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1、认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2、知道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3、感悟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所具有的重要作用。4、体会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战略任务的重要性。学习重点：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意义。学习方法：自主阅读、课上研讨、随堂练习、课后巩固。一、课前阅读完成以下练习。1、相互影响：在经济的基础上（1）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是、、。其中，经济是，政治是经济的，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又
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的影响。（2）、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社会的发展。2、相互交融：在时展的进程中（1）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2）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人们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更高的。素养；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1、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1）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和之中，成为的重要标志。（2）我国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把握先进文化的，优先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二、在完成以上练习后尝试把握课文纲要。参考提纲：文化与政治、经济1、相互影响：在经济的基础上（1）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2）不同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2、相互交融：在时展的进程中（1）文化与经济相交融。（2）文化与政治相交融3、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1）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2）文化建设对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意义。三、重点辨析：文化给予经济和政治以重大的影响，任何文化都能促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我的记录：
老师点拨：
四：疑点讨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确揭示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我的记录：
老师点拨：
四、基础巩固1、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是（）A、经济、政治、文化B、物质、精神、文化C、经济、政治、哲学D、生活、学习、工作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A、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感B、鲜明的多样性和荣誉感C、鲜明的阶级性和责任感D、鲜明的世界性和自豪感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②科学发展观③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政治和文化④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⑤以发展经济和政治为主，以发展文化和科技为辅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A、①②③④⑤⑥B、①②④⑤⑥
C、②③④⑤D、①②④⑥
4、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表现在（）
①在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明显②随着民主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③为推动经济建设，发展教育，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越来越重要④图书出版、影视音像等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文化消费更加丰富⑤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总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⑥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A、①②③④⑥B、②③④⑤C、①③④⑤D、②③⑤⑥
5、2000年，美国的文化产业出口创汇达72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创汇行业。美国400家实力最强的公司有四分之一是文化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多部大片在中国的单片票房收入超过1亿美元。这说明（）
A、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
B、文化反作用于经济，给予经济以重大的影响C、文化是经济的派生物D、经济发达，文化产业一定发达非选择题：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世界文化中的霸主地位，把文化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软”武器，大肆进行文化渗透，消解它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至连其盟友法国朝野人士都说：“如此下去，我们的子孙将不是欧洲人。”
上述材料中体现了文化生活的什么道理？
四、课后拓展
选择题：当代人类正在掀起的以计算机、互连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革命，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材料革命，以及以它们的有机结合为代表、以人类科学创新为标志的“科技综合体革命”，可以定位为历史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其显著标志是生产中心的转移，即人类社会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导转向以精神生产为主导，也即是文化经济时代。据此回答1-3题。
1、人类社会生产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导转向以精神生产为主导表明（）
A、文化现象无处不在B、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C、人们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密不可分
D、社会文化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2、人类社会进入文化经济时代，要求适应和服务于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行变革，也要求深化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以适应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的客观现实。这主要体现了（）
A、文化有古今和地域之别B、文化有先进与落后、腐朽之分
C、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
D、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
3、信息革命、生物革命、材料革命以及“科技综合体革命”，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这充分的表明（）
A、文化由经济所决定B、文化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C、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D、文化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力量
发展健康的文化消费是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举措，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对人精神层面所产生的渗透力、提升力和引导力，使人们的知识力转化为道德力。从而形成循环互动，使德治成为治理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发展健康的文化消费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据此回答4－5题：
4、之所以要强调发展健康的文化消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
A、不同的文化，对社会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作用
B、文化消费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过程
C、文化消费的过程是提升人格力量的过程
D、文化消费的过程是吸取知识营养的过程
5、上题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
A、应提高文化消费在生活消费中的比重
B、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人们提供丰富、健康的文化食粮
C、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一、基本做法
全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具有相对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在这一方面，由于各地领导的心态不一，全党在这一方面的进程参差不齐。既有市、县市区、乡镇，也有大众企业、南宁卫生局等企业事业各单位。其中省辖市较少、县市区居中，最多者为乡镇一级党组织。一般地说，有三种类型：浙江等沿海开放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条件先行发展再实行试点的类型；四川等内陆省份开展试点工作与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同步进行的类型；陕西省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组织迫于“人养不活”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主动开展了党委领导班子、党委书记的民主选举、竞选职位的试点工作，对当前进一步搞好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
（一）第一种类型的基本做法。第一、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党员代表的素质，为发挥代表的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是减少代表名额，提高代表群体的参政议政能力，有利于代表参与党内外事务。代表名额一般都比原来减少了20%以上，有的试点市县区以将代表人数由300名减少到200名左右。[6]如，四川省适当减少代表名额，调整代表结构，规定常任制代表的名额原则要低于上届非常任制代表人数的20％；[7]绍兴市2003年党代会代表人数比上年党代会减少了20％；椒江市2003年党代会代表人数比上次党代会减少34％。同时，这两个市的代表群体在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分布状况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二是划小代表的选举单位。绍兴市党代会把市级机关和市直单位划分为83个选举单位，椒江全市共划分出104个选举单位，每个选举单位一般只产生1至2名代表。这样党员对代表候选人更为熟悉。也有利于代表与选举单位建立起——对应的关系。[8]三是改进党代会的工作程序，让代表提前参与党代会的有关活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提前数天以代表团为单位组织当选的代表开展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向代表通报党代会的主要议程；征求对党代会报告，“两委”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意见；提出履行代表职责的有关要求。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使代表的权利和义务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党组织有时间从容地处理某些突发事件，及时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使党代会开得更加顺利。
第二、确立党员代表在地方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绍兴市，这项制度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明确代表的任期与党委相同。赋予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权利和职责，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本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代表大会和市委反映；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党的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群众的思想和生活等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党委和有关党组织提出工作建议和批评；根据有关规定，对党委成员实行监督；党委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委托党员代表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项调查。为了便于党员代表开展活动，给每位代表颁发了《党员代表证》，并规定了代表的活动方式。党员代表除了集中参加党内会议和市委组织的活动外，还可以在本选举单位内开展有关活动。二是划小代表团，为了使代表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加强对代表的管理和教育，按区域和工作性质将代表划分为若干个代表团。代表团在大会期间的职责是组织讨论，形成提案，酝酿人事问题等。平时各代表团根据需要可召开代表团会议，讨论党委提交讨论的问题；形成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提案；讨论本代表团所在区域和工作系统内的有关问题；提出工作建议。[9]
第三、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定期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过去，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次党代会之间的间隔比较长。党代表大会难以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做出决策。椒江市直接试行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委、市纪委本年度的工作报告，讨论决定本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及年度工作规划，讨论决定其他有关事宜等。[10]绍兴市由于考虑到省辖市的范围比较大，从改革试点的角度出发，暂不实行年会制，但确定在两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再召开一至两次党代表全体会议。[11]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增强党的活力，2003年台州市向浙江省委请示，要求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省委同意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扩大这项试点，已经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椒江区继续深化，另7个县（市、区）在2003年换届时试行，而现正处于届中的台州市本级和路桥区则到2005年换届时试行。[12]
第四、大胆把试点工作引向省辖市。2003年8月19日上午，广东省首个地级市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中共惠州市委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挂牌。[13]这标志着惠州党代表常任制开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市委向全市每个党代表发出了《实行常任制，全赖你参与》的信和《党代表意见建议卡》，市委还依照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惠州的实际，在全国率先编辑了《党代表手册》一书，发给党[来源
代表学习使用。
第五、大规模全方位在乡镇铺开试点工作。迄今为止，江苏省已有100多个乡镇推行党代会代表常任制工作，其中，如皋市委下发了《关于试行党员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意见》，已在全市23个乡镇全面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14]徐州睢宁县在2002年8月就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会议进行认真研究，决定以全县16个镇党委召开党代会进行换届选举为契机，全面试行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15]宿迁市宿豫县乡镇试点工作也在2002年10月就已经全面铺开，等等。[16]
第六、探索非常任党代表和常任制党代表共存的过渡办法。一是什邡市委按照《什邡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行办法》关于常任制代表名额应低于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人数10—20%的规定，及时部署常任制代表确认工作，对全市81个直属党委、总支、支部提出明确要求。被确认的对象是市第十一届党代会正式代表和由于工作关系和代表结构需要，需重新选举增补的代表。代表初步人选书面向选举单位党组织提出自愿当市第十一届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代表的申请，并在党员代表会或党员大会上进行如何当好代表的公开承诺，并接受党员或党员代表无记名信任度测评。同时，凡有增选任务的党组织，都将按规定补选出常任制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党代表体制。[17]二是江苏省泗阳县在所属23个乡镇全面试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制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部分党代表。考虑到维持党代表队伍的相对稳定性，补选党代表的人数基本控制在党代表总数的1／3以内。[18]
第七、外企党员员工当选上常任制党代表。山东乳山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20名民营外资企业党员当选常任代表，外资企业的党员代表也是这次党代会的新成员。华隆（乳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芳友是本届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作为外商独资企业的常任党代表。他将不只参加这一次会议，代表身份也不因这次会议的结束而结束，他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一样，任期5年。[19]另外，2003年6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青浦区赵巷镇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试行办法》，这标志着上海市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点工作也正式启动；[20]后来通过的《中共天津市红桥区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常任制试行意见》和《红桥区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实施方案》，也表明天津市也正式启动了党代表常任制工作；并把落实党代表“审议权”，作为常任制党代表的一项最重要的权利。[21]
（二）第二种类型的基本做法。第一、形成了不同地区、层次和水平相结合的试点模式。如四川2003年大范围试行党代表常任制，初步积累了五种模式的经验，即市县乡三级联动型、县乡二级联动型、单一的县级常任型、单一的乡镇级常任型和企业党代表常任型。[22]
第二、有重点、有突破地开展试点工作。四川将在全省条件成熟的地方，逐步地有组织地推广雅安市直选党代表的做法，并形成更大范围内试点，重点在市县两级的试点大格局。其中，四川省委组织部近日出台了《关于市、县（市、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行意见》。《意见》规定，党代表大会可以每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举行，审议当地党委、纪委的年度工作报告，在换届期间选举当地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选举出席上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的代表，听取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事项的落实情况和代表提出的提案、意见和建议的办理情况的说明，讨论确定当地党委认为需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实行常任制的党代会代表可对本地的重要工作、重要项目和企业进行视察；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以提案的形式，或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质询的形式，对党员群众关注的问题和反映强烈的问题，向当地党委以及辖区内各级党组织提出提案或质询；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可组织代表对当地党委班子及主要成员进行一次测评，当地党委也应组织代表对重要部门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进行评议和测评。《意见》还规定了党代会常任制的组织保障：党代表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代表的工作受党的纪律的保护。在权利保障方面，《意见》规定，代表所提的提案、意见、建议由联络办转交给相关单位或个人；所涉及到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6个月内给予负责的答复。代表所议定、质询、评议、监督的事项，一经当地党委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推诿或拒绝，不得对代表履行职权进行干扰，更不得打击报复。[23]
第三、省会城市开展试点工作。2003年9月，一是长春市朝阳区正式通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试行）”，根据吉林省委及长春市委精神和长春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朝阳区的“试点”工作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目前，试点准备阶段已经完成，开始了试点启动阶段，2003年12月至2006年底是试点深化阶段。[24]二是广西南宁城北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始于1998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4年以来，城北区委通过制定《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行条例》、《常任制代表意见、建议处理办法》、《党代会代表活动暂行办法》来明确常任制代表的资格、权利、义务、职责，代表活动方式及日常管理。同时，赋予党代表包括检查权、表决权、选举权、质询权、监督权、评议权等；组织常任制代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12次；定期组织代表对党代会决议的落实情况和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视察；每年组织代表对处级领导干部进行测评，对城区中层干部的述职进行民主评议；代表每年向自己所在的党支部、选举单位的党员进行述职，报告自己一年来参加代表活动的情况，今后履行代表义务、行使代表权利的打算等。[25]
第四、选择有一定民主意识和民主经验的地方试点。2003年下半年，湖北省荆门市选择了省“两推一选”示范镇的杨集镇作为乡镇试点单位，试行了镇党委会讨论重大事项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的办法；从8月份开始，进行以“海推直选”镇党委书记、镇长，“两推一选”村党支部成员和直选村委会成员为主要内容的镇村两级班子换届选举工作。[26]
（三）第三种类型的基本做法。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在党的领导方式改革探索实践中，民主直接选举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包括党政正职）和党员竞选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副书记的做法，这种直选和竞选的经验，为现在开展的党代表大会试点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案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直选和竞选乡镇党政领导班子这个创新做法，既不是上级领导部署的工作任务，也不是个别领导“秀”给他人看的“政绩工程”，而是党员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迫于“人养不活”的生存压力，自发开展的自觉自愿改革行动，并与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咸安区委推出了一整套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即于2003年元月，在贺胜桥镇和横沟桥镇悄悄启动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两票”推选，竞争择优，交叉任职，机构精间，“四大家”合成“一家”，书记镇长一肩挑，党委政府原14个内设机构统一合并为4个办公室，各乡镇确定干部职能32－39人，“七站八所”与政府脱钩。一番大刀阔斧下来，全区乡镇机关干部由过去的690人精简到433人，其中领导干部班子成员由205人减少到108人，真正做到了减人、减事、减支。“海推直选”，使乡镇领导的“座椅”第一次如此直接地与群众的选票联在一起，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质的飞跃。[27]的确，“这是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这场革命式的改革行动，为当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二、经验与不足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中，党代表起着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灵魂作用。如果党代表选不好，或者选准了但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则再好的领导制度、再好的领导体制都会走样变形、形同虚设。这一方面，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经验方面。一是党代表的任职资格。要求是本届党代表，[28]也可以另行重新选举新的常任代表，规定“被确认的对象是市第十一届党代会正式代表和由于工作关系和代表结构需要，需重新选举增补的代表。”[29]对常任制党代表的文化水平做出了明确规定，农村代表原则上应具备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城区代表原则上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30]二是党代表的产生方式。适当减少代表名额，一般都比原来减少了20%以上；划小代表选举单位，每个选举单位一般只选1至2名代表，便于党员对代表候选人的了解和监督；试行常任制后的代表全部由基层党组织差额选举产生，代表差额比例达到40%，有的还超过了50%。[31]有的地方还采取了公开直选的方式产生党代表。[32]三是党代表的法定权利、职责任务。制定《党代会常任制工作试行办法》、《党代表选举办法》和《党员代表制度的实施细则》，规定代表在选举、审议、评议、监督、建议五个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利；在党代表日常行权方面均建立了相关运行机制：代表视察制度、代表提案质询制度、代表评议制度、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代表学习培训制度、代表考核制度等；规定选举单位1／3以上党代表或党员可以联名提出罢免他们代表资格的要求。[33]规定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全镇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代表有权提出罢免案”。[34]
第二，不足方面。党代表的职责和权利模糊，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党委会、常委会之间的相互权力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权力的逆向运行行为仍存在。一是党委会给党代表布置调研任务。有的地方规定，党代表受党代表大会和党委的委托，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形成调查报告，供党委决策参考。[35]这种规定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代表、党代表大会的决策功能，反把党委会的决策功能放大了，把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的决策功能变成了执行功能。所以建议改为，受党员群众或选举单位党组织的委托，党代表可以自行根据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作为党代表履行职责的手段和内容，并接受党员群众和选举单位党组织的监督和验收。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经党员群众或选举单位党组织的认可同意，可以另行接受区委、党代表大会常任组织的委托，开展若干调查研究，并向委托单位负责报告。二是党委委员“上对下”式地联系党代表。有的地方建立了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制度，要求每位镇（街道）党委委员联系若干个党代表，每年至少谈心一次、家访一次，以加强对代表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36]这也搞反了党代表大会与党委会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党代表一旦常任，就意味着党代表将发挥参政议政的政治作用，不是党委委员主动联系党代表，做党代表的政治工作；而是党代表要主动联系党委委员，经常性开展谈心、调研工作，并要求和责成党委委员经常性地向党代表通报有关重大事项，以征得党代表的意见。因为，党代表联系党委委员，可以把广大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向党委委员反映，以促进党委委员对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更好地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政策。总之，党委委员是党代表选举出来的，党代表可以代表党员将执政的权力交给党委会，也必须以适当必要的方式监督党委委员行使权力。至于党代表与党员群众、与选举单位的党组织的关系，也可以类推加以确定，即党员群众或党员小组、支部、总支和党委要经常性地与党代表保持工作联系，要求党代表如实汇报情况、研究工作，并责成他们负责地把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向党委会作出汇报，至少必须向党代表所联系的党委委员做通报并备案在册。三是试点工作成了上级布置的检查任务。有的地方出台的《关于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的意见》规定，将把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情况作为对各镇党建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年进行检查。[37]看起来，这个规定是加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的有力举措，但从深层次来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部署的工作任务，而不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这样的改革，主动权完全操纵在上级党组织的手中，而改革的“主力军”——广大党员群众和基层干部却被动地跟着上级党组织的指挥棒乱转一气，其结果，必然不能达到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应有效果。四是党组织“规定”代表团团长人选。有的地方规定设立（而不是由党代表选举或者推荐）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召开会议时间、活动内容由代表团长、副团长协商确定，等等。[38]这些办法和规定没有充分地体现民主选举和党内竞选的基本原理，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党内民主精神是不相符合的。五是有意回避弹劾和罢免的程序。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党内民主的“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39]除极少数地方外，很多地方的试点工作中，对弹劾和罢免的程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有的甚至是有意地回避。如某某县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某某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40]全文六个部分共三十个条目，找不到弹劾和罢免的任何信息，诸如此类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办法”比例还相当大。党内民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保证全体党员在有关党的一切重大问题问题上有最终决策权的运行机制。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依据，也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最终目标。在民主制度安排中，权力的授予者对权力接受者的约束和监督的最具威慑的力量就是弹劾和罢免——既然权力的接受者即受托方没有充分反映权力的授予者即委托方的意志和意愿，那么，委托方就有天然的权力收回先前基于错误信任而授予的权力。然后，基于新的信任，以民主选举和党内竞选的方式，重新确立权力的受托方。因此，弹劾和罢免是党员群众监督党代表、党委会、常委会，党代表监督党委会，党委会监督常委会的重要手段和制度保障。
三、主要原因分析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伟大探索，而且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互动的产物之一。因而，这项试点工作中的不足原因，不仅有党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笔者尝试从合法性、试点工作的实质（利益再分配）、学理上存在的阻力（“政治精英”）和潜在动力（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等几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第一，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项试点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41]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维系“党的生命”的制度保障。以社会学的学术理念考量这句多少有些感性成分的断语，不难发现，党的生命是执政合法性的比喻表达。难以想象，一个缺乏执政合法性的执政党能够获得有效的政治生命。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有史以来把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勋、现实力量和远大理想足以提供可观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42]勿庸讳言，在党内，一些人“对‘合法性’这个用词感到疑惑”，因为“难道我们堂堂这么一个执政党还非法吗？还要去争取什么合法性吗？”[43]这显然是对学理意义上“合法性”概念的误解，[44]“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
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45]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46]。所以，它强调的是一种“内心的同意”，即“心理认同”。联系到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管这个政党所追求的理想是多么崇高远大，首要的就是它必须以某种制度形式得到自己成员的“心理认同”和“内心的同意”，如此才能动员党员接受并践行政党倡导的远大理想。也即，任何一种形态的政党都需要自己的合法性，执政党更是这样。在这一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追求此一合法性的光荣历史传统，最为显著的就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因为，常任制下的党代表通过代表大会和其他方式的公开、自由讨论，最终达到“心理认同”和“内心的同意”；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制度形式能够如此构成政党自身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如果不以党的执政合法性为核心内容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其结果只能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实质是权力的再分配和权力授受关系的再调整。一是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新形势下党内民主的完善和发展，也是的再分配和党内各阶层社会关系的再调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次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47]不难发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扬党内民主肯定会对地方党委和党委领导成员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制约作用，地方党委有时也不愿意给自己套上个“紧箍咒”。所以，各级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认识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实行常任制后，势必会强化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内原有的三大会议制度的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原有党的领导程序、工作制度等相应也要发生变化，基于原有制度所产生的利益格局也需要调整，势必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还有少数人为了维护原有体制下过度集权的权力格局，打着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旗号，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借口阻拦党建改革，冠冕堂皇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48]
二是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依据一定的民主理念对不同利益作出的制度性安排。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各种利益关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可以充分利用“代议制”的形式调整党内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协调党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现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6600多万的共产党员不可避免地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每个阶层都有其自身利益需要诉求。必须充分考虑来自方方面面的利益，在党内充分表达、反复权衡，最终形成决策，这是党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的一项重要功能。同时，党内也存在利益团体，或是地方利益，或是部门利益，或是条线利益等。在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党内利益团体关系的指导性文件。[49]的再分配，就是要改变当前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特别是集中在主要领导手中等不正常的现象和体制。这必然要面对有权的一方即所谓的“权力精英”愿不愿意、以何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稳妥地重新分配党内权利，改善当前的权力结构，协调党内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等棘手的问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个问题的艰难性，就不可能真正搞好当前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
第三，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主要阻力来自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先进性显而易见。但是，“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50]这一庞大的先进群体，并不是全部利益都整齐划一的。相反，由于各自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占有着不同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使之形成了形形的不同利益群体。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各自所占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不同，可以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归十大社会阶层。[51]这十大社会阶层均分布着广大的共产党员，即说明了共产党员的自身利益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有区别的。而且，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列入十大社会阶层的第一位，也即这一阶层占有着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政党的基本社会学规律”表明，“民主在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一种贵族统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道德上，领导应该被认为是些最能干、最成熟一群。所以，他们有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置于领导地位，不仅作为党的代表，而且作为能够清楚认识自我价值的个人担任领导职务。”[52]因此，即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与民争利，最容易失去民心的是腐败堕落，以至产生所谓“既得利益集团”。[53]所以，“作为改革，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一样，实质上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中国民主政治的特点是由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转变。对绝大多数‘党内精英’来说，这意味着权力的削弱。即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主动意识到这种分权、让权的必要性，也仍然有一个感情上是否接受的问题。因此，最现实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选择：要么继续以老的方式行使权力，但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持续下降；要么放弃一部分权力，但这样会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在外部存在足够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才成为现实。由此而论，体制外民主是构成这种压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54]我们要实行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要害就在于分解一部分“政治精英”手中过于集中但又不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权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以党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其他的合法形式“召回”属于党员群众、人民群众的权力。以有效防止出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55]这样一种实际上的“寡头统治”局面。
第四，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主要动力是广大党员群众。民主的动力何来？民主的推进，有可能削弱一部分“政治精英”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很难从“政治精英”内部找到民主的动力。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在具备足够的外部压力（“政治精英”之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56]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目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过分强调自上而下，没有充分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没有充分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变成了不知结局的“常任制”演员。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领导，干脆把试点工作全部包揽下来，既不向人民群众、党员群众甚至一部分干部说明试点工作的理由、任务、程序、要求和结果，也不把试点工作的权利和义务交给人员群众、党员群众；只把它当作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既不向上报告有关情况，也不向本单位有关工作部门保持业务联系，把试点工作当成了少数人联合攻关的严密的科学试验任务。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虽然很高，但苦于无法详细了解组织上的具体意图是什么，只能是跟着党组织的指挥棒“瞎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基本上处于服从、服务的配角地位。总之，不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而只依靠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策划的这场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实践。因为无论结果如何，党内民主的成份仍没有增加多少。
四、培育和壮大试点工作的社会动力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要害在于
根治权力过分集中的甚至是家长制的“总病根”[57]，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真实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因此，培育和壮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主力军”和“同盟军”，是搞好当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全部的动力源泉，也是检验真假党内民主建设的试金石。
第一，积极开展党内宣传，尽可能地壮大改革“主力军”。一是党员享有的法定权利决定了党员是试点工作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制定了“党员的义务、权利”内容，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党员的权利，[58]《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从党的法规的高度详细规定了党员权利：党员有权要求党的组织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参加表决的党员有表示赞成、反对的权利，也可以弃权；每个正式党员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等等。[59]可见，如果在唯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民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掌握权力的人独立行使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党内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是空的。[60]二是必须对广大党员群众“启蒙”党内民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的机制和制度。[61]加之，在党执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62]因此，要大力宣传党内民主思想，切实开展好对广大党员群众的党内民主思想的教育、引导工作，把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的过程，当作党内民主思想启蒙教育的过程。这是决定党内民主建设，更是决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二，开展党外宣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改革的“同盟军”。一是政治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社会与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文化变迁对试点工作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不可分离之辩证关系的体现。对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发展所形成的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执政党完全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发展资源和社会发展动力；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展不仅具有促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功能，而且具有增强执政党密切与社会关系的功能。二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必须取得群众的自觉与自愿。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民群众、党员群众习惯了旧有的权力模式，即使党内的“精英层”——领导阶层和学者阶层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主动要求进行一场革命式的“权力改革”，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只能是孤军奋战。因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63]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本身实质就是“还权与民”，是对的再分配、对党内社会关系的再调整，是建设党内民主的伟大试验，必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64]“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65]
三是适度地发动和组织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能够把社会压力变成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支持力。相反，如果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之外，反而会激起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的不满和怀疑，人为地造成和加剧了党群矛盾，即把支持力变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观望、不满和怀疑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就很容易被放大，而且它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容易被激化。如果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一批工作人员在那里忙碌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66]
第三，从思想上政治上确立以制度保障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行为观念。必须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确是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不容乐观的严峻现实。一是认清体制不合理、不健全是党权力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痛恨那些丑恶的腐败分子的时候，也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卸到他们的头上。要知道，绝大部分的腐败分子所以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到万人景仰的领导干部岗位上，的确是曾经以自己的德与才，为人民群众做过这样那样的贡献的；不这样来看待腐败分子，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邓小平同志曾经为他们的下场作过最精辟、最准确，也是最客观、最有人情味的注脚：“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67]当然，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不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好，而是指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好；所以后来又断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死路一条，都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特别是现行的党的领导体制“不好”。这也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最后不保晚节，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事业之腐败死路的最根本原因。有人说，如果他们有坚定的立场，有坚强的党性，等等，他们就不会有这个下场。这种分析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只靠一种理想和信念就能平安无事的治理天下，靠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刚性的体制和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对于极少数领袖层次的非凡人物是行得通的，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或者是一般党员干部，则绝对是不合实际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他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体，即使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也毫不例外。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8]所以，人既然都有利益要求，那么，如何防止拥有人民赋予权力的党员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呢？唯一的方法改进党的领导体制，从制度这个层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地监控。其实，“权力过分集中的”甚至“家长制”这个“总病根”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独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有英明的政治家诊断出共产党执政体制这一严重危害。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ourg)坦率指陈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病甚至危险，并与列
宁进行过多次信函讨论：“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室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69]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如何进行政治统治进行过全面论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去解决身后新出现的革命与建设等课题。但列宁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实践中出现的这种政治权威的异化现象表示出了高度警惕：“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弊病的工人国家……（必须）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70]今天，我们党的执政体制仍不够健全，党内民主仍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这决不是简单依靠多设立一些监督和处罚机关，加大查处力度或者开展一场接着一场的“学习”、“教育”、“培训”等活动就可以持久见效的。二是全面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我国当前面临的全部危机，在于“权力过分集中的”甚至是“家长制”这一“总病根”，没有得到正本清源式的彻底的根治。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71]“实现党内民主的方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72]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因为党内民主就是要从党的全部权力的源头上确保不被任何人“污染”。在当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探索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实践证明唯一有效的、现实可行的、渐进式好经验好办法。因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要把本来属于广大党员群众的权力，原原本本的归还给党员群众自己，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重新认清自己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地位，通过民主选举、党内竞选等方式，选出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谋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并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和机制，随时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以防止不被一些腐败分子一有机会就有可能“偷”走并滥用的公共权力。
第四，正视和警惕党内民主的脆弱性。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革命，要发动广大党员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民主、坚持依法办事的关系，防止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蒙昧状态，确有必要在党员群众中，在基层党组织中，特别是在农村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好“启蒙”式的党内宣传，让广大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切实认清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制度常任制的意义、方法、步骤、途径和目的，确保这场改革的健康顺利进行。
“如果认为选民不能对于迫切的政治问题形成合理的判断,那么,为什么应该认为他们能够区分不同的领袖人物呢?人们根据什么认定选举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如果选民能够评价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那么,他们肯定就能够理解至关重要的问题。”[73]这就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实践和探索——从根本上说也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最为艰难的重大课题。
[摘要]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当代政治现象。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社会背景下，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试点工作为资料背景，抽取党代表这个试点工作中的基本要素为研究样本，分析试点工作的经验与不足；分别从合法性、试点工作的实质（利益再分配）、学理上存在的阻力（“政治精英”）和潜在动力（党员和人民群众）等几个方面探讨试点工作不足的原因；从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思考进一步推进这项试点工作的社会动力。
关键词：党代表常任制、党内民主、合法性、社会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33页。
[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319页。
[3]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60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50页。
[5][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页。
[6]李志宏：“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基本做法”，《党建文汇》，2003年4月。
[7]四川省委组织部：“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途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的调查与思考”《求是》，2003年第11期。
[8]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研究”，参见，，2004-6-28。
[9]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第1期。
[10]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研究”，参见，，2004-6-28。
[11]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第1期。
[12]金波：“台州全面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浙江日报》，2003年2月21日。
[13]李美仪编：“中共惠州市委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挂牌”，《南方日报》，2003年8月20日。
[14]刘鹏：《在全区镇党代会代表小组活动现场观摩会上的讲话》，参见/dj/ldjh/03jh/ldjh0626.htm，2003年6月6日。
[15]中共睢宁县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试行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的调查与思考”，徐州党建网，2006年5月13日。
[16]张成龙、邹盛炜、彭家高：“宿豫乡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点全面展开”，参见/20021028/ca18614.htm，2002-10-30。
[17]党联办：“什邡市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工作的调查与思考”，参见/news，2003-12-24。
[18]吴玉华：“完善乡镇党代会制度的探索——泗阳县试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制的调查与思考”，参见“宿迁之窗”，新闻网，/20030901/ca37542.htm，2003-09-04。
[19]耿仁书：“山东乳山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民营企业党员当选代表”，《中国青年报》，2003年01月17日。
[20]记者：“我区正式启动党代会代表常任制工作：赵巷镇先行试点并通过试行办法”，参见/gb/content，2003-07-02。
[21]王虹、王帆、张宏宇：“充分发挥常任制党代表作用的实践与思考”，参见红桥组工网，:8001。
[22]闵捷：“四川大范围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中国青年报》，2003年6月2日。
[23]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运行及走向研究”，《领导科学》，2003年21期。
[24]江山：“吉林长春一区首次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参见人民网，/GB/shizheng/14562/2093340.html，2003年9月17日。
[25]骆诚、朱燕：“中共南宁市委组织部:城北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调查”，参见新桂网-广西日报，/staticpages/20030805/newgx3f2f8667-158401.html，2003年8月5日。
[26]张仕洪、周志兵：“我省首位‘海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在京山产生”，《湖北日报》，2002年9月5；邓科：“湖北杨集镇‘海推直选’书记镇长候选人始末”，《南方周末》，2002年9月19日。
[27]记者：“一石激起千层浪：咸安区乡镇体制改革综述”，《咸宁日报》2003年3月5日，参见中国政府创新网：[来
/read.asp?type01=6&type02=2&type03=2&articleid=622。
[28]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载：《红旗文稿》，2003年第1期。
[29]杨运发：“我市积极积极推进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2003年8月22日，《什邡之窗》网站。
[30]雷世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途径”，载：《求是》，2003年第6期。
[31]李志宏：“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基本做法”，载：《党建文汇》，2003年4月第4期。
[32]杨三军，林嵬：“‘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雅安试水，成效令人关注”，载：《半月谈》2003年9月。
[33]易颖：“椒江14年：一场‘党内民主’的大胆试验”，载：《南方周末》2003年1月23日。
[34]“安徽预热党代表常任制”，载：《法律服务时报》2003年7月4日。
[35]江山：“吉林长春一区首次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载：人民网2003年9月19日。
[36]中共绍兴县委组织部，“积极探索镇级党代表常任制度”，载：《时代先锋》2003年4月。
[37]“靖江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载：沿海党建网（）2003年4月11日。
[38]“嵊泗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载：“嵊泗党建”网（）。
[39]《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二卷，第331页。
[40]“嵊泗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载：“嵊泗党建”网（）。
[4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50页。
[42]M·Weber：“统治的类型”DieTypenderHerrschaft，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Koln，1956，第1卷，第157页。
[43]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66页。
[44]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5]《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46]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4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76页。
[48]蔡霞：“我看‘党的先进性’”，载：《支部生活》2002年第12期；转自田冰：《对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思考》，《红旗文稿》2003年第7期。
[49]《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50]关山：“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载：《南风窗》2003年1月24日。
[5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
[52][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7页
[53]郑必坚：“对十六大主题的几点体会”，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9版。
[54]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28-229页。
[5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29页。
[56]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28页。
[5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28页。
[58]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9]《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9-160页。
[60]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90页。
[61]关山：“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载：《南风窗》2003年1月24日。
[6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44页。
[63]《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64]《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65]《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66]《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6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33页。
[6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46页。
[69]转引自，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页。
[7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7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
[72]《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倡导主流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亚文化、抑制政治反文化，促进大学生对主导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从微观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能力，规范调控大学生的政治行为，促进大学生个体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在与社会的政治互动中，逐渐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很多，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表现为促进大学生对主导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大学生政治文化是指大学生群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产品及自身的政治价值等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倾向，包括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理念、政治道德、政治技能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大学生对主导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导主流政治文化
主流政治文化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凭借其特殊的公共权力推行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并使整个社会都接受的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政治文化遗产、为人民当家作主服务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是我国社会强大凝聚力的源泉，是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因素，也是保证和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成功的强大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和弘扬政治主文化的有效渠道，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主文化和弘扬主旋律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功能。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等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思想趋向也日益复杂化，这些往往会对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形成一种挑战。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使其更好地为大学生所内化。
（二）引导政治亚文化
政治亚文化是相对于政治主文化而言的次级政治价值与政治观念体系，是由一个社会政治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在与政治主文化发生适应与矛盾妥协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定政治价值观的表达方式。政治亚文化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政治亚文化中的绝大部分与政治主文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有利于维护和改善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对于这样的政治亚文化，应给予鼓励和扶植，有时 还应吸收为政治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当政治亚文化多样化模糊甚至淹没了政治主文化或者是诱发了政治反文化恶性膨胀的时候，政治亚文化也会表现出不利于社会政治发展与进步的一面。大学生政治亚文化作为政治亚文化的一种形态，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因此，我们在保持和促进大学生政治亚文化繁荣的同时，也要正确引导政治亚文化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和引导大学生政治亚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引导大学生对政治亚文化的自觉认知。大学生可能对自己所处的政治亚文化环境有一定认识，但认识的深浅程度有所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导大学生的认识由初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从而把握政治亚文化的内在矛盾，弄清构成政治亚文化的每一个方面及各种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引导大学生对政治亚文化进行主动选择。大学生对政治亚文化的选择往往有两种情况：在同一亚文化环境所包含的对立的因素中选择一种因素，接受它的影响，而抵制与此相反的因素；摆脱原来生活的政治亚文化环境，投身于另一个与之对立的政治亚文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对政治亚文化进行正确的选择，接受积极因素的影响，抵制消极因素的影响。第三，引导大学生对政治亚文化的积极创造。人所面对的政治亚文化虽然是确定的，但是人能凭借既定环境进行实践创造，突破原来环境创造新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纠正某些大学生坐等政治文化环境好转的思想，发动大家积极参与政治文化建设，发扬正气，纠正歪风，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
（三）抑制政治反文化
所谓政治反文化是与政治主文化相背离的，是与社会统治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敌对阶级所持有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反文化是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政治反文化有着不同的形式，比如残余的封建政治文化、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不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不能忽视，而应采取相应的强有力的措施抑制政治反文化的蔓延和泛滥，消除其破坏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批判和抑制政治反文化也有着重要作用，在抑制和反对政治反文化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注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主文化占领思想阵地，另一方面也要对一些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将其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乃至消除其影响。
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表现为促进大学生个体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
大学生政治素质是指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对其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发生长期稳定的内在作用的基本品质，它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能力、政治行为等方面，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个体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个体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获取政治认知的有效途径
政治认知是人们对政治制度、组织、目的、政策、政治领导等政治体系要素、结构、运行机制以及政治权利和义务的主观反映，它包括政治理解、政治判断、政治比较和政治评价等内容。政治认知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方面，一定的政治认知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课堂教学等形式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传授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系统的、科学的政治知识，并促使大学生通过一系列的心理行为过程，加工、转化所获得的政治信息，逐渐形成全面而完善的政治认知结构。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的重要渠道
大学生的政治态度是指大学生对某一政治现象所持有的具有心理准备意义的一种政治评价和行为倾向。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他们对客观政治世界有无正确而积极的态度是直接关系到其政治社会化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他们积极的态度体系，激发和升华大学生的政治情感，帮助其发展坚强的政治意志、形成强烈坚定的政治信仰、确定崇高科学的政治理想。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政治能力的有效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政治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各种政治现象和事实进行感知、抽象概括，形成概念的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增加大学生的政治知识，而且表现在培养大学生对政治现象和事实进行分析和概括的能力，使学生在分析和概括中形成和发展正确的政治认知上。其二是培养大学生运用政治知识分析具体的情境和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有意识的培养，使大学生在政治方面的分析判断能力逐步提高。其次是培养大学生的政治决策能力。政治决策能力是个体所具备的一种确定政治行动策略的能力。它包括明确政治问题的能力，即分析政治问题的能力；确认政治途径的能力，即衡量何种政治途径最具政治价值，以及分析采取某种途径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能力；还包括政治决策应变能力，即做出政治决策后，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原来方案进行追踪修正的能力等。
（四）思想政治教育是规范调控大学生政治行为的重要方式
大学生个体的政治行为是大学生根据自己对政治活动的认知和兴趣，在一定的动机驱使下，进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为独立个体的作用的过程。大学生的政治行为是其政治素质的重要外部表现，是大学生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外化。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个体政治行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催发大学生个体的政治行为，即当大学生个体的政治行为处于沉寂状态时，思想政治教育会在相应的层面上有效地要求或敦促大学生个体唤醒自己的政治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其次，规范和调节大学生个体的政治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规范和调节大学生个人的政治行为，它可以限定大学生个体政治行为的特征、规则、准允的程度、违规的制约等，内在地控制大学生个体在行为过程中可能的“失范”，有效地调节大学生政治行为的强与弱或正常与非正常。
参考文献：
[1]刘洪涛，李广才.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的功能[J].兰州学刊，2010(1)：146-148.
[2]成祖松，宋洪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价值[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36-138.
一
有学者认为，儒学传统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应当主要体现在道德、教育、修身养性等方面，而不是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这也是今天许多提倡儒学复兴的人从价值关怀角度出发的一种原因吧？从这个角度说，余英时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他的“游魂”说就有些偏激，因为从价值关怀的角度来看，儒学的现代意义绝不应当低估！不过，我们虽然赞同从道德、教育或修身等方面来理解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但同时认为这远远不够，我们有必要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其现代意义，包括制度建设及社会政治需要的角度。
如果确如余先生所言，儒学传统今天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那么我们就不仅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定位儒学的现实功能的课题，其中也包含着明确儒学的局限性，搞清儒学传统中不符合现代性需求的内容。但我们似乎感觉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儒学社会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圣贤治国，坚持“为政在人”，主张“任贤使能”，其精神实质是把道德完善的君子是否在位当作治国安邦的决定性因素。从今天的角度说，这一理想虽不可能完全得到实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即使是民主政治也需要政治人物的道德示范效应，要不然克林顿怎么会因莱温斯基事件而受谴责；即便是再完美的法律也受人为因素的左右，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儒学社会政治学说主张通过任贤使能来移风易俗，达到“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种思想即使在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制度建设的立场来看，儒学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思考其积极意义：（1）从意识形态方面讲，儒学传统的现代使命之一是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文化价值理想。儒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周易》上说的那句话，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儒学历来主张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孔子用了“为己”这个词，而《中庸》、孟子则用了“尽性”这个表述方式，讲的都是同一个思想。这种理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潜能的发挥、个性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等。这个理想是与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相通，它充分证明儒学传统与现代社会需要在文化价值理念上是一致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下失去了自身的理念，今天中国文化复兴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又不可能是某种人为想出来的新东西，必须符合时代潮流与现代性的要求，我认为这个理想我已经在儒学传统中找到了。
（2）从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讲，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传统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这里的社会空间，指一切非官方的，或有官方性质但由社会力量经营和管理的机构、团体或实体，包括学校、公司、企业、大众传媒、社会集团、出版社、团体、协会等等。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道统与政统之争，它表现为儒法之争，王道与霸道之争；表现为官民之争，黎民百姓与官僚集团的利益之争，表现为公天下与家天下之争，等等。在这一斗争中，儒学代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但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结构决定了，并不存在一个黑格尔所说家庭之上、官府之下的社会中间层，后者是欧洲中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在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力条件下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化，这样的社会空间在今天的中国正逐步成型，并逐渐扮演一个强大的制衡官方势力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能否自身理性化发展，是决定未来中国社会基本趋向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发挥其制衡官府作用的话，那么未来我预计它可以并主要地是通过渗透进社会空间中去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的。
（3）在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基本政治思想，如“任贤使能”，“为政以德”，“正名”、教育为本，移风易俗等思想无疑也仍然有其积极意义。这一点尤其重要，长期以来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即把民主政治与儒学的圣贤治国理想当作分属于两个互不相容的东西来对待，认为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其实圣贤治国——或者说，“任贤使能”——作为一种政治原则与民主政治体制是两个不同层面并能够互补共存的。前者属于政治原则方面，后者属于政治制度方面；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制度可以变化，比如从君主制度到民主制度，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任贤使能都是需要的，如果有圣人出世当然更好。也就是说，“任贤使能”不会、也不应当因为民主政治的诞生而失去其现实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选举也是确保能够任贤使能的一种手段。任贤使能超然于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普遍有效，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君主社会，都需要它。
二
有些学者以为，“任贤使能”与民主的理念是不相符的。因为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多数人统治，而任贤使能的基本精神是精英统治；民主意味着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来选举领导人，而“任贤使能”导致古代帝王们通过征辟、推举以及科举的方式为国家选拔官员；因此民主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一致，而任贤使能的观念与古代的世袭君主政治制度相一致。这种看法虽然十分流行，然而它却是错误的。
首先，我承认民主与任贤使能代表两种不同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立的理念。但是这没有什么稀奇，正因为不一样才需要互补。说任贤使能原则与征辟、推举乃至科举制度相一致固可，但要说它与君主制度相一致就完全错了。任贤使能不仅与民主的精神不一致，也与君主制度的精神不一致。我们都知道君主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世袭，是家天下；而任贤使能的精神实质是用人唯贤，是公天下。如果儒家严格、彻底地沿着它的任贤使能原则走下去，就应当追求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并且反对君权世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却不得不去适应君主制度。这是因为任贤使能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原则，而没有真正有效的可操作性。儒学的入世精神决定了，它一方面不得不适应与其基本理念不一致的君主制，但是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公天下”的精神和任贤使能的原则来抗衡君权，消弭君主制度的消极后果。这充分说明儒学本身是把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这二者相对区分开来的。与此同样的道理，今天儒学同样需要一方面接受一个与其基本理念不一致的民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其精英政治的原则来抗衡民主的“暴政”，消弭民主制度的消极后果。君主制度也罢，民主制度也罢，都是相应于特定的社会现实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基础及生产关系结构而产生的，也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严重局限性，古人选择君主制度是出于“无奈”，就像今人选择民主制度是出于“无奈”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化运动，导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误以为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理想制度，于是他们由此出发，错误地把“孔子没有认识到民主”当作是孔子和儒学的一个“缺陷”，这个错误早就应当纠正过来了。至于由任贤使能精神所导致的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如今已被中外学者普遍承认，它为现代文官制度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最发达国家，国家公务人员的选拔也仍然普遍采取与之类似的方式。
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以为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着”的，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制度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其实这种观点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早就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大家看看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就会略知一二。我们想指出的是，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也罢，君主制度也罢，都只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效的。当社会条件不具备时，有些在我们看来代表“进步”和“文明”的制度也许只能起反动或倒退的作用。民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说民主制度可能变成反动和倒退的东西，这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有一系列横向的现实条件和纵向的历史条件；在此条件尚未到来的情况下，即使是再高明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把民主当作政治制度的理想。所谓横向的现实条件包括：（1）血缘纽带的冲破；（2）公共领域的形成；（3）公民社会的诞生。我们看到，在以农业为主、血缘纽带成为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整合方式的情况下，人类没有哪一个文明曾经获得过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严格说来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也并非不存在，它是在血缘纽带被商业贸易和新型的社会交往冲破后产生的社会舆论领域，其核心是人从过去的“家族中人”演变成独立的个人。民主是在公共舆论领域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之后产生的。但是在血缘纽带是最主要的社会整合力量的情况下，那种超出于家族之上的公共舆论领域不可能以常规的形式出现于政治舞台。那么，公共领域如何以常规形式出现呢？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以超出家族的形式联合成为一个个经济实体或其它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生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这种家族之上、国家之下的实体，公元16世纪以来常被称之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的诞生以“自由人”的出现为前提，自由人（公民）的首要含义就是指冲破了血缘纽带的人。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血缘纽带被商业贸易的发展冲破，全体人被划分成公民和奴隶，于是一个正式形成了的“市民社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温床，其中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相反，在血缘纽带没有被完全冲破、市民社会尚未正式形成的斯巴达等其它希腊城邦，则没有出现民主政体。至于现代西方市民社会如何经历极其漫长的岁月和曲折道路而形成，这里就不多谈了。
所谓民主产生的纵向历史条件是指：（1）从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过渡。血缘纽带的冲破不可能是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客观历史趋势特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当这种历史趋势没有形成时，人们自然不可能把打破血缘纽带当作社会变革的理想。今天看来，这种历史趋势的形成应当归因于从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过渡，而后者又不是某些人空想的产物，而是与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特定历史因素相关联。（2）交通工具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民主政治需要奔走游说，当交通工具和舆论传播工具不发达时，选举的程序不可能有效进行下去。在一个庞大的古代中央帝国里，一个候选人也许需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跑遍所有选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指望能通过真正能体现民意的选举程序来决定国家的政治。（3）新型公共权威的形成。民主需要文化基础，具体说来就是人们在心理上对新型公共权威的普遍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认同不好的时候，民主可以演变成不同族群之间血腥的相互残杀，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及今天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屡见不鲜。因此，当认同民威所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认同其它权威（比如“女王”、“天皇”、“皇帝”、“法老”等权威）时，认同后者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即使在血缘纽带已经冲破，但是在人们普遍存在着对于新型公共权威的认同危机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也难以真正形成。
我们不妨设想，当血缘纽带没有被完全冲破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整合主要采取家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可能的公共舆论领域，都只是服务于家族需要的工具，而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必将成为少数大家族之间你死我活较量的战场，而不可能体现公意。不仅如此，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的不发达，一个君主就是花几十年时间也难以走遍中国所有地区，他如何能够到处奔走游说，而民意又如何能得到有效地集中和反馈？选举的程序如何能有效地进行？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我们也可以得出，君主制是古代士大夫唯一可以设想的政治制度安排。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有效途径。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社会在制度整合上的成就举世无双，西方中世纪根本与之无不可比拟。因此，在血缘纽带是社会整合的主要基础的条件下根本没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思想家不可能超越历史去思考问题，指责儒学没有发现民主制是不合适的。
三
即使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民主也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政治形式；人们选择它不是因为它“理想”，而是出于“无奈”。余英时先生在《民主与文化重建》一文中就曾指出，“民主”涵义甚多，就其希腊原始涵义而言，“民主”不过是多种政治形式之一，且不是品质较高的一种政体。余英时的观点可由柏拉图《理想国》为证。在该书第8、第9卷中，主人翁之一苏格拉底举出了五种典型的政体，即贵族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在对这些政体各自的好坏优劣进行详尽分析之后，他得出最好的政体仍然是贵族政体的结论，并认为以“哲学家为王”的贵族政体是政治的唯一希望。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理想后世多被认为是乌托邦，尽管如此，柏拉图对民主政体的批判却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无论是民主政体也好，还是其它任何政体也好，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保证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掌权。那么，民主是不是达到这一理想的最佳形式呢？答曰：否。民主者，民意之谓也。正因为民主政治试图借助于民意来实现上述目标，而民意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非理性、情绪性、盲动性、愚昧性，所以民主绝不是人类最佳形式的政体。因此在西方，除柏拉图之外，19世纪以来批评民主政治的人不胜枚举。
柏拉图“哲学王”式的贵族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贤人当政的政体，他所说的“哲学王”主要是指通过哲学学习而具备了完美德行的人；他提出的培养及发现“哲学王”的方式，与中国三代以前尧舜考察和选拔继位天子，以及隋唐之际通过辟举方式选拔地方官的方式，极为相近。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中国三代以前“公天下”的政体也许是柏拉图心目中最理想的政体。那么，为什么人们却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乌托邦呢？这是因为圣贤没有客观标准，该理想在现实中难以操作。在中国古代，情形也是如此。尽管人们世世代代一直歌颂三代以前“天下为公”的政治，但是在现实中他们还是不得不选择“家天下”的政治模式。也就是说，儒学选择“家天下”而不是“公天下”，不是出于“情愿”，而是出于“无奈”。正因为圣贤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公天下”的选拔方式必然会导致“争”，“争”则“乱”。这就是说，“公天下”的政体缺乏操作性。《春秋公羊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与此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虽然认识到民主政体不是最好的政体，但是还要选择它，也是出于“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完全是出于操作性方面的考虑。
由此看来，古代儒学之所以没有提出民主政治思想，丝毫也不能理解为“中国文化生命”的缺陷或先天不足，更不能理解为儒学没有认识到“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重要性所致，而是与特定的历史、社会特别是经济状况相关；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状况下，君主制之合乎“天经地义”，就像在今天的社会状况下民主制合乎“天经地义”一样。既然如此，将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归结为中国人理性主体的某种先天缺憾或不足，岂不荒唐？在牟宗三的学说中，我们看到，他将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上升到抽象的人性论的高度，并视之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所先天具有的一大缺憾。在《历史哲学》（1955）中，他将民主的没有“开出”归因于中国文化中缺少了“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而在《政道与治道》（1961）中又提出“政道之转出，事功之开济，科学知识之成立，皆源于理性之架构表现与外延表现也”。可见他认为民主赖以产生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主体而不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历史条件，这种主体的精神或面貌被他称之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或“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不仅如此，将民主上升到“存有论”高度来论证其合理性，事实上已经把民主错误地当成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都普遍可行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了。
其实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民主，既不是孔子或儒学的任何过错，也不能说是缺乏牟宗三所谓“理性之架构表现”或“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缘故。一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很多外在的现实条件，儒学作为一种精神运动的主要职责不是去发明什么高明的制度（后者根据现实历史条件而演化），而主要是在现实制度框架内之为填充合乎人性的内容，使之人性化。比如，在儒学思想正式形成的先秦时期，中国还是世袭社会；我们也都知道秦汉以来推行的郡县制以及后来的科举制打破了爵位世袭制度，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也曾得到了绝大多数儒生的赞赏。但是为什么秦汉特别是宋明以来赞同郡县制和科举制的儒生们没有像牟宗三那样，提出“内圣开出郡县制、科举制”的观点来？原因很简单，郡县制、科举制作为一种制度，在当时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而且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事实上并不是儒学内圣开出的结果，儒学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如何实践它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此其一；其二，更重要的，儒学政治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提出指导政治运作的若干原则，而不是提出某种新的制度架构。后者往往是人们顺应历史现实潮流做出的选择，不需要多费精力去论证。正因为儒学提出的只是政治运作的理念或原则，它们可以超越某种具体的政治制度而有效发挥其作用。作为政治原则和政治理念，它们无论在世袭制度、郡县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下都可能需要，都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如今有人因为儒学没有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而指责它，我倒要问问，为何没有人因为孔孟没有发明郡县制和科举制而指责他们？事实上，按照牟宗三的逻辑，我们恰恰应当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理性之构架表现”太发达了，远远超过了西方文化才对，因为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间在社会制度创新方面的发明实在太多了，取得的成就也举世无双，对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这些制度创新是否也可以说是内圣开出的“新外王”呢？当然不能。正如儒学没有必要提倡“内圣开出郡县制、科举制”一样，儒学今天也没有必要提出“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口号来。民主制度的实施在今天早已是人们的共识，中国人也都接受它。儒学应该做的主要工作不是从其自身的传统出发为之提出论证，而是在新型政治制度已然不可逆转的时代环境下，如何有效地贯彻原始儒学所曾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理念，这些理念包括“任贤使能”、“人伦五常”、“为政以德”、“正名”等等。从今天的眼光看，民主政治制度与儒学政治理想可以相辅相成，二者之间是一个带有张力的互补关系；就像儒学政治理想曾经在历史上与郡县制、科举制相辅相成、在张力中互补一样。
你可以说郡县制、科举制有很多弊端，但是这和我们今天批判民主的许多弊病是一个道理。试想一想，如果春秋战国或秦汉时期的中国人采取全民投票的方式选拔国君和国家官员，中国一定会像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成天为各种军事和地方骚乱所困，结果可能是天下大乱，国无宁日乃至于生灵涂炭!当然，今天已经具备实施民主的客观历史条件，如果不选择民主就违背了历史潮流。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认识到，民主在今天对人们来说是无可奈何地被选择的，就像“三代”以来人们虽然向往“公天下”，但是在现实中还是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家天下”一样。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1.新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还是理论补充?
2.中国“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争论的背后: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
3.政治共识: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4.政治社会学走向善治的理由——社会资本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渊源、成长及意义探析
5.政治社会学:主题、取向与学科
6.国际政治社会学初探
7.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8.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9.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10.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内容评述
11.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12.政治社会学的学科界定——兼论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
13.论新形势下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创新——基于当代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14.“欧洲化”与政治社会学——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15.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16.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取向
17.政治社会学中的混合研究方法
18.浅析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关系
19.民主的后果与自由的条件——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述评
20.论政治社会学的历史演进
21.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22.公众舆论的政治社会学解析
23.利益博弈与抗争性政治——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政治社会学理解
24.古典阶段的政治社会学——一个学科史的考察
25.米尔斯政治社会学思想述评
26.胡鉴民与早期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学术传统
27.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政治社会学两种基本理论模式述评
28.当前我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
29.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模式述评
30.“国际政治的秘密”:对马克思国际政治观的政治社会学重读
31.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32.女权主义、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社会学
33.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34.权力、统治与正当性——简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
35.作为政治社会学议题的集体行动——从结构主义到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
36.抗争性政治的化解之道——评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37.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38.政治社会学:对象·界限·意义
39.家长参与教育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40.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本质、类型与效用
41.环保公众参与的政治社会学研究
42.政体建设优先于社会建设——论政治社会学视阈中的和谐社会建设路径
43.人、国家与体系心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一种诠释
44.政治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动态
45.马克思·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简述及其启示
46.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
47.如何做到实事求是——以政治社会学为视角
48.政治社会学课堂主体性教学探讨
49.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初探
50.建构式解读: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论法的精神》
51.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
52.新农合制度中的利益博弈——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多元视角分析
53.论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族际政治整合
54.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林权改革:本质、价值和困境
55.多元主体、思想资源与制度创新——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政治社会学理解
56.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视野
57.走向善治之城——铜陵城市社区改革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58.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
59.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及贡献——以政治社会学为研读新视角
60.20世纪日本与德国崛起成败比较:一种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
61.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62.政治社会学视角下弱势群体微博问政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
63.从政治社会学视角看学习型社会建设
64.读《政治社会学》
65.农民工工资上涨对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66.出版单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67.传统春节的政治社会学话语
68.传统秩序的危机与治理的兴起——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69.简析查尔斯·蒂利的抗争与民主化理论——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70.惩治黑恶势力组织犯罪运动的政治社会学解析
71.冲突与秩序——拉尔夫·达伦多夫的政治社会学思想研究述评
72.从“学科建构”到“问题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思路转向
73.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对土改时期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74.政治社会学视角下林业企业社会责任探析
75.论我国政治社会学的体系建构
76.政治的社会学还是政治社会学?
77.政治社会学初论
78.我国县委书记治理行为的政治社会学阐释——来自中部H省86县(区)的样本分析
79.论社会官能征——现代性与微观的爱之政治社会学片论
80.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81.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82.什么是政治社会学
83.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定义和概念
84.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85.第六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圆满落幕
86.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发微
87.问题与根源: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88.从政治社会学视角看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与执政能力提高
89.政治社会学视角下林业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构建
90."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91.深化大国成长的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
92.直面政治与社会间的互动及其相生关系——《政治社会学》一书读后
9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及其社会学意义
94.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路
95.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
96.对民法调整对象法定化的政治社会学检讨——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
97.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与逻辑:一个政治社会学的分析
98.论政治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
99.论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思想
100.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若干基础性问题探要
101.社会和谐的调节机制: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102.论社会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价值
103.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权力与交换关系——对村民自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104.政治社会学与社会运动
105.“自媒体”革命的政治社会学意义
106.公民教育能否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107.政治社会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反思
108.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及其中国语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
109.政治社会学
110.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的视角
111.腐败观念的政治社会学背景
112.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113.异化与矫正: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114.政治社会学视阈下失地农民利益表达途径分析
115.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116.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117.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述评
118.“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119.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分析——从马克思、舍勒、曼海姆到福柯
120.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121.让-皮埃尔·科特、让-皮埃尔·穆尼埃合著:《政治社会学》
122.论法国移民社会问题的政治化——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123.《政治社会学》内容简介
124.当代中国政府职能革新的政治社会学诠释
125.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政治——以湖南省H镇为例
126.“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127.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
128.齐美尔、布迪厄文化社会学及其政治哲学解读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特征；障碍；克服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于1958年发表的论文《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最早提出“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次年，赫伯特·海费所著《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心理的研究》一书，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阐述了政治社会化理论。现在政治社会化已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学术界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定义非常多。简单地说，所谓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通过接触和学习某种政治文化来培养政治立场(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等)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就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涵而言，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从广义上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们从外界社会环境获得政治文化信息，形成具有稳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等一系列反映和倾向的政治人的过程，包括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意的和无
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学习——并将知识内化的过程；从狭义上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高校政治教育机构在政治知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等方面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反复的教育与训练，以及大学生自身能动地内化主导政治文化的过程。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一)学生主体可塑性
大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阶段。一方面，大学生初步具备了选择政治社会化方向与内容的能力，开始把政治社会化与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他们的成长环境宽松，思想活跃，好奇心强，对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认同和接受的速度快，不易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探索和创新的特性。在政治化过程中，大学生表现出了特有的自主性和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大学生由于社会经验的不足和政治意识的不成熟，容易在政治社会化方向选择上摇摆，遇到政治生活的挫折也容易变换。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具有相对性和可变性，并伴有较多理想化的成分，政治情感的体验也处于不稳定阶段。所以说，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具有可塑性。这一方面增大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矫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偏差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学校教育系统性
高等学校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教育的地方。一般来说，高等学校是学生的一个重要而正规的政治社会化场所。大学生一进校就置身于较为正式的、系统的政治社会化环境中。学校教育一般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尊重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反复、系统地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统治阶级的政治认识和政治行为准则。高等学校从教师的选择到一系列政治活动的开展，再到课程的设置和教材政治内容的选择取舍，都带有系统教育的特点。这些都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产生深远影响。
(三)同辈群体凝聚性
大学生青春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与长辈(家长、教师)的关系疏远，与同年龄人的关系密切。大学生为满足群体归属感需要，会积极寻找与自己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价值判断和取向的伙伴，自发结合成属于自己的同辈群体。在自己的群体里，他们对政治问题有更多的探讨机会，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角度、关注程度也与其他社会青年不同，并且这种探讨常伴有理论上的寻求。由于大学生群体有相似的居环境、文化层次、社会兴趣，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归属感，大学生易受到同学群体的相互感染。在群体感染下，属于大学生能接受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方式容易被迅速传递和相互强化。
(四)信息渠道多元性
随着大学生智力的发展、生活视野的扩大以及接受社会教化主动程度的增加，大学生所接触到的一切社会政治环境，都对大学生政治品质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是大学生获得政治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些媒介时时刻刻向大学生提供各种包含政治内容的信息，隐性地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的形成。关心时事政治的大学生可以从这些渠道获得各种政治信息，从而拓宽社会见识，丰富政治知识，有助于促进自身的政治社会化，培养现代公民政治意识。但是大学生由于政治鉴别能力还不够成熟，容易受一些不良的误导性言论和偏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出现政治价值观的混乱。这些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改变和政治行为的走向有很大的影响。
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所面临的障碍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障碍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社会政治规范的模糊性、政治参与的盲目性和对社会政治状况的不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观念偏颇，政治兴趣不高
随着港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意识的不断侵袭、渗透和国外各种思潮的击影响，有的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政治观点不成熟，对政治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积极主动性不够，对校系组织的政治学习等活动产生厌倦心理，即使在校攻读政治理论课和报名参加院系“双学”小组学习．也有不少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取得学分”、“为了拿综合测评分”等．这些人更难以指望他们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理论去指导工作，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政治鉴别不强，政治参与盲目
不少大学生工对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或政治问题和某些杜会现象虽表关注，但往往缺乏理性思维，有时不能做出较深刻的理性分析，政治鉴别力较弱，经常是人言亦言，见风就是雨，缺乏正确的政治评价标准，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存在着偏执，独断、走极端的倾向。即使对于一些政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参与意识，但有时目的性也不够明确，往往容易随大流，人行我效，过于盲目或盲从。如新生入学后在目的性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一起地递交入党申请书，报名参加“双学”小组活动等现象，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盲目性。另外，有的学生虽关心国家前途，却对国情不甚了解，且不愿主动积极、有意识地去接触社会．了解国情。
（三）爱国热情有余．政治责任不足
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关心、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维护国家的，希望祖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也希望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他们为北京申奥成功欢呼，为中国男子足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狂欢，更为中国加入WT0而自豪，但与此同时，他们当中有的缺乏国家主人翁意识．政治责任感不强，没能把自己的学习、成材与祖国的四化建设和国家的栋梁紧密联系起来，缺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思想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的实际行动。
（四）政治理想动摇．信仰危机潜
由于杜会不正之风和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这一现实与长期以来学校理想信念灌输教育的反差．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使一些大学生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困惑，原有就不很牢固的理想信念则发生了动摇，政治追求上表现出随意性或感到无所适从。有的认为“理想、信仰是需要．但并不重要”，有的甚至信仰发生危机。当然了应该说我们更多的大学生还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但即使这样，这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政治投机，他们入党动机并不纯，其中抱着“把党当作今后就业的敲门砖、个人升迁的政治资本或政治砝码”、“入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等态度的不乏其人。
（五）民主意识增强，民主素质较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学生的民主意识也逐步增
强，但又由于大学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民主与集中及其二者的关系理解片面，只要绝对民主不要相对集中，民主素质较差，对于校、系制定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管理条例，顺其意则民主，否则动不动就是“不民主”，而一旦给予行使民利时．却未能或不懂得珍惜和正确行使，如在推选学生干部、选举学生代表及评选先进等问题上，往往是凭哥们义气、感情用事或搞恶作剧，有时甚至感到麻烦或厌倦，等等。
（六）价值取向冲突，功利色彩严重
由于受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处于社会边缘的大学生价值观
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一些大学生撇开了内在的、传统的道义型、精神型价值观念，而转向外在的、较为实惠的功利型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从而在价值取向上趋于务实，在生活志向上趋于功利，信奉“利己不损人”、“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有的甚至导致人格的扭曲，见利忘义。有的大学生求学仅是为了“混得一张文凭，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缺乏远大的理想，学习动力不足。有的大学生在校学习的动力源是为了“谋求自己美好的生活”。
四、 克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障碍的举措
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与社会相互作用双向过程。在这双向过程中，主客体间发生矛盾、出现障碍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生思想行为中出现一些偏向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克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促使大学生政治上健康成长。造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障碍的原因的多样性以及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克服障碍的思路、对策的综合性、针对性。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大学生自身的觉悟
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因为作为客体是社会政治对个人的“教化”，作为主体是个人自我“施化”和对社会政治的“改化”。可见，大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等主观因素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因。所以，要克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障碍，提高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效果必须有赖于大学生自身的觉悟。笔者认为，大学生自身的觉悟，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法：
第一，认清自身的社会角色，采取各种措施加快角色转换，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自觉地、有计划、有目的地学习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比如通过阅读原著，使自身的政治认识和政治信念建立在严肃的理性选择基础上，使自己的
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建立在对社会政治事物的科学认识上。
第三，积极调适个体政治心理。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的中介环节，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内容、方向和方式，即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人们的
参与或不参与，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等。大学生只有将自己的政治心理调整到与社会群体心理相一致的程度，才能产生正确的政治认识、高尚的政治情感、积极的政治态度和持续稳定的政治意志。
第四，主动、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获得相关的政治经验。
（二）教育的改革
1.充分发挥“两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作用
“两课”是我国高校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主阵地和主要环节。当前，要注意“两课”教学内容的时代感，要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摈弃就事论事，急功近利、流于形式的做法，应增加一些贴近大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的内容，既解决方向问题，又能解决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大学生的辩证理性分析、科学的政治判断和正确的政治行为能力。此外，要注意发挥教育者表率作用的感召力，教育者像“父性人物”一样，往往有强烈的暗示性，容易引起大学生的模仿。所以，高校教师尤其是“两课”教师必须把政治信仰化作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政治人格感染学生，以自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作学生的表率。
2.强化日常心理与思想教育
日常心理与思想教育是由学校教育工作者直接或间接进行的，目的和任务十分明确的政治社会化活动。它包含由校、院、系组织的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针对性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成立心理咨询中心、学习生活指导中心和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等咨询指导结构，开展贴近学生身心发育和生活实际的咨询和指导活动；通过学生组织开展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活动；以及学校与学生家庭联系、相互配合进行的政治教育活动等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渠道和方式，只有将这项工作加强，使之开展得有声有色，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才能真正得以落实。
3.深化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对自我、对社会的认识存在着许多盲目性，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容易产生迷茫和困惑。而“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实践是大学生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桥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通过社会实践，以大学生所见所闻赋予政治教育以具体生动的内容，使大学生在实践中吸收和内化社会政治规范，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能力。
（三）环境的优化
1.在政治引导层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以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为核心，重塑政府形象，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要使各类政治社会化机构有效运转，实现比较一致的政治社会化目标，必须按照“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这是由党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加强与改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政治社会化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党内腐败，其直接效应是导致政治认同的淡化和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与冷漠化。因此，只有将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才能迎来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从而使整个社会风气得到净化，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2.在具体操作层面，发挥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络的载体作用
大众传媒是指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网络等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它们是现代社会向人们传递信息、思想和观念的重要工具。一般认为，大众传媒对人们的政治影响表现在培养政治兴趣、扩充政治知识、形成或改变政治态度、强化对政治观念的认识和理解、鼓励政治参与等方面。大众传媒的这种影响具有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特点，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和认可。目前，尤其要重视和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要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管理，规范网络的运行；建立一支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主动占领网络媒体的一席之地，发表、传播政治信息，引导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总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综合过程，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生自身应形成合力多方配合，消除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诸种障碍和不利因素，并根
据形势变化积极调整对策，因势利导，为大学生创造优良的政治社会化环境，促进大学生自觉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
规范、形成政治情感和态度，完善政治人格，适应时代的召唤成长成才，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合格的“政治人”。
参考文献：
[1] Gupte，Kalpana：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olization，Bombay，Himalayopub，House，1989．
[2]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潘小娟，张辰龙．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142-01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涵及存在的问题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于1958年发表的论文《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后来被广泛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是从个体和社会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的。从个体方而来看，政治社会化研究个体如何接受政治文化，逐步形成白己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从社会方而来看，它研究社会如何传播政治文化。在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习得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知识和能力，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良好的政治情感，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政治意志，最终转化为理性的政治行为。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政治意识现状总体上保持着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但不可否认，在社会急剧转型、多元文化冲击等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是政治认知不清晰，政治兴趣不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受整个时代背景的影响，一些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头脑，使得部分学生对政治教育持怀疑态度，动摇了他们原有的政治信念，使其政治认知不断模糊，政治热情逐渐淡漠。第二，是政治责任感不强，功利色彩严重。由于没有充足的政治理论知识、坚定的政治信仰，导致他们对政府行为、社会现象的也没有一个全而正确的队识，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虽有所关注，但在做出判断时往往缺乏理性思维，容易人云亦云。多数学生还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但很多只是把入党当作一种政治投机，使其将来在就业、升迁时成为白己的政治资本，实际上缺乏远大理想，更不用提为社会做贡献、服务人民的远大政治目标。第二，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而，通过网络学生可以足不出户就了解到全球最新的资讯，最先进的技术等；另一方而，科技的发展也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以及思维方式，除上课外，很多学生都沉迷于网络，他们聊天交友、听歌、玩游戏、看电影，然而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难辨真假。不良信启、会使大学生觉得现实社会与理想完全不符时，很多人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脱节的鸿沟中，产生愤世嫉俗心理。
二、改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对策思考
（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第一，优化家庭环境。家庭是大学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大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学校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在关心孩子身体、学习成绩的同时，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思想变化，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第二，优化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最直接。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严厉治理官员腐败，建立服务型、亲民型政府。第二，优化文化环境。尤其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二）开展实践活动，在政治参与中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从学校走上社会的桥梁，要改变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一定要通过社会实践，赋予大学生政治教育生动的内容，让他们在实践中吸取和接受社会政治规范。对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并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帮助孤寡老人、走近特殊教育儿童、青年志愿者实践活动等，使大学生在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中，学会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积累社会经验，逐步实现政治社会化。
（三）充分利用媒体、网络，抢占宣传主阵地
要有效控制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加强正而宣传报道。同时，还必须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去占领网络阵地，把互联网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大学生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和积极引导，为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四）提高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观意识，重视自我教育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家庭、学校、社会因素只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外因，而大学生自身主体意识的缺失才是内因。所以，要改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还要使大学生认清白身社会角色，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积极调适个体政治心理。认识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人，要自觉主动地学习政治文化知识、扩大视野、提高辩证思维能力、科学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
总的来说，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注定他们的政治社会化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争取一切有利措施，不断深化理论研究、总结工作经验，解决好这个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黄金柱，鹿军.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崔建伟，王春红.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的思考[J]学术交流，2013（6）：190-192
关键词：中学生 政治社会化 问题与对策
政治社会化相对于中学生而言，就是让他们通过政治角色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不断适应社会的政治规范，让自己最后成为合格的公民，从而完成政治化过程的转化。
1.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接受教育的所有阶段，中学时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启蒙阶段，这一阶段也非常重要，关系着青少年以后能够持久稳固的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当前，尽管我国的中学生政治社会化整体上是在健康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外界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中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偏差，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首先，在认知层面上，中学生的政治认知正处于零阶段，他们对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都会相应的出现逆反心理，有些中学生对学校里组织的一些有关政治方面的学习活动还会产生抵触厌倦的情绪，所谓的政治理论课程学习也只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应付学校而考试。
其次，在心理层面上，中学生的政治情感不稳定，往往会出现政治思想动摇的情况。另外一些现实的因素和矛盾也会影响着中学生的政治信念，使他们的政治信念不会持久稳定。
最后，在政治参与层面上，有些中学生在政治方面的兴趣不高，鉴别能力不强，方向也很盲目。经研究表明很多的中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并不关心政治问题，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政治概念，好像和他们一定关系也没有。另外外界环境的一些不良因素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情感，让他们对政治方面的内容产生冷淡的态度，根本不会积极的参与其中。
2.影响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因素
2.1中学生自身方面的因素
在中国长期的应试教育中，使得中学生们的德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他们严重缺乏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的锻炼，这就造成了中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基础相当脆弱，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中学生的超前思维。中学生经常是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而这些幻想也被他们当成了成为现实的可能，极大的陷入了想当然的境地；
其次，中学生的理想化思维。中学生常常把社会政治问题开得过于理想化和完美化，使得他们与社会的距离感很低，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承受力也很低；
最后，中学生的两极性思维。他们在看待问题时常常是非此即彼，缺乏一定的辩证观点，总是陷入极端的思考当中。
2.2家庭的因素
家庭对中学生个人性格影响最深刻的因素。目前，我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被家庭因素影响存在的问题有：家庭的观念老旧和传统，家长们对待孩子的教育过分依赖于经济和物质两个方面，在精神上的教育相对缺乏或者严重不足；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妥，有时候家长对孩子在事情上的引导和鼓励相对不当，而只是一味的溺爱和训斥孩子，这两种方法都是极其极端的教育方式；教育目的相对错位，家长过分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从而忽视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培养。
2.3学校的教育因素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上，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重视智育而忽视了德育，对思想政治教育额重视程度相当不足；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相对滞后，严重的与现实脱节，这样就抑制了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不能真正的对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起到促进的作用；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相对落后，教育形式很呆板，教师一味的以我讲你听的灌输方式进行教育，这样很难让中学生真正的形成思想政治理念，形成鉴定的信念和精神支柱。
2.4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换将的影响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消极甚至腐朽的思想思潮却在不断的影响和侵蚀中学生的思想。主要表现：一是新兴传媒对中学生感官的强烈刺激严重妨碍了中学生的思考能力的发展，感性、刺激、游戏和放纵的空间取代了中学生理性、逻辑、反省和记忆的时间；二是网络时代传播管理制度的缺位和管理手段的相对落后，使一些不良黄色文化和灰色文化滋生泛滥，这就造成了中学生的政治认同上有一定的危机。
3.促进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良性发展的对策
3.1提高对加强中学生政治社会意义的认识。政治社会化在我国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政治生活和历史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2帮助中学生明确其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和内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结合社会政治实际，根据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实基础，帮助中学生选择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明确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落实到实处，有得放失。
3.3加强对中学生的宪法教育。无论是培养中学生优良的政治人格还是培养中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都是离不开宪法的教育。
3.4突出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点。当前，中学生中存在着许多诸如学习松散、集体观念不强和缺乏奉献精神等问题，这些都是社会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3.5提升家庭政治教育的质量。中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绝大多数都是在非正规的形式中进行的。家庭教育的质量好坏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政治教育意识。中国式的传统家庭教育就是让孩子离不开父母的呵护，这样就影响了孩子树立积极的政治观和政治倾向。
4.总结
综上所述：孩子是未来祖国发展的希望，良好的政治社会化教育会为他们营造一个正确的政治观和政治倾向，培养他们以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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