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关键词】文学;民俗;互动
文学与民俗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钟敬文先生就在《答编辑部》一文中,对民俗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古典文学其“单一的研究方向,多少造成了研究者视野的狭窄和思维模式的僵化,满足于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平面的图解,自然也就不可能从更高的审视高度上,对民俗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诸如: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及心理学等学科有所借鉴、有所取资,对古典文学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了。”1
本文试图对文学与民俗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剖析,理清文学与民俗的互动关系。
一、文学记载民俗
王国维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而但凡一代文学之兴起,往往亦有其民俗根源。以《诗经》为例, 这本古代百科全书记载了相当丰富的民俗事象,包括农业生产习俗,如《豳风・七月》、《周颂・载芟》等,反映了周人按节气进行农耕、开垦荒地、播种百谷、秋天收割以及祭祀土地、谷神的热烈场面。另外还反映了民间及贵族的宴会习俗,如《小雅・鹿鸣》描写了欢聚宴饮、热闹祥和的场面;《小雅・吉日》是写狩猎之后的宴饮;《小雅・楚茨》是写祭祖后的宴饮。这些也都是我们研究当时宴饮习俗的非常珍贵的民俗资料,它们再现了周人当时的生活。
不仅仅是《诗经》如此,每一代的文学都是民俗的载体,而且越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越是贴近生活,这是因为读者从其中读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随着文学形式的日趋自由,更适宜于反映生活场景、民俗事象。唐诗、宋词、元曲、小说,保存了大量的民俗,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就不赘述了。
二、民俗事象向民俗意象的转变
如果说文学作品中记载了大量民俗,是指文献资料层面上的话,那么民俗作为文学作品的素材,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这恐怕就是作品创作中始料未及的了,当然,这种情况包括作者有意识为之和无意识的利用。从民俗事象到民俗意象的转变,就说明了这一点。月亮、黄昏、雨、钟声、高楼、船、烛、柳、桥等都是富有蕴藉的民俗意象,因为这些事象由于中国人特有的民俗心理而在文学作品中转变成意象,传达出特定的文化内涵,蕴含了人的精神密码,有时候,一些意象就成了文学写作中的“民俗”,是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例如传统文学中的月亮意象:“所言者月,所寓者心”,“同是一轮明月,在李白笔下是‘明月出关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月亮象征着雄心勃勃,生命盎然的盛唐气度;而在杜甫那里则是‘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显得那么苍老而疲惫。”3从这些文学作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文人丰富而复杂的月亮意象心理。他们对月亮情有独钟,这是共同的民俗大环境所促成的,但是又由于各人的成长经历、生活遭际、性格造就以及审美情趣的不同,还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具体民俗心理,这在这些诗人的诗词中就反映了出来。
三、民俗氛围中的文学创作
所谓在民俗氛围中进行文学创作,一种是指处于某种民俗大环境中,耳濡目染了之后心有所触,或曰产生共鸣,进行文学创作,如沈从文所写的湘西题材、鲁迅所写的鲁镇百态;另一种是指作者处于某些特定的民俗场景,如节日、异乡产生的民俗心理场景等等。这里要具体谈的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某些特定的民俗场景。首先最明显的是节日中的文学创作。节日是民俗,中国的各种节日本身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情感,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也是丰富多彩的。
历史上有名的例子或许莫过于魏晋时期的上巳节和《兰亭集序》,这一千古名篇就是在上巳节这一民俗氛围中写就的。王羲之记载此聚会的《临河叙》在简洁地描写山水风光的同时,强调“修禊事”形式下的实际内容乃“娱目骋怀”与“畅叙幽情”。名士们在会稽的明山秀水中“一觞一咏”,各述其志,各抒其情。羲之“咏彼舞雩”、“虽无啸与歌, 咏言有余馨”。这种民俗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令今人看来,仍欣羡不已。
饮食方面,节俗与文学的结合也十分紧密。如《红楼梦》中的中秋节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开篇《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时逢中秋佳节,乡绅甄士隐邀请贾雨村赏月,“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4自感怀才不遇的贾雨村处于“中秋节”这一催动心绪的民俗场景中,惟有以诗表达心中的郁结和情感,这时他的创作必然是真情的流露。而在《林潇湘魁夺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曹雪芹就写出了大观园的儿女们在中秋期间,在桂花、螃蟹、的烘托下,佳节气氛浓郁,人的诗情也大增。这一回,林妹妹夺得魁首,而薛宝钗在诗中只得末名,这样就将两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含蓄地表达出来。然而,《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的中秋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种“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意境,纵然是中秋佳节,但是贾府的败落、身世的飘零,勾引出黛玉心底深处的悲凉,这时的中秋节里伤怀的元素和她的人生遭际联系在一起,才有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悲凉。三次中秋节的描写,同样的节日,不同的心境和社会环境,会促使人创作出不同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也同时丰富了节日本身的内涵。
四、文学创作促进了民俗的巩固和传承
民俗的传承特点之一是集体无意识,经典的文学作品则能使民俗得到巩固和强调。对于上巳节,或许很多人已经感到陌生了,但是说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就是耳熟能详了。兰亭雅集,名义上是行修禊之礼,实际上更是借此机会游山赏水,赋诗抒情。由此可见,晋人的这种活动已经将上巳的民间习俗雅化,使之除了游乐的性质之外,带有了文化提高的意味。又如中秋节,历来都有举不胜举的诗词流传,但是正是通过这些诗词,使得中秋节的中心含义不断得到强调,月亮的意象内涵得以丰富。民间文学更是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无论是传说、歌谣还是俗语、谚语,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源,老百姓在口耳相传中某一民俗不断得到心理巩固和加强,当然也会发生变异,这也是民俗传承中的正常现象。
五、结语
文学与民俗的关系是交织的、流动的,民俗是文学保持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说文言文是一种“死”的文学,就我的理解而言,所谓的“死文学”,其实就是一种脱离了生活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只有那些贴近日常生活的、反映日常生活的,才是自然的、活泼的、生机盎然的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也与民俗的巩固、传承、变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1]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傅道彬. 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民俗文化；兰州市；《品德与社会》课程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31-02
世纪之交，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2004年11月11日在南昌召开的“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一批著名文化学者和民俗学家建议，我国应尽快把民俗和乡土内容纳入中小学教材［1］。只有民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才能真正起到弘扬和传承民俗文化的作用。本文以兰州市为例，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入手，论述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3-6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能力养成的综合性课程。从教材的内容来看，该课程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以儿童社会生活为主线，按照儿童学习、生活、交往的范围，把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家乡、祖国、世界等内容串联在一起，融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历史和文化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内容为一体，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的能力。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彰显教材的地方特色。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编写的这套教材深入挖掘并展现西北地区的课程资源，选用了许多西部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的情感［2］。使学生在了解和认识家庭、社区、国家、世界等不同范围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在学国历史、文化、民族和民俗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情感，并进而放眼世界，走进地球村。
二、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民俗、历史、地理、文化、道德、法律等与公民素质养成相关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与民俗文化密切联系的内容更多，既有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有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依托有效的课程资源，根据自身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的社会资源，挖掘素材，积极开展民俗文化知识的教育，将其转化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效教育资源，使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小培养学生面向祖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增强小学生对社会生活文化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一）我国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壮丽的山河”中“我们的‘母亲河’”的内容，学习时可与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是全国惟一的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的特点相联系，积极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知识（如马家窑文化、伏羲庙、黄河水车、羊皮筏子、黄河铁桥、黄河奇石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始于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富饶的土地，都印证了“母亲河”对华夏民族的滋养和哺育。而早在四五千年前，兰州先民就依黄河而居，耕牧渔猎，筑屋制陶，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将绚丽多彩的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自秦汉以来，兰州黄河沿岸的众多渡口，就将大西北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从汉武帝设金城郡开始，兰州一直是中原王朝开拓经略西北的军事政治重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造就了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使其成为集黄河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于一身的陇上名城。从历史地理上来看，长期的过度开发，水土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黄河经常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根治黄河”的号召，在黄河中上游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在下游加高加固黄河大堤，防止洪水泛滥。经过多年整治，现在黄河水患已得到了全面治理。但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黄河下游形成的“地上悬河”还在继续升高，这些问题依然是黄河汛期的一大隐患。近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黄河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使黄河水不断减少，特别是在下游，黄河已多次出现断流的现象，给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为了解决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国家正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滚滚长江水将被引入黄河，使黄河再现生机和活力［3］。今天的兰州城市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在学生了解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节约用水、治理黄河污染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
哈尼族土司与汉文化传播
哈尼族世居于大山深处,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前,他们受中央王朝的影响很小,与汉族社会联系也不多。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哈尼族就被中央王朝所统治,与汉族社会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哈尼族土司一开始是迫于中央王朝的压力,必须要加强汉文化的学习和教育。如在清初,清政府颁布了云南土司世袭的办法,其中就明确规定土司的袭位者和其他子弟必须接受汉文化教育。据《云南通志稿•学校志》载:清政府“题准云南土司应袭子弟,令各该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仪。
俟父兄谢事之日,回籍袭职。其余子弟,并令课读。该地方官择文理稍通者,开送提学考取,入学应试”。就这样,哈尼族土司在长期接触、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汉族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所折服,进而使自身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他们从自身做起,积极学习、传播汉文化,引导哈尼族接受、崇尚汉族文化。
(一)使用汉姓,传播汉族文化
使用汉姓,是哈尼族土司积极接受、传播汉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哈尼族传统社会普遍使用“父子连名”家谱。这是一种特殊的家谱,其实质是父系制家庭结构、血缘及财产继承关系的体现;其形式是父亲名字的后一个字(音节)为长子名字的前一个字。例如:黑嘎(父名)———嘎唠(子名)———唠筛(孙名)……长久以后,就会形成一串长长的父子连名谱系。”
天启《滇志》-《临安府•土司官志》记载:“各长官司,俱本土罗倮倮、和泥(哈尼)人,原无姓名,各从族汇之本语定名;或随世递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从元朝起,哈尼族的首领们,一旦被中央王朝封为土司,他们都有这样的心态,即:为表明自己的进步,表明自己与汉族官员没有差异,便纷纷使用汉姓,如王、龙、钱、罗、李、白、张等。据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记载:“明初,土司阿英归附,赐姓钱,授副长官,世袭。于是,一些哈尼族土司开始带头使用汉姓,拉开了在哈尼族地区吸纳、传播汉文化的序幕。有资料描述:哈尼族土司龙者宁,在入贡京师时,得以参加明成祖亲临的端午节,景仰了大都的先进文化盛况,深受感染,他返乡后,每年都在自己的辖地如期举办汉族的这一节日庆典。再有哈尼族土司龙上登,曾赴京受职,在京逗留期间,酷爱汉文典籍,回到家乡后,兴建学校,建盖文庙,还亲自撰写碑文,论述孟子学说等。由于他的亲自倡导,汉文化在他所统治的哈尼族地区得以顺利传播,让当地的哈尼族群众有机会较早地接触到汉文典籍。在明朝末年,龙上登土司的女儿便懂汉文典籍,能工描山水、花卉,显露出深厚的汉族文化功底。土司们开启了哈尼族使用汉姓的先河,哈尼族群众紧跟效仿,于是,汉民族的姓氏在哈尼族民间被普遍使用,汉族文化也如春雨润物,融化于哈尼民族的生活。
(二)启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高层统治,传播汉族文化
土司制度设置之初,哈尼族土司因缺乏汉文化知识而深感事业难以顺利进行,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哈尼族土司们渐渐意识到,让那些学问深厚的汉族知识分子来协助自己的统治,才能尽快地改变这种被动的统治局面,于是他们便开始用高薪聘请自己信得过的汉族知识分子为自己谋划,让他们参与到自己的统治行列中来。这些受重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协助土司出谋划策,办理外交事宜以及一些具体统治措施。例如建筑风格、军事装备、典章法规、器物、监狱等,都效仿汉文化模式构建和设置。
在这个过程中,汉文化也被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哈尼族土司制度机体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文化的影响在哈尼族土司制度中日愈浓厚,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辖区内平民百姓的思想意识和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紧跟效仿,使得汉族文化在哈尼族社会中得到迅速接纳和传播。红河思陀(地名)土司李呈祥(1900—1977)聘请由武汉大学毕业的汉族知识分子廖伯英为他的参谋,使他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那些飘摇动乱的年代中,各项事业都得到顺利发展,其传奇的人生功业在当地广为流传。
兴办教育,传承汉族文化
哈尼族土司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感知到汉族不仅有先进的文化,而且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一些开明的土司便积极开办学校,兴办教育,想让自己的后辈能更早、更多地学习汉文化知识。
如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当时元江府向中央王朝奏请办学时说:“时元江府言,土官子弟、编氓多愿读书,宜设学校以教之。诏从之。”土司们不断聘请汉族知识分子到自己的辖区当教师,兴办各类学校,传授汉文化知识。土司和其他富裕家庭弟子得以进入学校读书,系统地学习汉文化知识。
如哈尼族末代土司李呈祥,堪称是乐于兴办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他从小便接受汉文化教育,曾先后到过石屏、昆明及南京求学,获得了不少新知识和新思想,他的统治较之其父辈开明、进步,不仅对平民百姓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还大力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农贸集市,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他创办“思陀高等小学堂”,聘请文化知识较高的汉族教师讲学,为汉文化在哈尼族地区的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更可贵的是他所倡导的学习汉文化的风气,还对周边地区的哈尼族青少年产生极大的影响,吸引他们前来求学,他还对那些家境贫寒而学业优异的学生给予帮助,培养了许多哈尼族知识分子,为上世纪40年代后期共产党领导下活跃在滇南地区的边纵十支队输送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受到各阶层人士的信赖和称赞。
结语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1］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2］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3］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4］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2艺术民俗学教学目标与规格设计
目前高校教学在面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市场与就业需求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由此，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要本着“突出地域特色和民俗特点”的目的，抓住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发展民间艺术与民俗的基本点，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人文素养的，即掌握艺术与民俗知识又能够将其灵活运用于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学生，具体如下：首先，通过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领域环境中教学，让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叉性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因此，在教学中对学生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并驾驭历史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逐渐加强，作为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在此领域中更应该具有敏锐的触角，而且要意识到艺术民俗学这一交叉学科在学习过程中仅纸上谈兵是不能为今后从事的专业服务的，必须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导学习实践以及学术研究，要注重当下新的形势、政策、信息、思想等，做新型的文化产业与艺术民俗的复合型学者。二是学生要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同时掌握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民间艺术的生存需要民间文化的沃土滋养，艺术的创作也离不开对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掌握。民间艺术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所特有的审美观念与道德意识，其间更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因此，在艺术民俗的教学中，以艺术、民俗文化为根本，秉承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站在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探求如何构建新时期艺术民俗学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通过整合学科知识和运用知识传播发展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能力。其次，通过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学习中具备传承及实践创新能力。张士闪教授提及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从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文化观出发，对典范社区内曾经存在的和仍然存在的艺术事象予以梳理，对其中的各个艺术门类进行慎重的微观性分体研究和宏观性综合研究，为社区文化的艺术定位、发展提供出指导性建议；二是注重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三是中国的艺术民俗学研究应注意其自身特色。［5］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以上几点研究原则，还要结合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实，让学生把社会实践同创新思维相联系，在日常学习的实地调研等实践活动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学习知识，同时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操作过程中。
3艺术民俗学教学模式中的课程教学设计
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所设立的艺术民俗学课程教学有别于一般学科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一般课堂教学原则外，还有其独特的课程教学设计，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具体如下：
3.1根据实际情况展开教学，注重因材施教
综合来看，文化产业专业领域的学生的文化素质一般较高。但就艺术民俗学这个学科而言，涉及了艺术和民俗，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艺术，并非每个学生都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掌握艺术、民俗文化基础知识的具体情况，进行专业知识教学。对艺术基础常识较弱的学生，让其多听、多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对民俗文化常识较弱的学生，可通过消化课堂讲授知识和实地调研体验，增强学生的民俗意识和文化自觉性，掌握民俗文化基本理论。
3.2把握教学整体性与灵活性
在进行艺术民俗学的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方式通常采用纯理论性的授课方式，难免会枯燥乏味，让学生在冗杂的理论学习中失去对课程的兴趣。因此，笔者认为在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传统的理论授课分解为理论与实践穿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灵活掌握课程的进度。例如，教师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各自选定一个调查对象，在进行前期的理论知识学习后，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对其选定的对象进行文化、现状、发展、艺术性、民俗特征等方面的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并做课堂展示。学生的课堂展示不仅要表述清楚所调查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文化背景等，还要结合文化产业的专业特点进行思考并展开有效的阐释。此类学生课堂展示的教学形式，将以学生为主体，自主策划每次课堂演示，教师为辅助对展示完的学生进行提问引导，从而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艺术、民俗文化素养。
3.3掌握学生实践学习的合理性
艺术民俗学在研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由此，将这个研究观念引入其教学模式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尤其在文化产业专业视阈下的艺术民俗学教学更加要关注在变迁的民俗社会中艺术活动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动态的艺术活动所依附的民俗社会大环境。从而，在学生将艺术民俗学基本调查方法运动到实践过程中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调查进度随时给予指导，适时纠正学生在实践中所遗漏的关键信息，指导学生合理运用相关学术知识进行实地调研和调查报告写作，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张士闪教授提出构建艺术民俗学这一学科开始，就提出本门学科应该将文献资料、历史考古和民俗调查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学术研究，从而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存在于各地域、人群中的民俗和艺术。同样，今天我们将艺术民俗学放置文化产业这样的专业领域中进行教学，不仅要遵循以上学术观点进行教学，而且要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结合，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引导式教学，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艺术民俗学，也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教学实践依据，让艺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钟年.《艺术民俗学》评述［J］.民俗研究，2001（2）：169-170.
［2］张士闪.当代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界［J］.齐鲁艺苑，1998（2）：48.
［3］王伟.民俗艺术产业化的路径研究［J］.学术论坛，2010（8）：161.
［4］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J］.教育发展研究，1997（2）：1-7.
［5］张士闪.当代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界［J］.齐鲁艺苑，1998（2）：49-50
【关 键 词】都市民俗学/体系/民俗资源/保护
【正 文】
自20世纪60年代城市民俗学(urban folklore)在英美兴起之后，“城市民俗学”或“ 都市民俗学”的概念已为国际学界所接受。然而，“都市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的分支学 科，仍面临着理论建设的任务。对中国来说，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都市民俗的比重越 来越大，及时地从学科的高度加以理论的概括已是一项不可漠然置之的工作。
一、急迫的任务
中国民俗学的工作重点过去一直是放在乡村，以人口占80%以上的农民生活为考察的焦 点，“走向民间”主要是走向农民，农耕民俗长期以来成了中国民俗传统的基调。改革 开放20年来的巨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城镇与都市的迅猛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蜂拥 转移，以及城市文化的多样化和国际化。当今社会转型加快，乡镇社会已过渡到城市社 会，全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已减少为总人口的60.9%，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2— 1.5亿有待向都市和城镇转移。这样，依存于封闭型乡土的农村民俗正随主体的流动在 耗散，而城市民俗在快捷地整合和发展。现代都市民俗已不再像《东京梦华录》一类古 书所记录的那样，它与乡村民俗是在自然经济下的一种空间的和行业的离合，而是伴随 着经济、文化、信息、金融、产业、教育、政治、外交等变化、发展而不断地选择、增 生、融合、播化，并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导。
民俗中心由乡村而都市的变化，带来了一些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廓清的问题。诸如，在 当代中国都市民俗与乡村民俗究竟孰为重点?都市民俗源于乡村民俗吗?城市中的风尚能 不能称作“民俗”或“泛民俗”?为研究都市民俗而在市区采风调查，在术语上也叫作 “田野作业”吗?洋节、新庙会、人造会节等是否应排除在民俗考察的视野之外?外来文 化对现代都市民俗的影响有多大?都市民俗学有没有自己的研究体系?这一体系的架构又 如何?新兴的都市民俗学是否也有资源利用与保护的任务?等等。
回答上述问题并建构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框架已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 由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理论工作已落后于社会实践，民俗学总结与引导俗民生活的 使命正有待及时完成。这不仅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实践的要求。
二、都市民俗学的体系
作为非农化的都市民俗在中国古亦有之，并伴随着市民群体和市民生活而传演不息， 然而，学科意义上的都市民俗研究只是在近年才稍稍受到重视，可以说，中国都市民俗 学的体系迄今还未得到清晰的架构。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着眼，中国都市民俗 学的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支系：
1.都市民俗志。民俗志是按一定的方法和体例对民俗事象加以搜集、记录、整理、研 究、编写的民俗学成果。都市民俗志应包括都市断代民俗志、都市市别民俗志和都市专 题民俗志等基本类型。所谓“都市断代民俗志”，系指按朝代、城市而编写的民俗志， 例如，其选题可为“唐代长安民俗志”、“宋代汴梁民俗志”、“明代南京民俗志”、 “清代扬州民俗志”、“近代上海民俗志”、“当代广州民俗志”等。所谓“都市市别 民俗志”，系指时间不定而空间明确的某城市的民俗志，例如，其选题可为“北京民俗 志”、“天津民俗志”、“重庆民俗志”等。所谓“都市专题民俗志”，系指对某都市 某一民俗类型的记录，例如，其选题可为“金陵岁时记”、“苏州民艺志”、“长沙婚 俗志”等。
2.都市民俗论。民俗论属民俗学的基本理论，而都市民俗论是有关都市民俗学的基本 理论。它包括都市民俗的定义、类型、特征、性质、功能、研究对象、主体构成、形成 背景、变迁轨迹、传播方式、研究方法等，涉及民俗学的内外部规律，以使都市民俗学 成为理论严整、架构完善的民俗学的新支系。都市民俗论着重都市民俗的理论概括，它 不以阐释、还原、考证、比较等具体研究为任务，具有突出的学科表述的性质。
3.都市民俗史。都市民俗史属民俗史学的范畴，它主要由都市民俗发展史、都市民俗 研究史和都市民俗学运动等构成。其中，“都市民俗发展史”涉及都市民俗的形成、变 迁、整合的过程；“都市民俗研究史”涉及对古今都市民俗的记录、整理、论述和考辨 ，以及随都市的发展而出现的有关都市民俗研究的理论补充和理论创新；“都市民俗学 运动”涉及国内的与国际的有关都市民俗的倡导与研讨、研究成果的集中发表、相关著 作的连续性出版、研究组织的成立、国际间的交流等历史过程与现实发展。
4.都市民俗专题研究。都市民俗的研究专题包括都市民艺、都市信仰、都市行业、都 市社交、都市语言等。都市民艺研究涉及各类口头的与手工的艺术类型，都市信仰研究 涉及各种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观念和民间信仰，都市社交研究涉及都市不同群体的分层 交往和越层交往规律，而都市语言的研究则涉及对都市五音杂陈和乡音互融现象的探讨 。专题研究往往在对象上较为具体、单一，或者说，它是某一类型、某一事象的深度研 讨。
5.都市民俗应用研究。应用民俗学是以民俗为教育手段，干预生活、改造社会的学科 ，同时也是以民俗为开发对象，对其加以勘察、利用、保护及管理的学科。[1]都市民 俗应用研究也具有上述双重的任务，即一方面用以协调社区的生活，对市民从风俗的层 面做出引导；另一方面，推进对都市民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它涉及应用领域、应用对 象、应用方法、应用目标、保护原则、利用限度等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6.都市民俗比较研究。都市民俗的比较能帮助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都市间的风俗传统 和城市特色，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自的变迁或复归。它包括中国都市间的比较和 中国都市与外国都市的比较，其比较的基础是这些都市间具有共同的民俗文化因子、相 近的发展水平和相类的功能需求。比较研究以找寻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为目的，思考都 市民俗的传演规律并推进文化交流。国内都市民俗比较的任务，主要从地域条件和各自 职能的背景，考察都市民俗的个性特征；而国际间的都市民俗的比较是真正意义上的比 较民俗学，其任务是判断传统民俗在现代都市中的地位，促进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
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体系是一个开放的、新兴的、与时迁化的系统，它随市民生活和都 市文化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开合演进、丰富严整，同时，其体系的完备，正表明都市民俗 资源的厚实和学科研究的成熟。
三、都市民俗资源保护 都市民俗同乡村民俗一样，是无形而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 的象征。近年来，由于资源保护意识的淡漠，传统文化知识的匮乏，应对措施的不力， 以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驱动，破坏都市民俗资源的事件时有发生，且常常是所谓的“建 设性破坏”。例如，2002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就发生了拆毁《二泉映月》作者、蜚声中外 的民间艺人——阿炳故居的事件(后修复)；镇江的一幢文物老楼则令人惋惜地毁于一场 大火；南京的绒花曾盛极一时，并形成名为“绒庄街”的街市，而今已人亡艺绝；不少 城市拆城筑路或填河修路，为建新城而拆除老街，其中有价值的古宅和文物也常难幸免 。显然，保护都市民俗资源同样也成了一项当今亟待着手的重要工作。
(一)资源类型
都市民俗资源涉及物态的、动态的、心态的和语态的不同范畴，或者说，包括物质的 、行为的、精神的和语言的文化层面。这里，且略举数例。
1.建筑民俗资源。建筑作为物态文化成果，是都市中最丰厚的民俗资源之一。凡都市 中具有地方风格、一定历史和蕴含艺术成分的民居、街道、会馆、当铺、作坊、商号、 祠堂、府邸、书场、剧院、戏台、庙宇、园林、碑石、城楼、学堂等，均为有形的建筑 民俗资源。其中，不少在现代都市中早已拆毁，偶见遗存，虽不完整，亦具有保护与利 用的价值。
2.饮食民俗资源。饮食有用料、口味、形制、颜色、制法、食法、时令等不同，其地 方特色、民族特色非常明显。作为物态民俗，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常能折射出一 城、一地的市民风尚，并成为城市的“标签”，例如，北京的冰糖葫芦、西安的羊肉泡 馍、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扬州的酱菜、镇江的肴肉、南京的板鸭等。此外，各市的民间 小吃，也是重要的民俗资源，在旅游开发中不可或缺，诸如成都小吃、开封小吃、西安 小吃、秦淮小吃等就颇负盛名。
3.游乐民俗资源。游乐民俗包括体育运动、竞技活动、儿童游戏、赏玩踏游、演剧歌 舞等，它们能愉悦身心，既可观览，又可参与，故常在旅游项目中得到应用。诸如，龙 舟竞渡、清明踏青、重阳登高、元夕赏灯、春放风筝、夏日赏荷、秋斗蟋蟀、冬作诗会 ，以及踢毽子、抖空竹、击棒壤、舞狮子、玩龙灯、打秋千、爬竹竿、翻绳绷、斗鸡子 、练拳脚等，都构成都市的游乐项目，作为动态的民俗资源亦不可随意忽略。
4.庙会民俗资源。庙会是以行为的与精神的文化为主的综合资源，它包括庙会仪典、 文艺表演、民间食品、宗教法物、商贸活动、民间传说、神祠庙宇、服装仪仗、旅游项 目、民间玩具和其他手工艺品等。庙会一般以某个寺庙为依托，具有定时而办的岁时规 律和与庙神诞日相联系的信仰特点。目前，中国一些都市仍保留着一些神庙，也留有相 应的庙会活动，往往表现为宗教与民俗的融合。例如，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北京 月坛、开封相国寺等，它们的存在与活动主要表现为民俗资源的性质。
5.市内交通资源。市内交通资源包括道路、桥梁、河道、码头、驿站、舟船、车马等 。其中，属于交通工具的有：独轮车、手推车、马车、驴车、骡车、三轮车、黄包车、 板车、轿子、轿车、轿船、渡船、画舫、灯船等，都属于民俗通工具。此外，早期 的汽车、有轨电车、小火车、自行车等，同石库门、石板路、马头墙、大宅院一样，亦 成为再现旧时都市风情的象征。
6.口承文艺资源。城市口承文艺包括传说、歌谣、谜语、谚语、故事、笑话等，它们 常常载承着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信息。在江苏省南京市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一枝 园，二郎庙，三山街，四象桥，五马街，六角井，七家湾，八府塘，九龙桥，石(十)观 音。”歌谣按数字顺序列出了南京古城中的一些街名，具有浓郁的民俗气息。此外，有 关城市的起源、名胜、人物、风物的神话、传说、故事等，往往因积淀着深厚而多趣的 文化信息，而成为都市文化建设的无形资源。
(二)保护方略
都市民俗资源的保护是都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谁少了这一意识，就不是一个 现代建设者。都市民俗资源的保护应从各城市的特点出发，多手段地采取措施，以达到 保护与利用的目的。就保护方略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以实践：
1.立法性保护。所谓“立法性保护”，就是制定法规、条例，用发文、命名、挂牌、 警示等方式对某一民俗事物加以强制性保护，对破坏者予以惩处。
2.利用性保护。所谓“利用性保护”，就是对某些民俗物象或事象加以合理的应用， 使之在建馆、造园、集中陈列、异地迁移、文艺移植、旅游项目开发等方面，既获得新 的应用，又得到妥善的保护。
3.研究性保护。所谓“研究性保护”，就是对都市民俗的一些重要事象和物象开展学 术性研究，用课题立项、调查研究、学术讨论、研究报告、专题论文、学术专著、学术 演讲等形式，在把握某些民俗价值的同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而达到保护的目的。
4.组织性保护。所谓“组织性保护”，就是人事性保护，即建立一支从事保护工作的 高水平队伍，包括检查监督人员、宣传普及人员、维护管理人员、专业研究人员等，以 使保护工作得到人力保障。
5.租借性保护。所谓“租借性保护”，就是将一些古民居等民俗文化遗迹租借给民间 去修缮、管理，以克服保护资金不足的矛盾。这种民营式保护方式已在江苏省苏州市开 始实行，具有探索的意义。
6.试验性保护。所谓“试验性保护”，也是一种探索性的保护实践。它或在空间上划 分出试验区，或在时间上划出一定的时段，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或在类型上做出选择， 对涉及民间信仰的某些事象和略有争议的民俗活动予以宽容，诸如庙祀、庙会、祭祖、 祈祝、燃放爆竹等，通过暂时性留存的试验阶段，从而为后人正确判断其价值和最终做 出存废的决定留下回旋的余地。
都市民俗的类型大多归属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其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受到 注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存在，外来文化的涌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剧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城市环境的快速变化等，对都市民俗的传承产生了冲击，并已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社会转型的高速发展时期，都市民俗资源的保护应与城市生态 环境的保护协同进行，确立保护的指标体系，对都市民俗遗产统一编号，建立等级标准 ，完善监测机制和薪火相传机制，并从都市民俗中发掘民族精神、弘扬优秀传统。这是 都市民俗资源保护的目的，也是都市民俗资源保护的任务。
关键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生态民俗学；环境民俗学
人类社会发展到上世纪中期，人类周围的环境质量开始普遍下降，并朝着持续不断恶化的趋势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态系统失衡，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条件、幸福与利益，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整体性趋势扩展。
环境危机的全球性与严重性，使得人类开始对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无节制地改造自然的近代化发展道路等进行反思。从而，展开了人文科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新学科领域，如生态人类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分支。近20至30年来，关于人文、社科、历史等的生态学视角研究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民俗学也不例外，在各个学科都展开了有关环境、生态视角研究之际，民俗学也开始了学科领域的反思与探索，学界的中坚力量更是力倡环境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本文以日本环境民俗学的发展为契机，思考中国现代民俗学对于生态、环境研究的可能性趋势。
一、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1
民俗学研究领域里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包涵人类自身在内的环境或自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只有客体存在的环境或自然。对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就是“以自然这个整体概念被重新统合后所描绘的人民的新的生活面貌”进行研究，从而“对迄今为止的民俗学的思考方法，以及民俗学本身的意义进行重新的认识。”（菅丰）
日本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日本学者菅丰教授总结为三个潮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关于“生态民俗学”的民俗志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主要以野本宽一为代表，野本从其研究的“日本大井川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地区的民居屋顶的使用材料情况，发现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是各自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来选择适合于自身屋顶材料的植物来铺盖屋顶的”出发，并指出应把民俗现象放回到“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上，然后进行重新认识，这其实就是从生态学的观点重新认识民俗文化。他进而还指明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以民俗学为研究主体，“把人重新置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之中，在自然环境中对民俗事项进行重新把握。”（野本宽一）
菅丰肯定野本在揭示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详尽信息，生动地描述在河川流域中生活的人们及其地域性，尝试作为整体性的民俗志的实践的同时，也对其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批评。他指出，野本把现在的民俗和古代或者基层文化之类的东西轻易地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没能够从民俗学的恶习中摆脱出来；野本将民俗事象轻易地当作与环境相预定调和的东西来理解，但他并没有进行探讨和验证。（菅丰）
第二个时期是关于“民俗自然志”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以筱原彻为代表，对“民俗自然志”进行方法性探讨：有关自然的物质文化、技术志的研究；把有关自然的生产作为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活动进行探讨的研究；作为风险分散战略的多资源适应的自然生产论研究；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对应中寻求生产复合意义的自然生产论研究（菅丰）。从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上，可以看出，皆是从生态的、经济的侧面，作为“量”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的，从而致使有关生产的质的问题一直被忽略。
关于“质”的方面，主要是松井健“次要的生产”研究，探求生产活动的“质”问题：1）从生产到消费是直接相连的；2）与自然保持紧密关系的；3）在单纯的技术水准中要求具有高难度的技法；4）不能还原为简单的经济性的意义；5）受到空间性、时间性的限制；6）通过身体性，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之本来的位相关系（菅丰）。菅丰肯定了松井健关于“次要的生产”概念与分析，并指明“内在的乐趣”是开始或继续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
第三个时期是关于“环境民俗学”的研究。野本宽一在其《提倡生态民俗学》中已有提及，并认为生态民俗学是环境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和趋势。然而，将环境民俗学发展开来的却是鸟越皓之先生。他以对滋贺县琵琶湖的研究作为基础，提出坚持抽出生活者内在理念之立场的“生活环境主义”2概念，此概念是为解决居住者的生活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以生活者内在理念为基础的实践性意义。以这样的视角及主义，在民俗学中形成的研究即是“环境民俗学”（菅丰）。
鸟越认为，环境民俗学就是从民俗学的视角，对具有如此意义的“自然环境”（被加工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巧妙机关进行研究的领域（鸟越皓之），并指出了环境民俗学研究的三个领域：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共生”；以环境为媒介的“人类相互的关系”。鸟越从加于人类之手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相互的关系入手的研究方法，为环境民俗学成立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日本关于自然的民俗研究，可谓是“以传承的民俗为基础，对现代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实践性尝试”（菅丰）。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关对自然的民俗研究，恢复了日本民俗学对现实社会作贡献的实践性研究方向，从而也确立了有关自然的民俗研究所应有的地位。
二、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概况
关于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从环境民俗学的提出到发展至今仍较鲜见。至今为止，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乌丙安和江帆两位学者对“生态民俗学”进行了论述。
（一）乌丙安的“生态民俗学”构想
1994年，乌丙安以文化人类学关于旧大陆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类型的研究为契机，点明了文化人类学在对中国北方麦黍、南方稻米的农耕文化分野的研究中，忽视了“对形成两大农耕文化分野的生态环境解析”，指出“从生态民俗文化的视角考察中国北方农耕文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从而以生态学中的食物链为桥梁，认为“联系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叫做生态民俗。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生态民俗的提法。
1999年，乌丙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俗学》中，明确地将民俗划分为四个大的类别，（1）经济民俗：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习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2）社会民俗：包括家族与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都市社会民俗、个人社会仪礼、婚姻的民俗传承；（3）信仰民俗：包括传统的迷信与俗信、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4）游艺民俗：包括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及民间竞技4。这是国内学者在对民俗事象的把握中，首次将“自然生态民俗”作为一个细目明确地提出来。
2002年，在意识到生态民俗研究的重要性之后，乌丙安有了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的构想。他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在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各民族人与大自然、人与动植物关系的民俗资料，这些资料和它们的民俗原形态，都和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课题有着深层次的相关性，同时，这些关于生态的民俗对于认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悠久传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5于是，他提出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的学科设想，并从生态民俗学的视野、植物生态民俗、动物生态民俗、自然周期生态民俗、人类在食物链中居统治地位的生态民俗五个方面，论述了确立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江帆的“生态民俗学”构建
在认识到“生态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时，江帆的《生态民俗学》一书将“构建生态民俗学学科”这一构想变为现实。江帆通过生态学视野中的民俗文化，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民俗学的提出，围绕民俗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证：阐述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与特点，并就民俗生成的生态型本原、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对社会民俗、精神民俗、游艺民俗等内容进行了生态学视角的解读，系统阐发了生态民俗视角的多元视角及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价值观等。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生态民俗学具有学科的综合性、理念的整体性、研究的实用性等主要特点。
《生态民俗学》从两部分阐明了民俗学对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功用，即运用民俗学已有的知识系统对有关生态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描述与诠释；对民俗学者研究方向及其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引导。在对第一个功用进行阐述时，作者以“功能生态位的视角”指出，民间信仰与禁忌中包含有民众对地方物种持续存在与永续利用的观念，这些观念内化为历代民众的精神信仰和行为规范，并以习俗的方式传承下来，从而保持和维护了生态平衡，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维护和调节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作者以生态视角来理解民间信仰与禁忌的作用，阐明了民俗之于生态系统的维护功能，并积极寻找其现实意义，这为我们对民俗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在对第二个问题进行论述时，作者指出民俗价值观的指向，从来都密切关联着人类的生存需求，因而对于民俗价值观的探寻，唯有回到人与自然关系上来探讨。
作者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论证，既希望通过民俗学对环境问题的理论探索，构建对民俗事项以生态学观点来研究的学科视角，也希望借助于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让民俗学走出停留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和解释问题上的研究困境。
三、日本环境民俗学研究带来的思考
从以上关于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中不难看出，日本的环境民俗学正逐步朝着学科理论、实践的建设方向不断前进着，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愈加丰硕。由此可推测，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研究，将是未来民俗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而国内关于环境民俗学的探讨与研究仍然较少，就目前的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探讨上。其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并不乏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民俗事项。
然而可喜的是，国内学界对长期忽视的民俗事项的生态学视角研究，开始有了普遍的关注与回应，并于2007年10月27－28日，在北京召开了“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教授指出，自然环境与人类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规约和引导，除了普同性知识外，各民族各地区的地方性民俗知识，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规约和引导着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因而推动民俗学与环境科学、地理学的交叉研究，提升民俗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进行国际前沿学术交流就成为一个热门6。此次大会就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资源利用与民俗知识、地理空间与民俗空间、环境演变与文化变迁、自然灾害与灾害民俗、区域环境与生态移民等7个专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前沿理论和具体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虽然这只是一个“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学术探讨，但我们可以从中嗅出国内民俗学界对环境民俗学的关注与探讨势必将“流行”开来。然而，从日本环境民俗学已有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我们在用生态学视角、环境学视角等对民俗事项展开研究时，不能忽视人作为自然的主体这一关键要素，可借鉴日本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摒弃其中的历史还原论、预定调和论等缺陷。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国内自身的具体情况，思考在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俗地方性知识的作用，摒弃传统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等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特点，关注我国民俗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人文关系。从而使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在解决社会发展、环境危机等问题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可依据的理论知识，使环境民俗学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道路上走出的“实践性”一步。
注释：
1.本文所参引之日本主要文献：菅丰《关于自然之民俗研究
的三大潮流》，野本宽一《提倡生态民俗学》，鸟越皓之
《试论环境民俗学》，皆为课堂使用资料，即将在中国发表
2.生活环境主义，指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
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宋金文，
《生活环境主义的社会学意义――生活环境主义中的“生
活者视角”》《河海大学学报》，2009年6月第Ⅱ卷第2期
3.乌丙安，《生态民俗链和北方民间信仰》，《民俗研
究》，1994年第1期
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乌丙安，《论生态民俗链：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5月第24卷第3期
摘 要：民俗学与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基本学科，由于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交叉性和研究方式上的相似性，使得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相关性。然而，由于在研究内容上的侧重点不同，使得二者采用的研究方式存在着差异。本文就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方法论对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归纳与演绎在两门学科中的不同角色及作用以及二者在研究过程中侧重于哪种研究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从而为两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以及各自方法论体系的完善做出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异同
一、研究方法的意义
研究方法是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在科学研究三个层次中处于中间层次，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技术中起着中介桥梁的作用。研究方法受方法论的影响和制约，方法论影响到研究者对研究方式的选择；而研究方式的选择又直接影响到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技术。简言之，理论主导着原则，原则决定研究方式的选择，研究方式的选择又影响到具体技术的使用。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选择研究方法以及采用哪种研究方法并非简单的抉择问题，而是间接地体现各个学科本身的理论及原则，以及具体研究技术及手段的选择。
研究方法是一种手段，一种用来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资料与证据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收集、整理资料那么简单，还直接关系到每位学者得出结论的正确与否，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获取资料的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
二、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类型
民俗学学者乌丙安认为:民俗学是研究整个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科学，它既研究民间的精神生活，也研究民间的物质生活；既研究文明民族的人民生活与文化也研究后进民族甚至野蛮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
郑杭生书中说到: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二者在中国的研究都曾被名文禁止，然而同样因为有共同的研究内容以及曾经的经历使得两者现在成为关系最为密切的两门学科。但尽管二者有太多的交叉，它们还是有自己的研究的侧重点。
社会学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民俗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过程，诸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强调对于社会现状的分析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民俗学则是对具有传承性的反复出现的生活模式及相关的精神现象进行研究。即：社会学的视角侧重于对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解剖，民俗学的视角则是着重对传承性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民俗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叶涛 吴存浩合编的《民俗学导论》中,将民俗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分为两大类：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
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分为：归纳法和演绎法
1、归纳法：从具体的民俗事象的观察和研究出发，在不断增加和扩充民俗事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在逐步形成民俗学的基本范畴的前提下，提出民俗学的一般理论问题。
2、演绎法：对民俗学的概念、对象和理论进行了解，然后按照民俗学所涉及的理论不断展开研究。
民俗学的特殊方法：田野作业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结构分析法
1、田野作业法：从事民俗研究应深入到民俗事象发生地，脚踏实地对民俗事象进行详细的调查，以取得第一手民俗资料的民俗研究方法。
2、历史研究法：追溯民俗事象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探讨民俗事象产生的本来面貌及其在历史各个阶段的演变。
3、比较研究法：将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群体和不同国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类民俗事象集中在一起，比较其中的异同，寻找这些民俗事象的联系。
4、结构分析法：依靠分析和研究民俗事象自身所带有的构成要素和成分，以达到研究和分析民俗事象发生、发展和变异规律的目的。
（二）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书中写到,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四种
1、调查研究：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某种社会群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
2、实验研究：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通过操纵某些因素来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是定量研究的一种类型。
3、文献研究：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
4、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
四、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点：
（一）研究方法是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具体研究方式的选择，这其中所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不同于研究方法，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原则的体系；而研究方法则更强调完成某项特定研究任务的具体形式。
民俗学指导原则是受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的，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有着两种基本的哲学与价值倾向，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人文主义的方法论。
民俗更多的是研究千变万化的民俗事象，接触的各种事象都会或多或少地掺杂着来自社会、个人甚至是调查者本人自己的情感，这样就会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带来一些非客观的因素，致使研究者价值中立的程度有所降低，得到的结论并不能很好的符合实际情况，这样就会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要求。这样民俗学研究就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而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使得它更倾向于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许许多多的问题的出现是否迫切需要解决以及社会现象涉及的范围等都需要用数理、概率等统计方式来使得自己的论证过程更充分，使自己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但由于个人是存在千差万别的，一项政策的实施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这样个人就会存在不适应问题，在此就需要用人文主义指导原则来对社会进行另类的研究。
（二）在民俗学研究中，它将归纳法和演绎法视为一般研究方法，是具体研究方法的一般性的方法或者说是指导性的方式。
在民俗学中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并非很普遍，由于民俗事象的千变万化和复杂性，民俗学对民俗事象更多的采用描述的手段，归纳的情况远不及社会学的概括更抽象。其次，既然没有太抽象的理论，那么也就很少存在需要对理论所进行演绎的这种过程。
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由于社会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社会问题的总结及论述，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社会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多的是用来影响政策，故而对其理论的要求比较高，在应用的过程中将二者视为很重要的内容，经常被采用。
在社会学中，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看作是研究过程的两个阶段，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贯穿于整个研究的始终，无法将二者完全的孤立开。
社会学这种研究方法的提出更为合理些，因为在民俗的视角下，将归纳和演绎看作一般性的方法，有点倾向于将二者区别开来的含义；而社会学将二者视为对待同一问题研究方式的两个阶段，理论通过实践来验证其科学及合理性，实践通过理论得以升华。
（三）两门学科主要运用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差别
民俗学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具体民俗事象所进行的调查与研究。相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民俗学研究更侧重于微观层次的研究。因而鉴于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该学科对理论层次的建构要求相对较低。在这些前提下所进行的民俗学研究，在进行调查方法的选择上更侧重于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调查者亲身参加到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对各种生活习惯与习俗进行实地的参与式观察，只有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整体进行的研究，是从宏观层次来进行阐述的。这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研究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过程，诸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强调对于社会现状的分析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而这种分析与反思，仅仅靠对资料的感性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学科的严密性与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使得它必须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分析。因而，社会学研究更多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
总之，社会学与民俗学二者是既相互交叉又独立的学科。由于各自研究的内容不同，使得其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其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强调整齐划一，也不能强调孰优孰劣。只能说：存在即合理，适用才是真理。
然而，这并不是说，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无需再进行修改与补充。民俗学研究的内容与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想使得两门学科有更好的发展，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既要宏观又要微观。民俗学要想壮大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好的服务与指导实践，使其走上更为科学的道路，必须要借鉴社会学关于理论建构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式。社会学由于其内容的宏观性，使得这门学科更注重理论的建构，对于现象的描述也只是为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服务。对于理论的演绎也更倾向于证明或现有的理论，或验证假设。因而，使得社会学在微观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而民俗学在微观现象的描述与概括方面却有更好更完善的研究方式。因此，可以从民俗学研究方式上借鉴和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来发展和壮大社会学。
相信，民俗学和社会学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会越走越远。（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2］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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