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保险市场；保险监管；市场行为；诚信建设
一、我国保险监管发展的新形势
新中国商业保险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险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市场主体从少到多，保险产品不断丰富和增加，保费收入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员工队伍不断扩大，商业保险成功走入了千家万户。伴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逐步做大，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行为正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不诚信竞争屡屡见诸报端，受到各方的指责。保险公司的外部生存环境和社会信誉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十一五”时期，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稳定运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行业整体偿付能力充足，自我救助能力和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主体多元化、竞争差异化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保险集团和专业性保险公司；基本建成一个业务规模较大、市场体系完善、功能作用突出、服务领域广泛、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保险市场。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其中提出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保险业。关于发展保障，要求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若干意见》强调，要建立以偿付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制度。在对偿付能力加大监管的今天，市场行为监管仍不能掉以轻心，它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保险监管者对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哪些是应该监管的，哪些是公司自己内部管控的行为应当作出很明确的界定。否则，将导致保险市场监管者的缺失，最终损害保险市场效率和投保人利益。但是目前保险监管中对保险市场行为重视和研究力度仍然不够，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和不诚信经营时常存在。为此，研究影响保险市场行为的因素，最终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恶性竞争是饮鸩止渴，服务提高才是治根之本
1、在保监会的重压下价格战势头有所缓解。价格战曾是恶性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对付价格战，保监会一再下发文件，对许多险种的最低保费做出限制。2006年8月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订并下发了四大项目的财产险条款费率指引，今后包括电厂、公路、地铁、楼宇在内的重大工程保险，将以不低于该费率指引标准进行承保。保监会委托保险行业协会制订指引的目的，是要改变目前重大工程保险恶性竞争，费率被严重压低以至在国际再分保市场上无法分保的局面[1].
2、商业贿赂现象叠出，保险监管力度加大。很多保险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比较哪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更便宜，有更低的折扣；就连部分保险公司的人在谈论其他保险公司的优势时，也大谈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打的几折，给客户返多少佣金，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这些竞争优势都是违反保险法规定的，是典型的商业贿赂。
根据1999年2月1日财政部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规定，保险行业可以向方和经纪人给付最高不超过保费8%的手续费，且还是要扣过税款后以转账形式支付。但现实情况是，个别保险企业为了争夺这些保险方和经纪人，不断给出更高的手续费或变相提成，手续费或提成甚至达到保费的50%以上。2006年3月16日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指出治理商业贿赂将成为下一阶段保险监管专项工作，商业贿赂已经引起保监会的高度重视。
3、监管要适度，禁止恶性竞争并不意味着不要竞争。有市场就必须有竞争，否则，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健康的市场。为了保持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险市场需要适度的监管。为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防止保险市场失灵造成破坏，保险监管的重心应放在创造适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放在对形成和保持适度竞争的格局和程度的监测上，要求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既限制竞争又不消灭竞争，既追求利润又不盲目冒险，既有风险又保障安全。
4、推进自主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关于创新与服务，要健全以保险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保险创新机制。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保险，为自主创新提供风险保障。稳步发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促进消费增长。积极推进建筑工程、项目融资等领域的保险业务。支持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开发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需求的各类财产、人身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也是节约。现在大家都在提倡节约资源，在保险业，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率就是节约，它可以为客户节约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让更多的人正确的认同保险。
三、保险市场暗流涌动，诚信建设势在必行
虽然近年来保险业在诚信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误导欺诈、拖赔欠赔等失信行为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保险业的信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创新方式，注重实效，逐步构建政府监管、公司内控、行业自律、社会评价和舆论监督多层次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2].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保险中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保险营销员。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副主任吕宙指出，2005年全国保险业通过中介实现保费收人3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占总收人73%.未来五年，保险中介市场基本发展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经济社会为出发点，坚持诚信专业化经营，不断提升保险中介行业社会信誉，实现保险中介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保险业又快又好做大做强做出贡献[3].初步测算，到2010年，保险专业中介公司将接近4000家，保险营销员保持150万人左右，保险机构10万余家，保险中介业务年均增长超过30%，保险中介的保费收人超过6000亿元，其中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实现保费收人超过1000亿元。
据了解，保险的诚信问题主要出现在销售和理赔两个阶段。由于保险业务收入的40%以上来自营销员，而全国近147万名营销员直接面对消费者，虽然销售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影响面非常大，但保险公司由于考核机制等原因，普遍存在短视心理，希望能在短期内实现业务的快速攀升、占领市场，这使得保险公司的领导和管理者通常以保费论英雄，将那些保费收入高的业务员视为公司的骨干，给予各种奖励。不诚信不要支付成本，长此以往，不诚信反而成为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负面示范。
针对这一现状，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副主任吕宙也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包括完善中介监管的法律、法规，提高中介监管有效性。努力形成一套包括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从业人员资格管理、保证金和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保险信息披露制度、惩罚制度在内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的监察，严厉打击损害被保险人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总的来讲，要通过社会信用服务机构进行诚信建设，调动全社会公众进行积极监督，使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内容；要强化保险企业的诚信管理，同时还要加强保险诚信的宣传教育，树立一批讲规范、重服务、守信用的典型；要把治理从业人员失信与治理保险公司失信结合起来，加大对公司法人的监管力度，从源头上治理失信行为；进一步落实保险营销员持证上岗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营销员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专业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认真把好行政审批关。
四、强化市场行为监管
针对保险市场行为的监管，《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改进现场、非现场检查，严厉查处保险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市场行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一目标的提出给保险监管指明了方向。要按照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严格保险市场准入，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实施分类监管，扶优限劣。健全保险业资本补充机制。完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逐步实现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建立和完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提高监管效率。规范行业自保、互助合作保险等保险组织形式，整顿规范行业或企业自办保险行为，并统一纳入保险监管。研究并逐步实施对保险控股（集团）公司的监管。健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传递，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此外，笔者认为随着保险竞争的加剧和保险信息化的发展，保险与银行、证券相互渗透的趋势正在加快，由此导致了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问题。对此，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与银行业、证券业等监管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定期进行业务磋商，交流监管信息，解决混业经营趋势下的分业监管问题，支持保险公司拓宽业务[4].与此同时，加强与各国保险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加入国际保险同业监管体系，通过该体系监管国内保险市场上的外资保险公司、国际保险市场上的本国保险公司以及接受本国分保业务的国外再保险公司，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李卉当前我国保险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河南金融，2005，（4）：22-23
[2]侯申华诚信恐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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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资本市场假设
在市场有效理论问世之前，关于股票定价的研究主要以传统的技术分析和基础分析两种模式为主。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19UD年法国经济学家Louis8achlier最早发现市场上商品价格的随机波动特征并对传统的价格波动内在规律提出质疑一之后，1-fredCoreles发现股票经纪入的选择和随机股票组合的效果并无二致而引人股票选择的投票板理沦。1953年英国经济学家114auricehendeall提出:股价变动无任何模式可循，是随机漫步:美国学者HasrrYV.Robets和hi.F.hi.clxrne在L959年的报告中得出类似结论，预示着股市并无逻辑或理性可言，而是由一种反复无常的市场心理所支配。陷入困惑的经济学家很快又做出一致的解释:即从信息的占有程度出发，假定存在的股价内在规律性会被根据预期而追求超额利润的市场力量迅速抵消。新信息的出现会不断改变投资者对股票的预期并促使其不断挖掘信息，从而使价格迅速运动到合理位置_因此，股价的连续随机变动反映了市场的有效性和市场理性。
在证券市场上，市场有效并非帕雷托最优。有效市场可定义为证券定价完全、正确。及时地反映了所有相关信息的市场。在某一确定时点上，股价水平应该包括了所有的旧的信息。即该证券及其发行入在该时点上的全部信息这样，股价水平的变动只能是对“新”的信息的反映。新的信息应该是不可以预测的、随机的、否则他必须包括在旧的信息之中。随着信息流入市场、股价随时都在变动，且没有任何模式可循.完全是随机行走一由此可判断，如何证券市场有效，则该证券市场的价格准确.及时、完全地反映了所有可利用的信息‘永远等于其投资价值。所以，从经济意义上讲、市场有效性指没有人可以持续获得超额利润。
根据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影响的不同程度，或者价格反映信息的不同程度，可以将市场的有效性分为三个层次:
(l)弱式有效市场该层次市场价格反映了证券所有历史价格序列和收益率所包含的信息，如果证券市场弱式有效，则技术分析无法获得超额利润.
(2)半强式有效市场该层次市场价格反映了当前和历史的所有公共相关信息‘除了历史价格数据外。还有公司财务状况和其他会计准则要求的补充信息，以及宏观经济情况.官方政策变动如财产税，股票级数，市场有关数据等。在该市场中，基础分析不能获得超额利润。
(3)强式有效市场股价反映了所有可利用的公共信息和私人(内幕)信息，可见，在有效市场上。了解内幕信息的人也无法获得暴利，由于价格中反映的信息量与市场潜量一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垄断，这种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
市场有效理论对证券监督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他为论证政府在证券市场效率方面的千预和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舞台。有效市场理论表明，一补具备信息完全性和分布对称性的证券市场才可以是有效率的市场。这就为证券监管行为指明了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向。其次，以息为轴L,的市场有效性概念为衡量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成效提供了一卜评价标准。可以通过对市场的三种形式的实证研究来考察证券监管的成果和监管的适度性_再次。这一理论所给出的三种有效市场形式对客观的把握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从而令政府监管机构得以有的放矢的调整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政策‘确立本国资本市场发展目前和长远的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干各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一般来说，既使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市场也达下到最有效市场条件，对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从1994年开始，也有很多、基本上认为我国股市处于从无效向有效转化过渡或基本达到弱式有效市场，那么。如何加强监管，规范市场。提高我国市场有效性呢?可以通过分析信息影响价格的四个环节、即信息公开信息接受、信息分析判断及信息通过投资者决策影响价格的过程剖析各环节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从而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二、信息影响价格的机制及对市场有效性的三个层次的影响
要想使有效场在现实中建立.需要四个条件。第一是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即有关每一市场的全部信息能够充分、真实、及时地在市场上得到公开。第二是信息从公开到被接受的有效性。第三是信息接收者做出判断的有效性二第四是信息接收者依据其判断实施投资的有效性。若四条件满足。则任何人不可能从证券价格变动仁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现实生活中。能够完全满足四个条件几乎不可能在强式有效市场上(即理想状态下)，有关资本产品的所有息能够准确、及时的公开，并无遗漏的传输给信息接收者，而且每个信息接收者能够完全解读相关信息，且对与投资决策有关的相关变量做出相同的预期，井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实行投资.而且。每一位投资者的交易行动都能完全及时的反映在证券价格上。可见。现实中能满足如此苛刻的条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半强式有效市场层次，后三个条件不变.只是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受到发行者的主观条件约束:发行者或夸大优点，避而不谈甚至扭曲存的问题;或者出于竞争考虑，不能公开或完全公开某些信息;或者由于信息公布的成本性而不愿意完全、及时公开信息。导致发行者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在半强式有效市场上.就出现了公开的信息和少数人控制的内幕信息，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在公开的信息当中，还有虚假信息。这就要求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有一定的分析判别能力。在该市场上，由于所有投资者都能接受到听有公开信息并正确解读它，所以基础分析和技术分析均无用。但是拥有内幕消息的人能获得超额利润。
在弱式有效市场上，不仅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受到损害，而且投资者对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的有效性也受到损害具有那些专门分析工具的专业人员才能对披漏信息做出全面。准确及时和理性的解读和判断。一般投资者很难从财务报表上的各项数据，上市公司的各项叼务指标，宏观政策上等信息上把握证券的真正价值。一般投资者据此数据做出的决策并导致价格的变化不能反映全部公开信息.这样，在一个弱式有效市场上，存在着两类信息—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和三类投资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和全部公开信息并能够正确解读这些信息的投资者、只能解读全部公开信息的投资者，不能全部解读全部信息但能够解读历史价格信息的人:与无效市场不同.弱式有效市场上.所有投资者能解读历史价格信息，所以。基于历史价格信息的技术分析不能获得超额利润。
如果这四个条件继续恶化，则处于无效市场层次。
三、加强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市场监管措施
从无效到有效弱式。到半强式有效.到强式有效，体现证券市场有效性的不同层次不同效率的市场要求不同程度的监管，我国目前从无效市场向弱式有效过渡或基本过渡，如何结我国实际.提高我国市场有效性呢,这必须从信息影响价格的四阶级中寻找千盾，并加以改善。第一、信息公开的有效胜.容易看出，信息披露是全部问题的起源、是关键。如果在证券发行和交嚼过程中，没有足够信息披露或者进行虚假披露.即使信息在传输、解析.反馈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投资者也不可能做出正确投资决定。所以信息披露龙其是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非常重要。需要强制性信息披露和反内幕交易，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既然价格已包含了当前所有已知的信息，而且在强式市场中价格还包含那些尚未公开的那么政府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是多余的二如Homer仰教授就持这种观点二劳斯则认为该理论的运用证明政府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和对内幕交易的禁止不仅无用，而且政府的“公平披露”目标也不适当。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现点似乎混淆了有效市场理论和信息披露制度的逻辑关系，有效市场理论是一种理想状态，即理论上的实现市场效率后的市场匕价格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一在尚未达到育效的市场中依靠强制性信息披露来实现市场有效性并不多余。目前新型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则从证券市场的四个目标出发.沦证分层次公开信息而不是完全公开信息的合理性总之，由于从前面提到过的各种原因，上市公司一般不愿提供或尽量少提供信息，形成对信息的自然垄断，导致证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现实中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有必要性。
其次，由于信息提供者主观约衷，信息的准确性要求需要有由规范‘完善的社会中介机构来确保。而我国日前的中介机构不仅在类型上不够完善，而且不能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运作，需要改革。
第二、信息从被公开到被接受的有效性。受到信息公开程序.信息传播方式技术手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非市场监管范围:
第三信息解读的有效性。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对于投资者来说，信息的价值在于减少不确定性，降低经济活动风险，但是，信息获得需要成本。同时，信息主体获取信息是有理性的，取得、加工信息要按照成本等于收益的原则一而信息的非排他性会导致免费搭乘现象，从而使市场主体获得和分析信息的积极性降低。在获取信息方面，机构投资者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由于其业务的规模性，机构投资者愿意也能够支付获取信息的成本。而且‘机构投资者分析解读信息的能力比较高，做出的决策对价格的影响反映信息度高。因此.发展机构投资者对于有效证券市场的建立有影响。
发展机构投资者.有一个机构类型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组建个人股东的变形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更合适，与其他机构投资者比较，好处有:组建投资基金散户，能够克服散户在非强式有效市场中处于不知情者(无内幕信息)地位，即不能准确、完全解读信息的弱势地位。“真正的股份制度是有效市场的运作基础，没有自然人性质的公众个人股东的支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股份制度，也不可能有睦康的股市。法人股东产权的虚拟性决定一交易的不公正性。”针对我国股权结构与日本的法人股东相拟的现状。有学者提议创新，建立“个人股东的变形”—投资基金我国的基金业从年代开始，1992至1993年出现基金热:1998年金泰、井元两Lf墓金问世，开始了新基金”时代1998、1999两年对于政府培育机构投资者.舆论·片赞须一今年6月以来，关于基金的三起报道引起了对基金的种种议论、总之.对于基金本身稳定市场，分散风险的功能发生了怀疑“四问投资基金”“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两篇文章更是对其持批评态度。但是，目前基金的现状，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价值不高有关。基金管理者为了盈利有进行违规操作的动机，目前中国币场的即时监控手段不完善，使之成为可能所以关键不在于基金本身，梁定邦表观点卜发展机构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树立公众信心，让投资者对这个机构有信心。美国证券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提出:行业最终的利益建立在客户的信任上。”所以他提倡建立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文化。说到底，是完善监管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金融监管；监管制度
当前，次贷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次贷危机起源于美联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刺激美国金融机构大肆放松贷款标准，导致所谓“谎言贷款”、“倒贴贷款”等花样繁多的次级贷款急剧膨胀，刺激美国以投资银行为首的所有金融机构拼命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业毫无节制地发行了天文数字般的各种债务。由于自1999年以来，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级住房贷款支持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全球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到1％，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当次贷危机像核武器一样炸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些经过无数包装打扮出来的“创新”产品，竟然能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畅行无阻，华尔街的精英以及各国的金融才俊，竟然对其中的风险视而不见，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监管是否需要及如何变革和完善，究竟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同时如何提升监管能力，或者说，如何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成为重点思考的内容之一。本文将重点研究对金融衍生交易的政府监管以及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在此之前，我们势必事先需要对金融衍生工具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世界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也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显出其多样性。处于金融创新的大潮中，金融衍生工具有其特有的含义以及发展历程。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FinaneialDerivatives)，也称金融衍生工具、衍生证券，是从传统的金融工具衍生变化出来的，通常指某种具有流通性的票据、证券化的契约或者代表一定资产的所有权凭证。我们将其基础的金融工具称为基础性金融工具或原生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的概念在实务中更为宽泛，指根据某种相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定值的金融工具。
(二)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1，杠杆性
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博大，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值，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但这种杠杆效虚使收益扩大的同时也可以同比例地放大风险。这种特性容易诱发过度投机和巨额亏损事件，正如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我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2，虚拟性
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衍生工具市场的规模有可能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有时会脱离原生市场膨胀，形成经济的倒三角，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造成金融动荡或危机。
3，复杂性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是“火箭科学家们”匠心独具的成果，由多种组合技术构成，很复杂，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很复杂。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难以理解它，明白它的风险所在，再加上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使得它更神秘莫测。
4，未来性
与传统金融交易不同，金融衍生交易的定义我们可知它是对未来的权利和义务做价，合约的订立和资产的实际交割是分离的。市场中的投机者正是利用这种分寓间通过判断市场行情而获利的。
二、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风险
1994年，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及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对衍生商品涉及的风险作了权威性论述。认为衍生商品涉及以下6种风险：
1，市场风险。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风险。
2，信用风险。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场外交易中尤为突出。因为交易所会员制制度保证了进行交易的交易商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信用，风险转嫁到结算公司。而交易所的保证金制度，持仓限制等都使信用风险降低。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合约的期限长短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合约的期限越长，信用风险就越大。
3，流动性风险。一方当事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出货或平仓机会所造成的风险。
4，操作风险。因人为错误、系统故障造成的风险。
5，结算风险。属于广义的信用风险的一种，指在结算日交易时对手未能根据舍约履行责任而引起亏损的风险。因其关系到交易目的能否实现，影响重大，故予以单列。
6，交易目的无法实现带来的损失。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政府监管指政府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政府监管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制中的宏观层面，是对一国金融市场整体实施监管的重要力量。各国均从促进本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目的出发，选择并建立起一套适应本国或地区特点的政府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特点。强制性表现在监管机构的设立、职权的取得等都以相关法律为依据，代表国家履行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职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提讼。广泛性表现在各国的政府监管机构都有权对整个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不仅包括境内交易，也包括境外交易，监管对象不仅包括各类主体如期货交易所、经纪商、结算所、投资者及行业自律组织，同时还包括上市合钧各品种及期货市场的交易活动。此外随着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加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逐步加强监管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1，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实行专职分离型的多头监管体制。由联邦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市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证券市场，对商业银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活动则按这些银行市场准人的审批权限分别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负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是独立于一般行政部门之外行使职权的机关。他们具有行政执行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除在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品种上有所区别外，这两个委员会在基本职能湘工作手段上大体相同。
其基本职能是：(1)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经营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所及行业组织的活动。(2)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各项法规。(3)管理金融衍生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活动。(4)审批各种交易机构提出的申请。(5)协助发展衍生品交易的教育，使衍生品的交易知识和信息能普及于生产者、市场交易者和一般大众。(6)对违反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1)审批可以进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交易品种，决定交易所可以经营的衍生品交易合约的种类。(2)批准交易所的开办以及会员、经纪人资格，批准和确认各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行为规范标准细则，并对交易所和经纪人进行严掐的监督。(3)分析、检查市场交易秩序，防止垄断、操纵行为，避免因价格暴涨暴跌致使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为此委员会有权随时查阅有关交易的账目、文件。被查者必须配合，并接受委员会的相关处罚决定。
由上可知。美国当前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美国人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利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利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规则描述过于细致，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太慢和滞后，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例如控股公司的监管，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得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投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
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以经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反思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种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抨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英国自我监管核心过去是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证券期货管理局等非政府机构。为适应监管一体化趋势：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对市场的敏感度，英国政府于1997年10月将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改组为金融服务局，并根据《金融服务法案》吸收了许多原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和其他监管组织及其监管职能。此外它还接收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查职，能等。《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授权金融服务局从2001年12月1日起全面行使监管职权，从而使金融服务局成为直接负责监管吸收存款、保险和投资业的惟一法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但客观上向财政部门负责，履行了相当于政府机构的职责。这一特色是英国传统上重视行业自律，又适应现代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要求的反映。相比较于美国的多监管机构并存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而导致的监管方式不同，监管法律法规不一致，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各异等问题而造成的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竞争，调和监管冲突，明确监管责任，降低监管成本，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但由于缺乏管理监管权力可能过于强大，容易孽生、垄断和权力滥用。单一监管机构可能因规模过大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也可能因规模过小而实现不了应有的效率。
3，日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承袭欧美模式，就政府监管而言，与英国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日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是按衍生工具的不同类型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实质上是多头监管，即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由大藏省监管，其中与证券相关的期货、期权是由大藏省证券局主管，金融期货商品交易由大藏省银行局_主管，其法律依据是《证券交易法》；农副产品期货期权与工业品期货期权则分别由农林局和通产省管理，其法律依据是《商品交易法》。这种“三省归口”政府监管模式有利于明确各部门职能，容易协调部门内部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配合市场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模式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对部门之间产生的矛盾难以协调。
四、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
(一)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创设了数以千计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是对国外产品的模仿和引进。如果说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金融业便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金融创新更成为了“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经历了1989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大的变革，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五个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建立对于提高金融专业化监管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甩。但是，面对金融业综合经营加快推进的新形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为复杂的新挑战，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在运作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推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对跨行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职，责界定不清晰，协调监管难度大，存在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容易出现逃避监管现象。特别是在现代金融活动全球化、交叉化、信息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监管和稳定(调控)，需要系统性的考虑和迅速的应对。分业监管体系对于涉及系统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管、救助和调控等往往难以形成迅速有效的应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
(二)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人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关键词：市场政府证券监管信息披露
证券市场是企业直接融资的有效途径，通过证券市场的竞争机制和逐利效应，可以自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发展，奠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证券市场同时是公众投资企业的场所，市场的有效监管与法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完善的市场机制应包含人市机制、市场运作机制、退市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才能保证市场的参与者处于公平、公开、公正的平等地位。
一、建立健全的入市机制
人市机制为企业进人证券资本市场设立门槛。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优化公司治理，从公司运作程序和市场机制上保障投资者利益。政府责无旁贷地应制订人市机制并不断完善之。通常证券监管对人市机制的选择有两种模式：第一种，行政审批制。行政审批制是指政府的证券监管部门对申请上市的公司进行全面的审批，由证券监管部门决定上市公司的额度和股票发行价格；第二种。核准制。核准制是指证券监管部门制订严密的信息披露制度并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全面、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的信息，大部分的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证券监管部门都采用这种模式，核准制有利于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状况，以决定是否投资。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我国采用的是第一种模式，结果“一部分上市公司的高市盈率和低成长性使他们失去了投资价值，而只能成为豪赌的工具。弄得不好，就会形成管理当局和少数庄家托市、造市、吹气泡的状况。造成大量寻租和操纵市场以取利的机会，规范化自然无从谈起。腐败会越来越厉害”。目前，我国证券发行已从单纯的行政审批改为核准制，取消了额度控制制度和分配指标制度，证券监管部门不再决定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和规模。这是重大改革，有利于发行市场的公平和公正，但核准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审批和行政选择的方式，股票发行的竞争机制仍有待改革。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指出：从《证券法》颁布后，《证券法》明确要求公司要进人市场，它的披露一定要真实、完整、公开，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关键是这些要求要得到落实。如果这些公司没有按要求去做，怎么制裁它?这种制裁，现在的力度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国证券市场人市机制的缺陷还体现在由于政府垄断了上市行为，造成许多想上市却不能上市的公司只能借壳上市。在目前情况下，造成了人市不公和伪装人市，如部分企业通过行政权力人市，而另外部分企业事实上被排斥在证券市场外；如麦科特伪造业绩。东方锅炉甚至倒填设立时间并杜撰业绩”。
通常，在市场经济中，破产的企业是不会有人愿意买的，即使买，也不会出多少钱，因为在核准制下公司可以自己申请上市，不需要买壳上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管制使烂柿子值钱好柿难卖”，他指出：在西方，如果企业跨了，股票将一钱不值，但在中国，一个企业破产了，可能创造出对壳的需求。比如，山东的三联有积极性去买郑百文这个壳，这个壳在经济学上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管制租金。这个壳又可以使受骗的股民得到补偿，ST郑百文的股价还可以涨停板。虽然中国证监会从2001年3月实行了上市核准制，但实际上上市门槛和进人市场资格还是难以摆脱政府的审核制的约束。没有形成市场化运行机制。
二、规范公司上市后的运作机制
上市公司制度健全、规范运作、业绩优良是证券市场兴旺发达的基础。有学者作过研究，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1994年上市的178家上市公司中，上市后三年间的财务状况、每股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的走势，基本上都是一条抛物线：公司的第一年，经济效益略有提高，但从第二年便开始下滑，到第三年年报公布，这些公司的上述两个指标均下降70％左右。可见，对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说，“股份化”并没有改变公司运作不良的状况。根据2001年7月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对上海、深圳、成都、武汉等地执行《证券法》情况检查报告，上市公司违规操作充斥市场”：第一，企业为达到股票上市的目的，高估资产，虚报盈利。第二，上市公司严重违背投资者意愿，随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间接造成信息不公。第三，有上市公司为了迎合庄家炒作本公司股票，配合在不同阶段误导投资者的信息。第四．一些上市公司受大股东严密控制．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使上市公司成为大股东或集团的“提款机”。第五，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董事会一人说了算，监事会难以发挥作用。第六，有些上市公司筹资积极，分配消极，损害投资者利益。
规范是市场发展的前提，是市场有序运行的保证。股份公司上市后规范运作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下面五个方面：
第一，股份公司的公众化：股份公司必须保证股东权益。公司必须在《公司法》等国家法规范畴内，按照《公司章程》，履行股东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必须有规范的运作机制。
第二，国家法规的要求：没有规范的运作机制，公司运作“各显神通”，缺乏评判的标准。政府的监管无从下手，缺少法律和操作的依据。
第三，市场机制的选择：如果公司运作不规范，必然成为证券市场的“风险源”，而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必然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进而波及社会的安定。一旦市场风险变为现实的危害．直接遭受损失正是市场资金的供应者：投资人。投资人退出市场或失去参与的积极性，证券市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规范公司运作的目的，是保护市场。
第四，有利于资源配置：在规范的运作机制下，“滥竽充数”的公司或治理不善的公司将很快“原形毕露”，失去继续欺骗或浪费社会资源的机会。
第五，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规范的运作机制，集中了先进国家经验的思想结晶．减少企业曲折的摸索过程．直接为公司搭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
中小投资者，也即中小股东的权利并不能“累加”起来形成真正的所有权从而控制上市公司，正如斯蒂格里茨认为的：所有权分散的公众持有股份的公司管理是一种公共物品，同任何公共物品一样，会存在供应不足。或者也可以说是管理者的市场，即监管的程序，是非常不完全的．因此也就不会大体上保证公司由那些保证资产产生最高收益的人来进行管理。由此看来，政府必须对上市公司发行后的的运作机制也进行明确的规范。《公司法》、《证券法》规范了上市公司的运作，证监会、国家财政部先后就企业信息披露、会计报表信息内容和质量制订了实施细则。2001年3月15日．中国证券会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强调配股和增发新股要引人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2001年4月2日又了《上市公司检查办法》和就《上市公司董事长谈话制度实施办法》，旨在强化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和约见上市公司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凋查的权力，这些都有助于加强对公司上市后经营运作的监管力度。
三、建立健全的退市机制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改革何处去》一文指出：破产，或实实在在的破产威胁，是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破产的机制，同与其正好相反的创业机制一样，在社会主义国家很少或基本没有先例。破产的机制必须创造出来。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形成了许多种破产法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同特定的经济情况相结合。对于证券市场而言，退市，或实实在在的退市威胁，是证券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时的中国，根本听不到有关企业破产的说法，因为所属于国家，即使企业再亏损，政府也不会采取破产的方式，就如自己的孩子，再坏也不会把他赶出家门。市场经济则不同，创业与破产是市场经济这枚硬币的正反两上方面，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形成了许多破产法的模式，我国也已经开始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破产模式(1983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破产法》，但可操作性不强)。当前，从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入市和退市，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两个方面，相对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入市机制而言，我们的退市机制还是刚刚开始建立，急待完善，政府有必要制定明确的退市规则。没有退市通道，证券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就无法建立，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不能发挥，以至于连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不思进取，主营业绩大幅度下滑，就通过资产重组得以继续生存，有的公司经营者甚至配合庄家炒作本公司的股票，借在位之机大肆侵吞公司资产，不按规定公开财务报表、虚假重组。没有退市机制，导致了投资理念的扭曲，投资者不是认真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而是追逐热点、打探消息和寻找庄家．最终可能陷入庄家设置的“陷阱”中。
证券市场必须是双向开放、有进有出的，但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却很难退市，我国证券市场基本上表现为一个单项扩容的半封闭式市场，只有单一的吸纳功能，没有真正有效的排放功能。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证券市场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吐故纳新动态调整．不断吸收优质公司上市，同时又不断淘汰劣质公司退市，以提高资源的配置率。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证券监管当局对退市有明确的规定。美国证券及交易委员会(SEC)允许并要求退市最少要由35名大股东通过。纽约交易所规定不退市的上市公司所具备的条件为：第一，连续30天股价最少不低于1美元；第二，股东权益不能低于5000万美元；第三．公司市值不少于5000万美元。日本要求上市公司要最少150位股东及不能连续3年资不抵债。1996—1999年，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共有1197家股票被摘牌．退市企业数量超过同期上市的公司数量。
2001年2月22日，中国证监会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制止上市实施办法》，2001年4月23日，中国证监会宣布PT水仙终止上市，PT水仙成为中国证券历史上第一家退市的企业，接着PT粤金曼退市．1O月20日PT中浩退市。事实上这些公司已连续四年亏损，因为没有退市机制，先前已降格为特别处理公司(ST)，再降特殊处理公司(PT)。目前深沪市场资不抵债的PT公司还有16家．连续亏损的ST公司44家，如何让劣质企业退出证券市场仍是政府较为棘手的问题。中国证券协会2001年6月12日了《证券公司代办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服务业务的试点办法》．由证券公司柜台交易组成的股份转让市场为企业退市后投资者转让股份提供了解决办法(成熟市场中本不应由政府承担的功能)，现在PT水仙、PT粤金曼、PT中浩已从交易所市场退市并在股份转让市场挂牌转让。
完善的退市机制有利于政府监管上市公司的素质，保障投资者的利益。退市通道的建立，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将会珍惜自己的上市地位，并为提高公司效益作出不懈努力，否则就会被市场“开除”。我国发展股票市场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融资，未考虑公司退市的问题。目前，在一级市场上虽然采用了核准制，但发行市场化程度不够．“壳”资源缺乏。上市公司难以退市，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投资者赔偿方面的有关法律政策，公司退市对中小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害，这也不是证券监管部门愿意看到的。2001年2月22日，中国证监会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制止上市实施办法》，从操作程序上为未亏损上市公司的推出机制提供了保障，但实施难度较大。因此，我认为中国证券会应考虑市场机制和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退市机制，退市机制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强、退市过程短的特点。例如让不再满足上市条件的公司“突然死亡”，直接退市。
四、健全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通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中小投资者买卖和持有股票，目的在于获得股票价格差异或股票的红利、股息，而不在于影响或控制上市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因此他们较少去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以至于少数大股东或公司经营者，为着自身利益，披露虚假消息误导了中小投资者。
二十多年来，有关非对称信息市场的理论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和活跃的领域。今天．不完全信息模型已经是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到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如果信息是完整的，每个人都知道其关心的事情的真相；丽因为信息不完整或信息不对称，就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沟通以取得信息。而且，因为不知别人提供的信息的真伪，只好籍着“对方是否诚实”来间接地解凑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因此，“诚实”这种德性，是人际交往之后发展出来的一种“工具”，具有功能性的内涵。
所谓信息不对称，指投资主体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非对称的。即各类投资人获得的信息在数量、质量、可信度、时效性等方面不均衡。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分析，经济决策环境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大量的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完成的。所以。减少投资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程度可以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方面加以克服。
证券市场中信息分布的不完全对称直接影响到证券交易参与者的理性决策和证券价格的均衡。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投资主体产生“逆向选择”的异化行为。第二，信息不对称会诱发证券市场中“道德风险”的发生，并进一步加剧投资主体的行为异化。
我国证券市场出现接二连三的造假行为，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披露不真实。信息披露是指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在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依照法律、法规、证券主管部门管理规章及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以一定方式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公开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经济学家业已证明，有效市场并不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拥有信息。如果有足够的参与者拥有准确、及时和完全的信息，那么价格的变动就好象所有的人都铝l道信息一样，当价格被提高或降低到反映完全信息的水平，即使缺乏信息的购买者在现行价格下购买也会获得利益．他们不可能胜过市场，也不用担心被估价过高的股票所欺骗。事实上，证券机构、基金等大机构掌握信息远远超过一般投资人(即散户)，所以机构可以做出相对理性优化的决策。
在证券市场建设方面，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是不可少的基础环节，证券市场能否有效运转，是以信息披露制度的成熟程度为基础的。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会通过信息披露的途径在市场上广为传播，被市场参与者选择接受，进一步影响其行为决策。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公正、透明、准确、完整，对保护投资者权益至关重要。
2001年8月《财经》杂志揭露的银广夏，从1999年到2000年近两年来的股价和业绩，均创下了令人眩目的记录：l999年，银广夏的每股盈利0．5l元：股价则从1999年l2月30目的l3．97元启动，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l9日涨至35．83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分红方案l0转赠l0后。即进入填权行情，于2000年l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了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全年上涨400％，高居深沪两市第二。2000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一倍基础上，每股收益攀升至0．827元。
银广夏的利润神话源自其从德国进口的一种设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l999年7月。第一条500立升x3的生产线在银广夏在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广夏试车并投入生产。根据银广夏公告，天津广夏在l999年度、2000年度向德国诚信公司出口萃取产品达5610万马克(约2．2亿元人民币)、1．8亿马克(约7．2亿元人民币)。天津广夏因此在l999年创造的利润占银广夏的75％以上，2000年更几乎囊括了银广夏的全部利润。2001年3月1日，银广夏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FidelityTradingGmBH)签订连续三年总金额为6O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
《财经》杂志记者调查后确切获知，银广夏从1999年开始在市场上散布的“利润神话”全系子虚乌有的编造，其出口额据公司自称在2000年达1．8亿马克，而事实上仅为3万美元；其签下6O亿合同的德国买家据称为一家百年老店。但事实上是注册资金5万马克的小型贸易公司；其据称出口创汇创利的“超临界萃取产品”，在产品产量和价格上均被专家证实不具可能性。
银广夏事件曝光后，证监会介入调查并认定做假性质。2001年9月l0日银广夏在一个月临时停牌后恢复交易，股价连跌l3个跌停板后又连续跌停6天，股价从停牌前8月2日的30．84元直跌到lO月l8日的5．47元，无数受虚假信息误导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银广夏泡沫的破裂，使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大受打击。2001年上海指数从6月14日的2245狂泻到10月22日的l5l4点，以至中国证监会l0月22日宣布暂停其6月12日公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增发上市时减持10％国有股”的条款以“政策救市”。
国务院已经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规定条例》和两个交易所制订的《股票上市规则》，明确了上市公司应披露的信息范围和信息披露方式，如发生重大事件(包括公司订立的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显著影响的合同；公司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购买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的行为；公司发生重大经营性或非经营性亏损；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案件等等)可能会影响该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时。上市公司应该立即将有关该事件的报告提交给债券交易所和证监会，并向社会公布，说明事情的实质。信息披露的要点是“及时、准确、完整”。即是使市场参与者在第一时间完整准确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使上市公司对股东、投资者“透明”。2000年12月23日，证监会了《关于完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意见》，体现了“法制、规范、监管、自律”的八字方针。我认为政府应强制上市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则，以保护弱者(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遏制强者(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才能有效地减少中国证券市场的造假行为。强制履行信息披露的要点是建立可操作的法则并严格执行，使违反法则者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要付出沉重代价。
论文摘要：美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最自由，管理最严格，与其高效、实用的证券监管体制密不可分。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中美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对比分析，可以从中找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与美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主要差距，并探索到对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些改进方法。
一、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美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是以政府为监管的主导力量，通过实施法律法规来实现对全国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管理，其主要特点有：
(一)系统、完备的证券法律法规
目前，美国证券市场监管已建立起以《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1975年证券法修正案》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其中《1933年联邦证券法》主要以公开原则规范证券的第一次发行，要求对证券发行人及其发行的证券给予充分完整的信息披露，禁止以欺诈手段销售证券，违者将承担法律责任。《1934年证券交易法》则主要规范证券发行后的交易行为，禁止证券交易中的欺诈行为，明确规定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法律地位和职责。《1975年证券法修正案》则是在现代科技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制定的，除再次强调SEC的职能外，特别鼓励和倡导国内证券市场采用新技术。上述三法在美国起了“证券宪法”的作用。此外，政府还辅之以一系列与证券基本法相配套的证券关系法、各州的法律和判例，共同构成健全的美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论文下载
(二)集中、统一、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
完备的立法体系需要一个集中、权威、高效的机构来保证其执行。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是根据《1933年联邦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创建的一个独立的、超党派的、准司法的管理机关。由于SEC在组织设置上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被赋予了监管证券市场至高无上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或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的干预，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行使其保证证券市场信息公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职权，被称之为“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这就保证了SEC在证券市场管理中的权威性是无与伦比的，从而形成了一个集中、统一、权威的监管机构，执行命令非常迅速，监管效率极高。
(三)发达的自律管理
美国的自律管理也相当发达，并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联邦证券交易所隶属于SEC，是会员制的股份企业，在SEC的监督指导下，通过制定本交易所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会员，实现自我管理。所有在联邦级证券交易所参加交易的集团、公司、投资机构、证券商和经纪人都必须在交易所注册为会员，接受交易所的监督指导。二是场外证券商的自律。“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负责管理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上的所有交易活动。它也实行会员制，吸收场外交易者，负责所有会员的注册，并主持注册考试和调查，同时，利用电子计算机化的统计系统、报价系统和转帐清算系统，监视场外交易中的证券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变化，防止不法交易的发生。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
(一)监管主体
分两个层次：一是证券主管机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SCSC)，负责制定涉及证券市场的宏观政策，如组织有关部门拟订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草案、审批成立新的证券交易所、批准新的证券法规，同时与国家计委共同确定全国和各省的年度股票、债券发行额度。二是证券委的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SCRC)，它的法定主要职能是：起草证券法规；监督管理有价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对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清算、保管、过户登记公司及投资基金经营机构与证券从业人员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管；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审定从事证券业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颁发证券从业许可证；监管上市公司；对境内企业直接或间接向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行为进行监管；监管证券交易场所的业务活动等等。
(二)自律组织
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包括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审计师及审计师事务所等证券业中介服务机构。它们在中国证监会确认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后，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证券发行企业的财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招股说明书和法律意见书进行审核签证，实施社会监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行业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在交易所内的交易实施监管，同时对上市公司和证券商会员的监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中国证券业协会”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随后又由证监会给予资格认定，并经民政部核准登记的全国性证券业自律管理组织，通过制定和执行行业性的自律制度，监管证券场外交易，保证场外交易的公平与规范。
(三)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管理法规共同构成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规体系。
三、中美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比较
(一)从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来看
美国证券市场具有专门的证券立法和统一的证券法规体系，有力地提高了证券监管的权威性和管制的深度与广度。而我国从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证券法》，但缺乏与之相配套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信托法》、《竞争法》至今也尚未出台。另外与《证券法》相关的《公司法》也存在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如关于证券民事赔偿，《公司法》和《证券法》都规定的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未明确规定民事赔偿责任，因上述违法行为而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一般规章单独地向人民法院申请民事赔偿。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侵害公司利益，可能应该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较大责任的中介、专业性机构和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等，在我国《公司法》、《诉讼法》中均尚未确立。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离公正、有效的司法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有必要对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进行一次集中清理，保障我国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二)从自律组织看
美国证券市场是高度自律的，各证券交易所和全美证券商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套解决内部纠纷的仲裁程序。而我国在自我监管方面做得很差。首先行业自律功能不强。我国目前除两家证券交易所从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行业自律组织，对其会员机构、场内上市公司行使部分监管职责外，作为行业性民间协会的证券业协会仍处于非常薄弱的地位。证券交易所由于缺乏权责相对应的法律机制的约束，过多地追求盈利而忽视其应尽的监督职能。其次社会性的监督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水平低下，包括会计处理差错和不按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会计事务所不按独立审计准则等执业规范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
(三)从监管主体看
美国集中、统一和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超脱于市场参与者之外，能够更为公平、公正、客观、有效、严格地发挥监管职能，从而更为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而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客观上仍存在法律界定不明确和监管主体多元化的问题。首先，《证券法》中没有明确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责，使其管理缺乏权威性，另外对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也未作明确指定，虽然有证监会，但它不是国务院的正式机构，而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其次，对股票一级与二级市场的监管是分割的，如在一级市场上规模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发行公司的确定一般由地方政府和政府的主管机关确定，仅报中国证监会审批而已。
(四)从监管手段看
美国主要依靠法律手段，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监管。而我国经常使用政策手段监管股市，使股市变成了政策市、消息市。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弱化了证券市场的功能。政府一方面要考虑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构造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证券市场；另一方面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在两者存在一定矛盾的情况下，形成政府用行政手段控制市场规模、管理上市审批及调控股票价格等。同时有些管理政策出台缺乏科学及合理性，也不符合国际惯例，甚至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
四、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建议
(一)建立独立的专业化的证券市场监管机关
借鉴美国经验，应在证券法中明确、规范证券监管部门，设立类似美国SEC的中国的证管会，其性质可像美国那样，采取半司法半行政形式，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之外，更接近于公共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其执法机构组成人员为专业人士。并把有关证券发行和交易的职能权利全部集中到证管会，撤消现有证监会，将其合并到证管会中去，变现有多元化监管体制为一元化监管体制。同时应赋予证管会广泛的立法权与执法权，立法权主要指行政条例或规章的制定权与权，如果是条例可以经国务院认可或备案，但此权须由证券法直接授予；如果是规章则可以自定，在广泛咨询后可立即生效。在执法方面主要是由政权法赋予证管会一定的查封、扣压、询问等半司法权，使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二)强化我国证券监管的自律机制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还要发挥全国证券商协会及各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在美国这两类自律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尤其近年来美国进一步加强自律机构自我管理值得我们借鉴。证券商是最好的市场警察，其能否守法自律、规范经营、有效防范风险及强化各环节监管，将直接影响投资者利益、自身的生存问题，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加强证券公司规范化运作意识，充分发挥其自律作用对市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还应加强社会性监督组织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设，增强行业监管能力和制止弄虚作假行为。
(三)重点保证市场信息的充分披露
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的基础。美国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功，我们应借鉴美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把信息披露分为初次披露、持续披露和内幕人员交易披露等多方面内容。对于没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证券市场参与者，有关监管部门要做出严厉的处罚。为此要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美国在安然事件后，通过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决定成立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其目的是要加大对证券欺诈犯罪的处罚力度。中国应增加对监管部门的经费投入，增加监管部门的人员配备，以真正落实对监管对象的全程监管，加大对证券欺诈犯罪处罚力度。此外，为确保市场建立起祛邪扶正的良好风气，还应建立全国联网的股票实时交易系统和监控、预警系统，通过法律形式授予证券监管部门必要的查处权力，并在证券监管、银行、法院之间建立统一的协调监管机制，加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的打击力度。
(四)完善《证券法》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
不应等到股市出现大的波动或挫折再来立法加以规范，应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以及对前景的客观分析来完善法规体系。《证券法》虽已出台，但仍有许多问题被回避，因此其他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也应相继出台。如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投资者保护法》和《投资咨询法》，以规范企业并购行为为目的的《企业兼并收购法》都应出台，使之与《证券法》及其他现行法规形成一套协调运行的法规体系。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如何引导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笔者认为：
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消费水平
扩大内需，既离不开消费者的影响，也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
首先，发展市场主体，推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工商部门作为市场主体的登记机关，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登记办法(如《独资企业法》)、产业或行业的管理方法(如旧货业管理办法)，积极为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营造简便、快捷的市场准入通道，大力发展市场主体，推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扩大内需。
其次，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消费水平。加强对各类经济组织的“分类指导”，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指导企业调整和规范企业组织结构。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划、竞争法则，充分利用企业档案资料。开展市场调查、市场分析和市场预测，为党政领导和企业经营者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调整产业或产品结构。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努力培育专业乡村、个体私营经济园区等经济，着力推动私营企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支持个体、私营企业购买、租赁、承包、兼并、联营、参股、控股国有、集体企业，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互相渗透，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和竞争力，再造经济新优势，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消费和员工的生活消费水平。
二、政策引导，挖掘消费潜力
首先，制定、完善现代营销方式和新兴流通产业的登记管理办法，适应人们的消费需求。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旧货业的监督管理办法，加速汽车(含轿车)强制报废标准的施行。促进家电、直排式热水器等产品的升级换代；完善招标、竞(投)标管理规则，推动政府购物消费；拓宽抵押物登记(如家庭不动产)，加速家庭的住宅、轿车、家电、助学、旅游等信用消费步伐；制定与租赁消费配套的管理制度，形成重型机械、网络工程、农业机械的新一轮消费热点。
其次。及时修订过时的流通政策，适应新的流通环境。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工商部门应及时修订《打击投机倒把条例》等工商法规，改变商品短缺条件下形成的流通政策难以适应商品过剩时期的流通环境的现状。
再次，完善市场规则。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将《反倾销法》提上立法议程，限制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资本输出、商品倾销；制订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法律，改变目前执法主体混乱、司法解释不定位、执法行为不规范和法律震慑作用不明显的现状；进一步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改变目前手段不足、认定困难、与部分单项立法交叉打击无力的现状，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及早出台《反垄断法》，修订和完善《森林法》、《烟草专卖法》、《药品管理法》、《盐业管理条例》、《粮食收购条例》等法律法规，改变一些部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现状，推动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分离，为各类工商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市场推动．促进消费升级
首先，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拓宽新的消费领域，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在改善现有市场设施、提高现有市场功能的同时，积极支持发展连锁店、仓储式超市、租赁市场、旧货市场，建立起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建立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支持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网络工程发展，带动信息产品的消费；放开、规范住宅二级市场，激活“居者有其屋”的最基本的消费冲动；根据我国即将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实际情况，支持建立中小企业金融市场，指导个体、私营企业提高信贷规模，扩大个体、私营企业的生产性消费，带动其生活性消费；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保障市场，推动个体、私营企业积极参加基本社会保险和补充保险，使之储蓄性、补偿性消费成为新一轮理性消费。通过市场的多样性和消费层次的多样性，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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