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及其这一时期的哲学开展，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指出，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先后发生了三次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应，百年来中国哲学也发生了三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思想家、哲学家不仅以以自由为核心的民主主义作武器，批判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深化了思想启蒙，而且把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大学开设哲学课，设立哲学系，开始有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专门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革命。徐州师范大学梅良勇、顾琳认为，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星云假说及古希腊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猛烈的冲突，从而促使中国传统哲学从僵化的社会格局以及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并促使其在内容上向现代形态转变。
辛亥革命时期哲学观念的演进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关系，是研讨会深入讨论的议题之一。武汉大学李维武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进行了系统探讨，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阐释了平等观念在中国经历的古今之变，将这一古今之变概括为：从古代主要是人的相同性的形上学，嬗变为以人的权利平等为中心的政治平等，并扩展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诉求。他认为，这一嬗变过程最关键的环节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即戊戌运动到辛亥革命这20年前后。平等观念在中国的现代嬗变过程，成为了我们民族价值系统重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土家族学者、华中农业大学萧洪恩探讨了辛亥革命前后土家族哲学的新变化。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一批近现代意义上的土家族新型知识分子，促成了辛亥革命前后土家族政治哲学以新制度构建为核心的思考。由种族革命思想发展至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这一时期土家族思想世界的重大转变。
辛亥革命时期哲学思潮的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关系，是研讨会深入讨论的又一议题。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转型时代的过渡时期，后来活跃于中国思想世界的各种主义，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已出现。当时世界上主要的政治思潮是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大思想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又各自包含许多流派，而大多数的流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都可以找到信仰者、传播者，且还有结合中国思想传统的新形态。武汉大学邹俊娟考察了《民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作用，指出革命派思想家在《民报》上以译介、撰文、论战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平与思想、《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等多方面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小平、杨俊峰探讨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认为这一思潮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融汇中西的文化视野、政治立场与文化取向不一致。这些都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党校阮青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个性解放思潮，认为革命派思想家在探索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过程中，十分关注人的问题和个性解放问题。他们对天赋人权论的阐释，对阻碍个性解放的专制制度的揭露，都超越于维新派和新民派。
清代于19世纪初仿习西方建立现代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庭命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拟定“奏定学党章程”(于1904年颁行)，将哲学排除在高等学堂的课程外，引起王国维之批评，他在1903年发表《哲学辨惑》一文，提出五项论点：(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论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论研究西方哲学之必要理由。他主张将哲学纳入高等教育体制而成为一门学科，他在文中指出：“今如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与宋儒之说言之，夫六经与宋儒之说，非著于功令而当时所奉为正学者乎?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换言之，先秦诸子之学与经学和宋学家等人的论著皆为中国具有哲学性思想内涵的固有之学。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研究西方哲学有其必要性，他论述说：“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记，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中国自古所流传发展之具思想性的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国哲学资源，可是却呈现“繁散而无记，残缺而不完”的状态。哲学的旨趣在探索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普遍原理及普世精神价值，若我们要将中国哲学的原有状态，由繁散而重建出严密的系统性理论而成一家一派的完整自足之学说，则有必要虚心向西方学习其治哲学这一学门的严谨方法和系统化的理论论述架构。王国维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但有助于中国哲学之重建为现代学术之骨干和风貌，且能在会通中有所超胜而昌大中国固有之哲学，进而丰富且深刻化地成为世界高度的人类哲学。
我们可在王国维既有的洞见下，更进一步细致地论述百年来中国哲学既有的研究成果，检视出当前应有的扎实工作之要项和展望未来发展的愿景等三个维度。
一 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之优势与
局限(以台湾学界为范围) 作为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的现代学科之中国哲学，前者自1949年以来已有60年，后者已有20多年。其主要的基底系来自1949年以后大陆来台的中国哲学学者，分别在中文系以及哲学系所进行教学与研究。在儒、释、道、墨、法、名、阴阳家等七学派方面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及培养了一批批后学。在着力较深、成果较显著方面，以儒家哲学居首，再依次为道家、佛学和墨、法两家。就研究的特色而言，随学系课程结构及训练重点的不同而有所分别，优点及不足之处互显。一般而言，哲学系学生经过西方哲学基本课程一套有系统化的训练，对后续性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有连贯性，但是否能转轨于内容性质与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成为问题。同时哲学系课程的规划既以西方哲学的基底为设计，自然排挤了培训中国哲学人才所应具备的相关文史之背景知识和中国哲学入门工夫的基础性、系统化的训练。如是，哲学系的学生对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文献之辨识及研读能力较薄弱，典籍材料的蒐集筛选能力较不足，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素养和视域较窄。然而这些不足之处反而是在台湾中文系课程训练下的优点。
然而，有趣的是中文系同学未修习过西方哲学的基本课程，对什么是哲学性的问题，如何在既有的传统学术资源上辨识具哲学性的精神遗产较不具辨识能力。再者，他们对具有思辨性和批判性的哲学概念之厘清、较严谨的论证能力，以及内具结构性的系统化理论之建构，没有长期磨炼的机会。不过台湾前辈学者如：方东美、牟宗三、罗光、劳思光以及较后辈的学者如：刘述先、成中英、傅伟勋、沈清松、傅佩荣、李明辉……等人受过西洋哲学训练，又钟情于中国哲学，他们将其西方哲学基本功力的学养转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上，卓然有成，可启引年轻学者见贤思齐。由于台湾的哲学界较能有自主性的独立研究机会，特别是民主化的进程中，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愈来愈少。因此，台湾学界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论题、方法、形态上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就研究成果而言，以儒、道、佛等专家哲学，如：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智岂 页、吉藏、僧肇等特定的哲人之著作最多，专题研究及比较哲学较少。在研究的性质上又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热点，继往开来之原创性的成果较少。尽管如此，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方东美的价值哲学、罗光的生命哲学、傅伟勋的生死学仍较具代表性。
方东美以道家为例，他说老子崇尚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乃是一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更进一步而言，道家形上学有超越性，对其人生精神幸福之关注，道引人以“道”为出发点的终极目的，在于将理想境界贯注于现实人生中。他认为《庄子·逍遥游》系以诗兼隐喻之象征性的比、兴语，表述北海之大鲲鱼化为大鹏鸟而层层提升人对世俗之超越性而臻于理想的人生境界，他注释其深层涵义说：“《逍遥游》其精神遗世独立，飘然远引，绝云气一负青天，翱翔太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御气培风而行，与造物者游。”“造物者”、“天地精神”皆指谓具无限属性的生生者或机体宇宙的生命根源所在。《逍遥游》寓意深远，将人的精神生活开拓出无限可能的丰富美好境界。辅仁大学的罗光对儒家用力最深，成就也很卓越，主要有《儒家形上学》、《儒家哲学的体系》、《儒家生命哲学的形上和精神意义》等专著。他对儒家哲学的研究方法系采取与西方的士林哲学相融合，致力于系统化、周备性的研究。他以“生命哲学”为中国哲学的理论核心，贯穿儒家形上学与伦理学且予以体系化，融铸成其个人的生命哲学体系。简言之，他以儒家“生生”的形上学、“仁爱”的伦理学，“诚之”的生命修养工夫，三合一地融会贯通成一系统化的儒家哲学体系，他扼要地指出：“人的生命为天地好生之德所化生，为天地之仁的表现。……(人)知道好生之德的意义，……乃以自己心中之仁，和一切的人物相通，自己一己的生活成为仁的发育，生命和仁相连，仁为生命的根基，为生命的意义。”
在此，我们可以较不像当代新儒家那般受人普遍注目的方东美和罗光的中国哲学之研究特色做一简介。方东美认为中、西哲学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不同的取向。西方哲学采“以物观物”的方式，故较侧重知识论，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因此，中国哲学智慧体现在人生哲学这一向度上。
简言之，中国哲学采取“以我观物”的进路，照映出人的精神和生命力，他力陈中国哲学采机体论的形上学路向，系“综之而统，橫之而通”的旁通统贯之生态系统。因此，中国哲学在论述现实人生与价值理想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国形上学表现为一种“既超越又内在”、“即内在即超越”之独特形态，与流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之“超自然或超绝形上学”，迥乎不同。西方哲学所以呈现超绝形上学形态，肇因于采取割裂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世俗生活领域与价值理想领域的二分法，形成二元论之困境。
二 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之概略回顾
百年来的中国处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教育与文化急剧受冲击和变化的历程中。造成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挑战和回应的主要因素，主要来自西方现代性突起的哲学、科技、资本主义思潮，随之而来的崛起之西方对中国各方面之挑战和中国内部务求思想、制度、器物等文化的自强革新运动。在中国哲学的开展上，冯友兰分别于1931年及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他以英美新实在论观点首创中国哲学全史的研究成果，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透过西方现代化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对比，突出中国文化之特色，且身兼推动政治、社会改革运动的儒家实践者。他确认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主体，以理伦理为本位，其精神价值在道德理性早熟，重现伦理情谊之感通和伦理义务之践履，职业分殊而无阶级对立。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进科学技术与团结组织，企求改良社会。他可说是位追求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实践者。
大陆哲学界引进俄国日丹诺夫的哲学史研究，规制了一制式的框架。他说：“科学的哲学史，是从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对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于是，大陆哲学界在采取官方既定的历史唯物论、批判继承外，得套上唯心、唯物之辨的教条式框架，卷入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漩涡中。尽管如此，张岱年回归原典，针对中国哲学的内容做论题分类，从扎实的经典文献中爬梳，统整出《中国哲学大纲》，之后又提出以概念范畴研究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影响力至今不歇。
大陆在经过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动乱后，逐步冲破框架时期。1986年至1989年为发生文化热时期。1990年至今则一方面继之以国学热，另方面中国哲学的研究则较开放、自由，吸取港台以及日本和西方汉学界的成果，在研究题材、方法、取向上有着丰富而多样化之可喜现象。
台湾方面，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中文系所、哲学系所以及后起之秀的汉学研究所分途进行。港台当代新儒家继承大陆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既有研究成果，在创辟心性价值根源，探索道德实践之形上根处，亦即天人性命贯通的道德形上学基础上，殊途进展且成果丰硕，影响深广。此外，方东美机体主义的融合体系以及罗光与吴经熊所拓展的中华新士林哲学的综合体系，共构成中国哲学研究分立自足的三系。
三 对中国哲学研究之未来的展望
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由回顾过去，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可提出几个富愿景性的建言。
1.对中文系、汉学研究所长期累积出来的中国哲学典籍文献的研究成果应予以肯认和珍视，在这些既有研究成果指引下，对原典的研究才能厚实，对古典文字的解读能力才能较准确。此外，对前人辛苦整理编定的工具书，如中国哲学辞典、中国哲学史史料史或资料书，不但要持续做下去，且应充分利用。因此，哲学系、所治中国哲学的同学应自觉地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在这方面的研究才能承先启后的延续不息。
2.对西方哲学研究者的哲学性问题意识之营造，哲学性问题的提法、问题之属性分类(形上学、知识论、价值哲学)应认真学习。对其哲学概念之思辨、批判、分析和精确界说、命题的证成、概念之间、命题之间如何进行其间关系的推论，特别是分析的精巧性，理论严密建构的系统化，均应反复观摩和采取实做性的练习。
3.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既然是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以及关怀一切生灵，安顿群体生命的普世性生命哲学，则我们面对中国哲学的未来，不但要发展出其如西方哲学般地有学术架构的严密性、系统性，更应以开放的人文心灵珍惜自己和他者的生命，对生活有热忱，对一切生命有美好的愿景。换言之，中国哲学应以情理感通的心灵在生活世界中对一切生命有情境脉络的实存性体验。就其实质内涵而言，中国哲学应在自我的生命历程中，自觉性的有灵修的工夫，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学习儒家的“民胞物与”、“一体之仁”的崇高情怀，道家“道法自然”、“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以及佛学转识成智、发大慈悲心、悲体同运、普渡众生之生命情操。明末东林书院所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说是学习中国哲学者所应兼备的价值理想和人文生命素养。此外，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世界中涵养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韵味，深入中国心和中国情，密契文化传统中的各种心灵境界。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关键词：《大众哲学》；中国化；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53-02
回顾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旧中国时期，内忧外患，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认识中国的现状和出路的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注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的新鲜血液，但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历通俗化、大众化及中国化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许许多多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是人民群众生活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17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的基础上，用于指导斗争的思想武器。
《大众哲学》成书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肆意妄为的年代，以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19世纪4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民族和国家、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的深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反动派却倒行逆施，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此时，民族的未来将如何，个人的出路在哪里、靠什么来救中国等问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担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的艾思奇，也收到了众多读者的来信，特别是失学失业的青年，他们无不吐露了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担忧以及心中的苦闷，希望艾思奇能够给以解答。
残酷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刺激了艾思奇，唤醒了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艾思奇感知，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缺乏正确的世界观指导，由此艾思奇认为，“使更多的人把握正确的认识武器，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2]。艾思奇以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需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理念是满足时代呼唤和人民需求的必然产物。
艾思奇以其《大众哲学》一书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艾思奇将他的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宣传，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被赞誉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大众哲学》是其重要著作，堪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之作。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命题，强调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真正为人民大众所掌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引领方向、凝聚人心、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作用。
从现代哲学史上看，艾思奇较之他人相比，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他在1938年4月1日发表的《哲学现状和任务》一文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哲学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里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意思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要与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以此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出，艾思奇是反对把哲学变成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的。
《大众哲学》的语言通俗易懂，正是其以这样的语言风格密切联系着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抓住了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事例和当时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并着力于引导人们能真正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以及其他大众化的哲学著作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工作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可供参考的历史理论经验。
《大众哲学》的出现是“革命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产物。其理论意义首先是为了确立和巩固唯物辩证法在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在理论宣传上的政策转变、大众化运动的兴起及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大众哲学》写作的具体历史语境。它们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动员民众参加到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来，这也正是《大众哲学》所要承担的使命。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所写的全是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方面的内容。唯物辩证法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502，“离开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革命理论，离开整个的革命理论，也不会有真正完全的辩证法唯物论”。
在艾思奇看来，哲学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在于依据这些认识和理解，去实际地具体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在《大众哲学》一书中，艾思奇运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他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我们说哲学是人类对于事物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其意义也就在此，哲学不能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指导我们做事。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理论决不能与实践脱离，离开了实践，就是空论……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的立场上，在实践中去磨炼出来的哲学，才是真的哲学。最进步的哲学，一定是代表着最进步的实践的立场，没有进步的立场，决不能得到进步的真理，我们常听说所谓哲学要有党派性，不外是这个意思”[4]。
其理论意义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指导实践、在于实际运用。这就将理论意义转化为现实意义，而这里的现实意义则是为了适应中共加强革命理论宣传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理论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运动首先兴起于文学领域，之后蔓延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共有感于大众化运动中“讨论”多于“创作”，要求理论工作者根据群众的具体要求，创作真正大众文艺的著作，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3]。在《大众哲学》一书中，艾思奇重点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即社会总是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在谈到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时，艾思奇指出：“一件事物内部所统一着的不只是差异，还有矛盾，因此它的内部就不断地有冲突，因此这种统一就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矛盾才是永久存在的，绝对的东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提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
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进入新世纪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特征，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我们的发展条件非常有利，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制约发展的机制障碍多，发展方式粗放、发展效益不高、发展代价过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大众哲学》最后一节，艾思奇写道：“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因为是必然要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坐着不动地来等待吗？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不是要减弱了么”，“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中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必须要有广大的民众不满于现状而要求革命，同时旧制度的维持者也缺乏维持的力量了，这些都是必要的客观条件。然而单有这些客观条件，还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些广大的革命民众还得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积极地起来努力向着正确的道路走去，这是主观的努力，没有这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无论怎样好，还是不会成功的”。
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不仅仅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并且巧妙地实现了哲学与革命的结合；还以通俗的语言，贴近百姓生活的事例，拉近了普通民众与哲学的距离，巧妙地实现了大众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正因如此，《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3，729.
［关键词］马克思；人本；实践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10 ― 02
在当代中国，“中国化”马克思哲学的“人本思想”是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理论基础。若想实现马克思哲学人本思想的恰切“中国化”，则需“抓根性”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哲学人本思想之真义。根本而言，马克思哲学的人本思想直面资本统治一切的人的异化时代，终极价值诉求是如何通过改变人被“非神圣形象”统治的生存悖论，实现人之彻底的自由解放。其实，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p220）哲学视阈中的人本思想，必然需要表征容含时代性人之生存与发展的理论观念。剖析时代性的新生命问题，塑造时代性的新生命精神，诉求时代性的新生命意义使马克思人本思想呈现出的一种“崭新”的哲学境界。这种哲学境界从根本上变革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理论特质。相对于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思想而言，我们可以指称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新人本思想”。马克思“新人本思想”之“新”，不仅表现在理论内容本身，也反现于对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深刻影响。
一、在“新人本思想”语境中确立新的本体论原则
追寻、反思与表征本体的本体论是哲学存在的根本。作为追寻本体的哲学本体论，它意在表明，人作为一种具有自由自觉意识的生命存在，总是要在更高的境界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及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意义。这是关于本体论的“本然性”理解，换句话说，这是对于本体论的性质理解。但是，由于人类历史的时代精神的差异，本体论又表现出不同的“实然性”特点。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超验的本体论哲学。在传统哲学家看来，人及其生活世界是不真实的存在，对其认识必须发现出决定人及其生活世界存在的那个本真的终极性存在，亦即“本体”或“实体”，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把握认识的对象。因此，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以“实体主义”的本体论原则背离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特点，是一种僵化的、超历史性的理论原则。
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新本体论原则出发，以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历史性、具体性、感性化的觉解，实现了西方本体论的真正革命。在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中，“实体主义”的僵化原则被“人本身”之生存论根基――实践活动原则――所取代。人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自觉、认知、把握的“本体”，必然受制于“人本身”之生命活动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一方面，每一特定时代，关于“人本身”的本体性理解都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思想产物，都表征了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精神；另一方面，每一特定时代，关于“人本身”的本体性理解都受制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片面性发展，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有在关于本体的“辩证性”理解中，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并彰显历史性的本体观念之于人的生命本性生发的真正意义。应当说，这种本体论原则的革命，并非简单的思想变革，而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马克思开启了现代哲学的新本体论原则。在此，我们必须强调，马克思确立的新本体论原则并非完全构成了其后哲学家本体论变革的原因，而是，马克思确立的新本体论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二、在“新人本思想”语境中确立新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属于抽象意识层面的一种思维模式，它总是包含在哲学家具体的思想理论之中。哲学家具有怎样的思维方式，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的自觉意识的发展境界直接相关。哲学语境中的思维方式，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的人的生存状况和存在方式。时代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人们对待生活世界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就是怎样的。在当前社会，由于自我意识的局限性，人们在本体论上确立的是“实体主义”的本体论原则，而与此原则紧密相关，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亦可称为“实体本体观点”的思维方式。所谓“实体本体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物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其本义在于以实体的本质作为世界存在的依据，从本质出发阐发万物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运用此种思维方式觉解人及其生活世界，就是一种超验性的本体论。与抽象本体论原则一样，它诉求某种终极性、超历史的实体本体，并通过它来解释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全部。
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统一了人的双重生命，并以此实现了表象世界、此岸世界与本质世界、彼岸世界的内在同一。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p105)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具有自然性特质，人需要并必须服从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2〕(p107)人的生命具有超越自然性的特质，人能够凭借实践活动实现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改造。这就是马克思人本思想表征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人性逻辑”的思维方式，意指马克思在理解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模式、方法、逻辑上立足于人的生命活动，以对人的生命活动的觉解来理解存在，从而将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转变为以生命活动决定生命存在，生命活动不断生成生命本质的思维模式与解释框架。这种思维方式根本改变了传统哲学两极对立的“实体本体观点”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哲学家从人的世界的某种终结至上的“实体化”本质来解释人类世界的理论范式，终结了对人的现实世界的分裂与瓦解，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割裂与对立。
马克思确立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本质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现代西方的哲学家普遍认为，传统哲学的理论症结在于思维方式的绝对实体化与两极对立化，只有变革此种思维方式，才能真正推动哲学以符合时代特征的方式向前发展。因此，他们主张消解传统哲学两极对立的“实体本体观点”的思维方式，确立中介化的“相对不确定观点”的思维方式。所谓中介化的“相对不确定观点”的思维方式，本义在于现代哲学家主张以差异性、零散性、不确定性的思维模式理解人及其生活世界，确立时代性的自我意识。显然，从变革思维方式的出发点上，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家是相同的，但思维方式的最终取向上，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从两极对立的极端走向了相对主义的极端。本质而言，他们并没有真正超越或变革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只是以另一种“不确定”的方式重新遮蔽了哲学的本有之义，压抑了人的主体性生命特征。
三、在“新人本思想”语境中确立新的价值理念
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哲学从不满足于人类当下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总要在对当下现实的反思中发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缺陷，并提出改变缺陷的理想性价值目标，以此引领现实的人走向未来。黑格尔曾有一句名言颇受争议：“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p6)很多人批判黑格尔的这句话，认为黑格尔在此论证的是普鲁士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但人们忽视了黑格尔是在哲学的语境中来说这句话的。也就是说，此处的“现实”不是常识意义上人的生活实际，而是哲学所要诉求的“现实”。换句话说，此“现实”是一种理想性的追求，而不是人的生活实际。人们只有以哲学的方式不断追求此种“现实”，才能表征人之不断生发的历史特点。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必然应从本体论原则、思维方式走向它的归宿，即特定的价值理念。西方传统哲学，受其本体论原则与思维方式的影响，由于以发现与认知“实体本体”为终极目标，以至哲学家普遍确立的价值理念是人的生命存在向“实体本体”的“皈依”。进言之，人们若想要实现真、善、美的生活目的，必须首先对决定人类生活世界一切真、善、美的“实体本体”有所把握，有所认知，有所理解，并以此确立一种“实体化”、“本体化”的生活规定来实现人类特定的生活目的。
与传统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在新人本思想的语境中以符合人的生命本性的观点提升了的价值理想的境界。其实，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价值理念，分别表征了人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生命特质。古代哲学“神圣化”的价值理念凸显了人的超越性生命特质，近代哲学的“个体化”的价值理念彰显了人的自然性生存的“世俗化”特点。近代哲学意图改变古代哲学片面抽象化的特点，但忽视了人的生命特质，导致其最终陷入与古代哲学一致的“单向度”的价值理念之中。马克思主张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出发，既注重人的生活的现实，又注重追求人的理想的“现实”。究其根本，马克思的价值理念也表现出一种“世俗化”倾向。马克思格外注重现实的人及其生命活动的发展境况，并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命活动的哲学反思，发现现实的人之存在的缺陷，以此确立人之应当的理想性价值追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中，马克思多次指出人被“非神圣形象”统治的现实困境，并主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努力，摆脱被统治的困境，实现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虽然马克思的价值理想境界超越了传统哲学，但马克思仍认为人们应有一个普遍性、统一性的价值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这本质地与现代西方哲学家相区别。现代西方哲学家主张消解人类共同遵循的生命意义，确立怎样都行，什么都有可能的价值理念。在此语境中，人的生活世界没有了普遍性、统一性的价值意义，而只有偶然性、差异性、“个性”的价值游荡。由于缺少了普遍性的价值信念的引导，人的精神生活变得无所依靠，人们开始远离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四处流浪的“精神孤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哲学的开端，在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人们或从中国先民思维由低至高之发展而引出中国哲学，或从宗教天命观念之衰落而讲哲学之产生。有学者，分别借“巫史说”[i]（或称萨满说 shamanism）和“突破说”[ii]（break through），申论中国哲学之开端，别开生面。深受启发之余，尚不免有惑：此两种说法如何折衷？何者更能圆融地解释问题？由于从事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和参加编撰相关教材缘故，不免就此问题反复思之，今结合学界一些已有成果，更引申之，冀求一解自安。
一、西方哲学的开端
《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将前一“指”称为“物指”，亦可反向言之，“指”非“物指”。后现代哲学舶入中国，中国哲学史学界所着意者，有其对于颠覆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iii]的资源性价值。重新审视所谓“哲学”，忽然省悟“指”非“物指”，“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回事儿。换言之，只有在“离坚白”之“离”的方法论下，才能从实存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哲学??这些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语言家族”说来把握，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成员中??“离”出一个作为 “共名”的所谓“哲学”来。相应地，所谓“哲学”的开端，只能是就西方哲学之开端、印度哲学之开端、中国哲学之开端等具体而言。在此并非自明性地存在一个所谓“哲学”的开端??在以往，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树立的“典范”[iv]，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哲学之外[v]，从而所谓“哲学”的开端直接就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而是需要在探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诸种实存哲学之开端后，来归纳“哲学”的开端，由“物指”而达于“指”。另一方面，探求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论者有无自觉，在当前的知识背景下，它都无可避免地属于比较哲学研究，即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提出中国哲学开端之假说，并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去验证假说。
希腊哲学是如何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惊异”[vi]－－“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vii] 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viii] 由于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探索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由于哲学产生于闲暇，人们探索哲学除了求知外，没有任何其他外在的目的，因而哲学“是惟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ix] 学者们还会引证西文中“school”一词导源于古希腊语的“闲暇”（skhole），来支持亚氏的说法。[x]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xi] 这就如同美国记者和作家房龙在那幅名为《希腊社会》的漫画里所画的，古希腊“自由人”的宗教、法律、科学、艺术、戏剧等杰出成就，是在由底层的奴隶辛勤劳作所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的。[xii] 看来，哲学是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后“精神空虚”的产物，人们精神“空虚”了，才会去思考哪些脱离开生活日用的玄远的事物，例如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们完全满意。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那么在哲学起源之前，前哲学时期的人们，难道就从来就没有惊异吗？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惊异吗？有人说在宗教里，惊异产生的是“敬畏”，对令人惊异的神奇事物的敬畏。那么，我们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此前人们产生的是敬畏，而在此时产生的却是哲学？对于哲学起源的另一个条件??闲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如果闲暇产生了哲学，那么古代宗教生活中的祭司们，难道就从未有过一些闲暇，使他们思考一点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在闲暇时思考出来的却不是哲学，而是神启？由此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惊异与闲暇是哲学产生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它们还不能够圆满地说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产生。
据此，我们不免会推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哲学不得不产生，使得具有闲暇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好奇”或“惊异”的时候，不得不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哲学史家们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人类理智得到足够的发展，发展到足够使人们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对宗教的依赖，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第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摆脱对宗教的依赖，独立地进行思考。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前者，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后者，但从逻辑上说，似乎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解释哲学是如何在希腊文化中开端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是从古希腊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神话等文化样式和文化生活内容中，去找寻哲学的胚胎和种子，试图把它们作为孕育着哲学的土壤[xiii]。哲学就是在其中被培植起来的，一旦哲学成为一种需要时，便水到渠成般从中破土而出。黑格尔在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惊异”和“闲暇”后，就补充了理智的增长这个必要条件。他说：“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浑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自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xiv] 哲学史家们对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创始人的泰勒斯之前的哲学先驱们的研究，表明了希腊神话对希腊哲学的培育是多么的重要，用他们的话说，泰勒斯不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xv]。哲学史家们重视神谱的作用，认为“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理由是“在神话的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胎。”[xvi]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xvii]。在第一个方面，哲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有的哲学史家意识到促进从宗教到哲学转变的那些要素。例如德国的e·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分析了宗教中群众性的祭祀到作为个人的祭司和预言家的出现、来自于小亚细亚甚至来自于印度的异质宗教思想对希腊人原有宗教的冲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及希腊城邦的出现等因素，对哲学产生的意义。[xviii] 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母体，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但哲学又是对于宗教的突破，是对宗教的反叛，哲学与宗教有着鲜明的区别。梯利明确地把哲学与此前的神话和神谱学加以区分，认为神谱学和创世说比神话前进了一步，试图用理论来说明神秘的世界，解释被设想为掌管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事件的主宰者的起源。但是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想象，仍然求助于超自然的原因，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xix]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旧有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xx] 近代以后的西方，科学异军突起，成为宗教、哲学之外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原有的宗教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之外，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了思考的一个重心。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确立在意识形态中一超独霸地位，哲学与科学的反宗教联盟开始出现裂缝，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则成为思考重心。罗素就曾用三者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哲学??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而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诉诸理性，而非诉诸神启，抑或诉诸实证，是哲学相对于宗教与科学的本质特征。
哲学在宗教中慢慢成长，并获得最终从宗教中突破所需要的必要能力，从神话、宗教文化中突破出来的哲学，仍不免带有宗教文化的某些色彩，但它在总体上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马克思在论说哲学与产生了它的宗教之间亦此亦彼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消灭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只是，这种否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何在，所看到的一些哲学史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明仍然不够充分。如果把哲学从宗教分离的过程，比作一个成长中的幼儿开始断奶的过程，那么哲学史家们似乎更强调成长的一面，而对“断奶”则关注的不够。一些哲学史家们更愿意强调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在从宗教到哲学转变中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首先来源于希腊中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或采取一种文化追因的叙述策略，从古希腊的早期文化中去寻找母体，或从由地理环境影响的社会生活着眼，强调古希腊人面对海洋的冒险和求知精神。这种主动性还来源于古代希腊民族的理性精神，它同样可以从更早的文化中去寻找源头，或者干脆被认定为希腊民族的特有天赋，像e·策勒尔所认同的那样[xxi]。的确，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思想展现的方式，惟独希腊人的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希腊民族特性的表现，也确实可以理解为希腊民族的天赋。
二、中国哲学的开端
从哲学史家们对于西方哲学起源的论说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哲学如何“孕育”并“突破”的假说。实际上，受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作为德国古代哲学代表人物的黑格尔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界来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对哲学起源的理解，已经作为主要参照物，渗透到对中国哲学开端的解释之中。
人们或把哲学看作是人类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由原始思维中去发现迈向哲学高台的级阶，例如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到一元神之出现，来说明古代中国人智力水平的成长。相较于西方的哲学史家，中国学者似乎更有文化追因的热情与执著，在甲骨、金文中寻找古代文化母体中所包含着的哲学胚胎，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为这种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论据。在这个论证方向上花工夫是十分必要的，说世界本原是水的泰勒斯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哲学的早期代表也同样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西方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闲暇”，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也不会遇到矛盾。最早的哲学先驱们，大多是天子或诸侯的大夫或史官，属于“劳心者”，不会有不暇思索的情况。
西方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惊异”，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同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历来被哲学史家们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性事件的一些事例，文献大多记载了它们源起于回答他人之发“问”：周大夫伯阳父论“地震”是答周幽王之问，周内史叔兴论“阴阳”是答宋襄公之问，周太史史伯论“和同”是答周宣王之问，晋太史史墨论“陪贰”是答赵简子之问。上述诸人之问，正是由“惊异”而有所问：周幽王惊异于“三川（泾水、渭水和洛水）皆震”，宋襄公惊异于天坠陨石及“六?退飞宋都”，周宣王和赵简子之问来自于对人事的疑问。正是在回答这些惊异或疑问时，这些大夫或史官，以哲学的方式回应了问题，使得这些事件成为中国哲学开端的标志性事件。
智力的发展固然为哲学的突破创造了条件，与西方哲学的产生相对照，也还应当有另外一些条件，促成中国哲学不得不从早期的宗教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哲学史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提到了“天命神学”，天命神学即是中国哲学突破的对象，这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何以要从天命神学中突破出来？其必然性何在？
哲学史家们提到了“绝地天通”。《国语·楚语》记载楚昭王问于楚大夫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观射父解释说，“古者民神不杂。……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A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根据哲学史家们的解释，这个事件的意义是多元的，也是重大的。帝颛顼或帝尧，都委派司天之官和司地之官，禁止“民神杂糅”，垄断了人神交通的权力。“绝地天通”的结果，自然是强化了巫史的作用和地位，只有他们才有与天神交通的权力。同时，它也打破了民神之间无有间隔的局面，在人神之间设立了中介，拉大了人神之间的距离，所以，它也被一些哲学史家们解释为产生人文性的一个事件。
从上述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成长，但还不是突破。不过，如果我们把“绝地天通”和天命神学的衰落联系起来考虑，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哲学产生的意义将不止于上述解释。我们可以反问：如果没有“绝地天通”会怎样？如果仍是“民神杂糅”会怎样？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但并不妨碍我们去做此遐想。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绝非来源于天命之自身。“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自不言，巫史是天人的中介，故天以巫史之言为言。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只能是来自于对巫史之言的怀疑，即人们相信巫史，但不相信巫史所代言的天命。假若“民神杂糅”、“家为巫史”，那么导致的将是对天命的多元解释和理解，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意愿来解释天命，而不会因为对某一种解释的怀疑而导致整个天命观念的动摇，甚至崩溃。从这个意义上，“绝地天通”一方面是宗教自身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另一方面也为自身的崩溃埋下了种子。
另一个被认为导致天命神学衰落的重要事件是武王克商。商人笃信天命，以为天命在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商纣王就曾慨叹：“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周人则与此有别。周乃小国，却能庞大的商王朝，革替天命，这给周之开国者带来无比强烈的震撼，迫使他们严肃地思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 周人一方面强调自己承受天命，“不（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天难忱（信）”（《尚书·大诰》）、“天不可信”（《尚书·君?]》）、“天命靡常”（《大雅·文王》）。他们总结商亡的教训，在于“惟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在于不能保民，故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否是哲学的开端呢？是否是哲学对于宗教的突破呢？周人虽然认为“天难信”、“天不可信”、“天命靡常”，但周人并未怀疑和否定“天命”。他们只是怀疑对“天命”的商人式的理解，从武王克商的历史经验中，他们发现了“天命”与“敬德”“保民”之间的关系。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十五年引《周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换句通俗的话说，上天是要考核有国者的，考核的标准是“敬德”与“保民”。“天命靡常”，打破的是“终身制”和“铁饭碗”。故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命观念的演变，并非是天命观念的衰落。周公的制礼作乐，包含有浓厚人文性的气息，但并非是对天命观念的否定或抛弃。它仍属于“成长”，而不属于“突破”。
直接导致天命神学动摇和衰落的历史事件，应当属西周末年的怨天尤人思潮。怨天的理由，恰好来自于周人对于天命的理解。既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为何选择无德之人禀受天命？既然“天命”在于“保民”，那么对于不保民的统治者，上天何以并不夺去他的天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小雅·雨无正》）可是，怨天骂天，毕竟对天还抱着期望，认为上天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可谓恨铁不成钢。再往前走一步，人们会认识到上天根本不管用，根本决定不了人间的事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g沓背僧，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到了这个时候，上天已不可信赖，人们失去了依靠，除了依靠自己的理性外，再也没有其它选择了。而此时，理智的成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时，哲学就真正地破土而出了。
在一般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被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的事件，基本上都体现了哲学对于宗教的否定或突破，即往常被史官们采用天命神学解释的地方，现在则采用自然哲学??阴阳、五行、和同??的解释。例如，伯阳父论地震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伯阳父说“周将亡矣”时，他并不是把“三川皆震”当成一个体现上天意志的事件，而是先说明了地震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继而解释了地震的自然成因。“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矣。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A，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其余与此同类，不再一一剖析。
以上所论，是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形成一个哲学在宗教母体中成长与突破的假说，然后以此来验证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是从黑格尔，还是从梯利的哲学史中，我们都可以根据他们对哲学起源的观念，来形成这种假说，并用于探讨中国哲学的开端。帕森斯和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突破”的说法，对中国哲学之意义，在于西方哲学史家突破长期以来固守于欧洲文化经验来理解哲学的局限性，看到在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几大文明中，不约而同地孕育出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突破于宗教的人类哲学，肯定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思想的演进具有某种共同性。这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在人类思想中之重要地位，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
总结了中西哲学在开端问题上的共性之后，我们还有必要探求中西哲学在开端上有何不同之处？毕竟中西哲学有着如此之大的不同，以至于西方哲学史家长期坚持认为他们和我们所谈论的事物并不是一回事儿。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是在与其他哲学??在此仅与西方哲学相比较??的开端相比较而言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哲学的开端，对其后哲学的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籍着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把握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之特质。
在中国哲学起源、开端的过程中，哲学从宗教中突破的环节，相对而言是较为清楚的。通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及“怨天尤人”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整理出天命观念如何为自身准备了崩溃的条件。早期的中国人曾经是如此虔诚地笃信昊天上帝，当先民们第一次对“上天保佑”感到有疑问时，他们通过对人类自身的反省来维护上天的尊严；当昊天上帝再次令他们失望时，他们只是对它抱怨。正如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报怨意味着期待。可是，最终他们明白了昊天上帝是无法依靠的，人只有靠自己。从这点看，宗教母体中虽然培植了人文的力量，但中国人走上哲学之路，是因为宗教神学之路再也走不通了，他们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的。在西方哲学史家那里，他们在理解和说明古希腊哲学开端时，他们更愿意把哲学的产生看作是一种主动性的过程，更强调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以来就弥漫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即是在神话中也是一样。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就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都在探索“惊异”，只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古希腊的哲学是伴随着城邦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最初创立者是一些能够消费得起哲学这种“奢侈品”[xxii]的贵族，他们爱好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爱智”??追求知识，没有什么实用目的。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一般都归为自然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对象首先是自然。在这一点上，早在亚里士多德就为此定了调：“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xxiii] 他们当作哲学家的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只不过说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或者认为不是水而是火，或者说是原子，或者说是nous，或者说是logos。当然，在那个时代，提出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绝不简单。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称作《论自然》，无论是把宇宙还是人自身，都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的创立者不同，他们也有闲暇，但他们不是把哲学当作“奢侈品”，而是当作“日常消费品”。他们的身份是大夫或史官，他们探讨天人物我不是出于“爱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而是职责使然。他们是天子或国君的官员和顾问，是帮助出谋划策和执行政策的人。看看中国的哲人们，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和解释自然，例如地震、陨石，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关注的目的却在于人事。同时正是由于他们出身巫史的缘故，他们在解释人事时的特点，就总是联系到对天的理解，“即天道而言人事”[xxiv]，习惯于为日伦日用寻找形而上的天道依据。“礼崩乐坏”，更使“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淮南子·齐俗训》），至“百家争鸣”??汉志所录“成一家之言”者达189家。诸子的旨趣在于“道术”，即“治道”，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即使是离坚白、合同异的名家，也同样认为“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别录》）总之，中国哲学之特质表现在始终以治道为核心，以天人为主线，这是可以由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说明的。
由求知者与巫史、“论自然”者与“应帝王”（《庄子·应帝王》）者比较上形成的差异，似乎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哲学由对自然的兴趣，寻求对自然对象的确定把握，导致追求确定性的知识，从而发展起形式逻辑、概念思维，最终走上了一条哲学－科学的道路。我们读中国的名家、墨家、儒家中荀子的思想，也可明显感觉出与孔孟老庄不同，他们关注研究和探讨自然对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注重自然、注重形式的内容，因为离治道较远，终究没能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中国哲人们所探究的天道，虽然也有涉及自然哲学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对于宇宙万物给出一个从理性出发的圆满解释，以指导人事。或许汉字与拼音字母的不同，多少也有助于说明部分问题。西方哲学思维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抽象来思考抽象；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则可以归结为以抽象来思考形象。[xxv]
综而言之，在中国哲学开端问题上，“突破说”和“巫史说”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突破说”在说明中国哲学开端过程上较为通畅，“巫史说”则更方便于说明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两者结合在一起，则可以圆融地说明“中国哲学”是怎样产生的。黑格尔较早地就看到了包括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在内的所谓“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特性，他强调哲学是希腊人的专利，而希腊文化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他以此为自豪。其实只要破除了他那以“哲学”为人类思想之至尊的文化观念，我们也可以接受他的意见。狭义上的“哲学”，的确是西方人的专利。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都经历了质的飞跃，分别从宗教母体中开出人类思想的新形式，不过，希腊人开出了一条“哲学”的道路，而中国人、印度人也分别开出了自己的道路。三者之间，没有什么高低尊卑的区别。“哲学”是希腊人的骄傲，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xxvi]；从古老《吠陀》经典中衍生出来的各种学说派别，是印度人的骄傲，是印度人的精神家园；从天命神学中走出的阴阳五行、诸子百家，以及它们以经学、玄学、理学、朴学等不同形态所延续的“道术”（《庄子·天下》）、“术道”（《礼记·乡饮酒义》）或“学”（“黄老之学”）“术”（“刑名之术”）（《史记·申韩列传》），或德里达等人所谓的“思想”[xxvii]，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更引申了“家园”的概念，“语言是存在的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就在中国“学术”自身的话语系统之中。重建这个一度失去的语话系统，也就是回归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i] 参考张立文：《周易与中国文化之根》，载《周易研究》1988年创刊号。李泽厚：《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第15至2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ii]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余敦康：《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iii] “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并不是直接回应西方哲学家，如黑格尔、德里达对中国没有哲学的判断，而主要是反省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实践中的泛西方哲学化。
[iv] 黑格尔是这样处理“东方哲学”的：“首先要讲的是所谓东方哲学。然而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我们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以及它对于思想，对于真正的哲学有何种关系。当我们讲到东方哲学时，我们应该要讲到哲学；不过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叫做东方思想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v] 如梯利在《西方哲学史》序论中就说：“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不过，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甚至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同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将限于研究西方国家，从古希借的哲学开始，而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古希借人的文化之上的。”〈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序论，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vi] 或译作“诧异”，“因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 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vii]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viii] 同上，第5页。
[ix]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119页。
[x] 参阅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第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x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xii] 见〈美〉杰勒德·威廉·房龙著，朱子仪译：《房龙传》正文前的插图，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xiii] 参阅〈英〉泰勒主编，韩东晖等译，冯俊审校：《从开端到柏拉图》(〈英〉帕金森/〈加〉杉克尔 总主编，冯俊 中文翻译总主编：十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罗宾·奥斯本 所撰第一章《城邦及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xiv]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4页。
[xv] 参阅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66至7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xvi]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第7页。
[xvii] 《形而上学》，第5页。
[xviii] 参阅〈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贺仁麟校：《古希腊哲学史纲》导论第三节“希腊哲学的史前史和兴起”，第9至2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xix]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第7页。
[xx]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4页。
[xxi] 策勒尔以钦佩和赞叹的口吻说：“我们对于希腊哲学的兴起，首先是在希腊民族所特有的天赋里找到一种解释，在希腊民族的天赋中，理智与想像，理性的力量与本能的力量有成果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哲学是他们自己特有的创造，一旦他们精神的发展进程使他们越过了神话的孩提时期，而逻各斯大胆地展开双翼，去探索知识和真理，哲学的创造就必然从他们天性的深处涌现。”
[xxii] “我们可以把哲学叫做一种奢侈品，如果奢侈品是指那不属于外在必需品的享受或事业而言。”《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3页。
[xxiii]《形而上学》，第5页。
[xxiv] 彭永捷《智慧的故事·结语》，向世陵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xxv] 同上。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主要靠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思想上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模范作用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感召。
党成立初期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人亲自传播、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后，与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四次大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有力地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潮，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著）、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本教科书《现代社会学》（瞿秋白著）、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重要成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十年革命内战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通过广大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实际应用。
1929年秋，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统一领导革命文化工作。“文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统一领导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发展，团结党内外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战斗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1930年5月20日，“社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了以下工作。如，大量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探讨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问题。不妥协地同形形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进行论战，党中央通过“文委”领导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论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逐渐扩大影响，逐渐占据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 适应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党根据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敌占区的不同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组织了文化统一战线，领导和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围绕抗日战争展开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得到了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并在学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并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进行广泛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大力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统治区的社会科学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 适应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党一方面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思想文化战线上配合革命武装斗争，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促进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大团结，保护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准备了宝贵的力量。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等，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了一支精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新纪元，并积累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初步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
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为其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1929年12月，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加强“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研究。
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1941年5月1日，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1940年8月9日，在《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中指出，“既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就须加强对它的领导。”“我们应当从各方面重视文化运动，具体地加以帮助，使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并进。”
加强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注重从政治上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研究，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服务。
1930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予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1934年，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情，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吸引和指导作用。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时，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认识社会的科学。诚如所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全部科学提供了合理的世界观和先进的方法论，使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使社会科学第一次有可能真正成为科学，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不是由某种政治权力所赋予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经过斗争树立起来的，并深深扎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和以后，在中国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尊重、团结知识分子。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非常尊重、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1年5月7日，在给当时在香港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的电报中指出，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班文化人前进。”
1944年12月15日，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指出：“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
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依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感召、党的领导人垂范、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榜样作用。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吸引了无数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人士投入到党的事业中来，以他们从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来服务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且亲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这对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就是党的领导人亲自研究和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代表。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号召：“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方东美;中国哲学;自然观;和谐精神
中国古代哲人观察宇宙,“仰以观于天文,俯以
“中国哲学,不管其内容属于哪一类、哪一派,总是
察于地理”,看到的是一副万物生生而和谐的图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
他们视“整体圆融、广大和谐”为宇宙和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古代哲人的教化和影响下,“和谐”———人
体;用儒家的名词,就是‘一以贯之’(Doctrineofpervasiveunity)。这是中国哲学上的第一个通
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性!”[2]45-46儒家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道家所谓
人的“身”与“心”的和谐———历来是中国人所注重的人生追求。现代新儒家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哲人注重“和谐”的思想传统,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互摄之中,极力阐扬中国哲学以“和谐”为宗的自然观。方东美(1899─1977,安徽桐城人,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过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以极大的热情,阐述和宣扬了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
1中国哲学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
中国哲学的自然观,采取的是“机体主义”的方法。方东美说,所谓机体主义就是将宇宙万物视为“不可分割之有机整体”,认为宇宙虽然可以分为不同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彼此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念,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机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模式而论,⋯⋯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1]284方东美
提出,中国哲学具有三个“通性”(即各家各派共同
“抱一为天下式”,等等,在方东美看来都是主张宇宙万物的“交感和谐”与统一,都是“机体主义”的表现。
方东美进一步指出,机体主义“融贯万有”,归根结底说来,则是融贯“天”与“人”,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中国哲学“要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表现‘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去证明人与世界可以化为同体”[2]102。在中国哲学看来,“自然和人之间有如母子的亲切关系,⋯⋯在自然的境界上,把天、地、人合成一片,把万有组成一个和谐的乐曲,共同唱出宇宙美妙的乐章”[1]278。他将儒、道、墨三家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认为“古代的三大哲学传统,儒、道、墨三家,可说都是致力于人和自然的合一”[1]258。这种“合一”,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广大悉备的和谐”,或曰“整体圆融、广大和谐”。
西方哲学则“总是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两部分”[3]21,以“分离主义”区别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所谓“二分法”,指的是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并且相互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方东美又称
之为“二元论”的方法。他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
具有的基本性质),“机体主义”则是其第一个通性。表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后来西方哲学在
其发展中,使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格局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近代西方哲学,“分离主义”的方法则更加突出。近代西方人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视为“二元甚至多端的敌对”关系,把自然界仅仅视为人类“戡天役物”的对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了解自然界的秘密,始而虚心观察,继而耐心测验,终于发现精确定律以说明客观的程序”。“科学思想系统确立之后,近代西洋人更据以发挥权能,产生技术,控制自然界之质力以为人用,于是工业文明的成就因之而大显。”[2]192-193就是说,在近代西方社会里,“天人二分”的思维格局使得人们把自然界只是当做自己的对立物,对其进行观察、研究,然后加以利用。这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生产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但也使得“一切知识变成毁灭性的技巧”。人们对自然只是不断地利用和索取,这实质上是在毁灭自然界。方东美称此为“西洋浅薄的利用主义”。
方东美还更深层地从民族哲学智慧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人与西方人自然观的这种区别。他提出,各民族的哲学智慧皆有其特点。“哲学智慧寄于全民族之文化精神,互相摄受,名共命慧。”[1]139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有着特定的哲学“共命慧”,它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表现出来。“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形之于业力又称方便巧。”[1]140他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近代欧洲人)把自然界视为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将科学技术作为“方便应机”、“戡天役物”的手段。因此近代欧洲人的哲学智慧,主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表现出来。这种哲学智慧的“慧体”,表现出强烈的分离性。与之相比,“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1]142。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强调的是万事万物彼此相因、尔我相待的广大和谐之道。
一言以蔽之,“自然是一个和谐的体系”[1]78。
方东美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理解天、地、人乃至万事万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诚如方东美的学生刘述先所言:“东美师极赞中国哲学所发展出来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智慧,一言以蔽之曰:‘生生而和谐’。”[4]
2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体论”
中国哲学之所以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是由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决定的,换言之,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
体论”。
方东美说:“根据中国哲学,整个宇宙乃是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统贯。”[5]13“中国先哲所体认的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大其生,万物资始,地广其生,万物咸亨,合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6]44从中国哲学来看,自然界“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且是活跃的生命领域,“‘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5]12。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3]158。儒家所以追原天命、率性以受中,道家所以遵循道本、抱一以为式,墨家所以尚同天志、兼爱以全生,“就是因为天命、道本和天志都是生命之源⋯⋯孔、老、墨三宗的统会,就在生命价值之积极的肯定”[3]158。方东美对此作了具体阐发。例如,他说儒家经典《周易》的基本原理就是“生之理”,即“生命苞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1]152;《周易》提出了“万有含生论”的自然观。老子的“道之本体”,实际上也是生命本体,“实则老子本人,参透道体,认为是生生之源,周行宇宙,溥博和同,虚而不竭,动而愈出,无一物失道之本体,无一处缺道之妙用。这个大道真正是普遍流衍的生命”[6]59。而墨家的“全生”之说,也是基于生命本体论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一套生命哲学”。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其主流来说,是儒家、道家、大乘佛家(墨家后来渐成“绝学”)“齐声高歌,合唱‘生命之礼赞’”;就其内容来说,“任何思想体系是生命精神的发泄”。
这种“生命本体论”,决定了中国哲学注重和谐,主张“天人合一”。对此,可以从以下两点加以理解。
(1)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生命,具有“旁通统贯”的特性。
“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旁通统贯的生命。”[5]103生命是有机整体。生命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现象,不能被理解为由彼此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不同部分机械地组成。正因为生命是旁通统贯的,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
(2)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参赞了宇宙的创造力”。
“中国哲学家认为,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5]14这就是说,中国哲学认为人的生命不仅是宇宙“普遍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人还参赞了宇宙的创进历程。人既
第1期余秉颐:整体圆融广大和谐———方东美论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55
被天地万物所创造,同时也创造天地万物。例如
《周易》就曾说,人若能“尽其性”,即保持和发挥人应有的本性,那么就可以“尽物之性”,使宇宙万物都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本性,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种人参赞了宇宙创进历程的观点,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依据。方东美说近代西方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自然界只是“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这种见解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后期哲学所讲的“物质的宇宙”),把宇宙仅仅当作物质的机械系统,“内中不表现生命”。从“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宇宙不过是“钝滞的物质”,而不是生生和谐的有机整体。人的心理和行为,甚至也被看成受数学方法支配的,如同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一般。西方哲学在讲人的力量时,不像中国哲学那样讲人参赞宇宙之化育,而是只讲人对自然界之征服和利用。所以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二分”的;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则是“多端敌对”的。方东美在总结“中国思想里人和自然的关系”时,说:“关于自然,我们认为它是宇宙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的境域。不能将它宰割而简化为机械物质的场合,以供贪婪的人们作科学智能的征服的对象,或政治、经济权益竞争的战场。自然,对我们而言,是广大悉备、生成变化的境域。在空间
中,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在时间内,无一处不是交
⋯⋯宇宙是和谐的过程,是生命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生命本身是和谐的,是不断的创造。”[7]成中英从考察儒家哲学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和谐”思想与“万物生生,创进不已”观念之间的联系。他的这一见解,与方东美是一致的。
方东美关于中国哲学自然观的阐述,观点未必完全妥帖。例如,他将中、西哲学的自然观加以对比时,对西方哲学的“天人二分”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这两种思维格局的利与弊缺乏全面的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但值得肯定的是,方东美指出了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重要特征,并且说明了这一特征在本体论方面的依据,即把宇宙看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不断创进的生命领域。万物生生而和谐的观念,确实是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思想。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不断加剧的所谓“现代病”,这往往与缺乏“和谐”有关。如生态平衡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紧张、等等,都表明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缺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此,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有必要引以为戒。而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万物生生而和谐的观念,必将作为一种古老而常新的历史智慧,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和警示。新晨
彻交融的。”[1]278在此,他既对西方哲学“天人二分”参考文献:
乃至“天人敌对”的自然观提出了批评,同时又进一
[1]方东美.生生之德[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
步阐明了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与“天人合一”司,1980.
思想的关系:正因为把宇宙理解为大化流行的生命领域,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天下万物是生生而和谐的,人与自然是可以协调、可以“合一”的。
3结语
总而言之,“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1]277。唯其“生生”,所以“和谐”。在中国哲学看来,宇宙间充满了生命的“发育创造”,所以人与自然、乃至天下万物可以“交彻交融”。方东美认为,这正是中国哲学注重和谐的自然观的思想根源之所在。方东美的学生、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在探讨“中国儒家的特质”问题时提出,“‘生生’的观念是儒家最基本的观念”。他说在儒家哲学看来:“整个宇宙是大生命,具有创造性,充满和谐。
[2]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
[3]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4]刘述先.方东美先生哲学思想概述[M]∥朱传誉.方东美传记资料.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23.
[5]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M].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0.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