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文明;政治文明;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82-03
探讨和研究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辩证关系,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
一、传统道德教育中“和”的本义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交流融通的状态,它既表明人类应该用更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又表明在文化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上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崭新视角。其内涵包括三点: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即树立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需求,体悟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精神信念。二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即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有弹性的和不可完全预测的原则,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即人们的追求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其基本内容是:尊重自然,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超越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先于一切;主张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础,体现在:
1.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前提,体现在:(1)生态文明建设决定了生态环境状况,从而决定了社会成员的聚、散状况,人员多少和风俗习惯等,近而决定了公共权力的产生、消亡,权力大小以及运作规则等,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政治文明, “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2](2)自然生态有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改变了其作用条件,尊重、利用其发展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可改造的范围内,就产生了生态文明,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3](3)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强调按自然生态法则、规律办事,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生存,政治文明才能产生,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4],“政治离开活生生的个人,就无法运转。”[4](4)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会导致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这是政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3]由此可见,“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2.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础,体现在:(1)生态文明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规定、各政治行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文明和意识文明等,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补充”;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意识的加强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政治文明中的“生态部分”在整个政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突出,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2)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使人们可在尊重和利用自然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物质、各种生物自身及其它们之间的健康、有序循环,促进它们的正常生长,从而增加其数量,修复并有效保护生态系统,近而增加、扩大劳动对象,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因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3],从而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物质文明成果是人类最基础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讲,它决定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障。”[5](3)生态文明尊重自然和生命,强调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超越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这有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居住环境,“生态文明的发展应该帮助人类从这种环境中摆脱出来,使人们能够在优美、和谐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从而恢复精神生活在人类全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3],进而为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奠定自然条件,并为其他人权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自然条件作为人权的一个前提,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与人类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发展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4)其可持续的生产观和消费观可导致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为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可持续实现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相反,会阻碍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人权的实现程度与自然条件的给予程度并不完全成正比,当人对自然的利用程度超过自然的承受限度,自然条件便会以报复的形式取消人权的前提。”[4](5)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可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持续的人口、物质和文化基础,并提供有益的借鉴:一方面,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既可使各生物物种自身内部保持有序、有效循环,优胜劣汰,使其种群、物种健康生长,增加和扩大人类的劳动对象,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为政治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可持续的物质基础,又可使各物种之间保持有序、有效平衡,形成良好的相互竞争、相互依赖的和谐共存状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基础;另一方面,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公平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生态法则可用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的建设之中;各物种之间既相互竞争又和谐共处可用于各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之中,用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存性之中等等。
3.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和内在要求。(1)从静态角度来看:一是尊重自然,承认物种的天然生存权利和价值,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平等,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既可不断增加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承认、接受、认可和支持现行政权,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高政治权威,“在现代政治中……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统治阶级与政府的实际作为……经济职能已成为国家为其政治统治赢得大众广泛支持的重要手段”[4],又可促进政治参与,更好地实现政治民主和人权,“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呈正的相关关系”[6],还会导致平等观念的内涵增加,使平等由过去的等价交换、经济平等、政治[人人]平等转变到今天的等价交换、经济平等、政治[人人]平等、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物种之间的平等,大大增加了平等观念的内涵,从而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并导致“民主”、“人权”等观念的变化,由过去只强调人的民主、人的权力发展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物种之间的平等、各物种各自的生存和发展等权力,从而大大推动了政治文明发展的理念。二是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先于一切,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从而要求增加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政治结构或相关部门的环保职能,导致政治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推动政治发展,因为“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政治权威的法理化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7]。三是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和消费观,它强调形成和发展生态产业,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导致生态环保方面的参与不断扩大,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政治文化日益更新、政治行为不断变好,推动政治发展,“一般认为,权威的理性化,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大众参与以及文化的世俗化,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标志。”[8](2)从动态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一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合法性,促进权威的理性化;二能导致政治结构分化;三能为政治参与扩大奠定物质基础,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总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在价值观念、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深刻的变革,必须在多个层面同时下大力气,进行坚忍不拔的努力。”[3]
二、目前道德教育中存在的不“和”因素
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不可分割:一方面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促进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1.政治文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1)不断进步的政治文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它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表现在促进或阻碍人们的政治活动。政治文化按社会成员对输入和输出的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政治文化、臣属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地域型政治文化转向臣属型政治文化,再转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都有认知、情感和评价,这有利于政治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各政治行为,包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为,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文化氛围中、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强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9](2)良好的,如有利于实现民主与人权的政治行为习惯,政治参与习惯等,可使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各级政权体系及其决策系统中去,促使政治体系民主和科学决策,从而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3)进步的政治符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如广泛宣传、标识各种生态环保标记,可时刻提醒人们注意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洪流之中去,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定的政治符号……更具有直观的刺激作用,从而产生特定的政治心理效应和定式。”[6](4)权威的理性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强有力的推动器和保障。一方面,权威的理性化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承认、接受、认可和支持现行政治体系,因此,只要现行政治体系号召全社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承认、接受、认可和支持政治体系的社会成员都会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洪流之中去,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因为“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统治会自觉加以服从,即使出现抵触,也不会危及根本统治”[8];另一方面,权威的理性化会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从而实现民主和科学决策,确保政治决策不出现失误,这有利于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他们才会将自己对政治现代化的看法、设想、程序、步骤和方案充分表达出来,政治体系才能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顺利地推进政治向前发展。”[7](5)政治结构的分化有利于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机构,完善其职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众所周知,政治现代化是指由传统政治转变为现代政治的过程,它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和参与的扩大三个方面,是现代化在政治方面的体现,而政治结构的分化是指政治机构的科层组织更精密、更复杂,它会导致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可见,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导致政治结构的分化,这有利于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门机构,完善其职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6)参与扩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力。
2.政治文明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1)政治制度的性质、完善程度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价值取向和力度。一般来讲,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它能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9],相反,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是为了整个资产阶级顺利赚钱、持久赚钱的需要,因此,其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往往受到其整体利益需要的限制,无法从根本上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这是由其阶级局限性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以维护和服务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原则,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9](2)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政治权威、日益分化的政治结构和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权威的、强有力的政治体系,尤其是各级政府,需要有专门负责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机关,需要有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3)日益完善的政治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表现在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党制度分别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法律保障和组织保障。
三、运用“和”法进行道德教育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必然要与政治文明相结合。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结合是指人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及成果日益统一和融合起来,合二为一,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日益进入政治领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并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来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政治行为主体及其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日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用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及其成果来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使政治日益生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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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
，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关注”不同，这里讲的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P>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
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
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98年元月初稿
注解：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sbury,eds.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
ENVIRONMENT,Ac
tors,Interests,andInstitutions,ClarendonPress,Oxford,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
ENVIRONMENT,ibd,PP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16．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
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TODAY,The
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5,P148.
17．A.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
PP150-152.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19．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20．21．OranYoung,"Interdependencein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Journal24,Autumn1969,
P728.
关键词：廉政文化 教化 导向 约束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32-03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廉兴贪衰的循环演进史。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廉兴则吏治，吏治则民平，民平则国富;腐生则吏废，吏废则民怨，民怨则国衰。所以能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政党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腐败似乎从未曾远离人类，它与政权如影相随，成为执政者挥之不去的痛。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泛滥，难于根除，究其原因，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它的存在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认可和心理上的容忍，所以说，腐败的产生与一个社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一、权力的运行需要廉政文化的引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能引领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文化的约束和影响，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权力的运行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目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基础的良性发展。为什么会存在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许多观点认为是经济基础的原因，甚至简单归罪于市场经济，其实权力的廉洁与腐败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意识，不能简单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存在问题，严格讲它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待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既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约束权力运行，建设清廉的政府、打造清明的政治，净化政治生态，最终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制度并非万能，也难以尽善尽美，有些制度规定了的，没有严格落实，认真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文化力量所致，因此必须要解决制度管不到，管不好方面的问题，发挥文化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笼子”周围构筑廉洁的文化环境，建立与制度相呼应的“思想防线”，帮助每个人自觉抵制腐朽社会文化的侵蚀，凝聚全民反腐的共识和力量，进而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准确把握廉政文化的内涵与本质
倡导廉政文化，必须明确廉政文化的内涵。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客观反映①。其内容关乎修身立德、为官从政之道，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大公无私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具体的反映。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②。廉政文化从本质上看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当前，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要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使之成为廉洁从政的动力文化;成为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宣传文化，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人员必须恪守的职业文化。
中国是个倡导廉政文化的古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道德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今天倡导廉政文化就是要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作用，使廉政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以道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一旦内化于心，便成为人们内心评判是非曲直的“法官”，发挥着引导、激励、约束、支配、改变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道德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认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这样看来，廉政所形成的“廉”一方面是由制度、法律等外部强制力而产生的“廉”;它的作用使人想贪却难贪。另一方面，是由廉政文化熏陶教育所生成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的“廉”，是骨子里的“廉”，它的作用是使人能贪却不想贪。所以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的基础，为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正如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说：“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纸砚笔墨，而在于其神韵，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好的制度就不容易出台，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再好的制度也难于执行到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想要抵制贪腐的最后防线，无论是健全完善的制度，还是严厉到位的执法都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秉承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因而，有人形象地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张构建在心中的道德之网，法律制度之网能网住的是几条大鱼，道德之网所能阻挡的是所有的鱼。”
三、发挥廉政文化在净化政治生态中的作用
多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由此可见，净化政治生态首要任务是解决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问题，廉政文化在此能发挥的特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教化作用。2003年，人民网在《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规范。”而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总和的文化，提供着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好与坏等一系列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正义感、审美感、羞耻感、是非感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最终成为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廉政文化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廉政理念、规范教育训化民众树立廉政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廉洁习惯，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感染力、感召力、感化力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于比拟的。
2.导向作用。导向作用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功能，深化廉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导向是指引导的方向意思，是事物发展中灵魂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都具有对现行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起到判断与评价，支撑与引导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价值评断，是一种正能量，它能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支配、改变、引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并起到约束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并帮助人们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凝聚社会共识，加大反腐力量，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约束作用。规范一个社会有两样东西：一是制度，二是文化。如果说制度是一种硬约束，那么廉政文化则是一种软约束，它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认同等，更为深刻、广泛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在深度广度上比制度更为深远、更为广泛，它不仅作用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群，而且作用于普通社会民众，促使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民众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从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在举国上下大力惩治腐败的形势下，廉政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将使受到廉政文化教育熏陶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其所释放出来的效能――约束和自我约束。
四、倡导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要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也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好，人心齐;政治生态不好，人心散、事业难成。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风险，迫切需要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来凝聚力量攻艰克难。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廉洁的政党文化深入人心，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使廉政文化成为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因此，必须寻找建设廉政文化的有效途径。
1.廉政文化建设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发挥好其示范表率的作用。“上行下效”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纵观历朝兴衰，风气衰败大都源于官场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中可以发现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因此，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其本人，更是影响到一个队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权势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目无党纪国法。所以，倡导廉政文化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这样才能发挥好廉政文化对全社会导向教育作用。首先，要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党政干部对全社会的示范表率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有这样的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讲的就是党员干部在基层工作中表率示范作用的重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只有我们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秉公用权，恪尽职守，洁身自好，才能经得起执政考验、权力考验，才能以榜样力量来引导推动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其次，党风廉政的状况一方面主导着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受到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只有整个社会都对腐败疾恶如仇，有了“人人得而讨之”的心态，坚决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让腐败分子遭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不给腐败分子任何机会，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敦风化俗，构建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公民文化，形成鄙弃腐败的社会舆论，占领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那么腐败终有根除、消亡的一天。
2.要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对人教育、改造的过程，既要自身修养、学习，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帮助。所以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要与廉政文化教育相结合，利用社会媒体、网络技术等，大力宣传廉政思想，鞭挞腐败行为，让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崇廉奉廉、个个羞于腐败、耻于腐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创新廉政文化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使廉政文化发展具有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廉政文化制度的建设，最终提升整个社会廉政建设的水准。
3.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其他教育相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小区域的发展，它必须面向全社会，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拓展其教育范围。我们可以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家庭美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廉政文化的知识理念融入家庭、学校、单位乃至整个社会，使其更为普遍、通俗。从而形成廉洁正气的家风，各具特色的行风，以及“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4.让廉政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必须融入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实践中感知领悟，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离开生活实践，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空中楼阁。要按照廉政文化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使廉政文化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各种活动，不失时机传播廉政理念，扩大影响力，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形成有利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
5.打造廉政产品，树立廉政文化典型。一要通过宣传身边典型，树立榜样。榜样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那些勤政为民、率先垂范、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如焦裕禄、谷文昌等，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将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广泛宣传，才能使廉政思想深入人心。二要创作廉政文化的艺术作品。一部思想进步、情节感人的廉政文化作品，对于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等具有重要教育引导作用。例如，曾有一部反腐倡廉电影《生死抉择》，里面的主人公李高成的故事感染了广大领导干部。李高成是北方某省会城市的市长，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领导班子存在集体腐败，他的弟弟就是幕后黑手，连自己的妻子也卷入其中。在痛苦的抉择中，他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这种能震撼灵魂的事迹，有时往往胜于严刑酷法的威慑。通过树榜样、塑典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廉政思想入脑入心。
6.加大舆论监督，搭建民主反腐平台。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在社会和公众之间营造一种互动的反腐倡廉氛围，是对权力滥用和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使政府官员时刻具备危机意识，不敢胡作非为，轻举妄动，纵容自己，时刻绷紧纪律的弦，对贪腐起到一定的震慑、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诚然，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犹如世界性痼疾，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腐败现象都会不同程度、不同特点的存在;也都被这些屡禁不绝的腐败问题所困扰。廉政建设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艰巨课题。为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在进行中的输不起的斗争，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这一点，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也需要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然而，相对于廉政制度建设而言，廉政文化要建设的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还应当看到：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和习惯，不仅会对官员行使权力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会使民众对权力的行使形成较为固定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些传统准则在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心理依托的作用，要对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改变一些不利于反腐倡廉的传统准则、习惯，切除腐败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心理依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
注释：
①姚增科.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传承，2012
②徐伟，.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8
参考文献：
[1] 中央纪委宣教室.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学习纲要[M]，2002
[2] 姚增科.把文化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3）
[3] 马皑.涵养我们的“廉政文化”[J].人民日报，2013.4
摘要：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可顺应时代的发展，可丰富道德教育的内容，可使高职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具体拓展的设想是结合高职思政理论课程的特点和内容，加大挖掘和丰富生态文明教育的比重和力度，从不同的角度、梳理和整合分散在课程中的教学资源，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同时在社会实践课程中大力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
关键词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生态文明教育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实施生态文明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3-ZJ-106）
作者简介：姚红，女，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8-0067-03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形成的文明成果，它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生态文明教育，是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观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自觉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习惯。通过考察发现，目前，我国高职学生对生态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基础地位认识不够，其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与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不协调。因此，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可顺应时代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1］党的十八大再次把“生态文明”上升到事关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高度和战略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由“四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拓展成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3］因此，贯彻中央精神，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就是改变过去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观念，引导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自然观念。作为具有主渠道、主阵地教育作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责任和义务及时承担起这个使命，自觉地把生态文明教育及时、系统、有质量地融入到课程的内容体系之中，以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种自觉回应，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体现。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可丰富高职道德教育的内容
长期以来，高校的道德教育一般都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主旋律的教育，培养学生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要担负责任，重视指导学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从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学生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发挥了它特有的积极的功能、价值和作用。但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只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将道德调整的范围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代际人际关系，如果注入了生态文明教育，则把传统道德教育的范围从人际道德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道德，这种扩大了的道德观，不仅要求当代人对他人、对社会要承担责任，还要求对子孙后代、对地球和其他物种和生命以及大自然要承担责任，这就扩展和丰富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因此，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的道德思维、道德意识，提升其道德境界。
（三）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可使高职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要使高职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不仅要培养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良好品格，还要培养其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品质。因此，是否有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行为习惯，也是衡量高职学生是否全面发展的尺度之一。生态文明教育就是一种素质教育，它注重的是学生生态文明理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而不只是纯粹的知识教育，所以生态文明教育的形式除了实施课堂理论教学以外，还必须采取多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成为主体参与进去，使学生在生动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教育，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变。进行生态文明的实践教学的模式是对过去以道德说教为主的教学方式的拓展，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程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内容，让学生参与其中，把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审美、心理教育融为一体，并通过营造有主题和有意蕴的校园文化环境及氛围，潜移默化地教化学生的内心和行为，健全其心智，完善其人格，增强其人文底蕴，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设想
（一）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
在这门课现有的教材中，涉及到生态文明教育内容较分散，主要集中在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中国精神”里“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中；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里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中；第七章“准守行为规范，锤炼高尚品格”里公共生活的环境保护需要道德与法律维护中。也就是说在以上三个章节中，可以将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拓展进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之中。具体在第二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从热爱祖国和自己家乡的土地、山川、河流、海洋、矿藏等自然环境资源入手，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自然美，学会欣赏自然、爱护自然。同时，也让学生认识到正是由于过去在生产和人们生活中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缺乏保护，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不断遭受了大自然的惩罚。从而教育学生，爱国就是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森林矿藏等资源，增强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具体在第三章教育学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时，引导学生认识到和谐的人生不仅仅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科学把握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观，自觉珍爱自然、保护生态。具体在第七章进行社会公德教育的时候，紧密联系高职学生的生活实际，加强高职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重视教育效果的生活化，让高职学生能积极地将所学的生态文明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在社会公德教育中拓展教材中缺少的生态道德的内容，突出讲授社会公德的关系范围不仅包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生态文明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可以帮助高职学生确立新的自然观、消费观、价值观和法制观等。在第七章中强化环境法律法规教育的时候，重点讲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重视法律和法规的作用，必须用法律和法规来规范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对学生灌输环境法规，培养学生环境法律意识，使学生明确自己对国家环境的权利和义务，自觉遵守国家环保的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
（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
在这门课程现有教材中涉及到可以拓展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具体教学模式的设计是以专题的形式展开。（1）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他们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人来源于自然界又依存于自然界，人永远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界除了以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必要前提外,还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制约作用。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愈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就愈厉害。他们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2）拓展我国古代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认为是“天人关系”，这个哲学命题，以儒家、道家、佛家论述最多。这些思想包含了关于保护环境、尊重生命的思想；包含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想等；（3）根据教材的内容并结合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重点拓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容。要紧密联系党在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的核心和实质，“建设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要紧密联系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内容。［5］让学生懂得，要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必须要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三）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内容
思政课实践教学在设计生态文明教育内容的时候，应该把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因为生态文明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也是一种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所以，思政课实践教学设计的内容应该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突出学生的参与性，激发学生参与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思政部要积极与学校宣传部和学生处合作，形成大思政的教育理念，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各种资源，以校电子屏、宣传栏、宣传画等渠道，以团委、学生会、社团、班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生态体验教育氛围。如结合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森林日、世界水日等纪念日，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绿化美化校园的实践活动，并把此活动与美化学生寝室与创建校园文明、寝室文明、校园文化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生态文明建设的校园实践活动常态化，让学生在实践体验活动中了解自然，感受生态文明以及形成养成爱护环境、尊重自然的习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各种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社会调查活动，如组织学生参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考察，使学生在实际的考察中了解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老师指导学生选择自己熟悉的社区、村庄或者河流等遭受环境污染的情况，让学生调查并分析遭受污染的原因及其后果，最后提出解决的对策。对于学生来说，关心自己的家乡、社区比关注全球、全国来的更加具体、实在和有效，学生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深切体会到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与资源环境的息息相关，体验到环境污染使经济得不到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发展应该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应该长期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在讲授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调查大学生的消费观，让学生通过调查了解当前学生中存在的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让学生意识到消费不仅是个人的事，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资源和环境，甚至子孙后代，让学生认识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需要每个人养成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文明消费的观念，摆脱过去种种不良的消费观念，确立适度、绿色、文明的新消费观，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通过以上带有主题的、有老师指导的、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变，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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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型政府建设；多中心治理
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运用现代治理理论的精髓去指导生态型政府建设，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多中心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其多元分析的视角对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与内涵释义
1、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
当前，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森林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一系列国际性环保条约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对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环境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方面，依靠“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与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过度透支环境承载能力的经济拉动方式不仅使得政策、资本对经济的边际拉动效应持续减弱，还使得自然环境千疮百孔，居民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另一方面，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低于2015年的6.9%，经济的下滑使得就业的压力空前加大。新常态下，如何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横亘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面前的一个难题。
2、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涵释义
从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关于行政生态的相关理论并不太多，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高斯、弗雷德・里格斯等，他们都主张从环境和行政互动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有限的理论研究中，公共管理对环境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忽视了生态环境对公共管理的外在影响和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缺失。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行政生态学侧重研究自然环境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它主张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必须把对环境的适应和互动纳入考量范围，这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渊源。国内学者黄爱宝曾提出，生态型政府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并把该项职责纳入到基本的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目标之中的政府。
基于上文对生态型政府建设提出的现实背景与内涵的分析，结合一些专家的观点，本文认为生态型政府建设应该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前提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在行政文化、行政体制、制度建设与公共政策中，全面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实现生B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平衡。
二、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首先提出了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自发秩序有助于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可以实现社会功能。哈耶克也曾对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进行过经典的论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则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多中心理论做了实证的分析和研究，从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角度出发，使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是人这个个体，从自由人的个体出发，衍生出组织的多中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塑造了不同组织的价值和文化，由此建构了价值和文化的多中心格局；最终，在多中心的人、多中心的组织、多中心的价值与文化体系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和决策体系。许多国家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做出了很多制度创新、政策实验和管理创新，比如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财政制度中的分税制、自贸区建设，法国的边缘社区治理，美国的社团管理制度等，均深刻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价值。
三、多中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建设的价值逻辑分析
1、科学价值
遵循科学价值，就是要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张云飞教授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必须要体现整体性，必须要坚持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的统一性。生态型政府建设也要从这种统一性出发，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把握好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对人、组织、公共资源管理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比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就旨在探索在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社群组织如何形成自发的秩序，从而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形成遏制，促进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2、民主价值
民主是一种政治价值，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利益表达机制。由于不同地域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民主在生态型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生态型政府建设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组织的现实条件，在不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允许不同区域和组织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在生态治理领域实施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效赋权，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多个中心自主治理，各个中心发挥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优势、文化与传统优势，民主决策，自我管理，实现善治。
3、公平价值
公平包括多个层面的含义，从公平的主体来讲，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以及代际公平；从公平的实现程度来讲，可以分为：形式公平、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生态型政府建设从建立生态文明，促进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运用专项基金支持、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努力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这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形式公平和程序公平；生态环境保护又是造福一方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深刻体现了代际公平的内涵；通过生态型政府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绿水蓝天的自然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在健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发展，在生态环境的角度实现实质公平。多中心治理理论认同不同中心的个性化治理，这首先就体现了追求一种实质公平的精神；在不同中心的自治中，作为个体的人又会在一次次的妥协与交易中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会使得中心内人的行为准则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而且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实质公平。
4、法治价值
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途上，依法治国是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的新内容，法治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重大挑战。多中心的治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基于契约精神的存在。多中心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成功的多中心治理都需要国家有着良好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传统，全体成员尊重规则，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框架下进行交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促进公益的实现。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因，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所需遵循的基本价值。
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
从多中心的人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生态型政府建设在顶层设计时应当以多中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承认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与政府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四者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生态型政府建设具体应从法制供给、宏观调控、生态服务及争议仲裁等四个方面予以构建，提供一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的制度设计。（详见图1）在生态型政府的引领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各个中心能在各自边界内发挥作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内的善治。
2、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路径选择
从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出发，在明确了生态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之后，我们需要从基本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出发，探索符合科学、民主、公平和法治价值的改革路径，切实推动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法制供给。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入宪，修订和完善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章，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对生态权益予以确认，从产权角度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提供依据，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法律制度的供给，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达成以下目标：从横向上看，树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明确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及家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地位和作用半径，各个主体可以在市场的规则下进行竞争、合作和交易（如不同企业污染权排放的交易）；从纵向上看，厘清府际关系，列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基于绿色GDP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实现政府系统内部的多中心联动治理。
（2）宏观调控。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综合运用行政、财政、税收、金融等各种政策激发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行政手段要发挥好两个作用，一是规划和引导，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指导建立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和多样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二是惩戒，对违反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财政手段旨在通过各种横向、纵向财政补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增强不同治理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财力；税收手段从增加环境污染者成本的角度出发，通过税收使环境成本内在化；金融手段可以尝试利用银行贷款、资本运营甚至众筹等方式支持多个中心参与环境保护。
（3）生态服务。提高政府的生态服务水平，为多个中心的生态治理提供基础设施和生态产品，打破政府对于生态产品供给的单一模式，探索打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甚至个人的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加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系y建设，建立环境信息定期和预测机制，为各个治理主体提供环境信息基础服务；建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成果目录，加强对各个治理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并将生态信用与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社会信用挂钩，降低各个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约束机制。
（4）争议仲裁。在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中，面对多个治理主体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纠纷，生态型政府需要履行争议仲裁的职能，降低维权成本，简化处理流程，维护治理秩序。首先，由各级环保部门主导，建立生态治理争议仲裁委员会，配置环保部门专职人员任职，对内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争议，对外处理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等多个治理主体的矛盾纠纷；其次，指导同一地域的同一类治理主体间建立非正式的仲裁机构，通过自治的机制对争议进行仲裁，鼓励自发秩序的形成和建立，培养生态公民。
生态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文试图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逻辑，构建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进行初步探析。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用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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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生态理念；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242-02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谈论的热点问题，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引入生态理念的可能性
在专业概念中，“生态”狭义是指“生物与生物及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2]其实质是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一种动态和谐的关系。于是，我们也可将“生态”理解为生物内部及其周围环境的和谐互动关系。生态学强调生物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强调系统的和谐平衡，因此它与要求和谐平衡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统一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老师与学生及其教育环境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正是“生态”的实质，所以发挥学院的专业优势，将生态文明理念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是可以实现的[3]。
把生态学理念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是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借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出路。首先，生态学理论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自然科学理论，通过借鉴生态学和谐统一观念对构建合理、科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将生态学原理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以和谐平衡互动的理念来剖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未来发展之路，发挥学院专业优势将自然学科的科学理念浸透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根据大学生自身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老师与学生以及教育环境的互动平衡，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健康人格；再次，将生态学理论引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是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老师、学生及教育环境所组成的系统为研究对象，探索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达到和谐统一为研究内容，最终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概括为一个由老师、学生、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通过其系统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使系统各要素协调、均衡发展，从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持续发展，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功能。“这不仅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转换，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深化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为我们透析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提供思想理论武器。”[4]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生态学理论的必要性
（一）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
“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推进社会发展和培育先进生产力的基础”[5]。首先，在这个倡导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需要学生具备迎接各种挑战和机遇的能力。为了使学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其次，发挥专业优势，将生态学理论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仅是自然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延伸也是社会快速发展不断创新的需求。高校教育必须以育人为本，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育人的首位。面对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了适应当代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探索如何发挥专业优势，将生态学理论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顺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二）开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出路的必然选择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具有导向性的作用。大学生思维活跃，其思想状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为了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平稳发展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学科交叉点为基点，广泛吸收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精华，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新的道路。然而，高校内部矛盾凸显，也带来了众多新的挑战。如师生关系恶化、学生厌学、心理问题严重、道德缺失等不时出现在高校中。为了解决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多学科交叉，开拓适应时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与方法，站在生态学的视角审视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与弊端，将生态学科学的理念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是学校开辟新出路的必然选择。
三、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从生态学的角度，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看作是一个具有一定主观性的生态系统。然而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常常忽视思政教育系统内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平衡的破坏，因此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会出现种种问题。
（一）教育目标的弱化
为了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的和谐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重视系统内不同个体的协同性，也需要区别不同个体的差异。反观我国某些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并没有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而只是简单地把人的个性等同于人的社会性，过多强调个人对群体的绝对服从，忽视了学生个体的正当需求。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了教育工作的真正意义。比如，一些高校通常没有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浮于表面，常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掩盖了其空虚的内涵，但却离学生们的真正需求越来越远。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6]。近年来，一些高校大学生自杀率有上升趋势，出现这种状况不仅是因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对滞后，更重要的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注重现实利益和眼前问题的解决，缺乏心灵对话。
（二）教育环境的闭塞
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看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其必然受到社会、家庭、文化等外界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然而，由于某些高校忽视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应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生态系统，一些高校只关注于自身对学生的教育，忽视了社会以及家庭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价值，无法摆脱我国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局限性，这种教育环境的闭塞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危机的表现。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生态化原则
为了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新方法、新路子，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遵守以学生为本、开放性、动态平衡等原则。
（一）坚持以学生为本
“以人为本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是以学生为本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化。”[7]以学生为中心，在工作中要充分意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学生的发展为宗旨，充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并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实施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使高校教育贴近大学生实际需求。
（二）保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与外部社会保持亲密而广泛的交流和联系，并通过这些活动维系着自身的平衡与发展。”[8]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保持其生态系统的开放。社会、家庭、学校等环境都会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深刻的影响。学生视角往往紧跟随着社会的潮流，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依托社会并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生态系统、教育生态系统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保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开放性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维护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内各因子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实现辩证平衡。这种平衡不是绝对的、恒定的平衡，而是一种过程化、动态式的平衡。”[9]系统内部的因素和外界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使系统因受到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破坏生态平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外界环境因素都是动态的、复杂多变的。如互联网、多元价值观并存等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的领域，也带来了众多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摒除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思路，寻求更为有效的工作方法。坚决维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动态平衡才能有效地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及各教育主体之间通过一系列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统一整体并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完成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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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政治 西方文论 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一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045-02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社会思潮涌现、文明冲突加剧，导致高职学生价值观多元化。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结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深入探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引导高职学生对社会现实与发展高度关注，激励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用生态发展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有信心和能力去解决问题。
一、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依据与必然性
（一）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理论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主要依据与理论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映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结构中的精神因素，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广泛地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能动反作用。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究其本质属意识形态的教育。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注重实践，从实践中不断总结，进行理论创新，再用理论去指导实践。
（二）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与创新的思想轨迹。长期以来，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始终以不同的内容和要义贯穿于不同的时期与时代背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同样，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应该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变迁而不断发展完善和求实创新。
（三）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党的十强调全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可见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全体社会工作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核心，发挥着主导作用，必然要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目标决定内容，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决定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前来说，高职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投入生产一线。所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只有与社会发展接轨、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完善，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二、对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审视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亟需完善
一般说来，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该与本科院校有着较明显区别，应该体现出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的、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方面，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普遍滞后于国际与国内的l展形势，缺少相应的针对性与必要的前瞻性，与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相脱节。随着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入转型期，“90后”大学生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精神生活的失调相对严重，表现出理想信念模糊、生态道德缺失等，而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缺乏现实生活根基，难以做到“以生为本”，让教育流于形式，变成了被动说教。而只靠“大道理”的说教往往达不到效果，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容易让学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假、大、空”的误解。唯有站在学生的立场，关注他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解决他们学习、生活、就业方面的实际问题，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内容设计理想化，缺乏层次性，一般说来，对于不同的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目标不相同，其要求应该不同，内容设计要有差别，做到因材施教。而目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本科院校无论是教材还是其它的日常生活教育，基本上没有区别，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身心特点，存在过高、过急的理想化要求，外加片面强调政治功能，这些都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化状态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有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构成了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形成了相应的体系结构。而这些结构关系中，不同的内容又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在不同时期与时代背景下，有政治主导型、思想主导型、道德主导型等。结构的不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施的效果不尽相同，为了科学有效地实施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实现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目标，必然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进行最优化，且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从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化，虽然突出了其核心内容―― 政治教育，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其它内容在体系结构中相应地位却不明确，主次关系显得不清楚，尤其是在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相应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回应。
三、建构适应当前生态文明发展建设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目标：以生为本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整个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具体化，是指当前社会对高职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人才在道德品性等综合素质方面的质量和规格的总设想或规定；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则是围绕当前社会对高职人才的目标与要求来展开，是目标的具体细化；同时，充分考虑高职生的心理与生理特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二者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统一系统，主要受当前社会要求的特殊与综合性、教育环境的复杂与多变性、教育对象的层次与差异性所决定。教育目标决定着教育内容，具体的内容又体现着教育的目标。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涌入、生态危机的爆发等，这些都影响着高职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牢固确立“以生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始终把学生的需要放到核心位置，在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筛选和设计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尊重和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教育目标的设定要充分结合现实社会背景与学生的实际，切莫过于理想化和模式化。只有这样，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设计才能有针对性和时代性，如果内容选择适当，方法注重多样化，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具有实效。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理论为指导，通过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文明思想。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其本质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务必用马克思生态思想主导高职学生思想阵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夯实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教育。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课中增加生态观教育相关内容，让学生逐步转变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自然观；改变传统的思维、生产和消费方式，明确生态德道准则，更好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取向与生态文明理念，将祖国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将个人发展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根本的保障。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领域：生态伦理教育
把生态伦理教育引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既是社会环境不断恶化的迫切需要，更是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不管何时，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了顺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具备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必须将生态伦理教育纳入到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可以促进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另外，让生态伦理理论与意识、基本规范等教育融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管理中，贴近大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现实；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尊崇自然、敬畏生命，增强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让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地P注现实问题，提升时效性，保持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锐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熊建生.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内容的辩证关系[J].理论与实践，2002（2）
【基金项目】广西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5年校级教改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研究”（XJJG201501）
关键字：国内外 全球化 生态政治 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加重，各国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逐渐增强，国内外专家对生态政治的含义、内容、价值理论和如何建设好的生态政治提出了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对生态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探索全球化发展与生态政治的关联，以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促进世界和谐进步的前提。
一、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内涵研究
由于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国内外对其定义根据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国外学者把生态政治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生态思潮或生活方式，它是一种通过公民权利与社群合作，为了维护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国内的学者认为生态政治学是利用生态学的观点去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和理论，是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研究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它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强烈抗议，展示了对生态文明的期望和追求。
二、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的内容和建设研究
国外生态政治理论影响较大的有环境安全理论、绿党政治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3种，其中绿色政党理论是主题最鲜明、最系统的理论，它包括生态学理念、社会责任理念和基层民主理念、非暴力理念和女权主义理念5部分，它强调全球责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环境安全理论主要考虑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提出将环境保护、一个更安全繁荣的未来和人类对安全稳定的环境需求联系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根本途径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存方式替代资本主义生存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较晚，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必须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生态政治，肖显静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发展道路，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从而解决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陈清硕认为生态政治应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和影响为研究对象，来探究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互联系，促进和谐发展。张连国指出生态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它以生命与环境，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社会内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模式为研究对象。
三、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
我国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认为人类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来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毁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当代全球化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是生态环境加重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环境的急迫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要在不断更新生态政治观念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而且从完善政策主张与选择的层面发展生态政治。另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清醒认识全球生态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既构成巨大挑战，同时也深藏着巨大的机遇。要以更加灵活和积极的立场，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政策，将挑战转化为有利的发展机遇。第三方面，发挥政府的权威主导作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向意识教育投资以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同时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执法手段，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第四方面，市场要做好配合、引导工作，利用市场机制来合力配置自然资源，运用市场作用将政府的政策落实，将经济与环境统一起来，同时市场要发挥货币、信贷等激励手段，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资源发挥有效调节，使公众共同参与到保护自然环境中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效成果，对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借鉴依据，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研究成果偏于宏观层面，没有具体实证分析，从而缺乏可操作性，且生态政治的研究方向比较单一，缺乏多学科综合研究。因此，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适合自己国情的生态政治。
参考文献：
[1]王建明.当代西方生态政治运动的踪迹和走向[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
[2]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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