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党员干部作风整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我认识到在以后的工作中切实要改善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学习使自已的思想始终与党中央持续高度一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力求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做时代的标兵，务必始终做到与时俱进。现总结如下:
要解放思想，首先我们要有思想。思想是一种认识，一种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中认知的反映，并透过语言、文字、动作表达出来，是一种“思”与“想”的结合。我想只有透过不断学习，才能构成自我的思想。不仅仅要学政治理论，提高自我的思想政治素质;更为关键的是还要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将思想与行动统一齐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使自我的思想认识，随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变化而变化，敢于实践、勇于探索，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状况、解决新问题。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更应认真履行好自我的职责，敢于解放自我的思想、清醒自我的头脑，使我们的思想永具革命性!要解放思想，我认为首先得走出害怕解放、拒绝解放、乱解放的误区。
解放思想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要落实到自我的具体行动上来，联系目前的实际工作，我觉得解放思想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要勤于学习。应时刻不忘学习，正所谓“学海无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首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活到老学到老，利用休息时光、利用工作之余，切实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其次要会学习，要有方法，学习要有针对性，更要有时效性，切实做到学以致用;最后要坚持学，持之以恒，不浮躁，在学习中努力增长自我的才干。要深入系统地学习精神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时关注国家新的政策方针，刻苦钻研自我的业务知识，以及科技、管理、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的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以丰富的理论知识武装头脑。在学习中要向领导学，还要虚心向身边的同志、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二要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一个人仅仅学习而不思考，那将等于什么也没有学到。思考是一种潜力，要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运用自我所学的知识，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加工，去粕留精，转化为自我的东西。在工作中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困难与挫折，这时要正确认清形势，把握好大局，妥善处理好矛盾。
三要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实现规范制度化管理
以上几位老师分别从强化科学发展理念，强化开放意识、服务创新意识，强化执行先行，强化责任意识、拼搏意识等方面，如实详细的介绍了我校是如何结合实际开展思想大解放活动的，老师们汇报了在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解放思想与本职工作相结合，大大提高了老师们的思想觉悟与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以环境教学为己任，拼搏进取，甘为人梯，乐育英才，勇于创新，积极投身教改，把爱心、耐心、信心留给学生，努力为提高环境教学质量而奋斗，真正做到了团结实干，奋勇争先，累并快乐着。同时也深刻剖析了学校、个人在管理、教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很质朴，也很切合实际。
下面就关于解放思想大讨论以及本次活动提出我自己的一点认识
1.充分讨论学习，认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指导意义及现实意义，明确重点任务和工作方法。
①、抓好教师的大讨论：我们结合今年师德教育，组织老师们认真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实质，充分发挥教师们的聪明才智，就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出谋划策并积极实践。
2、设计好活动载体，把大讨论不断引向深入：为把大讨论引向深入，我们从九月份开始围绕“如何提高课堂效率”这个中心话题组织了骨干教师、教研组长、科组长去江苏洋思学习教学先进经验，并且连续多次组织召开专题讨论会议，就大家课堂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磋商，商讨改进措施。并且请教育行家分层次和类型研究制定提高教育质量的具体对策和措施，适时进行专题讲座，把解放思想大讨论真正落到实处，我感觉老师们受益匪浅。
为了统一学校和学生家长对教育工作的思想，我们还积极争取学生家长对教育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收到良好效果。
2.主要收获：
通过近半年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
①思想进一步解放，新的教育理念不断树立。老师们自觉地把解放思想作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行为，大胆冲破教育思想的束缚，不迷信先哲权威，不拘泥于已有的成规，树立以学生为本、执教为民的理念，让每个学生都尝试成功，并进行了赏识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跳起来够着桃子，让他们抬起头来走路。
②树立了教师为本，**治校的理念。要办好一所学校，教师是关键。充分尊重和信任教师，加强对教师的培养、使用和关心，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全体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创造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这是大讨论中广大教师的一致共识。以教师为本、**治校的理念，在教师中逐步形成。
③工作成效不断体现，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提高课堂效率方面，我们每位老师都在努力的尝试，教学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且把自己的实践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都写了心得体会。
④教育改革扎实推进，发展环境整体优化。
3.下步打算
①要把解放思想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贯穿与教育教学工作的全过程。
全力推动我区交通管理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近期，市局党委召开了新一轮解放思想动员部署大会， 4月19日交管局党委再次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迅速掀起了全局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热潮。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就基层交警大队该如何借助这一有利的“东风”，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不断推动交通管理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谈三点体会：
一、解放思想要全警参与，共同学习，提高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充分体现了市局党委、交管局党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与时俱进、奋勇争先、自我加压、科学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作为一名基层大队主要领导，要做到带领全体民警，积极参与，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事业大发展的活动中去，在全队形成良好学习氛围。在学习讨论中，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刻领会先解放思想、真解放思想、快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深刻感知解放思想是推进交通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的一大法宝。联系当前工作实际，要思考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一着不让，抓紧抓实，切实强化交通管理、队伍建设工作，以此推动交通管理工作实现新的跨跃。
二、解放思想要做到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感知差距；
回顾大队近两年来的各项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创新的过程。两年来，我们在交管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密依靠地方党委政府，以进一步深化畅通工程为载体，以“保畅通、压事故、促秩序”为主线，在工作中，坚持科学调研、优化交通组织、强力整治交通秩序，在队伍管理上，坚持制度建警、人性化建警，不断力求新发展，力践新举措，不断将交通管理引入社会化、科学化、制度化道路，使得全区交通管理在交通秩序上有了新改观、在交通组织、交通设施上有了新变化、在交通宣传上有了新突破、队伍建设有了新提高，整体工作有了新发展。
回顾两年来，我们在交通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交管局党委和区委、区政府的肯定，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满足，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清形势、感知差距，力求找到进一步飞跃的坐标。（1）、当前我区交通管理工作面临的整体形势：经济基础差、底子薄，道路交通路网建设还不完善；我区低收入人口、外来人口较多，广大市民参与交通的文明素质普遍不高；我区各类农贸市场、钢材市场、批发市场较多，市场配套的交通设施十分欠缺，人车路矛盾非常突出。（2）、当前，我大队交通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从交管管理工作实际来说；我大队辖区还存在如白云亭、上元门等部分秩序乱点；大队辖区残疾车、三轮车等不规范车辆以及黑中巴违法行为依然存在；主次干道静态秩序还有待进一步整治规范；无牌助力车、非机动车越线、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还比比皆是；从大队自身队伍建设工作来看：个别民警执法为民的服务观念淡薄，不适应改革开放发展形势的需要；有些民警业务素质不高，在工作中冲劲不足，工作热情不高，只求过的去，不求过的硬，执法中面对难题，只知道退缩，不能积极寻求办法努力解决。
三、解放思想要抓住重点、明确目标，锐意创新，全力推动我区交通管理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结合我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实际，我认为我区交通管理工作要上新台阶，要有新成就，就必须要解放思想，必须在切实提高民警思想认识、不断创新管理机制、科学完善管理手段上求发展。
(1)、解放思想就要在强化队伍建设工作上求发展；
要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就要始终坚持从严治警、制度建警、人性化建警方针，立足《勤务考核暂行管理规定》、《绩效考核暂行管理考核规定》，紧密结合大队管理实际，坚持周六加班制度，积极推行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工作，完善《自主考核办法》，既要做到全面兼顾，又突出重点，让民警知道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管，实现考核与目标的一致性。同时，要积极提倡 “奖勤罚懒”，“扣分、谈心相结合”等管理方式，进一步让先进民警有更大工作空间，让落后民警焕发应有工作热情，有效调动民警工作热情，确保队伍稳步发展。此外我们还要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让广大民警充分认识到当前交通管理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具体做到“提高三个意识，完善一个机制”即提高民警的大局意识、纪律意识、法制意识、规范意识教育，以队伍无违纪和零投诉作为推动交通管理的根本保证；提高民警“服务意识”，让每个交通参与者都能真正感受到温暖、方便、公正、平安。提高民警争先创优意识，进一步营造比、学、赶、帮、超的竞争氛围。完善政治思想工作与考核奖惩并重的工作机制。通过不定期的思想动员发动，不定期的考核、讲评、小结，坚持制度建警、人性化建警，有效调动民警工作热情。
(2)、解放思想就要在不断创新管理机制上求发展；
要在管理机制上求得发展，我们就要做到：一是在勤务模式上，继续深化勤务制度改革，把横编班勤务模式与中队责任区域承包管理有机结合，切实落实管理责任，使之更贴近交通管理的实际需要，要积极推动后勤、事故处理民警上路参加路口执勤、秩序整治等路面管理工作，有效缓解警力不足问题。二是积极推行交通事故“扁平化”快速处理工作机制，通过民警交流形式，不断加强民警业务技能的培训，提高事故现场处置水平，推进简易事故直接处理能力。三是在乱点、难点地区交通秩序管理上进一步完善多部门齐抓共管机制，要继续紧密依靠政府，主动加强汇报沟通，强化管理力量和支持，组成交警、市容、工商联合执法力量，在横边班的勤务基础上，组织大队专业整治组、停休中队、后勤、事故中队，大力开展全方位、多时段地难点乱点地区交通秩序整治工作，从而确保管区交通秩序得到有效改观。
(3)、解放思想就要在科学完善管理手段上求发展；
一是要狠抓秩序。坚持以秩序绩效考核工作为引领，以“三项整治”工作为推进，进一步明确攻艰任务，制定阶段目标，持续开展不规范车辆、酒后驾驶、违鸣、渣土车以及主次干道静态秩序等重点违法行为整治，不断净化交通秩序，确保以畅通、有序、优美的道路交通环境迎接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确保我市成功创建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奖。其中，在不规范车辆秩序整治工作上，大队要坚持专业整治组与路面巡逻警力两级查处机制，确保逢车必查、逢车必处，确保以严管严惩的态势，有效遏制不规范车辆违法上路等违法行为。在“黑中巴”秩序整治工作上，大队要坚持与客管、公交治安分局联合执法以及定期开展专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对黑中巴各类违法行为进行从严管理；在渣土车秩序管理工作上，大队通过源头管控及一线整治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强化车管的源头管理工作，一方面要求一线执勤民警坚持逢车必查、多违并处，进一步通过严惩严处，切实形成严管氛
1984年7月29日,袁木等去北戴河向中央领导汇报,等听了汇报不大满意,主要是觉得平平淡淡、缺乏新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汇报后宣布调整起草小组成员,部分同志回原单位,另从中央部门调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等人参加起草小组,小组负责人是林涧青(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袁木。
从8月1日起,我们在北戴河,一方面分别拜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参加拜访的是万里和姚依林。万里的观点和态度非常坚定、鲜明,认为改革非搞不可,否则没有出路。他完全赞同稿子中对我国经济状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在谈到农民生活困苦、农村教育落后和一些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时,他激动得拍起桌子。姚依林没有说多少话,只强调现在许多问题还看不准,文件要写得原则一点。在此期间,我和杨启先还参加了秦皇岛市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对改革的意见。另一方面,根据在北戴河听到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重新讨论整个文件的框架,拟出了新的提纲。但是在起草小组讨论时,对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仍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是有些同志担心会导致资本主义。
8月5日,接见起草小组全体人员,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纲,逐条讲了些意见,并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交给将于9月上旬在北京组织的高级干部大讨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团干部,到团中央听过他的报告,他那敏锐的思维、生动的语言、平易近人的风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近距离面对面听他讲话,倍感亲切。
第六个小阶段是根据、的意见,写出第四稿、第五稿。
8月7日回北京后,我们立即按照新提纲,重新分工起草第四稿。郑必坚、王愈明和我负责写前三条,边议边写,我执笔。到8月15日,11条全部写出,由林涧青、袁木、郑必坚等统稿。
这些日子,理论界又活跃起来,开会、写文章、给中央写报告,纷纷要求明确肯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这对我们统一认识、增强信心起了促进作用。
8月29日,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着重对第四稿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增强企业活力、价格改革、政企分开、经济责任制等几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他重申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这为《决定》的起草定下了基本调子。
8月30日,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再次要求在总结前几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他还说了许多话,我们有时也插插话。他谈到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说:“‘’宣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就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吧,他们把发展商品经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贫穷当做社会主义。”在讲到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弊病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并说:“什么‘无所不包’!能包得起来吗?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还说“什么是计划?计划就是打算、预计嘛,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确。计划就是计划,不是法令”。最后他说,我对经济工作不熟识,今天我说的不算,你们就听紫阳的。
根据、的意见,我们又立即分题、起草(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负责编写两条:经济责任制和多种经济形式)、综合、互相修改、集体“过”稿子,于9月5日形成了第五稿,共10条。袁木还让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起草一份文件说明,供大讨论时用。
9月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第五稿,同意把这个稿子提交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讨论。会上还决定大讨论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中央,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约400人,分十几个组讨论修改;在地方,分别由各省区市委常委召集大企业负责人、理论工作者讨论、修改。还指出,计划、价格、领导三条写得还不够,要加以充实。会后我们即对这三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第七个小阶段是中央和地方组织大讨论,对第五稿提出修改意见。
从9月11日至20日,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的分组讨论。我分到第10组,地点在中南海152会议室,召集人是杨尚昆、宋平、袁宝华。袁宝华见到我,就说:“请谢明干同志把文件念一遍吧,他是起草小组的。”我大声地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完后全场鼓掌,萧劲光还称赞说:“念得好!”会上,大家竞相发言,纷纷说文件写得好,气氛很活跃。从12日开始,小组每天讨论半天,念一条讨论一条。大家联系实际,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除在个别文字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没有原则性的意见。
9月13日小组讨论时,传达了9月9日写给、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的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邓、李、陈均已批示同意)。《意见》在讲计划体制改革时讲了四层意思:一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二是“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三是“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四是“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开来”。在讲价格改革时,《意见》认为“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的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在调整物价时,一定要积极慎重,采取负责态度,⋯⋯务必使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而且尽可能有所提高”。在讲到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时,《意见》主要强调政企应分开,公司必须是企业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大家听了《意见》后,争先发言,表示赞同,要求稿子按照《意见》修改。
9月14日小组讨论前,传达了陈云 9月13日给的复信,信里表示同意的《意见》,认为他讲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谈到计划体制改革时,陈云在信中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在谈到价格改革时,陈云说:“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在谈到政企分开时,陈云说:“这样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最后,陈云强调指出:“这几年,农村的改革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城市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 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起草小组也及时把陈云信中的基本观点吸收到稿子里面去。
9月17日讨论结束。这场大讨论显示出全党对改革的高度关切,大家对这个稿子是肯定的、拥护的,评价很高。我觉得通过这次讨论,文稿中的主要观点,在这个范围内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从简报看,虽然意见也提了不少,但新的或原则性的已不多。在讨论企业改革时,首钢负责人主张向发达国家学习,国家对企业只监督、不干预;也有人建议,应直言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起草小组多数人认为,这些观点“走得太快、太远”,目前不宜考虑。
9月19日 ,又到起草小组,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说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他说打算10月13日开预备会议;18日开三中全会,半天;19日公布《决定》。根据、的意见,考虑中央、地方大讨论的意见,我们从21日到24日又分题修改稿子。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负责修改计划、价格两条。修改时我们直接引用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观点,并在提法上作了改动和发展。到25日,印出第六稿。
第八个小阶段是约谈邓力群。
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谈话 ,在场的有袁木、郑必坚、杨启先和我等。说:有人说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我说有,那就是保加利亚。问:我们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答:没有矛盾,宪法里没有提实行计划经济。随后,与邓力群就《决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此后几天,起草小组继续推敲稿子里的文字、提法,林涧青、袁木、郑必坚等反复修改,形成了第七稿。
第九个小阶段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第七稿。
10月8日,起草小组列席在怀仁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及中顾委、中纪委、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等80多人,陈云、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等老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由主持,他先传达了邓小平对《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接着,说:“陈云同志带来了一份在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请大家看看。”
然后,开始讨论稿子。陆定一第一个发言,表示同意,并对个别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接着,宋平、姚依林先后发言,着重对企业下放、两权分开等问题提出看法,建议把“政企分开”改为“政企职责分开”,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改为“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然后,胡乔木作了很长的发言,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未说完不少人就同他争论起来,还说:“你在北戴河不是也同意的吗?”这时,陈云对胡乔木说:“乔木,你讲得太长了⋯⋯”
陈云在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先肯定这个稿子“对经济体制改革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有了比较周到的考虑”。“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我完全拥护”。他又说:“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已经有了几年时间的酝酿、试点和实践。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去办,再用几年时间,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我们国家的生产力一定会得到一次大解放。”他还着重指出:“这次改革涉及范围很广,在进行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我们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应当像对待农村改革那样,边实践,边总结经验,以便使改革不断完善。”对改革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他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到这些现象,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一起抓,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加以限制的”。陈云发言后,薄一波、乔石、李先念、彭真等先后表态,都同意将这个稿子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最后,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个稿子。
会后,起草小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改出第八稿。
第十个小阶段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定》。
10月12日 ,参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报到。13日代表们看文件(第八稿)。15日至18日分组讨论。我列席了西南组讨论。会上发言踊跃,大家纷纷表示看了文件后很受鼓舞。也有的人感到写的力度还不够,有的人则担心行政部门不肯放权、改革推不动,还有的人对个别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
与此同时,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对送审的第八稿,都批示同意。陈云在10月19日的批示中还指出稿中“工资和物价挂钩这句话不要写上”,“只要说明将采取切实办法保证人民实际收入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就行了”。我们立即按照他的意见作了修改。
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宴会厅举行,由主持。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他在谈到计划体制改革时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在谈到价格改革时,他认为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但是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他再次肯定政企分开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比过去大得多的自,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级政府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全局,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他强调体制改革“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说:“我们要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去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还通过了会议公报和关于第二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
《决定》通过后,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高兴地对旁边的说:“写得好。谁写的呀?”又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5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
《决定》的产生,历时5个月,八易其稿。它实际上是改革开放5年多来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投身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广大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心血结晶,是、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的指导下通力合作的重大成果。《决定》全文1.7万字,分10个问题,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政策。这是党中央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而制定的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有几个主要的“亮点”,或者说几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突破:
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上,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上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等传统观念,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二是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过去“一大二公”、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传统观念,明确肯定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要为“集体、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
三是在经济调节机制上,突破限制、排斥甚至否定市场作用的传统观念以及中共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做法,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
四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突破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和政府对企业实行集中统一、包揽一切的做法,明确指出要“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明确指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五是在企业领导体制上,突破过去党委书记是企业第一把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传统体制,明确规定企业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中的党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
六是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突破“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的传统观念和忽视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做法,明确指出“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强调在企业内部,要实行工资奖金同经济利益挂钩,“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
七是在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上,突破以纵向联系为主、条块分割、互相封锁的格局,明确要求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都“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
《决定》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好评如潮。邓小平也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其中一些重要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今天我们重温他的有关讲话,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很受教育,有助于加深对《决定》的重大意义的理解和对不断深化改革的认识。
《决定》通过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决定》时,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又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文件。”
《决定》的颁布,开创了我国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企改革、计划体制改革、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对外开放等都大大加快了步伐。
参加《决定》起草的一些体会
光阴荏苒,今非昔比。我们今天重读这个《决定》,可能会觉得它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其实,它的基本观点,破天荒地冲破了长期禁锢着我们头脑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牢笼,使亿万人民群众蕴藏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力得以释放,对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起了历史性的作用。这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可以说,没有这个《决定》,就不会有这以后25年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大好形势。诚然,以现在的客观环境和思想认识来看,《决定》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足或不妥之处,这些已随着实践的发展为后来一系列中央文件所弥补和修正,而且其基本观点都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这是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的。
一、预习作业。预习作业就是围绕教材中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给学生设置纲领性的预习内容。恰当地设置思想品德课的预习作业，可以使学生上课时任务明确，学习积极主动，使教师教学有的放矢，富有成效。如：在教授《我代表我的祖国》一课时，教师根据课文内容，事先要求学生预习课文并思考：徐悲鸿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能为中国人争气？这就为讲授课文时让学生体会“有志者事竟成”、“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这一道理铺平了道路，使学生受到徐悲鸿全国精神的熏陶，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感。
二、口述作业。口述作业是根据课文的内容，让学生在讲台上或放学回家之后进行讲述，这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语音表达能力，更重要的，通过口头讲述巩固课堂所学道理，加深学生的道德认识。如，设置《人民的孩子》一课的口述作业时，要求学生在讲台上讲述雷锋故事，并要求回家把故事讲给自己的父母、姐妹听。这样，既巩固了所学知识，又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使学生受到雷锋精神的感染，启发学生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雷锋式的好少年。
三、行为作业。行为作业是一项课外思想品德教育活动，是结合教材内容设置的行为训练，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它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又能指导学生的道德行为，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如教授《宝贵的一分钟》一课时可设置这样的作业：放学后试试看，你在一分钟内能做多少事，你打算怎样珍惜一分一秒时间，勤奋学习？并要求在课堂上汇报给老师和同学。这样使学生知道时间是宝贵的，要珍惜时间，养成良好的惜时、守时习惯。
四、阅读作业。阅读作业是围绕教材内容“指导学生阅读有关课外读物，以深化学生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思维能力的作业。如讲《要读好书好报》一课，教师可提供有关读物，开展每人读一本好书、订阅一份好报的活动。通过阅读可丰富学生知识，同时巩固和深化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判断是非和辨别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
五、讨论作业。讨论作业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课文内容重点，给学生设置一定数量的思考题，让学生进行讨论的作业，是使学生深入领会和反复巩固所学知识的手段。这一作业较其他作业，有以下特点：1.可以把教材所讲内容系统地理解。
可以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讲授《珍惜集体荣誉》一课时，教师结合课文重点内容，设置讨论思考题：1．我们生活在集体个，哪些言行、举动都和集体荣誉相关？2．怎样取得集体荣誉？3．怎样珍惜集体荣誉？4.为取得集体荣誉都做了些什么？这样经过思考讨论，对学生进行了集体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热爱集体、为集体争光、珍惜集体荣誉的良好品德。
六、调查作业。调查作业是学生根据教材特点，进行有目的调查活动。学生从家庭、社会这两个课堂中探求真理，以提高道德认识水平和道德实践的自觉性，激发高尚的道德情感。如讲授《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两课时，教师设置专题，让学生走出课堂，调查家庭的今昔变化，深入社会了解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学生知道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好，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
七、摘抄作业。摘抄作业是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重点，要求学生摘抄课文中名言的作业，可以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指导学生言行，使之成为激励学生前进的力量。如教《从小立志》一课后，让学生摘抄同志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生铭记这句名言，懂得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振兴中华，从而立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发学习。
总之，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设置多种作业，注重多种形式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有利于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为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各类建设人才打下初步的思想基矗（陕西信息员夏群录）""让计算草稿直进课堂作业本""让计算草稿直进课堂作业本小学数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计算能力。教学中首先应要求正确。四 则混合计算由于综合性强，计算步骤较多，正确率往往不高。究其原因，是学生在计算过程中某一环节上出现了差错，导致后面跟着错；要找出错误的症结，就必须了解并分析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演算过程，从而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由于草稿在展示学生计算过程中作用确实不小，所以，在计算教学中，我要求学生将每页课堂作业统一分为二，计算的主要过程及其对应的草稿各占一半。
草稿同样要求学生书写整洁、有序，便于师生检查。当然，能口算的尽量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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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及其症结
1.经济学解读范式的表现：经济学著作
国外研究者把《资本论》主要解读为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这些研究者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资本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始对《资本论》进行攻击与诋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冯庞巴维克发表了《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20世纪初，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来对抗劳动价值论。鲁道夫希法亭发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对庞巴维克进行理论批判，捍卫劳动价值论。
其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遭受重创。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重视从中找寻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方，比如，里昂惕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等。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流派，对马克思大加赞赏。比如，琼罗宾逊就不但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m(p+2),而且认为“现代学院派的教义经济学离开正统派而朝着马克思的方向移动[1](M)。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积极探讨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格罗斯曼发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奥托鲍威尔、波洛克、斯威齐和多布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再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说遭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见解，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博卡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道路的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巴兰出版了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法国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埃及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和美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促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果。萨缪尔森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4版序言中将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并列称为早期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巨人[3]([>_5°8),并对马克思的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2014年的第19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资本论》热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反思，对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规律等进行了重新探讨。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良好，他们就对《资本论》进行贬低、打压甚至诋毁;当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找不到医治创伤的良药时，就学习、夸奖甚至抬高《资本论》。然而，不管抬高还是贬低，西方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的。
在《资本论》传人中国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首先，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资本论》初步译介与初步解读阶段。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蔡尔康、梁启超、准造著、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和刘师培等人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到中国来。五四时期，李大判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释义;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对《资本论》作了介绍。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人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其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资本论》继续译介和有限解读阶段。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创作史、研究对象、结构等角度对《资本论》做了大量介绍、传播、注释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漆琪生、崗大镛、蒋学模、宋涛、徐禾、孟氧等经济学家为传播和研究《资本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等。虽然这一时期对《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进人到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资本论》中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鲜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论》。1963年吴传启出版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为《资本论》研究学理性回归与深度解读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版本《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真正步入高潮。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或者依据《资本论》三卷本结构，详细讨论了《资本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现实意义;或者专门讨论《资本论》创作史、传播、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结构等。洪银兴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陈征等的《〈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白暴力等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读书笔记》等，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态势，并且对《资本论》轴心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理论、分配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有制理论、地租理论等，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深人研究。
这一时期，更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他们已经突破一般探讨《资本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局限，深人到社会生活深处，从历史哲学的原则高度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有：1987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99年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2013年孙承叔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等。虽然这一时期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与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与研究成果均相对较少。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大致概况。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价值转型等核心问题研究，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很少从其他视角对《资本论》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症结：双重断裂论.
实际上，《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在于双重断裂论，即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在双重断裂论视域下，《资本论》主要被解读为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有着根本的内在界限。易言之，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只是表现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却遮蔽了《资本论》哲学思想，并因此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学者主观上期待准确解读《资本论》，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立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资本论》的核心内涵。在他们看来，《资本论》是跟西方经济学著作一样的一部实证经济学著作。在旧唯物主义理论场域里，资本被解读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核心成果，而不论是庞巴维克、萨缪尔森，还是斯蒂德曼、霍奇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转型问题不能成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抛弃。因为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始终强调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4](p604)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内格里和德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支持并通过多种途径捍卫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其理论应战和捍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就是割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恶果。只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资本论》，才能彻底证伪否定和诋毁劳动价值论的论调。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却陷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论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评价《手稿》，大力肯定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和巅峰，后来的《资本论》等成熟期著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倒退，代表人物有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德曼、马尔库塞等。这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用《手稿》否定《资本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分裂。这种分裂，即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误读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核心观点。
为了抵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极力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时期著作，他认为：“我们可以读到乌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5KpW)。但是，阿尔都塞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Kw>_15-16)。在这里出现的是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分，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为制造了《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其严重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7](-8)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资本论》的诞生必然有其理论前史，如果没有早期理论储备，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
双重断裂论不仅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首先，就第一层断裂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哲学和经济学长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尽管解读《资本论》的教科书都会声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但却无法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割裂的现实。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二，由于过细的学科划分，哲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各自对本学科知识很熟悉，但经济学者缺乏哲学素养，哲学学者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结果就是在官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为主流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蚕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往往一败涂地，哲学学者由于不懂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只能空谈《资本论》哲学思想而不接“地气”;经济学者由于缺乏哲学素养，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髙度解读《资本论》经济规律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洞穿深藏在经济现象与规律背后的历史哲学意涵。
其次，就第二层断裂来说，二者相互否定的理论倾向在国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我国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題的大讨论，既是对十年文革践踏人权的恶行的沉痛反思，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回应，又受到国外人道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手稿》w(pp35-36),恰好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在这场大讨论中，部分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种观点对吸取文革沉痛教训，重新思考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即用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否定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马克思。
3.经济学解读范式的后果：多重过时论
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割裂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的深刻见解相去甚远。仅仅解读《资本论》经济学思想，而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加上《资本论》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史实，给《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资本论》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鲜明烙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时代步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向纵深推进。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福利与权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经济理论只能反映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变得过时了。
其次，认为劳动价值论自身存在矛盾，要用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否定《资本论》的目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最根本的依据，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地租理论等的基础，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资本论》，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奠基性地位与作用，容易遭致西方学者的诘难。庞巴维克认为，《资本论》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要用边际效用论来替代劳动价值论。马歇尔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均衡价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斯蒂德曼也同样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最后，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矛盾重重和国际和平演变的裹挟下，纷纷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彻底消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并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个统治形式。在福山看来，历史都终结了，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成为了永恒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经灭亡。意言之，《资本论》已经灭亡，《资本论》彻底过时了。
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资本论》过时论，如《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限性的又一突出表现”[9Up371);《资本论》阐述了资本家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阶级极端贫困，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工人阶级已经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因此，《资本论》过时了。
二、《资本论》解读范式的理论转向
破解《资本论》双重断裂论和多重过时论的论调，要求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对于《资本论》，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转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的解读，弥补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又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完整理论逻辑来解读，弥补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资本论》既揭示了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把经济规律翻转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1.从经济学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转向
《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1S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在1864年10月4日在给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说，要不是他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1°Up'425)从马克思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看作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列宁也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11]
但是，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资本论》解读范式要有新的理论转向，要回归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解读范式，回归马克思的本意。程恩富认为：“过去，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是一维性的，仅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当然有极少数哲学方法的研究)，这是不够的。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结果。不懂得黑格尔，就根本不能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构造，但我国至今还缺乏这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论著”[12]。马克思是将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探寻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代表作《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必然理论旨向。具体来说，《莱茵报》末期，马克思首次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困惑，这是促使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从那时起一直到逝世，马克思花了近40年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通过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马克思不但在《德意志形态》中草创了唯物史观，而且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作了《资本论》。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其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哲学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经济学提供的现实要素，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哲学提供的深邃理论视野。从哲学层面看，《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这一具体应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plM)从经济学层面看，《资本论》继承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总之，只有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解读，才能确证《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从而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
2.从早后期马克思的断裂向完整思想逻辑转向
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割裂其内在联系，曲解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形成的实际。呈现《手稿》与《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关联，即《资本论》根源并从属于以《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群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建构的早期理论历程，不仅能弥合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立，而且能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首先，《手稿》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初理论表白。《手稿》是马克思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科学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前提，可以推导出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马克思因此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带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p'167)这个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初步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为出发，初步创建了由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概念组成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轮廓，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后来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逻辑展开。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前提性的“两个任务”[14](p+167):其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是什么?异化劳动创造了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然而这种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并最后产生出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当代存在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其二，劳动异化的根据何在?如果说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那么劳动异化是何以发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助于自发分工这一理论环节，解决了《手稿》的两个遗留问题。首先，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宣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pl67),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在于现实个人的劳动。其次，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产生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4](p537)。“自然形成的”分工即自发分工，不是劳动者自愿的分工。由于这一分工，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演变为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自发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形成私有财产关系。最后，工业资本是自发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不断演进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KP'521)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分工、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工、商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的全面分工，与之分别对应的是不断演进的所有制表现形式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活动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
对《手稿》遗留的两个前提性理论任务的破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草创，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进展和不间断的逻辑演进。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依然为马克思留下了思想继续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手稿》中，他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开始转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
最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与理论旨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公开发表，马克思草创的唯物史观不为人所知。同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影响恶劣。马克思既要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消极影响，又要使新创建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公之于众，就成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所要完成的理论工作，而且是马克思正确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全心投人《资本论》创作之前，不得不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草创的唯物史观，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彻底批判，再度确认并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哲学性质，《哲学的贫困》因此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和《资本论》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哲学的贫困》与《手稿》和《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手稿》和《形态》围绕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进行批判，草创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则第一次将唯物史观公开发表，并做了比《形态》更为精确的表述，而且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理论，初步阐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
基于对资产阶级二重性的分析，《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理论旨趣。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纲领性文献，其理论旨归必然指向全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也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作用巨大。资产阶级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开辟了世界历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然而，《共产党宣言》只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结论，但是依然没有回答《德意志意识形态》遗留的理论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怎样具体发生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这个问题只有深人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才能确切回答。这就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达到“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最终目的”—在这之后，马克思真正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写出了一系列手稿，最后凝结成了《资本论》。《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试验场，马克思依托先行草创的唯物史观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及其经济运行的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与必然性，共产主义学说因此变成了一种非空想的科学理论。
对马老《党校笔记》书稿，我有先读为快的缘分。那是因为我协助郝炬同志抓当代四川史编委会工作，马老曾不止一次给我们赐稿，当他把1980年9月到1981年1月在中央党校高级研究班学习期间所记的五本笔记录入电脑并编辑成册后，便主动将亲手校订过的打印稿交给我们，后又告知：中央党校出版社已接受书稿，因涉及许多人的讲课，正在设法核对，出书恐需待以时日。这时我们正在编《青史留真》，打算以思想、文化、人物为主线，作为与陆续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配套的另一书系，便征得马老同意，将笔记中凡属他的发言提纲，读书思考的札记，讨论后的心得感想，提出的意见建议等全部录下，收进《青史留真》里的“心路历程”栏目，与李致同志《历经斧斤不老松一—记马识途》放到一起，以收珠联璧合之效。设想的倒是不错，可惜送审过不了关，只好临时变通，在《当代史资料》内刊2010年第4期，以近50页（16开）的篇幅首发该稿，并趁当时正在蓉召开全国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之机，送给了许多省市参会的专家、代表，获得众口好评。
去年中秋佳节，同马老在文殊坊欢聚，老人家把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党校笔记》题赠给我，我真是喜出望外，不仅弥补了四川未能出书的遗憾，而且佩服中央党校出版社毕竟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终于让这样“一段真实历史的记录”，“一部真实的中央党校文献”公开问世了。如果与同一家出版社在十多年前出了同一作者记述“”经历的《沧桑十年》，却一度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相比较，我国在新闻出版方面总算有了一些进步。
马老特别看重这部《党校笔记》，序言里表达了渴望生前看到它公开出版的迫切心愿，出版后又把原来放在首饰盒里的笔记原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其原因何在？笔记的重大精神价值在哪里？我作了初步的思索。记得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强调有四条作用，叫做“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我们搞当代史研究，也很注重收集当事人的实录和亲历亲闻者的口述，它们往往比官方记载更加真实、细致和生动，可以用来同正式文献、史籍进行互证和互补。读着马老的《党校笔记》，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之后，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转折年代，那时百废待兴而又充满希望，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尤其是四川，从“”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农村改革先行，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闸门；国企扩权试点，引发了管理体制的渐进改革……当时在省委宣传部担任领导的马老，正是经历和见证着这些变革，再到中央党校研修的。时年66岁的马老非常珍惜那次老来的学习和反思机会，聚精会神地“读”一“思”一“讲”一“记”，像久饿的孩子吮吸甘甜的乳汁，接受经典的再启蒙，回味实践的新启示，不断地跟书对话，跟人争鸣。笔记中随处可见思绪的跃动，不时闪现思想的火花，笔端时而流露出商榷、推敲的痕迹，老在捉摸怎么讲才准确、才到位，不断丰富和修正自己的认识，好像画家在描速写草稿，学生在做课堂作业。显然，这些“急就章”原本并非供公开发表的正式作品，犹如未经打磨的璞玉，既非理论教材，也非文艺创作，不宜以对那些著作的要求去评价它，而应侧重于笔记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重点解读它的精神价值、文献价值。马老特别看重这份素面朝天，草莱不修，未加编排的笔记，我推想，也正是着眼于它是“心路历程”，可为“青史留真”的特点，所看重的是它“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价值。具体说来，是否有这么几点：
一、它通过中央党校这一视角记录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极为关键的转折年代的真实历史。那是漫长严冬后迎来的春天，大地解冻，万物复苏，人们绝处逢生，毅然奋起，正在挣脱思想的枷锁，开始生龙活虎的创造。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倡导者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真是一个最佳的学习园地、模范的民主园地。那里集中着相当一部分党的高层精英和新选拔的青年俊秀，遵照“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读经典原著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得如此紧密，把敞开议论国事党事天下事同端正自身思想路线一脉贯通，使人越学越亮堂，越议越有劲。要了解1980年中国生气勃勃的景象么，这就是最好的窗口。要知道什么叫“学习型政党”，什么叫“党内民主”，这就是榜样。
小学思想品德课的练习作业设置形式是多样的，在不加重学习课外负担的前提下，可分别采用以下几种：
一、预习作业。
预习作业就是围绕教材中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给学生设置纲领性的预习内容。恰当地设置思想品德课的预习作业，可以使学生上课时任务明确，学习积极主动，使教师教学有的放矢，富有成效。如：在教授《我代表我的祖国》一课时，教师根据课文内容，事先要求学生预习课文并思考：徐悲鸿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能为中国人争气？这就为讲授课文时让学生体会“有志者事竟成”、“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这一道理铺平了道路，使学生受到徐悲鸿全国精神的熏陶，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感！。
二、口述作业。
口述作业是根据课文的内容，让学生在讲台上或放学回家之后进行讲述，这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语音表达能力，更重要的，通过口头讲述巩固课堂所学道理，加深学生的道德认识。如，设置《人民的孩子》一课的口述作业时，要求学生在讲台上讲述雷锋故事，并要求回家把故事讲给自己的父母、姐妹听。这样，既巩固了所学知识，又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使学生受到雷锋精神的感染，启发学生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雷锋式的好少年。
三、行为作业。
行为作业是一项课外思想品德教育活动，是结合教材内容设置的行为训练，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它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又能指导学生的道德行为，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如教授《宝贵的一分钟》一课时可设置这样的作业：放学后试试看，你在一分钟内能做多少事，你打算怎样珍惜一分一秒时间，勤奋学习？并要求在课堂上汇报给老师和同学。这样使学生知道时间是宝贵的，要珍惜时间，养成良好的惜时、守时习惯。
四、阅读作业。
阅读作业是围绕教材内容“指导学生阅读有关课外读物，以深化学生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思维能力的作业。如讲《要读好书好报》一课，教师可提供有关读物，开展每人读一本好书、订阅一份好报的活动。通过阅读可丰富学生知识，同时巩固和深化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判断是非和辨别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
五、讨论作业。
讨论作业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课文内容重点，给学生设置一定数量的思考题，让学生进行讨论的作业，是使学生深入领会和反复巩固所学知识的手段。这一作业较其他作业，有以下特点：1.可以把教材所讲内容系统地理解。
可以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讲授《珍惜集体荣誉》一课时，教师结合课文重点内容，设置讨论思考题：1．我们生活在集体个，哪些言行、举动都和集体荣誉相关？2．怎样取得集体荣誉？3．怎样珍惜集体荣誉？4.为取得集体荣誉都做了些什么？这样经过思考讨论，对学生进行了集体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热爱集体、为集体争光、珍惜集体荣誉的良好品德。
六、调查作业。
调查作业是学生根据教材特点，进行有目的调查活动。学生从家庭、社会这两个课堂中探求真理，以提高道德认识水平和道德实践的自觉性，激发高尚的道德情感。如讲授《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两课时，教师设置专题，让学生走出课堂，调查家庭的今昔变化，深入社会了解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学生知道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好，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
七、摘抄作业。
摘抄作业是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重点，要求学生摘抄课文中名言的作业，可以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指导学生言行，使之成为激励学生前进的力量。如教《从小立志》一课后，让学生摘抄同志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生铭记这句名言，懂得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振兴中华，从而立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发学习。
总之，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设置多种作业，注重多种形式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有利于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为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各类建设人才打下初步的思想基矗（陕西信息员夏群录）""让计算草稿直进课堂作业本""让计算草稿直进课堂作业本小学数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计算能力。教学中首先应要求正确。四 则混合计算由于综合性强，计算步骤较多，正确率往往不高。究其原因，是学生在计算过程中某一环节上出现了差错，导致后面跟着错；要找出错误的症结，就必须了解并分析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演算过程，从而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由于草稿在展示学生计算过程中作用确实不小，所以，在计算教学中，我要求学生将每页课堂作业统一分为二，计算的主要过程及其对应的草稿各占一半。
草稿同样要求学生书写整洁、有序，便于师生检查。当然，能口算的尽量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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