方面：农民外出务工，为家庭带来了收入，提高了物质生活质量;②消极的方面：农民外出务工，使家庭分散，夫妻分居、父母与子女分离，在此情况下情感是否会变得淡漠;互动方式（打电话、写信、带口信等）,互动频率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从而对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更有甚者，许多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全体外出，家中只剩下老人，有的老人还需照顾未成年儿童，这些老人和儿童的生活质量会起什么变化。建立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具体来说包含：第一，外出务工者对家庭物质生活方面的影响，如收入、住房情况、家庭设施、日常消费等物质生活方面；第二，设立多项指标，测量外出务工者与在家留守人员之间的互动方式、频率、关系的变化等。这些方面的变化最后通过主观评价指标与生活质量指标联系起来。
（4）农民物质生活质量不仅与其家庭经济状况直接相关，而且受农村公共设施的直接影响。最近几年以来，本项研究的调查地点经济发展较快，新建了多项农村公共设施，如1997年修建了十几公里的水泥路，改善了农民的出行条件，也带动了当地交通业的发展，客车、麻木（客运小三轮摩托车）大量涌现；新修了农田基本设施，改善了农民的劳动条件；新建了水塔，有线电视入户，电话线也牵到村中。这些新的公共设施直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些新的变化，在调查中不能忽视。为了反映这些变化，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中，一方面测量农民对这些设施的评价水平；另一方面在时间上作纵向对比，以过去为参照标准，测量公共设施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5）由于社会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生活质量不但要描述目前的生活状况，同时还要具有前瞻性，有预测未来变化趋势的能力，因此，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中增加若干预测项是必需的。根据调查地点的状况，本项研究在指标体系中增加了三项预测项，分别是家庭订阅报刊的情况、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对环境污染的认识程度。前两项关注个人的发展，后一项关注环境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不同时点测量这几个问题，将会得到不同的回答，从而有助于了解其与生活质量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判定社会的进步程度。
总之，指标体系的建构首先追求的是表面效度，即指标与调查对象相适应的程度。表面效度的判定要从社会现实基础出发，同时要直接来源于调查对象的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来衡量农民的生活质量，并以日常生活中的变量来求证理论假设。
参考文献
1易松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2）
论文摘要： 本文就家庭视角评述国外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关研究。有关文献表明，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有明显的外在化特征，区分性低，较少指向未来;他们存在社会信息加工中的译码困难和归因偏向，其信息加工技能和认知控制技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性情绪发展也存在诸多困难;他们的亲子依恋往往是不安全甚至矛盾类型;他们往往难以被同伴所接纳，在交往中更多地表现出适应不良性行为，其友谊质量也比较差，但自我效能、自我调节以及良好的群体特征是改善其同伴交往的重要因素;家庭的各种不利因素还会对其社会交活动中的活动能力、活动数量、活动水平和活动技能带来影响，在他们身上也更容易出现攻击、退缩以及各种过错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当前，有关这些儿童的神经生理与心理学结合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
处境不利，是指个体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相对困难与不利境地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必须承认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处境不利的群体。近年来，尽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儿童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权益维护状况也得到很大改善，但是，部分处于不利境地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还是不容乐观，他们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特别关注和大力扶持的群体。其中，由于身心缺陷、家庭因素、教育因素、经济文化因素等的负面影响而形成的处境不利儿童更应成为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儿童青少年处境不利既可能表现在其学校生活中，如学业不良或同伴关系不良，也可能表现在更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辍学、童工、流浪甚至违法犯罪，但从起因上看，大多与不良的家庭环境有关，或者正处于非常不利于其发展的家庭处境之中。因此，我们把这部分由于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家庭经济文化的弱势状况和家庭内部关系不良而对身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儿童统称为家庭处境不利儿童。本文仅就家庭视角对国外关于处境不利儿童在社会认知、社会性情绪、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等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领域的研究做一概述，以期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1 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的几种典型及其关系
尽管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家庭环境情况各异，非常复杂，但从焦点表现来看，国内外研究大都集中在三类比较典型的儿童上。⑴家庭贫困儿童或经济文化弱势儿童(economicallydisadvantaged children，underprivileged children)。对于这部分儿童的界定，一种是由较明确的指标来衡量，另一种则是根据某种约定成俗的社会等级或少数民族身份。前者如美国，每一个时期都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均国民收入状况划定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SES)。如当前有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0400美元界定为低SES[1]，而20世纪60年代末期则以年收入4000美元为界[2]。在以色列，界定家庭贫困儿童或经济文化弱势儿童主要依据父亲的出身、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住宅密度等三个参数[3]。后者在一些社会等级制度或特征比较突出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通用，如印度的研究者除了以家庭收入为指标外，还往往以婆罗门家庭和“神的子民”家庭作为区分处境有利和不利儿童的依据[4]。⑵家庭关系不利儿童。即由于父母分居、婚姻冲突、离异、再婚、死亡、失踪等家庭各种不稳定人员关系或负面因素等导致缺乏必要的关爱和照顾的单亲抚养、隔代抚养或寄养儿童。其中以离异家庭儿童为最具代表群体。美国当前每年有100多万的儿童经历父母离异，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也有十多万儿童遭受父母离异的痛苦[5]，我国学校中的父母离异儿童数目也非常庞大。⑶受虐待儿童(maltreated children)。
指由于家庭成员暴力或精神伤害而受到身体虐待、性虐待、情绪虐待、医疗保健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根据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部(USDHHS)在2003年的统计，有180万儿童被报告为受虐待或被忽视，而被地区和州儿童保护和服务机构提名的此类儿童超过300万。这个比例达到全美儿童人口比例的12.3%[6]。近年来，被忽视的儿童尤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纽约州，1988年的儿童虐待调查发现有92%的儿童虐待涉及忽视而不是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有研究者强调，“有关研究和公共政策明显地对忽视在儿童发展中的毁灭性影响重视太少”，“这种虐待的潜在影响可能是由于更多慢性的、弥漫的、自然的疏忽而产生的。它可能反映了整个家庭功能紊乱的一般性水平”[7]。无论如何，儿童虐待和忽视对其认知、语言、社交、情绪等的发展都带来非常有害的影响，并使之处于出现一系列行为问题、精神失调以及病态人格的增进的危机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研究的上述三个方向仅仅是代表了与家庭有关的不利处境儿童的比较典型性的类别，除此之外，还会有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社会文化变迁、各种突发事件而导致的短期或长期的家庭系统紊乱或家庭环境不良，从而出现与之相应的各种家庭处境不利儿童。
另外，对于某些儿童来说，各种不利或弱势因素很可能会交织在一起发生交互作用或多重影响，比如，家庭贫困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和父母冲突，也容易引发父母对儿童教养的粗暴简单和对儿童发展的忽视，父母离异也容易导致单亲家庭失去经济支柱而穷困，也容易引发单身父亲或母亲对孩子的虐待和忽视。在这其中，尤以受虐待和被忽视儿童为问题集中表现群体。在考察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还须注意的是，上述三类儿童在其社会性发展中既有共通之特点，也有相异之发展轨迹和方向。
2 社会认知与社会性情绪
2.1 自我概念的内容与特点
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儿童个性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更是调和不利家庭环境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核心变量。Fahey和Phillips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做过一项对处境不利小学儿童自我概念的内容分析研究[8]。结果发现，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中包括了性别识别与认同、姓名、年龄、身体外貌、家庭和同伴关系、一般社会地位、家庭住址、兴趣、职业、财产、志向、品德、宗教从属关系、种族意识、素质、学校学习、技能等。处境较好的儿童总体上的自我概念描述种类与处境不利儿童相似，但却有两个额外的种类，即抽象认同(abstract identification)和社会身份(social status)。前者如“我是属于世界大家庭的个体”，“我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点”等的抽象宣称说明这些儿童经历了更多的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刺激环境，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自我中心，其社会认知成熟与其它关于智力和形式运算的研究相似。后者则体现了处境较好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趋向于通过声明他们是“家境好的”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女而把他们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在涉及到有关同伴关系和交往的认知时，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趋向于强调和他们的同伴的竞争性的经历，而处境较好儿童趋向于更多地指出积极的同伴的关系;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志向的种类上，处境不利儿童表达的志向显著较少，而处境较好儿童表达多种多样的志向和理想。从自我概念描述的结构上看，处境不利儿童的所有反应都与当前时态相联接，而处境较好儿童更多地是根据过去的、当前的和未来的理想自我来构想自己。他们更多地趋向于把理想自我置于他们的自我描述中，从而提升了他们自我概念的质量;处境不利儿童则在自我描述上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在学校成绩和技能方面很少能积极地看待自己，自我接纳一直随附着满足于外部标准以及他们的老师和父母的期望的特征。因此，他们的控制点更多的是外在化的。
2.2 社会信息加工和认知控制
社会认知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础。许多研究认为家庭处境不利会给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Cicchetti等人对受虐待儿童、低社会经济状况(SES)家庭儿童和中等社会经济状况的正常儿童进行错误信念任务测验，发现虐待和忽视比家庭经济贫困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迟缓发展影响更大[9]。Dodge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已经在探讨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社会认知发展问题上得到了验证。Dodge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有身体虐待史的学龄儿童在面对暧昧、不明确的信息时候，比对照组儿童更有可能遗漏相关的社会性线索而归因于别人的敌意意图[10]，随后大量的研究也都证明处境不利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中的译码困难和归因偏向。Rose(1999)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处境不利的高危儿童经历了大量的负性生活事件而倾向于更为悲观的归因方式[11]。Joseph等人就小学阶段受虐待儿童对不同人际关系身份的个体(父母、教师和同伴)的归因倾向进行研究，检测儿童敌意归因倾向与虐待的频次、严重性的关系，并探讨儿童对父母的归因特点在调节受虐待儿童对不熟悉同伴的敌意归因的关系上的作用。结果表明，相对于正常儿童，身体受虐的男孩更可能对各种人际关系身份的对象作敌意归因，包括他们的父母、不熟悉的老师、他们的最好的朋友和不熟悉的同伴。男孩中发现了身体虐待的发生次数和敌意归因存在正相关。结果支持了身体虐待和敌意归因趋势在小学早期存在联系的观点[12]。另外，Toth和Cicchetti等人还在有关研究中提出，归因方式的负性偏向并非是处境不利的唯一结果，而正确的归因方式还能在家庭虐待和儿童外在化行为问题之间发挥调节、缓和作用，归因方式和儿童对家庭状况与父母行为的积极认知和正确理解在抵制儿童虐待的有害效果时发挥了保护性作用[13]。
Rieder和Cicchetti认为，儿童在信息加工中出现的译码偏差与归因偏向同其认知控制机能有关，处境不利儿童和处境较好儿童存在着认知控制机能的发展差异。在其巧妙的实验中，发现处境不利儿童在处理无关的攻击性信息时，往往是缺乏效能的，即他们无法抑制对无关信息的注意，其攻击性幻想的特征难以控制地使他们的注意指向攻击性刺激[14]。近年来的事件相关电位测量(ERP)证实了社会信息加工、认知机能控制理论以及认知—情绪平衡理论的类似假设。当儿童对表现生气、害怕和高兴的面部表情的图片进行反应时，受虐待儿童对生气表情的图片比控制组儿童出现较大的P3b振幅。这说明与虐待有关的异常的情绪经历可能改变了他们注意的分配以及灵敏性[15]。
2.3 社会性情绪的发展特点
儿童社会性情绪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不利家庭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为儿童年龄、性别、身份等变量所左右。一些研究指出，早期家庭经济贫困或社会文化弱势往往作为起始原因，持久而深刻地影响儿童社会性情绪的发展。或者说，父母因经济拮据而带来的情绪失调往往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在一项纵向研究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5岁和14岁时的情绪健康状况总体上具有一致性，焦虑、抑郁、害羞、退缩等特征比一般儿童更加突出[1]。然而，就父母离异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孩提时代的父母离异会作为一件破坏力极大的生活事件影响当时的情绪和行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理的成熟，这种心理创伤会在其它积极因素的参与下得到治愈。Franklin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离异的大学生在抑郁以及其它一些观测因子上没有发现与正常家庭大学生有显著差异，低自尊和抑郁并不是离异家庭大学生的性格[16]。Valarie(2002)的研究也表明，尽管父母离异对子女在成人期的人际信任有负面的影响，但在过去的亲子关系被考虑进来后，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17]。早期受虐经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龄前儿童的人际信任、人际情感距离、好奇心、成就欲以及情绪的社会性参照寻求[18]。从对自我的情绪体验来看，受虐待婴儿典型地表现出对点红实验中镜子中的自我影像的消极或中立的情绪。这说明受虐待的婴儿对自我的感觉是不好的或具有羞耻感的[19]。学龄阶段，受虐儿童的抑郁症状也比正常儿童显著突出[20]。儿童后期和青少年期的同伴交往的挫败强化了这种早已萌芽的自我体验，他们的自尊感也就受到极大的破坏，有证据表明，受虐儿童自尊感的削弱与所有的受虐待类型有关[21]。
儿童对道德情境中的情绪体验是衡量儿童社会性情绪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Smetana(1999)等人设计的一项学龄前儿童关于假想和真实的道德犯过情境的道德观念的实验中，发现了受虐待儿童和正常儿童之间以及受虐儿童各类别之间的情绪判断上的一些微妙差异。比如，在假想的犯过情境中，正常儿童比被忽视儿童更多地判断犯过者在犯过时是难过的，受虐待儿童更多地把受害者看成是害怕的，被忽视儿童比身体虐待儿童和正常儿童对假设的不公平情境报告更多的害怕反应，等等;在真实的犯过情境中，无虐待经历的男孩比受过身体虐待的男孩更多地认为受害者是生气的，受过身体虐待的男童则比其他组儿童更多地认为受害者是难过的[22]。这些细微的差异，都可以被认为是特定的家庭不利处境或经历给儿童社会性情绪发展所留下的痕迹。
3 社会交往和同伴关系
3.1 亲子交往和亲子关系
处境不利儿童的童年大多是不安全、不稳定的，所建立的依恋关系也大都是以不安全依恋类型为主。在有虐待史的儿童中，更是发现突出的矛盾紊乱依恋类型[6]，另外，婚姻冲突和家庭亲密居住关系的解散更是破坏了亲子关系。无论是家庭经济困境还是家庭关系不良都会减低父母对儿童行为的容忍度，同时又增加了儿童令人厌恶的破坏性行为。过去和当前都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儿童早期低质量的依恋关系和不稳定的家庭关系能预测儿童今后的病理性内外行为问题[23]。作为一种循环，亲密依恋关系的减少，增加了儿童某种反社会或非社会性的压力和弱点，导致了儿童对环境控制的妥协、控制情绪和反应能力的下降，并潜在着各种悲伤、沮丧、愤怒和害怕，这些情绪又转而表现在行为问题上，增加了家庭的不和与冲突，同时也导致家庭结构的瓦解数量的增加。从长期来看，不安全依恋关系也导致儿童丧失人际交往的情感和信任基础，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和社交技能。但是，近年来一些研究乐观地指出，家庭处境不利导致的亲子交往障碍以及亲子关系质量低劣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可怕。一项对五年级处境不利儿童的写作研究发现，尽管他们的家庭频繁破裂或经济拮据，但是他们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和热爱，在以“我的家”、“我的家庭”、“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学校”、“我的城市”等为主题的短文写作中，这些处境不利的儿童尽管明知自己的家庭状况，但是依然用他们在周围环境中所看到的积极方面埋葬那些消极的生活事件，表现出爱、分享和帮助，学习着我们一直提倡的传统的价值理念[24]。还有些研究指出，早期亲子关系问题并不一定为今后社会交往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自我调节和控制比婴儿期依恋和童年期亲子关系对今后的社会适应有更大的预测作用[25]。特别是对那些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处境不利儿童来说，积极的自尊、自倚、自信和自我调节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早期交往不利所带来的影响。
3.2 同伴接纳与友谊
许多研究发现，家庭处境不利的儿童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敌意和攻击性。虐待和忽视经历还能使儿童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退缩行为，在青少年时期，这种逃避和退缩还可能使他们卷入逃避性的青少年违法中。Shields等人(2001)以7日夏令营的方式，让互不相识的处境不利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在小组中开展交往与和娱乐活动，在第四天让每一个儿童在小组中根据合作的、分裂性的、怕羞的、打架的发起者、领导者等五个特征之最进行同伴提名，结果发现有虐待经历的处境不利儿童表现出大量的适应不良行为，在同伴提名中被更多的被认为是最具分裂性、缺乏合作性以及打架的发起者[26]。在另一项夏令营研究中，也发现有虐待经历的处境不利儿童更为明显地避开其他儿童，远离表示友好的同伴的接近;与对照组儿童关切的表现不同，他们对那些难过忧伤的同伴不仅没有表现出关心，反而会趋向回避甚至攻击。所以一般来说，有虐待和忽视经历的儿童很少主动发起同伴交往，表现出更多的负性社会交往、更多的外在化行为和不恰当行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他们很少可能成为受欢迎者，更多可能被同伴所拒绝。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氛围融洽的良性群体中，处境不利儿童同伴交往的频率、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积极情绪的表现都与对照组儿童相似，而在新形成的群体中，他们缺乏能力表现，其积极情绪的表达也随着年龄减少[27]。这说明，积极的同伴交往和良好的群体氛围是驱除家庭处境不利所带来的阴影的灵丹妙药。
从双向互选的友谊关系来看，正是由于处境不利儿童低劣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技能，使他们在广泛地建立友谊和维持友谊关系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友谊的情感质量和友谊的亲密需求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指标，Toth等人曾让儿童从这两个维度描述了他们与父母、老师和最好朋友的关系，结果发现，处境不利儿童在这两个维度上毫无相关，他们对同伴的亲密行为期望也较低，这种低期望值的同伴关系概念不利于他们与同伴形成互惠行为，从而阻碍了友谊的建立与维持[20]。
不利的家庭环境作为前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儿童在同伴交往上的诸多问题，但也正是同伴交往和友谊在儿童早期不良家庭环境和今后社会交往之间充当调和因素。目前，恢复性同伴治疗(RPT)作为一种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干预方法在学校、家庭、社区都得到运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4 社会行为与行为问题
社会行为是社会性发展的外部表现，其核心是社会适应问题。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社会适应问题包括学校适应和社交适应，而从行为研究的内容来看，基本是围绕着内因性问题行为(如退缩、抑郁/焦虑性行为症状)和外因性问题行为(如攻击、举止粗暴、过错与犯罪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而展开。贫穷一直被认为与青春期行为不良有着密切关系。一些研究认为，在低年级阶段，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可以典型地预测儿童在学校的问题行为而非学业状况，而家庭收入却不仅能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而且还能预测其学业能力。不同年龄的儿童对父母离婚的适应和反应是不同的:2岁半到3岁3个月的儿童表现出倒退行为，3岁8个月到4岁8个月的儿童易怒、粗暴和有攻击性行为，5岁到6岁的儿童既会出现内因性行为问题如焦虑，也会出现外因性问题行为如攻击性，7到8岁的儿童更多的内因性问题行为如退缩、害怕和抑郁，9到10岁的儿童则更多地以丰富的负性情感来体验父母离异所带来的伤害。许多纵向研究还显示，家庭分裂过程比离异后的家庭结构变化对儿童的学校适应和社交适应会到来更大的困难。在儿童进入青春期后，父母离异所带来的延迟影响可能会再一次影响年幼时父母离异的青少年，这个时候他们更容易出现吸烟、酗酒、吸毒和过错行为。因离异、虐待等原因而造成监管人的改变以及住所的改变次数与儿童过错违法行为、吸毒、辍学有关，情感拒绝和忽视更是辍学和逃学行为显著相关[28]。一项家庭成分对儿童行为的预测研究发现，虐待不仅能预测儿童的攻击性，而且还能因家庭其它不利成分而预测儿童的其他行为，比如，兄弟姐妹的被虐待和被忽视的比例还能预测儿童的活动亢进以及不专心行为[29]。
儿童社交活动的参与性和胜任性也因家庭环境不利而受到影响。有人采用儿童行为问卷(CBCL)让儿童母亲对有受虐待经历儿童和对照组儿童的社交活动中的活动能力、活动数量、活动水平和活动技能进行评定，有关的社交活动涉及体育、游戏或业余爱好、工作和家务、组织或俱乐部团体活动。结果显示，两类儿童的活动数量和活动技能均有显著差异，有虐待经历的儿童的母亲在孩子所参加的所有活动中都明显地倾向于认为其不胜任或无能力[30]。而家庭经济文化弱势的儿童则表现出另一种倾向，他们在小学中高年级开始更多地寻求家庭外的支持，家庭外行为也更频繁、复杂。
转贴于
处境不利儿童行为问题的内部生理和心理机制成为当前深入的一个领域。有人试图希望通过情绪管理机能和自我防御机制说明处境不利诱因同儿童内因性和外因性行为问题的内在关系。发现有虐待经历的儿童在情绪管理机能上受到较显著伤害，表现出低水平的冲动控制，容易过敏、生气、被动和抑郁。与正常儿童相比，他们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得以不恰当的泛化施用。身体受虐待儿童比被忽视儿童出现更多的倒退、否认、投射和摄取作用，被忽视儿童比身体虐待儿童出现更多的补偿、抵消作用[31]。近年来，随着神经心理学和分子生理心理学广泛深入，对处境不利儿童行为问题的神经生理和分子生理机制的研究也得以展开。比如，有研究发现，基因编码中的功能性多态现象，即能产生代谢变化的单胺氧化酶A(MAOA)能缓和虐待所带来的消极后效。具有高水平MAOA表达基因类型的受虐待儿童减少了反社会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32]。另外，关于这些儿童所处不利环境和不幸经历对脑神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5 几点简评
5.1 家庭贫困儿童、父母离异儿童、受虐儿童仅仅是处境不利儿童的几种典型表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处于不良或不利于其发展的家庭环境，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环境的消极影响;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不良家庭环境的动力学机制不同，对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的具体影响也各不相同，同时，这种影响与儿童生活的其它生态系统发生不同的交互作用，从而导致这些儿童彻底摆脱这些消极影响的恢复力(resilience)也可能各不相同。为此，我们需要一方面具体细化研究各种处境不利儿童在认知、情绪、个性和自我系统、品德等方面的心理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更重要地是要探索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共同高危因子及其动态演变、各种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共同特点、共同高危因子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促进儿童积极发展的恢复力构成要素等等。
5.2 如果说家庭贫困往往是各种家庭问题发生的起始原因的话，那么儿童忽视则是家庭处境不利对儿童影响最具普遍性的现象。在经济贫困的家庭中，父母往往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高，或每日为生计奔波。前者导致父母缺乏教养孩子的基本知识，后者导致父母没有时间教养孩子，两者都容易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在父母冲突、离异、分居的家庭里，父母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焦虑、烦躁以及独立支撑的经济压力很难使他们顾及到孩子。我国社会总体偏低的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转型期逐步上升的离婚率，为儿童忽视现象的高发性提供了可能。从国际上对儿童忽视的一般分类来看，涉及身体忽视、情感忽视、医疗忽视、教育忽视、安全忽视和社会忽视。这不仅影响到儿童的生存、安全和身体健康发育，而且还影响到儿童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教育忽视还相当于在早期剥夺了个体未来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基本条件。由此来看，把忽视理解为对儿童发展的毁灭性影响并非夸大其辞，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5.3 总结国外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科学鉴别，政府与研究部门共同建档，籍此开展长期的追踪研究、援助和干预工作;第二，丰富多彩的实证研究和建立理论模型的配合，大量的具有生态特征的质性研究方法如观察、访谈、活动产品分析等被研究者愈加广泛运用，以实现对这些儿童更为全面的生活化的理解;第三，神经生理、分子生理和心理学的高度整合，使研究结果更为清晰客观;第四，非常注重干预性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强调生态化，重视家庭(父母卷入)干预、社区干预、学校干预、同伴干预的系统化与整合。
5.4 国外研究者所关注的处境不利儿童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文化急速变迁的我国社会，除了上述几种类型的处境不利儿童之外，下岗职工子女、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农村留守儿童等可以广义地划归入儿童弱势群体的范畴中。对这些儿童发展的研究是极具本土特色和现实意义的。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条件的关注、呼吁和扶持既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研究现状来看，对这些儿童往往是描述的多，深入研究少;呼吁的多，实质性的发展性干预少;单学科探讨的多，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整合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少。我们应该在充分借鉴国外有关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和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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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1993）在反映一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上存在不足，本文将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分析为出发点，系统思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进及运行过程，以求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成果，从而有利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对比，找出能够真实反映不同经济体在其所处的经济水平下其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生活水平；赶超成本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02
一、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过程与规律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开展国民经济核算所遵循的方法制度及其成果所构成的统计信息系统，它为国民经济核算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核算模式，制定了统一的分类标准，综合利用统计、会计和其他核算方法，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起源于SNA，该账户体系是在系统总结和继承之前国民收入估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最新版本是1993年由联合国公布的。此后，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在不断向前深化，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照其核心指标GDP所考虑的经济活动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传统GDP、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GDP三个阶段。
1.传统GDP与绿色GDP概述
传统GDP核算的主要理论成果可以被划分为两大体系，即：SNA和MPS，SNA是目前国际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MPS（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System）是由前苏联提出并推广的，简称物质平衡表体系。两大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第二，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第三，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绿色GDP，即EDP（Environmentally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的基础上，从GDP值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所得到的计算结果。目前国际上几个重要的核算体系主要包括《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SERIEE）、《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NAMEA）等。
2.可持续发展GDP概述
可持续发展GDP又称广义绿色GDP，其核算范围要远远大于绿色GDP的核算范围，可持续发展核算除了要包含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资源环境成本之外，还要包括社会成本，从而综合反映以经济发展为支撑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该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 年开发的人文发展指标（HDI），经济学家Daly和Cobb提出并不断进行完善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以及联合国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数（GPI）等。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做减法”，即从传统GDP到绿色GDP是从GDP中减掉资源环境成本；从绿色GDP到可持续发展GDP是从EDP中再减去各种性质的社会成本。其原因在于不同核算阶段所关注的核算对象的范围不同，传统GDP关注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绿色GDP关注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而可持续发展GDP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各种相互关系。
二、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
可持续发展GDP核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或意义深远的问题上，目前该领域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国民素质、贫困、腐败、收入分配、安全事故、犯罪等社会性费用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长期以来，各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很难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民经济核算很难准确反映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1.收入因素与成本因素
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一般包括两大类，即：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般只考虑收入因素对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影响，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成本因素。所谓成本因素，主要是指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特定支出类因素。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设有两个家庭A和B，每个家庭都有三位成员，即爸爸、妈妈和孩子，两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其中A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B家庭年收入为15万元（视为长久性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看，A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于B家庭，高出的幅度大约为50%。但是以下几种情况却给出了我们怀疑的理由：
情况一：假如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在读大学并且自费，A家庭的孩子在国外而B家庭的孩子在国内，由于留学费用要远比国内学费高得多，所以A家庭的生活水平可能在短期内会下降很多。
情况二：假如两个家庭持有不同的风险观念，A家庭是典型的风险规避型，因此买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保险；而B家庭则是风险偏好型的，对待风险的方法是风险留存，因此相对于A家庭来说B家庭节省出了大量的保费用于当期消费。
情况三：A家庭的运气很差，他们在一次外出时不幸出了意外事故，需要支付大量的医药费；而B家庭则平安无事。
情况四：A家庭虽然收入较高但是嗜赌成性；B家庭则安分守己，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以上几种情况足以说明成本因素对于生活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认为，现实生活中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除了收入外还应该考虑成本因素，成本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赶超类成本、防御性开支、偶然性支出和不良生活习惯支出。
上面例子中所描述的“情况一”就属于赶超类成本，它是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例如受教育或接受在职培训等。事实上，这一类成本因素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是成本类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本文在下面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情况二”属于防御性开支，是指为了规避未来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损失而在当期必须支付的成本，例如购买保险等。“情况三”属于偶然性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灾害和自然灾害两类，例如地震、水灾、劳动事故、犯罪等。“情况四”属于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除了外，该类成本还包括吸毒、浪费等。
2.赶超类成本的进一步研究
赶超类成本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赶超类成本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根据其性质不同主要分为三类，即：实物类、虚拟类和心理类。
（1）实物类赶超成本。该类成本的支出形式为具体的实物，例如某人为了在将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而进行创业，为此需要购置的机器设备厂房等都属于实物类的赶超成本。
（2）虚拟类赶超成本。在形式上不体现为实物，例如一位到城市打工的民工，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参加业余电脑技能培训，这一行为影响到的他当期生活水平，但却提升了他的劳动能力和个人素质。
（3）心理类赶超。该类成本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赶超类支出，主要指既未产生实物资产又没有提升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是由于心理压力等原因所造成各类“支付”。
目前的可持续发展核算指标体系在反映生活水平问题时一般都未考虑赶超类成本，如HDI只考虑收入因素、ISEW只考虑了防御性支出、GPI只考虑偶然性因素等。原因主要在于赶超类成本具有广泛性，核算难度较大，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说，使用账户式的核算方法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核算并不经济，因此需要找出一套既可以合理估算赶超成本又能够有效控制核算成本的有效方法，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赶超成本模型正式基于这一问题提出的。
三、赶超成本模型的理论研究
1.模型的基本假设
以两国模型为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造成两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认识到这种差距后，落后的一国便会产生赶超先进国家的客观意愿和要求，进而将其付诸行动，但是赶超的过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部分成本来自于落后国家的各期GDP，因为这部分产出以投资、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等形式被消耗掉而无法用于居民的现期消费，所以国民经济核算在考虑居民生活水平时，应将这部分成本从GDP中扣除。
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
（1）两国国民生活水平或者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取决于两国的科技或生产力发展水平。
（2）落后一国的国民有加快发展本国经济以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动力。
2.模型的构建
（1）前提假设
为了简化最初的模型设计，有必要在基本假设下进一步提出以下四条前提假设：
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风险中性的，从而折现率r使用无风险利率。
②加班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重较小，可以忽略。
③赶超成本连续投入，逐年递增，并保持与GDP的预期增长率相一致。
④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准确的评估，即关于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信息完全，从而赶超年限可以准确估计。
（2）估算方法
本模型的估算方法采用现金流折现法，即：以各年的赶超成本作为当年的现金流量，以当期时点为折现点，将各年预期的赶超成本折现。借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效市场”的概念，本文认为这一折现值应该等于以目标国家劳动生产率（集中反映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评价指标的赶超国家与目标国家当期的经济增长差距值，也就是说，赶超国家为了能够达到目标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各期支付的赶超成本应该等于以期望将来达到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当期进行生产所能达到的潜在的生产价值减去当期实际的生产价值的差值。其中，所谓的赶超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一国，所谓的目标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的一国。
（3）四个基本变量
①赶超成本（overtaking cost）：一国试图从科学技术、生产条件、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社会制度、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达到或接近更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②赶超年限：赶超国家用于追赶目标国家所预期需要的期限。
③折现率：即无风险利率。这里之所以使用无风险的折现率在于前提假设1中设定各国为风险中性的国家。
④发展增加值（development value）：是指以先进国家的生产效率核算出的本国潜在国民收入减去本国目前生产效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差值。此处的发展增加值与前文中所提到的各年预期赶超成本折现值是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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