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
翻译美学
接受美学
发展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 “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 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 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 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 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 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 （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 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 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 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 70 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 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 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 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 结 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2．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2005.
4．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关键词】翻译学 国际传播语言学 跨学科 传播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2－0037－03
一、引 言
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1972年首次由美国翻译家霍姆斯（Holmes, J.S.）提出。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看作是“新学科的创建宣言”（Munday，2001：4）翻译学创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门与多学科联系紧密的综合性学科，中外学者从不同领域以各异的视角进行过翻译研究，比如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文体学、哲学和美学等。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的是国际传播语言，概括而言，它是“一门由语言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学交叉渗透、协同互补而形成的学科。”（童之侠，2005：2）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因涉及语言等要素在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研究的诸多领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
在Mona Baker编著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编者明确指出“Indeed, the various methodologi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borrowe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adapted and reassessed to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translation scholars.”（Baker，2004：279）（实际上，从不同学科借用的各式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正日益被翻译界学者所采用和再评价，以满足其特定的需要。）（笔者译）这表明，翻译界在广泛地汲取其他学科的有益养料。而大量的跨学科研究证明，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融无疑能为其自身的发展拓宽领域，开阔视野。探寻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之交叉领域，更能让我们明确两者独立与交叉的部分，从而有利于明确学科界限，保持各自的学科特色。
二、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领域概述
1．翻译学研究领域
在霍姆斯的翻译学科蓝图中，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国内翻译研究中，曹明伦教授绘制的翻译理论定位图将翻译学划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学科范畴。其中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是翻译理论的两大类型。在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中，纯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的本质、原理、标准、原则、目的、任务、功能和过程等；应用性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的策略、方法、技巧、教学、文体翻译、同声传译、译员培训和机器翻译等；在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中，有如下四个研究方向：①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②对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现象的研究；③把翻译作为或视为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目的行为的研究；④对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传播、影响、变异等状况的研究。（曹明伦，2007：188）在上述的研究领域中，很多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纯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的关注面与国际传播语言学有所交叉，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2．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领域
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国际之间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中，语言使用的状况、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涉及一个重要的学科――传播学，“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李苓，2002：8）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传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研究；理论模式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类型研究、传播的功能和效果研究等。（同上，9－11）在上述的研究领域中，传播内容研究关注涉及语言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传播的功能和效果研究往往也涵盖媒介、意识形态对传播的影响、传播效果的研究等，这些均是翻译研究关注的对象。
三、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交叉领域举隅
1．从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定义看交叉
自翻译现象产生以来，人们给翻译下了很多定义，翻译的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和文化学派等各有自己的阐述，其实，翻译作为一项实践活动而言，就是“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文化活动。它包括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曹明伦，2007：186）这一定义概括了翻译的多种定义，借用了雅各布森对翻译的三类划分（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较为全面且接近翻译的本质。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翻译，笼统地讲，“翻译学就是研究翻译的科学。”（谭载喜，2000：7－12）或曰“翻译学正是以跨文化的语际交流与传播为研究对象，又系统综合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文化学、心理学和思维科学诸学科的知识而形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学科。”（吕俊、侯向群，2001：13）
国际传播语言学是“一个含有许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的有机整体，是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研究方法，运用语言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成果来解释、研究国际传播语言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涉及面广泛的综合性学科。”（童之侠，2005：2）而作为国际传播语言学中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的传播学，简言之，就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李苓，2002：9）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均是国际传播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覆盖了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文学和民族学等诸多学科。
上述对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定义见仁见智，各有特点。比较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翻译是表达信息的创造性文化活动，翻译学在研究跨文化的语际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势必要涉及传播学的诸多概念。其中翻译定义中一些关键词如“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信息”和翻译学定义中“跨文化语际交流、传播”等等都是国际传播语言学高度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本质乃是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这就说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是两门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二者定义反映出来相关的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等也高度重合，这说明它们的理论来源和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互相交融。
2．从翻译和传播的过程看交叉
翻译是一种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的复杂活动，不考虑翻译活动发起人和赞助商等因素影响，其过程可简单概括如下：首先是原作者创作原作的过程，其次是读者阅读原作的过程，若有读者萌发了发起翻译活动的意愿，则完成了翻译活动的准备阶段；当读者将自身的身份转化为译者，对原作带有翻译目的进行细读时，译者便开始了翻译；译者完成了翻译，译作以某种形式如书籍、影像等进入到目的语读者的视线，直至目标语读者阅读译作，如果不作翻译效果的研究，一个不考虑“前因后果”的翻译活动便得以完成。
再看传播的过程，根据布雷多克对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进行的扩充，信息的传播过程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①谁（who），②传播什么（says what），③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④向谁传播（to whom），⑤在何种情况下（under what circumstances）⑥传播的目的是什么（for what purpose），⑦效果如何（with what effect）。（邵培仁，2000：47）
在传播学的相关概念中，笔者认为，信息可以理解为“说了什么”，包括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信源指的是信息的传播者；信道就是信息的传播渠道；而信宿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就是信息到达的目的地。传播的整个过程构成了一个系统，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递，是可以反方向研究的，比如信息的反馈也属于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为信源与信宿架起一道桥梁，使其形成动态循环的模式。
从以上对翻译和传播的过程描述中，我们能看到两者有着及其相似的要素：都有信息的发出者（原作者V.S.信源）；都有信息的形成过程（原作创作V.S.编码）；都有信息的传播渠道（译作形式V.S.信道）；都有信息的接受过程（目标语读者阅读译作V.S.译码）；都有信息传送的目的地（目标语读者V.S.信宿）。因此，相应的两门学科在分析上述问题时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比如翻译的过程为：原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译作读者；借用传播过程的要素，翻译的过程可以扩充为：原作者编码原作译码读/译者编码译作译码读者。
上述过程借鉴了吕俊教授描绘的翻译过程图，结合传播过程，反映出翻译处理信息的过程与传播过程的高度相似性。其中原作者将信息进行编码，转化为语言文字等符号，形成原作，原作在读者那里被译码为可接受的信息，而读者在接收到信息后又转化为了译者，成为了新的一轮信息的发出者。这一过程表明了两者的模式有重合之处。我们可以将翻译看作“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吕俊、侯向群，2001：3）Ian Mason 教授也指出笔译和口译都是传播交流的活动（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re acts of communicating.）［1］同理反观传播过程，信息传播涉及跨文化和跨语际时，往往就是通过翻译来实现交流的。国际传播语言学中探讨的语言转换问题，其实就是翻译问题。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说，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各自可以从对方的研究中探寻新思路，二者并非一个是另一个的附属或分支，而是有着交叉互补的共生关系。
3．从研究内容看交叉
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其研究的高度综合性，国际传播语言学作为研究国际传播过程中语言现象的交叉学科也具有综合性。其他特性如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等也有共同之处。而二者的研究内容在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以下进行简要的比较：
（1）皆关注信息的发出者
翻译研究中，原始信息的发出者是原作者，而原作读者在转化为译者后又成为了新信息的发出者，他们都是翻译研究中的主体，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原作者的生平背景和写作风格等有所了解，有助于翻译其作品。而对译者的研究也能探寻翻译的过程、目的和策略等，从而进一步找出翻译活动的规律。
国际传播语言学中，信息的发出者是信源，是研究的“谁传播”的问题，“指的是传播者或信息来源，负责信息的采集、整理、制作和传递。”（李苓，2002：32）人际传播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组织传播讨论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大众传播讨论信息通过媒介向群体传播的过程；而国际传播讨论跨国际的信息交流，这与翻译联系最为紧密，二者都致力于传递不同文化间各异的信息，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
（2）皆关注信息的传播渠道
翻译研究中，研究传播渠道，笔者认为，就是研究信息以何种形式所承载，比如声音形式、文字形式、影像形式等，我们可以将口译的研究看作是声音形式的信息传播，以书籍、网络等为媒介的翻译是笔译的研究，而影视作品的翻译是以影视作品为媒介的。
国际传播语言学中，传播渠道是指“传受双方借以传递和交流信息的各种通道。”（李苓，2002：183）在传播学对传播渠道的两类划分中，人际传播渠道关注人的感觉器官传递接收信息的过程；而大众传播渠道传播功能更强，能让更广大的受众接收信息。通过不同传播渠道进行的两类信息交流各有特点，比如人际传播可以借助肢体语言等非言语符号传递信息，是双向的交流，有现场感，传播速度慢但信息反馈较快；大众传播比如借助广播、电视的传播相对程式化，现场感不强，信息反馈较慢。以上理论可运用于如下研究中：口译过程中译员的语气声调，肢体语言等对口译质量的影响；受众对各种形式翻译的接受和反馈等。
（3）皆关注信息的接收者及其反馈
信息的接收者，作为信息到达的目的地，在翻译研究中体现为译作读者。可以说，他是翻译活动的终点站，同时又是信息反馈的起点站。翻译研究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对这一环节的研究。早在鲁迅的翻译观中就有所体现，他把译作读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甲类读者是他定义的精英读者，也就是韦努蒂的读者即“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2］不同的读者对信息的接收和反馈有所不同，因而采取的相应翻译策略也会有所区别。在翻译界，对受众的分析在接受理论中颇受重视。
国际传播语言学认为，传播内容的接受者诸如观众、听众、读者等身兼传播者和受传者双重角色，受众因为知识结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不同对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要求。而受众除了被动接收信息外，还具有能动性，受众对信息的态度也因为能动性的体现或“赞成、同意和拥护，或反对、否定和拒收。”（童之侠，2005：42）从很大程度上，受众的反馈也在影响着传播者对传播内容和方式的选择。在翻译研究中，适当考虑受众的需求，也能帮助译者遴选所译内容，调整翻译策略，关注读者的反应，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了解两门学科中相似的受众研究，能让各自的研究更为完整和系统化。
另外，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皆关注信息传播过程的噪音和控制研究，比如影响翻译的各种干扰现象；传播学的经济控制研究、自我控制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赞助人，意识形态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两者都进行效果研究，比如探讨译作的接受和传播效果等，研究内容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多元交叉的现象，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研究跨文化跨语际的翻译活动，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二者在研究领域、概念阐述、研究内容、相关术语方面有着大量的相互借鉴和多元交叉的现象，建立起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借鉴相互的先进研究成果，能为各自提供更为全面的研究方法，更为新颖的视角，使两者在相互交融的领域能够互动互补，互惠互利，更为清楚地阐述本学科的相关问题。
【注释】
1 引自Heriot Watt 大学教授Ian Mason 于2007年6月25日在四川大学“翻译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高级讲习班（Workshop on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in Translating, Interpreting and Training”）之授课内容
2 此处关于鲁迅和韦努蒂对受众的分类引自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2007年5月22日在四川大学所作相关专题讲座内容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2 李 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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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童之侠.国际传播语言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7 王 宏.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J］.上海翻译，2007（2）：4
8 许 均.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关键词]翻译研究；传统译论；当代译论；跨学科性
[作者简介]刘文军，广东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硕士，广东广州51050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141―03
一、引 言
由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可知，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阶段，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在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出现前，翻译研究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诸如作者与译者、原本与译者、原本与读者之对立，而忽略了翻译中的其他重要因素。这使得翻译研究的视野日趋狭窄，不利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解构主义颠覆了作者与原本至高无上的权威，突破了二元对立思想之樊篱，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研究从此豁然开朗，各个领域的理论，如解构主义、权力话语、解释学、后殖民主义，都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翻译研究从此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各派新兴理论迭出，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本文将简要分析翻译研究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阶段和其中的主要理论派别，说明翻译研究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之必然性。
二、译论发展概述
翻译理论之发展大致可作传统与当代之分。传统译论包括上文所说的语文学阶段和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当代译论则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阶段。
(一)传统译论及其局限
语文学理论主要关注待译文学文本的本质。对其进行一番考据式分析处理。文本是谁创作的，是何时创作的，为谁创作的，创作原因，创作目的等诸如此类，成了主要关注点。同时，也仔细分析文本内容的选择、组织方式和各种文体风格手法。在这种范式下，翻译的中心任务就是找出作者的意图，因为它被认为是理解原本的关键。翻译研究因此而成为对作者的研究，如作者的背景和写作风格等。语言透明得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清楚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和现实的世界。译者的任务就是对作者保持忠实，因为作者是解释原本的权威。翻译的问题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翻译研究以作者为中心，成了作者的话语独白。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无论“信达雅”还是“神似”，都是体现这种范式的经验概括。
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开翻译研究的视野。语言学家发现，语言并不是透明的，语言的意义也不是确定的；作者书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他尽力想传达的东西。他们因而转向文本自身。这种转向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他们把文本视为一个由自身结构、层次和多义性组成的自足体。读者只要对文本进行向心式细读，就能够发现它的潜在意义。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启发，卡特福得(Cafford)提出了他的语言学翻译理论(A Lin―guistieTheory of Translation)，阐释翻译的对等问题，使他成为翻译对等派的代表之一。而纽马克(PeterNewmark)的文本分类及相应的译法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这些对具体的翻译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它在解构作者权威、宣判作者死亡的同时，也切断了文本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翻译只成了文本的转换，沦为文本的话语独白。
随着德国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的兴起，读者成了关注的中心。一次文学活动涉及三个因素：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的价值只能通过读者来体现。因此读者的评价与反应至关重要。由接受美学的读者反应论，奈达推出了功能对等论。在翻译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更是应者如云。这主要是因为其理论突破了语文学阶段那种随感顿悟式的理论模式，无论在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在理论论述层面，都具有相当说服力和重要价值。然而，奈达理论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它过于强调读者的作用，成了读者的话语独白。读者是多样化的。读者头脑不是白板一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先在结构”，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反应也不一样。对译本的评判也不尽相同。因此以读者反应为中心论翻译既不可靠，也不现实。然而，并不能以此就否定奈达翻译理论的价值。奈达理论吸收了语言学理论、接受美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等学科的某些成果，体现一种跨学科的视野。正是受奈达理论的启发，译界学人才开始从多学科角度去研究翻译，促使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综合发展。
以上译论，包括奈达翻译理论，都属于传统翻译理论范畴，都从某个方面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烈费维尔(Lefevere)和巴斯奈特(Bassnett)概括的三种模式可以涵盖它们：杰罗姆(Jeromc)模式，贺拉斯(Horace)模式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模式。杰罗姆模式是忠于原本的模式。它最初用于圣经翻译。翻译圣经就是传达上帝的旨意。圣经是上帝的化身，译者必须忠于上帝，遵从上帝的旨意。忠于原本就是忠于上帝。因此杰罗姆模式是以作者中心论翻译。贺拉斯模式是译者必须忠于读者，是读者中心论。施莱尔马赫模式强调保持原本的多义性，是文本中心论。以上无论哪种理论模式，都立论于二元对立思维，不能从跨学科角度去审视翻译，致使研究范围狭小，研究成果难有实质性突破。
(二)解构主义的兴起与当代译论的跨学科发展
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它不仅是语言、文本的转换。除了作者、原本、译者和读者，翻译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二元对立思维限制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解构主义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翻译研究进入当代蓬勃发展阶段。福柯首先解构了作者和原本的权威。他指出：
文本存在着历史性，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原本总是在不断地改写和重建。纯粹意义上的原本并不存在，原本的地位也不应高于译本。除了文本之外，作者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作品体现的不是作家自己，而是他所处的时代，不是作者在言说文本，而是文本在言说作者，作者与原本一样同属历史，作者的存在和作用实际上并不重要。比如，读者并不了解很多古典作品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理解和欣赏古典作品。因此不应把作者看得比译者更重要。
福柯对作者与原本权威的否定，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学者开始从更广更大的多学科语境下去研究翻译。德里达(Derrida)杜撰一个词diff6rance来指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认为，纯粹独立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特征；意义存在于一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的空间共时性和时间历时性关系中，在互文关系网中无限延
伸。他把原本作者比喻为在沙漠里留下踪迹的旅行者，文本就是充满作者踪迹的“沙漠”。译者和读者只能通过找寻作者留下的踪迹来解读文本的意义。而文本互文性关系指示了同一文本具有多种意义潜势。
解构主义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研究走向跨学科综合。译界学人从各个学科领域吸收借鉴理论素材来建构翻译学。兰伯特(Lambert)利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翻译，认为每一文本、每一话语都包含了翻译的成分，而翻译本身就是无限延伸的符号链中的一环。戈莉(D．L．Godee)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斯的符号学》(Semiot―ic8 and th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ReferencetotheSemioticsofCharlesS．Peirce)阐述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相互作用与关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更是给人深刻启发。他所谓的权力，并不是一种强人服从的压制力，而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支配行动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的力量；而话语则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人处于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网中，无法摆脱，无处可逃。翻译也无不受权力话语关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权力话语消长的一个角力场。
翻译不仅是语际转换活动，更重要的是在权力支配下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各种译论流派随之兴起。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特形成了操控学派，它是文化派的一个分支。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一书的前言中，烈费维尔宣称：“翻译当然是一种对原本的重写；而一切重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某种诗学和意识形态，并以此来操纵文学，使之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发挥作用。”在此书中，烈氏详尽论述了文化如何影响对待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如何影响诸如史料编撰、文选、文评和编辑等的文学活动。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特试图解释由经验、历史研究记录下来的各种转换。解释的方式不仅是通过诗学和诗学式样的引进，也通过关注转换所表征的形象和意识形态。在他们合编的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中，他们建议译界学人探讨翻译的系谱，如赞助、偏移和意识形态等，由此而深入到社会权力的运作、消长之中，了解权力运作对文化生产(翻译生产是其中一部分)的影响。
在《语言代码转换还是文化迁移?德国翻译理论批评》一文中，斯奈尔・霍恩比呼吁语言学家们放弃对翻译所持的“科学”态度，从作为既定翻译单位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矮子还是巨人：译者作用重估(The Meek or the MiShty：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巴斯奈特由罗斯卡门(Roscommon)的一首诗而断言，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一种融合与共生的关系。这种融合与共生必然体现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上。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使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修正和适应，进而产生文化间的杂合，形成所谓的克里奥尔(creole)式文化。这是由“视野融合”而产生的文化融合。
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兴起，译界学人受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启发，开始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萨义德的经典之作《东方主义》以及其后来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深刻揭示了西方对东方实行的文化霸权及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实行文化霸权的新形式。翻译是西方对东方实行文化霸权的工具，同时也是东方借以抗衡西方文化霸权、力求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手段。冈波斯兄弟(HaroldoandAugustodeCampos)的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似乎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催生了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转向。涌现出一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学者，如冈波斯兄弟，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马拉茨(Samia Mehrez)，罗滨逊(DouglasRobinson)和西蒙(SherrySimon)等。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第二，按儿童文学体裁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童话、儿童故事、儿歌、儿童诗、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和儿童影视等形式。我们可对某种体裁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译，以《农夫和蛇》，《狐狸请客》等作品为对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译;如研究童话翻译，以《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糖果屋》等为对象研究格林童话的翻译，以《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为对象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如研究儿童影视翻译，就是研究跨媒体的儿童文学翻译。儿童影视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国儿童故事被拍成电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编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译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加菲猫1》、《哈利•波特》、《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功夫熊猫2》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译者更是受到了译语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字幕翻译中出现了很多体现中国文化语境的词汇，如China翻译为“中原”，soothsayer翻译为“羊仙姑”，Nice翻译为“给力”这个时尚流行语。另外，翻译配音和外语发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第三，按国别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军较早有这方面意识的萌芽，但他只对抗战时期我国对苏联等主要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作了不完全统计。［3］至于每个国家被译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体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译者、对抗战时期的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未能论及。李丽按洲别(亚、非洲，欧洲，西欧，中、东西欧，中、北欧，美洲)和国别把我国1911－1949年期间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的数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4］26－33但笔者认为，她和文军一样，只做了初步的数量统计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怎样，我们也可按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第四，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的翻译，而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其实，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反过来会很好地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翻译服务，也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一些现象。如，我们不妨对李丽翻译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性别意识。第五，对儿童文学转译的研究。有些儿童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从源语文本翻译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日语等转译过来的。例如，1898－1919年期间，梁启超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等也都是由日文转译的。［4］246－314那么转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语境等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值得研究。第六，国内外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翻译及影响研究。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家们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进行了交流，多数认为堪忧。
关键词:商标 翻译 美学特征
语言是一种信息传递工具, 它不仅能承载句法和语义信息, 还能携带社会、文化等附加内容。现代商标名称为满足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除承载并传递商品详尽信息外,还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差异,尽可能地展示商标的美学特征以刺激消费者感官,引导其购买欲望并促使其采取购买行动。因此,商标翻译中,合理运用翻译美学理论,使商标译名更好地体现其美学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翻译美学理论阐释
20 世纪70年代,美国翻译学家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合著了文化转向的著作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用描述性方法研究翻译,深化了对翻译研究的认识,以文化转向为背景,翻译美学理论呼之欲出。bassnett 和lefevere说:“对研究对象再次予以界定;在源语文化符号与目的语文化符号所构成的网络中,对内嵌于其中的文本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翻译研究既能够运用语言学的方法,也能够不拘于此,运用他法”。
1995年刘宓庆著《翻译美学导论》,构建了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从翻译艺术的基础层级审美原则到综合层级审美原则进行翔实论述,提出文学翻译审美的三个特征:翻译审美必须整个心理结构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即畅与物游;必须用想象校正对原文的理解即视野融合;必须与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感同身受(隋荣谊、李锋平,2007)。
2005 年毛荣贵著《翻译美学》,以美学思想为核心宏观分析翻译美学,以英汉两种语言为媒介,从语言学角度包括音、形、意、句和词汇进行审美比较,提出翻译实践中的相应方法;探讨了接受美学理论,把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和接受以及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并研究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的社会的、历史的、个人的原因;同时指出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形式在感觉中生成”、“通过整合使之完形”的意蕴(毛荣贵,2005)。
翻译美学理论追求形式美、意蕴美和接受美的有机统一,继承和借鉴了接受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将美学理念全方位渗透到翻译实践中,用审美的视角去理解、欣赏和接受原文和译文。
商标翻译的误区
商标,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由文字或图形共同构成商品符号,在音、形、意等方面蕴涵了许多美学特征;在商标翻译中,应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差异,让商标译名达到和商标原名同样的审美效果,以便在国际市场中树立良好形象,博取更多消费者的青睐,进而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
而商标翻译涉及到语言学、营销学、心理学及美学等诸多学科,商标译名要想成功保存原名的风格、韵味及内涵,译者必须摆脱商标翻译只求字面意义对等的误区,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不同文化大众的审美心理,成功体现商标的美学价值。如美国婴儿用品品牌johnson's(强生),最初译名对等直译为“庄臣”,让人无法和婴儿用品联系起来,而译名“强生”响亮、上口,表达了对孩子的祝福,让人联想起孩子们健康、强壮、快乐地成长,体现了商标的意境美和文化美,最终使品牌家喻户晓,销量大增。又如隐形眼镜bush&lomb(博士伦),原名是公司创立者的姓名,若直译会让人无法理解,译名结合消费者近视人群对知识的渴望以及争当博士的心理,从情感上贴近消费者,展现了译名独具匠心的情感美。
商标翻译的美学体现
为了激发产品的品牌形象销售,商标译名中应充分展示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以获得新颖、与众不同的效果,博取消费者的青睐,让产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
(一) 意境美
商标译名通过形象描写再现商标原名的境界和情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诗情画意般的弦外之音引人入胜,诱发和开拓了消费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引发了消费者忘我的联想与遐思,形成了商标深远、悠长的意境美。如世界知名体育和运动品牌nike (耐克),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这一译名让消费者联想到在运动竞技中,每个人都希望胜利女神降临,通过自身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斗志最终获得成功。
(二)文化美
商标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媒介,既要体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又要迎合不同消费者的文化审美取向,商标译名应恰当地将文化美予以再现或拓展以感染消费者。如法国连锁超市carrefour(家乐福),译名表达了超市为千家万户造福的意愿,符合中国消费者幸福美满的家庭意识。服饰品牌goldlion(金利来),其原名和译名就是珠联璧合的典范。goldlion没直译为“金狮”(和“金失”谐音,丢失黄金的意思),而译为“金利来”(直译gold为金,音译lion为利来),其文化内涵近似于原名,又符合中国文化“财源滚滚来”的寓意。其他译名如饮料seven-up( 七喜)、pespi(百事)等均展示了文化美。
(三)音韵美
音韵美指商标译名发音响亮,节奏明快,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在传达原名主旨信息的同时,满足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多采用头韵、尾韵、叠韵、拟声的翻译方法,使译名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感染力,易于记忆。如饮料cocacola(可口可乐),摒弃了原名coca(药用植物,名古柯),cola(西非可乐果树,或不含酒精的饮料)的直译,译名可口可乐运用双声叠韵再现了原名押头韵的音韵美,读起来韵律和谐, 富有乐感。
(四)情感美
情感美指商标翻译应重视消费者的审美情感心理,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译名的情感美更利于沟通消费者的民族心理认同感,在感情上亲近消费者,引起他们的共鸣并激发他们的尝试心理和购买欲望。如紫色香水poison(百爱神),原名直译为“毒药”,强调香水香型独特,品名大胆而奇特,紫色色调颇具神秘意境和氛围;但在国内,毒药暗指女性使用香水后会野性奔放、妖艳迷人,不符合传统习俗,无法开拓市场;译名百爱神,既有化妆品特性又具特定含义,广博众爱,获得了消费者心理认同感,体现了情感美,投入市场大获成功。
(五)简洁美
商标译名大多简洁明快,避免生僻字眼,充分运用汉字所蕴含的多义信息,激发消费者无尽的想象,易于上口,便于记忆。如洗发水head&shoulders(海飞丝),原名直译为头和肩膀或海伦仙度丝,冗长复杂,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译名海飞丝简洁清爽,让人联想起柔美的发丝如大海波涛般散落在美女肩上,体现了产品特色及功效。又如德国汽车mercedes-benz(奔驰), 原名直译为梅塞得斯•本茨或宾士,毫无特色,译名奔驰简洁生动,体现了产品属性及驰骋万里的良好性能。再如快餐kentucky(肯德基),打印机hewlett-packward(惠普)等也展示了译名的简洁美。
综上所述,商标翻译的美学体现包括意境美、文化美、音韵美、情感美和简洁美等。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文化习惯、审美情趣和心理,灵活运用翻译美学理论,让商标译名充分体现其美学特征,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不断地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
参考文献:
［关键词］对比修辞 翻译研究 关系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41－02
引言
对比修辞学可谓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它主要通过对修辞模式的差异分析来研究跨语言、跨文化写作的异同，与第二语言写作、翻译教学及英语多元化研究有密切联系，对认识了解跨文化语言和写作上的文化差异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将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结合研究的趋势。这种结合形式的研究主要探究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句法、篇章结构方式上存在的文化异同，尤其是比较其间的主要差异。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及作者的认识，从以下几方面对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进行概括性评述。
一、对比修辞研究概述
对比修辞学（Contrastive Rhetoric）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分支，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于1966年，以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母语的修辞模式对第二语言写作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应用语言学家Robert Kaplan可算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领路人。“对比修辞”这个概念是他在对近六百篇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写作的英语作文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率先提出的。Kaplan认为“每一种语言及其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修辞传统，逻辑与修辞是相互依赖的，在特定的语言中思维与语法是互相联系的”。同年，他发表了《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维模式》这一奠基性文章，率先对母语的语篇结构和修辞方式在第二语言中的表现进行研究（杨玲，2002：1）。Kaplan提出假设：向美国学生(指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和外国学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教授阅读和写作的方法不应相同。这一教学方法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修辞性质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所致（胡曙中，1989：40）。同时指出：学生的第二语言创作会受到母语、文化、修辞模式和修辞传统的影响（这影响主要体现在干扰方面）。Kaplan认为修辞模式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依附于文化而产生的，并将修辞模式归纳为以下几种：英语的直线式模式，东方语言的螺旋式模式、闪族语的平行式模式、俄语的偏离式模式和罗曼语的拐弯式模式(见图1)（穆从军，2007，22）。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向其使用者提供了其对所处文化氛围的现成的解释。譬如像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感想的时候会通常使用“我们认为/得觉……”这类的具有集体色彩的句子，这表示了中国人往往把作用于自身的感官印象主要以委婉间接的集体活动形式来表现，而美国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不说“We think/believe…”，而以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I think/believe…”，这里的差异源于印欧语系语言使用者与汉藏语系语言使用者文化传统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传统继而影响到表达方式的不同，当然表达方式包括各种修辞的使用。由此可以说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模式，而修辞模式对人们交际、理解和翻译有一定的影响。正如Clayann Panetta所指出的，成功的交际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文化的、修辞的。
二、翻译研究概述
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在20世纪后半期才正式出现：Holmes在1972年发表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次提到“翻译研究”。他主张把作为经验科学的翻译划分为纯理论的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类。前者后来逐渐发展为理论翻译研究和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包括翻译训练、翻译辅助和翻译批评三大应用分支。描述翻译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功能、过程和导向上。总体说来，翻译研究主要是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的跨学科研究。它的历史较短，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许多其他学科上，其中主要包括比较文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等，是一门归属于人文学分支的整合性学科。
塞莱斯科维奇指出，“翻译的对象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对象是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所要表达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只是一种必要的媒介。翻译的任务和目的是成功地促成交际（对于目标语言的使用者来说，一个好的翻译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还应该要能像是以母语使用者说或写得那般流畅，并要符合目的语的习惯）：把一种熟悉的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原本不熟悉的语言信息的活动。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杨自俭曾指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作为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其语言障碍”（许钧，2003，76）。因为这些语言障碍通常是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所以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就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当然也包括修辞模式、修辞方法及修辞传统的差异。
三、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张会森在《修辞学通论》一书中提到：“对比修辞学的对象是翻译艺术的规律。”“翻译理论的任务在于揭示两种语言功能上雷同的内在资源。揭示这种资源的科学应该称为对比修辞学”。(张会森，2002:251)
费道罗夫指出：“翻译理论作为一门语言学科，首先与修辞现象有关，因此它的基本点是语言功能和语言单位功能的概念、意义功能和艺术功能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以比较分析译文和原文为其研究方法的对比修辞学的那一分支来说，也是根本性的概念，因为它的任务恰恰在于系统地描写译文语言，为充分再现原文语言单位所执行的意义功能和艺术功能而拥有的那些修辞手段和修辞潜力。”（李维琦，1984：35）
我国的对比语言学家在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这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李定坤在《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一书中通过全面、透彻地比较分析汉英辞格，提出了直译、代换、意译、直译与意译相合等译法；袁昌明在《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一文中从形合与意合、动态与静态、人称与物称、主动与被动和复合与简单五个方面对比了英汉语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并论述修辞比较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朱丽田则在《英汉比喻修辞格的对比与翻译》一文中分析英汉比喻修辞格的异同和翻译技巧。（李东辉，2006：114-119）
修辞不是普遍存在而是依附于文化的，作为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也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文化即是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两门学科的联系纽带之一。虽然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有着必然联系，但对比修辞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二语言写作上，他们对翻译研究的理论和研究翻译的学者通常是不太熟悉的。同时，翻译理论学家也似乎不清楚对比修辞学的发展。这种相互的无知是奇怪的，因为这两类学科研究背景除了在文化上的共同之处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相关之处，比如研究目的还有研究方法等等。两者的研究领域都属应用型而非理论型，它们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可以直接用于解决一系列的实际任务如：翻译，双语书籍、词典的编纂，外语教学等。因此，它们属于语言学的应用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用于各领域的实际目的是同样的，譬如：对比修辞学帮助语言教学专家研究，而翻译理论辅助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无论是对比修辞学还是翻译研究它们都以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为媒介，以语言间所要传达的意义为研究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到应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影响，它们理论研究的方法都经历过变革。
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正如W.Marton在其论文《对比研究的教学启示》中指出的“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对比分析练习”。这里的对比分析当然是包括对比修辞学的。刘宓庆在他的《文体与翻译》一书中专门留出一章谈修辞，他谈到：“翻译学中的表达问题与修辞学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两者都是探讨运用语言的技巧。翻译工作者要功于表达，绝不能忽视修辞学。”(刘宓庆，1998:536)由此可知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促进发展。
四、结语
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都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对比修辞学由Kaplan在1966年发表的《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模式》中提出，而现代翻译研究始于1972年Holmes’s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以上的评述完全有理由说明，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是关联的，它们有一些共性：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不仅具有共同的研究媒介即蕴含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中，而且具有相同的实用目的即正确理解文章，改进翻译水平，促进第二语言写作和完成交际目的。在近年的发展历程中，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都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思想，拓宽了研究领域，它们相互融合的研究更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和写作者了解和掌握目标语文化的修辞习惯和修辞取向，以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望达到翻译目标，促进教学双方的理解和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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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Contrastive Rhetoric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iu Mingya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
（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830）
摘要：中国传统译论如中国文化般源远流长，与西方译论相比，它独树一帜，有其独特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并具有延续性。在译学研究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译论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国传统译论应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基础，顺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趋势，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发展，以为译学研究做出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理论；梳理；挑战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14—02
收稿日期：2014—06—15
作者简介：梁春凤（1976— ），女，广东湛江人。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一、中国各个时期的翻译理论
（一）古代佛经翻译理论
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从东汉一直持续到唐代。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不但译出了浩瀚的经书，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思想。支谦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主张直译的代表，他主张译经必须“弃文存质”；道安也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鸠摩罗什与以上两位翻译家刚好相反，他主张意译，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 而玄奘的译经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他既不赞同支谦、道安等人的直译，也不赞同鸠摩罗什的意译，而主张直译与意译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在中国第一个翻译高潮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直译、意译两个不同的派别。
（二）近代西学翻译理论
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看到中国的积弱和外国的富强，开始思考并寻求救亡强国之道。他们通过大量翻译从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知识，培养精通外语的科学人才，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翻译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是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同一时代的林纾虽不通西文，却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在翻译《黑奴呼天录》时确定了“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不亡失”的翻译思想，后人将其归纳为“神会、步境、怡神”。
（三）“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理论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瞿秋白、梁实秋等参加了这场论战。鲁迅提出了著名的“宁信而不顺”，主张“输入新的表现法”，坚持直译原则。瞿秋白提出了“读者概念相等”的翻译原则，主张“信”与“顺”的统一，比西方翻译理论家的“等值”、“动态对等”等理论还早了半个世纪。瞿秋白的翻译思想还有一个贡献，即他认为借助翻译可以推动中文改革，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而翻译论战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梁实秋等人则提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等观点。思想的不同碰撞出理论的火花，因而将翻译论战推向高潮，震撼了整个文坛，也推动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的发展。
（四）抗战后期的翻译理论
在抗战后期，当时的翻译家开始反思翻译问题，并对翻译的哲学思想进行探讨，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较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林语堂、朱生豪、陈康等。林语堂提出“翻译即艺术”，“翻译要注意文字之美，即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而翻译的审美标准是“传神达意”，他的《论翻译》一文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陈康以哲学的眼光提出“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的翻译原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见解相吻合，可见，鲁迅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凝练的翻译思想已闪耀出哲学的思辨性。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重视翻译及翻译理论建设工作，召开了翻译工作会议，为全国的翻译和翻译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在翻译工作会议上，
董秋斯全面论述了建立完备的翻译理论的重要性，茅盾做了纲领性的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斗争》，并在报告中提出“意境论”。傅雷是这一时期杰出的翻译家，他以美学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完整的“神似说”。与“神似说”同时期的还有钱钟书赫赫有名的“化境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理论上的延伸。
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不断加深，推动了翻译事业的繁荣。大量的外国翻译理论在给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补充养分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其面临着各种挑战。
（一）很多翻译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理论意识不强，学术基础薄弱，难以自成体系
在探讨建立翻译学的过程中，众多学者认真、严谨地思索并考察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优势与劣势，并与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比较，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理论意识不强，学术基础薄弱，难以自成体系。董秋斯先生认为，中国1000多年的翻译经验只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的经验之谈。［1］王宏印也指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三个缺陷：一是理论意识不强，需要拉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二是基本范畴缺失，影响了理论体系的建立，导致无法形成不同的译论学派；三是学术基础薄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缺陷。［2］穆雷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缺乏明晰的概念与严密的范畴，重意会不重言说，没有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强调个体的经验和感悟。［3］
中国传统译论之所以会具有上述的这些特点，与中国文字、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重意会，中国传统文化重人文学科，因此，中国传统译论往往以哲学而非科学、以美学而非宗教为理论基础；以综合感悟而非逻辑演绎为思维特征；以定性描述概括而非定量分析建构为理论形态特征；与其相关的语言观是人文主义的，而非科学主义的。［2］中国传统译论这些感性而非理性的特征，在翻译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在“科学性”十足的西方译论的冲击下，很快被边缘化，其价值也渐渐被忽视了。
（二）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已发展到顶峰，难以突破其原有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模式，无法再继续发展了
建立在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经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巅峰，在其原有的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之下，已难有突破。对传统翻译思想的深入思辨也很难在已有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理论上创新，研究者在传统译论的研究方面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很多学者认为，传统译论已发展到“晚期”，其中各种要素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进入了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2］因此，众多翻译研究者将眼光投向西方的翻译理论，沿着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方向，分析翻译的各种不同内涵和本质。
三、结语
尽管中国传统译论面临着西方译论各方面的挑战，但是，近年来外国翻译流派思想的大量引进却未能在整体的框架系统建设上对中国译学建设起到预想的促进作用。［4］陈福康也提到过，有一些译论文章使用很多玄乎其玄的“新术语”，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1］除此之外，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路在触及后现代问题之后，理论形态不可避免地形成悖论式的思维，可能让人无所适从。［5］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传统译论在译学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整理其脉络，挖掘各翻译大家学说的关联性，强化中华思想的价值，使其在译学研究的多元化背景下继续发展。已有学者尝试用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研究翻译，也有学者尝试以太极之哲学研究翻译。“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发展到极致的翻译美学理论如果能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为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也为中国的译学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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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祥立.对中国传统译论几个问题的再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1）.
[关键词]电影；字幕翻译；《泰坦尼克号》
现代社会，电影产业作为国际交流、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担负着传承优秀文化与展现现代风貌的重要使命。电影文化在国际范围内展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思维模式与语言环境，在电影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暴露出国际之间语言交流障碍问题，电影字幕翻译顺势而生。电影字幕翻译作为展现电影情节，最大限度地传递语言信息的一种翻译模式逐步为大众所接受，成为翻译界重要的组成部分。电影的主要社会功能包括教育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和交流功能这四大类，其电影字幕翻译工作是社会功能的重要补充，在实践生产过程中逐步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国内外针对电影字幕翻译特色的研究，余倩（1985）对电影文学中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文字是语言的艺术，电影是以造型为主的艺术，通过电影与文学的有效结合来反映社会复杂的生活状态；尤虹（2002）在硕士论文中认真探究了外国影片的字幕翻译，对电影字幕翻译模式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目的是能够引起翻译工作者对电影字幕翻译的兴趣和重视，更好地发挥电影跨文化交际的功能；贵州大学赵婷（2006）在硕士论文中对英汉电影字幕翻译文本外因素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论文从考查影片字幕翻译中的改写现象入手，分析了文本外因素对语言转换和文化传播的影响；赵蕙（2010）针对电影字幕翻译的特点，研究了字幕翻译的策略，指出电影字幕翻译必须根据电影字幕让翻译具有口语化、口型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大众化的特点，以译语观众为中心，着重强调电影要达到的目的，进而启发译者使用适当的翻译策略；韦运会（2012）论述了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基本要素与方法，以影片翻译材料为基础，结合电影语言的特点，提出英文电影字幕的翻译的要素，同时提出了字幕翻译方法。本文充分总结了电影字幕翻译发展的历史沿革，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为例，对其字幕翻译特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电影字幕翻译策略与建议，研究结果是其为电影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电影《泰坦尼克号》字幕翻译特色研究
（一） 电影《泰坦尼克号》内容简介
1997 年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其展现的是一艘皇家游轮泰坦尼克号沉船经历的过程。1912 年 4 月 10日，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首航从英国南安普顿启程，贫穷的青年画家杰克在下等舱，社会上层阶级富家少女罗丝与母亲、未婚夫卡尔坐上了头等舱。引发故事的根源是罗丝与卡尔虚伪的上层阶级生活与令罗丝不满的爱情，罗丝决定跳海自尽，却被杰克所救并产生了爱情。1912 年 4 月 14 日的晚上，望台上工作人员发现了正前方的冰山，在驾驶舱全力使客轮减速转变航向的过程中由于惯性原因最后轮船还是撞上了冰山，泰坦尼克号将在两个小时内沉没，船上马上陷入了一片恐慌。而恰在此时杰克被霍里栽赃偷窃钻石，被关到了下层船舱，罗丝回到船舱拼命寻找到了杰克并将其救出。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船的时候，工作人员要求女性先上救生艇，在杰克的极力劝说下，罗丝终于上了救生艇。然而在救生艇缓缓下放的时候，罗丝想到要和杰克在一起，因此坚定不移放弃了最后逃生的机会，跳回到甲板上。杰克带着罗丝跑到船尾，并坚持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最后一刻。两人从漩涡中挣扎出来，杰克将罗丝推上了一块漂浮的木板，但这单薄的木板根本就无法承担两人的重量。几次尝试后，杰克决定放弃，将自己浸泡在刺骨的海水中，并鼓励罗丝一定要活下去。几个小时后，奄奄一息的罗丝被赶来的救援船救起，杰克生命却从此而终止。在84 年后，罗丝回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将“海洋之心”抛入海中，以此来祭奠杰克的在天之灵，表达自己深深的思念。电影在一段灾难的旅程中刻画了一段荡气回肠、凄惨绝伦的真挚爱情，映现出特殊的时代下人们的生存行为、思想情感的生活背景。
（二） 电影《泰坦尼克号》字幕翻译特色研究
字幕翻译是指在电影放映期间显示在屏幕画面的下方，对于影片中演员对白进行的文字翻译。电影字幕翻译作为电影情节完美展示的一部分，从听觉和视觉两条途径同时进入两种语言系统之中，借此为目标观众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平台，目的是帮助观众解决语言障碍问题，了解故事情节，最大限度传递电影情节的语言信息。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国内外瞩目的票房业绩，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影片故事情节、演员技巧与配音等环节之间相融合的成功性，其字幕翻译的准确性、聆听性、综合性、口语化、大众化等特点也是影片取得成功的重要元素。从字幕翻译的语境效果分析，《泰坦尼克号》的字幕翻译首先体现在措辞方面，充分体现了影片人物在不同教育背景、心理倾向下的人物对话贴近现实世界的特点。以影片中杰克与罗丝二者对白为例，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杰克的语言特征表现为非正式语言及口语化，语言略带粗俗，这就是杰克作为贫穷人民阶级的语言风格，在字幕翻译中也较为真实展现了杰克影片语言的平实、地道与通俗，尽管语言不够文雅华丽，但正是当时年代下层阶级语言风格的现实展现，通过对影片主演的人物性格、心理变化及思想情感的完美映现，很快与观众的心理倾向产生极大的共鸣。罗丝在接受了上层教育的背景下，其语言风格较为正式与考究，字幕翻译也较好体现出罗丝作为上层阶级富家女的形象与心理、情绪特征，能够较好表达原电影要向观众传达的语言信息。语境效果分析另一方面体现在跨区域文化在字幕翻译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以影片两处字幕翻译策略为例，其一影片中杰克参加晚宴环节叫做 “snake pit”，字面意思是“去蛇洞”，然后在中国的文化语言环境中表达的是面临巨大危险的内涵，通常用“羊入虎口”或是 “龙潭虎穴”来比喻，字幕翻译中采用“羊入虎口”是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的语言环境，消除了观众的语言障碍，实现了电影信息准确、快速的传递效果；其二是在影片杰克描述自己的环节中出现了“tumble wee” 一词，字面意思是“风滚草”，字幕翻译为“你可以叫我无根的草”，通过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文化背景以达到中国观众较好理解影片人物想要传递的信息。 从字幕翻译文字处理方面分析，通过字幕翻译体现出电影语言的聆听性、综合性、口语化、大众化等语言特点，兼有电影中犹豫与停顿、重复的会话语法，对影片中的禁忌语言采用直译与意译两种手法恰到好处折射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现实生活。综合分析《泰坦尼克号》字幕翻译特色，从观众欣赏与影片播映的互动中可以看出观众在影片播映时对影片语言环节的理解较为顺畅，折射出《泰坦尼克号》的字幕翻译能够将电影本源想要传递的信息、时代背景下的人物性格、心理及思想情感较好展现出来，为观众传递的影片信息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观众内心情绪与思想情感跟随影片的故事情节而波动，字幕翻译因此而达到了最大限度传递原电影信息的目的。
二、电影字幕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研究
影片播映与观众欣赏整个过程是影片传递信息与观众认知、交际的过程。电影字幕的翻译作为影片传递信息的辅助环节在时间、空间的有效传递上存在一定的限制要求。时间限制是影片播映过程中要求字幕必须与屏幕图像同步配合，空间限制是对影片屏幕上的语言符号数目有所要求。最大限度对影片字幕翻译时空限制的有效处理，与观众欣赏的心理诉求完美共鸣是影片取得成功的关键环节。对电影字幕翻译的技巧与策略进行探究，首先任何电影字幕翻译技巧策略都要以电影情节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特色为前提来决定，不能脱离所要展现时代背景下的现实生活原貌与时代精神诉求，一旦脱离，电影所有的情节就已经丢了“魂”，整部电影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也因此无法展现；其次电影字幕翻译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在字幕翻译时要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所用语言尽量直白、大众化，就像观众平时说话一样对进入自己大脑语言系统的语言要有一定的舒适感，具体翻译策略主要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翻译过程中以观众为核心，充分考虑到大部分群众的思维方式、情绪感情等因素，对影片进行恰到好处的字幕翻译；再次在字幕翻译过程中要重视时间因素、空间因素及文化因素对影片时代的限制，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保持原电影的情节节奏，减少跨区域文化之间的距离，翻译最大限度符合影片放映地区的会话习惯。综合分析电影字幕翻译的技巧与策略须以观众的思想情感、会话方式为核心，以影片情节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思想情感、文化特色及情深诉求为基础，运用目的论等原则，直译、意译等技巧对影片情节通过字幕翻译的形式最大限度传递出观众所需求的有效信息。
三、结语与建议
电影是一种融合多种艺术传播手段的大众媒介，承载着引导世界人们的教育认知、审美、娱乐、交流等社会功能。字幕翻译作为电影情节展现的一个重要补充是电影信息能够有效传递的重要环节，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同时是电影文化体系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电影的字幕翻译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字幕翻译得恰到好处是实现电影教育认知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和交流功能的基础，是将整部影片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及思想情感完美展现给观众的核心环节。在电影字幕翻译中要充分考虑到电影拍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特征，以广大观众的精神诉求为核心，注重跨区域文化会话方式、语言思想、文字内涵的异同，引进电影字幕翻译的技巧与翻译策略，力求使字幕翻译在语境效果与文字处理等重要环节上与影片故事情节相融合，吻合观众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与精神诉求，进而实现与观众思想情感的共鸣，达到最大限度传递影片信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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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著，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转贴于
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4]吕凤仪，何庆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适用性的学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3)：47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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