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国内目前的学科分类、文献分类法或百科全书大多将教育学划归到人文社会科学。我国2009年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也将教育学列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大陆使用的文献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虽将教育列入社会科学，但如上文所述，此处的社会科学指“除哲学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其范畴接近于“人文社会科学”。
(二)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
肖丽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社会化;教育学即育人之学，培养人是教育学的立足点，人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教育学是真正的人文之学［9］。张楚廷则从教育的特性、功能与使命、教育学研究什么、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写些什么、怎样看待教育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教育也是社会活动这一事实等五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人为出发点，又以关于人的哲学为理论基础，并归结到人自身的发展，最终归结出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是经典的、正式的人文科学学科［10，11］。
(三)教育学属于综合科学
王洪才认为教育学不能尽数归属于人文科学，教育学归属于人学并非归属于人文科学的充分条件;并在考察了教育学属性的内在向度(即研究教育活动对人的身心发展的价值)、外在向度(即研究教育活动对群体或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教育社会化与教育功利化趋向后，得出教育学是一门综合科学的论断［12］。
(四)教育学属于哲学
笔者并未获得直接的文献例证，只是从王洪才［13］的论文中得出此观点。王教授在文中提到:“就教育学发展而言，我们急需建立自己的教育哲学，从而使教育活动摆脱价值混乱的状态。这也是我国教育学界倾向于把教育学归入哲学研究范畴的原因，也是中国教育学派诞生的条件。因为只有从哲学角度思考教育，才能为教育行动制定一个明晰的方案”。
(五)教育学属于独立学科
李政涛认为应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出来，充满自信地将教育学视为独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第三种科学［14］。王建华则提出教育学要力求超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像地理学一样，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综合相关学科的结论，但教育学本身作为学科仍保持独立，其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15］。
(六)教育学属于应用科学
袁曦临则建议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归入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历史、语言学/文学、艺术归入人文学科，教育学、体育、服务学归入到应用科学，其目的是为了区分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在科研产出、教育目标以及社会效用等方面的显著差别［16］。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促进和加深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思考。笔者以为，总体来看，社会科学派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派仍为主流，二者难分伯仲;综合科学派似可引领教育学学科的未来，但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助于人们去分析不同学科的属性［17］;人文学科派则旨在促使教育学研究反思，但难免会让人产生矫枉过正之嫌［18］;哲学学派似乎将教育学类同于教育哲学，有以偏概全之嫌;独立科学派尚需更具说服力的材料支撑;应用科学派采取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规避了争论，其观点能否让学界接受，尚需观察。
二、笔者观点
(一)教育学产生于人文学科
要溯及教育学的源流，必须了解该词的出处及含义。通常认为，教育学(padagogia)一词在古希腊已出现［19］，再往前追溯，则来源于“pedagogo”，指“主人家的侍者”，即领着主人的孩子去上学的人，这部分人后来承担了对孩子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职责，具有了教育者的含义。而人文学科一词(thehumanities)源自于拉丁文humanitas，而后者本身是一个更古老的希腊概念“paideia”的罗马翻版，而“paideia”包含了“人性”与“教化”的双重意蕴，它不仅指“教育”或“教养”，而且还表示“养育”、“讲授”、“矫正”和“品格塑造”等含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的概念，而今天的“教育”(pada-gogy，pedagogics)即源出于此［20］。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学”与“人文学科”从概念的起源来看，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甚至是同源的。但“教育学”与“人文学科”一词的起源密切相关只能说明人类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的起源很早且教育内容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做出“教育学产生于人文学科”的判断。关于教育学的产生，我国2001版的《辞海》以1632年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为教育学学科产生标志，以1806年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发表为独立学科形成的标志。在《社会科学导论》这一美国大学广泛使用的社会科学教科书中，作者绘制了一幅名为“知识概览”的知识历史轨迹图谱，如图1所示。借用此图与上文，我们可以判断出，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作为“艺术与人文”或更笼统地称为“哲学”的部分内容的。“文艺复兴”期间产生了教育学学科，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蕴含的精神分析，这时的教育学只能归属于人文学科。而赫尔巴特的代表作《普通教育学》及其它教育专著，对教育的理论性论述均是将教育学建立在逻辑方法论之上的。也就是说，教育学建立的基础和准则是在逻辑思维的证明之上，而不是经验证明之上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其方法是理性思辨的，是哲学的［21］。因而也只能归属于人文学科。
(二)教育学主要发展于社会科学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教育学随后的发展，尤其是在经历了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的蜕变之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里笔者借用黄志成教授归纳的教育学的三次分解过程来阐述［22］。如表1所示。上已述及，最初的教育学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分析，属人文学科。而教育学的第一次分解主要来自赫尔巴特的弟子对其著作的解读，并随之产生了新的独立的领域———“教学论”，其人文学科性质并未改变。直到第二次分解时，由于实验教育学派的产生，使教育学产生了明显的转向—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关注教育知识［23］。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立时期。教育学的第三次分解则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其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教育学研究的视野、方法论、研究内容或主题等，使教育学研究内容向纵深发展［24］。另一方面，不同学科有关教育的研究如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生态学、教育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导致了“EducationSciences”这一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的产生，从而在形式上成了所有有关教育的学科的总称。它蕴涵的观念是:教育科学是大量社会学科，还包括某些自然学科应用于教育领域而形成的，它们绝大多数以教育现象为对象;在方法上博采众家，其发展以这些学科的发展为前提［25］。因此，可以说，教育学主要发展于社会科学。
(三)教育科学将会走向综合科学
什么是综合科学?《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综合科学的:它是以特定的自然客体或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教育科学现在是否已然成为综合科学?从其知识体系来看，教育科学中既包含了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内容，也含有教育生理学、教育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内容，当然还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等更多的社会科学内容，称为综合科学也是合理的。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其自然科学的比重还较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称为综合科学似乎还为时尚早。不过，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习科学的兴起，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将使得教育科学的综合性“成色”更为显著。因此，笔者以为，教育学或许正处于转型期，终将走向综合科学。
三、新的知识环境需要不同的视角
(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难以完全驳离
诚然，从自然客体到社会形态，再到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形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化过程，形成的自然、社会与人文三大科学类别构成了人类知识图谱的主体［26］。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已难以完全区分［27］。我们往往很难知道一门社会科学在哪里结束，另一门又从何开始。不仅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关联，而且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也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28］。另一方面，人文学科需要社会科学理论及研究方法拓展视野与加深认识。在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人文反思和逻辑总结，比单纯的人文思考更有意义，更有利于人文学科向纵深发展。再者，社会科学需要来自人文学科蕴含精神的指引。对于每一学科，人文思想、精神与关怀都是不可或缺的，对其长期良性发展非常重要。克兰就认为，没有一门学科可被排除在人文学科的方法与技艺的调查研究范围之外。数学和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都有其历史、语言和文献以及基本哲学规律，这些可以应用人文学科一般技艺和方法加以讨论和分析［29］。张楚廷教授等学者正是基于此，提出了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论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学科的学科属性均应定义为人文学科。同理，在斥责教育科学的社会科学走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异化作用时，我们不能就此全面否定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具体内容。回归人的教育，也并不意味着其学科属性应该定义为人文学科，而是说在研究的取向上应以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标为导引，就如同许多学科也需要哲学的导引，但不能因此将它们全划为哲学。医学在许多分类体系中均被定义为自然科学，但其研究对象是人，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人文属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但我们不能说医学属于人文学科，因其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还是自然科学。从表1亦可见，教育学的人文学科属性从开始的统领地位逐渐减弱，但从未真正完全离开过。另一方面，教育学学科属性的“主要成分”为社会科学在当前理论与实践界已成为主流意识，也是不争之事实。
(二)学科思维妨碍发展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尽管我们在认识某些复杂问题时经常对其作降维法等技术处理，以使其主要因素清晰显现。但如同《21世纪学习的革命》中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复杂的、具体的，可能涵盖多个学科，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因此，单一的学科思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有碍创造性和洞察力的发展［30］。以单一学科视角和观点来看待一门科学，难免产生“管中窥豹”之憾，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学科属性的界定，一方面，需要看其总体研究趋向;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学科融合与交叉已经成为当今学科发展的常态。
(三)生态学的视角
科学是与知识相关的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关于科学问题的讨论体现在对“知识”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认知”问题，而且还包括知识的伦理、知识的观念、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知识者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处境等与“人的知识”有关的问题。知识是一个比科学更为广泛的话题，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区别可确定的“知识”与会出错的“看法”，《圣经•创世记》里对人类偷食“智慧之果”提出教喻，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以经验归纳为基本方法的科学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后来科学给世界带来空前物质文明也造成巨大祸害（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所说的寓言故事），二十世纪电脑和二十一世纪“谷歌”时代的“图像”和“技术代替大脑”型知识，这些都是人文教育课上不断出现和持续延伸的讨论话题。“知识”广泛的问题意识与“科学”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科学”(science)一词的拉丁词源scientia就是“知识”的意思。科学是一种可以理性解释的，并具有可靠运用性的知识。今天，人们所特别称为“科学”的，不仅是指这样的知识（往往是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而且更是指对这种知识的特别追求方式（以经验求证为本的“科学方法”），乃至这种方法所特别体现的真理价值（所谓“科学精神”）。对“科学精神”的人文表述往往与人们常常特别强调的“实事求是”不同。例如，十八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说：“科学是激情和迷信的高效解毒剂。”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把科学看成是普通人都能运用的思维方式，他说：“科学只不过是最佳的常识，在观察时严格准确，在思考中严守逻辑。”爱因斯坦则反对把科学思维神秘化，他说：“全部的科学不140过是日常思维的提炼。”这样的表述闪烁着思考者自己独特体会的光彩，更能为人文课增添思想乐趣。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以冷静、理性、常识的方式谈论关于知识的问题，不断有机会将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或内容相联系。在人文教育中，这叫作知识的“周边扩展”（contextualization），也是大学教育对学生“知识信息融会贯通”（contextualizedinformation）的基本要求。例如，柏拉图的《美诺篇》里，苏格拉底在讨论与“知识”有关的问题时，用了几何学的例子。最早的古希腊科学家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的米利都，他们第一次拒绝使用传统神话或宗教解释来言说周遭世界的现象，而代之以理性解释，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理论”。他们对几何学和政治学抱有同样的热忱。几何学（本意是“丈量土地”）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用科学。几何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因为土地是当时最宝贵的财产，要建立新的城邦，就需要仔细丈量土地，将其平均分割并分配给殖民者。人文课上学生们讨论欧几里德的《几何要素》，关心的远不只是它的数学知识,而是它的人文价值。例如，希腊几何学是一个典型的语言概念逻辑系统,与古埃及以图像为本的几何学不同。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关于“点”的定义(点只有位置而不占有空间)出发,延伸出线段、角、圆等等,终于构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完整概念世界。最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任何画出来的、人类眼睛能看到的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点,因为它必定不只是一个位置,而是占据了一点点空间。
同样道理,我们能看到的直线必然不是真正的直线,我们能看到的圆必然不是真正的圆。真正的欧氏几何是一个只能用文字来表述、一个只有靠想象才能进入的世界。这个几何世界和文学世界、历史世界、伦理世界等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欧氏几何于是引发了一系列至今仍使许多领域中的思想家着迷的问题,如语言和理念的关系(是语言反映现实,还是语言构成现实),理想和141现实的关系(典型的柏拉图问题,“理念”和“现实”,哪个更真?)人的逻辑能力问题(康德把逻辑和时空感确定为人的规定性,维特根斯坦把“伦理”和“逻辑”定为世界存在的条件),“第一原则”问题(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可以归到像“点”的定义那样简单的基本理念吗?)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对学生有很多关于“知识”问题的思想启发,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例如,有的学生会问,如果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想象永远不可能用眼睛看见的事物,那么我们神奇的想象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会争论，想象是不是人的一种知识能力（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现为想象，而非知识”）？想象是人的天性还是神的恩赐？这种争论本身比它可能得到的任何答案都来得有趣且有教育意义。无论答案是什么,人的想象、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都会在新的凝视下显得神奇和神圣。对人的自由思想和想象的控制也会更显现出它的残酷和违法人性。又例如,正如任何可见的点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中的点来得完美,是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里的“好人”和任何一种现实中的“善事”,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之中的“好”和“善”?社会的德性伦理建设能否通过“向某某好人学习”来实现?还是无可避免地必须诉诸某种理想的“好”和“善”?这样的好和善是否具有普世性？其知识和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像这样的讨论会把学生的关注点从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引向伦理和意义的问题，而不只是局限在几何知识的特定内容。其实，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关心物质世界的构成，苏格拉底把这种关心转化为伦理以及人类在相互关系和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这个转变至今对人类充分认识科学的利与害，以及科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学生们在希腊思想课上阅读《几何要素》的人文教育意义所在。
科学和“人的普遍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科学的目的与讨论其他文本（文学、历史、宗教、政治、哲学等等）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学生对“人的普遍问题”进行思考和提问的能力，其中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法国杰出的“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最关心的问题）。在阅读伽利略的《星际信使》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相当突出。这个历史时期的人文阅读讨论没有选牛顿，而是选了伽利略，是经过考量的。这不是因为伽利略在科学贡献上比牛顿更伟大，而是因为他在两个方面更符合人文教育课的教育目的—他让我们看到科学背后的人类心灵，也让我们看到，由于无法摆脱来自政治（当时是宗教政治）权力的限制，真实的知识体现的是人的一种怎样的被压抑的知识信念，它也同样映照出一种自由与屈从同在的科学家人格，至今仍然如此。人文教育顾名思义是“人的自由教育”，自由的人格是这个课程培养学生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自由是有条件的，无视这一点，便不能真正懂得自由。伽利略的《星际信使》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到科学家在与权力体制（天主教会）发生灾难性冲突时，人格特征会变得模糊。尽管如此，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可亲近的人。
而且，一个有公共意识的科学家，他不只是从事科学研究，还需要为传播他所珍视的科学发现而运用解说者的丰富才能。伽利略受当时的教会迫害，这是学生们都知道的。但是，通过阅读《星际信使》，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化了的“知识殉道者”，而是一个为了自身安全，很会讨好权力，与之妥协，也很善于为自己谋取有名有利学术职位的“聪明人”。这种讨好和妥协是因为他不得不应付权力对知识的武断审查。然而，虽然这是不得已的自我防卫策略，但却还是一种为追求真实和真理付出的道德和人性代价。不仅如此，伽利略还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将《星际信使》献给143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并将木星的四颗卫星以美第奇家族之名来命名，伽利略因此如愿以偿获得这位欧洲最具权势的统治者的赞助。伽利略因此成为一个“不自由的知识人”的象征性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强制性权力控制下的知识人和知识的普遍处境。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征的人物—复杂、多面、矛盾，有着与我们一样的平凡人性。这与我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碰到的那种脸谱化的“科学家”（“爱国”加“专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结束后不久，数学家陈景润成为“科学的春天”里的知识人格典型，他除了演算数学题之外，几乎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关心。相比之下，伽利略则向我们展现了他作为社会和政治中人的全面投入和由此显现的鲜明个性。
科学不寻找绝对真理
十七世纪，科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不仅是笛卡儿，而且还有培根，培根甚至还更有代表性一些。人文课上之所以选笛卡儿而非培根，一个重要原因是，笛卡儿让我们更为典型地看到理性与信仰（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在科学家那里可能发生的自相矛盾。一面秉持以怀疑来确定真实知识的原则，一面却屈从于某种不容置疑的“信仰”，这样的分裂人格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而造成这种分裂的往往不是科学家真的有什么“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有所“害怕”。学生们在人文教育课上阅读笛卡儿的《谈谈知识》，不难从字里行间读出他因为伽利略于一六三三年被教会迫害而感到的害怕，他是一个“吓怕了”的科学家，统治权力对知识者的杀鸡儆猴手段在他身上是发生作用的。笛卡儿坚持理性的怀疑，他知道，这种怀疑精神可能摧毁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作为妥协，144他倡导建立一种“临时的道德原则”，直到理性能找到并维持新的原则为止。比起他的同时代人培根来，笛卡儿对待宗教和上帝的问题要小心谨慎得多。这是因为他害怕像伽利略那样受到教会谴责，他于一六三三年被迫放弃对哥白尼学说的信念（相当于公开检查和承认思想错误），也放弃了发表与伽利略见解相似的《世界》（TheWorld，一六三三年完成）一书的念头。在阅读笛卡儿时，学生们讨论得更多的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形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谓的“理论”—科学的以及其他被称为或自称为是“科学”的那种理论。人文课上的大学生对现代科学观念在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发生的根本范式转变很有兴趣，但他们对这之前的亚里士多德旧科学范式却往往了解甚少，因此需要向他们介绍亚里士多德对“心智”(mind)、“知识”（knowledge）和“科学”(science)的观点。这些观点也都与知识讨论的其他问题有所关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心智”（也就是“在头脑里发生的”）只限于“推理”和“理解”。人的感官、想象、意志等等是指向心智之外的，因此不是纯粹的“智力”，它们只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而已。
在“我怎么感觉”与“外面有什么”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感官经验直接向人们提供了外部事物的知识。笛卡儿对十七世纪新科学范式有重要贡献，他把人的感官经验、想象和意志、推理和理解一起归入“心智现象”。他在“我怎么感觉”和“外面有什么”之间划了一道界限，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怀疑：我们能确定自己所感觉到的事物吗？如果我们不能确信由感官所察觉的事物（例如，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筷子其实是直的），那么我们便不能从观察中推导出所谓的“科学真理”来。所谓的“科学观察”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人的意志解释行为，对它的科学性（可靠的知识性）绝不能轻易下定论。但是，笛卡儿对绝对确实的否定并不彻底，他的怀疑论（“我思，故我在”）仍然是为了寻找某种在亚里士多德范145式中无法获得的知识确定性。今天，我们可以比他更进一步地知道，在科学里是找不到绝对的确定性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科学真理，更不要说是“宇宙真理”了。知识骗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私利打扮成真理，并把谋取这种私利的手段夸耀为科学。学生们在讨论中很感兴趣的是，任何科学理论的性质都是提出某种基本“假设”(hypothesis)，而不是从什么一定正确的原理推导某些“证明”（demonstration）。学生们对“担保”（warrant）的认知作用尤其感兴趣，因为他们许多都来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对“信仰担保”与“科学证明”之间的区别已经有所了解。例如，平面几何的“勾股定理”有几十种不同的证明，但这并不比只有一个证明增加“勾股定理”的可信性。但是，“信仰”或“信念”的担保是有可加性的，来自多个不同方面的支持越多，条件就越接近充分，担保就越有力，越令人信服，宗教历史的故事、事例和人物、道德感化、神学研究等等都是在提出这样的担保。把理论看作“假设”，这其实已经是在把从理论得到解释的现象当作是一种“担保”了。理论被人们相信，是因为它有经验的支持。理论中包含了一种由“担保”所支持的“信念”，信念发生在感觉官能和思维官能的相互结合中。例如，牛顿力学定律之所以被人深信，不仅在于他找到了开普勒原来分散的结果的统一内在原因，而且更在于它被以后无数成功实践所担保。但是，这些担保并不充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与这个信念不符的实例。近代力学研究发现，当运动中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时，牛顿定律的结论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偏差就很明显，这时就得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了。然而，尽管牛顿力学的担保是有条件的，但在它使用的条件范围内却是完全可靠的。虽然相对论力学是比牛顿力学更具精确性担保的知识，但它并不降低牛顿力学的价值。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在牛顿力学有担保的条件之内，因此牛顿力学在日常生活中有比相对论更广泛的用途。这样的科学知识对学生们了解其他知识及其运用的范围和条件很有帮助。他们由此知道，科学的成就在于得出某种有担保的理论（即“假设”），而不是绝对确定无疑的知识（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诉诸理性的怀疑（不同于非理性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所得到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人文科学。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科学，涉及许多与人类思想史、观念发展、哲学、政治、社会有关的问题，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求学生们开动脑筋，积极加入讨论。这样的讨论是一种“交谈”(conversation)，学生们自己的思考、提问、回应和关心的问题成为交谈的主要内容。老师的任务是协助讨论，不是知识灌输（lecture）。这与自然科学课程上的“特殊知识传授”是不同的。因此，即使是同一门人文课，每次教的时候讨论内容也会有明显的不同。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四、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
1.1幼儿园教师专业要求出台新标准
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需要根据新的专业标准文件对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作出相应修订，以适应新时期的教师专业要求。
1.2生源多样化增加了师范院校办学压力
随着近几年学前教育师资需求的猛增，各层次的师范院校和职业院校纷纷开设了学前教育专业，并呈现出生源种类、学段层次的多样化特点，还出现了中外合作办学等新的培养模式。生源的增加势必加大师范院校的办学压力，将会面临师资短缺、教学资源不足的状况。因此，根据自身的办学情况重新调整课程体系，是每个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院校所面临的问题。
2构建学前教育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依据
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既需要从教育方针政策层面把握国家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还应关注学生的专业发展需求，更应立足于院校自身的办学特色。
2.1依据学前教育相关文件精神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应首先关注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相关政策文件，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新政策的角度把握新时期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要求。除此之外，还包括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12年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及《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从学前教育课程、学前儿童学习与发展以及教师专业标准方面设计各类专业课程的开设。
2.2依据学生专业发展需求
随着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儿童相关的各种产业也相继兴起。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毕业之后面临的就业选择也相应增多，如早教机构咨询、儿童产品开发，儿童传媒与图书策划等行业都是本专业学生就业的新热点，不同的职业需要学生具备更强的专业综合素质，因此，在本科课程的种类和结构上应体现学生新增长的专业发展需求。
2.3依据本地、本校特色进行专门设计
本科学前课程体系的构建还应结合院校自身情况，发挥院校办学优势，并合理利用当地的学前教育资源，构建更具开放性和特色性的课程体系。
3学前教育专业本科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结合上述课程体系构建的依据，高师学前教育专业本科课程应包括通识教育类课程，专业教育类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以及实践课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课程因其特点和职能不同，在结构和编排上又各有侧重。
3.1通识教育课程体现知识结构的整体性
在专业知识层面，《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出幼儿园教师的知识结构中应具备通识性知识，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等。基于此，通识教育类课程应使学生了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形成学科知识的整体观念，促进不同学科知识及其思维方式的互动与迁移；使学生兼具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为学生的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为学生未来从事幼儿园教师职业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3.2专业教育课程夯实专业基础知识
专业教育课程是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其目的是为学生未来从事教师职业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形成科学的专业理念，培养学生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通过开设专业教育必修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科概念，形成学前教育学科的知识框架和概念体系，了解学前教育专业所涉及的基本研究问题、学科特征以及学科研究范式，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专业理念。专业教育选修类课程，是在掌握学科基本知识和理念的基础上，针对幼儿教师素质的新要求，结合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所开设的能够拓宽学生专业视野，帮助学生了解学前教育事业的最新发展趋势、研究成果和教育教学理念，启发学生新的专业学习方向的课程。例如，学前教育政策解读、中外学前教育热点透视等。
3.3教师教育课程提升学生保教能力
教师教育类课程遵照《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依据现代教师教育发展趋势和教师专业发展要求开设一系列课程，以保证学生具有较强的保教实践能力和从事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能力。教师教育类课程可包含师德修养模块、教学活动组织能力提升模块以及幼儿专业教师技能模块三大模块，高度迎合了专业标准中“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的基本理念。其中，师德修养模块帮助学生树立职业理想和最基本、最重要的职业准则和规范。教学活动组织能力提升模块通过理论讲授与学生自主实践紧密结合，使学生在了解各领域教育的基本学科理念和功能特征的基础上，掌握教学活动组织实施的策略和实操，有能力以专业的意识与行为开展较高水平的保教工作。幼儿教师专业技能模块则强调“学以致用”，不仅着重于帮助学生习得较强的专业技能，更强调如何将专业技能科学地、有效地运用到实际的保教工作中。
3.4实践课程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卢作孚处在传统教育向现代科学教育转型的历史时期。他曾就读的瑞山书院当时已初步具备现代小学的性质，开设了数学等课程。卢作孚在读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1908年，15岁的卢作孚怀揣着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只身前往成都补习学校专攻数学，从此开始了他半工半读的自学生涯。在短短的大半年内卢作孚就学完了当时能看到的中文版的全部数学课程，为了进一步阅读、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书籍，他又刻苦攻读英语，用半年时间学完当时能得到的少量英语版数学书籍。其后他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代数难题解》等书稿，还出版了《应用数题新解》一书。数学学完后，卢作孚又倾注于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等学科，这不仅丰富了他的科学知识，还为其后来从事科学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1910年开始，卢作孚深入地研读包括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在内的诸多国外书籍。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与研究，卢作孚打开了眼界，对于如何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有了较为系统的思考和认识。1914年，卢作孚来到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大教育家黄炎培，黄炎培先生非常赏识卢作孚的德才和抱负，不仅介绍他参观了不少学校和民众教育设施，还将自己的苏、皖、赣、浙、鲁、冀等省《教育考察日记》送给卢作孚研读。这次上海之行使卢作孚认识到了“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随后，中国爆发了提倡崇尚自然、讲究实用、发展科学技术等的新文化运动。时任《川报》社长兼总编的卢作孚不仅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而且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成了“德”、“赛”二先生在西陲之地的主要鼓吹者。据高孟先追忆，“‘五四’运动使卢作孚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进步、落后，与科学是否发达关联极大”。20世纪初，很多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和宣传，其中杜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正如胡适所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那样大。”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教育主张备受卢作孚推崇。卢作孚曾在1922年《教育方法与暗示》一文中提到“杜威氏以暗示为思维惟一之要求，实亦一切知识获得之锁钥，其为宝贵，从可知也。”并在1930年他亲自带领考察团奔赴崇尚杜威思想的教育家陶行知所极力提倡的燕子矶小学考察，在燕子矶小学看到“1.学生教材绝少在书本上，多在校外获得适用的教材、让学生自己求得常识；2.校内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小商店，以学生的储蓄组成，并让学生自己管理、经营；3.学生自己组成一个救火队；4.学生自设一医院，自设诊所，校外人也可来诊；5.学生自办一时事新闻报社，编辑也由学生充任。”之后，更加信奉杜威的教育思想，并在瑞山小学、北碚实用小学、兼善中学的学校教育以及峡防局民众的教育上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教育实践成果，从而在科学教育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为了推动北碚地区的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1930年，卢作孚等人到上海、青岛、大连、沈阳、哈尔滨、敦化、唐山、北平、天津等地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实地考察，他们参观了科学研究所、大学、中学、小学、博物馆、图书馆等等。同时，还与科研院所进行了学习和交流，并把随身携带的动、植物标本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浙江、江苏两省的昆虫局进行交换。通过到华东、东北和华北等地的考察和学术交流，卢作孚除了认识到当时世界强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的厂矿企业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组织的严密性和先进性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在国家兴盛中的重要性，进而使卢作孚更加意识到建立研究机构，从事科学之探讨、科学之教育是当时闭塞的西部地区人民了解科学、认识科学的关键所在。
2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1今舍教育，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国不能强
面对几千年封建统治造就的国民素质低下，卢作孚多次强调“今舍教育，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国不能强”。他在《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中讲道：“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以谓立国家于法治，而缘实业致富，军备致强，民智民德，顾乃卑下。”因此，卢作孚认为要破除愚昧，“期于以科学代替迷信，以艺术的生活代替一切下流无聊的娱乐”；要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根本出路在于加强人的教育与训练：“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因为，“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今舍教育，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国不能强。”卢作孚不仅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在当时中国训练现代科技人才也进行了思考，并具体提出了两点见解：“第一，要将现在负起责任，要解决社会上某种问题或训练社会上某种人的人，随时送到现代的旁的国家去，先受过训练。第二，是要多多请旁的国家有专门技术而又有训练人的技术的多多到中国来帮助训练，乃能训练成功许多新的社会里边需要的人才，训练成功许多训练的人才，使他们能够从旧社会当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来。”
2.2重视科学、倡导科学
在卢作孚看来，科技文化落后是导致国力衰竭的重要原因，并且在《事由书》中指出：“吾国过去忽视科学，以致文化落后值此国难严重，百物凋敝之秋，对于文化建设，亟应认定目标，先树基础，俾期逐渐发展，获得成效，以裨益国家，福利人民，进而探讨研究，日新月新，求与欧美文化并驾齐驱。”因而，卢作孚认为：加强文化教育和科技传播是改变当时中国落后面貌的有力武器。为此，他致力于“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方法替代迷信与积习”，并提出“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或乡间。”“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各种新消息，在一切公共的地方陈列着，在一切公众经过的地方陈列着，让人阅读。”以实现把最新的科技成果渗透进民众中去。
2.3科学教育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卢作孚认为：传统教育偏重于课本，而课本又与实际相脱离，因此，他致力于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科学教育方法和观点。
2.3.1教育应当与实际相结合卢作孚十分重视实践在教学中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学骑马，要在马上学；学游泳，要在水上学；学用机器，要在机器前面学。”为此，卢作孚认为必须：“打开校门，使学生日常能与自然和社会接触。不但要让学生到自然界或社会里去，并且要让社会的或自然的教材到学校里来。”如此一来学生便“不但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还要去多识鸟兽草木，不但是专从书本上去看人的言语行动，还要从实际上去看人的言语行动，而且要亲去言语行动。要从自然界，从社会上，才能得着真切的知识，书本不过是记载那些知识的东西，并不是知识。要养成儿童获得知识的能力，他才能够一辈子随时随地获得知识。”就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出某种早期对于博物学教育的朴素重视。
2.3.2以“启发式”取代传统的“灌输式”卢作孚十分反对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忽视动手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他曾经说道：“教育不但须多予儿童以经验，尤须多予儿童以甚熟而可运用之经验。然则经验而至于可以背诵，可谓熟矣！问时教育之以背诵为方法者，非良好之方法乎？不知经验之熟，不贵温习，而贵运用。”因而，卢作孚始终强调通过启发式教学，来不断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不断挖掘学生的潜力，不断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最好的教师，是帮助学生自己学习，帮助学生自己解决实际问题，各个学生都有他的天才，要看教师如何去帮助发展他。”并以自己教数学的经验为例：“我曾教过中学的算术，用学生自学的方法，最初教得很慢，整整一学期，才把基本四法教完，而那班学生即可拿他所学的问题去考那些高班次的同学，而不能解答。至于他们以后学分数、学比例，学百分，太容易了。因为那都是由四法演变下去的，所以学生完全可以很快地学起来了。”进而认为“唯一的施教方法，就是教学生如何去思想，并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数学上去。要做到这个地位，并不困难，只要告诉学生五个秘诀：(1)看清楚；(2)听清楚；(3)想清楚；(4)说清楚；(5)写清楚。这样，使数学上的一字一句，都弄得十分明了，十分透彻，不许有丝毫模糊，将来应用于做事，也能如此，自然是事半功倍。”
2.4科学教育应当做到学校与社会并重卢作孚认为：“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是学校环境或社会环境”，“就得天天研究布置环境。”对于学校环境，卢作孚认为：“第一，要事在选择适宜的地方，求便利周围就学的小孩子；第二，要事在建筑经济而适用的校舍，辟广大的运动场和校园；第三，要事在购丰富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要使学校成为极可爱的地方，里面有许多可爱的东西，让那些小孩子去努力经营。”对于社会环境，他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讲究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于环境中熏陶民众。”譬如，他邀请社会各界名人（例如，冯玉祥、孔祥熙、杨森、马寅初、陈独秀、郭沫若、黄炎培等）来北碚或民生公司讲演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教育等各种专题；在有人出入的地方贴上各种常识的照片和图画，并设立起了民众学校、传习处或普通常识教育点等。
3卢作孚科学教育的实践
卢作孚的科学教育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21年初至1922年夏的泸州“新川南”教育试验；二是1924年春至1925年春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三是1926年至1952年以北碚为中心所开展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实践活动。这三个阶段衔接紧密，且特点鲜明，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卢作孚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转变和飞跃。
3.1破旧立新的川南教育试验
“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川报》社长兼总编的卢作孚在《川报》上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文章，成为当时西南地区“德先生”、“赛先生”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为此，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十分钦佩卢作孚，并热忱邀请他到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帮助建设“新川南”。在川南教育改革试验中，卢作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创办通俗教育会，开展社会教育，以消除国民愚昧、自私的认识；二是整顿川南师范学校，彻底改革当时的学校教育体制。通俗教育方面：在卢作孚的引导下，泸州不仅在白塔寺创办了通俗教育会，而且建起了图书馆和阅览室，举办各种展览，与此同时，卢作孚还派人挑书下乡将图书送到各个村庄供人阅读，广泛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民众教育运动。另外，卢作孚还在泸州推行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宣传放脚、剪短发，实行男女同校读书等，并适时地开展了卫生运动，提倡讲卫生、爱清洁、预防疾病、增进体质；为中小学生普种牛痘等等。学校教育方面：首先，改造学校环境，购置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其次，更换了维护旧思想的师资队伍，诚邀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担任管理人员和教师，并取消了一切陈腐的学制制度。此外，卢作孚还组织创办了《新川南日刊》、《川南师范月刊》，这些报刊对教育、社会改革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为“鼓吹民治，传播新文化，提倡教育实业，灌输国民常识，研究科学和种种社会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3.2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
由于军阀的混战导致了新川南教育试验的戛然而止，但卢作孚却没有放弃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任务，随后在成都创办了通俗教育馆。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开办，在提高市民素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传授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都起到了正面而有效的影响。成都通俗教育馆设有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音乐演奏厅、动物园、游艺场等部分。而且“这里常常举行科学、教育及社会改革的讲演会，举行中西乐演奏会。每当这样的时候，音乐厅里总是挤满了人。游艺场内常常演话剧、川剧、京剧、魔术，还常常配合卫生运动、教育运动免费为群众放映电影。博物馆里常常举办古物展览会、中国画展览会、西洋画展览会、货币展览会、卫生展览会、金石展览会和革命史展览会，运动场上经常开运动会，并经常进行球类比赛、自行车比赛、团体操表演等。”虽然，成都通俗教育馆终因“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而被迫中止。但作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和科技传播的实践平台，成都通俗教育馆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作用：通过吸引民众到通俗教育馆来，扩大了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了解，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鼓舞。对此，孙恩山评价道：“没有任何一个通俗教育馆在名副其实地完成自己的宗旨方面，比它做得更好。”
3.3以北碚为中心开展的科学教育实践活动
卢作孚所处的时代正面临着科技人才稀缺这一难题，因而人才培养和教育实践就自然成了卢作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为此，1926年至1952年，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实践活动。
3.3.1北碚实用小学卢作孚主张科学教育要从小学教起，并于1928年在北碚创办了实用小学，其办学的 宗旨为：一是改变一般学校读死书、死读书的现状，训练儿童应有知识的能力，可靠的行为；二是通过北碚实用小学来实践新的教学方法，培养新的人才，从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校。实用小学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以训练儿童之行为为主：训练在家庭中，在政治中，在职业上，在交际上，在游戏上的种种优良行为。”“以实施及观察的教学方法为主：观察每一事物之原因及结果；观察两种以上事物相互间的关系，并排列出系统；自己造起正确之原因，以证验其应有之结果；以校外实际接触的教育为主，从校外觅得接触社会，接触自然的机会。”“每科都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作为教材，不限于讲堂上，不限于教科书，随时随地用各种方法训练儿童运思、谈话、做事、作文。”他始终主张让学生通过自身的体会来掌握相关的知识，比如讲自然，就让学生去田野里观察；如讲算术，就要从日常生活中购物的实际情况讲起，如讲度、量、衡，就要小孩子们拿升子、秤等去量、去称。同时，为了尽量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和尽可能地提供教学实践场所，“校内设有儿童图书室、博物馆、校园农场、儿童俱乐部、游戏场、贩卖部并附照相馆”等。
3.3.2兼善中学在实用小学取得成功后，1930年，创办了北碚兼善中学。如表2所示，兼善中学在教学内容上不仅设置有科学课程，以为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校打下根基，而且还设有职业训练的课程，以为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卢作孚认为：“兼善学校的学生，尤其要留意实际生活，如果只在几本教科书上去寻求知识，那是有限得很，我想除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在教室活动外，星期日尽可以到社会去寻求实际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有经验，每一个人都需要将他的经验用文学的方法描写出来，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出来。”因此，卢作孚始终强调要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用结合，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能力。为此，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重庆市的学校、工厂、公司、银行、邮局、轮船及各种军政机关和社会事业等参观学习，以使学生明了社会事业进展的情形，而知道科学的应用；以采集或征集有关科学研究而不易得的品物。兼善学校的新式教育不仅从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思维方式、思想境界等各个方面对学生加以训练，使之具备科学常识，而且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积极向普通大众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固。
3.3.3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1930年6月的东北之行使卢作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落后、科技人才缺乏、愚昧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回来后，卢作孚就着手筹备中国西部科学院，他希望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立能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民众，使他们享受到科学知识的好处，从而唤醒民众，以现代科学武装普通民众的头脑。卢作孚在北碚成立科学研究机构的想法，得到了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任鸿隽、丁文江、秉志等教育界、科学界人士的巨大支持。同年9月，中国西部科学院正式成立，它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个民办的科研机构。卢作孚主张“一切事业，都由学术的研究出发，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竟归宿于社会的用途上，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感着急切的需要。”从这一原则出发，该院的各研究所都纷纷制定了各自的学术目标，例如理化研究所的目标是：“在应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西部各省土产物料之性质，并采求其用途，以作开发资源之际参考”；地质研究所的目标：“注重于矿产之调查，以求对地下资源有确切之估计，其他与开发资源有关系之人口密度、交通情形、地理形势等，凡在调查所及之区，皆尽量搜求参考资料，务期一地有一地之明了报告，籍便实业界及社会人士之参考”；农林研究所则提出“在垦荒地、培育森林，并搜求优良稻、麦、蔬菜、果树及牲畜，作改良之研究，试验成功，即从事繁殖推广，以增加农林生产”；生物研究所则坚持“在采集全川、西南各省所有动植物标本，以供农业之改进，学术之研究”。西部科学院的博物馆，设有动植物、西康风俗、工业、卫生等陈列室。展示的内容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这不仅满足了乡亲们的好奇心，而且还打开了视探外部世界的一扇窗。除此之外，西部科学院不仅在平时十分注重通过刊物、办墙报、开演讲会等方式来宣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曾多次成功举办了各种科普展览会。如1930年首次展出了由黄警顽赠送的南洋风物和由本院考察团搜集的彝族风物。1931年在科学院动物园展出由郭卓甫等从马边捕捉的包括小熊猫在内的各种动物。1933年正值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召开年会之际，西部科学院又盛况空前地展出了历年采集的矿石、化石、土壤、动植物标本和煤层模型等。面对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陈列品，综括万象的陈列展览，生动直观的科普宣传，怎能不唤起民众进行科学的探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四川及西南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抗战期间，沦陷区的科研机构大量内迁至北碚，北碚一度成了全国的科研中心。对此，李约瑟在《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中描述道，“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市镇上，叫做北碚，位于嘉陵江西岸。此镇所有科学团体与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
4对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的评价
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教育科学，教学科学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教育科学其实是以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是若干个教育类学科构成的学科总体。它包括属于基础学科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属于基本学科的教育原理、德育原理、教学原理、教育管理学原理。而现代教育科学所研究的方向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测量与评价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发展理论研究。对于学前教育的基本理论大家已经熟知它的发展历程，但是对于学前教育中如何贯彻教育科学，如何进行教育的测量和评价科学研究，其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学习群体的风格不尽相同，所以所采取的教学方式也应有所不同，这都有待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发现和调整。
1.提前制定合理的教学内容。学前教育与其他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学对象是婴幼儿，教学对象的学习特点是理解能力较低，行为控制力不强，好奇心极强，因此，必须重视教学内容的制定。在制定教学内容时，要注意教学内容的生动性、趣味性、教育性和安全性。其中，生动性和趣味性有助于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保持学习者的学习状态；教育性则是教学过程中的根本目的，“寓教于乐”是学前教育应达到的基本标准。另外，学前教育中，大部分学习者都是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的低龄儿童，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制定学习内容时，要考虑教学活动的安全隐患，切实保护好学习者的人身安全。
2.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态度，灵活调整教学方式。在根据既定的学习内容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不断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变化、兴趣变化，并据此调整学习内容的顺序和教学方式，让学习者充分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另外，还要着重利用学习者的好奇心理吸引注意力，这样可以带动学习气氛，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3.注重成果反馈，总结经验。学前教育的成果往往没有系统考试类的衡量标准，所以需要细心观察学习者的行为变化和各项能力的提升程度来确定教学方式是否有效。并通过变换教学方式来对比学习成果的优劣，总结教学的方式方法，以适应学习者的学习习惯，提升学习效率，让学习者在学前教育中打下良好的基础，丰富知识储备，加强性格塑造力，让学前儿童的身心得到良好发展。
二、借鉴国外成功的学前教育经验
纵观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发展动向，学前教育历史发展的科学研究表明，幼教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幼教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幼儿教育从经验型转向科学型的必经之路，因此，幼儿教育的科研工作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苏联于1960年建立了学前教育科研所，内设早期幼儿教育、学前儿童教育、实验教学法、年龄心理学、生理学、美育、体育等实验室，研究所把全国学前教育问题的一切科研工作都统一起来加以分析和评价。国外的教育科学水平发展比较早，这种类似的教育科学实验在国外不胜枚举，而在国内却屈指可数，那如何借鉴国外的教育科学经验来丰富我国学前教育教学方式呢？笔者认为要遵循以下原则：
1.借鉴与修改。在观察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模式后再加以运用，并在运用的过程中了解它有哪些缺点和优点，然后进行改造再利用。这种做法的根据是：每一种科学的教育方式都是不分国家的，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经验当然可以拿来运用到我国的学前教育中，但前提是不能照搬照抄，要灵活地改良和修正，并在方法运用中反复总结经验，让国外的先进学前教育经验落地本土，并发挥它的优势。
2.创新改革。在引进国外先进科技的同时加以改造和创新，结合学前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性地改造，以达到先进水平甚至实现超越。但是创新模式实现起来很难，不仅要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特性，还要能够找到彼此结合的创新点，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增强洞察力，要能够发现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找到学前教育的新思路。
三、我国学前教育的教育科学未来发展趋势
1．加大资金投入，不断改善科教条件。
几年来，学校以创建“教育现代化”、省“四配套”工程为契机，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面对巨大资金缺口，学校通过多方渠道积极筹措资金300多万元，用于改进教育装备，努力实现办学条件软件不软、硬件过硬。先后建成可容纳300多人的科技报告厅、科技活动室、实验室、微格教室、网络教室、软件制作室等。其中微格教室面积达120平方米以上。科学仪器室、实验室按国家一类标准配备各类仪器设备，实验可容纳12组以上；科技活动室按省教育厅要求配置劳技工具，使用面积符合标准。学校图书馆拥有图书27000册，其中科普类书籍3000多册，并向全体师生开放。
2．重视科普教育软环境建设。
学校开辟了科普知识宣传橱窗，科普展示走廊，学校展板，班级板报，“红领巾”广播站等宣传阵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科普教育校园环境。同时，学校注意科普教育向社会延伸，挖掘、利用、推广科学技术社会资源。以镇农业科技园、校农家故院、果蔬种植基地为科普教育基地，以县气象局、科协、镇农技站、镇自来水厂为科普参观实践基地等等。为学生走向大自然，走向社会，走近科学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
二、建设科教师资队伍，实施科教育人工程
当前，小学面临教师结构性短缺，科学教师队伍也存在同样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着学校科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为此，我校采取多项措施，建设了一支理论知识丰富、专业技能扎实、较稳定的专兼职科学教师队伍，确保科学教育课程全面实施。
1．加快转岗培训工作，配足配齐科学课程专职教师。
学校按要求配足2名科学课程专职教师，2名综合实践活动专职教师，2名信息技术专职教师，还邀请退休教师担任学校的校外科技副校长或兼职辅导员。多年来，学校积极选派教师参加科学教师、科技辅导员和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进修、培训。为鼓励教师能安心开展科学技术教育工作，我们不仅把教师指导学生开展科技活动的时间计算为教师工作量，还把科学教育业绩作为教师晋升职称、评先评优的参考条件之一。
2．创新校本教研机制，加强教师专业引领。
要实施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更快更好地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没有教师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学生的发展、学校的发展。我们着力创建校本教研制度，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实现学生发展、学校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构建了多元的教师成长平台。首先学校开展教研活动做到“四定”：定时间、定地点、定人员、定进度。其次教研做到强化课程意识，把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多个因素有机整合。
3．发挥骨干教师引领带动作用。
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让外出学习、培训的教师，学习结束回校后定期举行二次培训，让全体教师共享培训成果；骨干教师每学年至少要上一节示范课或讲座。定期开展与兄弟学校交流研讨活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吸收别人的先进经验和教育教学理念。
三、开发人文历史资源，提升科技教育内涵
1．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形成办学特色。
结合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气象日等纪念日，学校每年均组织开展相应普及宣传活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组织学生到抗日山植树造林，体验保护环境实践活动；6月5日世界环境日，组织学生走进企业、工厂、镇区小巷，向人们发放保护环境宣传资料等科普教育活动。
2．科学教育纳入校本课程体系，培育办学品牌。
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组建学校科技兴趣小组，因地制宜开展活动，做到定时间、定地点、定计划、定指导教师，确保科技兴趣小组活动落到实处；科学教育成效显著，组织学生参加各级科技创新大赛、电脑作品设计制作、学科知识等竞赛，近四年学生有二十多人次在各级各类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科学教育逐渐成为我校办学的一个亮点、一张品牌。校本课程《农家》先后获得省、市评比一等奖。
3．以校为本，开展特色科教活动。
1.两者内涵。科学技术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主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的一种活动，是发现和发明的统一体，它的最高目标是求真。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它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一种规范和准则，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它是通过人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起作用的。情感、美好、幸福等一切“善”是道德存在的力量之源。科学技术与道德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真善的关系，两者的完整结合必然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矛盾正在日益凸显。
2.两者关系。在中外思想史上，对于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科学技术与道德相斥论。持有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科学与道德是对立、排斥的关系。他们认为科技的发达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灾难，与此同时也将伴随着道德底线的降低和道德思想的堕落。另一种则是培根等学者支持的科学决定论。他们认为科学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而科技的成熟自然会给人类带来益处，从而进一步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他们把科技进步看作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上述两种观点有些片面。科学技术与道德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技术是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行为及其规律，而道德，则是反映人自身的行为规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二者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并存在于不同领域。科技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使得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观念得到提升，道德情感得到升华，并促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与规范。而进步的道德观，也在精神力和文化观上积极推动和支撑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因此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因科技革命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而对社会的道德教育持悲观情绪，持无所作为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会自然改善和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会导致对伦理道德教育的忽视。总之，我们不仅要瞩目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而且还应当重视通过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有长足的发展，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科学技术对道德的影响
1.科学技术对道德产生的利处。科学技术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的发展使人们传统而保守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得以改变，并逐步地渗透进道德情感中，使之得到升华，人们的价值观渐趋科学、合理，并促进了智慧的生成，进而带来了很多创新，又进一步带来了科技的更新与社会的发展。
2.科学技术对道德产生的危害。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科学技术所表现出的工具理性转化为操纵人类一切生活的手段时，人自身也成为工具理性所任意摆布和支配的工具，人为物所奴役，失去了各种精神的追求。于是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问题。计算机的兴起与网络技术的繁盛，使得世界越来越虚拟化、隐蔽化，网络的不真实引发了很多道德伦理问题，如网络欺诈、网络色情……青少年更是整日沉迷在游戏与聊天中不能自拔，甚至出现亲情淡化冷漠现象，更有甚者走向自杀。网络像一根纽带，联系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但也像一堵墙，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远。生物技术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伦理难题。基因技术使人类揭开了遗传的秘密，也为人类疾病的医治带来了希望，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相当多的问题。人们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克隆人的商品化、商业化，还有贩卖人体器官等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人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心灵的空虚、恐怖、焦虑和绝望成为了当代人的精神面貌。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运用得是否得当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它的工具理性价值必须有一个正确导向才能使自身优势实现最大化、最优化。而伦理道德正是这样一个人文精神工具，所以，我们应当用伦理道德去关怀科技，对它进行规范和导向，才能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
三、如何进行人类伦理道德教育
1.从知识出发，形成哲学思维方式。正确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武器。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过：“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这一点已为科学发展的事实所证明，我们应当努力使这种“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成为人们普遍掌握的思维形式。只有掌握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能正确认识、说明和把握以空前速度向前发展的客观事物，才能认识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从而树立变革的观点和革新的精神。不能把任何一种知识奉为绝对真理和固定的信条，除按常规一点一滴积累以外，还要打破旧规范，树立新规范。我们应具备辩证法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使自身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道德研究，并对西方的道德思潮加以选择性地吸收，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
1.1建立教学上的侧重点，促进学生音乐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全面发展
第一，视唱练耳教学中应注重培养简谱识谱唱词能力。幼专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今后毕业将面向幼儿园的音乐教育，幼儿园的歌谱都以简谱为主，因此在学习五线谱的同时，加入对简谱的识谱唱词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建议在大专一年级就可以进行，可持续到该课程结业，从简单的儿歌入手，逐步过渡到短小的艺术歌曲，以长时间持续训练的方式，让学生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也为即兴弹唱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音乐欣赏教学。音乐欣赏实际是一门基础性、综合性的学科，它需要学生有敏锐的听觉能力、独特的审美情趣、丰富的想象力、合理的认知能力……对音乐的欣赏水准，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音乐品味和音乐素养。而音乐欣赏的教学从音乐作品的作者、创作年代、文化背景入手，分析作品的结构、表现要素，还能激发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增强理解力和表现力。因此，加强音乐欣赏的教学，势必将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艺术修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加强即兴弹唱训练。即兴弹唱能力是每位幼儿园音乐教师需具备的基本功，也是今后学生就业的敲门砖。在简谱识谱唱词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钢琴弹奏技巧以及有了一些和声知识后，学生就可以进行即兴弹唱的训练了。建议在幼儿师专学校的音乐教育专业二年级，开设专门的即兴配奏和弹唱课，教师通过上大课讲解理论的知识，让学生进一步在键盘上实践摸索，再通过小课检验学生的练习情况，反馈学习效果。有条件的学校还可采用数码钢琴进行教学，让先进的教学手段为教学带来方便。
第四，声乐和钢琴曲目的选择上，要选择适合学生演唱（弹奏）的，与学生自身能力一致的曲目，不要盲目拔高。就这次比赛评委的评分来看，主要不是看曲目的难易程度和单纯的技术水平，而是特别注重选手对作品的理解和整体性的把握。然而在教学中，教师对条件稍好一点的学生，往往就向专业水准靠拢，曲目过于拔高，学生完成的质量却不高，反而适得其反。因此，教师要选择适合学生的作品，才能让学生在轻松地完成曲目技术的同时注意到乐感与表现。
第五，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记得有一位音乐教育家曾说过：“一个师范毕业的学生可以不会独唱，但是不可以没有表情没有感染力地歌唱。”这充分说明了，良好的音乐表现力是音乐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再好的作品，也只有通过表演者声情并茂的再现，才能赋予作品的生命力、感染力。特别在技能性的科目（如声乐、钢琴等）上，教师不能仅仅只注意训练演唱（弹奏）技能，而要通过分析作品，带领学生真正理解作品，把握作品的意境，有表情地再现作品。另外，可以通过观摩优秀的音乐会，听著名歌唱家、演奏家的唱片，阅读一些理论方面的书籍，不断思考、总结，提高审美和艺术素养，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表达作品中的情感。
1.2多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的机会，注重对学生舞台表现力的培养音乐是一种表演的艺术，仅靠在教室上课、在琴房的练习是远远不够的。在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学生，平时在上课时表现甚好，一上台就手足无措，大打折扣。舞台上表现，不仅要有技术、有乐感，还需要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演奏气质，这些决非天生就具备的，需要后天的培养和反复的积累、磨练。此次比赛中得分较高的选手也是舞台表演经验比较丰富的。所以，幼专的音教专业还应该开设观摩课、汇报表演课，学校也应为学生创建表演和参加比赛的平台，这样既锻炼他们的心理素质，又积累了舞台表演经验。
1.3改进教材，选择适合幼儿师专音乐教育专业的内容因幼专音乐教育专业的特殊性，可以将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教材作为参考，并加入具有幼儿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特色的教学内容。如儿歌即兴弹唱、简谱看谱唱词等内容，可以与幼儿园的唱歌教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声乐还可以加入儿歌的表演唱内容；合唱指挥加入童声合唱排练内容……另外，学校还应该给教师和学生多提供到幼儿园调研的机会，了解幼儿园的教材、教学方式，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教师，音乐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教学技能等等。之后进行研讨，找出我们的音乐教学和幼儿园需求之间的差异，调整我们的教学内容，以适应幼儿园音乐教学的需求。这样既兼顾了音乐专业的特色，也体现了幼教的方向性，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胜任今后的教学工作。
1.4通过网络搭建教师教学交流的平台，促进音乐教育事业共同发展任何一项教育事业，都不能是自己闭门造车，而要将先进的理念引进来，并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才能与时俱进。据笔者了解，几年前我省就由省中学校长联谊会牵头，将全省各地90多所普通高中联合起来，共同搭建起一个属于高中教育人自己的网络信息平台，进行教育大交流，实现了全川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共享。如果我们的幼儿师范类的专科学校也能搭建起类似的平台，让教师们通过快捷的交流工具，畅所欲言，并在平台内实现音乐学科教师们的教学交流和沟通，资源共享，必定会促进幼儿师专音乐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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