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力资本运营；企业绩效；人力资本
一、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内涵
人力资本理论自20世纪中叶创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和传播，现在已成为“经济学中经验应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被推广应用于各个应用学科和研究领域。现代企业的契约理论证明，企业实质上是一种由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组成的“不完全和约”，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具有一种特殊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非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和权益必须通过人力资本的直接参与和使用而间接发挥作用和实现(周其仁，1996)。所谓“人力资本运营”，就是指的这样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即首先通过战略性投资形成特定技术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对这些不同形态和专业化功能的人力资本按照组织目标及要求加以激励使用、整合配置和协调控制，从而达到人力资本保值增殖的、实现团队产出和组织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一般认为企业人力资本的运营需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社会性资源转变为企业性资源的阶段。人力资源在未进入企业之前属于一种社会性资源，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只有通过选拔、聘用等程序与人力资源主体签订劳动合同之后，才能在一定时段内拥有对人力资源的劳动使用权，社会性资源才能转变为企业性资源。第二个阶段是将企业性资源转变为企业性资本的阶段。尽管我们不否认在进入企业之前，人力资源自身已经拥有了或多或少的人力资本存量，但是这种资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企业的需要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在知识与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的贬值与折旧也在加速，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人力资源的不断开发使其成为符合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本，或由低增值性的人力资本转变为高增值性的人力资本。第三个阶段是将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变现为现实生产力的阶段。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本质性差别在于它具有能动性，其效能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外部的环境条件，更取决于人力资本载体本身——人对于外部环境条件的反应。人力资本存量高的人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高的人，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劳动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合理的配置，激励机制的设计，使企业人力资本充分发挥效能，是人力资本运营的关键。第四个阶段是人力资本的维护与扩张阶段。由于年龄、生理、心理等自身因素和退休制度、离职现象的客观存在，人力资本也存在着损耗。恢复和补充的问题，企业只有不断地对人力资本进行维护和扩张，才有可能始终保持人力资本优势。
二、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管理环节
企业＝非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周其仁1996）。企业人力资本增值在企业内部体现为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在企业外部体现为公众（或投资商）对企业的未来认同感增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企业员工。企业通过人力资本运营，可以有效增强对技术的开发、创新能力，提高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以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如果企业内部缺乏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则在为顾客提供价值过程中，丧失长期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的能力，即核心竞争力，企业将不可持续发展。
1．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整体系统，投资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障、职业流动与“干中学”等途径使先天的劳动力转为人力资本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贝克尔也认为，人力资本对人力的投资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区别主要在于：（1）人力资本具有强烈的流动性，而非人力资本流动性较差；（2）人力资本具有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性，而非人力资本是可分离的；（3）人力资本是一种人性化资本，其价值波动较大，而非人力资本是一种物化资本，其价值比较客观。因此，企业人力资本运用能否“以人为本”，有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就成为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绩效优劣的关键因素和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管理成功与否的核心问题。
2．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管理包括人力资源供需分析、人力资源总体规划、人力资源的招聘、培训、职业计划、绩效考评、薪酬管理、激励、发展及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等。人力资本管理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增值，使企业拥有能长期保持高值的人力资本和能长期保持高绩效水平的员工。在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战略层面上和操作实务中，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必须统一纳入人力资本激励使用这个本体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并整合为完整的企业人力资本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管理激励措施和实施必须建立在制度激励的民主基石之上，制度激励必须为管理激励的有效实现提供制度前提、组织保障和人文环境。
3．人力资本整合。所谓“整合”（integration），是指基于放大组织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构功能及效应，而对组织内部各种因素和力量进行重组、调整及磨合的战略管理过程。企业人力资本整合，就是通过协同调控组织成员的目标动机和行为倾向，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人力资本潜能调动起来，并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转化为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实现人力资本系统1＋1＞2的整体功能的过程。由于人力资本是依附于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而发挥作用的，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倾向性对其人力资本效用的发挥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企业人力资本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行为的整合，是组织成员在互动中调试自己行为以适应组织目标的过程。人力资本整合实质上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利用效率，使人力资本存量最大化地转化成人力资本价值，以取得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在企业重组和整合过程中，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技术传统、管理传统、文化传统的冲突，从而面临着技术整合、管理整合与文化整合的任务。一般认为，企业重组和整合将产生两个方面的规模效益：一是人力资本整合后物质资源集约化运营的优势；二是人力资本整合后人员集约使用的优势。因此，企业重组和整合既是物力资本重组更是人力资本整合，既是物力资本整合更是人力资本的整合。经过整合的人力资本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基本框架和内容包括以上人力资本管理的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薪酬制度体系的设置运作；二是绩效考核评估制度体系的设计操作。
4．人力资本扩张。人力资本扩张是通过人力资本运作，实现人力资本的内涵和处延的扩大，在使企业得到更好发展的同时，促使人力资本的增值，实现人力资本投资者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人力资本扩张是人力资本张力的外在表现。人力资本张力即资本自我增值、自我扩张的能力，它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转化为人力资本价值的能量，反映了资本要求不断增值的本质属性。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价值是两个不等的量，人力资本存量是凝聚在人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结晶，它可以用积累人力资本过程中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来表示；人力资本价值是人力资本存量在最理想运营情况下所能产生的最大收益的现值。人力资本价值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值愈大，人力资本扩张的潜力愈大。因此，静态地看，人力资本扩张是在指人力资本存量一定的情况下，最大化人力资本价值；动态地看，人力资本扩张过程是指不断放松约束条件即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过程。我国企业人力资本存量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因人力资本贬值和人才创新能力不足，人力资本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三、企业人力资本的运营策略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企业并购浪潮风起云涌，其结果使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背景和价值观走到一起，并成为同一个社会经济组织的成员，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因此，公司人力资本人文性质的多元化、多样化将是大势所趋。我国加入WTO后，外国跨国公司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在开放统一的市场环境中各类企业员工来源和构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样化和多元化，如何将这些具有不同人文性质的人力资本有机整合起来，对于企业组织运作和总体绩效具有直接影响。在这样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本竞争将日趋激烈，企业如果没有有效地凝聚人心，保持和整合人力资本的政策策略和技术措施，就很有可能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和四面楚歌的境地。因此，搞好企业的人力资本运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人力资本的选拔。选拔的核心是使被选拔人员能真实地显露自己的个性、素质、潜能和工作能力，使企业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被选拔人员的水平和比较准确地预测在未来的表现。由于选拔属于事前评估和选择，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选拔机制。
2．人力资本的开发。企业人力资本开发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企业文化教育、潜能开发、职业培训等方面。对于基础性的潜能开发，企业应持积极鼓励的态度，可提供部分资助并在时间安排上予以照顾，但员工个人应对其负主要责任，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开发成本；对于企业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由于开发的目的是形成为企业所用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企业应负主要责任，在内容、时间、资金、师资和厂所等方面应统筹规划，合理安排。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本；运营
通过对许多大公司的研究分析得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的竞争能力是企业开展某项业务的前提条例，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企业进入市场竞争的门票，但支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征实质上是企业能力理论的一般逻辑推理，它表明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PrahaladandHamel,1990,1995）。
一、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核心竞争力
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内涵，理论界有多种理解：核心竞争力是在一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竞争领域一流水平，具有明显优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具备的一种或几种使其在向顾客提供价值过程中长期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独特拥有的，能为消费者带来特殊效用，使企业在某一市场上长期具有竞争优势的内在能力资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说：核心竞争力是指一个企业不断地创造新产品和提供新服务以适应市场的能力，不断创新管理的能力，不断创新营销手段的能力。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Prahalad&Hamel，1990）认为它是企业达到“一组先进的技术的和谐组合”，而“先进技术”不仅仅是企业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包括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其后他们又认为核心竞争力是能使企业提供附加价值给客户的一组独特的技能和技术（1995）。蒂斯、皮萨诺和舒恩（Teece&Pisano&Shuen，1990）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支柱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埃里克森和米克尔森（1998）从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组织资本反映了协调和组织生产的技术方面，而社会资本显示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伦纳德—巴顿（Leonard—Barton，2000）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包括员工的技能、物理体系中的知识、管理系统和价值观4种形式的技术竞争力。另外，还有人从知识的角度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一种方法性的初级知识，可以创造价值；从资产的角度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无形资产和智力资产中的关键部分，反映了企业的本质（杨浩、戴月明，2000）。概括地说，核心竞争力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具有的令企业保持长期、连续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特定性或不可模仿性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属性意味着这种竞争优势既是企业参与市场分工协作体系不可替代的要素。从以上对核心竞争力的定义看出，企业核心竞争力至少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替代的，故而能取得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具有持久性，它一方面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又使核心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刚性（Leonard-Barton,1992）。
在竞争对手众多的现代市场中，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得长足发展，保持有利地位，必须要有明显优越于对手的竞争优势。否则，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企业不断健康、顺利成长、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核心竞争力一旦形成，在其扩散效应的推动下，企业利用该战略性资源，不断扩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产品生产将由单一迅速走向多元化发展之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过程，是企业内部各种要素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在外部竞争压力的作用下，企业以反应能力为基础，不断地就企业内部要素之间的匹配进行调整，形成以人为本的知识性企业管理战略组织。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人力资本的运营
企业竞争力的根源在于企业员工生产、管理积极性、创造性和其聪明才智的发挥。核心竞争力是一种能力的网络结构，而这种网络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生产、管理等各个环节上的人力资源能力、效用的发挥大小，并且，这种能力的有机性决定了各环节能力大小的匹配和整合。如何把每个环节点上能力的大小进行合理的经济的分配，这是企业知识管理（人力资本管理）的根本目标。
舒尔茨曾经明确指出，“人力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它需要消耗稀缺资源，也就是说需要消耗资本投资；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因此，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人力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实际知识以及智能的发展和传播”，“人类的未来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因此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企业发展的核心业即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所拥有的企业知识、人力资本。二战以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普拉哈拉德和哈默（1990）指出今天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它所具有的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则是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他们的能力水平。
企业核心竞争力就其构成要素来看，表现为某一方面的知识、技能（核心技术）。获取知识技能的途径就是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途径，因此某种程度上学习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威廉姆森就认为，特异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也即知识（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
企业人力资本是指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也即是对劳动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支出（直接成本）和其在接受教育时放弃的工作收入（机会成本）等价值在劳动者身上的凝固，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蕴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存量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企业员工的劳动素质、生产技能和科技水平。企业人力资本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收益递增性。收益递增亦称动态规模经济，指的是生产率的提高与产出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二是外在性。卢卡斯指出，每一个人力资本的提高都直接引起了产出的提高，同时也引起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社会平均的运作效率，总体效率的提高反过来又使每个企业和个人从中受益。三是时效性。人力资本是以人口自身的再生产为存在方式的，由于人的生命周期的有限性，人力资本如果不能及时地被利用，或者是不能适时适当地被利用，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或丧失其作用。四是累积性。每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不是由一次投资而形成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它是不断地进行多次投资的结果，这也是由其载体的特点所决定的。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以被认为是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三、企业人力资本的监督和激励
1．人力资本的企业产权激励。既然我们称人力资本为资本，那么人力资本的收益就不应该仅仅是工资（这只是劳动报酬），资本的收益应该是产权，所以人力资本在企业中应该拥有产权，只有让人力资本拥有企业产权，人力资本才有激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那就是“谁出资谁拥有产权”，然而这个提法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有的人没有出资，但是他却拥有产权，这就是人力资本。激励企业人力资本全身心投入创新是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对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有效和长期激励作用的最佳制度安排，就是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同物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拥有企业的所有权。
2．人力资本的企业地位激励。其实就是经济学中的位置消费。人力资本的地位激励最早源于西方的一些企业，他们通过设立CEO、CFO、CKO、战略决策委员等职位来提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企业地位，使其获得优越的位置消费。CEO不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但权力非常大。自从企业设立了CEO这一职位，董事会也就变成了一个小董事会，董事会的功能已经不再是对企业重大决策拍板，仅只是选择、考评和决定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当然近些年出现的独立董事，也不是企业的出资人，与企业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它的投票权却跟出资的董事一样是极为重要的，这也属于人力资本。
3．人力资本的企业文化激励。企业文化的涵义是—种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是同一范畴，属于企业制度的组成部分。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指出：法律有失效的时候，这是靠的是社会道德约束。而企业也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失效的时候只能靠企业文化来约束。西方不同的大企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有5点是一样的：（1）强调等级、下级对上级忠诚和团队精神。（2）能力的差异决定你在企业中的分工。（3）能力大小、分工不同在企业中获利方式不同，有人是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有人是劳动收益（一般工人）。同样是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是没有可比性。（4）强调企业中差距大是正常的，没有差距是不正常的。（5）强调效率，效率高收益高，不强调公平。公平不是企业的原则。是社会的原则，政府的功能是公平。
在激励人力资本的同时，企业应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对人力资本行为进行监督：包括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信息保密；企业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收益；设置合约到期一次性支付条款；职位和权利的提升；企业内部约束和法律约束等。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应当不断提升其竞争优势，而这一竞争优势只能靠对人力资本的合理运营来实现。加强对企业人力资本的激励和监督可以更好地享受人力资本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利润，从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RobertLucas．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ownalofMonetaryEconomics，Vol.22.1988.
2．C.KParahald,GaryHamel.Thecorecompetenceofthecorporation.HarvardBusinessReview，1990，May-June,79～90.
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集团化等方式扩展资本，在世界各地设置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实现其全球战略，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同其他公司贸易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迅速增长。内部贸易在有关国家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瑞典为36.1%，德国为34.6%，英国为29.6%，日本为17%，欧共体平均为29.6%。在当代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1/3以上，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这种内部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本文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含义和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是指一家跨国公司内部的产品、原材料、技术与服务在同一产品生产、销售等过程有关的每一个国家里组织专业化生产，而又通过内部交易把这些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这种交易虽然导致商品跨越国界的运动，但是交易行为主体实际上是同一个所有者，它既具有国际贸易的特征，又具有公司内部商品调拨的特征，因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获利动机并不一定是以一次性交易为基础，而往往以综合交易为基础，服从于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目的；其交易价格不是由国际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公司内部自定的；其交易动机主要是实现企业内部的经营与管理，使经营过程中各构成要素实现正常的运动。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理论基础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理论基础是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现代企业经营的范围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研究与开发以及职工的培训等。这些活动是相互联系的，由中间产品，其中主要是技术、专利和管理技能等知识产品的活动联系起来。但中间产品的市场不完全，使得企业利用市场交易的成本很高，因而导致企业创造出内部市场，将原先由市场连接和组织的各项活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控制之下，当市场内部化超越国界时，跨国化经营的舞台就形成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外部市场不完全是内部化形成的主要原因。企业外部市场失效促使内部市场的建立。存在于企业之外，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支配的外部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存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交易成本大。某些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市场尤不完善，使得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外部市场有效地协调其经营活动。通过内部贸易，以公司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使资源和产品在公司内部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利用。 第二，知识产品的特性促使内部市场形成。知识产品包括知识、信息、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管理技能及商业信誉等。知识产品要实现其专有权的价值，会因市场不完全而遇到困难。一方面，知识、技术和技能的研究与开发耗费的时间长，投资的费用大，一旦开发出来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某种“自然垄断”的性质，其价值的实现要靠歧视性定价或差别性定价；另一方面，外部市场难以对知识产品准确定价，且外部交易极易使知识产品泄露出去而失去原有的价值。若将这一交易置于同一所有权之下，便可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借助内部市场的定价机制充分实现知识产品的价值，并可充分发挥企业的垄断优势，形成内部化优势。 第三，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是内部贸易的形成动机。由于外部市场存在很多交易障碍，如信息不对称问题、关税壁垒、谈判成本等，通过外部市场所进行的交易会导致附加成本的增加，而企业内部资源的转移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由此形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一般来说，外部交易成本越大，内部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图示如下： 附图 二、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 第一，在结构调整方面，内部贸易促进了国际分工和技术进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开辟了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生产的可能性，促进和健全了公司内部网络的形成，即把生产加工的不同阶段分设在不同国家，或者由各子公司专门生产整个生产线的某种特定部件，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同时 ，内部技术贸易还促进了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在人才、科技实力以及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安排科研机构，推动技术创新，保持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据估计，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技术工艺。 第二，在要素配制方面，内部贸易可以充分利用转移定价攫取高额利润和规避风险。内部贸易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根据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由公司上层人士制定的，通过转移高价和转移低价使整个公司的经营活动在全球战略目标指导下实现内部交换，在协调的基础上使各自的利益得到满足，并可减轻税负，实现内部资金配置，逃避东道国的价格控制，避免外汇汇率风险和东道国的外汇管制。例如，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国的外汇管制和利润汇出限制严、营业利润抽税高时，母公司就抬高供应给子公司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务价格，使子公司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减少，从而少纳税；当子公司产品面临当地产品竞争时，母公司可以大幅度降低转移价格，从而降低子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强其竞争能力，以掠夺性价格打垮竞争对手，操纵和垄断当地市场，然后再提高价格；当所在国货币将要贬值时，母公司就可以利用转移价格将子公司的利润和现金尽快汇出去；当子公司所在国货币坚挺时，母公司就利用转移价格使子公司扩资，从汇率中牟利。由此可见，转移价格已成为跨公司弥补外部市场结构性和交易性缺陷的重要措施，它既是跨国公司建立内部市场的重要手段，又成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强大支撑点，为其最终获取高额利润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在无形资本运作方面，内部贸易可保持公司的技术优势。对技术的垄断是跨国公司的特有优势，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如果公司的技术产品在公司外部交易的话，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摹仿而受损失。内部贸易就可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有助于公司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竞争能力，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实践证明，实行内部贸易与公司拥有的技术水平有关，其技术水平越高，内部贸易的比重就越大。据邓宁教授研究，母公司内部出口贸易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计算机工业为91.3%，石油工业为51%，汽车工业为62.4%，电子工业为36.5%，纺织业为12.8%，食品业为9.8%。 第四，在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内部贸易解决跨国公司内部相对利益中心之间交换的矛盾，有利于公司高层人才的稳定。跨国公司的各个子公司虽然隶属于同一母公司，但各子公司又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即使是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的大局出发也应考虑到各个主体的利益要求，以保证工作人员的稳定，维持整个公司的凝聚力。因此，在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换过程中就不能以利益的完全一致性为基础进行无偿调拨，而必须采取贸易形式，通过内部市场机制满足各方的经济利益，以解决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 第五，在追求风险最小化方面，内部贸易降低了外部市场造成的经营不确定风险，有利于跨国公司实行计划管理。完全受市场自发力量支配的企业经营活动面临诸多风险，如投入供应数量、质量、价格等不确定，以及不同生产工序和零部件由独立企业承担带来的协调问题等。公司内部贸易可以大大降低上述的各种经营不确定性，使公司的商品数量、商品结构以及地理流向都服从于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计划、生产投资计划、市场营销计划 和利润分配计划，优化公司内部的资源配置，使之不断适应公司发展战略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内部贸易的负面效应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 第一，转移价格的定价机制改变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贸易秩序。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转移产品、服务、资金时，人为地调高或调低价格与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自由竞争赖以存在的供求调节价格的价格机制，破坏了国际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联系。因此，内部贸易减弱了价 格作为市场信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本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贸易秩序。 第二，转移价格往往损害了东道国的利益。由于内部贸易采用转移价格手段，达到跨国公司的特定目标，如将资金调出东道国，规避东道国的税收，绕过东道国的关税壁垒等。据有关部门的数字表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亏损高达40%以上，有些地区甚至达到75%，因此许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无利可分，甚至连年亏损。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企业的外方却不断增资，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这些企业的外方通过“高进低出”的转移价格侵吞了中方的收益，实现了“虚亏实盈”、“中亏外盈”。可见，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侵吞了东道国合资方的利润，减少了东道国的税收收入。 第三，内部贸易降低了东道国引进外资的关联效应。很多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力引进外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的发展。然而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出发，有时宁可高价进口国外关联公司的原材料、半成品，因而降低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关联效应。例如，某合资企业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阿苯达唑，国内许多厂家均能生产，而且产品质量很好，但该企业的合资外方却拒绝使用高质价廉的国产原料，而高价从其他国家的子公司进口。 第四，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使国际关系复杂化。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侵占了东道国的利益，破坏了东道国的投资声誉，而且使东道国在制定外经贸政策时左右为难；另一方面，内部贸易中的返销假活动使得进出口国地位改变，改变了双方的贸易差额。不利于东道国的国际收支改善。这些矛盾显然会造成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化。例如，美国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向其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如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汇率升值；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等。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好这把“双刃剑”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例如美国、法国、日本等拥有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达国家都已制定出专门法规，限制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时间短，缺乏经验，要管制转移价格就比较困难。目前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完善法令、法规入手，加强对外资企业财务报表的审核，并及时了解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及有关国家的税率差别，了解国际市场同行业利率水平，及时发现问题，以对跨国公司转移价格进行限制，扬长避短，为我所用。 收稿日期：2002-01-15【
关键词：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盈利能力；标准化系数
一、引言
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应收账款和存货，同时将短期应付款作为一种财务融资政策（Deloof 2003）。因此，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运用（被定义为营运资本管理）已成为企业日常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工作（Malmi 2003）。作为日常经营所必需的周转资金，有效的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持续发展极为重要。因而如何加强营运资本管理、提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已成为企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与长期投资、筹资管理类似，营运资本管理虽属于短期财务管理范畴，但也需要科学而规范的政策作指导。营运资本管理既要有量的把握，又要有质的体现；既要保持企业流动性，同时又要提高企业收益性（袁卫秋2012）。然一般而论，学术上更为关注的是长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财务决策，对短期财务政策涉及较少，从而形成了理论上的空白点（汪平等2007）。鉴于此，本文以07—12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和管理政策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丰富营运资本管理实证研究成果，又为制造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
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分别从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和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盈利能力
就流动资产而言，Deloof（2003）等发现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与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其它的研究也为这些结论提供了额外的证据（Wohrmann et al.2012）。这些实证结论表明，企业可以通过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存货周转期提高盈利能力，但Gill、Biger等（2010）却发现，存货周转期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应付账款而言，研究结论也不一致。从理论角度分析，应付账款增加，那么营运资本就会减少（Enqvist et al.2012）。由于现金周转期与盈利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孔宁宁等2009），那么可以推断应付账款周转期应当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Wohrmann et al.2013）。换言之，如果推迟付款将能使企业更具盈利性。但令人不解的是，实证结果表明应付账款周转期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呈负相关或不显著的关系（Garcia-Teruel 2007）。仅有Lararidis和Tryfonidis （2006）研究表明两者存在正向关系。这些矛盾的研究结论表明：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讨。
（二）营运资本管理政策与盈利能力
通常认为营运资本政策包括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和营运资本融资政策。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Weinraub和Visscher （1998）以及Nazir和Afza （2008）。Weinraub和Visscher （1998）通过研究1984-1993年间美国制造业等10个行业的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发现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且相对激进的营运资本投资政策通常伴随着相对保守的营运资本融资政策。与Weinraub和Visscher研究结果类似，Nazir和Afza （2008）也发现了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但与Weinraub和Visscher （1998）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他们发现相对激进的营运资本投资政策通常伴随着相对激进的营运资本融资政策。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越保守，企业业绩越好，即营运资本管理政策激进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国内关于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刘运国等（2001）和汪平等（2007）。刘运国等（2001）研究发现流动资产比例和流动负债比例呈同向变动，企业盈利能力受到营运资本管理策略影响。汪平等（2007）以流动资产/总资产、流动负债/总负债代表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研究了企业营运资本政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在回归中均不显著，表明营运资本政策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然该文研究由于没有进行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也没有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使得研究结论存在瑕疵。此外，袁卫秋（2012）实证研究发现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三、研究方法
1.样本选取与数据选择
由于2007年1月1日起，我国上市公司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并且制造业涉及销各个方面、选取制造行业分析有利于消除行业差异。因而本文选取07-12年沪深B股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出于研究需要，对初始样本进行适当筛选：（1）剔除ST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2个）；（3）剔除数据异常的公司（2个）。最终得到年有效样本52个，6年共计312个面板数据、2184个观测值。所需数据源于CSMAR数据库。
2.研究假设与模型。
（1）研究假设。基于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以下五个假设：
H1：应收账款周转期与盈利能力负相关。应收账款属于企业资金占用，如果能加速收款，则有利于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形成更多的价值增值，使盈利能力提升。
H2：存货周转期与盈利能力正相关。存货周转期=365*存货/销售成本，在销售收入及存货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存货周转期上升，则销售成本下降，那么产品毛利率上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加。
H3：应付账款周转期与盈利能力正相关。如文献回顾所言，已有研究表明现金周转期与盈利能力负相关，而应付账款周转期又与现金周转期负相关，那么可以推断应付账款周转期增加，则盈利能力增强。
H4：营运资本投资政策与盈利能力正相关。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衡量的是流动资产的保有量，营运资本政策越激进，则风险越高，盈利能力也就越强（风险-收益权衡原则，下同）。
H5：营运资本筹资政策与盈利能力正相关。营运资本筹资政策反映的是短期内需要偿还的流动负债的存量状况。营运资本筹资政策越激进，则企业短期偿债风险越高，那么盈利能力也就越强。
（2）多元回归模型。为了验证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及管理政策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Mod1 ROAit=β0+β1DSOit+β2DSIit +β3CATit+β4LNSIZEit+β5ALit+ξ0
Mod2 ROAit=β0+β1DPOit+β2CALit+β4LNSIZEit+β5ALit+ξ0
（3）变量说明。DSO=365*应收账款/销售收入，表示应收账款周转期；DSI=365*存货/销售成本，表示存货周转期；CAT=流动资产/总资产，表示营运资本投资政策；DPO=365*应付账款/销售成本，表示应付账款周转期；CAL=流动负债/总负债，表示营运资本筹资政策；LNSIZE=LN（总资产），控制规模效应；AL=总负债/总资产，控制财务风险；β代表回归系数；ξ代表残差，E（ξ）=0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回归分析之前，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自相关、单位根以及判定模型的协整性，分别进行了Person相关系数检验、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性检验。结果见表一、二。
表一列示了变量之间的Person相关系数。盈利能力指标与衡量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指标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同假设预期一致，表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产品毛利率能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而应付账款周转期相关系数统计并不显著。代表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的CAT、CAL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从总体来看，各自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弱，只有LNSIZE和AL之间的相关性为较高值0.4914。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加以考虑。
表二列示了Mod1、Mod2回归模型的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性检验结果。由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T值及P值可知，回归模型Mod1、Mod2不存在单位根，即排除了回归分析为伪回归的可能；回归模型Mod1、Mod2协整性检验ADF统计量的T值及P值表明回归模型平稳性良好，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三列示了混合最小二乘法的多元回归结果。根据表三可知，回归模型Mod1、Mod2的P值均为0（未列示的F统计量分别为19.3546和13.8199），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模型整体显著；回归模型调整后的R2分别为24.03%和15.26%，说明回归模型拟合优度良好。此外，从模型自变量回归系数T统计量及P值看，DSO及AL在1%水平下与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CAT、LNSIZE和CAL在1%水平下与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DSI在10%水平下与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DPO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但统计结果不显著。即除假设三没有得到验证外，其它假设均通过了实证检验。可能性解释为：应付账款延期支付所隐含的机会成本对盈利能力产生了抵消效应并且长期拖延付款有损企业信誉，不利于企业经营范围扩展，最终影响了企业盈利能力。为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给出了两种回归系数。表三中第一组是标准化系数，第二组是非标准化系数。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无论是标准化回归系数，还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都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盈利能力有重要影响，从实证角度说明了企业应当重视营运资本管理。（2）从营运资本管理政策CAT、CAL的系数可知，激进的营运资本管理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因而从实证角度为“零营运资本”概念与技术的运用提供了经验支持。（3）由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变量—营运资本投资政策（CAT）和营运资本融资政策（CAL）系数可知，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甚于营运资本融资政策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营运资本管理政策时应更加关注流动资产的持有量，将更多的资金投资于获利性更强的长期资产。（4）控制变量LNSIZE系数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规模经济效应越强，从而企业盈利能力也越强，因此扩大规模也是企业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AL系数说明，随着财务风险增加，企业盈利能力将受负面影响，因而企业还应当把握好对财务杠杆的运用。
五、结论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就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和管理政策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状况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营运资本管理活动对公司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2）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表现为：政策越激进，公司获利性越强；（3）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强于营运资本融资政策。基于研究结果，管理层应当重视营运资本管理，着力制定最优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制定恰当的信用政策、选择最优支付时机和支付方式、引入零营运资本管理理念等措施，在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营运资本高速有效周转，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参考文献：
[1]Deloff， M. Does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ffect profitability of Belgian firms？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30， 573-587.2003
[2]Enqvist et al. The impact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on firm profitability in different business cycles： evidence from Finland. Working Paper. 2012.
[3]Wohrmann et al.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firm profitability. J Manag Control 24：77-87.2013
[4]Gill. A，Biger， N. And Mathur， 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profitability： evidence from United States. Business and Economics Journal， Vol. 2010， pp.l-9
[5]孔宁宁等.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第12卷， 2009
[6]袁卫秋.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研究：基于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金融研究.第4期.2012
[7]刘运国等.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实证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3） ：6-10.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一、电视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推进与实践回顾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营运资本； 理论； 盈利水平
一、引言
投资者保护理论认为，营运能力是企业运用资金、运用各项资产以赚取利润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首先表现为各项资产周转率和周转额的贡献上，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良好的资本市场能带动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新疆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其规模仍然偏小，上市公司总收入、资产、利润以及每股收益等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并且还存在整体资产质量不高、资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外企业盈利能力与业绩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处于特定形式下的资本市场环境中，就新疆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所涉及的各指标的周转率与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以及不同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有利于新疆上市公司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通过研究各周转率在不同行业上市公司间的差异，有利于公司营运能力具体政策的制定，提高公司的权益报酬率，降低成本，更好地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希望能为新疆上市公司运营及监管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二、文献回顾
随着投资者保护研究的深入，如何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的资产是一个投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只有不断进行循环与周转，增强企业资金的流动性，才能以尽量少的投入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在同样的时间里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
早期，人们认为要维持正常的经营运转就必须有适量的营运资金，尽可能的将企业在流动资产上的投资额降到最低。因此，在西方企业中随之而出现“零营运资本管理”及“负营运资本管理”的理念逐渐趋于激进型投资管理。此观念认为，只要能够合理安排公司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并使他们能有效的运转，保持一种动态的盈利状态，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而为公司、为股东创造收益。其中，Smith（1980）最先指出权衡营运资金管理双重目标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一个公司的决策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很可能造成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不足；如果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流动性上，就会减弱公司潜在的获利能力。因此，高效的营运资金管理是要处理好流动性和盈利性之间的矛盾。
此外毛付根（1995）、袁光才（2006）也认为研究企业的营运资产的管理应结合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消长关系进行全面估量，通过研究二者之间的变动所引起的盈利与风险的关系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营运资金政策，促进企业加强各项资产的管理。
虽然营运资金管理的效率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但是，二者的显著性在不同行业是有差异的。比如在制造业和零售业为代表的上市公司，虽然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及应付账款周转期均与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但用现金收款方式，只有较少的应收款项的零售业，使得应收账款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作用较小，因此应收账款的周转无法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影响①。营运能力的高低影响着公司的经营业绩，在分析时应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进行划分，从而得出比较规范的结论，进而有助于正确引导企业经营行为，帮助企业寻找经营差距，提高经济效益。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反映应收账款情况的指标，当周转次数多了，则企业收取应收账款的速度较快，发生坏账、呆账的机会较小。一般情况下，如果要保持较合理、较高的应收账款周转率，都会发生相应的应收账款管理成本；同时，由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又会加大其管理成本。那么企业就需要权衡得失，比较信用成本与信用收益，合理控制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确定最佳信用政策，从而提高应收账款的管理水平。当企业信用政策、赊销政策处于最佳的情况下，多次对资金的循环使用能提高企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率讲的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企业的收益。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一：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2.一般来说，衡量企业的存货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公司的营运能力，管理者必须掌握如何有效的配置存货水平和资本使用效率，减少投资与存货上的成本。而存货周转率是衡量存货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确定最优订货批量的情况下，存货周转率越高，存货的周转天数越短，说明存货周转的越快，其流动性越强。反之，说明存货周转的越不顺畅，存货的流动性越弱，存货占用资金越多，资金使用率越低。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二：存货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3.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有的比重较大，其生产能力关系到企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进而关系到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固定资产营运效率如何，对企业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当、结构合理的情况下，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周转天数越短，说明固定资产周转的越快，其流动性越强。反之，说明固定资产周转的越不顺畅，流动性越弱。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三：固定资产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4.MM理论认为企业价值是由企业全部资产的营利能力决定的，总资产周转率是衡量企业营运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总资产周转天数越短，则企业所有资产周转的越快，其周转率越高，即同样的资产取得的收入越多，因而资产的管理水平越高。因此提出：
假设四：总资产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二）样本及指标选取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2008—2012年的沪深新疆37家上市公司年末的数据为基础样本，研究期限为5年。相关的财务指标等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数据处理主要运用SPSS17.0软件。考虑到极端数据和特殊行业对结果的不利影响，并使研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样本公司的选取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本文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公司4家，分别是*ST香梨、*ST汇通、*ST中葡、ST天宏。二是由于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它类别的上市公司有较大差别，因此，剔除金融保险类（宏源证券）上市公司1家。通过筛选，最终获得了32家公司5年间的样本数据，共得到有效样本139个。达到一定标准，不会影响结论的合理性。
1.因变量：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指标来综合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财务状况和营运状况。该指标是企业经营管理业绩的最终反映，是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获利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企业财务活动效率和经营活动效率的综合体现。但必须注意的是，要分析企业的负债率，若企业负债率很高，则即使净资产收益率很高，也有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因而应慎重选择。
2.自变量：营运能力衡量指标的选取
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分析主要从资产的周转速度方面展开。为了分析透彻找到根源，本文选取应收账款周转率（ART）、存货周转率（IT）、总资产周转率（TAT）、固定资产周转率（FAT）来衡量企业营运能力。
3.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
在有关此方面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将期末资产总额作为衡量公司规模和反映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但考虑到公司资产总额的数值较大，期末资产总额与其他指标存在较大量级的差异，有学者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该组数据进行标准化，也有学者对其取自然对数以便减小公司之间资产总额的差距，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采取后者方法即对其取自然对数，以便使数据更接近正态分布。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为：
ROEit=αit+β1ARTit+β2ITit+β3TATit+β4FATit
+β5SIZEit+μit
其中ROEit为第i家企业t时期的净资产收益率，ARTit、ITit、TATit、FATit、SIZEit分别为第i家企业t时期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期末资产总额的对数。随机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特征
在分析前，首先对本文选取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对各个变量的最大、最小值、平均值以及标准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统计结果表明，新疆上市公司在整体运营上具有下列特点：第一，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参差不齐，最高为0.45，最低为-0.28，平均为0.1033。第二，样本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差较大，最高为193.89，最低为1.76，平均为26.8964，两者相差高达110倍之多。第三，样本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相差幅度也较大，最高为12.64，最低为0.26，平均为2.3172，两者相差48倍。第四，总资产周转率相差也较大，最高为1.91，最低为0.05，平均为0.6355，两者相差38倍。第五，存货周转率相差也较大，最高为22.39，最低为1.01，平均为4.8782，两者相差22倍。
（二）Pearson相关分析
表2列示了模型所有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由数据可以得出：（1）经营业绩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资产总计，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2）除应收账款周转率与资产总计中度相关外，其余变量之间为高度相关；（3）在显著性检验方面可看出：各变量之间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此结论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表明加速对客户收款、加速存货周转以及加速总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周转都可以提高营运能力。经营业绩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与控制变量资产总计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规模较大公司的营运能力较强，经营业绩较好，从而证实了有效的营运资本管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但以上只是初步的分析，它们之间真实的关系还需要结合多元回归来进行判断。
（三）回归分析
从表3可看出，总体样本的相关系数为0.98，判定系数为0.961，非常接近1说明总体样本的拟合程度非常高。
表4列示了多元回归的统计结果，通过对整体的研究发现，所选取的各因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存货周转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所对应的Pearson相关系数的符号相反，表明所使用的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本文将取各变量分别与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一元回归。
除此之外，通过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以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究发现，四个变量均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着正的线性相关关系。但同时也发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相比，由标准化系数可得出，均是总资产周转率对净资产收益率影响大，但制造业排序：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非制造业排序：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各指标排序的前后决定了此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程度的大小，越靠前说明影响程度越大。且制造业这四个指标对净资产周转率影响普遍比非制造业大。由于制造业存在物料品种规格多、生产不连续、生产制造过程复杂、管理过程复杂等特点，因此，制造业这四个指标对净资产周转率影响普遍比非制造业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样本数据的营运能力各指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与经营业绩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该结果与假设相符，并且，在四个指标中，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对净资产收益率影响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此四个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国有企业小于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小于制造业。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应收账款、存货、总资产、固定资产的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并且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Shin和Soenen②、Deloof③等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时，也证实了纪建悦和李姣（2011）、孔宁宁和张新民（2009）、宋艳等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这些结论对促进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加强营运能力，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指导意义。
（二）政策建议
第一，企业不能只注重业务的发展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而忽视了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企业应结合自身的经营方式，通过建立信用体系、对业主方进行信用评价以及建立健全赊销申报制度，加速对资金的回笼，以避免过多的营运资金呆滞在应收账款上。从而为企业获得大量的现金支持，相对增加企业流动资产的投资收益。
第二，企业对于存货的管理，要提高库存的预算准确度。通常存货既不能储存过少，否则可能造成生产中断或销售紧张；又不能存储过多，而形成积压。因此可通过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分析合理的进货批次，使总库存成本最小，利润最大化。
第三，在企业的生产中，固定资产在企业的盈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流动资产也是生产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想要持续盈利，流动资产必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因此，在考虑企业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企业要实现生产的累积增长，需要增加生产设备，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得当、结构合理时，就能充分发挥其效率，提供较多的生产成果，增强企业的营运能力。
第四，针对营运能力四个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远远小于非国有企业的状况，国有企业首先要明确产权关系，防止集权于一身的现象发生，明确权责，做到权责对等。其次，要加大监管力度，做好内部管理工作，建立并完善与企业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贯彻落实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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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纪建悦，李姣.营运能力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新会计，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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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运营，内部监控系统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平能化集团）是2008年12月5日由原平煤集团和神马集团两个中国500强企业联合重组创立的一家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特大型能源化工集团。拥有平煤股份和神马股份两家上市公司。中平能化集团根据重组后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依照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的原则，重新规划产业布局，确立了煤炭采选、尼龙化工、煤焦化工、煤盐化工4大核心产业和煤电、现代物流、高新技术、建工建材、机电装备5个辅助产业协同发展的“4+5”产业新体系。
经济总量的大幅跃升，发展质量的显著提高，要求企业强力推进组织结构调整、专业化重组，加快提升管理水平，管理体制实现战略转型。目前，中平能化集团已经完成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三级管控体系，但进一步激发体制活力，提高运行效率和质量的任务仍然很重。要深入分析、加强研究，进一步优化整合机关总部、产业群、经营单位的职能定位、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真正形成资源配置优化、职责权限明确、管理流程科学、执行高效顺畅、对外反应灵敏的体制机制，确保。中平能化集团化优势充分发挥，确保各业务单元经营活力不断增强。要加强产、供、销、人、财、物等基础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对各种资源的配置和运用能力，切实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特别是对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要加强集中管控，实现有效监管。深化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新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针对管控范围大、要素流动快的实际，运用信息化、自动化等先进的管理手段和平台，适应做大做强的需要。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严格决策程序，重点强化对重大经营行为的风险管控，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本文主要探讨一下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内部监控系统的设计，完善的内部监控系统是资本运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的设计；二是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的设计
（一）资本运营职能分析与分解
所谓资本运营职能分析与分解是指在明确资本运营总职能基础之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分解成为边界明晰的各项分职能。进行资本运营职能分析与分解是设计资本运营有关机构及其相互权责划分、业务关系的基础。资本运营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资本利用率，实现企业资本最大限度增值，这就是资本运营的总职能。总职能的实现要通过两个层次的资本运营，即基础资本运营和高级资本运营。基础资本运营即是生产经营，也称资本的内部积累，它通过资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循环流动而产生增值。资本循环流动的质量和效率越高，资本增值的速度也就越快。而高级资本运营包含三项子职能，即存量资产重组、筹资经营和投资经营，它通过资本的筹集、资本的兼并、收购、联合、重组来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和企业资产配置的优化，从而增大企业资本规模和资产规模，最终实现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资本运营的职能分解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企业资本运营职能分解图
（二）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设立
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权责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各经营管理层的经营权限划分是设计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的重要依据。
下图即是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体系示意图（图2）：
图2 企业资本运营组织体系示意图
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体系各组织机构职责和权限解释如下：
（1）股东会是资本运营某些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者。包括公司外兼并、收购、联合、分立、国有产权转让、发行股票、发行公司债券等。
（2）公司董事会是公司资本运营中心，包括制定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资产管理与经营。具体可设下列四个委员会承担上述职能：
①产业发展规划委员会。根据企业集团化、多元化发展战略，结合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制定各产业的发展规划，既包括中长期规划，也包括决定企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②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统一安排投资项目，决定投资方向、投资规模和具体投资模式选择。
③筹资决策委员会。根据企业的资金需求，在保持资本成本最低和资本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对筹资组合、规模等的决策，包括企业利润分配方案的决定。当然，如筹资涉及到出资者的重大利益，还必须经过出资者的最终批准方可执行。
④资产经营和管理委员会。除了负责企业资产的日常管理和对集团公司、经理层、子公司董事或股权代有等履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监督外，对企业资产的重组方案进行决策。当企业有必要实施兼并、联合等资本运营重大活动时，该委员会有权成立临时兼并联合领导小组对具体方案进行决策。
（3）资产运营部
负责集团公司资产（含股权）处置管理，制定资产处置计划，组织编制和实施资产处置方案。负责产权交易管理，履行产权经纪职责，协调产权交易相关单位的关系，开展相关产权交易行为。负责集团公司兼并与收购管理，组织兼并与收购方案编制、经济分析与评估、实施，股权转让或受让项目综合管理等工作。负责集团公司对外长期投资管理，组织编制投资计划和年度投资预算，组织投资项目的调研、交流、策划、谈判、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估、实施，办理投资项目出资手续等。
（4）财务处（包括内部银行或财务公司）。现代生产经营管理的中心是财务管理，财务处因此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企业筹资经营和投资经营的具体管理执行机构，而且通过制定财务预算、进行营运资金管理和成本费用管理、进行财务分析与评价，为企业高层次资本运营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财务处还是基础资本运营（即生产经营）的中枢，通过监控整个资本流过程，降低资本成本，提高流动效率，以达到促使资本最大增值的最终目标。当然，资本运营还需要生产管理、销售管理、技术管理等机构的广泛参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集团公司对子公司资本运营管理不同于分公司，它只能通过资本纽带关系，通过委派董事长或董事等决策机构人员来间接进行管理，使其资本运营符合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而不是直接干预其日常经营活动。
二、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监控体系的设计
（一）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设计指导思想
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设计的目的是既能对企业资本运营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又能考核和评价企业资本运营的实际业绩。因此，必须做到全面、科学的有机结合。
实施企业集团化发展战略的企业资本运营具有双重目标，即实现规模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的目标和实现利润最大化与资本最大限度增值的目标。因此指标体系中必须首先有反映此两类目标的指标。另外，企业经营管理者资本运营能力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相应指标体系中必须有反映资本运营能力的指标。还有，每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下而上都会受到威胁，要发展必须有稳定和安全作保证，所以在指标体系中还必须考虑企业安全性指标。综合起来，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就包括六大类：规模经济实力指标，规模扩张速度指标，投入产出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
（二）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1）规模经济实力
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是企业经营规模实力、市场竞争能力的表现。主要有2项指标：
①市场占有率=销售收入/行业销售收入
②利润占有率=利润总额/行业利润总额
这两项指标反映了企业在行业中位置和作用。
（2）规模扩张速度
企业规模扩张速度反映企业的规模增长速度。主要有5项指标：
①资本保值增值率=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
②资产增长率=期末资产总额/期初资产总额
③销售收入增长率=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
④利润增长率=本期利润总额/上期利润总额
⑤对外投资增长率=本期对外投资/上期对外投资
（3）投入产出能力
企业投入产出能力反映了企业资源利用状况。主要有2项指标：
①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②成本费用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4）盈利能力
企业盈利能力反映企业最终经营业绩。主要有3项指标：
①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②净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平均所有者权益
③销售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净额
（5）营运能力
企业营运能力反映企业资产周转达的快慢，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资产利用效率的体现，也是经营管理者资本运营能力的体现。主要有4项指标：
①应收帐款周转率=赊销收入净额/应收帐款平均余额
②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平均存货
③流动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净额/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④总资产周转达率=销售收入净额/资产平均余额
（6）偿债能力
企业偿债能力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高低，又反映企业利用负债从事经营活动能力的强弱。主要有4项指标：
①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②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③营运资金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
④已获得利息倍数=（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费用
上述六个方面，共20个指标可以全面反映企业资本运营的业绩和状态，能够为进一步的资本运营活动提供参考，企业在具体对比上述指标值时，可参照企业自身历史水平值，现期预测值和行业内先进企业水平值。
….
….
关键词：营运资本管理 实证研究 综述
一、引言
营运资本管理是企业短期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几乎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国内外学者采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企业营运资本管理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关于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此，本文拟对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三方面应用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营运资本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借鉴。
二、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方面的应用
张宁在（2010）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2008年10年间营运资本管理的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营运资本融资政策和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假设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营运资本政策与公司绩效、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公司绩效的回归模型。作者采用托宾Q和权益报酬率（ROE）作为公司绩效的代表变量，使分析结果更具说服力；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剔除相关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从而使结论更加客观。
陈晓霞（2011）采用实证分析法对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经营绩效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实证研究模型检验中，分别采用了描述统计、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并给出了经验公式。作者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较好地完成了营运资本管理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张红娟（2009）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表明，现金周转周期与企业资本回报率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而企业增长率与营运资本管理各方面都不存在相关关系，现金流量也只与现金周转期即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相关。
柯宝红（2009）以2007年沪、深两市所有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了制造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是：公司营运资本对企业绩效有影响但不显著，并就此提出了改善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对策及建议。
张梅玉（2010）以零售业沪、深两市A股2001年前上市的62家公司为样本，选取2001-2005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零售业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总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
可见，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方面，大部分研究主要采用了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等方法，能够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二者间的关系。
三、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方面的应用
王帧（2011）利用2005-2009年连续五年上市的房地产公司营运资本管理财务数据，对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与多元回归分析。通过对理论假设的检验和实证结果诠释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存在流动资产占总收入水平较高、易变现率较低、营运资本总体管理水平上升。
汪平等（2007）以截至2004年末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制造业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是：企业价值与营运资本周转期负相关，而与流动资产比例和流动负债比例无关。
韩庆兰等（2008）结合2003-2006年沪、深两市房地产公司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营运资本管理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价值受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预收账款与营业收入之比、预付账款与营业成本之比以及金融流动资产负债率等因素的影响。
王治安等（2007）从管理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对2003-2006年上市的1 050家A股公司进行了研究。通过Pearson检验分析，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GLS估计。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营运资本需求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董海婷（2010）对2003-2007年394家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并进行经济意义检验、统计推断检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营运资本管理越有效率，企业价值越大。
由上分析可见，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方面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从而较好地反映了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四、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应用
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可归结为两个方面：营运资本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和营运资本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一）营运资本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万玉晶（2011）运用散点图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我国零售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现状；运用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实证分析法研究营运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并进行盈利分组研究。研究得出：盈利好和盈利差组盈利能力受不同的营运资本结构指标影响。
李治国（2008）对沪、深两市2006年上市的注册地为山东的企业2006年年报数据采用二步模型法进行了研究。第一步，用简单因子分析模型确定综合盈利指标；第二步，首先用多变量回归模型分析确定第一步确定的因子与资本结构变量的相关关系，提出回归模型假设；然后对样本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因子得分对其影响，并同时进行显著性检验。实证分析结论是：山东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同资产债率负相关，同长期权益负债比正相关。
张淑英等（2008）对安徽46家上市公司2003-2005年财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研究，对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负相关关系，而长期负债资产比率与盈利能力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宋晨曦（2009）将深市中小企业板块的268家企业划分为九个行业，以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分别对这九个行业的营运资本结构指标和盈利能力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将营运资本结构指标作为自变量，盈利能力指标作为因变量，构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表明：合理确定营运资本结构，选择营运资本政策对盈利能力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
不难看出，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结构与企业盈利能力关系研究方面，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二步模型等方法，从而较好地分析了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更具说服力。
（二）营运资本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王丽娜（2009）对1998-2007年工业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的有关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和极值分布模型，分析我国工业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营运资本政策盈利性现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企业主要采用的营运资本政策类型；使用极大似然法求得概率模型参数，运用极值分布模型求出不同重现期对应的各指标预测值。
王丽娜等（2000）以沪、深两市1998-2004年90家样本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聚类分析与极值分布模型方法对其管理实践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政策以中庸型和稳健型为主，且中庸型多于稳健型，中庸型政策的盈利能力高于稳健型政策，大多数企业选择的是盈利性较好的中庸型政策。
辜玉璞（2006）首先对沪、深两市1995-2004年的14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然后，建立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占用水平与资产报酬率和资本报酬率之间的关系模型，运用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另外，建立流动资产持有水平与销售规模的相关性研究模型、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匹配模型、营运资本水平与现金流量相关性模型等。研究表明：流动资产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无显著相关性；流动负债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现金周转周期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
高飞（2008）对1998-200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提出的假设加以验证，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越稳健，其盈利能力越强；营运资本融资政策越激进，盈利能力越低。
可见，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盈利能力关系研究方面，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极值分布模型等方法，从而更准确地分析了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从研究现状看，使用的主要分析方法是相关性分析、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就应用的主要情况看，较为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此外，在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比较关注长期财务决策，而对企业短期财务管理的核心和上市公司重要财务政策之一的营运资本管理，目前在我国的实证研究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因此，加强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理论研究中应用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在营运资本管理实践研究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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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柯宝红.制造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与企业绩效研究[J].财会通讯，2009，（8）.
5.张梅玉.零售业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南开大学商学院，2010，（11）.
6.王帧.基于企业价值的营运资本管理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1.
7.汪平，闫甜.营运资本、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价值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3）.
8.韩庆兰，颜敏.房地产上市公司营业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财会月刊，2008，（10）.
9.王治安，吴娜.管理资产负债表视角下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J].财会月刊，2007，（11）.
10.董海婷.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计量分析[J].财会通讯，2010，（1）.
11.万玉晶. 我国零售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D].沈阳理工大学，2011.
12.李治国.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相关性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8，（5）.
13.张淑英，张菊，蒋蕊.公司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8，（22）.
14.宋晨曦.我国中小上市公司营运资本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09.
15.王丽娜.我国工业企业营运资本政策及其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D].中国海洋大学，2009.
16王丽娜，庞亮，高绪亮.营运资本政策及其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2008，（4）.
【关键词】新常态营运资金公司绩效研究
【中图分类号】F406.71/F425
一、引言
营运资金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营运资金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企业资金的周转，而资金周转灵活与否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据调查发现财务经理在营运资金管理上花费了30%的工作时间。
2012～201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在7%～8%之间，这与21世纪初前十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相形见绌。2014年11月在APEC峰会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指出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增速换挡回落；第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经济增长要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状态，企业依存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营运资金管理是否也会呈现新的特点？虽然之前有许多学者在营运资金管理上做了研究，但是新常态下营运资金管理相关方面的研究匮乏。
国外对于营运资金的管理远早于国内，所以研究成果也比国内成熟，Hampton C.Hager（1976）为了改进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第一次提出了概念“现金周期”，之后，学者们开始把营运资金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研究，现金周期成为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指标。另外，外国学者还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把营运资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拓展了营运资金管理的研究视野。Afza and Nazir（2008）对巴基斯坦上市非金融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营运资金投资政策与融资政策的激进程度与利润负相关。
1993年，营运资金概念才引入我国，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毛付根（1995）提出：应关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进行观察和研究；营运资金融资和综合策略可分为稳健型、中庸型和激进型，政策不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不同。陆俊华（2012）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营运资金投资策略与绩效正相关，筹资策略与绩效负相关；现金周期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王竹泉等人（2009）还将渠道管理、供应链管理和营运资金管理结合起来。
二、实证研究
营运资金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营运资金包含企业所有的流动资产，侧重流动资产的管理，但疏忽了流动负债对营运资金的影响；狭义的营运资金是指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后的差额，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财务上通常采用此定义。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Z）作为指标衡量公司绩效，营运资本投资政策用流动资产比率（W1）替代，流动负债比率（W2）代替营运资金的筹资政策，考虑到还有其他因素也可能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因此对以下因素进行控制：公司规模（W3）；财务杠杆（W4）；可持续增长率（W5）。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二）研究假设
H1：营运资金投资政策的激进程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流动资产的盈利能力小于长期资产的盈利能力，流动资产比率越高，营运资金投资政策越宽松，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差。
H2：营运资金筹资政策激进程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流动负债的资本成本小，而长期负债的资本成本高，流动负债比率越高，营运资金筹资政策越激进，企业的资本成本越低，企业的利润就越大。
H3：公司规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一般来说，企业规模是企业实力的象征，企业规模越大，实力越强，融资渠道也会越多，相对来说融资费用也会较低，所以企业的利润也会越高。
H4：财务杠杆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在一定范围内，企业财务杠杆越高，企业利润越大，因为利息的税盾作用可以提升企业价值，从而降低企业的税收费用，所以假设财务杠杆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H5：可持续增长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越高，企业的成长能力越强，企业的利润自然也会越多，所以对公司绩效产生正方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都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企业的中期财务报表，为了减少无效数据对实证分析的影响，本文对数据库中选取的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数据不全的样本；剔除了这三年内被ST或*ST的样本。
根据以上原则，样本首先在Excel2007版中进行了筛选，然后应用SPSS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等工作。
（四）模型构建
为对营运资金与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检验本文假设是否成立，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α0为常数项，αi（i=1，2，3，4，5）是对应变量的系数，θ表示残差项。
（五）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2013～2015年汽车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都比较低，2014年净资产增长率均值是2013年的一半，跌幅较大，说明2014年汽车制造业的经济不景气，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3～2015年流动资产比均值逐步递减，但比重仍较大，说明总资产中流动资产份额逐步减少，总体而言汽车制造业还是采用宽松的营运资金投资政策，但较以前有所缓和；2013～2015年汽车制造业流动资产负债比率平均值87.93%，说明企业大部分债务资本都是通过短期债务筹集的，营运资金筹资政策很激进，但是从每年的均值来看，流动负债比率呈小幅下降趋势；从流动资产比率和流动负债比率来看，汽车制造业采用宽松型的投资政策搭配激进型的筹资政策，即稳健型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企业规模逐年增大，而流动资产比率逐渐变小，这说明在新常态下，企业要增加长期债务资本或权益筹资来维持企业运转；如表2所示，财务杠杆变化不大，一直维持在50%以下；2013～2015年，汽车制造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变化较小，一直维持在4%左右。
2.相关性分析
Pe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Z和W1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35，且通过了置信度概率为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流动资产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表明流动资产比率越高，营运资金投资政策越宽松，企业绩效也就越好。
Z与W2的相关系数是0.243，通过了置信度为1%的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说明流动负债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即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比例越大，企业营运资金筹资政策越激进，企业绩效越好。
Z与W3的相关系数为0.233，通过了置信度为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提高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Z与W4的相关系数是-0.195，通过了置信度为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杠杆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低。
Z与W5的相关性通过了置信度为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相关系数为0.901，属于高度线性相关关系，企业可持续增长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3.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表6。
表4中，调整后的R方为0.828，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D-W值为1.798，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问题；表5中，p（Sig.）=0
表6中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说明除因变外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根据表中的回归结果，W1的标准系数为0.021，说明流动资产比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t值为0.709，p=0.479>0.05，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与之前person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不太一样。
W2的标准系数是0.089，且t值为2.884，p= 0.004
W3的标准系数为0.025，说明企业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t值为0.822，p=0.412>0.05，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与pe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有出入，同时也与本文的假设推理有差别。从描述性统计的表格中可以看出，汽车制造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企业绩效并没有因此而提高，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适度规模才能产生较好绩效。石建中（2014）研究了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企业由小到大的过程中，一定的规模水平才能实现规模经济；但当规模已经相当大时，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本文样本中，企业规模都很大，并且还在逐年增大，所以以上回归分析的实证结果可以接受。
W4的标准系数为-0.094，且t值为-3.095，p= 0.002
W5的标准系数为0.869，且t值为28.702，p=0
3、新常态下汽车制造业营运资金管理现状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新常态下本行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营运资金投资政策：汽车制造行业近三年平均流动资金比率为58.7%，2013年最高，超过60%，本行业的营运资金投资政策为宽松型；
（2）营运资金筹资政策：根据描述性统计表，行业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占比每年都在80%以上，而且标准差很小，说明本行业绝大部分企业都有比较高的流动负债比率，都采用了激进型营运资金筹资政策；
（3）营运资金管理政策：宽松型营运资金投资政策配合激进型营运资金筹资政策，所以本行业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为稳健型的。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沪深2013～2015年汽车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法对新常态汽车制造业营运资金管理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营运资金投资政策的激进程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2.营运资金筹资政策的激进程度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越大，营运资金筹资政策越激进，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3.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汽车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不大，扩大企业规模，并不能提高企业绩效；
4.控制变量财务杠杆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汽车制造业的资产负债率越小，净资产收益率越大，企业绩效越好；
5.控制变量可持续增长率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其标准化系数很大，说明两变量高度相关，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可以提高企业绩效；
6.汽车制造业采用宽松型营运资金投资政策配合激进型的筹资政策，即新常态下汽车制造业采用了稳健型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
（二）对策建议
在新常态背景下，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对汽车制造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企业管理层应重视营运资金管理，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状况，确定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并确定好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例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汽车制造业也是如此，此时更应该关注营运资金管理，处理好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关系，以防止企业的资金周转失灵，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确保企业能正常运营。
2.降低财务杠杆，并保持激进的营运资金筹资政策
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出，财务杠杆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的财务风险已经完全抵消了债务成本的税盾作用，所以在现有经济环境下，企业应该降低财务杠杆；流动负债比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但标准化系数不是很大，而且根据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汽车制造业的这三年的平均流动负债比率已达到87.93%，营运资金筹资政策已经很激进了，所以结合两者来看，汽车制造业应该减少债务成本，且在债务总额中保持较高比例的流动负债。
3.提高本行业的可持续增长率
可持续增长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程度很高，由近三年的统计结果看，本行业的可持续增长率一直维持在4%左右，如果能提高本行业的可持续增长率，那对净资产收益率的贡献就是相当大的。
4.调整企业规模
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对企业绩效的贡献也就越大，但在汽车制造业中，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企业规模的大小对企业绩效几乎没有影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本行业中企业规模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完善或其他制度方面的原因，企业可以尝试调整企业规模、加大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的绩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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