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之所以是我国有机食品开发较早的省份，与黑龙江省有其自身的生态优势是分不开的。首先在一片土地上从其他食品转换到种植有机食品需要2－3年的转换期。由于黑龙江省开发较晚，有些偏远地区农民仍采用传统耕作方法，不施用或很少施用化肥、农药，因此不需要转换期就可以直接生产有机食品；其次黑龙江省耕地面积广、土壤肥沃，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利于大面积种植有机食品，又加之黑龙江省地处寒温带，寒冷、冰冻也有助于抑制病虫草害发生，从而有利于有机质的积蓄，有机质平均含量3.8%，为有机食品的开发创造了有利的生态环境。有机食品生产的人工投入要比普通食品生产多花10%-30%，是一种劳动力集约型的产业，这是有机食品价格偏高的主要因素。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劳动力众多，成本低，能够适应有机农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有机食品生产在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使得有机食品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劣势分析
1.对有机食品认识不足
一方面，在黑龙江省有机食品的概念还鲜为人知，广大人民群众对有机食品的认识不足，导致市场上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量很少；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只生产一些市场需求大的农产品，从而不重视有机食品的投资。据统计，黑龙江省生产有机农产品不到普通农产品的10%。可见，对有机食品的认知程度抑制了黑龙江省有机食品的发展。
2.生产技术供给不足
黑龙江省可进行有机食品生产的面积广阔，但有机食品的生产比例却很少，除了对有机食品认识不足的原因外，还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目前政府对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投入少，有些科研院所的成果又无法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导致生产上缺乏有效的新技术及有效的高毒农药的替代产品。在这方面，黑龙江省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远远低于我国其他省份，科学技术研发水平低，目前有机食品的许多生产技术以及生物防治技术还在探索之中。
3.政府补贴力度不够
开发有机食品不仅要有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对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支持。黑龙江省从事有机食品生产出口的多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实力不够雄厚，但有机食品生产成本却往往高于常规的生产成本，特别是“转换过渡”时期的生产风险以及人们对有机食品还需有一个认识过程，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是难以支撑的。我国对黑龙江省的有机食品开发上的政策补贴力度远远不够，这不仅限制了有机农业的发展，也降低了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速度。
机遇分析
1.国际市场需求旺盛
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转基因、饮食结构和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使得有机食品成为21世纪食品行业的新宠，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据统计，近些年有机食品销售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11年全球销量突破了600亿美元大关，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十个发达国家是有机食品的主要消费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有机食品生产由于受劳动力成本等原因的限制发展趋缓，所以有机食品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主要产品之一。黑龙江省作为有机食品产业发展大省要抓住机遇，转变观念，发挥自身优势，力争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2《.黑龙江垦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的出台
黑龙江省有机食品的发展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也出台一系列发展有机食品的政策措施。2005年6月9日，黑龙江农垦总局为加强垦区有机食品基地建设与管理，推进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出台了《黑龙江垦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建立了一批高标准的国家和省级绿色农业基地与农产品出口基地。作为全国重要的绿色食品大省，黑龙江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了黑龙江省有机农业的蓬勃发展，为有机食品的出口创造了便利条件。
威胁分析
1.有机食品认证体系不健全
良好的认证体系是有机食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通行证，也是有机食品自身的质量凭证。2001年以后，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垄断优势，以保护资源和环境为由，先后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而黑龙江省有机食品主要的出口市场就是这些发达国家。黑龙江省有机食品难以与国际市场接轨，目前黑龙江省在有机食品认证管理上几乎还是空白。可见，有机食品认证问题是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的最大威胁。
2.黑龙江周边省份的竞争
东北三省中除了黑龙江省外，吉林省、辽宁省在有机食品的发展上也不甘落后，辽宁省具有丰富的农、林特产资源，已有多种有机食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吉林省的有机食品也远销国外，著名的有圣水米业的大米，其蛋白质的营养价值极高，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蛋白质氨基酸最佳配比模式。这些省份有机食品业的迅速发展都对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构成威胁。
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发展策略
针对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贸易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黑龙江省应结合实际，转变观念，发挥自身优势，政府、生产企业、出口贸易商、农民要通力合作，积极推进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贸易走上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一)加大有机食品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
由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识不足，限制了有机食品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发展有机农业和食用有机食品的好处，比如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或讲座等方式对有机食品进行宣传和普及，增加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识，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有机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明白有机食品对生态环境、身体健康方面的益处，从而扩大有机食品消费群，进而通过国内市场消费促进生产者加大对有机食品生产投资，最终促进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二)加强有机食品科学技术的研发及推广
针对有机食品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黑龙江省应对传统技术进行研究和改造，对有机食品的生产技术、加工技术、生物防治技术进行攻关，开发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有机食品。同时，政府应加大技术的推广，优化有机食品的品种。可以通过对国内外有机食品的技术和市场调查，积极选择抗病性强，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进行推广。
(三)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帮助与鼓励黑龙江有机食品发展
黑龙江省应根据当地实际，建立地方性政策支持体系，把有机食品作为一项特殊的环保产业给予政策优惠，在生产、加工、贸易出口、税收等方面向有机食品开发倾斜。同时，要对有机食品的认证费进行补贴，简化获得国际通行有机认证的农产品出口检验程序，提高通关效率，为有机农产品出口提供便利。
关键词：GL指数产业内贸易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是指同一个产业内的产品在两国间相互进口和出口的贸易活动。二战以后，这种新的贸易形式发展十分迅速，在当代的国际经济活动中，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分工、促进新兴和主导产业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点，然而目前详细探讨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最常用的GL指数测算了我国1992年到2003年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并详细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变化趋势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总体上在逐年提高，且产业内贸易品种有日益增多的趋势。
一、引言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农产品贸易问题属于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Trade）问题，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贸易理论就能够得到解释和说明。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时，Grubel和Lloyd（1975）发现，农产品领域内也存在产业内贸易问题。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与季节性因素、较高的运输成本有关。McCorriston和Sheldon(1991)首次利用OECD的数据，对美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Neffetal(1996)利用USDA1990-1994年的数据检验了不同区域贸易集团加工食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动趋势的差异。KishorSharma（2002）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了分析了加工食品在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指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利于产业内贸易。MinKyoungKim、GueDaeCho和WonW.Koo利用时间序列和引力模型（Gravitymodel）分析了市场规模、汇率和运输成本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作用。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但迄今为止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文献仍然少见。潘文卿（2000）对中国农产品产业间贸易优势与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祁春节（2001）在研究美国柑橘产业与贸易问题时发现，美国柑橘及其加工品存在着产业内贸易。孙东升（2001）在其著作《WTO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分析了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并认为中国农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曾玉荣（2001）采用GL指数对1986年至2000年9月份的台湾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进行了计算分析。罗余才（2002）计算出了从1992年到1996年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并指出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同样存在产业内贸易，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种类中，并进一步指出，产品差异和需求的多样性是影响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必要条件，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国际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是影响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充分条件。
本文将采用目前最常被应用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指标Grubel&Lloyd（G&L）指数法来测算我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GL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GL=1-|出口-进口|/（出口+进口）
该指标表示当出口或进口为0时，则此指标值亦为0，即完全没有产业内贸易，而当出口等于进口时候指标值等于1，即出口与进口是完全产业内贸易。通常情况下此指标的数值应介于0与1之间，越接近1则表示产业内贸易越明显，本文则以0.5为界限，把大于0.5的农产品视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产品，而小于0.5的视为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农产品。
二、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长期趋势
我们利用1992到2003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测算了我国五大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剔除了部分产业内贸易指数低于0.2的农产品种类，具体结果列在了表1中。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总体结构来看，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种类有不断提高的趋势，1992年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有7章（表2），占所选的五大类20章农产品的35%，2003年则有10章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超过了0.5，比例提高到了50%，这一趋势再次表明我国近半数农产品已经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具体来看1992年到2003年我国几大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变化趋势为：
表1：1992-2003年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表
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第1类0.310.350.370.320.370.360.430.620.690.680.730.77
01章0.080.080.090.130.180.160.220.290.240.190.270.53
02章0.270.330.240.170.250.270.290.840.920.830.970.92
03章0.380.450.480.450.510.450.550.620.700.680.700.72
04章0.610.570.710.570.450.580.671.000.930.930.830.78
第2类0.630.450.451.000.910.640.670.740.910.980.820.97
08章0.250.230.280.300.600.670.720.760.940.920.810.80
10章0.950.810.900.040.140.860.630.610.520.740.450.29
12章0.240.230.190.280.560.940.720.660.440.430.510.33
第3类0.410.570.450.300.370.580.360.190.220.260.130.08
第4类0.500.380.430.590.640.710.630.460.520.490.460.43
17章0.580.340.900.400.830.870.980.870.990.590.900.95
19章0.220.330.320.200.140.120.110.280.330.370.490.44
22章0.190.270.180.170.190.260.290.430.490.410.400.46
24章0.630.480.090.530.640.560.310.410.810.820.720.77
第11类0.840.760.850.930.990.980.940.850.500.490.450.42
51章0.710.680.780.640.700.780.790.870.790.730.740.88
52章0.800.620.880.930.940.910.960.840.860.890.810.86
53章0.530.590.580.620.610.750.780.690.690.740.800.91
资料来源：根据我国海关统计资料测算得到
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
01章活动物02章肉及食用杂碎
03章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04章乳品，蛋品，天然蜂蜜等
第二类植物产品
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等
10章谷物12章含油籽仁及果实、稻草、秸杆等
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
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等
17章糖及糖食19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制品22章饮料、酒及醋24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第十一类农产品纺织原料
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52章棉花53章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
（一）活动物与动物产品由产业间贸易变为产业内贸易，且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高
活动物与动物产品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由1992年的0.31提高到了2003年的0.77，从1999年开始提高到了0.5以上，说明整体上我国的该类产品在1999年前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是1999年开始转变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同时也表明我国该类产品的总体比较优势的下降。具体来看，该类产品中，04章（乳品、蛋品与天然蜂蜜等）一直处于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72，且在1999年后一直都在0.78以上。01章（活动物）产品和03章（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产品的GL指数表现出持续平稳上升的趋势，而02章（肉及食用杂碎）产品在1999前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在0.33以下徘徊，但是1999迅速提高到了0.84，可见02章产品在我国第一大类农产品的由产业间贸易转变为产业内贸易起了主要的拉动作用。
（二）植物产品总体上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是产业内贸易产品种类有所变化
植物产品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76，且除了个别年份外，产业内贸易指数都在0.63以上，说明该产品整体上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基本完全以产业间贸易为主。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产业间贸易为主变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且在2000年后产业内贸易程度一直很高。同期内，10章（谷物）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在不断下降，12章（含油籽仁及果实、稻草、秸杆）产品的GL指数则先上升随后又不断下降，表明该产品经历了更加复杂的变化过程。
（三）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总体上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该类产品的GL指数平均为0.33，且除了1993年和1997年外，GL指数一直0.45以下，且从变化趋势看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过程，2003年GL指数仅为0.08，基本可以认为完全是产业间贸易，也表明我国该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在由不断提高的趋势。
（四）食品、饮料、酒及醋与烟草等产品总体上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相当，但内部产品差别较大
16章（肉、鱼、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制品）产品、20章（蔬菜、水果及植物其他制品）产品基本完全是产业间贸易，也说明我国在这两类产品方面依然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力。22章（饮料、酒及醋）产品和19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制品）也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是这两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在不断提高。
17章（糖及糖食）和24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产品总体上则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五）农产品纺织原料总体上已经由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变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该类产品的总体GL指数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52章（棉花）和53章（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三章产品的平均GL指数都在0.7以上。且51章和53章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而该类产品中的50章（蚕丝）产品则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表2：我国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农产品列表
199219972003平均
产品种类GL指数产品种类GL指数产品种类GL指数产品种类GL指数
04章0.6104章0.5801章0.5302章0.53
10章0.9508章0.6702章0.9203章0.56
17章0.5810章0.8603章0.7204章0.72
24章0.6312章0.9404章0.7808章0.61
51章0.7117章0.8708章0.8010章0.58
52章0.8024章0.5617章0.9517章0.77
53章0.5351章0.7824章0.7724章0.56
52章0.9151章0.8851章0.76
53章0.7552章0.8652章0.86
53章0.9153章0.69
三、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结构特征
2003年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超过0.9的是17章（糖及糖食），其次是02章（肉及食用杂碎）和53章（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GL指数超过0.8的有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52章（棉花）和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表2）。平均来看GL指数较高的依次是52章（棉花）、17章（糖及糖食）、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和04章（乳品、蛋品与天然蜂蜜等）。综合来看我国活动物产品、水果类产品、谷物、糖类、烟草制品和纺织原料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农产品，可见土地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部分“消费者导向产品”在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出现应该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在逐年提高，且产业内贸易品种日益增多。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趋于上升说明中国农业总体上正在失去外贸竞争优势。但与此同时，在中国产业内贸易较发达的农产品上，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一样也享受到了产业内贸易的利益。另外，中国在农产品外贸优势有所下降的条件下，积极发展产业内贸易，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内贸易学习贸易伙伴国在产业组织、技术进步和追求产品个性化方面的优点和长处，这一点尤其对中国农产品加工品的生产、促销等方面大有好处；另一方面，产业内贸易作为交易双方相互需求并相互满足的贸易，有利于中国与贸易方的相互依存与合作，有助于改善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
在前面的分析中没有涉及到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原因的讨论，通常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需求多样化、季节差异等是导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但是农业与制造业显然有不同的产业特征，所以以制造业为分析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显然是不能完全地解释我国乃至世界上日益发达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所以关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及决定因素是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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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近年来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新特征，成为制约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必须大力提高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加强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加快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并善于运用贸易争端机制化解农产品出口的各种障碍。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出口 技术贸易壁垒 对策 一、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困境 目前，发达国家仍然在不断升级质量检验标准，检测项目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是世界上食品标签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食品标签多达22种，且逐年修订补充。美国要求所有包装食品应有食品标签，膨化食品还要有营养标签，必须标明至少14种营养成分的含量。再如日本，从前设定的进口农产品残留物限量标准是63种2470项，而今年实施的“肯定列表”则新增了51392个限量，涉及264类食品中的734种化学品残留，同时禁止使用15种农药、兽药，这使得农产品检测项目成倍增加。日本是我国食品、农产品出口的大市场，占我国食品、农产品出口总量的32%，“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大幅抬高出口技术门槛，直接影响我国近80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额，涉及到6 000多家出口企业。 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绿色包装”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动物福利问题则尤其为欧盟所重视，例如，鸡场饲养密度一般为12只/m2，欧盟却提出每平方米只能养10只，理由是密度太大，鸡会感到不“舒适”。由此养殖成本增加，形成贸易壁垒。 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美国由于占据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持积极态度，而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则坚决反对，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呈日益升级的趋势。例如，日本自2003年起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大米身份认证制度”推行之后，日本各地又对新制度“层层加码”，把认证范围推广到蔬菜，要求市场上销售的本地蔬菜都必须有认证标志。对中国蔬菜等农产品来讲，今后进入日本市场将更趋困难。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直接使中国农产品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其扩散效应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据商务部统计，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国外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探析 1.国内自身原因：(1)农产品自身存在质量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们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农产品的生产及其加工品存在诸多安全隐患。(2)政出多门，监管不力。我国农产品安全管理涉及经贸、工商、卫生、质检等多个部门，由于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清，监管不力，造成权威不足，收效不明显。(3)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管理，标准化与认证体系建设滞后，食品安全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检验技术和检验手段也有待改进。(4)农产品和食品生产以小规模个体农户为主体，加工企业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竞争实力不强，战略经营的理念和市场营销能力比较薄弱，对国际市场的质量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动向知之甚少，不能适应快速多变的国际市场需求。 2.国际方面的原因：(1)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需要。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有一定的成本比较优势，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此外，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国在关税和市场准入方面也逐步放松，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关税门槛因此随之降低，这就为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2)消费理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改善生活质量，越来越关注保护环境。相应地，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就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健康型”转变，对营养、健康、卫生、无污染的安全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绿色消费正成为世界性的消费潮流。(3)国际标准在SPS协议和TBT协议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各成员国都在积极援引WTO协议和国际标准进行贸易交涉。但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发达国占据主导地位。 3.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 (1)大力发展绿色产品，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当务之急是要从源头抓起，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加强全过程监管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保证食品安全。绿色食品生产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通过对农产品生态环境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物的控制来对农产品进行品质管理，能有效地提升农产品品质，成为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 (2)建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专门机构 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有必要设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相应机构。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研究实施重大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协调我国技术性贸易领域多边、双边合作与交流中的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承担建立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工作等。这有利于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企业形成合力，联合作战；有利于部门间、行业间、企业间加强沟通，在应对技术贸易型壁垒上收到良好效果，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3)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确保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 建立和完善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应对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障碍的技术保障。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组织专家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修改、完善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提高标准水平，推动我国食品工业加快发展速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4)加大WTO/TBT、SPS人才培养力度 技术性贸易措施涉及方方面面，影响到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国内外贸易等各个环节的众多企业及中介组织、政府管理部门、消费者自身。所以，要应对农产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客观上需要有一支熟悉WTO规则，尤其是WTO/TBT、SPS协定、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国际标准、指南、争端的人才梯队。因此，必须依据新的形势，尽快培养相应地专门人才，立足长远，为实施农产品走出去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际贸易问题，2006，(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便是FDI的快速增长。2001年,全球FDI流出额达到了7350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5%,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的10%,固定资本形成额的11%,世界各国及各产业部门经济一体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有关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是迄今为止,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互补还是替代?仍然是一个谜团。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吸引了大量的FDI,并于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引资国。截止2004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从而为我们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现实资料。农产品和食品行业是国际贸易中最具争议的领域,据统计,1995-2000年,农产品贸易争端数占总的贸易争端数的比例分别为64%、25.6%、57.5%、22.7%、33.3%和41.2%,因此,研究农产品和食品行业中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同时,农产品贸易政策也是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对农产品和食品行业中贸易和投资关系的考察,将为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力证据,同时也为我国今后制定有利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调整提供有益的参考。有关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沿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通过放松相应的假设条件,从理论上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采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对二者关系作进一步的验证。
(一)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理论研究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早在1957年提出的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指出:当存在国际贸易壁垒时,如果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即所谓的Rybczynski线)实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对商品和贸易的完全替代。由于这种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以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消作用,因此一般被称为关税引致的投资。马库森和斯文森(Markusonand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他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他们认为,国家间技术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彼此之间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方向。当由于任何一种因素导致商品贸易,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又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然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互补性。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要素价格差异等纯经济因素及现实的贸易障碍,在贸易保护威胁的条件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会产生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替代及互补关系。对此,伯格瓦提和迪诺普沃思(BhagwatiandDinopoulos,1992)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补偿投资(quidproquoFDI)模型。补偿投资不同于关税引致的投资,补偿投资的目的在于减少东道国采取保护措施的可能性,因此是一种化解关税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替代和互补关系都可能存在。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atire,1994)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进行了研究,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三类。在这三种类型的直接投资中,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其它两种则会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量。因此,由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就不同,二者既可以是替代关系,也可以是互补关系。
(二)贸易和投资的实证研究
结合国际经济运行的现实,早期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研究大都以关税这种贸易壁垒作为重要影响因素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当时国际贸易和FDI更多地表现为替代关系。威更斯(Wilkins)1974年的研究发现,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关税,迫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扩大了分支机构。斯威顿伯格(Swe-denborg)对瑞典出口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行业的保护关税越高,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的份额越大。赫斯特(Horst)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加拿大市场上不同行业的出口份额、当地跨国公司的生产份额及不同行业的关税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同样发现了投资和贸易之间的替代关系,并且替代程度和该国行业的关税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贸易和投资之间替代关系的存在。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Kojima)研究了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后,发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部门,因此替代了本国的出口贸易。而日本则是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部门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取代国内商品的出口,反而由于新市场的开辟,带动了与此相关联的其他商品的出口,实现了投资和贸易的相互促进,互相补充。李普赛(Lipsey)和威斯(Weiss)的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都是高度互补的。Pfaf-fermayr(1996)运用奥地利7个制造业部门的混合数据(pooleddata),研究后发现FDI和国内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斯文森(1996)采用1974-1990年间瑞典企业最终制成品出口和FDI数据,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FDI与中间投入品出口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以上研究大都集中在最终的消费需求上,比如汽车,或其他工业产品,而对农产品和食品等初级产品的研究则很少,而且研究结论也很不一致。实际上,FDI也发生在为了获取原料和出口半成品上。在此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关心东道国消费市场的大小,还要考虑是否能把原料和半成品出口到母国,作为另外一些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品。人们普遍认为,FDI在农产品和食品行业的动机各种各样,包括资源获取,市场占有,寻求效率等。而且农业部门的贸易保护障碍要高于其他产业部门,所以农业中FDI是关税跨越性的(tariff-hop-pingFDI),也有的人认为,农业中的FDI是资源获取性的,否则无法获取相应的资源。Gopinath等人(1997)假设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一个包含四个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以跨国企业分支机构的销售量、出口、就业和FDI为内生变量,采用了1982-1994年间美国与十个发达国家食品行业FDI和贸易的面板数据(paneldata),估计结果表明,美国食品行业的国外销售量与出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此外,他们还认为美国食品行业利用FDI作为手段逃避了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该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国外分支结构的销售额代替FDI的数值,因而可能高估相关变量的解释力。Marchant等人(1999)运用1982-1997年美国13类农产品和食品的面板数据,以FDI和出口为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美国农产品和食品行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带动了美国农产品和食品的出口,二者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美国应该同时加强对中国农产品和食品领域的直接投资和出口。随后的2002年,Marchant等人又以成本最小理论构建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了美国1989-1998年食品行业FDI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再次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FurtanandHolzman(2004)最近采用面板数据,在假设农产品贸易由直接投资内生决定的情况下,研究了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和食品行业1987至2001年的直接投资后发现,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和食品行业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加拿大该部门的出口、进口和总贸易量,二者表现为互补关系。
Connor和Pagoulatos(1983)的研究表明,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有赖于跨国企业的进入模式,兼并一个现有企业和水平型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替代作用,因为他们在母国本身已经具有竞争优势。反之,绿地投资、新建企业和垂直一体化的FDI与出口之间具有互补关系。Malanoski等人(1998)的研究表明,美国FDI和出口在发达国家之间是负相关关系(比如OECD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亚太地区,FDI与出口之间是正相关的。当他们以发达国家作为东道国时,发现美国FDI与出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Munirathinam等人(1998)的研究发现,美加自由贸易协议刺激了美国对加拿大食品行业的出口和直接投资,二者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Overend等人(1997)在食品行业的研究中还发现,贸易和投资之间可能同时存在替代、互补和独立三种关系。正如Gopinath所认为的那样,在分析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发达国家更关心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出口贸易的关系,因为它们是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出方,担心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本国的出口和就业。发展中国家作为直接投资的接受方,则更关心直接投资对本国GDP增长的影响,而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研究则不够。其中,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FDI促进了我国整体的出口贸易(江小涓,2002;刘恩专,1999;沈坤荣,1998)。具体到农产品和食品行业,仅有的文献来自曾寅初和毅(2004)对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研究,他们的分析结论是,台商到大陆直接投资对两岸之间的总体贸易都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但不影响大陆对台湾农产品的出口,并有可能减少对台湾农产品的进口。尽管就理论而言可以推导出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某种明确关系的模型,然而实证研究结果对这一思路提出了挑战。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由于不同的考察对象,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即便是同一国家,也存在产业、行业甚至更微观层面的区别。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动态的。因此,本文的研究不在于说明FDI与农产品和食品贸易必然存在某种关系,而在于说明目前环境条件下,FDI与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二、数据和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和变量
通过参考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贸易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及国家商务部数据库,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获得性。我们使用了1985-2003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其中扣除了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一项,具体包括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及动植物油脂四项,也就是按照我国海关商品分类法中前四类,共计24章的主要商品,或者说按1位数的标准国际分类法(SITC)代码SITC0、SITC1、SITC2和SITC4的商品。需要说明的是,WTO和FAO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中不包括水产品。FDI数据使用了1985-2003年我国农林牧渔各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原因是我国1996年以后才公布外商实际投资金额)。文中的变量包括农产品和食品出口(EX)、进口(IM)、总贸易(TEI)和FDI。为了研究方便,考虑到通过对数化以后并不改变变量的主要特征,所以对变量EX、IM、TEI和FDI都取自然对数,而得到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nEX、LnIM、LnTEI和LnFDI。
(二)研究方法
1.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如果时间序列(或变量)是非平稳的,即含有单位根,那么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将失效。因此,需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也即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有DF(Dickey-Fuller)检验法、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检验法和PP(Phillips-Perron)检验法,本文使用ADF检验法。ADF检验法首先需要根据序列yt性质的不同选择用于检验的方程,其中!为差分算子,C为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项,εt残差项(随机扰动项)。为了对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及存在的单位根作检验,可根据参数α、β、γ是否为零的假设作出检验。方程中加入p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εt成为白噪声序列即残差εt满足零均值、恒定方差和非自相关等经典假定。本文中的最优滞后长度p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选择AIC和SC为最小的滞后阶数。在单位根检验过程中,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还需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一般地,如果非平稳时间序列yt经过d次差分后达到平稳,则称其为d阶单整序列,记作I(d)。其中,d表示单整阶数,是序列包含的单位根个数。所有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
2.协整检验
一般地,在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常常使用回归分析法,但是回归分析要求变量都是平稳的(至少趋势平稳),当变量是随机游走,即非平稳过程时,这种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般不能作为推断的依据,有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导致荒谬的结论,因为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所描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意味着在回归之前要对变量进行差分。然而,差分又可能导致两个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信息损失。而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宏观经济时序数据都为I(1)的过程,因此,就不能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来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均衡关系。协整(Co-integration)分析方法是近年来出现的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有力工具,也是研究长期均衡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一方法的思路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各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这种协整关系的存在表明可以通过一个变量值的变化影响另一个变量值的变化。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也称EG法),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则使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来检验。本文采用两步法,即为了检验两变量yt和xt是否协整,如果序列yt和xt都是d阶单整,就用OLS法对如下方程(也称作协整回归方程)进行估计:yt=%+&xt+$t(4)然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εt是否平稳,如果yt和xt不是协整的,则它们的任一线性组合都是非平稳的,因此残差εt将是非平稳的。因此,我们检验残差εt是非平稳的假设,也就是检验yt和xt不可协整的假设。残差的平稳性检验我们仍然采用前面的ADF单位根检验法。
3.误差修正项估计
误差修正估计是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协整反映的是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偏离长期均衡的现象。因此我们也把(4)式中的残差项看作是“均衡误差”,并利用这个误差项把变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联系起来。为此,萨根(Sargan)率先使用了误差纠正原理,对失衡部分作出纠正,此后Engle和Granger作了进一步地推广。由于因变量的短期波动不仅受到残差项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因此我们考虑如下模型:!yt=%0+’εt-1+n1i=0!%1i!xt-i+#in2i=0!%2i!yt-i+(t(5)其中εt-1是误差修正项,也即协整模型(4)中回归残差的一期滞后值,是对被解释变量yt偏离均衡值幅度的测度。λ反映了相应的纠正速度,也称纠正速度系数,如果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就表明yt在一个时期里的失衡有多大部分可以在下一时期得到纠正。λ越大,纠正速度越快。n1、n2是使残差μt为白噪声的最优滞后阶数。.因果关系检验为了考察两个变量yt和xt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采用了Granger和Sims的因果关系检验法。首先检验“xt不是引起yt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也就是对下列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i=1然后用回归的残差平方和计算F①统计量,以检验系数"1、"2……"m是否同时显著不为零。如果是,我们就可以拒绝“xt不是引起yt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同时,我们通过交换方程(6)(7)中xt和yt的位置,采用相同的回归估计,检验“yt不是引起xt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如果要得到xt是引起yt变化的原因的结论,我们必须拒绝“xt不是引起yt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同时接受“yt不是引起xt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
三、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描述性分析
近20年来,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与FDI之间的变动关系如图1所示:从上图可以直观地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进口、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农产品和食品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994年以前,出口平稳增长,进口略有波动,而且出口超过了进口,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为顺差。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其中1993年贸易顺差最大,为41.57亿美元;同期,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由1990年的1.22亿美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9.72亿美元,其中1993年达到了11.91亿美元。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对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出口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之后,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来,农产品和食品进口和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2003年达到了198.7亿美元;同期,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都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并且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几乎同步增长。这是否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进口、出口和总贸易量的增长?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的稳定增长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另外,从上图还可以看出,1989年、1992年、1994年、1998年和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进出口贸易变动出现了相互背离的现象,这种短期背离现象恢复至长期均衡的速度如何呢?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计量检验
首先运用计量经济软件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是平稳的,都有一个单位根,而一阶差分后都达到了平稳,为一阶单整变量,即都是I(1)序列。由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满足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因而进一步对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分别以LnEX、LnIM、LnTEI为被解释变量,Ln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对各自回归的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LnEX与LnFDI、LnIM与LnFDI和LnTEI与LnFDI的回归残差项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是平稳的。可以看出,LnEX、LnIM、LnTEI与LnFDI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应的协整方程估计结果见表3。协整方程分别为:LnEX=0.4250+0.2646LnFDI;LnIM=4.0860+0.4564LnFDI;LnTEI=4.9543+0.3636LnFDI。方程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系数都为正,且都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确存在互补关系。同时,LnFDI前面的系数大小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将增加0.2646个百分点,进口将增加0.4564个百分点,总贸易量将增加0.3636个百分点。作为协整关系研究的延伸,我们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4),每个模型的拟合度不高,仅为0.2左右,这可能是因为缺少变量所致,但各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均符合经济意义,不影响变量之间的大致关系。模型中FDI参数估计效果均不显著,说明FDI的短期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不明显。相反,误差修正项则相对比较显著,说明在短期内,进口、出口可能偏离它们与FDI的长期均衡水平。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0.2975、-0.3466和-0.2909,表明校正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分别为29.75%、34.66%和29.09%,说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都比较快。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贸易和FD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考虑到建模对变量平稳性的要求,本文考察了贸易与FDI增长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即ΔLnEX、ΔLnIM、ΔLnTEI分别与ΔLnFDI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FDI与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贸易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但进口和总贸易量(总贸易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与FDI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进口和总贸易量的增长引起了FDI的增长。
(二)结果分析
1.出口方面。由于农产品和食品等主要依托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体现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按照国际分工原理,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恰好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所在,而这种要素禀赋很难在短时期内发生显著的变化。此外,由于农业自身或其它方面的原因,与非农产业相比,外商在我国农业领域中的投资也不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是合理的。但是,上述检验结果也显示,可能会出现短期波动偏离长期稳定均衡的现象。而且,FDI前面的系数为正,因此短期内可以通过吸引FDI来增加我国农产品和食品的出口。跨国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将有助于我国农产品和食品的出口。来自国家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到了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30%左右。然而,二者之间并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FDI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作用尚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FDI主要流入了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部门,对国内原先本身就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产生了挤出效应,部分地替代了国内出口;也可能是我国农业利用FDI过于偏小的原因。
关键词 虚拟水贸易;水安全;粮食安全;政策化
中图分类号 F746.14;U65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134-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2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东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Allan教授提出了虚拟水(Virtual Water)的概念,专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这个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被人们逐渐认识其对于实现区域和全球水安全具有的重要意义。
1 研究进展
2002年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荷兰海牙召开,虚拟水作为单独的议题被提上日程。同年12月在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以虚拟水为主题建立了工作组,对虚拟水的概念、意义和理论依据做出了较为广泛和详尽的讨论。经济学家Hokstra和Chapagain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原有的虚拟水流量测算方法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提出水足迹(Water 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2]。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用以衡量国家、地区、部门或个人水资源的消耗状况,为水资源需求和供给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应用范围。Hokestra和Chapagain等人提出水足迹的概念之后,对虚拟水流的计算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运用“树形结构”将虚拟水含量细分为农作物虚拟水含量、加工品虚拟水含量、动物虚拟水含量和工业产品虚拟水含量。并初步计算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虚拟水流量和各国的水足迹大小。Chapagain在进行国别研究的时候将虚拟水进一步细分为绿色虚拟水、蓝色虚拟水和灰色虚拟水,对虚拟水贸易与环境保持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探讨,将虚拟水概念引入了生态环境领域[3]。
虚拟水和水足迹等概念的提出逐渐理清了虚拟水理论的逻辑脉络,在此之上,学者们也不断探讨虚拟水理论的深层次依据。Allan教授认为虚拟水概念最核心的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将一国较为优势的资源出口本国将获利”。
随着虚拟水理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虚拟水政策化的讨论也逐步展开。2003年3月第三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讨论虚拟水贸易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将虚拟水理念政策化提上了日程。而这一主题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顾忌的问题,至今仍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热点。2003年4月世界各国学者就虚拟水政策化主题召开了电子会议,专门探讨各国水安全、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2005年9月,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GDI)建立了虚拟水贸易工作站。2006年第四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墨西哥召开,专题讨论阿拉伯地区的虚拟水贸易与水安全的关系。2006年8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专题召开了水资源周讨论虚拟水理论的进展和应用。2009年3月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粮食与水”、“水的综合管理与保护”等论题中再次讨论了虚拟水理论的政策化问题。最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资源公报提出力求使水足迹平衡的水中立(Water Neutrality)概念,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减少和补偿水足迹影响的概念[4]。水中立指尽可能理性地减少某项活动的水足迹并补偿剩余水足迹的负外部性。水中立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将利益相关者与水资源管理相结合的良好工具,有利于探讨减少水足迹目标和机制,从而对剩余水足迹环境和社会影响实现补偿。
此外,虚拟水概念不仅纵向不断延伸,横向发展也非常迅速。虚拟资源概念的提出将虚拟水与虚拟土地、虚拟二氧化碳、虚拟氮等概念相提并论,为全球资源量化及贸易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些学者将水足迹概念与生态足迹、碳足迹等概念联系起来,使人们的消费对自然的影响更为清晰、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Heokastra等人)。也有一些学者将虚拟水换算成生物能量,使虚拟水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一个支点(P W GerbensLeenes等人)。这些都为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不断开拓视野,打开思路。
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主要考虑需要实现两个政策目标:第一,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国家和地区之间水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国家和地区的水安全。第二,在实现国家和地区水安全的同时,确保虚拟水贸易不影响该国、该地区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如何实现,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双方都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
刘?哲等:虚拟水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化研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5期2 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各方争论
2.1 国外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从虚拟水相关理论提出伊始,关于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国外学者就一直在争论和讨论。在虚拟水和水足迹概念的框架下,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前瞻性研究。Allan研究得出中东地区的30个国家正在通过进口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的方式进口虚拟水,来补偿日渐减少的水资源。Hakimain,Turton,Wickelns等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虚拟水贸易量和虚拟水流路径作具体的分析测算。Hoekstra and Hung报告了全球食物以及其他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贸易中的虚拟水平衡测算结果[4]。以色列大学的Hillel Shuval指出,中东的干旱国家拥有极少的水资源, 这些水应该用于更为急需的地方;进口富含虚拟水的农产品能够兼顾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东京 大学M D Sirajul Islam对全球虚拟水流向对缓解缺水地区水资源压力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全球水资源的空间分布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了非均衡的重新分布,全球没有水资源紧缺压力的人口减少,中等压力和高等压力的人口增加,但极度缺水的人口减少。Hoekstra和Chapagain提出全球农产品贸易量的增长快于全球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供给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由于消费了更多的工业制品而使其水足迹更大。Maria Berrittella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W)将虚拟水纳入全球贸易分析框架。结论显示未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当贸易模式转变时(贸易产品虚拟水含量不同),该地区的水资源使用量增加;而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则倾向于出口更多的富含水产品。这使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
国外支持虚拟水理论政策化的学者一般将虚拟水问题放置在全球贸易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做了大量的国别研究。对品种的研究也都以国家为单位,为各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第一,虚拟水贸易的确对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虚拟水贸易对部分缺水国家,如中东北非等国的水资源紧缺现状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第三,在贸易结构调整中考虑虚拟水因素确实能够提高水资源管理的 效率。
提出质疑的学者也并非对虚拟水贸易理论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虚拟水贸易具有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前提下,针对如何平衡国家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将虚拟水这一因素作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的唯一主导因素。一国政府出于对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来解决水资源问题。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一国现有水资源和虚拟水贸易的潜在供水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通盘考虑。但是具体如何将以虚拟水为表现形式的水资源要素纳入到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中各国学者只给出了研究的思路,而实证性的研究尚未完成。
Hofwegen认为虚拟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决不是简单地让贫水国家和地区进口虚拟水,要将虚拟水战略作为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彻底了解虚拟水贸易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状况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应从货币(通货)、粮食安全、粮食、就业和水资源等几个方面来研究。Wichelns在研究中也指出[5],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虚拟水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增强其政策相关性和实际应用性,但虚拟水贸易理论只是在水资源方面揭示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并不应该在政策的制定方面仅仅依据虚拟水贸易,应该全面地考虑到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诸多方面因素,全面确定优势项目进行生产和贸易。Wichelns指出了虚拟水贸易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差异,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资源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性分析。
2.2 国内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国内学者对于虚拟水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分地区分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以及分地区虚拟水流量的初步估计;第二是全国性分品种虚拟水含量的测算、虚拟水流量的估计和虚拟水贸易战略研究。
中国虚拟水理论在实证研究领域最多用于分析西北干旱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周俊菊 等人测算了2002年甘肃省13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焦文献等人应用ImPACT等式分析了甘肃省1990-2003年虚拟水消费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王学权和卢琦计算了青海省共和盆地(共和盆地地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地,是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肆虐的一大策源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年净消费的虚拟水量,分别为878.43 m3和1 105.61 m3。黄晓荣等人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宁夏地区2002年虚拟水输出量、水足迹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消费利用状况。于茜等人测算了1990-2004年新疆地区五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桂东伟等人认为新疆有限的水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绿洲农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的矛盾。肖玲等人提出了虚拟水指数的概念,并对陕西省1989-2004年的18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时空变异分析。
此外,一些学者也运用虚拟水理论探讨了半干旱地区和水资源相对丰沛地区的水资源合理利 用问题。陈光和杨静应用虚拟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辽西主要农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进行了计算,并对未来水资源供需平衡作了预测。崔嫱等人利用各类农作物虚拟水含量标准,计算了1997-2002年浙江省各地市主要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和不同类型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马忠和张继良认为虚拟水战略是水资源社会化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二人计算了张掖市产业间虚拟水的净转移以及区域虚拟水的调入调出,构造产业间虚拟水转移矩阵,清晰量化各产业间虚拟水的转移去向。吴争程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福建省各行业的虚拟水流量,分析了福建省经济贸易中的水调配量,结果表明福建省以虚拟水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输出了大量水资源。严冬等利用水资源模型输出的蒸散发量,对黑河中游农作物初级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虚拟水贸易、虚拟水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发展代价分担等内容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王红瑞等确定了北京市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对北京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农业用水及其对GDP的贡献做了计算,并对各类农作物历年虚拟水含量及其结 构变化进行了测算。
分地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之间虚拟水含量及虚拟水流量的差距,基本上肯定了两点:第一,作物生长对水资源的需求可以通过其虚拟水含量来体现,从而虚拟水含量可以作为优化产业布局的因素之一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第二,虚拟水流量对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确实产生影响,对水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分地区的虚拟水研究并没能阐述虚拟水国际贸易如果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应如何应对,也就是说虚拟水战略的 制定如何与农产品贸易战略相结合的思路还没有被理清。
国内最早关注虚拟水战略问题的是程国栋,他指出虚拟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新思路,从国家角度出发,我国粮食安全应该靠自给,但是区域内部地区的粮食安全则没有必要完全自给。此外,柳文华等人分析了虚拟水的政策内涵,估算出1980-2000年小麦、玉米贸易中虚拟资源的实际输入情况。刘幸菡和吴国蔚运用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对我国2000-2002年36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测算了我国该三年的农产品虚拟水流[6]。王红瑞和王军红测算了中国各省市畜产品虚拟水含量历年 变化情况和各类畜产品现状分布情况。马静等人借助虚拟水的概念,测算了4类主要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分析以粮食为载体的虚拟水国际、区域流量关系勾勒出了我国虚拟水贸易的基本格局。认为虚拟水战略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孙克将虚拟水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在虚拟水贸易中的应用,将虚拟水研究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李少斌测算了9种农产品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乡虚拟水消费量。施宜和李磊将熵权理论引入虚拟水战略研究框架,分别计算并比较了西北4省和中部4省的熵权,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熵权大的省份的生产优势,而对耗水多的作物可以考虑尽量避免在缺水地区生产。
国内多数学者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不支持较大幅度的粮食进口。中国在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占据了巨大的份额,其贸易额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和粮食价格变动将影响世界的任何地方[7]。但近年来水资源短缺不仅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对虚拟水贸易战略的不断深入研究揭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虚拟水流量成净进口状态,这对缓解我国实体水资源供需缺口确实起到了作用。第二,中国虚拟水进口要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保证粮食在自给率下降不大的基础 上,通过调整国际贸易结构来实现虚拟水的进口更有利于将虚拟水贸易理论纳入政策框架。第三,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可以通过地区间的虚拟水贸易缓解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3 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途径的探讨
(1)将虚拟水等新型资源概念与传统生产要素一起纳入到产品国际竞争力测算之中,调整国际贸易框架和国际贸易战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国家能够称可以完全实现自给。水 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农业也是经济活动,只不过由于定价的困难以至被忽略。这些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都应被纳入到市场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运用市场的力量加以推动,只不过进程要很缓慢。虚拟水资源管理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Allan)。影响虚拟水贸易的政治因素可以划分为进口国因素、出口国影响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三大类(刘红梅等)。各国在考虑到完全依赖进口粮食后所形成的粮食供给风险的不可接受性,都认为需要一揽子的贸易协议,而不是完全依靠进口虚拟水来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
对于尚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化、工业化进程的威胁,同时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新筹码,也有可能成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的新动力。在粮食、能源、资源全球流通的情况下,一方面不能固守高自给率的低效率发展,另一方面还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顺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将虚拟水与其他因素一起纳入到宏观调控框架虽然有诸多技术上的困难,但其政策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2)通过建立第三方协议来保障虚拟水贸易的可持续性。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顾忌就是国家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虚拟水贸易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学者们质疑依靠粮食进口解决水资源紧缺状况的根源。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实现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水安全以及维护粮食安全,可以建立第三方协议来实现。例如,可以建立世界粮食银行来从制度上保证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可贸易性(Hillel Shuval)。
(3)将虚拟水理念纳入到农业区域布局和区域贸易战略结构中。不同地区不同作物虚拟水含量的差别给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区域间虚拟水贸易提供了依据。结合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调整农业布局和农产品区域贸易结构是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另一途径。运用虚拟水战略,从国内粮食生产富足的省份调运粮食,实现地区间粮食供给平衡,可以更好地保证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地区的粮食生产,缓解缺水地区自身水资源的短缺压力和生态压力,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国栋)。驱动虚拟水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耕地面积,虚拟水总是从水资源短缺但耕地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流入到水资源丰富但耕地短缺的国家或地区(M Dinesh Kumar,O P Sign)。这与中国“南水北调,北粮南运”的现实相吻合。对中国南北方农业布局和贸易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增加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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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f Virtual Water Trade Theory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LIU Zhe1 LI Bing long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4,China)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东与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地区性水资源紧缺问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由于全球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一些国家（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而另一些国家（地区）的水资源却十分短缺。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有效、合理的配置水资源方法成为学者和决策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学者Allan教授提出的虚拟水贸易理念为贫水国家与地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自Allan提出虚拟水贸易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虚拟水贸易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实现贫水国家与地区水安全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是一个严重贫水国家。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瓶颈，甚至影响到生态安全。为解决日益突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2012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提出了2015年、2020年与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与用水效率控制目标。我国是对外贸易大国，积极利用虚拟水贸易的节水作用，对于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虚拟水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揭示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局限性，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为我国研究与利用虚拟水贸易节约水资源，践行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强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参考。
二、虚拟水贸易理论
（一）虚拟水概念的发展
虚拟水（Virtual water）的概念起源于Fishelson（1982）提出的农业生产中“嵌入水”概念（Embedded water）即生产粮食等农产品的用水量。。据他估算，1980年，以色列生产 1公斤小麦大约需要消耗 500升水资源，生产 1公斤奶酪和牛肉分别需要使用3000升和5000升水。与真实的水资源不同，这种农业生产中的“嵌入水”是以无形的方式包含在农产品中看不见的水。据此，Tony Allan 教授提出了“虚拟水”概念[1]。他将虚拟水定义为“生产农产品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997年，他将虚拟水的定义扩展为“生产物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量”[2]。为了从数量上精确定义虚拟水概念，Haddadin[3]分别从生产地与消费地两方面给出了定义。就前者而言，他将虚拟水定义为“生产商品实际的用水量”。其用水量取决于商品产地的生产条件和用水效率等因素，该定义对于指导生产部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商品产地的气候与水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差异，不同地区生产同一种商品的用水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为此，他又从消费地角度，将虚拟水定义为“消费地生产该商品的用水量”。该定义可以使决策者清楚认识到使用外购产品所节约的水资源量以及对于缓解本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的作用。此外，Chapagain等[4]还将虚拟水细分为“绿色虚拟水”（是指通过雨水与雪水进入商品生产中的虚拟水，如农产品整个生产过程中田间蒸发的降水量）、“蓝色虚拟水”（即通过地下水和地表水投入到商品生产中的虚拟水量，如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灌溉用水与工业品生产消耗的自来水）和“灰色虚拟水”（即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水）。他们认为，灰色虚拟水会使水资源数量减少，是负的水资源。
（二）虚拟水贸易概念的拓展
Haddadin[5]指出，生产粮食需要使用大量水资源，中东等干旱缺水国家可以通过从水资源丰富的国家进口粮食来解决其水资源短缺问题。他认为，如同石油从中东国家流向其他国家一样，贸易是连接世界各国的桥梁，通过粮食贸易，水资源能够从丰水国家与地区流向贫水国家。对进口国来说，进口粮食意味着从外部获得了水资源。Allan[6]认为，一国（地区）出口产品相当于向境外输出水资源，进口产品意味着从境外输入水资源，并将货物和服务国际（区际）贸易产生的虚拟水的国际（区际）间流动定义为“虚拟水贸易”。在此基础上，Hoekstra[7]将虚拟水贸易划分为“绿色虚拟水贸易”、“蓝色虚拟水贸易”与“灰色虚拟水贸易”。这是由于虚拟水贸易会产生外部性。具体的说，一国生产与出口商品不但要消耗本国的绿色水与蓝色水，还会排放灰色水，污染其水资源环境，影响水资源质量与数量，这对于出口国具有负的外部性。与出口贸易的情况相反，进口商品不但能够减少进口国绿色水与蓝色水的消耗，还能够减少灰色水排放，减少了对进口国水资源的污染，进而增加了进口国的水资源供给量，因此，进口贸易具有正的外部性。
（三）要素禀赋理论与虚拟水贸易
在虚拟水贸易理论方面，许多学者将其与比较优势理论联系在一起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大卫李嘉图建立了比较优势理论，后来，经过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的补充和完善，形成了新古典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各国（地区）在生产要素丰裕程度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其生产要素价格存在差异，进而造成各国产品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存在差异，产品价格的认为，提高价格与技术水平能够提高产品产地的水资源利用率，而虚拟水贸易却能够提高全球的水资源利用效率，通过贸易方式，虚拟水从水资源使用率较高国家与地区流向水资源生产率较低国家，这意味着全球层面上的水资源节约。
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将虚拟水贸易理论运用于实践时需要注意的问题。Wichelns[11]指出，虚拟水贸易理论只是在水资源方面揭示了产品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影响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禀赋以及产业 安全等），因此，不能将水资源禀赋视为影响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唯一因素。而是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要综合考虑一国的水资源禀赋、土地、劳动力等多种因素。Kumar[12]认为，虚拟水贸易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决不是简单的让贫水国家和地区进口虚拟水，而是需要将虚拟水贸易战略作为其政策的一部分，认真考虑虚拟水贸易对本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田贵良[13]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受多种要素约束，需要实现多种目标，在实施虚拟水战略时，需要考虑本国的水资源禀赋、其他生产要素、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等因素，才能使虚拟水贸易理论具有实践意义。
三、虚拟水贸易实证研究
（一）贸易活动中虚拟水流量的计算方法
出口贸易的虚拟水数量计算方法主要有Chapagain的产品生产树计算法[14]、Zimmer的产品分类计算法[15]、Leontief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法[16]。在利用前两种方法测算工业品中的虚拟水含量时，其计算过程常常由于过于复杂而主要用于测算农产品中虚拟水含量；后一种方法可以从产业层面将虚拟水的测算范围扩展到所有行业贸易活动中虚拟水数量。进口贸易虚拟水含量测算通常按照Chapagain等[17]提出的“替代方法”。即进口商品生产中的实际用水量一般不作为进口贸易的虚拟水含量，而是按照消费国（进口国）生产这些进口品需要消耗的水资源数量来计算。其原因是，进口商品是在国外生产的，消耗的是国外水资源，进口产品是对进口国本国产品的替代，从进口国节约水资源的角度，进口贸易中虚拟水含量应该是进口国生产这些进口品的用水量，因此，进口贸易的虚拟水含量计算方法与出口贸易的虚拟水含量计算方法相似。
（二）国际贸易中的虚拟水流量
Chapagain与Hoekstra撰写的《世界水资源协会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报告》表明，2000年全球国际贸易产生的虚拟水流量为13400亿立方米。农产品与工业品出口贸易的虚拟水含量占全球淡水使用量的17%，其中，农作物产品与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含量分别占全球虚拟水贸易量的61%与17%。在农产品贸易中，小麦贸易的虚拟水含量所占比重最大，为30%左右，其次，是大豆和水稻，分别占17%和 15%。工业品与服务贸易的虚拟水流量占全球虚拟水贸易量的22%[18]。据Hoekstra等[19]统计，1999-2004 年期间，美国是农产品虚拟水出口最多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与泰国分别是第二、第三、第四与第五大出口国；同期，日本是世界虚拟水进口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意大利、韩国与荷兰也是主要进口贸易大国。柯兵等[20]研究表明，2004年我国进口8000万吨粮食相当于进口了800多亿立方米水资源。马涛等[21]研究表明，1996-2002年我国通过粮食国际贸易净进口330亿立方米的虚拟水。马水英[22]研究发现，我国向日本和欧盟等国家与地区输出了大量的虚拟水。蒋璐[23]的研究表明，轻工业与服务业是中国虚拟水贸易顺差的主要部门，而农业与重工业是我国虚拟水贸易的逆差部门。
（三）虚拟水贸易作用
1.虚拟水贸易的积极作用
Allan[24]研究表明，中东与北非地区年均进口粮食5亿吨，可为这些地区节约500亿立方米的淡水，占该地区淡水资源总量的30%，相当于尼罗河的年径流量，虚拟水贸易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些贫水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它们是国际虚拟水贸易的受益者。一些学者认为，虚拟水贸易不但有助于解决贫水地区的水缺水问题，还能缓解一些国家土地资源短缺与环保压力。据Oki等[25]研究，2004年日本虚拟水的总进口量为620亿立方米，这大于日本当年的570亿立方米的灌溉用水量，日本进口虚拟水并不是因为其水资源短缺，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日本缺少耕地，进口大量的玉米、大豆与小麦主要是用于生产家畜饲料，以满足日本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需要，有效减轻日本的耕地短缺矛盾。程国栋[26]计算了2000年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新疆、甘肃、青海与陕西）虚拟水的消费量与贸易量，认为全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在满足西北缺粮地区粮食调入情况下，运用虚拟水贸易可缓解我国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和生态压力，有助于保障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马静等[27]测算了中国水稻、小麦、玉米与大豆中的虚拟水含量，还分析了中国粮食贸易虚拟水流量的区域分布与国际流量，建议可将虚拟水战略作为中国跨流域调水的补充，以保障中国缺水地区的水与生态方面的安全。
2.虚拟水贸易的负面作用
Hoekstra等[28]研究表明，2000-2003年，全球稻米出口贸易产生的灰色虚拟水量为24亿立方米（稻米生产过程中使用化肥与农药等污染的水资源数量），一些国家（如泰国）大米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是以增加蓝色水使用为代价的，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Guan等[29]对中国区域间的贸易结构及其虚拟水贸易对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表明，山东等缺水的北方地区通过农产品贸易向水资源丰富的中国南方地区以及日本与韩国等国家输出了大量虚拟水，这对北方缺水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他们还发现，中国华南地区生产与出口工业品时，产生了大量的灰色水（工业废水），严重污染了当地生态环境。
（四）虚拟水贸易的悖论现象
有研究发现，一些贫水国家（地区）在大量输出水密集产品的同时，大量进口非水密集产品，出现了类似于“里昂惕夫悖论”现象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战后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1953）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美国外贸结构分析结果却发现，战后美国进口贸易是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出口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结论刚好相反。由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已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因此，里昂惕夫的研究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悖论”或“里昂惕夫反论”。，这显然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Prochaska等[30]研究发现，2005 年希腊Thessaly地区出口了12亿立方米的虚拟水，进口了0.4亿立方米虚拟水，使该地区出现了较大的虚拟水净流出量。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Thessaly 地区生产与出口了棉花等很多用水量大的农产品，而进口了一些用水量较小的蔬菜和橡树等农产品。他指出，如果该地区进口棉花，而不是出口棉花，生产更多的蔬 菜，而不是大量进口蔬菜，则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压力至少能够降低34%。孙才志等[31]研究发现，中国粮食贸易的虚拟水流动是中国水资源的逆向配置（即中国粮食贸易形成的虚拟水流动是从贫水区向富水区转移水资源），加剧了中国贫水区的水资源紧缺矛盾。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7）研究发现，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加剧了国内水资源短缺矛盾[32]。朱启荣等[33]的研究表明，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高耗水产品比重较大，而进口贸易中低耗水产品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贸易结构不利于节约我国水资源。由此，他们提出了调整我国外贸结构的必要性。
四、简评
国内外学者对虚拟水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还存在如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虚拟水与蓝色虚拟水贸易方面，缺少对我国外贸中灰色虚拟水量化方面的研究，而国外学者对我国外贸中灰色虚拟水研究所采用的数据较为陈旧，不能反映最近我国外贸中的灰色虚拟水流量。而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随着出口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排放了大量灰色虚拟水，不但影响国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还会影响生态安全。因此，应尽快展开我国外贸中的灰色虚拟水问题的研究。
第二，为了克服产品生产树计算方法与产品分类计算方法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所有行业贸易中的虚拟水流量，这也有其局限性。例如，目前被广泛运用的4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中，农业、林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畜牧业与渔业等涉农部门都被合并在一个农业部门，产品种类众多，而各种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有很大差异，因此无法为管理层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提供精确的指导。笔者建议，可将上述三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在计算农产品贸易虚拟水时，可采用生产树计算方法或产品分类计算方法，而在研究工业和服务业贸易品的虚拟水含量时，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
第三，国内外有关利用外贸节水问题的研究是基于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分析，而没有涉及减少外贸顺差的节水作用。我国具有相当规模的外贸顺差，造成了大量水资源流失，而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今后需要综合考虑减少外贸顺差与优化外贸商品结构两个方面的节水作用，以充分挖掘外贸的节水潜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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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急剧增加，尽管中美农产品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较小，但也在逐步上升，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3大农产品进口国，农产品贸易在两国经济往来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近年来，中美农产品贸易不断呈现新的特点，农产品贸易存在的争端也是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焦点之一。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论文关键词】 中美农产品贸易 逆差 争端 对策 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特点 1.中国贸易逆差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增长而不断扩大 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但在农产品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最近几年对美逆差越来越大。2007年的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赢的一年，我对美农产品出口、自美农产品进口和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幅度都超过两位数。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更快，对华农产品贸易增幅达到23.7%，出口金额接近90亿美元，贸易顺差从2006年的29.65亿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39.26亿美元，占其顺差总额的五分之一。 2.中美双方进出口产品结构呈现优势互补 美国的农业是典型的现代农业，属于资本、土地密集型，中国农业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属劳动密集型，因此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很强，贸易前景很大。 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产品分别构成中美出口产品的主体，因此，中美要实现贸易的优势互补，就要发挥各自优势，美方要把重点放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上，而不要放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品上，而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使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协调发展，互利互惠。 3.输美食品质量成为突出问题 2007年3月以来，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宠物食品、人类食品（如冷冻鱼等水产品）连续发生产品质量和安全事件，使美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逐步升温。为解决问题，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磋商合作机制，对涉及消费品安全的重大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并在第18届商贸联委员会和第三次战略对话期间就食品和饲料等签署了促进进出口安全的备忘录，为加强双方在上述领域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保障。经过多方努力，美各方对此问题的关注逐步降温。 二、中美农产品贸易主要争端 1.转基因争端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美国由于占据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持积极态度，而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则坚决反对，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的讨论。以大豆为例，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出口国，产量的35%～40%用于出口，其中50%左右出口到我国，而进口的大豆95%是转基因品种。中国于2002年开始对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实施安全审查，影响到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结果被美方认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特别有争论的问题”。虽然经过谈判双方最终就该问题达成协议，推迟安检条例的执行，简化有关申报和审批手续，但由于双方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中美农产品转基因争端的前景不容乐观。 2.技术壁垒 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用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最为广泛的方式。目前美国设置了不同程度和各种形式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来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同时制定了严格的产品检疫检验制度，包括检疫和检验的法律、法规要求、程序、出证、检验等， 将我国大量不符合检验标准的农产品挡在了国门以外。美国还在包装和标签要求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而针对环保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讲，美国设定的绿色壁垒， 是国际贸易中最隐蔽、最棘手和最难对付的贸易壁垒之一。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 2006) 》数据显示， 美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为67.2 亿美元，占直接损失总额的23.3%。 3.反补贴 美国从2007年开始对中国施行《反补贴法》，尤其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动辄以反补贴的理由进行审查，使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不断。我国在农业补贴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补贴的范围太广，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使各环节的和各类别所得到的补贴资金数额很少， 补贴作用难以集中发挥， 效果比较差。以价格补贴为主，农民不能从中直接得到实惠。主要采用“暗补”方式，通过流通渠道间接进行，对农民开发经营土地、推广新品种、应用新技术、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 并且容易造成补贴资金的严重流 失。这些问题，一方面减弱了补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更容易使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成为反补贴的众矢之的。 三、建议 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尽管在价格上有一定潜在优势，但与国际市场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出口食品从生产到加工的全过程监管，优化出口食品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除了要达到国际通用的食品法标准外，还要满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各自制定的更为苛刻的技术标准。 2008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经济陷入了低迷，也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中美贸易势必受到影响，应充分利用中美高层对话机制，将次贷危机作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就利率、汇率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美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美国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转嫁危机的做法。
关键词：引力模型 农产品出口 贸易成本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200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达558．3亿美元。和2004年相比，增长了8．57％，其中农产品出口达到271．8亿美元，同比增长17．7％。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然而，中国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欧盟、美国、东南亚、韩国以及香港和中东等地区，出口集中度较高。高度集中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不利于农产品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制成品出口贸易相比，贸易成本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且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成本较高。在考察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时，引力模型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型，因此本文利用引力模型来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
一、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分析中的应用
（一）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
引力模型的研究基础是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个物体间的引力Fij＝G*（Mi *Mj）/Dij2，其中Mi ，Mj 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Dij 表示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G是万有引力常数。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一些学者开始对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著名经济计量学家Tinbergen 和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 分别于1962 年和1963 年开始用万有引力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流动现象。
Tinbergen 用两个国家的GDP代替两个物体的质量，用国家间的距离来代替两个物质间的距离，并采用了对数形式使模型线性化。Tinbergen利用15个发达国家和3个不发达国家1959年的贸易流量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用GDP 测量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且贸易和距离成反比的关系。几乎在同时，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 (1963) 也开始运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中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研究。他认为, 随着国家间海里数的增加, 其贸易成本将会趋于上升趋势, 因此国家间的贸易流量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相应减少。Linnemann ( 1966 )、Aitken 和Obutelewicz(1976) 以及Goodman (1973) 、Leamer和Stern（1970）分别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和概率模型对两国间的贸易流量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 贸易流量显著的与两国间距离成反比。Hummels（2000）、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1）对引力模型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扩展。McCallum (1995) 用引力模型研究边境作用对美加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1988年，给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加拿大的省际贸易是美加贸易的22倍。这就说明边境成本对美加贸易的影响巨大。
（二）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引力模型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现象，却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为此, 经济学家们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坚持为引力模型寻找理论基础，把引力模型同主流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联系起来,丰富了对引力模型的思想。Anderson (1979)用产品的不完全替代性来解释引力模型。他的研究大大激发了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这些模型包括关于国家间差异产品的Armington模型、Bergstrand （1989）Deardorff（1998）的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模型、关于国家间技术差异的模型；同质商品的“相互倾销”模型等等。虽然至今尚未出现完美的理论解释，但这并不影响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检验上的应用。
（三）引力模型的研究进展
目前学者对引力模型应用研究的扩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引力模型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展。一些学者尝试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国际投资现象。Matyas(1997)以面板数据(Panel data) 的固定效应模型 (即一组包含多个国家多个时点, 同时考虑横截面与时间序列资料) , 提出出口国、进口国及时间三个横截面分析的“三层指标模型”，不仅分析了GDP 与投资流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且讨论了区域集团效应, 如自由贸易区对双边贸易产生的特殊效应。Fidrmuc 等(2003) 用两个国家的GDP 总量与国家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来测量双边投资流量, 重点研究了中东欧国家的双边投资流量, 得出的结论是双边投资流量与GDP 总量正相关,与距离负相关。其二是对引力模型具体研究方法的扩展。一些学者试图将引力模型中加入更多变量，来加强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这些变量主要有人均收入，殖民地因素，共同边境，是否拥有共同语言等。
（四）国内学者对引力模型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引力模型的研究主要是对引力模型的介绍和应用方面。谷克鉴（2001）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引力模型的进展状况，并提出了在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贸易问题时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充，主要是要增加外生变量。程慧芳，阮翔（2004）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盛斌、廖明中（2004）利用引力模型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他们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不足的影响因素。田东文，王方明（2005）运用19个国家2000、2001、2002的数据检验了引力模型，结果与预期一致。
从上述分析可知，引力模型在分析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现象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在形式上，基本采用万有引力的对数形式。对数形式不仅可以使得万有引力公式线性化，同时还可以减少数据中的异常点，又可以避免数据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现象。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为lnFij = b1lnMi + b2lnMj＋ b3lnDij + εij ，其中Fij表示两国之间的贸易额，Mi和Mj表示两国的经济总体状况，可以用GDP或人均GDP来衡量，而Dij用来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主要衡量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的影响。εij为误差项。正是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利用引力模型来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
二、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是经过转化的万有引力模型，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lnFij = b1lnMj＋ b2lnDij+εij
其中，Fij表示中国出口到某一特定国家的某一特定农产品的金额，具体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和联合国COMTRADE统计数据。Mj 表示各进口国的人均GDP，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Dij表示中国和具体进口国之间的距离，利用省略网站上的distance calculator计算，在具体计算两国间的距离时，一般选取上海和出口市场的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来代替中国和进口国（地区）之间的距离。εij是误差项，主要用来测度其他影响农产品出口的因素。一般在研究双边贸易流量时，通常会考虑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但在本文的引力模型中没有考虑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二）农产品的范围
目前，对农产品的具体定义不尽相同。本文主要按照HS编码选取了8类中国出口量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进行比较研究，这8类农产品分别为肉及食用杂碎，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乳、蛋、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食用蔬菜、根及块茎，食用水果及坚果、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三）贸易伙伴的选取
在选取样本国家时，主要考虑到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地区和分析的需要，选取了五大洲的16个国家进行分析，具体样本国家见表2。
三、回归结果及建议
本文主要利用2002和1998年中国与上述16个国家的8类农产品的出口数据为分析样本，用引力模型检验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
（一）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E－view3．1对选取的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选取的八类农产品出口1998和2002年数据的回归结果同预期的结论是一致的，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总体上，回归结果在符号上都表现出稳定性，说明出口市场的人均GDP的增加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具有推动作用，而中国和出口市场的距离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巨大的障碍。对每一类农产品来说距离对农产品出口的障碍比出口市场人均GDP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的多。这就表明，由于农产品出口的典型特点，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比工业制成品的运输成本要大的多。具体来说，选取的两个解释变量对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影响最大，对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蔬菜、水果等的影响较小。平均来看，选取的两个解释变量对乳、蛋、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农产品出口的解释程度最高，说明和其他农产品比较起来，乳、蛋、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农产品出口更容易受到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影响。
（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选取的两个解释变量可以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作出一定解释，然而解释程度总体上并不是很高，因此，对因变量的影响有限。如1998年的回归结果中，最大的R2值是第20章0.671，最小的是第4章，只有0.218。2002年的回归结果中，最大的R2值是第3章0.486，最小的是第2章，只有0.106。解释变量对农产品出口的解释程度总体上不高主要是由于农产品出口和制成品的出口相比较，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更容易受到进口国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例如2002年，欧盟开始全面禁止进口中国的动物源性食品和水海产品，致使中国对欧盟的农产品出口锐减，受到损失高达90多亿美元。而日本2006年5月29日开始实施新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产生重大影响。2006年1～7月份，我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45．4亿美元，同比减少0．04％（2005年同期增长13．5％）。日本已经检测出120批农产品不符合《肯定列表制度》。因此，技术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很大。然而，目前国内对技术贸易壁垒的研究基本上定性分析。如果能把技术标准数量化，使用一个统一的模型，使技术贸易壁垒对农产品的影响内生化，模型的解释力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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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inbergen J． (1962)：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ppendix V I，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 s．”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
[关键词]农产品出口 技术贸易壁垒 对策
一、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困境
目前，发达国家仍然在不断升级质量检验标准，检测项目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是世界上食品标签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食品标签多达22种，且逐年修订补充。美国要求所有包装食品应有食品标签，膨化食品还要有营养标签，必须标明至少14种营养成分的含量。再如日本，从前设定的进口农产品残留物限量标准是63种2470项，而今年实施的“肯定列表”则新增了51392个限量，涉及264类食品中的734种化学品残留，同时禁止使用15种农药、兽药，这使得农产品检测项目成倍增加。日本是我国食品、农产品出口的大市场，占我国食品、农产品出口总量的32%，“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大幅抬高出口技术门槛，直接影响我国近80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额，涉及到6 000多家出口企业。
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绿色包装”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动物福利问题则尤其为欧盟所重视，例如，鸡场饲养密度一般为12只/m2，欧盟却提出每平方米只能养10只，理由是密度太大，鸡会感到不“舒适”。由此养殖成本增加，形成贸易壁垒。
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美国由于占据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持积极态度，而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则坚决反对，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呈日益升级的趋势。例如，日本自2003年起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大米身份认证制度”推行之后，日本各地又对新制度“层层加码”，把认证范围推广到蔬菜，要求市场上销售的本地蔬菜都必须有认证标志。对中国蔬菜等农产品来讲，今后进入日本市场将更趋困难。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直接使中国农产品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其扩散效应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据商务部统计，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国外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探析
1.国内自身原因：(1)农产品自身存在质量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们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农产品的生产及其加工品存在诸多安全隐患。(2)政出多门，监管不力。我国农产品安全管理涉及经贸、工商、卫生、质检等多个部门，由于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清，监管不力，造成权威不足，收效不明显。(3)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管理，标准化与认证体系建设滞后，食品安全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检验技术和检验手段也有待改进。(4)农产品和食品生产以小规模个体农户为主体，加工企业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竞争实力不强，战略经营的理念和市场营销能力比较薄弱，对国际市场的质量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动向知之甚少，不能适应快速多变的国际市场需求。
2.国际方面的原因：(1)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需要。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有一定的成本比较优势，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此外，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国在关税和市场准入方面也逐步放松，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关税门槛因此随之降低，这就为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2)消费理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改善生活质量，越来越关注保护环境。相应地，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就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健康型”转变，对营养、健康、卫生、无污染的安全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绿色消费正成为世界性的消费潮流。(3)国际标准在SPS协议和TBT协议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各成员国都在积极援引WTO协议和国际标准进行贸易交涉。但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发达国占据主导地位。
3.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
(1)大力发展绿色产品，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当务之急是要从源头抓起，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加强全过程监管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保证食品安全。绿色食品生产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通过对农产品生态环境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物的控制来对农产品进行品质管理，能有效地提升农产品品质，成为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
(2)建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专门机构
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有必要设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相应机构。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研究实施重大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协调我国技术性贸易领域多边、双边合作与交流中的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承担建立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工作等。这有利于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企业形成合力，联合作战；有利于部门间、行业间、企业间加强沟通，在应对技术贸易型壁垒上收到良好效果，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3)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确保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
建立和完善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应对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障碍的技术保障。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组织专家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修改、完善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提高标准水平，推动我国食品工业加快发展速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4)加大WTO/TBT、SPS人才培养力度 技术性贸易措施涉及方方面面，影响到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国内外贸易等各个环节的众多企业及中介组织、政府管理部门、消费者自身。所以，要应对农产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客观上需要有一支熟悉WTO规则，尤其是WTO/TBT、SPS协定、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国际标准、指南、争端的人才梯队。因此，必须依据新的形势，尽快培养相应地专门人才，立足长远，为实施农产品走出去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夏英祝，祖书君.绿色壁垒和绿色壁垒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2004，(1).
[2]石广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知识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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