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吉祥文化内涵
北京在经历了三个朝代的变更后，奠定了璀璨的中华文明。老北京人们的民俗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庆娱乐上面，这些具有历史特色的民间习俗慢慢演变成旅游的看点。吉祥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像水之于鱼，天空之于鸟，空气之于人。似乎没有人说得清，中国的吉祥文化产生于何时，源自哪里，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当人有了追求幸福、美好、平安的愿望时，它们便被创造出来，例如，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玩葫芦和麻核桃这两种纯天然的物件，主要因为葫芦取其谐音便为“福禄”，意味着人生美满、福禄双全；而麻核桃因为它的品类其中有虎头与官帽，这些也都有“福禄”的含义，所以倍受大众的喜爱，以至于北京街头到处可见把玩这两种物件的行人。此外，北京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北京人们的生活都留有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他们经历过风雨年代的洗刷，所以更加懂得慢慢体味生活的美好，经常将自己珍爱的首饰、帽子或者重要的印章放在一个专用的精致盒子中，这种精致的盒子也取“和合”之美意。旅游工艺品在融合了现代社会的流行元素之后，还可以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设计，这样就可以在北京旅游工艺品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2传统与时尚的结合
虽然传统的民俗文化蕴涵着无限的内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之旅的结晶，可时代的发展还是令现代生活与民俗文化之间产生了很大距离，所以旅游工艺品要想真正的被旅游者喜爱，就要找到当代时尚与传统民俗文化的交叉点，以此为契机在满足现代审美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激发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猎奇心理，达到相互提升的效果。所以说，当代时尚办公用品与地方民俗文化的结合便成为工艺品畅销的一大法宝。在北京，鼠标被带上了京剧脸谱“、冰箱贴”长得如同北京古董一般，连女孩手中的钱包都变成了风俗画的绸缎面。这些工艺品设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设计师将北京最具文化味道的民俗艺术，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尚并且民俗范儿十足。
二、设计手法中的民俗文化
1造型装饰
在设计旅游工艺品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重视的步骤就是基本造型。在这个步骤中我们可以采用蛐蛐罐、水烟袋、门墩儿、风车和空竹等传统民俗中的特色造型来确定工艺品的基本造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造型的优点是具有突出的特色，然而不足是造型结构和线条比较复杂，而且老旧的传统观念并不适合现在的文化语境。也就是说，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那么设计师在利用传统的民俗造型创作工艺品时就不能墨守陈规，而是要以当代人的兴趣为导向适当的改良传统造型并让工艺造型简单明了。例如，说每年的八月十五，北京有供奉“兔儿爷”的传统民俗文化，传统的“兔儿爷”是文官武将的形象，头上戴着古代的黄金盔，身上斜披着红袍，脸为白色，腮为红色，手中握着药杵，脚上穿着青色战靴，坐骑为一只猛虎，而这样的“兔儿爷”造型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已经显得过时。基于这些情况，设计师为“兔儿爷”重新设计了一种形象。采用软陶材料制作的兔儿爷虽然依旧是头戴黄金盔，下摆依旧是五彩“立水”，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在其身上看到卡通兔的身影，这种造型不仅具有鲜艳、明快的色彩和简洁的身段，而且还带有令人愉悦、生动的面部表情，使年轻人更加可以接受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工艺品。除此之外，无论是我们想要在生活中进行实际应用还是单纯的为了好看，我们都可以在现代的实用工艺品中加入经过拆解或者是简化的传统造型。例如，紫砂壶的壶钮处设计师采用了狮子狗的造型，而一种启瓶器的造型是京剧人物，还有一套设计比较成功的筷子架，其造型竟然是老北京的城门楼。在设计筷子架的时候，设计在其中非常和谐的融入了老北京的城门楼，“内九外七”总共十六座，我们平日里实用的筷子恰好可以放在城门楼两侧城墙上原本存在的凹陷里。采用这样的设计手法，不仅美观实用，而且还充分体现了民俗文化。
2图形图像
第一，对于旅游工艺品来说，最能够体现出当地特点的就是民俗文化中的图形符号，例如，我们一看到“吉祥八宝”就能够想到，看到“抓髻娃娃”就可以联想到陕西。就拿北京来说，具有北京民俗特色的图形图案可以说是遍布北京的方方面面，例如，生活用品、玩具、布艺和建筑装饰等，而用来装饰和设计旅游工艺品的图案便可以从四合院门楼砖雕或者沙燕风筝等物件上寻求素材，当然如果要在这些图案艺术中找出一个北京味儿最为浓厚的，那么就当属京剧脸谱了。对于脸谱来说，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情感等特点都能够通过不同的色彩和图案充分的表现出来，不仅在形式上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内涵上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脸谱来作为设计元素，对脸谱的色彩和图案进行提取与再创造，设计出独特的银质书签。这样，不仅在旅游工艺品融入了民俗文化，使其具有了收藏和馈赠价值，而就书签本身来说，实用价值也极高，也将民俗文化引入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第二，在工艺品上利用编织、刺绣和烧灼及影印等手法将风俗画与老照片等作为图形图案，在丰富工艺品内容的同时，宣扬民间传说和民俗礼仪或者纪念民俗遗址，这种手法也能够起到继承和传扬民俗文化的作用。当然，我们无论采用何种设计手法，都要保证工艺品具有艺术美感十足的表现形式，还要使其具有民俗味儿十足的表现内容，同时还要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我们拿古都风物文化丝巾为例，它的设计蓝本是明清时期的北京旧城，其内容主要讲述的是北京旧城的地理和当时的生活百态，在形式上这款丝巾有些像民间的风俗画。同样有意思的是它的包装纸盒，不仅采用了老宅门、牌匾等古代居所的元素来进行设计，而且还将《古都风物》这本小册子放在了盒中，以实现更全面和深入的宣扬北京的民俗文化。虽然设计师采用了老北京民俗文化中的元素来设计该丝巾，但是不仅没有损害丝巾的美观，而且还将中国的文化和气韵融入了其中，使其内外相辅相成，在北京的众多旅游工艺品中，这款设计可谓是非常成功。
3材料工艺
在设计旅游工艺品的过程中，设计师们所秉承的宗旨就是采用传统的手工技术，结合当地独特的原材料。就拿老北京手工艺来说，景泰蓝、内画、牙雕和料器及绢人等多种精典的绝活就出自于此。对于工艺品的材料运用，设计师单纯的继承传统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运用创新思维，不断地开拓出新型工艺材料。例如，在设计葫芦工艺品时，如果在雕刻技术中融入范制技术、火绘技术和拼接技术等，那么就能够实现其样式的多样化。另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工艺大师张同禄的《吉祥宝灯》，我们知道这件工艺美术品价值连城，而它就是在原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景泰蓝、玉雕和花丝等手工艺对材料进行了创新。不容置否，当旅游工艺品走向高端的时候，其也推高了其材料成本，最重要的是部分原材料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很少见，甚至是消失了，所以，在设计中进行创新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新工艺材料的开发。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利用类似材料来代替传统材料，例如，象牙果与象牙类似，其完全能够代替象牙来制作工艺品；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高技术手段对绿色环保材料进行开发，例如，软陶这种材料，“兔儿爷”的工艺品有一些就是软陶制作的。所谓的软陶，其实就是一种具有些许油性的聚合黏土，属于人工合成，但没有气味，对身体也无毒害作用，而且具有较强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便于加工制作。软陶在早期盛行于欧美和台湾地区，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工艺品材料在大概十几年前进入到了中国大陆。除此之外，手工制作的传统工艺品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工艺复杂、制作周期较长和难以批量制作等，手工制作可以用来制作收藏级的精典工艺品，不能完全抛弃，但是为了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极其有必要采用机械自动化工艺来对手工制作进行辅助生产。例如，在当代电脑的普及和软件的发展，不断提升了机械制作工艺的技术水平，即便是剪纸图案非常复杂，也能够利用激光雕刻和橄榄核机雕刻来实现。当然，机械再先进，在某些地方也能以匹敌精致的手工，然而机械工艺的批量生产是手工艺难以替代的，所以说在加工原材料或者中低档的工艺品时，采用机械工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综上所述，在当代设计旅游工艺品方面有两个重点，其一就是对传统的材料工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其二就是利用创新研发出新型材料和新的工艺技术。
三、结语
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国际一致追捧的有关民俗文化的代名词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如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总会上通过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的建议》所指的是“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而《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憾代表作宣言》中所谓的“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的意思极其相近，可见被国际一直追捧的时代名词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民俗文化，在存在了几百年后，如今却如上所述，慢慢只被部分特定人群使用了，但是其仍然以其他的方式活跃在国家的角角落落。
1、日本民俗文化的内容展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既有其特定的精英文化，也有其历代相承的民俗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一个国家或民俗的文化标识。日本的民俗文化充分体现了该国的历史积淀，不仅反映了该国的民间生活状况，还反映了该国的一种民族精神面貌，其真实的记录着该国的发展变化。为此，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现有的经典民俗文化内容。（1）日本的民俗宗教在日本的民俗活动中，经常会举行一些与神职人员毫不关系的民俗宗教活动，这些民俗活动与自然的宗教渊源很深，并脱离了正规宗教中的神职人员的指挥而大量的存留民间，慢慢形成了一种民间信仰，也就是所谓的民俗宗教。在日本，自然宗教是神道教，只是一种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仪式体系，而祭祀是日本民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礼仪，是日本民族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传播，对日本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传承，开始与日本的神道教慢慢融合，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道教的传入还是佛教的融合，更多地丰富了日本的民俗宗教内容，使其能长远发展，左右着日本民众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民间，语言、数字、饮食、人生礼仪、行为举止、家具摆放和婚丧嫁娶等都有很多民俗观念及禁忌，例如“正月扫地，福神出门”，意思是正月家里会有很多福神来光临，扫地会将他们扫出去，所以正月禁止扫地；再如有关死亡的言语，“坟场不得种花”、“怀孕不能送葬”等，这些都是日本人在生活中自然遵循的习惯。（2）日本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是人们的生活基本，日本的衣食住行则独具特色。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其以独特的款式和高度的艺术性闻名于世。随时经济的发展，当代人的观念也开始不断变化，现在日本人的服装一般主要分为传统服饰即和服和现代服饰两类。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一般除了从事茶道、花道的教师等特殊身份人员穿着和服外，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着现代服饰，而传统和服一般只在节日或者特殊仪式时才穿起。日本多数属于大和民族，所以将传统服饰命名为和服，又叫“着物”，除了保暖、护体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服一般包括“襦袢”（内衣）、“羽织”（短大衣外套）、裙裤、腰带等，其中女式和服颜色艳丽，腰带更宽，腰部打结的地方会有个小包袱。女式和服花色繁多，高档的礼服都用丝绸做原料，饰以刺绣或者手绘图样，价格不菲。而男式和服的色彩则比较庄重，单调，多在背后饰有家徽。在饮食方面，众多周知，日本生鱼片最为著名。从古语得知，日本人“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也，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饭菜，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日本为岛国，水稻居多，以米食为主，在副食中，多以鱼虾和海藻类植物为主。日本料理多以口味清淡、讲究色形、重视自然风味为主，其最具特色的日本料理便是生鱼片、天麸罗（软炸鱼、虾、蔬菜、蘑菇等）、鸡素烧（日本式牛肉火锅）、寿司（夹有生鱼片或蔬菜、炒鸡蛋等物的大米饭卷）、酱汤等。在居住方面，现如今日本民居主要分为传统住宅，即以木头为主要建筑原料的“一户建”型住宅，独门独院；一种是“共同住宅”，即为钢筋水泥结构的公寓式住宅；另一种是“长屋建”型住宅，是一种旧式公寓式住宅，多为木造一层或二层建筑。无论传统住宅，还是现代住宅，大部分人都喜欢进屋拖鞋，席地而睡，特色独具。在出行方面，日本最具民俗文化特色的出行工具便是木屐或者草屐。认为赤足行走是一种自然美，古时在外出行，穿上木屐或者草屐，在内行走则直接白足，别有一番趣味。（3）以相扑为主的体育活动相扑是一种类似摔跤的体育活动，秦汉时期叫角抵，南北朝时到宋时期叫相扑，在南北朝时期日本引进汉字时，将日式的摔跤称之为“相扑”。大约在唐朝时期日式摔跤引入了一些唐朝摔跤方式，形成日本相扑，现如今属于日本比较流行的一种摔跤运动。相扑被称为日本的“国技”，是日本独有的体育竞技方式。两个相扑手着装简单，只是在腰间系上一条“兜裆布”以遮住下身。相扑手按比赛成绩，分为十个等级：序之口、序二段、三段、幕下、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横纲。横纲是相扑手的最高段，十两以上的相扑手称为力士，成为职业相扑手，有不菲的工资收入。因为相扑没有体重限制，身体越重越对自己有利，为此，大部分相扑手都在300斤以上，为了增加体重，他们一般采用以饮食和睡眠为主的催肥法，但是这种肥胖并非健康肥胖，力士们往往因为暴饮暴食、过度肥胖而容易患上心脏病、脑血栓和肝功能衰退等疾病，寿命普遍偏短。（4）日本的其他民俗文化日本的民俗文化各个独具特色，堪称国之精粹。除了以上的民俗文化外，日本的茶道，花道和艺伎和武士道也是别具一格。日本人饮茶历史已有近千年，其最早的茶种来自中国，饮茶的习惯也是受中国影响，但其现如今所引用的茶叶却与中国不同，主要分为煎茶、抹茶和麴茶等3种，基本相当于中国的绿茶。日本茶道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主要是因为其在繁乱的人世中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宁静祥和的精神享受。日本的花道最早源自中国隋朝时代的佛堂供花，传到日本后，伴随天时、地利和国情，使之逐渐发展成如今的规模，先后产生了各种流派，并形成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花道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思想完美的贯穿于仁义、礼仪、言语以及插花技艺的造型、色彩、意境和神韵之中。艺伎是美丽与哀愁的化身，是日本古代强权与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为娱乐男人所衍生出来的产物。时至今日，日本的艺伎仍然裹着神秘的糖衣，称为一种引人热议的代表，同时也是维系日本古京都风韵的象征。武士道源于日本，以为主君不畏惧死亡，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风险的精神。武士们多以剖腹作为死亡方式，主要是古代许多民族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之中，为此，武士们为了彰显灵魂，便以剖腹方式自尽。日本人用樱花比喻武士，为此，樱花也是日本的一种象征。
2、当下日本民俗文化的现状
日本的民俗文化彰显了日本的精神风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展示。通过对日本民俗文化内容的介绍，归结出日本民俗文化呈现了以下几点特色。（2）变异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也会一定程度的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伴随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民俗文化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人们为了方便或者时尚，在服饰上更多的选择了现代服饰，而作为传统服饰的和服则很少在被穿及；古时的木屐或者草屐也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真正成为了一种文化，现代人很少再穿；尤其是居住上，更多人选择了现代式的公寓住宅，旧时的木屋也只是作为消遣时的去处。可见民俗文化的变异正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3）变质性民俗文化并不都是美好的，其亦有是非美丑之面。旧时日本民俗文化中更多展示的是日本民间的自然美，无论是民俗宗教，还是自然风光，在历时历代的笔者中都极力去追求的便是其中的自然美。而如今诸多民俗文化已经被金钱或者欲望所迷惑，使得一些民俗活动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或者满足人们望的奴隶，这种变化发人深省，值得深思。
二、对日本民俗文化的保护政策
日本的民俗文化，孕育着悠久的历史，经过世代相传，对日本来讲，甚至是对世界来讲，都是极为宝贵的。对于高度现代化的今天来讲，如何保护好民俗文化，做好其发展前景的规划，是极为重要的。为此，民俗文化保护对策迫在眉睫。在早期，日本为了保留文化遗产，针对传统艺能和其他民俗文化进行了保护对策的建立。对艺能表演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家们进行认定，认定方式有三种：即个别认定、综合认定和保护团体认定。其中，国家指定的重要无形文化遗产里有一项是将具有高度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遗产的人定为人间国宝。人间国宝是属于个别认定的范畴之内的，国家每年给这样的艺术家和团体提供一定的资助。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能乐、木偶净琉璃戏、宫廷音乐等方面的后继者，并由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赞助。当然，这种无形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除了国家的资助以外，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协会也对该项事业提供一定程度的赞助。国家建立了民俗博物馆。主要是针对部级重点文物——有形文化遗产进行收集和整理,同时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也在文物的修复和保存上做一些相关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广泛的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除此之外，日本对民俗文化进行了政府干预同时，还特别注重提高国民的保护意识，积极倡导各地区各团体的参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人人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毕竟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民众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推动民俗文化保护政策的实现。
三、结束语
一、民俗文化及其内涵
民俗，即民间的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现象。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是这样解释“民俗”一词的：“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的内容繁杂广泛，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物质民俗、生活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等。一个国家的文化由表层文化和本质文化两个层次组成。表层文化分布于浩瀚的古籍文献中，本质文化流传散播于民众生活中。其中，民俗文化即是本质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民俗文化的核心价值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中学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挖掘教材中有关内涵，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俗文化的价值。
1.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对教学具有辅助作用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关民俗风情描写的不在少数，如包含技艺民俗的《吆喝》《安塞腰鼓》《口技》，包含建筑民俗的《中国石拱桥》《故宫博物院》，包含服侍民俗的《陌上桑》等，包含岁时节日民俗的《社戏》《春酒》，包含礼仪民俗的《边城》《阿Q正传》《背影》等。这些民俗文化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教学时渗透民俗文化，利用课文中的民俗文化成分，能缩短课文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且一些文章作者本意已渗透很多民俗文化，如不了解，则很难理解其表达的真实情感和文章主旨。
2.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有利于促进德育教育的深化
作为中华民族瑰宝的民俗文化同样博大精深，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这种影响正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比如传统节日春节。春节在每一位游子看来，不管身在何处，不论工作有多忙碌，不管路途多遥远，都要在除夕夜前赶回与亲人团聚。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结，根植于每位炎黄子孙心里，影响深远，不可磨灭。这种心理共识，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释放其能量，凝聚人们的心理共识，汇聚成共同的情感意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多学习体会这些民俗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3.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
民俗可分为物质民俗、生活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一是熟识更多的语言文字。语言是民俗的载体，一些词汇直接陈述和反映民俗。“柳树”代表离别之意，松柏“寓意着不屈”，“牡丹”代表富贵，“鸳鸯”预示着美好的爱情等等。二能了解天文地理、礼节禁忌、立法岁时等知识。人教版教材编入的小说《边城》，作者展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和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是本文学习的重点。
三、将民俗文化融入中学语文教育的策略
1.教师努力提升自身的相关素质
对教师而言，语文教师要从课程建设的角度，增强自身民俗文化的意识，认真研读领会传统文化专著，以自身的见解引导学生。在新课改的指导下，教师应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课程资源的建设中。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汉字，自发明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深刻含义。大量的汉字背后都有一段典故或神话，教师自身能不能解读，关系到民俗文化传承的质量。
2.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实践为辅
一方面，课堂教学是学习民俗文化的主要途径，教材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因此，课题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吃透教材，对于涉及民俗文化的内容，要充分发挥其对语文教学的辅助作用。既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的中心思想和主要观点，又了解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虽然民俗文化教育价值明显，但毕竟不是课堂授课的中心内容，这就需要教师充分备课，在进行民俗文化的讲解和运用的时候，考虑具体的授课内容、学生的学期情况等因素，寻找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也不可忽视。民俗文化是“活”的文化，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学校可安排一些有关民俗文化的课外实践活动。一是邀请民俗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民俗讲座；二是多组织策划具有当地特色民俗活动的节庆活动；三是举办民俗知识竞赛、话剧表演、作文竞赛、古诗词摘抄、诵读比赛等校园文化节活动。课外实践活动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社会经历，更使学生对民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效益多重。
参考文献：
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所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针对中国饮食史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一具体问题，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完整、详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几乎所有关于饮食的文献和无文字的饮食资料，对于后世学人查找、搜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资料、考镜中国饮食文化发展源流，都大有裨益。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陈诏《中国馔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赛时《中华千年饮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曦《中国饮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华国梁《中国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和《中国饮食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征雁《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荣光《饮食文化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子辉《中华饮食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周芬娜《饮馔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龚鹏程《饮馔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周海鸥《食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四种，含上述姚伟钧等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俞为洁《中国食料史》、瞿明安等《中国饮食娱乐史》、张景明等《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这套丛书，从四个侧面完整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对把握中国饮食文明演进规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断代饮食史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饮食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结合传统史料中的饮食资料及现今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饮食现象，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具、餐饮具、食物品种和名称、宴饮活动等方面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饮食文化。刘朴兵著《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对唐宋两代的食品、饮品、饮食业、饮食习俗、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思想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唐代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而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宋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唐宋饮食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唐宋社会文化的差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宋两代的饮食文化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表现出中国饮食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三）海外关于中国饮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近年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饮食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除了西方人类学家以专著形式论述或在著述中兼论中国饮食外，一批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学者，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穆素洁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剖析中国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戴慧思主编：《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黄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姝娣（JudithFarquhar）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还有：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景军《神堂的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1、东北二人转产生的地域文化条件萨满文化是东北古老而独特的一种文化，在北方各民族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它是东北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的记忆。二人转是萨满文化的完美继承和延续，它的演唱形式与萨满祭祀歌舞形式几乎同出一辙，它的音乐唱腔来自萨满神歌，它的舞蹈动作来源于萨满的激素舞蹈，二人转的很多曲目也是由萨满神歌发展而来。东北人是由东北各民族先民和关内移民组成，前者自古以来大都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与豺狼为伍，形成了粗犷、彪悍、豪放、朴实的性格。后者是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向东北地区大量迁入汉人，而这些汉人大多都来自我国北方地区，本身豪放的北方汉人进入民风朴实彪悍的东北，遇到更为粗犷、豪放的东北人民，变得更加勇武、豪爽。这些人所带来的先进的汉族文化与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而又不拘一格的东北文化。二人转正是在本土文化与汉文化融合过程中形成的。
2、东北二人转产生的社会条件二人转成熟于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孱弱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火炕之中。东北山川大泽地广人稀，物资丰富，但也绝非唾手可得，不仅要面对风霜雪雨、豺狼虎豹，还要面对官府的压迫和土匪的盘剥，生活的艰辛不难想象。特别是东北的流人们，他们撇家舍业、孤身漂泊,在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了生活中的疾苦。所以只有苦中作乐，才能期盼熬过漫长的艰苦岁月。近代中国混乱的社会秩序，是二人转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客观因素。民歌和二人转的唱词中很大一部分是借助历史故事来表现东北人民对官府压榨、封建礼教压榨的不满，但多是“悲剧喜唱”，可见东北人在这样艰难和痛苦之下，更多的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精神。
二、东北二人转狂欢文化的特点与表现形式
1、东北二人转狂欢文化的特点现在的东北二人转是在大部分保留传统二人转精华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时尚综艺性的内容，有现代的歌舞融合其中，有时像小品，有时像相声，这都让东北二人转穿上了七彩的外衣。“片段化、综艺化、说口化、戏谑化特别是狂欢化已经成为新型二人转的突出特点。”[2]现在的东北二人转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它具有极其狂欢的特点。东北二人转的演员大都来自民间，这就更加增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狂欢效果，而这种狂欢也极大地增强了东北二人转的喜剧艺术效果。“狂欢化是二人转艺术的一种情感方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表演方式、一种笑谑方式、一种游艺方式。”[2]这些看起来比较俗的东西可能更会引起普通群众的观看兴趣，更能调动观众思想中的敏感神经，从而使二人转深入群众内心，引发观众强烈的心灵与情感体验，使观众在带有色情的性的语言中获得一种愉悦。二人转的演员通过类似夸张的狂欢式的表演，尽情地把在日常生活中被长期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常常因为这种“荤段子”把二人转定义为低俗、色情。笔者认为，有些人说二人转属于色情演出实在有些欠妥。因为二人转仅仅是一种民间的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将人们的思想带到一种超乎现实的近似狂欢的精神状态中，因此东北二人转并不是色情演出。
2、东北二人转狂欢文化的表现形式在东北二人转之中，“脏话”几乎是作为一种台词出现。为何被大众文化所排斥的“脏话”可以在二人转之中蓬勃发展呢？因为二人转是一种具有狂欢精神的表演形式。二人转中的“脏话”是具有感情功能、无实际意义所致的脏话，主要是为了感情的宣泄。在东北二人转的演出中，“脏话”往往具有特殊的交际功能，在演出中，“脏话”在变成口头禅以后，它原本侮辱人的功能在不断消退，逐渐成为一种娱乐性的交际性语言，例如，“王八蛋、山炮、兔崽子”等，都会给二人转的演出带来狂欢效果。在使用这类似交际性的“脏话”中，对话双方没有世俗的阻碍，也没有了世俗道德的严格束缚，表演双方可以根据自身的情感进行交流，从而在表演中获得一种“畅所欲言的活泼形式”，通过它破除规则、消除等级，进而达到一种狂欢的效果。在东北二人转演出之中，狂欢精神还体现在对社会本质的揭露、对权力的不屑，以及对狂欢大众的吹捧。在表演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需要演员与观众进行交流，这是二人转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形式。“演员需要把观众拉入到狂欢的气氛中，解除心头的种种规则、戒律的束缚，而成为摆脱现实世界进入到二人转狂欢世界中”。在东北二人转的世界中，所有的社会等级、贫富关系都被看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二人转这里，他们都是狂欢世界中的一份子。在二人转表演里，通常来说，地位低的受尊重，地位较高的相反会遭到对方的嘲讽。二人转用这样的表演形式，使两者地位趋于平等，进而共同形成狂欢的气氛。在二人转演出中，演员常常通过抬高观众或者贬低自己的“自虐”方式来让观众体会到自己的优越感、自己的存在，使观众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力量，从而主动加入到演出的氛围之中。在“狂欢性的活动中，……低贱不再那么让人避之惟恐不及,……人们处于一种主体性极度扩张、惟我独尊、鄙夷和超越常规，进而重建自我世界的心理状态中。”东北二人转的狂欢精神是强烈欲望的宣泄、蓬勃生命的张扬、被社会所压抑感情的释放。东北二人转的狂欢本质来自于它的起源，我们在这里不能否定东北远古女神祭祀仪式和东北民间口头文学对其的影响。东北人因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而形成的粗犷、直率的性格，使得东北话往往是一语道破，从不遮遮掩掩。东北话不是经过文人墨客的悉心雕琢的作品，而是由东北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之间创造出来的，所以在东北人的话语间形成了那种以物喻物的表述方式。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东北的汉人大多都是从关内迁徙而来的，有来自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区的人，众多地方的语言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相互融合，汇聚成为了极具丰富性的东北话。走在东北的大街小巷，时时刻刻都能听到东北人之间特有的戏谑方式，东北二人转中的说口正是东北民间地方话的进一步升华与提炼，二人转中的说口是言语上的一种狂欢，表达出人类情感上的游戏和狂欢。
三、东北二人转的民俗文化
1、雅文化与俗文化首先，何为雅？何为俗？世界上本来没有雅俗之分。在周朝，“雅”是一种宫廷的乐器，这种乐器是由专门的乐官掌管着，并配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演奏，这种音乐被称为“雅乐”，是经常在贵族之间的礼仪活动中演奏。因此，所谓的“雅”，自古以来就是被上层阶级贵族化、权威化的一种文艺形式。可见，雅与俗这两方面本身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统治阶级规定出来的。“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秩序出现，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喜好。“雅”很多的内容都是从“俗”中汲取或直接拿来，从而保证自身的发展和生存。但是“俗”一旦翻身变为了“雅”便忘记了出身，又主观性的创造或指定一个新的“俗”来代替自己。所以，雅与俗的定义在各个阶段都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戏曲、小说是低俗的，而诗文是高雅的。词在唐代刚出现的时候是低俗的，但是到了宋代就成为高雅的文化了。
关键词：程抱一；小说；中国文化
2002年6月14日，程抱一先生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40名被誉为“不朽者”终身院士之一。自1635年法兰西学院建立以来，程抱一是唯一一位亚裔院士。这不仅仅是因为程抱一先生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做出的巨大成就，同样还是一份对程抱一先生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褒奖。然而，直至今日，程抱一先生在小说领域也只有《天一言》和《此情可待》两部小说。作为诗人和美学大师的程抱一先生之所以投入到小说领域，显然是因为小说所能承载的信息更大，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因此，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容纳了其诗歌和美学评论中无法展现的中国民间风俗。做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程抱一先生通过其小说创作不仅更大范围地把中国美学介绍到法国，同时也让西方领略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无限魅力。
一、小说中的中国民间艺术
做为美学家的程抱一先生首先是以民间艺术的角度来描写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例如小说中就多次描写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中秋节时，一个京戏班子……‘林冲夜奔’。我生平第一次看戏，发现演员用多么自由的方式表现不同的时空！……总之，并没有真正存在的时空，有的只是一个在舞台上活动的人，时空因他而生。”i以上可以明显发现，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描写往往是为进一步地发掘其内在的美学理论而做铺垫的。小说中还多次提到一些传统的民间隐士或艺人，如“道士”、“隐居老画家”等等。作者对这些民间艺人的聚焦并没有放在人物的外貌描写和行为上，而是借助主人公在与这些人物的对话，展现在某一领域中的艺术理论上。例如在与“隐居老画家”重逢之时，作者直接省略了与老画家的日常相处的时间，也省略了对老画家的外貌及性格描写，而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来纪录老画家与主人公天一的对话，如小说中老画家所说的“我唯一能教你的是中国悠久的传统。”ii通过老画家之口，作者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作者绕开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描写，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强调中国绘画虚空、元气及宇宙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描写显然是对其美学作品的补充，而与理论化的美学作品相比，小说的受众无疑更加广泛，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作者做中法文化桥梁的理想。
二、小说中的中国民间风俗信息
除了民间艺术之外，程抱一先生小说中还大量描写了中国传统民俗风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展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民俗习惯。例如《天一言》中的叫魂，与土霸王鲍老爷喝酒，茶馆喝茶等场景形象生动地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展现给了法国读者。以茶馆喝茶一节为例，作者分别描写各种茶客的形象，有演丑角的演员，高雅的茶客，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戏迷，把听戏前在茶馆喝茶的习俗通过各类人物的表现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第二，小说中大量中国民俗物品，为法国的读者再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而且用语并无理论书籍的单调。实物方面的主要有官府衙门、古庙寺院、后花园、闺阁等意象；日常行为上有祝寿、把脉、算命、烧香拜佛等意象；传统节日有包粽子、赛龙舟、七夕鹊桥相会、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等。我们选择一段服饰描写来看，“通常，和所有人一样，他穿着一件道袍。那一天，为了赶路，他穿了一身短身衣服：紧身上衣，长裤，身上挂了一条宽布带，里面缝了个钱袋，外面挂着个铁碗。”“只带了些衣服和日用品，针灸用的银针，草药，还有几本道学的书，整个用个棉布一包，外面还裹着层防水的油纸”iii，这样的描写并无堆积的术语，简单的语言为法国读者直观地描写出了一个远游道士的形象，让他们更加接近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第三，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还不时地能读到许多闪烁着民众智慧的中国民俗语言。诸如，“Faire ce que l’humain peut, laisser le Ciel faire le reste?”（尽人事知天命）；“ce qui ne doit pas venir ne viendra pas, et ce qui doit venir viendra”（不该来的不会来，该来的一定会来）；“ses paroles lui passent par les oreilles comme du vent”(她的话对他来说就是耳边风)；“quand on survit à une calamité, on conna tra le bonheur plus tard”（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良药苦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陀烛光不怕风”，“老天有眼”等等。虽然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句子不过是生活中的平常用语，可是在法国文学却是首次亮相，对法国读者而言，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通过这些生活气息十足的俗语，中国人的普通生活观念也开始与法国读者的生活观开始碰撞和交流，对于加深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这些句子也必将丰富法国自身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智慧。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无法忘记文化媒介的身份。也正因此，程抱一先生在小说中自觉地载入了许多中国文化信息，有些地方甚至是刻意为之。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名称都是用汉语的读音，这是因为，在中国，名字的意义在于用语音包含了取名者的理想，在两本小说中，男主角“Tianyi”名字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理想，“Daosheng”也暗含了“道生万物”的中国宇宙论的思想。女主角“Yumei”“Lanyin”（玉梅、兰英）名字中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善与美的化身。而这一切文化内涵是无法直接译成法语的，即使直译也必然会损害意义。因此，作者宁可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陌生和阻碍，也丝毫不愿破坏其中的中国文化精髓。从这一取舍中，我们也能看出作者在法语中再创造中国文化的理想和使命感。
综上所述，程抱一先生正是借助于小说这样一个以叙事为核心的文体，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把中国民俗文化介绍给了更多的法国读者，实现了其作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理想。作品中无论是中国民间艺术还是风俗人情，作者都能从更为深层的美学和哲学角度进行解读，使得这两本小说与作者其他的美学和诗歌作品一起成为了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重要渠道，在更广泛的领域促进了中法两国文化的交流。（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解：
目前，孝感的众多孝民俗文化资源正处于从遗产和文化的阶段向“产业化”过渡发展的时期，各种资源都有着矛盾的生存发展现状。孝民俗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利用得好，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孝感孝民俗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目前面临着一些困境。
困境一：怎样增强孝感孝民俗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保护好传统资源。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如随着外出打工、经商者越来越多，人们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家乡传统的“岁时节庆”逐渐有所忽视，岁时节庆气氛已是消淡了许多，其它的各种庆祝活动也正在减少，近几年，已经难得再见舞龙、做大戏、皮影戏等庆祝活动了。这就要重视对孝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现在，孝感的民间文化艺术缺乏规范的传承体系，大多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子承父业，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这种单一的培养方式，客观上导致民间艺术人才的“青黄不接”，一些民俗技艺和民间文艺可能伴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销声匿迹。
因此，怎样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探索和大胆改造，以增强孝感孝民俗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同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困境二：怎样扩大孝感孝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利用和开发文化产品。
文化的影响既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也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孝感虽说拥有丰富的孝民俗文化资源，但名声随大，影响力却有限，就像“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大家闺秀。这说明孝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尚需加大。目前，全市有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民间文艺家协会、群众艺术馆、湖北孝文化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民俗文化进行研究，但活动不多且偏重于理论研讨。至今还没有一个社团专门研究如何利用孝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旅游商品，政府职能部门及民间社团，对发掘孝民俗文化资源使之为产业化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对包括孝民俗文化资源在内的资源如何产品化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在孝感市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孝文化产品的营销过程中，对孝民俗文化资源的宣传力度不大，这就使得孝民俗文化发展的步伐缓慢，近年来，孝感地区的民俗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但基本上还停在简单的“参观型”为主，项目缺乏创意与个性吸引力。如董永公园的旅游，几乎无一例外是参观场馆；农家乐旅游，大多也还停留在“住宿、餐饮”等浅层次的开发上，在孝民俗文化的利用上，文章还没有做足、做深、做透。
另外，具有孝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工艺产品打造上主要依赖孝特礼品公司等几家小企业，资源尚未得到整合和很好的开发。作为旅游六要素之一的“购”，一直是孝感地区旅游业的短腿。该产品的消费市场很小，再加上工艺品本身制作难度大、价格偏高、外包装缺乏特色和吸引力以及消费渠道不顺畅等原因，如玉石雕、木雕等一些工艺品很难作为旅游纪念品进入市场，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困境三：怎样推动形成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格局，打造特色品牌。
孝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不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不多，民企进入文化领域准人的门槛较高，因此，要解决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有序的市场准人问题；以及怎样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利用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文化产业的规模；培育孝民俗文化领域的投资者，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是孝感孝民俗文化资源产业化面临的困境之三。
困境四：资金和人才的缺乏，政策的滞后，是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化开发的难点。
由于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资金投入较大，政府由于财力，尚未进行大的投入。由于缺乏经费支持，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困难较多，民俗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现有的展示场馆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规模不大，影响力小，利用率低，缺乏全方位展示孝感民俗文化资源的高规格展示场馆。此外要形成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格局、打造孝感孝民俗文化特色品牌等，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孝感市财政收入少，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也是很少的，近几年孝感市对文化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0.23%。民间资金投入文化发展的也很少。因此，如何吸引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是一个难点。
还有如何形成一支素质较高的民俗文化队伍。队伍是根本，人才是关键。要搞好孝感孝民俗文化的改造利用、宣传传播及产业品牌等，都要有一支素质高的人才队伍。人才难得，如何吸引人才，更是一个难点。
（一）归化策略
归化法翻译流派在早期的翻译学术界居主导地位。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strategies)主张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避免文化冲突，采取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使译文更接近目的语文化。[3]例如，1954年中国政府为招待外国记者放映了一场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长达10多页的剧情介绍被归化翻译成“OrientalRomeoandJulia”，标题式的翻译言简意赅。译语遵从目的语文化，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充分考虑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采取了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及思维方式来传达再现原文的内容，使外国朋友立刻对这部经典的东方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如：香云纱(俗称茛绸、云纱)，是一种用广东特色植物薯莨的汁水对桑蚕丝织物涂层，再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含矿河涌塘泥覆盖，经日晒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加工而成的一种昂贵的纱绸制品。顺德作为香云纱传统和标准工艺生产的发源地，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4]协调前的译文：Soundyarnisanexpensiveandcoolsilkfabricwithdyeyamjuice-coatedthroughaseriesofcomplicatedandstrictprocessesincludingcoating,pondsludgecoveringandsunexposure,etc.Shunde,astheoriginalproductionplace,iswell-knownassoundyarntraditionalandstandardmanufacturerwithmorethan700-yearhistory.协调后的译文：Rust-coloredgambieredsilkisanexpensiveandcoolsilkfabricwithdyeyamjuice-coatedthroughaseriesofcomplicatedandstrictprocessesincludingcoating,pondsludgecoveringandsunexposure,etc.Shunde,astheoriginalproductionplace,iswell-knownasrust-coloredgambieredsilktraditionalandstandardmanufacturerwithmorethan700-yearhistory.译文赏析：由于莨绸特有的丝质面料使得人穿着走路会发出“沙沙”响，所以最初叫“响云纱”，后人取其谐音称为“香云纱”。协调前把“香云纱”翻译成“会发出响声的纱”，译文简单地直译，倾向于原文的内容让目的语读者对这种丝绸面料没法产生具象思维。作为源语的“响云纱”与译语的“soundyarn”彼此看似契合，对应其语言文字的转换，实则译语传达的信息苍白无力。翻译是一个自我适应性强、自我调整与自我反省，并能自我再生的系统。[5]作为译者需要承担起跨越时空、基于语境，不断协调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的责任。通过直译和音译输出的“香云纱”的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实施跨文化转换中彼此对应的理想状态。香云纱其实是根据一系列工序加工而成的，它的主要原料薯莨汁的丝织物，使得面料成铁锈色。协调后的翻译把“香云纱”翻译成“rust-coloredgambieredsilkwithsoundwhenrubbed”,更倾向于目的语读者的思维习惯，这种布料的具体信息经过协调翻译后跃然纸上。顺德美食文化渊源流长，美食文化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外国食客有效地传递菜肴信息。[6]顺德代表菜式名翻译赏析：姜撞奶：gingermilkcurd；双皮奶：double-layermilkcustard；大良虫崩虫少：butterfly-shapedcookies.姜撞奶为顺德的名小吃，从字面上看是生姜碰撞牛奶，实为姜汁牛奶凝乳，凝乳类似西方饮食中的调味品炼奶。协调前把“双皮奶”翻译成“double-skinmilk”存在误译,此道小吃并非双层皮肤的牛奶，而是结了双层奶皮的蛋奶羹。协调前译语传达的仅仅是牛奶，结合这道小吃烹饪后的形态，协调后吧“skin”替换成了“layer”,因为它并非动物身上的皮肤，而是控制火候与工序加工而成的双层奶皮。在协调补充美食的信息后，运用归化翻译策略调整为：double-layermilkcustard，custard表示形态似蛋奶糊或奶羹。协调后的翻译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文化传真，使目的语读者充分接受理解其文化内涵。大良（虫崩）（虫少）香脆可口，直接音译无法传达小吃的形与义，（虫崩）（虫少）是一种经过烘焙过形态呈蝴蝶状的饼干，[7]因此（虫崩）（虫少）就被协调替换成了cookies,这是对目的语读者再熟悉不过的烤饼干之类的点心了。顺德名小吃翻译全部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努力使用能让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语言表达，从烹饪材料，烹饪方式到蕴涵的深刻寓意，忠实、准确、全面地传达了顺德小吃的具体信息。
（二）异化策略
异化翻译策略是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尽可能地把原文特有的文化信息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使其理解并接受，并逐步融入到译语文化中去。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译品，[8]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该在中西方文化的“异”与“同”之间寻求平衡支点。生菜包home-stylelettucewrapwithlife-longfortune。生菜包并非未煮熟的菜，译法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它尊重了源语文化，寓意生菜包是具有家乡风味的，象征长长久久财富与好运的菜肴。顺德龙舟文化历史悠久，每年的农历端午，顺德人以“龙”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的民间活动。在顺德龙舟文化翻译中必须先交待清楚“龙”的文化蕴涵。因为“龙”在中西方文化中存在截然的差异。英美文化的“dragon”在传说中是丑陋的喷火怪物，是邪恶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延续了八千年的吉祥、美好祝愿的象征。例：龙舟竞渡前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顺德人每每都郑重其事,仍保留一系列赛前、赛后的仪式,主要有起龙、请龙、洗龙、投标、转龙头、龙头祭、龙船水、龙船饭、藏龙等。协调后的翻译：Asolemnsacrificeceremonyiscommonlyheldbeforeandafterdragonboatcompeti-tion.Shundedragonboatcustomsretainaseriesofproceduresincludingliftingdragon,solicitingdragon,washingdragon,raisingdragonhead,enjoyingdragonboatdinnerandhidingdragonetc.ThepurposeistosolicitGodforthegoodfortuneofagricultureandlong-livinglife.顺德龙舟民俗文化极具文化特色，如果使用归化法会使民族文化内涵缺失。但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可以原汁原味地传达龙舟文化内涵。“龙”在此处可通过文化协调，采取解释式的翻译策略，翻译为DragonisthesymboloffortuneandbestwishesinChina，方便目的语读者在上下文语境中充分理解龙舟文化内涵。此段翻译中的“请龙”所蕴涵的是举行隆重的仪式，以谦恭的姿态把藏在池塘的“龙”请出水面。此语境的“请”非邀请的“请”，为协调源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用“solicit”表达“恳请”较能契合源语对应的文化内涵。
（三）归化与异化结合策略
任何语言都是开放的体系，它们都有可能经历发展、改变甚至衰退。因此，对于具有充分源语文化能力的译者来说，语言能够转变成美妙的艺术传达。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方文化需要互相的理性尊重与包容。协调、调和翻译突破了传统的非直译就意译的界限，在直译与意译之间游刃有余。协调翻译意味着灵活处理目的语与源语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独使用归化策略而抛弃异化策略，也不可只采用异化策略而抛弃归化法翻译。例：顺德民间武术历史悠久,明清两代出过武状元和武探花。民国初年,顺德更有武馆数十家,各流派均享有成名。Shundetraditionalmartialartiswell-knownforitslonghistory,especiallyZhuangyuanandTanhuacandidatesborninMingandQingDynasty.关于状元与探花的翻译，既保留源语文化，让目的语读者了解这一中国古代极具历史特色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传统，可以结合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对文化内涵补充注释。解释式的协调翻译为：ZhuangyuanandTanhuameansthecandidateswhowonthefirstandsecondtopplacerespectivelyintheNEL(nationalentranceexamination)fortheselectionofnationaltalents.
（四）启示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Abstract】Folklore embodi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is a major difficulty of th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German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arguing that the purpose or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examples， 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were explo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Translation methods
0 引言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通过文化交流开展对外宣传容易攻破意识形态壁垒，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其中，借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开展外宣工作更是展示一个国家和地区形象的重要手段。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包括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工艺以及包含神话、传说故事等在内的口头传承文学。民俗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民众所处的特定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承载着无数难以言表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的悬殊差异，在民俗外宣翻译中做到民俗文化的“全真传真”，可以说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
如何翻译民俗外宣资料从而更好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成为值得翻译工作人员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 在分析民俗文化外宣文案的基础上，从凸显翻译宣传效果的角度探讨民俗外宣翻译的原则、策略和方法。
1 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莱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莱斯在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即从原文和译文的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评价译文[1]。莱斯的学生弗米尔在莱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目的论”， 强调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 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1几种交际功能”[2]。 20世纪90年代初， 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译文功能理论， 提出“功能+ 忠实”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是由译文预期或所要求达到的功能确定的， 这种联系也为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标准[3]。
功能翻译理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 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因此，与主张以原语文本为中心推崇等值论的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功能翻译理论表现出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翻译实践具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
2 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
莱斯（1984）从译文功能的角度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感染型文本”和”以声音为媒介的文本”，建议根据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采用特定的翻译方法：信息型文本用于传递事实， 翻译时首要目的是保证信息准确；表情型文本重形式和美学效果，译文关注原文的美学和艺术形式；感染型文本关注引发接受者行为反应，呼吁或说服文本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译文应在目标语接受者身上产生预期的反应[2]。此外，赖斯也指出绝大部分语篇不是绝对的属于一种类型， 而是具有语篇类型的多重性。
民俗外宣不仅要向读者介绍民俗文化的信息，展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要召唤世界读者融入深刻的中华民俗文化内涵。所以总的说来，民俗外宣材料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感染型文本的结合体，其预期功能就是跨越文化障碍，在目标语文化中再现其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及劝诱功能。
3 民俗外宣翻译的标准、策略和方法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中，应根据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译文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把握翻译标准，谨慎选择翻译策略，灵活采用翻译方法。
3.1 挖掘文化内涵， 选用补偿策略， 充分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坚持“功能+忠实”的标准，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做到准确、忠实， 更要注重其实际效果在中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民俗文化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完全被“忠实”的翻译思想所左右，而要积极挖掘民俗文化的深层涵义，选用变通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实现跨文化交际。
所谓补偿策略，是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 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 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马红军先生（2003）认为只要释义或变通是为了再现原文语言效果及传达言外之意， 均可归于补偿[4]。本文中补偿是指为了再现民俗文化内涵而采取的各种释义或变通策略，包括阐释、意译、改写等解释性翻译方法。
China Daily的一个“元宵节”译例，充分说明民俗外宣翻译中选用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的重要性： the lantern festival， which falls on February 26 this year，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festival traditionally features big fireworks display， mass performance of yangkou folk dances， land boat stilt walking， lion dances and dragon dances. Other main activities are to appreciate the bright nightscape highlighted by colored lanterns， or to enjoy yuan xiao or glutinous flout balls with sweet or meat fillings. 文中“元宵节”的解释性翻译不惜笔墨，用了三个长句近七十个单词，详细、完整、准确地挖掘并传递了这一节日内在的文化内涵。
中国菜名的翻译更是体现了了民俗外宣翻译中的补偿策略的运用。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菜肴赞不绝口，但有些菜名如“全家福”、“玉扳禅师”如果直译却容易让他们如坠五里雾中。对于这样的“写意”型菜肴名，要采取意译法译出菜肴的烹调法、主料和配料，将“全家福”、“玉扳禅师”译为“stewed assorted meat”， “stewed potatoes with mushrooms”。更多中餐菜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充满着民俗情趣和地方风味。素有闽菜之首的美誉的佛跳墙， 如果按中国菜名直译为“buddha jumping over the wall”，会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所以，要加简单解释，将“佛跳墙”翻译为“Futiaoqiang―the Buddha jumped the wall for being lured by its smell of assorted meat and vegetables cooked in embers”。挖掘菜名的文化内涵，运用解释性翻译展现其中的民俗情趣，不仅使外国读者容易理解，而且吸引更多的外国读者体验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
3.2 保持民俗特色，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策略，恰当采用音译（或加注）＼ 直译（或加注）等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指出：翻译策略受翻译目的制约。民俗文化英译的目的在于促进华夏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了使民俗文化特色在翻译中得以再现，翻译中应尽量保留原语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恰当采用音译＼音译加注＼ 直译、或直译加注等方法。
按照Schuttleworth和Cowie （1997）编写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给出的定义，异化指刻意打破目的语的行文规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异域特色的翻译策略[5]。民俗外宣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在翻译民俗文化外宣资料时应尽可能选择异化策略，正如葛校琴（2002）指出，在从由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时，选择异化策略，有助于传播民族文化抑制文化霸权[6]。
汉语中有很多语义空缺的民俗词语，如“馄饨”、“旗袍”、“太极拳”等，如果借用英文的近义词翻译为：“dumpling”， “a kind of grown worn by Chinese women”， “shadow boxing”，西方读者便无法领略到独特的中华民俗文化色彩。所以，翻译这些民族色彩很浓的专有名词时，前辈们大胆选择异化策略，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注的方法把汉语的词语借过去，分别翻译为“wenton： a kind of dumpling made with thin wrappers， usu. served in soup”；“cheongsam：body-hugging woman’s dress originating from Manchus”；“taijiquan， school of popular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marked for slow and graceful movements that are designed to attack or counterattack， keep fit， prevent and treat diseases”。于是产生了西方读者最初感到陌生但逐渐接受的英语新词：“wenton”，“cheongsam”， “taijiquan”。这种异化翻译凸显了华夏文化身份的清晰度，引领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另外，汉语中还有一些具有民俗色彩的谚语、俚语，也宜采用异化策略， 运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保留俚语俗语的中国民俗特色。“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富有中国民俗特色的俚语。 如果借用英语谚语对应的表达法翻译为： “Money makes the mare go”，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使读者一目了然， 但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不如异化直译为“Money makes the devil turn your mill”， 保留原文中“鬼”、“推磨”的形象，以其陌生的文化内涵吸引外国读者的注意， 帮助外国读者在感受独特的华夏民俗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3.3 再现民俗韵味， 把握文体翻译策略，灵活采用多种翻译方法
目前翻译界不少人倾向于把翻译研究的视点扩大到文体，也就是要求译者对原文语篇的文体特征了如指掌，并作为构建译语语篇的重要参数。民俗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如蒋红红（2007）指出，民俗具有两个鲜明的个性：民俗是通俗的民间文化，又是说话的文化[7]。所以，民俗文化口语化特征较为明显。翻译民俗文化时，要尊重原文语体风格，注意使用口语体，采取一切可用的翻译手法，再现原文的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等民俗韵味，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
方言俚语的翻译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翻译中文体翻译策略的把握。方言俚语带有口头语体的色彩，是一个地域的名片，每一句无不浓浓地散发出养育她那片土地的风土民俗。如青岛人把傻子称为“膘子”，而北京人却将之称为“二百五”。翻译时如果直译为fool， stupid 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方言俚语的民俗特征。不如套用英语的俚语blockhead or dumbbell，与原文在风格上比较接近，无疑会使语言更加通俗地道。同样，汉语中的 “老爷子”、 “小菜一碟”、 “歇个脚”、 “没着了”等口语， 翻译中也尽量借用英语中口语化的表达“pop”， “a piece of cake”， “get a load off one’s feet”， “be at the end of one’s tether”，以保留原文生动诙谐、口语化的文体风格。
另外，民俗文化生动鲜活，口语化地娓娓道来，读起来朗朗上口，翻译时也要注意语言的娓娓动听，尽量避免冗长、复杂的句构，从词语选择、句式等方面保持译文与原文的文体风格对等。例如，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段：英台突然建议他俩应即时就在草桥结拜为兄弟。两人立刻写好名帖，盟誓他俩应像亲兄弟那样互相忠贞不渝。山伯十九岁为兄，英台十七为弟。银心在香炉上点好了香放在地上，目睹两人换帖成为结拜兄弟。译文为：It was Yingtai’s sudden suggestion that they should become sworn brothers then and there. The two wrote out name cards at once， testifying their faithfulness to each other as blood brothers. Liang Shanbo aged 19， was elder brother， Zhu Yingtai aged 17， younger brother. Yinxin lighted joss sticks in the incense burner place on the ground， witnessing the two become sworn brothers as they exchange the cards. 结拜兄弟、香炉上点香和名帖、换帖展示了中国古代兄弟结拜仪式，这些词语富有古文化色彩和生活气息，其语体风格在译文中通过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得到了较好的再现。同时译文也注意了民间故事的语篇范围和语体色彩，多采用英语的松散句、平衡句和长短句相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口语体风格。在朗朗上口的地道英语口语中，西方读者欣赏到弥漫着浓厚古文化气息的中国民间文学。
4 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有目的的交际行为，将译文的预期目的置于翻译的首要位置，为民俗外宣资料的英译 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俗外宣翻译中，译者应突破传统翻译观念，把握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遵循挖掘文化内涵、保持民俗文化特色、再现民俗韵味的翻译标准，恰当选用补偿、异化、文体等翻译策略，充分运用音译、直译、意译、解释性翻译等多种翻译方法，争取使译文与原文在功能上保持“最近距离”，从而实现译文传播中华民俗文化成果的预期功能， 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Reiss Katharina，. & Vermeer Hannks J. General Found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M]. Tubingen：Niemeyer， 1984.
[3]Nord， Christi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马红军.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5]Shuttleworth， M. & M.，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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