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危机 全球化 自我创新 危机理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大发展和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经济已经是时代的特征，我们要想在全球化中远离经济危机、独善其身，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如何才能保护好自身，不会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太大的干扰和影响，建设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第三次工作革命作为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定的制度调整，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一些属于社会主义的内容，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但是不管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什么样的调整，资本主义的性质都不会改变，只要资本主义还是以私有制为其制度的核心，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矛盾圈子，因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制度下的分配调整只能是一种折中的方法，没有办法使得社会化大生产真正地得到充分的发展。本文主要着重研究全球化水平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怎么样影响全世界，而在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又将要怎么样才能调整好自身，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到稳定有序的发展。
战后的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占领了时展最前沿的技术要素，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制度上出现了封锁技术出口的禁令，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可以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时，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突飞猛进。由此可知，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技术上占优，就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转移，对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过去由本国生产出来产品再寻找发展中国家去进行销售的情况一定不会再出现，因为此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出口技术和资本就能获得高于自己生产再销售的利润，因此，对于熟练地运用自己制定的经济游戏规则的大国而言，利用资本到各国去投资再销售到当地或其他国家，甚至于自己的国家一方面能获得超额的利润，还能使得本国的环境保护取得较大的进展，赢得本国人民的支持。
但是在时展的今天，特别是在美元主导的经济中，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继续享受全球其他国家为其生活成本买单的同时，只有处于一种赤字的状态或是外贸上入超的状态才可能实现，因为一旦美元通通地收回到本国，美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了。与此同时，资本的输出就会更多地表现为美元的输出，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发行到全世界各地，同时由于金融业的高度发达使得外汇等各种市场发展得比较完备，美元在各国形成的储备定然要找到一个出口，对于全球最发达的市场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有投资价值了，因此，当前的许多经济危机已经发展到了金融危机的水平。
危机一方面表现为直接的，另一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会有相互间的贸易，这些贸易的涉及面广，哪怕是一些发展水平一般的国家也可能有许多的投资在国外。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全球化中的经济危机不仅演变得影响面大，而且是更多地集中在金融和资本层面的危机，这些危机比原来的经济危机危害性要更大，因为这种经济危机下的通货变化情况往往会使一个国家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
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今，已经从普通的一国范围内的生产相对过剩演变成了资本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加之当今市场化和全球化水平进一步加快，资本会寻找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去获利。所以当前的经济危机在全球化的影响是更值得关注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过去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探索是需要极大的经济智慧和政治智慧的，事实证明，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是成功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设想下的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理论探索原理的。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要开放，这使得中国的发展中充满了全球化的因素，从中国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以外贸水平为标志的。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相当高了，超过了百分之六十，这一变化说明中国一方面参与世界经济的水平在提高，同时也说明中国面临全球化的经济危机时要更脆弱了，因为依赖了外国的发展比依赖国内的发展要更多。
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在经济上陷入低迷的时候，中国的外贸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由于改革和发展是需要一定过程的，中国要调整经济经结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中完成，因此，要把经济发展从有失偏颇的“两架马车”转变为比较正常的“三架马车”面临的不仅仅是中国普通群众生活水平较低的问题，还有中国企业在进出口上的利润如何在国内实现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确实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这一时刻要求中国做出比较深刻的调整。
中国由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手笔的国家转移支付投资，使得地方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中国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巨大的投资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是否会引起预后的通货膨胀，会否使得中国的其他的消费被压缩。从2010年的消费数据看来，中国的CPI已经出现了大幅的攀升，这意味着中国进行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期。产生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当然是为了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的直接政府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导致此次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到来，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决策有可能会出现较大水平衰退的判断，而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不管如何说，中国做出的投资决定是和全球化下的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的，没有此次金融危机就不会有中国的大手笔的国内投资。
虽然还有一些国家还没有完全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但是通过此次的危机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应该会使这些国家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水平有更新层面的认识，中国的市场化水平有了更高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使得全球化的经济危机更容易影响中国的经济，要从多方面地了解中国的全球化参与水平，这样就不会出现对中国面对全球危机时的误判。
中国的全球化水平和取得的成就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要正常地处理好中国在全球化中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就要对中国的制度设计有更深刻的理解，还要对中国的全球化参与程度有更多的调查，使得中国真正地搞清楚如果世界上发生经济危机，中国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这样才不会使得中国在开展自救时矫枉过正，误伤本国的经济命脉。
中国由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市场的资源配置由市场进行调节，这种调节会使得政府能进行一定新的定位中，而不是既从事运动员，又从事裁判员，这样的经济制度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较大的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具有高度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的，这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及时性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从此次各国的经济宽松政策的运用上来看就能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别，中国可以快速地作出政府投资的策略，使得经济在全球中最快速地恢复过来。
正是由于中国有这样优势，中国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中可能面临的巨大危险。如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这使得许多企业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技术输入，中国一方面要争取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技术支持，因为自我研发的速度毕竟不可能赶上已经研发出的速度，如果一味地拒斥国外技术，而试图自我快速研发，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时，自我创新也必须要加快，中国对于自我创新的制度设计还有较多环节需要完善。这两者是不能忽视的。中国的全球化的地位在现在已经占了很大的份量了，特别是国内生产力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的今天，既要看到中国的成绩，也要看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的不完善。
最后，要加强对内影响评估。如果没有对于全球化的经济危机的评估，中国做出的决策不可能达到比较精准的水平，这样会对中国的预后影响很大。如果一旦由于没有对经济影响作出评估，而是认为国外的经济危机还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放松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会使中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错失发展的机会。反之，过份地估计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可能全使我们出现后经济危机的一系列后果。这些都是我们要警惕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部分论述[M].人民出版社，1974.
2、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吴大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4、谭清美，王子龙.区域创新经济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9.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着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关键词】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引言
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区分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的真实面纱。本文从数学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政治经济学中疑难点：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价值就下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价值创造没有变化，而财富生产增加了？
从根本上分析了资本家为什么不断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从而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获取更过剩余价值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二、数学分析
绝对剩余价值：在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假设条件一：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工人的一天劳动时间是12个小时，每名工人每天生产馒头，1个小时生产1个馒头，每个馒头的价格是1元。
因此绝对剩余价值图形如下：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6小时 * 1个/小时 = 6 个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1元/个 = 6元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6小时 * 1个/小时 = 6 个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1元/个 = 6元
相对剩余价值图形如下：
假设条件二：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采用新机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生产效率提高，因而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此时，每个工人1个小时可以生产2个馒头，每个馒头的价格此时是0.5元。（因为生产馒头的总时间都是1个小时，单位馒头价值下降，总价值不变，且价值等于价格）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3小时 * 2个/小时 = 6 个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0.5元/个 = 3 元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9小时 * 2个/小时 = 18个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18个 * 0.5元/个 = 9 元
总结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都是6个，劳动力恢复体力，继续生产剩余价值，但此时劳动力生产的馒头价值由6元变成了3元，虽然数量没变，但此时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了。对于资本家而言，不仅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由6个变成了18个，馒头的总价值也从6元变成了9元，这意味着资本家在利润的驱使下，会不断提高采取新设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从而疑难点一得到了数学回答。
价值创造是一定时间生产产品的价值，而财富创造的物质载体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价值创造关注的是产品价值，财富创在关注的是产品使用价值即产品数量。 劳动生产率翻倍，虽然生产的馒头数量由12个（12小时 * 1个/小时=12个）变成了24个（12小时 * 2个/小时=24个），财富创造增加了，但价值创造并没有增加（6元 + 6元 = 3元 + 9元）。
从而疑难点二得到了数学回答。
三、结论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因为个别资本家不满足绝对剩余价值，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其他资本家也相继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形成了相对剩余价值。在其过程中，资本家的财富创造增加的同时，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价值业跟随下降，资本有机成提高，相对过剩人产生，进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关键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经济危机；工人运动；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5-0060-03
2008年夏天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短短时间内迅速席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波及各领域的“全面性”危机、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且复苏持续疲软、步履艰难，危机至今仍未过去。按照国际共运史的历史发展经验，每次危机都会带来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群众运动的高潮，给予资本主义统治以沉重打击，甚至会造成资本主义的统治危机。然而在当前的危机中，到处可见资产阶级的霸权，以致于资产阶级舆论主导了对危机的分析和讨论，工人阶级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变得很脆弱。那么这场影响深刻、破坏性巨大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为何没有如往昔那样带来工人运动的高涨？是什么导致了这一“不合常理”的现象的发生？对此，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先后召开的三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它们分别是：2008年11月21―23日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2009年11月20―22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十一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2010年12月3―5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第十二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站在自身独特的视角作出了精辟的分析，阐明了一系列的观点和看法。
一、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击沉重，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缺乏必要共识以及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相对薄弱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第12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指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一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的结束。迄今为止，工人运动尚未完全从这次重大事件的影响中恢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造就了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模式有效性和可行性的信仰危机，对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事件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在面对当前危机时，无法像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那样能够获得高效机构的支持来抗衡全球资本主义的攻击。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散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失去了指挥中心。同样，第三国际的解散也使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个沟通思想和交流斗争经验的重要平台。[1]国家社会主义解体后，国际工人运动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上的不均衡发展。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织如工会、工人党、共产党、社会党、社会运动等等要么不复存在，要么没有了往日的辉煌。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迷失，甚至许多工人阶级组织倡导资产阶级政党的传统方案。
其结果是，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给大多数人带来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挫败感、战斗士气低落、零散，并对建立一个以平等价值观为基础的替代性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缺乏信心。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劣势使得部分工人阶级在应对危机时转向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帮派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落后的倾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第11次大会上也同样指出：“有人担心，面对资本主义危机，阶级斗争落后了。只有工人阶级感觉到政府和资本家在压迫自己，他们才会反抗。……如今，越来越多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但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反对它。这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我们知道原因：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的影响。”[2]对于危机并未促进工人运动高涨的原因，卢森堡共产党代表阿里•吕克尔特更是详细分析指出：首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并给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损失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至今仍对欧洲大陆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产主义的思想清洗无处不在。其次，尽管积极致力于思想宣传，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缺乏对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成就、共产主义运动的缺点与不足、对旨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期间所显现出的矛盾和问题的基本的共同分析。再次，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标准和特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发展、各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方式、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政权的机构建设和司法机制建设以及在经济和社会中捍卫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地位的实现途径方面，各国共产党之间也还未达成共识。[3]
另外，土耳其共产党在分析了此次危机与以往危机发生的不同背景的基础上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相对薄弱是影响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原因。“现在并不能说在过去的两年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反抗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当然，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众所周知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的反抗并不会呈直线上升趋势。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所爆发的前两次大危机不同，当前的这场危机发生在一个反对革命的时代，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相对薄弱。这会对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阶级意识的增强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4]
二、资本主义媒体的虚假的、欺骗式的宣传以及目前共产党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有效应对策略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消解了工人运动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指出，资产阶级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转移人们的视线，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真正需要关注的方针政策和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转移开，力图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并给那些反映人民大众利益的解决办法的实施设置障碍。
西班牙人民共产党代表乔斯•卡波•布罗沃认为，在这次危机中，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的大众媒体完美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们针对现实所做的支离破碎的分析，迎合了资产阶级愚弄工人阶级从而使之接受在“反恐”的旗号下镇压被压迫阶级反抗的目的。他们创造并改善所有可以利用的镇压工具来协调一致地完成削弱革命、消除反抗的宏图。[5]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巴基斯坦共产党代表伊姆达德•卡齐。他在发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电子媒体和印刷媒体的反动宣传已经发挥了既定的作用。每个人都生活在美国及其冷战时期的同盟国所制造出来的宗教狂热的恐惧之中。这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激进分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恐吓了全社会。在巴基斯坦，没有任何一个城镇和城市是安全的。以上百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现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在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人民已经成为媒体宣传――它们宣传美国的军事干涉、军事基地和军队是当地人民的保护者――的受害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是高呼反对增加军事开支、反对战争，而是已经变成了战争恐惧症的牺牲品。”[6]
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哈吉特•道哈瑞也分析认为，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欺骗式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工人运动。“资本主义展开思想攻势的目的之一旨在用美好的、有时甚至是虚假的报道来误导劳动人民，它们宣称目前经济正在复苏，尽管这些报道是与事实相违背的。资产阶级的辩护者试图用‘好的经济消息’有助于激励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的论据，来使这种一厢情愿的、不诚实的报道合理化。但这也服务于一个更加卑劣的目的――欺骗工人阶级并使之相信最糟糕的时期已经结束，而他们只需耐心等待、共度时艰，而不是组织起来为争取其阶级利益而战。”“资本主义还试图挑起人们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恐惧，并试图利用人民的这种不安激起不同工人阶级团体之间的对立。他们指责移民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崩溃的罪魁祸首。在关于是否继续维持养老保险制度的辩论中，年轻人和老年人成了被攻击的对象，而且这些攻击始终伴随着对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精神的赞扬。”[7]
德国共产党代表海因茨•施特尔认为，面对媒体宣传对群众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至少在目前共产党还没有拿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一些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工厂、工业行政部门和机构的员工中以及受到危机影响的人群中有反抗思想。但是迄今仍缺乏一种全面的、团结的反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产主义的宣传――它确保不存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替代方案的讨论――以及通过宣传使得人们认为他们自身应受到谴责并应对这场危机的爆发负个人责任。反资本主义力量、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力还不够，他们拿不出有效改变这种状况的策略。至少当今是这种状况。”[8]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对经济危机的弱化作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因穷困潦倒而激化社会矛盾的诱因
荷兰新共产党代表威廉•凡克拉嫩伯格指出，虽然意识到在社会上仅仅是极少数人尤其是业已致富的那部分人获得了利益和好处的思想正在工人阶级中蔓延，“但是在荷兰许多工人还能够量入为出，甚至有时沉溺于生活中的许多美好事物，比如去音乐会剧院、去博物馆、出国度假等等。工人阶级的相当大部分倾向于继续过这种质量的生活，而对于这一生活背后的进程不感兴趣……这导致人民大众不思通过倡导和发动工人运动来保护现存社会中被破坏的社会福利事业。尽管在欧洲各国的政治日程中，工人政治上的无权阶段还将继续，但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必须承认，相对美国而言，迄今欧洲的社会福利措施已经弱化了经济危机的影响。”[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
卢森堡共产党代表阿里•吕克尔特也同样认为，当今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比过去几十年期间差了很多，虽然有些工人正在改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并开始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思考。但是，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眼里，资本主义仍然在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舒适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何种理由去寻求其它的经济秩序。[10]
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克祖鲁吉尔指出：作为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土耳其资产阶级政府正在努力用被政府所利用和授权的伊斯兰社区的“救济金”来替代公众利益的概念。因此，许多的失业者、穷人向政府乞求救济金，变得从思想上臣服于这些反动措施。[11]
综上所述，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看来，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对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缺乏应有共识，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斗争经验相对薄弱，资本主义疯狂的、虚假的宣传以及共产党的有效应对策略不足，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对经济危机的弱化等，是此次危机没有带来工人运动高涨的重要原因。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措施使工人阶级恢复对阶级斗争的信念，使工人阶级相信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让工人阶级有实力和勇气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进攻。正如先驱者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充分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巨大挑战，找到可行性的方案，把握住机遇，采取适当的策略才能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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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顾，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素，并指出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与其基本矛质和基本制度并无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经济危机，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分析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来自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因买卖分裂可能中断.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流通后，买卖分离了。一个卖者卖了自己的产品却不一定要马上去买自己需要的其他卖者的产品，那么其他卖者就有可能卖不出自己的产品.另一种来自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因支付环节可能中断。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后，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手段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在执行价值尺度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货币，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一旦有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从而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由此造成经济危机。可见，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使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进一步向现实转化。
马克思还揭示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家无限扩大资本积累，导致了资本在一端积累，贫困在另一端积累，从而需要消费的穷人没有支付能力，而支付能力却掌握在缺乏消费倾向的富人手中。“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资本的利润量与其投入量相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机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此，资本家拼命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又千方百计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这就必然要出现生产无限增长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从而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自其基本矛盾，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剩，是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危机的解决又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这种周期性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尖锐，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理想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论述过社会主义是无危机社会，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的。
第一，理想社会主义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并不存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这一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是一致的，这就根除了私人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所出现的生产的盲目性、无序性，因此，也就不存在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第二，理想社会主义取消了商品经济和货币。在理想社会主义中，商品、货币消亡了，原来由于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中断而引起危机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
第三，理想社会主义实行按需分配。理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按照需求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产品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避免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多数人因贫困而导致的需求萎缩，因此不存在社会范围内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从而排除了危机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因素。
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取消了商品经济和货币、社会产品实行按需分配，从根本上排除了危机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因素，危机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能克服产生经济危机的最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就能克服单个企业组织内部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而克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购买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也即是说，社会主义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这是一种没有经济危机障碍的发展。
三、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然而，现实毕竟不同于理想，现实社会主义也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一，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商品货币经济，这是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然而现实社会主义并非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之中，而是建立于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中国、东欧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社会生产力的基础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情况大不相同。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砸碎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及其相应的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经历比较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商品货币经济。 而马克思论述了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来自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因买卖分裂可能中断;另一种来自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因支付环节可能中断。也就是说，只要存在商品货币经济，就有可能存在经济危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存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理论上，虽然它不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也不能排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二，现实社会主义的私有经济是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素。理想社会主义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根除了私人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所引起的生产的盲目性、无序性，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因素。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我国的创新和发展，经济成分己不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并将长期存在下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因此，社会化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尽管不在全社会大范围存在，但毕竟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小范围长期存在。在此条件下，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情况，比如房地产业即是如此。当然，在现实社会主义中，这样的危机并非全社会的、全面的危机，而只是局部的小范围的结构性危机。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这种结构性危机的危害是可以减小到最低限度的。
第三，国际经济因素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影响。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与国际“接轨”，只要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也会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竞争的白热化，使得世界经济的波动会直接作用于我国国内经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将本国产业结构纳人国际分工，这就难免使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受到国际市场状况的影响，从而也就难免要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美国是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伙伴国，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无疑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显性的影响表现在成品或半成品的出口急剧萎缩，引发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隐性的影响表现在与产品相关的下游产业萎缩、不景气、工人失业。
第四，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也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引导，通过具体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等的实行来实现。如果这些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就会推动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加剧各种固有矛盾，甚至阻碍经济发展。比如错误的产业政策及与此相关的对高速度、高产值的盲目追求不断加剧供求结构性矛盾，这种局面发展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出现。
当然还有一些因素可能引发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如特大自然灾害、战争及社会动荡、国际关系的一些意外因素(如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等等。
关键词：自由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一、引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誉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国际论坛都能看到哈贝马斯活跃的身影，为寻求理论与实践完美锲合而努力着。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进行改造。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需要清楚世界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哈贝马斯认知里，西方社会现阶段出现的问题是是合法性的。自人类的社会正式现成到现在，一直以来就受到合法性一问题的困扰，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都在为了合法性问题而努力着。合法性问题存在于一切命令―服从的统治关系中，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命令者来说，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服从者来说，就是对于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出现了问题都会爆发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对服从者来说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一方面。
二、合法化危机的形成
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危机中，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来讨论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问题，而应该结合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经济的控制问题，使经济系统的整合危及到了社会系统的整合。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造成的。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新的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强行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著名的例子来自于1933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国际的同治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了。此后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威胁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领域转移。其危机的构成已经从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而二战的爆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是的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出现变化。虽然haunted处于经济方面的领域，但是其状态已然变得“温和”了，对于大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度依然影响着，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从而直接造成了原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原来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统治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质疑，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信心大打折扣，而原有的一整套的社会文化制度，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必要和充分、可靠的实践依据，因此，资本四大重要的国家需要寻找新的法律依据来重新执政合法性。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性的寻找，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说到底，危机其实是一场信心危机，身份危机或可以说是同一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还得要到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得，这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三、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其具有强大的毁灭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这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说就有些力量不足，缺乏彻底性。当代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看到问题的所在，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出现的理论，他的理论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相比，可以说是很另类的。对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补充说明，弥补他的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哈氏的该理论对于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具有新颖的视角和观点，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很多方面。当这些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的时候，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华，也包含一些糟粕，面对输入型危机的存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因为哈氏的危机理论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危机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全面点。
最后，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逐渐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找出我国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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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具有明显时代特征。自冷战格局正式确立后,世界经济体系中就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且相互对抗的经济阵营,并延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期间,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苏联主导的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曾被描绘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正面模式,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竞争、无政府主义、经济危机甚至战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及设想,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将不可避免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经济将消除商品货币关系,消灭私有制,由国家进行严格计划管理,因而可有效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换言之,经济周期性波动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但事实是,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面临的严峻问题,成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超越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客观规律。然而,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不仅通过国有化用国家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而且用国家配置资源方式取代了市场配置资源方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却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苏联经济几乎到了瘫痪的状态,工业产值仅为1913年的1/7,农业产值仅为国内战争前的2/3。
“铁路一条线一条线地停止运营。许多工厂停产,其中包括一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得以修复的工厂”〔1〕33。列宁由此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会面临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问题〔2〕184,并强调指出,“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3〕570的做法是错误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联经济才得以逐步恢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认为“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4〕248。在整个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尽管历任政府总在不断地试图改进和完善计划手段,但过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励所导致的低效率,使苏联经济始终难以摆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至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降低,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之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基本如此。然而,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却表现各异,相互之间的关联作用较小,因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具有全球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但都表现为生产与需求的严重背离,只是生产与需求背离的具体表现不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突出表现为生产不足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形式也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由过去相互排斥发展到同时并存,“滞胀”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危机阶段的顽症。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东的剧变,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越南等原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起初,这些转型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产品生产滞后于需求,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仍表现为生产不足,抢购风盛行;且经济周期性波动通常只同本国经济运行相关,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完全同步。随着这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经济已日趋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经济的运行不仅受“自身周期性规律”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周期性规律”作用,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危机现象,由传统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不足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并存局面,正逐步演化为当前共同的生产过剩危机问题,包括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和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各异,有的表现为产业资本供给过剩引发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有的则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
危机期间,由于各国政府采取的反危机政策措施通常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因而由此引发的“滞胀”问题目前也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传导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5〕340如今,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通常始于金融、不动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然后再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引起全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甚至进一步演化为包括国家主权信用危机在内的经济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是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结果,而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刺激需求,提高购买力,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或产品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因此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这正好应验了马克思的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6〕514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处理好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关系,避免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现象的发生,就成为化解或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所在。
二、危机根源于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但经济发展模式缺陷渐成主要成因
理论家们不仅关注到了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而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注意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范式,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原因的理论,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杜岗?巴拉诺夫斯基和鲁道夫?希法亭的供求失衡论,保罗?斯威奇、刘易斯?科里和奥托?鲍威尔的需求不足论,保罗?马蒂克、大卫?耶菲等的供给不足论,西蒙?克拉克和罗伯特?布伦纳的供给过度论,以及多因素决定论。自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有卡尔多经济周期模型、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希克斯经济周期模型,70年代后的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等。针对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的原因,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加速增长途径论、再投资周期论、两大部类交替增长论、技术进步波浪式发展论、政治周期论、农业周期论、行为—制度论等。
从中可以看出,学界研究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的视角各异,提出的理论观点也不相同,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成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域中,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或经济危机的原因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基本理论观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通常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产生归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只要消除此两种因素,就不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然而,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证明,无论是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未能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关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通常归结为经济政策失误和计划手段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有效纠正和解决好计划经济中的“失算”问题。正如斯大林强调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一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一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具有远见。因此,我们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使失算的情况减少,使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4〕248但事实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从来没有摆脱过周期性波动问题。那么,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背后有没有最深层次的原因?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阶段,因而可以一个经济危机来代表一个经济周期。
1、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进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使得遭受战争重创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复苏并走向繁荣。但凯恩斯主义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即陷人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时期”。为克服“滞胀”，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资本不断加剧向大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速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重演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周期率，不难想见，新自由主义危机论必定甚嚣尘上，奉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再次被搬出。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热拉尔?杜梅尼尔在其新书《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中谈到: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把资本主义整个经济都卷入进来，其目标就是增加上层阶级的收入。在二战后的头几十年里,这一阶级的收人一直受到抑制，而新自由主义对劳工阶级施加了一种新的严厉纪律:更加严酷的工作条件，购买力的停滞(或倒退），社会保障体系的侵蚀;政府解除了对金融管制并且奉自由贸易和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为圭臬。最后的两个方面组成了我们常说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咽为高收入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就其目标来说，新自由主义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好景不长，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繁荣只是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已经昭示着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即将终结。
约翰.B?福斯特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题为《垄断金融资本与积累悖论》的文章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由于垄断资本排斥真正的价格竞争,就不能摧毁多余的生产能力，这导致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长期共同出现。作者认为滞胀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只有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或战争能够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大萧条是这种滞胀的第一次大规模表现，其后的“二战”相对解决了这个矛盾，于是出现了战后繁荣。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垄断资本又出现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问题，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金融资本主导性、停滞、危机等根本特征。
另外有学者则更为直接地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衰落。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资本主义在1914年以后就进入了衰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进入慢性持久危机阶段。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总书记尼克?比姆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的报告中认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被打破:在经济领域，70年代初以来的利润率危机以近20多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社会领域，全世界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扩大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世界格局上，美国一极独大地调控全球的局面正被打破，列强纷争局面正在形成，一这些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阶段。
日本学者福田太雄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新阶段正处于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阶段，根据列宁的理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已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衰退。151他还撰文指出,世贸组织体制下的现代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出现殖民化，但垄断资本代替殖民化成为界定帝国主义的第五个要点。对国内市场和世界经济施展支配力量,掌握市场规则的霸权，企业全球化象征着资本主义处于正在衰退的阶段，它既不能保障人们享有幸福稳定的生活，也不能保障食物和生计的安全。必须以经济本土化替换企业全球化，以恢复当地社区的可行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让国外经济学家们相信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带来资本主义繁荣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向了危机和即将终结的尽头，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则是这些经济学家极力争辩和左右回旋刻意回避的话题。而激进的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士从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看到资本主义已经走入危机和衰退时期，并大胆提出资本主义已经是高度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论断。
2、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可谓影响深远,我们看到资本主义难以逃避或终结经济危机的厄运。但是为何每一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能再次复苏却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必然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方式方法也将利用和体现其具有的新特征。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过去经济危机一般是产生于工业领域的生产相对过剩;而此次危机从银行金融行业开始并且迅速扩展到实体经济。相信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泡沫化对此次危机的产生难辞其咎。约翰士?福斯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垄断资本又出现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问题，当代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金融资本主导性、停滞、危机等根本特征。H用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塔布的话说，经济金融化，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161集中体现在: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金融企业资本+虚拟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
以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已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新阶段一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了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民生凋敝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重创，但是广大不发达国家却影响并不严重;此次经济危机，虽然肇始于美国，但是迅速席卷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人低谷，并且改变了世界格局,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现象。随着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和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被大多数人接受。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全球化即“实行市场世界统治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仅仅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把所有其它范畴一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文明社会的全球化--都置于市场经济体系的支配下。”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2010年1月8日于巴黎举行的“新世界一^价值观、发展与监管”峰会演讲中说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负面的巨大的影响。这场危机以粗鲁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颠覆了此前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信条。传统的智慧看起来不但是过于自满，并且犯有根本性错误。所有的一切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多么难以预测。，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说幸福的全球化之梦已经结束了，“金融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应对当前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的措施，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需要重新平衡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的人类社会五形态划分法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第四大社会形态。那么是什么样的属性使得一种社会成为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呢？在谈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前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而在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发展困境的时代背景下，国外有学者对于这类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未来委员会主席、经济科学家德科?克莱(DiekerKlein)和基金会政治分析部主任、哲学家米夏尔?布里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经济和整个社会从属于资本再生产，这使得一个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当创造利润成为财富生产的首要标准时，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的。191这种把资本主义看作依靠利润驱动和建立在私有权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的态度基本代表了国外左翼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上界定了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属性。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不能把纯粹自由交易?98-的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他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亚当?斯密提倡的市场机制并不排斥适当的国家干预，并指出斯密的观点内在的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市场和资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之内运转良好。首先，它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包括公共服务，诸如学校--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其次，它们还需要来自其他机构的限制和纠正。1101因此,阿玛蒂亚?森从经济上否定了资本主义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说法。仿佛惧怕任何不利于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余孽沉渣泛起，阿玛蒂亚?森对凯恩斯主义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认为凯恩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强调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力图使市场经济的波动稳定化。然而，对于更为保守的斯密和庇古，他却附加了很多关于非市场机构和非逐利价值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见。从而得出结论说，对于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应该给予全新的解释。当然,此种观点并不否认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但是将其赋予了政府管理层面的宏观调控，不知是一种理性的客观还是试图掩盖资本主义本质的真相。
甚至有学者直言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是验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衰落，而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历史所埋葬。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失败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指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在现实和理论之间呈现越来越多的致命性矛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个关键矛盾构成了当代世界性危机:（1)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世界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危险;(2)资本主义的消费生产模式使地球生态濒临崩溃，生态问题已经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3)美国试图通过所谓恐怖主义战争从军事上恢复其单级全球霸权和对石油战略资源的争夺，正在把帝国主义带人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由此看出，深受危机摧残的资本主义世界对资本主义制度表明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难以避免，甚至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弊端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症结。但这却不能说明，在危机过后，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再被奉为灵丹妙药。
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根源分析
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最想知道的就是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而这个问题也是最能看出学者站队立场的关键问题。有学者把经济的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分离考量，认为危机是由金融部门的不负责任和放松管制，部分人的贪婪和无节制造成的;而国外共产党人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受金融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危机的根源，将危机的根源直接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
(一)从金融化和美国霸权两个方面分析
法国学者热拉尔?杜拉梅尔、多米尼克?莱维认为，这次危机并不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相反，是资本主义发生了爆炸。当前危机的产生源自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对高收人的强大要求，达到髙收人有两个工具:一是金融化;二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与美国的宏观经济路线相联系，其宏观经济特征是低积累和过度消费。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造成外贸赤字和内债同时增长，而金融泡沫的不配合使其不能正常延续下去。因此，这一危机既是全球经济也是美国经济的失衡，既有金融方面的原因,也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1121这种观点看到了实体经济的原因，却仍然将虚拟经济放在了更为显赫的位置，显然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背道而驰的。日本学者高田太久吉指出，源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凸显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一“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下，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m
巴西经济学家OA莫雷拉直言，大企业的投机性融资导致了金融优势积累体制的危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近年来对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2009年1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世界新秩序的机遇》一文说，“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崩溃给美国的地位带来一次重大打击”,现在“美国及其潜在的伙伴拥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危机时刻转变成充满希望的理想”，“将出现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于中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年如何与对方打交道”。
2008年12月9日，罗伯特?佩斯顿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废墟中可能会出现一种新资本主义。与过去30年的模式相比，它也许比较公平友善，如果想要自保，这种制度或许应该变得仁慈些、温和些、少制造一些不和，少一些胜者通吃的意味”。M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出发分析
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是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即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而问题的主要方面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应对危机和经济复苏时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政策中的摇摆转向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周期性危机。|16>
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指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I171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主席、通俗经济学中心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体制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体制。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某一特定的体制形式,或社会积累结构(SSA),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促进了高利润和经济扩张，但最终资本主义的体制矛盾会破坏其继续运行，导致体制危机的爆发。M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日本首都大学(东京)教授宫川彰在2008年11月26日中央编译局举行的题为“金融危机与《资本论》的当代价值”的学术座谈会上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归根结底仍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的。
2008和2009年底在巴西圣保罗和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十一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分别通过了《圣保罗宣言》的《德里宣言》。两宣言宣称:该组织致力于捍卫劳动阶层和下层贫苦百姓利益、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认为，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和体系性弱点，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到底是热拉尔?杜拉梅尔所谈到的金融化和美国宏观经济路线失误导致的危机，还是更多西方学者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目前很难得出确凿的解答。肯定前者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体制出现了问题，肯定后者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两种不同的答案同时意味着未来社会两种完全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
三、金融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命运
1、社会主义前景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借鉴运用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对生产关系?100*进行调整,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性质。然而，设想通过激烈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少,而通过不断在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社会主义因素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越来越受欢迎。
2009年4月17-19日，全球左翼论坛与会学者就当前危机表态认为，当前的危机既表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又指出了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针对当前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会议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当前的危机强化了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的重要性。会议强调，要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纲领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大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认为这是一个摆脱了阶级剥削和资本压迫的世界一一这就是社会主义。
日本前共产党主席不破哲三表示，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面对当前危机，又要面对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考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拉美左翼发展势头不减，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壮大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仍将保持长期互动关系，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局面可能维持到22世纪。此次经济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没有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还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实现社会主义有以下途径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多样的。
葡萄牙共产党甚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的替代方案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葡共中央委员会强调，工人和人民、共产党和革命政党及世界上其他进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将进行斗争，阻止所有的消极因素,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民主及人民的互助与和平。共产党员对于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其罪魁祸首、当前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替代方案进行解释和政治干预是一项必须的紧迫的任务。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共产党和革命政党，使其与工人和人民大众紧密联系，熟知他们的具体困难、想法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共产党、革命党和进步力量必须相互协作，共同行动。
希腊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为挽救经济危机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所采取的“任何政策都不能缓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腐朽性。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应该反对这些欺骗性的观点：‘调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心灵净化’和‘人道主义’。”真正的现实出路在于联合行动以推翻现存的权力体系。印共亚秋里认为，左翼反对派应该在政府应对此次危机的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资本主义新模式观
虽然资本主义持续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定律，并且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之中，资产阶级学者仍然希望通过资本主制度内部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找到摆脱危机的方式。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犹在，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寻找到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发展模式转型，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活力。
大卫?莱布曼称，对新自由主义时代特征和相关文献作简单的分析，并不能对当前状态是萧条、复苏还是其他下个定论。无论如何，认为大萧条是持久性的或无法复苏都是不合适的。如果要理解这次为抵御危机给工人们带来掠夺性影响所进行的抗争的变革性含义，寻求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核心问题的基本途径,将对这次危机及危机前状态的分析放在马克思坚实的分析平台上是十分必要的。
阿玛蒂亚?森基于其对当下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目前的这场危机并没有要求一种“新资本主义”，但是它确实要求一种对旧有观念的新的理解，比如斯密的观念，以及和我们的时代更接近的庇古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我们同样需要的是对于不同体制的实际运行方式具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认识到，从市场到国家机构的各种组织能够超越短期的解决方案，对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世界作出贡献。
福田太雄从世贸组织体制之下资本主义进人新阶段，即帝国主义的衰退时期提出了一种替换体系的大纲。本土化替代企业全球化才能解决当地社区的可行性、独立性使人们获得幸福稳定生活的机会得到保障免遭削弱和破坏。
热拉尔?杜梅尼尔基于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分析则从建立新的全球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角度来为新的社会秩序和资本主义世界找出路。
阿纳托尔?卡莱斯基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声称，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处于转变时期，这可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重大转变相提并论。在上周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显然有些话没有人敢提及：即将主导世界的新资本主义模式是经过大刀阔斧改革的西方民主体系?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及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喜欢的独裁国家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m显然，他是希望资本主义世界吸收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治国经验帮助其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安然度过经济危机从而继续资本主义的统治的。
现任《泰晤士报》副主编的卡里兹基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将成为一种全新改良的资本主义。卡里兹基认为这一转折点可与拿破仑战争相提并论，从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1.0)的古典时代，经济大萧条(出现髙度依赖政府的资本主义2.0)，到经济滞涨的70年代(产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3.0)。％比尔?盖茨则更坦诚道: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以一种共享财富的创新资本主义模式延续资本主义的财富神话。
我们看到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对其生产关系采取了种种自我调节和改良，但却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放大和加深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经济规律仍然会延续。
在危机之后诸多国家从中国发展模式中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是对社会主义的肯定。然而也要看到尽管是在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依然处于低潮，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历程。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20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前50年，共70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对于中国而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自我、强大自我方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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