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翻译课； 顺向教学； 逆向教学；模式创新。
翻译课是外语专业开设的一门主要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目前外语专业的毕业生，除少数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和外语教学工作之外，大多数都要从事文化科技交流、经济合作和对外贸易等领域的外语工作。较强的翻译能力是从事外语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翻译课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就业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着眼于社会的需求，高等院校外语专业重视和加强翻译课的教学，无疑是实现对学生进行目标培养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我院针对社会需求，专门设立了高级翻译专业，旨在培养合格的笔译人才。而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够培养出翻译水平高、能力强的外语人才，更值得探讨。
1、翻译课教学现状及改革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院校在外语专业的低年级阶段不设专门的翻译课，有一部分学校大三阶段开设翻译课，一般开设一学年。但有一些院校大三年级翻译课也是空白，只在大四年级开设专门的翻译课。在这样短的学时内要完成一门必修课的教学，使教师难免顾此失彼，使学生在翻译课上收效甚微。鉴于翻译课对学生就业的必要性，我院从大一入学就设立了高级翻译班，重点培养现在社会紧缺的笔译人才。可见是必要的，及时的。要想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首先我们就要重视课堂教学。教师必须集中精力研究新的教学教法，不断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创新。那么，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创新教育呢？
2、翻译课的“逆向全过程”教学法。
翻译教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双语能力，其重点为比较语法和两种语言的基本特点及其在表达方式、习惯用语等方面的异同。我们的翻译专业是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进行的翻译教学，即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教学，其目的在于培养翻译工作者，其重点为培养正确的翻译观和提高翻译能力。我们要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双语获取信息和表达信息的能力，又不排斥培养学生正确的翻译观，提高学生翻译外语、应用文等能力，使之最终能够成为比较合格的、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工作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外语人才。
目标明确了，就要有一个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教学法，把它叫做“逆向过程教学法”。即以逆向教学为出发点，从实用感官的陌生信号刺激开始，启动学生的好奇心并上升为求知欲。以过程教学为特色，让学生从被动的听变为主动地做，主动参与教学全过程。具体的步骤应该如何实施呢？
2.1 课前作业，初次感受。翻译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实践。
因此，翻译课每周布置课外作业，以篇章翻译为主，内容由短到长、由易到难。“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耳听为虚，手到为实。实际的翻译能力只能在不断的、经常的、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获得。因此，这就决定了翻译课的特点是“精讲多练，实践为主”。
不在实践的基础上讲授翻译技巧与方法，无异于“隔靴搔痒”。
2.2 对比讲解，分析纠错。教师的讲解内容是学生课前作业的问题点，以多种答案对比为主，积极引导学生运用掌握的语法、文化、外汉语言差异等专业知识判断作业译文优劣。在对翻译作业的讲评中，教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讲解，同时充分发扬民主，对重点句子充分展开讨论，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对学生的译文及课堂讨论中的评语以鼓励为主，同时有理有据地提出不足之处以利今后改进。收集各种典型的错误，组织开展讨论，分析这些错误原因，并提出改正方法。也可以提供各种译文，让学生分析、比较，讨论最佳译法，从而也接触到了比较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典型错误可能是学生在翻译中出现的，也可能是在书刊或其他媒体中出现的。通过讨论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教师根据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进行归纳、分析，找出学生中共同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同时这些需要在课上进行讲评或讨论的问题还必须能与我们准备向学生介绍的翻译理论和技巧有目的地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以保证达到预定的教学要求。[论/文/网 LunWenData/Com]
2.3 课后验证，再次练习。再次验证练习就是对教师的讲解内容进行验证（验证的求知欲），教师通过作业讲评，讲授了必要的理论和技巧，但学生对所学的理论和技巧掌握的程度到底怎样，能否运用，还需要通过必要的练习来进行检验。因此，再次验证，安排学生再次进行一次练习是翻译课教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对这次练习材料难易度的掌握，可以略深于初次接触时的练习材料，在练习过程中对学生运用已学过的技巧要求也应高一些。练习最好当堂限时完成，以检验学生的翻译能力。教师可用符号标出学生哪些句子译得好，哪些译错或需要改进。也可以发下参考译文，让学生对照自己进行分析、比较，自行修改、提高。
2.4 学生总结，教师概括。自己总结出该节课内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使学生有一种成就感。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切忌由教师一人作灌输式的讲演，应采取边讨论边总结的方法进行。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中好的译文或典型的错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己进行评论，各抒己见，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介绍，也先让学生自己去归纳总结。事实证明，这样，学生才能学得活，掌握得牢。
教师进行再次概括辅导，完成理论技巧的讲授。这样可使学生在动态、主动实践的过程中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传统的翻译理论一般把翻译看成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现代翻译理论则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认识翻译问题。要使学生认识到，翻译课绝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变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为了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意识，必须在总结课中注意从文化高度引导学生学习翻译理论与技巧，如文化的概念，与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等。
3、结束语。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翻译课也要注重创新和改革，改变传统的模式。翻译课“逆向全过程”教学模式，以直观性和实用性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能够调动学生自我学习意识，有效地缓解目前翻译课课时严重不足的问题。突出了翻译课的实用性，在课堂上完成翻译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突出实用又不偏废理论性的教学模式。该模式从教学开始就将学生摆在了中心位置，跨学科展开，把学习心理学巧妙地应用于教学实践，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强调成就满足感教学，拉近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距离。切实现了教师为辅导，学生为主导的教改理念，当然一切教学手段和目的都是为了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级笔译人才和复合型翻译人才，放眼其他国家的翻译教学，虽然没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但找到一种效果最佳的模式才不失为明智之举。好的教学模式会大大提高课堂质量，进而提高翻译课的质量，有利于学生顺利通过翻译证的考试，并为将来的翻译工作打好基础。[论-文-网]
【参考文献】
一、理论依据
1.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或技能建构必要的条件之一是问题解决性的学习环境。问题解决性的学习环境,能够调动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有效激活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新的知识和经验,用于解释和分析当前的问题,从而形成新的假设和推论,并做出检验。这一过程为新知识和技能的建构提供了理想的路径。前期一些建构主义研究对于问题解决式的学习环境要素进行了相关描述,理想的载体要素为“真实任务”,学习目标要素必须符合“清晰明确”的条件。而广泛运用于职业教育领域的项目教学作为一种问题解决式的学习途径,为学生的能动建构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情景、载体和问题学习型的情景。职业教育课程中的“项目”指的应当是有结构的项目,即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存在的工作任务模块。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也是有一定结构的项目,特别是源自真实工作中的翻译项目,不仅具备真实性的特征,反映了社会和学习的真实需求;此外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具有清晰明确的目标指引,译文必须符合一定的翻译标准、能完成特定的交际功能,必须遵守国家公布的《翻译服务规范》,具体的翻译项目产出的译文还应适应具体的翻译生态——含译者、读者、委托人、社会文化因素等在内的翻译生态整体。从项目教学、国际翻译教学发展现状来看,真实情景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不仅符合最新的教学发展趋势,也为翻译课堂中学生的能动建构提供了极佳的问题解决性的情景。2.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或技能建构的有效条件之一是合作性的学习环境。在建构过程中,学习者作为学习的主体应围绕当前问题获
取有关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又要不断运用个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建构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对学习者个体的有效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问题解决过程中学习者团队合作互动,相互学习,共同协作,引发学习者个体不断反思,促进个体主动内化,最终在解决问题中完成“意义建构”。在真实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中,翻译学习者团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协作的形式自觉主动地分析翻译项目中需解决的问题,解读源语项目文本,通过查找翻译工具、网络资源获取背景知识、平行文本等,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完成译文初稿,共同按照翻译的标准、发起者的意图、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检查润色译文初稿,最后完成翻译项目,并完成交稿。在合作完成翻译项目的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交流,学习者个体的认知结构也得以重构,所建构的翻译知识、技巧和经验也将更加完善。
二、教学实践
1.以真实项目为载体,促进学生主动建构。从教学内容上看,通过项目教学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翻译知识和技能,体现了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从结构走向建构的趋势。传统教学体现的是一种传授知识的倾向,要培养学习者的翻译能力和素质,通过简单的语言对比、知识传授、技巧讲解是远远不够的。而真实项目为载体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教学能更加有效地将学生置于问题解决的情景之中,能体现翻译学习者目标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涉及翻译学习者思考、协作、翻译和决策的过程,需调动翻译学习者观察能力、分析能力等,能使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内化为学习者自身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完成学习者能动建构。在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内容的选取上,应特别特别重视内容的针对性、典型性、实用性、真实性和实效性。因此,需广泛开展企业单位对翻译人才具体需求的调研、毕业生跟踪问卷调查等,确定课程的项目。基于广泛扎实的调研,针对大部分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选取贴近实际生活、贴近实际工作的项目。鉴于以上考虑,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商务英语专业现已编写并使用了《商务英语翻译实务》项目教材,主要涉及商标商号、商务名片等13个翻译项目。在项目来源方面,商务翻译教学团队还可以通过行业兼职教师咨询、专职教师实践等途径获取真实翻译项目。例如近年来,来自金融、商务、旅游等行业的资深行业兼职教师参与我院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也为翻译课程带来最原始的翻译项目教学材料;同时,我院还通过虚拟实体的翻译社“金苑翻译社”对外承接学院内外一定量的翻译业务,这些翻译业务经过委托人的允许也可以作为商务英语翻译项目教学的材料。此外,教师在开展翻译项目教学的过程中,可通过以上途径对项目不断更新,以保证翻译项目的时效性。项目要素把握方面,根据德国翻译家斯蒂娜·莎弗纳的“模仿真实情景”教学法,真实翻译项目教学中再现必须具备项目中翻译情景的各个要素,如翻译项目的发起者(翻译社、企事业单位等),译文使用者(英美游客、某产品的外国使用者等),译者,翻译目的(某文本翻译需达到的目的)等。这些要素将为翻译项目学习者进行学习时提供学习情景,同时也是学习在解决问题完成翻译项目过程中必须兼顾的因素。
2.以过程性为导向,引导学生能动建构。依托真实项目的翻译项目教学中,翻译学习者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主动建构的过程。可见在项目教学中,应以过程为导向,参考经验译员工作过程的典型工作阶段,将项目任务分解为不同的阶段或者环节,让学习者按照工作环节解决翻译问题。国内外翻译研究已经对翻译的过程有较多的研究,大体将翻译过程分为理解阶段、重新表达阶段和检查核实阶段。但是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无法体现e时代下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环节中某些信息化的元素。例如在完成某公司简介汉译英的项目中,译前查找国内外类似企业的公司简介译文,作为平行本文进行参考,将对翻译项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环节就没有被归纳在传统的“三阶段”之中。此外译前对翻译生态的解读,译中翻译决策和网络等资源的使用,译后反思 总结,都成为了译者翻译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如何科学合理地将这些具体内容与传统翻译过程进行整合是翻译项目教学的重点所在。我院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首创性地将传统译论中的三阶段论和行业资深译者的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特色的PWP模式教学模式。PWP分别代表译前(pre-translating),译中(while-translating)和译后(post-translating)三个阶段。课程的内容组织以课程组自编教材《商务英语翻译实务》中的13个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和PWP的翻译过程为两条交叉的主线,将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渗透在这两条主线之中。在某一个项目教学中,PWP项目教学中以过程为导向,让翻译学习者能在翻译学习中针对翻译项目的每个阶段,通过翻译小组成员合作,完成主动建构(如下表)。
3.以多样的教学形式,促使学生互动建构。为了促进学生主动建构,教学中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如采用工作坊、头脑风暴赛等开展教学。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组织者、监控者,翻译学习者成为课堂的中心,通过合作学习的形式,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共同完成翻译项目。(1)翻译工作坊。翻译工作坊是指类似于商业性的翻译机构,由若干名翻译者共同完成翻译项目的形式。在翻译项目教学中,可以将学生分为5~6人的小组,即虚拟的翻译社,并让各组为自己的翻译社命名。在商务英语翻译实训中,根据真实翻译项目需求的情况,每个小组成员内部进行讨论分工。每组一名同学担任项目经理,负责将翻译项目分解分配给小组各个成员,联络项目需求方,并完成最终交稿。每组中翻译水平相对较好的同学负责后期统稿和审稿。在完成某一翻译项目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不仅共同完成了最终的翻译项目译文,且共同讨论、协作,与需求方进行交流,工作坊的形式能够促进翻译学习者就当前的翻译项目进行沟通和学习,促进学习者个体在互动中进行建构。(2)头脑风暴。头脑风暴法是一种集体开发创造性思维,集体主动建构的方法。在商务英语翻译课中,可以运用全班或者小组的形式进行相关的教学活动。在翻译项目教学中可以采取这种形式,尽可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尽量多地收集同一项目的不同版本的译文,并向学生展示,让全班同学畅所欲言,对译文的优劣进行点评,最后共同分析总结和反思。笔者曾使用商号翻译、商标翻译等进行尝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支持学生主动建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学生在翻译中常常有畏难的情绪,导致学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行主动建构。教师在设计项目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为项目教学的每个环节或阶段设计和准备丰富的教学资源,对学生的项目学习起到一定支柱作用,同时学生也在完成任务时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利用相关资源进行知识构建。例如在安排学生进行某公司简介翻译项目学习时,教师为学生提供以下资源:公司简介翻译常用词组列表,公司简介常用句型列表,平行文本等,甚至可以提供专业词汇对照列表。这样就能有效降低学生完成翻译项目的焦虑度,支持学生主动建构。
5.以多元的考核方式,激励学生主动建构。课程的考核方式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学习的导向。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创新因此在项目教学中可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激励学生主动建构。首先,注意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将学生平时在项目学习中的参与度、个人表现、小组表现都纳入考核范围内,激励积极进行项目学习的主动建构,促使学生重视项目学习过程和小组合作;在终结性考核中体现项目考核的导向,避免学生死记硬背。其次,注意教师评价和同伴评价的结合,让小组间进行项目作业互评,通过互评促进学生进一步反思和总结,主动建构。
关键词：高职院校 商务英语 生产性实训 翻译中心
实训对于高职人才培养有着是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高职专业不同，院校实际情况不同，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模式。而在众多的实训模式中，很多均以虚拟或者模拟仿真的形式为主。开展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建设是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提高教学质量、彰显办学特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
基于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江西财经职业学院针对商务英语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成立了课题组，对现有的商务英语专业实训基地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拟在校内建立外贸翻译中心，引入真实工作任务，实施商务英语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以期改革现行单一模拟实训模式，构建商务英语实践教学互为补充的多层次体系，为建设适应商务英语专业特点、突显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生产性实训基地提供了经验和参考。
一、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必然性和现实意义
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指出：“高职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发展道路，加强和推进校外顶岗实习力度，使校内生产性实训、校外顶岗实习比例逐步加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当前，各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实践实训教学改革，其课时比例已达到总课时50%以上。然而，与其他类尤其是工科专业的实训教学相比，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实训教学却难以跟上改革的步伐，或者步伐缓慢。这与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的特殊性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分不开的。
首先，尽管外贸企业需要商务英语人才，但无法容纳数量众多的学生实习或实训，无法完全满足学校实训的需求。其次，实训资源缺乏，多数院校的校内实训多年来一直停留在仿真实操、商务沙盘模拟演练等初级阶段，学生缺少真正实践锻炼的机会。再次，学生所学知识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导致高职院校的商务英语教学出现瓶颈现象，即社会需求大，学的人多，但毕业的学生却因专业能力差而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由此可见，在校内建实训基地缓解面临的现实问题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商务英语专业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实践
1.成立财院外贸英语翻译中心。通过对外承接外贸翻译业务，学生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一起为社会进行翻译实践工作，把翻译中心建设成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工作平台。翻译中心设有前台接待区、办公区、业务洽谈区、对外宣传区。前台接待区配备前台柜台和沙发茶几。办公区按业务类型分成几个板块，以此设置独立的业务部门，每个板块都配有办公电脑及配套桌椅。另外，办公区还配备了必要的办公设备，如打印复印一体机、传真机等。在业务洽谈区设置一个经理室，用于客户来访接待及业务洽谈。对外宣传区，主要设计大型宣传橱窗，用来宣传外贸翻译中心，布置外贸流程图、介绍业务范围和展示学生实践成果。
2.翻译中心承接业务范围。经济全球化使外贸翻译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市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涉外企事业单位有着大量的翻译类人才需求，外贸翻译中心将长期对外开放，拓宽途径，主动承接本市及周边地区外资企业、进出口公司及涉外政府部门的外贸翻译业务。其业务范围主要涉及：
（1）笔译类：承接外贸类企业商务英语翻译业务，如公司简介翻译、产品推介翻译、会展宣传翻译、商务合同翻译、商务信函翻译等。目前，已成功为多家企业完成此类翻译业务，翻译质量得到了各方好评，
（2）口译类：为地方政府涉外部门，如外事办、外专局、旅游局等提供有关外事接待陪同翻译等志愿服务，自翻译中心成立以来，多次为本市涉外政府部门推荐优秀学生参与外国专家来本地考察指导的全程陪同翻译工作，包括外事接见现场翻译、来访外国专家日常陪同翻译、专家现场指导及专业讲座翻译等。到访专家遍及世界各地，有来自荷兰、奥地利、英国等，其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地方口音迥异，专业行业千差万别，但学生们克服困难，出色完成了翻译任务，受到各方高度赞扬，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3）外贸类：外贸翻译中心经多方联系，成功挂靠九江市爱迪尔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下，凭借着该公司的良好信誉和广泛的对外联系，承接了一些外贸业务。师生在参与真实业务操作中，熟悉了业务应酬洽谈、制单和审单、跟单业务各阶段的协商、相关函电的撰写以及相关单证的申请程序、寻盘报价、合同磋商、信用证审核修改、单据准备、委托货运、租船订舱、进出口投保、付款承兑、委托报关报检、结汇操作等外贸业务流程。
3.翻译中心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翻译中心的内部管理规范，采用市场运作模式实施总经理领导下的主管负责制。按照当前现行的小外贸公司的岗位设置，设有经理室、业务部（业务员若干+单证1人）、办公室（日常行政杂务1人）、财务部（会计出纳各1人）。业务部视业务量下设若干小组，每3人或4人分设一组，业务精干者为组长，业务部由业务主管负责，其他的各自直接向总经理负责。
目前，总经理由外语系主任兼任，业务主管由我系既懂英语又熟悉外贸且有多年企业实践经验的实训教师担任，其余人员全由商务英语班大三学生担任，采用分段、轮班、分组的形式参与实践锻炼，并且结合学生的各自特点，安排恰当岗位，做到“人得其事、事得其人、人尽其才、事尽其功”。另外，我系与九江市爱迪尔进出口有限公司有着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与该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聘请该公司老总为翻译中心的业务顾问。
公司日常运作，每周休息日前开一小会，早上上班前由业务主管向各位组长分配工作并查清到齐人员情况。下午下班前各组向业务主管汇报当日工作进展情况并审查其工作成果达标情况。例如，当业务主管先把相应的翻译任务交给各项目组学生，由他们完成初期的翻译任务，再由组长负责汇总统稿，然后由翻译水平较高且具有丰富翻译经验的学生进行修订，最后由教师和行业顾问把关。翻译中心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收费够维持翻译中心运作为原则。翻译中心的外语人才资源与低廉价格的优势，受到了市场欢迎，业务量呈上升态势。
三、商务英语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的建设成效与主要问题
（一）主要成效
1.锻炼了学生的实战技能，学生参加公司模式的翻译中心工作，就相当于顶岗实习。从课堂到岗位的零距离接触，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应用和实践能力。
2.提升了教师的“双师”素质。部分实训教师参与管理指导翻译中心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真实有用的教学案例，丰富了教师实践经验，提升了实践教学水平，促进了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扎实理论基础的双师素质教师的培养。
3.实现了企业与院校的“双赢”。切实结合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和院系实际情况，建立校内外贸翻译中心，开展商务英语专业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既为教师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又为地方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实现了企业与院校的“双赢”。翻译中心重视服务社会职能，义务为当地市政府外事部门承担了外宾的翻译接待志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目前，翻译中心与部分企事业单位，如九江市外专局、外事办、旅游局、九江进出口公司等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4.创新了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组建校内翻译工作室，打破了商务英语专业完全靠实训软件模拟实训的现状，另辟蹊径开展校企合作，引入真实工作任务，开展了商务英语生产性实训探索，使教学更加贴近工作实际，增强了学生的实战能力，推进了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也是当前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一大补充和突破。
（二）主要问题
组建外贸翻译中心，开展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建设，还在起步阶段，难免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翻译中心的建设、运行和管理机制有待完善，市场业务和社会服务需要进一步拓展，实训功能还需进一步开发，学生参与翻译中心实践的人数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扩大。翻译中心建设必须明确学生实训的功能定位，细化管理细则，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和院系实际情况，充分挖掘市场，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建立长效机制，做大做强外贸翻译中心，为高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服务。
分配到全总
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会组织面临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工会工作怎样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更好地肩负起工会的历史使命,1949年12月,全总邀请苏联工会代表团来华,介绍苏联工会工作经验,指导开展工作。代表团有两个组,一个是顾问组,一个是讲师组。代表团团长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乌克兰总工会主席柯列班诺夫,团员有苏联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工资部副部长莫吉列夫。他们组成顾问组,在全总机关帮助工作。讲师组由三位专家组成:一位是日梅霍夫教授,讲授国际工会运动史;一位是马尔科夫教授,讲授苏联工会运动史;另一位是戈列金,他是苏联机器制造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讲授苏联工会实际工作教程。他们在全总天津干校授课,帮助中国培养工会干部。
为了迎接苏联工会专家的到来,全总专门成立了俄文翻译室,由李立三副主席办公室直接领导,并请来曾在苏联留学、精通俄文的林伯渠的女儿林利任翻译室主任。
1949年12月,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和我们班的老班长傅也俗一起分配到全总工作。12月底,我们到全总正式报到。那天,李立三正在一楼大礼堂主持会议,向苏联工会代表团介绍中国工会的现状。我们由李立三的秘书带入会场,李立三见到我们,向苏联顾问作了介绍,并对我们说来得正是时候,马上就工作吧!苏联老师来了,没有翻译,不能开课。随着李立三的爽朗笑声,我开始了在全总的翻译生涯。
我到全总后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苏联工会代表团讲师组在天津干校授课当翻译。那时全总干部学校设在天津,我们都称之为天津干校。它的前身是华北职工干部学校,1949年9月经中央批准改组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校,由李立三兼任校长,狄子才为副校长。
1950年新年伊始,在狄子才陪同下,三位苏联专家到天津讲学。狄子才陪同苏联专家参观了学校,介绍了学校情况,和学校老师见了面。狄子才说,各地工会学习苏联工会经验的积极性很高,都要求派人来听课,现已有1000多名学员报到。我们建议上大课,即全体学员在一起听课,课后按班组讨论。每周安排6次课,每次课3个学时,每位专家每周上2次课。我和傅也俗负责课堂和教材的翻译。我们的分工是:我给日梅霍夫和戈列金翻译,他为马尔科夫翻译。
三位苏联专家性格不同,经历各异,讲课方法也不尽相同。日梅霍夫出身农民家庭,大学历史系毕业,是苏联著名的国际工会运动史专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曾以苏联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过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后任苏联总工会国际部副部长,时为苏联高等工运学校教授。日梅霍夫性格开朗,豁达大度,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在课堂上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极受学员们欢迎。戈列金专修机械工程,多年在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他平易近人,朴实无华,工作严谨,在课堂上照讲义宣读,不多发挥。但他讲授的苏联工会实际工作教程是这次培训的主要课程,也是学员们最感兴趣的课程。他上课时,大家都认真听课,鸦雀无声。马尔科夫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只知他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者,多年从事苏联工会运动史的研究。在当时学习苏联成为时尚的情况下,他讲授的苏联工会运动史虽同中国工会的现实需要有相当距离,但也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除课堂翻译,我们也负责三位专家带来的教材的翻译工作。这些教材,先由学校专门聘请的俄文打字员打出,然后再交我们翻译。对我来讲,翻译这些教材困难重重。不仅因为翻译量大,内容新,而且我的文化底子太薄。但我们硬是靠拼搏、靠学习、靠和同事合作,较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使我获益匪浅,为日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学期的讲课从1950年1月开始,到5月结束。我陪同苏联专家回到北京,并送他们回国。
第二学期从1950年7月开始,到12月结束。这一学期苏联专家讲课的内容同第一学期相同,只是增加了大课以外的辅导课,授课对象是相关教研室的老师、学生骨干。辅导课没有讲义,采取座谈形式。这一学期,我们翻译任务轻松了很多,便利用此机会,把第一学期苏联专家的教材译文重新校正了一遍,后来出版了这些教材。
1951年初,应全总邀请,苏联总工会派来第二批苏联工会顾问。组长是工资专家叶夫斯特拉托夫,组员有社会保险专家谢明诺夫、劳动保护专家库兹涅佐夫、文教专家库什涅鲁克。他们分别到全总工资部、劳动保险部、劳动保护部和文教部上班,参加有关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苏联顾问到京后,李立三主持了几次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工会的工作,我作了几次翻译。
20世纪50年代初,全总同苏联、东欧各国工会的交往频繁,而且每年都请苏联总工会派专家到全总机关担任顾问或到干校任教,帮助培训各种专业的工会干部。而当时全总的俄文翻译只有林利、傅也俗和我等几个人。后来全总领导想方设法,又调来一些人员,加强了俄文翻译队伍。1953年夏,第三批苏联工会专家到天津干校讲课,一部分年轻翻译和我们一起,直接给专家当翻译。还有几位年轻翻译留在干校教研室,帮助翻译专家的教材。1954年,这批翻译同干校一起从天津搬到北京,在新建成的学校工作。
首次出国
全国总工会的国际活动很频繁,包括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参加苏联、东欧国家工会代表大会,组织相互交流等。我作为俄文翻译,主要是去苏联和东欧国家。我曾陪工会领导多次出国,如到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
我记得第一次出国,是1951年11月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当时世界工联的通用语言是法语,因此这次出国的主要翻译是法语翻译袁葆华。我作为俄文翻译一同前往,是因代表团需要与苏联人打交道。
那次,我们是乘飞机先到莫斯科,然后改乘火车到民主德国首都柏林。那时的柏林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处瓦砾,断垣残壁。我们住的旅馆在战争中被炸去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有不少客房。因是11月初,正赶上十月革命节,我们应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国庆酒会。
参加苏联使馆国庆酒会的客人很多。我们刚进入大厅,大使馆的官员就迎上来与刘宁一打招呼,表示欢迎。酒会持续时间很长,我们遇到世界工联领导人,就用英、俄、法语同他们交谈。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联外交官很傲慢。有一位苏联官员走过来,我就说:“为中苏友谊干杯!”可他的反应却是用怀疑的语调说:“为友谊?友谊要用酒精来考验?”这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到中办翻译组工作后,才知道那时斯大林对中共、对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欧洲出了个南斯拉夫铁托,斯大林有段时间认为是半个铁托。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斯大林才逐渐相信中共和。
那次世界工联会议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话题很热门,就是各国工会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有位法国神甫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博得不少掌声。当时担任翻译的是袁葆华,他完全能听懂法语,但用中文表达出来却不那么流畅。而这位神甫讲得很快,袁葆华翻译跟不上。中国代表团需要跟上会场气氛,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如别人热烈鼓掌,我们也要鼓掌。袁葆华就想出一个办法,根据发言者讲的内容,他暗示大家,应该笑还是应该鼓掌。他说“他讲得太好了!”我们就鼓掌。他的这种精彩“指挥”,至今令我难忘。
在民主德国时,主人还安排中国代表团到柏林以外的其他城市参观。我们到过马丁堡,参观了那里的造船厂。造船厂也被战争破坏得很厉害,但德国工人还是恢复了厂房和大的船坞,并且在造船。造船厂领导告诉我们,这是为苏联造的船,用做战争赔偿的一部分。当时东西柏林是来去自由的,我们坐中巴车游览了整个柏林。在柏林我们大概停留了一个星期,就回国了。
参加苏共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除担任全总国际活动的俄文翻译,还被借调参加了中苏两党、两国间一些重大活动的翻译工作,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
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斯大林生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团员有王稼祥、饶漱石、李富春、、刘长胜等。当时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翻译是师哲。给刘少奇和王光美当翻译的是林利。她这次参加代表团的翻译工作,感到任务重,一个人无法应付,提出调我一起去做翻译。这样我就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去了苏联。
我们是1952年9月30日出发的。苏方专门派来飞机接中共代表团与会。刘少奇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我们这些翻译一同前往。出发前,在讨论代表团任务时,请刘少奇利用出席苏共的机会,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政方针问题向斯大林请教,听听他的意见。同时了解和研究这次苏共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代表的产生、会议的筹备、会议的程序、新闻报道以及如何安排外国代表团的活动等。
1952年10月5日,苏共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厅举行。有45个外国党代表团出会。会前,苏共中央派联络员送来中共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出席证、请柬等证件。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代表的座次。当刘少奇和其他外国党的代表陆续进入会场时,发现把他安排在来宾席的第一排,刘少奇很谦虚,不肯在第一排就座,说坐在第三排就可以了。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说:你不坐第一排,我们往哪里坐?于是,他拉着刘少奇坐在了第一排,成了外国党代表中最引人注目的来宾。会后,代表团工作人员为此还作了检讨。
在苏共上,马林科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工作总结报告,赫鲁晓夫作了修改的报告,大会决定更改党的名称,把全联盟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大会对苏联党的领导机构也作了调整,把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内设常务委员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
10月8日,刘少奇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了由签署的中共中央祝词。刘少奇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了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运用苏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与会代表对刘少奇的祝词报以热烈的掌声。
10月9日,《真理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刘少奇祝词的消息。中共代表团发现,新闻稿中把刘少奇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职务错误地写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此,刘少奇专门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请他转告《真理报》编辑部。刘少奇在信中写道:今天《真理报》发表我在苏共的祝词时,注明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现在要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均在同志的领导下,以同志为主席,虽然我对党内的问题过问得比其他同志稍多一些,但是,我只是书记处的书记之一。中共中央有个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管理中央本身的行政事务工作的。以前由任弼时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即由我。这个职务和各兄弟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不同,也许翻译同志将我担任的职务和总书记的职务混同起来,以致使你们有这个误会,我现在特向你作这个申明,如果你认为有需要的话,请你转告《真理报》编辑部的同志。
对此,苏方答复说:在俄文里,总书记和秘书长是一个词,从中文翻成俄文时很难分开。后来听说,刘少奇回国后向汇报时,还专门谈到苏方误把秘书长翻译成总书记一事。还问了俄文的总书记一词怎样发音。
10月14日,苏共闭幕。当天下午,斯大林打电话给刘少奇说:在大会闭幕后,接着就开中央全会,这几天他忙着解决组织问题和人事安排,感到十分疲惫。他很愿意会见中共代表团,但目前抽不出时间,需要等若干天,希望刘少奇利用这段时间,或去参观,或采取某种方式休息几天。刘少奇表示同意。王稼祥向刘少奇建议,利用等斯大林会见的时间,以刘少奇的名义给斯大林写一封信,把要同斯大林讨论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使他有充分时间考虑后再同中共代表团会见。刘少奇采纳了王稼祥的意见,便起草了给斯大林的信。信中主要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以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等问题。
10月24日和28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两次会谈,师哲担任翻译。斯大林就刘少奇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看法。斯大林针对这些问题,在总结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举行选举、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成立政府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这对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国家体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苏共结束后,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还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庆祝活动。之后,刘少奇、王光美在林利陪同下到黑海边的索契休养。苏共期间,夫人张茜、饶漱石夫人陆璀也从国内来到莫斯科。苏共后,我陪他(她)们到高加索的著名疗养地――矿泉城疗养去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中方由著名学者、翻译家刘尊棋副总编辑主持,并邀请钱伟长等著名学者参加;美方由吉布尼副总编辑主持,并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索罗门教授和奥克森伯格教授参加。我当时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社长,参加了同美方的谈判、去美国考察、协助组织翻译队伍等有关工作。在同美国朋友的接触中,他们得知我曾担任过中国领导人的俄文翻译。一次,奥克森伯格教授问我:“1952年冬刘少奇先生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有一个多月时间,报刊上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刘少奇先生去苏联黑海边疗养去了。”当时在场的中国同志都对奥克森伯格教授如此关注中国领导人的行踪,关注中苏关系的动向,以至询问20多年前的事情,感到惊叹。
参加苏联工会十一大
1954年8月,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全总派了代表团参加。全总主席赖若愚任团长,团员有陈少敏、张维祯、董昕等。翻译是我和劳保忠。出发前董昕起草了在大会上的致词,致词稿经赖若愚审定,由我们翻译成俄文。
那次因为陈少敏身体不好,不能坐飞机,我们是乘火车去莫斯科的。我们从北京坐火车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奥特堡尔站,因苏联铁路是宽轨,过境时要把我们的车厢底盘换成苏联的底盘。到苏联境内后,餐车也改挂苏联的。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克里姆林宫礼堂召开的。大会开了一个多星期。主要议程是苏联总工会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各国代表团致词,最后是闭幕会。会上,赖若愚代表中国工会致词,并将中国工会献给大会的锦旗交给主席团。因赖若愚等人是第一次到苏联,苏方在会议期间还安排中国代表团到列宁、斯大林墓献了花圈,瞻仰了列宁、斯大林遗容,参观了莫斯科一些主要游览景区。
大会闭幕后,苏联总工会安排所有与会外国代表团,乘坐豪华游轮沿莫斯科河和伏尔加河到斯大林格勒和罗斯托夫参观,整个行程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参观完罗斯托夫后,苏方又安排我们乘火车到疗养胜地索契短暂休养。但是在那里,赖若愚告诉我他病了,吃不下饭了。他原有肝病,到苏联后由于工作累,再加上菜肴油腻大,肝病加重了。告诉苏联同志后,我们回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根据苏联同志建议,代表团研究决定留赖若愚在苏治疗,陈少敏由劳保忠陪同乘火车回国,张维祯、董昕等乘飞机回国,我留下陪赖若愚住院治病。苏方把赖若愚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这家医院是专门为苏联领导人看病的。经医院检查诊断,赖若愚患的是急性肝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他的病情逐渐减轻,后回中国继续医治。
那时,胡乔木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也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他们都没有翻译陪同,医生给他们看病、诊断、谈话时,都是由中国驻苏使馆临时派翻译来。赖若愚听说他们在此后,就让我去看他们,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胡乔木是来治眼疾的,杨立三患的是骨癌。我每天去看望他们,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那时,莫斯科的天气已热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病房里有了苍蝇。胡乔木对我说,你跟医院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中国是如何除“四害”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是高级医院,怎么能有苍蝇呢?是否可以建议他们发动医护人员打苍蝇?我把他的这个意见告诉了赖若愚。赖若愚说:你可别去说。不要惹事生非,提了意见苏联同志会很紧张的,这样不好。后来胡乔木没再提这事,也就算了。
在苏学习考察
1954年9月,全总领导为进一步学习苏联工会经验,提高各级工会领导干部水平,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苏联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派出一个由49人组成的领导干部学习考察团到苏联学习考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董昕任团长。翻译人员比较多,我是翻译组组长。我们是乘火车去的,穿过整个西伯利亚,走了九天九夜。
到莫斯科后,董昕带我们一起去苏联总工会拜见了库兹涅佐夫主席,属礼节性拜会;然后与苏联总工会书记处的一位书记具体商谈学习考察安排。双方商定课堂学习三个月左右,由苏联总工会各部门负责人和苏联高等工运学校各教研室主任讲授,讲授的课程是苏联工会建设。董昕提出是不是再讲些劳动经济理论方面的课,苏方同意安排。
随后,我们在苏联高等工运学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苏联高等工运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的索尔德科夫卡镇。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远离闹市,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董昕因是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苏联同志专门征求他的意见,建议他住在莫斯科城里。董昕不同意,说自己也是学员,要和所有学员一样。
在这里,我们学习的课程是两大块:苏联工会建设和劳动经济。苏联工会建设课是请苏联总工会各个部门负责人讲授的。这门课对我们翻译来讲,比较熟悉,因为苏联工会专家到中国讲授过这门课,不是很难。翻译是有分工的,比如工资课由劳保忠翻译,翻译组的其他同志仍按国内的专业安排。他们翻译完,最后由我定稿。劳动经济课由梁思尼阔夫教授和彼特洛勤科教授讲授,他们讲课经常大段大段地引经据典,听起来相当枯燥。后来董昕专门向苏方提出,建议讲课内容增加一些联系实际的例子和内容,以便理解。因为这门课是我们主动要求开的,只好坚持学下去。当然课程中也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如党组织、政府和工会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学校的生活还是有规律的,星期一到星期六上下午都上课,每周六晚上组织舞会或看电影。周末休息时也组织安排去莫斯科参观,住在莫斯科饭店,改善伙食,放松放松,逛逛大街,到百货商店看看,也参观过一些名胜古迹。
当时莫斯科小偷很猖獗。有次我陪劳保忠等人到照相器材商店买胶卷,我在后边站着,劳保忠站在柜台前边看胶卷。他突然喊起来:“你干什么?”我一看,有个小偷把手伸进他的大衣口袋里,他把小偷的胳膊抓住了。小偷忙说:“友谊!中苏友谊!”劳保忠气愤地说:“友谊?友谊你就把手伸进我的兜里掏东西?”我说:“算啦!算啦!”回来一讲,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1954年新年后,我们结束了学校学习,分成两个组到基层考察。我陪董昕这个组,先到乌克兰重工业基地德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市的钢铁联合工厂,考察苏联基层工会工作经验。在钢铁联合工厂考察时,正赶上他们工会换届改选。在苏联工厂,工会领导是由工会会员或会员代表投票选举产生的。选举前,工厂工会主席很紧张。当时陪同我们参观的是苏联全国总工会代表谢尔盖,也有地方总工会代表。我几次听到工厂工会主席跟市总工会主席说:“唉!我们选举请你抽时间来!你要替我讲几句话!”可见是恳请市总工会主席来为他助选。
我们在钢铁联合工厂参观考察了一个多星期,收集了很多材料,如工会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报告、工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计划、宣传刊、票、请柬、斯达哈诺夫运动总结等,苏联同志还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反映基层工会工作的实物。
参观考察结束后,我们回到莫斯科总结,然后回国。这次学习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际工作考察,回来后我们出了两本书,即《苏联工会建设讲义》(51万字)和《劳动经济》(60万字)。根据董昕的建议,为了能够系统地研究苏联工会工作经验,将原来的翻译室改为苏联工会运动研究室,经常出些简报、刊物,系统介绍苏联工会的经验 。
赴苏商谈“二五”计划
1956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大概有50多人,李富春任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任副团长。不知经过谁的推荐,国家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李富春当翻译。6月19日,我们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赴苏。
中国代表团赴苏,主要是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整个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
国家计委和各部的同志每天都是上午去会谈,下午回来总结同苏方谈判的情况。然后由各部部长向李富春汇报。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国家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平时我只负责照顾李富春的生活。
这次中国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看望李富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觉得他很友好,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7月22日,李富春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说明》。苏联政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柯夫及有关工业部门的部长和专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李富春作了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在计划工作中,一直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过去的“一五”计划就是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得很顺利。今年中共即将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向大会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大会代表审议。这次我们带来的“二五”计划草案,就是征求我们的老师、苏联同志的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好。他的这一番即席讲话是我当场翻译的。李富春的说明有中文文本,事先已译成俄文,内容包括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草案中的几个问题以及几个尚未肯定的因素。在会场上他没有宣读说明。
报告会以后,中国代表团的同志继续同苏联同志分组谈判。每天下午、晚上向李富春汇报。一天早上,李富春的秘书对我说,李富春两手手背和手腕上皮肤发痒,起了一些小红疙瘩。我马上找到阿尔希波夫,他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皮科专家给李富春看病,又陪他去医院诊断。经专家诊断,说是湿疹,看来同休息不好、饮食不习惯有关。医院每天派护士给李富春治疗。后来,阿尔希波夫建议李富春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休养一段时间,李富春同意了。这样,我和他的秘书陪同他搬到了郊区的别墅。我们在别墅住了一个多月。其间,由于莫斯科天气闷热,李富春在阿尔希波夫的建议下,到列宁格勒一边参观,一边休息。在列宁格勒,李富春参观了列宁为摆脱临时政府的追捕而藏身的拉兹里夫草屋和布尔什维克总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里的列宁办公室,又登上了“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列主义”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围困而英勇牺牲的几十万列宁格勒市民的纪念碑献了花圈。
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计委等部门的会谈告一段落后,李富春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苏联同志对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对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提出了初步答复。苏联同志认为,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表示怀疑,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也很困难。物资平衡方面有很大缺口,基本建设增加的比例太大。所以提出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的方案,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236个调整为217个。
对苏方的意见,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有道理的,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前一段已发现的问题是一致或相似的,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我们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我们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作用。
李富春认为,除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则是要降低,要少订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陷于被动。看来,李富春对这次同苏联计委和各部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这些意见有益于使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9月3日,李富春一行乘坐苏联政府派的专机启程回国。
调到中办翻译组
1957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结束在全国总工会的七年工作,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那时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刚刚成立,由朱瑞真、赵仲元和我三人组成,我任组长。我们的任务是接替师哲的工作,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
中办翻译组成立前,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主要由师哲担任。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函,都是由任弼时亲自翻译的,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从1943年起,开始让师哲参加翻译。莫斯科来的电函,由师哲翻译成初稿,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呈送。发往莫斯科的电函,由师哲翻译,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发出。1945年师哲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后,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才完全交给他一人承担,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1949年1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都由他担任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师哲的翻译任务更重了,1949年12月访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0月赴苏同斯大林商谈中国派志愿军赴朝鲜问题、1952年8月和陈云访苏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等,都是由师哲担任翻译。师哲最后一次为中央领导担任翻译是1956年10月随刘少奇、邓小平赴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讨论“波匈事件”问题。之后,他就到山东工作,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临行前,师哲向刘少奇请示工作。当刘少奇问谁可以接替他为中央领导担任俄文翻译时,师哲建议从各单位选调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翻译,组成一个专门的翻译组,放在中央办公厅,这样中央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便于培养和教育他们,也便于保密。刘少奇采纳了师哲的建议,把建立翻译组的任务交给中办主任杨尚昆。
1957年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因师哲已去山东,只好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担任翻译。恰巧这天是星期六,司机早已下班回家,姜椿芳找不到司机,只好坐三轮车到中南海西门,然后气喘吁吁地赶到刘少奇住地的会客室。完成翻译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了。事后,刘少奇认为半夜三更把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叫来当翻译实在不方便,便打电话给杨尚昆,催他尽快组建翻译组。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俄语翻译专业学生常出现语言基础类、翻译方法类、综合知识类等误译，究其因，大多为学生努力不够、教师培养不足、社会环境不佳。鉴于此，为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俄语翻译人才，教师应打牢实双语语言基础，加强学生翻译能力培养；搭建师生互动平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推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关键词：误译；俄语翻译专业；学生；教学
中图分类号：G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9-0031-02
收稿日期：2015-01-23
作者简介：关秀娟（1975—），女，辽宁沈阳人，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俄汉）全译语境作用机制及其应用研究”（11YJC740029）；黑龙江省教育厅规划课题“服务于翻译教学的误译研究”（GBC1213061）；黑龙江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外语专业研究生科研能力‘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研究”（JGXM_YJS_2014026）；黑龙江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多模态理论的符号学阐释”
（20140031）
“经贸翻译”是本科俄语翻译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宗旨是培养学生熟练运用翻译方法、经贸知识完成经贸翻译活动，使其胜任未来的经贸翻译工作。学生在翻译练习和翻译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误译现象，有必要进行分类，探究其中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改善教学策略，完善俄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本文误译指，“人或机器在将甲语转化为乙语的过程中偏离、遗漏或歪曲甲语文化信息，导致译语与原语信息量不等，译语受众无法获得与原语受众极似的交际效果的活动。”[1]
一、俄语翻译专业误译问题类型
学生在经贸翻译练习中暴露了各种误译，但大体可归为语言基础类、翻译方法类、综合知识类等三大类，三类就错误的程度而言，可分别对应不对、不当、不准。
（一）语言基础类误译
语言基础类误译是因双语语言基础欠缺而造成的误译，属双语转换过程中的低级误译，主要体现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三方面的误译均可出现在理解和表达阶段，体现于原语和译语两个角度。语法性误译最为常见。俄译汉时，原文语法理解正确，但汉语表达时却出现了语法错误，更有甚者，原文语法理解已经出现错误，汉语表达时意思必然歪曲。汉译俄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难于俄译汉。此时，原文语法理解虽不成问题，但译文表达时语法错误较多，大多影响意思的传达。语义性误译略少。俄译汉时，原文语义理解正确，但汉语表达时选错了个别词、短语或小句，影响了原文语义的传达，或者原文语义理解失误，汉语表达意思偏差较大。汉译俄时，原文语义理解尚可，但译文表达时词、短语或小句所传达的意思与原文差距较大。语用性误译偏少。偏少是相对前两者而言，因为经贸翻译的对象大多为合同、说明书、信函等具有一定规范的文本，这些文本的翻译一般停留在语义对等层面，只有少量广告、商标词、经贸会谈等领域的文本体现一定的创造性，翻译时一般会追求语用对等。学生往往拘泥于语法和语义意义层面的转换，对语用意义的传达不够灵活，俄译汉、汉译俄均可见。
（二）翻译方法类误译
翻译方法类误译是因翻译方法不当而产生的误译，属双语转换过程中的中级误译，主要体现在全译、变译策略和方法使用不当。如上文所述，经贸翻译涉及领域广泛，不同领域的文本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如经贸合同属法律文书，语言严谨、精确，需采用全译策略，将原文逐字逐句译出，而翻译转换过程中为解决原文与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矛盾需运用其中的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等方法。学生往往对原文过分依赖，不能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促进译文的顺利表达。再如，基于几十份材料翻译出一份市场开发调查报告，变译策略是最好的选择，运用其中的摘译法选择关键信息翻译，省时省力且效果良好。学生大多没有变译概念，也不敢尝试，一是认为没有完成翻译任务，二是不能选对核心信息。
（三）综合知识类误译
综合知识类误译是因综合知识不足而形成的误译，属双语转换过程中的高级误译，主要体现在专业术语、专业知识、社会经验三方面。经贸翻译，不同于通常所做的日常生活、语言文学类翻译，是经贸领域的专业翻译活动，涉及大量的专业术语，且译者应有良好的经贸专业知识基础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学生往往把一个专业术语译成普通词汇，从而影响了整句、甚至整篇的理解和表达。经贸领域中的某些文本，无论是原语还是译语，都具有自身特有的模式和规范，翻译时应遵照译语规范进行转换。学生在双语转换时往往忽视甚至漠视不同语言文本间的差异，从而使译文显得不地道。社会经验是译者重要的财富，缺乏社会经验，文本中大量的百科知识难于理解，译文自然显得生涩难懂。学生这方面有很大欠缺，平时不注意积累，翻译时又懒于查找资料，错误便不可避免。
二、俄语翻译专业误译问题溯因
俄语翻译专业学生所体现的种种误译，大多应归因于自身基本功不牢，而教师不够完善的培养方式和不理想的社会环境也是重要原因。
（一）学生努力不够
首先，学生没有良好的基本功。俄语是一门较难的语言，俄语专业学习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特别是零起点的学生。然而，学生用功不够，语言基础不牢，低级错误常见，某些句段翻译得支离破碎。其次，学生对课程不够重视。学生认为“经贸翻译”不是专业基础课，未来也未必搞经贸翻译工作，所以不肯付出大量时间钻研，不肯努力追求更好的译文。再次，学生分不清翻译教学、教学翻译。学生仍然以为，经贸类文本的翻译如同专业基础课上的翻译练习，目的是提高译的能力，只是换成经贸类文本而已。其实，“经贸翻译”课是专门培养学生经贸翻译技能和翻译理念的翻译课，而非学生理解的作为提高语言能力的教学手段。
（二）教师培养不足
首先，翻译基础打造不足。教师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对接，“基础翻译”阶段没有为学生打造优良的翻译基本功，学生对一些基本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概念模糊，没有内化在心。其次，翻译方法引导不足。学生大多凭自身经验翻译，不大讲究运用翻译方法，即便使用了某种方法，也不自知。教师没有及时地将这种自发的行为引入自觉的状态，使其升华为自身经验的总结。再次，实践练习提供不足。教师提供的翻译练习多数为教材上的资料，鲜活性较差，语境性不强，学生不能体会到实际工作的快乐与责任。少量的社会实践不能满足学生培养的需要。
（三）社会环境不佳
首先，合适的经贸翻译类教材少。经贸翻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材，全面的教学资料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然而，“教材建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教材出版量少，存在教材编写理念陈旧、商务语料不足、理论支撑不够、理论与实务结合不紧等诸多问题。”[2]这样的条件下教师缺少材料，学生没有抓手，翻译磨炼不勤。其次，经贸翻译实践机会少。东北地区与俄罗斯接壤，俄语使用环境相对较好，但社会上能够给学生提供经贸翻译实践的机会还是太少，偶有公司招聘此类实习生，也是杯水车薪，学生很难作为一个真正的工作人员在鲜活语境中进行翻译实践。
三、教学启示
俄语翻译专业学生的误译现象提示教学工作者调整思维，找准切入点，改变工作方法，全力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拓宽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渠道。
（一）打牢双语基础，加强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
听、说、读、写、译是外语专业学生的五项基本功，是外语专项能力培养的基础，翻译能力的培养也基于此。从低年级开始，特别是零起点的学生，打牢外语语言基础，从语法、语义、语用不同层面强化学生的语言能力。听力、口语、语法、阅读、写作、翻译等不同课型都要围绕提高翻译能力开展。同时，兼顾本族语语言能力的提升，这也是加强学生翻译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误译现象多次表明，本族语的低水平影响了翻译效果。语言学习过程中时刻提醒学生关注俄汉语在语法、语义、语用方面的异同，双语对比是翻译的基础。
（二）搭建师生互动平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师生充分互动，让学生成为课上、课下的主人，可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进入良好的翻译学习状态。翻译材料的选择可由学生参与，轮流坐庄，庄家先试译后与教师商定选题，全班译后进行课堂讨论，再由庄家就选题、译法、译悟作总结报告，与全班分享。模拟翻译情景也是良好的教学方法，师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各自完成自己的翻译发起人、翻译管理、翻译实践等工作。翻译工作坊是国内外比较流行的翻译教学模式，“该模式能训练自主选材、共同提高、体悟过程、自我总结等方面的能力，学生因此而增强翻译意识，提高翻译技能。”[3]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多组同时进行，通过彼此竞争提高学生的主动性。
（三）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推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为推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增加实习机会，可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校企合作有利于整合校企优势资源，有效衔接学校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缝隙。”[4]学校与翻译公司、涉外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合作，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轮流到适合的岗位参观、实习，使学生真正体会翻译工作的全过程，并安排校外导师进行指导，或聘请一线翻译工作者开设实用性课程，让学生全方位积累经验，以免日后发生不必要的误译。特别鼓励学生参与机助人译的翻译团队进行实习，体会最现代的翻译模式，为未来的工作做最充分的准备。同时，建议学生自己寻找、发现实习机会，特别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可以网上求职，网上兼职翻译，参与网络群组讨论。
综上，俄语翻译专业学生学习中暴露出的语法、语义、语用等语言基础类误译，全译、变译等翻译方法类误译，经贸术语、经贸知识、社会经验等综合知识类误译，误译原因除学生自身努力不够外，教师培养方法不当、社会为俄语学生提供的环境不理想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在中俄关系良好，急需应用性复合型俄语翻译人才的大背景下，教师应努力做到：打牢双语语言基础，加强学生翻译能力培养；搭建师生互动平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推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顾俊玲.释“误译”[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2]关秀娟.商务俄语翻译教材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6).
【关键词】英语翻译 探析 英译汉 技巧
1. 前言
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同国外交往的增多,特别是WTO实质化阶段的到来以及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和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筹办,中国翻译产业正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近年来,翻译已经从原来的政府和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的工作发展成为专门职业。翻译服务作为新兴的现代服务产业,正成为文化经济中仅次于教育行业的又一新兴产业。我们以英译汉来进行探讨。
2. 英译汉技巧
(1)主语分句汉译技巧。
A man spending twelve days on the moon would find ,on returning to the earth ,that a year had passed by already.
一个人如果在月亮上度过了十二天,回到地球以后就会发现一年已经过去了。
(2)谓语分句汉译技巧。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oxygen is the most active element in the atmosphere.
不言而喻,氧气是大气中最活泼的元素。
(3)定语分句汉译技巧
He managed to raise a crop of 200 miracle tomatoes that wEighed up to two pounds each.
他居然种出了二百个奇迹般的西红柿,每个重达两磅。
(4)状语分句汉译技巧
Sunrays filtered in wherever they could ,driving out darkness and choking the shadows.
阳光射入了它所能透过的地方,赶走了黑暗,驱散了幽影。
(5)同位语分句汉译技巧。
Mary normally a timid girl ,argued heated with them about it.
玛丽平常是个腼腆的姑娘,现在也热烈地和他们辩论起来。
3. 英语翻译带来的思考
英语翻译可看作一门科学,它有着自己的内在科学规律;英语翻译也可视为一门艺术,因为英语翻译好比作画,先抓住客观人物的形态和神态,然后用画笔把它惟妙惟肖地表现在画面上;英语翻译还可认作一门技能,因为就其具体操作过程而言总是离不开方法和技巧的。但是总的看来,英语翻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因为它集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理论等学科之特点于一身,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拥有了它自己的—套抽象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形成了它自己独立的体系,而且在相当—部分的语言材料中这些方法正在逐渐模式化。可以肯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英语翻译这门综合性的学科必将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变得更加完善。
英语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方式,是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内容交流的重要手段。外语教学少不了英语翻译,比较文学离不开英语翻译,比较语言学也需要英语翻译。英语翻译不应仅仅看作是一套规则和方法的集合体,而应看作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规律,它们是前人翻译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掌握它们有助于我们进行翻译实践时少走或不走弯路,而翻译实践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翻译理论和客观规律的领会。因此任何轻视翻译理论学习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同样,任何空谈理论而忽略必要的翻译实践的做法也是应该予以反对的。理论和实践不可割裂开来,只有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才是学好英语翻译的正确态度。
英语翻译是“把—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既要忠实又要通顺,决非易事。因为语言是最难掌握、最难精通的东西。一个作者只需熟悉一种语言,译者则受精通两种语言,并要善于克服两种语言巨大的差异所造成的困难。茅盾说道:“精通本国语文和被翻译的话文,这是从事英语翻译工作的起码条件……”。鲁迅曾经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客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模一个急于打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鲁迅和许多翻译大师的经验之谈告诉我们,英语翻译工作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英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差异,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很不容易;而译作到了外国编辑那里,还有一个他们是否理解和认可的问题。因此,做好英语翻译工作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素质。
参考文献:
[1]吴丽君. 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2006,(09) :115-117
尹祥凤, 罗凌云. 大学英语教学背景下的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 2009,(01) :45-48
秦君婵.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翻译教学探讨[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 2006,(04):123-125
【关键词】英语翻译 探析 英译汉 技巧
1. 前言
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同国外交往的增多,特别是WTO实质化阶段的到来以及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和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筹办,中国翻译产业正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近年来,翻译已经从原来的政府和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的工作发展成为专门职业。翻译服务作为新兴的现代服务产业,正成为文化经济中仅次于教育行业的又一新兴产业。我们以英译汉来进行探讨。
2. 英译汉技巧
(1)主语分句汉译技巧。
A man spending twelve days on the moon would find ,on returning to the earth ,that a year had passed by already.
一个人如果在月亮上度过了十二天,回到地球以后就会发现一年已经过去了。
(2)谓语分句汉译技巧。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oxygen is the most active element in the atmosphere.
不言而喻,氧气是大气中最活泼的元素。
(3)定语分句汉译技巧
He managed to raise a crop of 200 miracle tomatoes that wEighed up to two pounds each.
他居然种出了二百个奇迹般的西红柿,每个重达两磅。
(4)状语分句汉译技巧
Sunrays filtered in wherever they could ,driving out darkness and choking the shadows.
阳光射入了它所能透过的地方,赶走了黑暗,驱散了幽影。
(5)同位语分句汉译技巧。
Mary normally a timid girl ,argued heated with them about it.
玛丽平常是个腼腆的姑娘,现在也热烈地和他们辩论起来。
3. 英语翻译带来的思考
英语翻译可看作一门科学,它有着自己的内在科学规律;英语翻译也可视为一门艺术,因为英语翻译好比作画,先抓住客观人物的形态和神态,然后用画笔把它惟妙惟肖地表现在画面上;英语翻译还可认作一门技能,因为就其具体操作过程而言总是离不开方法和技巧的。但是总的看来,英语翻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因为它集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理论等学科之特点于一身,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拥有了它自己的—套抽象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形成了它自己独立的体系,而且在相当—部分的语言材料中这些方法正在逐渐模式化。可以肯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英语翻译这门综合性的学科必将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变得更加完善。
英语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方式,是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内容交流的重要手段。外语教学少不了英语翻译,比较文学离不开英语翻译,比较语言学也需要英语翻译。英语翻译不应仅仅看作是一套规则和方法的集合体,而应看作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规律,它们是前人翻译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掌握它们有助于我们进行翻译实践时少走或不走弯路,而翻译实践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翻译理论和客观规律的领会。因此任何轻视翻译理论学习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同样,任何空谈理论而忽略必要的翻译实践的做法也是应该予以反对的。理论和实践不可割裂开来,只有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才是学好英语翻译的正确态度。
英语翻译是“把—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既要忠实又要通顺,决非易事。因为语言是最难掌握、最难精通的东西。一个作者只需熟悉一种语言,译者则受精通两种语言,并要善于克服两种语言巨大的差异所造成的困难。茅盾说道:“精通本国语文和被翻译的话文,这是从事英语翻译工作的起码条件……”。鲁迅曾经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客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模一个急于打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鲁迅和许多翻译大师的经验之谈告诉我们,英语翻译工作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英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差异,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很不容易;而译作到了外国编辑那里,还有一个他们是否理解和认可的问题。因此,做好英语翻译工作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素质。 参考文献:
[1]吴丽君. 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2006,(09) :115-117
[2]尹祥凤, 罗凌云. 大学英语教学背景下的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 2009,(01) :45-48
[3]秦君婵.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翻译教学探讨[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 2006,(04):123-125
1921年,董秋斯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董秋斯先生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之职,与同学一起成立燕大文学会并合编《燕大周刊》,积极向国内宣传文学革命。1926年,在经历了“二一八”爱国运动之后,董秋斯先生更为殷切地向往着光明社会。在同一年内董秋斯先生完成了大学学业,来到了广州并在此任教,并接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刊物,这里当时是全国革命的策源地。在同年12月初,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国民政府因此由广州北迁至武汉,遂即武汉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因此,与同学一起,董秋斯先生也随即奔赴武汉,加入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并在其第十一军的政治部中从事宣传工作。在1927年2月,董秋斯先生主编《血路》这一理论周刊,继续向中国民众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然而这一情景没过多久,蒋介石、汪精卫就相继背叛了国民革命,董秋斯先生亲眼目睹这一全过程,深刻地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理。
在1928年,即便卧病在床,董秋斯先生但凡精神体力稍微好转,就开始一头扎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并以高度热情阅读所能找到的苏联文学作品,尽力从中汲取营养,从中汲取力量。在读鲜明地刻画苏联结束内战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中一连串重要问题的《士敏土》一书过程中,董秋斯先生为其人物情节所深深感动。该书描绘了那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的艰苦历程。于是,董秋斯先生决心将该书翻译介绍给中国民众。当然,鲁迅先生在精神和物质上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为本书作了《代序》和《图序》。从此,他便和翻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本书也是他所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123。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党中央宣传部的挚友张采真的大力举荐下,病中的董秋斯先生接办了《世界月刊》,这是我党的一个刊物。在该刊刊载了“田中奏折”一文之后,董秋斯先生便与史沫特莱及其国际反法西斯战友建立了革命情谊。在1931年,经史沫特莱的推荐以及中共地下党的批准,董秋斯先生与国际共运中隐秘战线的杰出人物、第二国际东方局领导佐尔格直接建立起联系,并积极参加该局的工作。
二、董秋斯毕生取得的翻译成就
尽管中国翻译实践历史源远流长,但中国翻译理论的体系性却显得相对薄弱,往往只是个别翻译者对自我实践的总结,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早在1950年,董秋斯先生就在其《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中强调,反观中国,翻译史虽有几千年,翻译者也以千计,但专门研究翻译的人却奇缺,翻译多为片断的经验之谈与供临时参考的条例。尽管这些宝贵的经验有很大功效,但是终究不能自成体系,不是广泛调查研究之大成。由此可见中国翻译理论问题之所在。在1934年,董秋斯先生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其病情不断加重,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右肺完全被压缩,被迫截去八根肋骨。自此之后,在上海生活的11年中,除下治病与开展地下工作之外,董秋斯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翻译引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事业上来了,开始不分昼夜地为中国民众奉献自己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翻译是费时最多的,要保持原着的语言风貌,130多万字的巨大翻译工程是从1938年就开始翻译的,1949年该书的上半部得以出版,再到1958年最终完成。这是一项多么需要坚韧的毅力与扎实翻译功底的工程。后来,茅盾先生也指出,与旧译本相比,董秋斯的英文转译本更好。董秋斯先生还翻译了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索溪》,向中国人民译介了该书中描绘的上世纪30年代在索溪原始森林的苏联人民如何与大自然作斗争并最终建起一座大型造纸厂的动人故事。
关键词：认知 体验 隐喻 关联 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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