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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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地处东南沿海，面临台湾海峡，各种气象灾害频繁，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台风、暴雨、干旱、寒潮、大风、冻害等灾害性天气的危害，特别冬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常有寒潮天气发生，严重制约了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据统计每年漳州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8%，严重年份可达15%～20%，特别严重的年份占国民生产总值近25%。如1999年12月21－26日漳州市受到了强冷空气袭击，连续6天出现大范围的霜冻和结冰，全市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损失约90000hm2，直接经济损失达17.5亿元，其中香蕉遭受的冻害最为严重，被冻死的香蕉达28240hm2，荔枝和龙眼等果树的树冠也都因霜冻而死，花卉和冬种蔬菜也损失惨重。
二、农业保险分析
农业保险是承保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财产保险。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与其他财产相比，农业保险具有四个特点：地域性、季节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农业保险针对的是农业生产等相关产业链，有三方面明显的特征属性：(1)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性质。要求政府履行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避免因单一依靠市场机制配置造成市场失灵。(2）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非独立性。如台风、洪涝、强降水、低温冻害、大雾等气象灾害的出现，容易造成一定范围的损失。同一气候灾害时空分布投保单位的风险在同一区域具有相关性而非独立。(3)农业保险费率难确定性。各种气象灾害对农作物、花卉、果树等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应根据不同的灾害性天气预报，采用不同的气象保险指数指标来确定保险费率。
三、气象信息及气象技术资源优势在农业保险中的应用
随着气象现代化建设推进，气象服务产品越来越丰富，针对农业生产、农业保险的气象服务分为定期产品、不定期产品、公报、年鉴等书面形式和咨询等服务产品。定期情报产品按时间序列和空间区域进行综合分析，反映不同地区气象条件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的影响，以及气象灾害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和防御对策。不定期产品主要根据当地可能出现的或已经出现的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如洪涝、干旱、冻害等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进行评判。
1在农业保险承保决策中的应用
正确做出气象灾害的风险等级的评估，可使保险公司在承保决策中更科学，有效地降低并规避承保失误风险。对气象信息和保险公司的历史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应用统计决策理论从三方面进行评估：①对灾害性天气（如暴雨、台风、寒潮低温等）出现的概率、强度等发生严重性程度的可能性进行评估；②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小的评估；③以最少投入获取防灾抗灾最佳效果的决策手段评估。其中灾害性天气发生的严重程度和造成损失的评估能够为承保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有效规避经营风险。一般情况下，同类农业保险业务，保险核保人会考虑保险标的历史赔付情况，抗灾减灾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因此，综合分析应用气象资源（如未来天气趋势预报、专题性预报、灾害性天气评估等）更能了解掌握某区域气象灾害发生的概率，科学制定气象灾害评估和损失程度的指标、系数等，助于保险公司做出是否承保决策，预计承保成本作出承保方案，保证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和效益。
2气象资源在农业保险防灾、核损中的应用
应用丰富的气象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了解气象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提前采取有效地防灾减灾措施，尽可能地控制和预防灾害的发生，降低灾害事故发生引发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而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是保险公司管理风险的防灾核损重要手段。风险控制的手段来自避免风险、损失控制和非保险方式的转移风险三种方式，就是以气象部门的气象信息内容为依据，保险公司对所承保的保险物进行逐一的排查，及时发现隐患，通知并督促投保人整改，达到预防并减少灾害损失为目的。如投保人拒绝整改，当气象灾害发生所造成保险物的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可依法不予赔偿。
2.1应用自动站实时天气实况监测系统，为理赔提供科学依据随着气象自动站的建设发展，气象部门能够为保险业提供更丰富的实时准确的气象实况数据。到目前为止，漳州市气象局已有10个人工观测气象站和123个区域自动气象站，能够为各行业提供详细实况的气象数据。如保险条款中对灾害性天气暴雨所采用的理赔标准，气象学中的“暴雨”定义是指“24小时降水总量达到50～99.9mm”，而通常由暴雨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对暴雨的理赔依据显得更灵活人性化，如“24小时降水总量未达到50mm以上，而12小时降水总量达到30mm以上或是1小时降水总量达到16mm以上同样可作为受暴雨影响造成损失的理赔依据”。因此，详细的实况数据对保险责任的划定有着实际意义，为理赔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依据。全方位的气象监测系统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灾害性天气发生的整个过程，根据监测的记录实况数据，保险公司对灾害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和灾害所造成保险物损失程度进行裁定，有利于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地开展保险理赔。
2.2应用历史气象信息数据和未来趋势预报，提前做出灾害评估气象业务数值预报模式的广泛应用，有效地提高了中、短期气象预报的准确度，保险公司可根据提供气象信息数据做出的预报进行三方面的分析评估：一是风险区气象灾害可能损失的预评估；二是大面积气象灾害发生前的减灾预案；三是大面积气象灾害发生后的灾情评估。如气象部门对历史气象资料进行分析，得出所投保地区的主要灾害情况及影响因子，为投保金额和投保风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对灾害性天气提前72小时或更长期的趋势预报，能够为防灾防损工作从时间上提前做出了决策，并可根据灾害性天气的强度和等级对保险标的有的放矢地做好防御工作。
四、气象服务在农业保险业的延伸与拓展
随着社会发展变革，各行业的合作也更加密切和频繁，气象部门可进一步加强气象信息的开发应用，提高气象信息的服务能力，同时也提高服务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和应对灾害能力水平。
1开展部门合作，建设气象保险服务平台
气象部门可充分利用气象现代化建设，加强与保险业的合作关系，共同建设气象保险服务平台，实现资源数据共享，开展气象灾害研究，建立灾害常规分析和预警预告机制。目前，漳州市气象局与漳州国土资源局、环保局等部门共同建设“漳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系统”和“漳州市区城市空气质量等级预警预报系统”服务平台，与保险业也可采用这种合作方式，共同开发服务平台，改变以往单一的只开气象证明的合作方式，做到提前防灾、科学指导农业生产等，减少因自然灾害而引起的损失。
2建立多指标体系和风险区域系数，进行风险区划确定区域农业保险费率
充分应用气象数据与灾害数据,建立完善的多指标农业保险费率模型，在原有产量资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作物、不同关键生育期的各种气象灾害风险，结合保险物所在地的地理特点、防灾减灾抗灾条件，建立不同地区的特定作物农业保险费率的区域风险指数的修订模型，运用风险指数来修订农业保险费率，使农业保险费率更加科学地反映的农业生产和作物损失风险。
3开发农业新险种的指数保险
开展各种农作物的气象保险指数设计的研究，针对各农作物的生长关键期气象要素，在保险中引入气象指数保险。漳州特色农作物丰富，农作物的生产与天气息息相关，低温冻害是闽南地区热带水果生产面临的主要农业风险之一，如1999年底漳州市出现了大范围的霜冻和结冰，造成的趋势损失达17.5亿元。因此，对低温冻害分析设定冻害指标，在农业保险中引入冻害气象保险指数，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由于影响农作物生产的气象因子各不相同，可针对不同的气象灾害研究不同的气象指数保险，如针对漳州花卉、林下经济（金线莲、铁皮石触等）开发气象指数保险，架起保险公司与投保户之间的桥梁，以更清晰的界面去核损减灾。
五、结语
1、企业信息安全管理要素构成对于企业信息安全管理要素的构成，国际上普遍遵循的是ISO17799:2005标准的分类方法。ISO17799将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实施分为11个方面，分别是物理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事件管理、人力资源安全、安全政策、组织信息安全、资产管理、通信与操作管理、访问控制、业务连续性管理、信息系统获取开发和维护、符合性。这其中，除了与技术关系较为紧密的访问控制、信息系统获取开发和维护、通信与操作管理这3个方面外，其他信息安全管理要素更侧重于组织整体的运营管理，在实施企业信息安全管理过程中有较高的参考意义。为了实证分析中数据测量方便，本文参考该标准，从企业的角度，按照各要素属性及控制措施的相似性，将ISO17799标准中的11个要素整合为6个要素，分别为组织环境（符合性、安全政策、组织信息安全）、人力资源安全、资产设备安全（资产管理、物理和环境安全）、操作管理（通信与操作管理、访问控制）、应急响应机制（信息安全事件管理、业务连续性管理）和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
2、研究假设
（1）组织环境。
本文中的组织环境侧重于企业中的政策制度、人文环境等软环境，主要指所有潜在影响信息安全管理活动的因素或力量，在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中起导向性的作用，具体包括企业的安全政策方针、安全文化氛围和业务符合性等。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成功的实现离不开组织环境的支持，良好的组织环境对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有助于企业各项安全政策、安全策略的实施。组织的安全政策是组织实施信息安全活动的战略导向。完备的安全政策、方针可以为企业的每一个员工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指南，使得企业信息安全管理的各项活动都有章可循，促进信息安全管理进程的实施。齐晓云（2011）通过实证验证了企业信息系统的失败与缺乏相应的制度与机制保障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制度与机制保障对信息系统成功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企业的安全文化氛围等人文环境是组织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的管理思想。相关研究表明，环境对人的安全行为习惯养成有着较大的影响。其中，人文环境的影响尤为明显。VanNiekerk（2010）指出，导致信息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是企业信息安全文化氛围的减少。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可以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不单能避免由员工的不安全行为所产生的风险，更能促进全体员工参与到保障组织信息安全的行动中来，最大程度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事故的发生。Herath（2009）通过问卷调研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惩罚力度是企业员工的安全行为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说明企业的政策制度对人力资源安全有着正向的影响。
（2）人力资源安全。
人在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活动中不仅是主体，也是客体。主体是指许多信息安全控制措施实施的实现是由“人”来完成的；客体是指“人”也是信息安全管理中所要管理的对象。据有关统计表明，在所有的信息安全事故中，约有52%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此，人力资源安全管理显得十分重要。在企业中，高层领导轻视信息安全是导致企业信息安全文化欠缺和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薄弱的主要因素。中层管理者是衔接企业高层与基层的桥梁，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实施的效果直接取决于中层管理者对上级决策的执行力度。Ashenden（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层管理者的执行力度不足会造成高层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对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理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对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普通员工对信息安全管理的参与配合不够会导致各项安全政策、方针不能准确落实，继而影响到信息安全管理的其他方面。
二、研究过程
1、研究设计与样本
（1）研究设计。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企业信息安全管理的实施程序，设计预测试问卷。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对各个项目加以度量，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根据答题者对每一项目的打分来判断企业对某一现象表述的态度或看法，若分数越高，认同度越高。
（2）调查样本。
本文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形成样本，面向长三角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其中150份通过电子邮件发放，50份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完成），最终收回155份，有效问卷率为69.5%。调查企业均为中小型企业。
2、测量工具及其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本研究首先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信度检验采用了学术界普遍使用的Cronbach''''sα系数来衡量数据的内在一致性信度。一般情况下，若Cronbach''''sα系数小于0.35为低信度，在0.35到0.5之间勉强可信，0.5到0.7之间信度较好，大于0.7则属于高信度。本文通过对6个维度进行信度检验，发现6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最小值是0.669，其余都大于0.7，量表总体的Cronbach''''sα系数未0.897，表明此量表的可靠性较高，量表选项设计是合理有效的。
（2）效度检验。
首先采用了KMO度量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对量表的内容效度进行检验。各维度的KMO度量介于0.638到0.907之间，总体样本KMO度量达到0.833，所有的显著性系数均趋近于0，低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p<0.01），表明量表的内容效度较高。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看，信息安全管理量表的每一项目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5，大于前人所建议的社会科学量表因子载荷0.55的临界值。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看，除GFI和NFI没有通过检验外，其他统计检验量全部通过检验，整体通过率为77.7%，见表4，因此可以判定量表与数据之间具有不错的拟合性，量表整体结构效度较好。
3、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软件AMOS7.0构建了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拟合优度检验。根据运行结果，GFI值（0.884）、NFI值（0.736）、CFI值（0.899）小于0.9的参考值，PNFI值（0.448）小于0.5的参考值，未能通过检验，说明结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处于不可接受的状态，因此需要对初始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另外，运行结果表明，组织环境对资产设备安全和应急响应机制的影响路径系数未达显著性水平，因此在修正时将这两条路径删除。修正后的指数均达到模型可以接受的标准，即修正后的结构模型与实际数据可以适配。
4、研究结果
将AMOS输出的路径系数进行整理，其中，直接效应是指潜在自变量到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潜在自变量到结果变量的路径系数来衡量直接效应的大小。间接效应是指潜在自变量通过影响一个或多个中介变量，而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在本研究中，组织环境是潜在自变量，它对其余五个结果变量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同时，组织环境通过影响人力资源安全，从而对其余四个结果变量产生间接影响，因此人力资源安全是模型的中介变量。上述实证结果表明，组织环境主要通过人力资源安全间接影响资产设备安全和应急响应机制。间接效应系数均为正，分别为0.121和0.27，研究结果对假设H4、假设H5呈现弱支持。总的来说，组织环境对信息安全管理的各个要素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也验证了组织环境在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对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应该首要考虑如何完善这一要素。人力资源安全对其余四个要素的作用均为正，且四条路径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假设H6-H9得到了支持。在这四条路径中，人力资源安全是组织环境和其余四个要素的中介变量，通过该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组织环境对四个潜在变量的总效应系数明显增大。可见，人力资源安全在信息安全管理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环境通过人力资源安全部分中介作用于信息安全管理其他要素，对其他因素产生关联性影响。因此，企业在信息安全管理活动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安全的中介作用，使各项安全政策、规章制度的实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结语
关键词：期货市场期货投资信息投资决策市场功能
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和信息吞吐的基本经济功能。期货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发挥受制于期货投资信息环境，不同的信息环境对期货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发挥起着不同的作用。所谓期货投资信息，是指与期货投资密切相关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一定渠道获得的、能够影响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信息。大量信息云集在期货市场，经投资者分析、识别，进而转化为期货投资信息。期货投资信息具有产生突发性、传播快捷性、受众群体性、影响广泛性和时效短暂性特征。
按其表现的载体，期货投资信息可以分为文字信息、图表信息、声音信息、影像信息和意识信息；按其表现的属性可以分为国家信息、行业信息、交易信息和民间信息；按其产生的来源可以分为主流媒体信息、互联网络信息、交易所公告、财经资讯和期市流言等。
期货投资信息通过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着期货市场基本功能的发挥，而期货投资信息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投资品种、投资形式、投资方向、投资期限和投资规模的影响等方面。因此，优化期货市场信息生态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投资品种选择对期货市场功能的影响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可以划分为农产品、金属产品和其它品种。期货投资信息对投资者的品种选择具有一定影响。针对农产品方面的信息会引导投资者选择农产品期货投资。目前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信息有很多，如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信息、关于粮食问题的政策信息、关于土地方面的政策信息、关于农产品进出口方面的政策信息等。如2004年9月22日玉米期货合约上市后，大部分粮食购销企业都参与了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交易和实物交割，既避免了农产品现货经营风险，也解决了产区的卖粮难题和销区的购粮难题。同样，针对金属方面的信息会引导投资者选择金属期货投资，针对燃料油方面的信息会引导投资者选择燃料油期货投资，如玉米产量的增加将减少乙醇汽油的生产成本，增加乙醇汽油的产量，降低乙醇汽油的价格，进而抑制燃料油期货价格的高企。投资者对投资品种的选择，除了源于现货经营方向、投资经验、市场规范性以及感情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期货投资信息的导向，如果某一信息对某一品种具有明显的利多或利空导向，则大部分投资者会云集该品种竞相投机，期货价格将背离其价值，期货市场风险凸显，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难以发挥。
投资形式运用对期货市场功能的影响
按投资目的划分，期货投资形式包括套期保值、投机交易、套期图利和实物交割四种。不同的信息对投资者选择投资形式具有不同的影响。如南方玉米现货价格在1300元/吨，北方玉米现货价格为1000元/吨，而期货市场0505合约价格为1200元/吨。如果有信息显示北方玉米现货价格因抢购有上涨趋势，南方玉米现货价格因堆积有下降趋势，那么一些投资者就会选择套期保值，即在北方买入玉米现货，在期货市场卖出同等数量的玉米期货。到2005年5月份，南方玉米现货价格跌到1170元/吨，期货市场0505合约价格跌到1070元，此时，卖出玉米现货，比预计少盈利130元/吨，而买入0505期货合约平仓将会盈利130元/吨，正好弥补现货市场的亏损（少盈利）。同样，如果有消息显示市场多头主力资金匮乏，那么投资者就会选择投机交易，即卖出期货合约，待主力卖出平仓时悄然出货离场。如果行情信息显示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市场价格差异很大；或者相关品种（如大豆和豆粕）在同一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或者同一个品种的不同月份价格差异增大，那么投资者就会选择套期图利，即在价格低的市场买入而在价格高的市场卖出；在价格低的品种买入在价格高的品种卖出；在价格低的合约买入在价格高的合约卖出，进行跨市场、跨品种和跨合约月份套利。如果有信息显示期货价格高于或低于现货价格，投资者就会在期货市场卖出或买入实物，即所谓的实物交割。这样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就会发挥出来。如果信息环境不同，则投资者对投资形式的运用就不同，因而市场功能的发挥就会迥异。
投资方向确定对期货市场功能的影响
投资者投资方向可以划分为多头即买入方向、空头即卖出方向、多空混合即买卖混合方向和观望即空仓无方向。任何刺激买入的信息都会导致投资者选择多头方向，如农产品减产、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自然灾害、降息等，都会引起投资者的购买欲望。同样，任何刺激卖出的信息都会导致投资者选择空头方向，如农产品增收，进口增加、加息、监管力度加大等。而有些时候信息不明朗，市场处在敏感区，价格非上即下，这时有些投资者会选择多空混合方向，即买入和卖出同等数量的合约，待到信息明朗时将不利的方向平仓。有时市场受多种信息刺激剧烈振荡，投资者也会选择多空混合方向，即在相对高点卖出平仓同时卖出开仓，在相对低点买入平仓同时买入开仓，不过这种策略很难把握。而在没有什么信息刺激市场时，投资者往往会采取观望态度。因此，信息环境的不同，投资者的投资方向也不同，对于发挥牛市和熊市市场基本功能的影响也就有差异。
投资期限把握对期货市场功能的影响
按投资时间长短划分，投资者的投资可分为即期投资、短期投资、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当期货市场上突发某一信息，而这一信息对期货价格仅具有瞬间的影响时，投资者往往会进行即期投资，如1996年发生的洪水将哈大铁路冲断，当投资者获得这一信息后便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纷纷进场买入大豆期货，而在次日就乘高卖出，取得即期投资收益。当某一信息对市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限时，投资者往往会进行短期投资，如2004年初期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居高不下时，美国农业部又了大豆减产报告，国内投资者受此鼓舞又纷纷进场短期投资，在一个月后获利离场。当某一信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都将影响期货价格时，投资者就会进行中期投资，如近来国内粮食需求持续扩大，将对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产生支撑，因此投资者将会选择中期投资，即持有长达数月甚至半年左右时间的多头头寸。而如果有信息显示未来的数年内某一品种（如原油）的价格将始终盘升，那么投资者将会在期货市场进行多头长期投资。投资者投资期限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期货投资信息，由于期货投资信息具有时效性，因而投资期限又制约着期货市场信息吞吐功能的发挥。
投资规模安排对期货市场功能的影响
按照资金量与持仓量比例的多少，投资规模可以划分为轻仓、中仓、重仓和空仓。期货投资信息对投资者投资规模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某一信息对行情的影响不大，甚至很微弱，那么投资者就会选择轻仓投资，如当市场上没有其他信息，只是相关的技术指标如RSI、MACD、KDJ等显示价格已经进入超买区或超卖区时，投资者就会将投资资金的很少的一部分投入到期货交易中进行试盘。如果某一信息的真实性得到确认，其对期货价格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时，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中仓投资，比如玉米长期走势仍然是上升趋势，但季节性积压会促使投资者短期内进行空头操作，而这种投资的比例往往属于中仓投资，并且会随时关注价格的变化。如果某一信息对市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仍将继续，那么投资者往往会重仓投资，如2003年末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农产品出口时间缩短，导致已经签约的进出口企业纷纷抢购货源，造成现货和期货市场价格同步上涨，多数多头投资者选择了重仓投资，回报丰厚。如果市场信息处于真空状态，大多数投资者将空仓休息，伺机而动。这样，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得以真正发挥。
投资心理引导对期货市场功能的影响
投资心理是投资者赖以决策的主观因素之一，也是最容易被期货投资信息加以引导的因素之一。期货投资者的心理动力、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要的因素是信息环境。心理动力系统决定着投资者对投资活动的认知态度和对投资对象的选择与偏向，它包括投资动机、投资需要、投资兴趣和投资观。信息环境的差异，对投资者的心理动力具有深刻的影响，如正确投资观念的树立，会减少冲动和盲目投资。心理过程是一种动态的活动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能动地反映着投资活动及其关系。不同的信息环境对心理过程的影响也不同，如市场人气的升跌将左右投资者的从众心态等。心理状态是指心理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持续状态，心理状态按投资者心理活动的生理机能划分，可分为睡眠状态、觉醒状态和注意状态。任何一个期货投资信息对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如2004年12月14日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提高到2.25%，大多数投资者对此信息均保持注意状态。心理特征是投资者在认识、情绪和意志过程中形成的那些稳固而经常出现的意识特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受信息环境的影响，心理特征也表现各异，如面对2004年我国连续7年的农业大丰收，有些投资者充分利用自身的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能力，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果断设定期货价格波动区域，促进了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功能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张玉智，靖继鹏.中国期货市场信息吞吐功能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
2.靖继鹏.应用信息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李亚光.论中国期货市场的风险控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Abstract： The paper extends Williamson（1991）conceptual framework to develop a new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o study the
impact IT on firm vertical boundaries. This framework anticipates that， firm who make IT investment will make the reduction of its internal coordination costs mainly； and as the developing of IT environment， firm external coordination costs will mainly reduce. Thus， firm's IT
investment and its IT environment have contrary influence on firm vertical boundaries.
关键词： 信息技术（IT）；企业纵向边界；协调成本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Firm Vertical Boundaries；Coordination Cost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4-0198-03
0 引言
IT通过为信息收集和处理，以及契约的谈判、监督和执行提供更好的手段，既降低了外部协调成本，也降低了内部协调成本[1-3]。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市场协调成本（外部协调成本）相对来说比内部协调成本高，因此，IT降低市场协调成本比降低内部协调成本多，进而减少了市场协调的劣势[1，4，5]，导致企业纵向边界的变小。
但是，IT应用于内部系统和组织际信息系统是有区别的，这一点Shin（1997）也承认。IT应用于内部系统，则主要降低内部协调成本；IT应用于组织际协调系统，则主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只不过，Shin认为，由于现在组织际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因此IT使用的增加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幅度超过内部协调成本，所以IT投资的增加使得企业更多使用外包或者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进而导致纵向一体化较少发生。
从上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IT对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协调成本都有影响，并且企业边界由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协调成本来决定的；其二是应用于企业内部的IT和企业外部（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组织际信息系统）的IT对协调成本（内部或外部）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把IT分为企业内部IT投资和企业外部IT环境，来分别考察它们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1 企业外部IT环境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交易成本的变化被假定影响了企业的纵向边界，通过纵向整合，一个单一的企业控制了价值链中各个活动的决策点，并以这种协调结构来取代市场机制。
企业的治理模式可以看作是交易维度的一个函数。Williamson（1991）认为这一函数的自变量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6]。从现有的关于企业纵向边界的文献来看，他们一般都把研究焦点放在这些维度的重要程度之上，并且资产专用性成为了最主要的决定因素[7]。
一种交易的制度安排对于企业纵向边界的分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在某种类型的交易环境中所发生的任何交易，都会影响最佳治理模式的选择，因此，交易治理也是关于交易环境的一个函数。Williamson（1991）给出了一个概念框架，Bender（2002）对其进行了扩展，用来研究环境变化的影响[6，8]。
企业外部IT环境的变化在模型用一个参数θ1的变化来表示。θ1的不同是由于企业运作的制度环境不同引起的。因此，一个交易的治理成本可以表示为：
C＝f（k，θ1）
其中：k=资产专用性，θ1企业外部IT环境。
θ1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交易的制度设置，它影响了治理的比较成本。Williamson（1991）考察了四种类型的这种参数变化，即产权、合约、声誉影响和不确定性等四种变化，并假设交易环境，也就是θ1的值，因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本文延伸Williamson的这一分析范式，把企业外部IT环境的变化理解为参数θ1的变化。企业外部IT环境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降低协调经济活动的固定成本，也降低了它的变动成本[9]。衡量企业外部IT环境水平的参数θ1，它变化增加了资产专用性的临界值，使得层级制治理在总治理成本方面（也就是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总和）相对于市场治理来说没有优势。我们可以把市场和层级制两者的固定成本的降低在图形上表示成一个向下倾斜的曲线。当然，这只降低了总治理成本，但并没有改变层级制优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协调机制的资产专用性的临界值。然而，若追加考虑IT引起变动成本的降低，那么市场治理的交易部分就增加了。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表示为曲线斜率的变小。在这个治理模型中，企业外部IT环境参数θ1的影响可以用图表示①（见图1）。图1表明了，市场在治理k值较低的交易方面有比较优势，但表现出来的是随着k值的提高而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相反，层级制在治理k值较高的交易方面有比较优势，但表现出来的是随着k值的提高而交易成本缓慢增加。在达到临界性的k值之后，市场机制的成本优势变成一种劣势。若把生产成本考虑在内，在最下面那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治理交易的部分增加了。随着k值的增大，市场相对于层级制的成本优势减弱。对于k值较低的情况来说，市场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总和与层级制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总和的差是正的，但是，在达到临界资产专用性值k′之后变为负的。
现在，我们在模型中考察技术交易环境变化的影响。通过降低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者曲线的斜率变小。这使得交易成本曲线的交点向右移动。结果，新的临界资产专用性的值k″向右移动。相对于层级制来讲，市场治理的交易部分增加了。“朝市场移动”是以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者都降低为基础的。
因此，本文预期，在企业外部IT环境支持的外部或市场协调机制高度有效的制度设置中，交易较少是层级制的。
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提出了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在企业外部IT环境发展水平较高的条件下，企业的纵向边界一般较小；随着企业外部IT环境的发展，企业纵向边界变小。
2 企业内部IT投资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与企业外部IT环境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相反，企业内部IT投资主要是降低组织的内部协调成本，因此将对组织边界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包括成本和决策信息成本[2]。根据委托-理论，企业可以看成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由于委托和双方目标差异而产生的成本，就是成本，它具体表现为监控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10]。监控成本是指委托人为了确保人如预期般工作而需要付出的成本，保证成本是人为了使委托人确信他如预期般工作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剩余损失则是指企业完全由委托人经营时的收益与交由人经营时的收益的差额。显然，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企业内部监控机制具有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节约了委托-过程中的监控成本和保证成本，同时也提高了相关过程的效率，使委托和双方更易于协调，也使剩余损失趋于下降。
决策信息成本是构成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包含信息处理成本和因信息质量低下引致的机会成本[2]。信息处理成本指的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因各种沟通需要而产生的成本，以及大量经营资料的记录和存储成本。至于信息质量低下引致的机会成本，指的是这样的情况：利用较低质量的信息去决策的企业往往不能取得较佳信息时的决策效果，由此产生了机会成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处理能力的提高和英特网应用的迅速普及，信息技术应用对提高企业信息处理效率、降低信息处理成本的作用也更加显著。由于网络环境下的企业面对范围广阔、内容丰富的信息空间，而且拥有日益强大的信息处理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决策时信息质量低下的困扰，从而降低了相应的机会成本。
曾楚宏和林丹明（2004）也认为，企业（内部）应用信息技术后，有效地节约了内部生产成本（内部协调成本）和市场协调成本（外部协调成本），造成其边界变动有缩小的趋势。当企业所节约的内部生产成本多于市场协调成本时，其边界最终将向扩大的方向发生变动；而当企业所节约的内部生产成本少于市场协调成本时，其边界最终将向缩小的方向发生变动[11]。
企业内部IT投资会导致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的降低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剩下的问题是：内部协调成本的降低如何扩大了企业的纵向边界？对此，本文再一次扩展了Williamson（1991）的分析范式，通过下面这个简化的图形（图2）直观地予以表示出来。
以上分析表明，企业内部IT投资会使得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大，而不是以往大多数研究所普遍认为的企业内部IT投资会一定会增加企业交易的市场治理部分，为此，本文提出了第二个研究假设：
H2：企业内部IT投资主要是降低了企业内部协调成本，从而扩大了企业的纵向边界。
3 结论
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IT的使用既降低了企业的外部协调成本和内部协调的成本。但是，目前在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使用IT，会使得企业纵向边界变小，企业的治理结构会朝市场治理“一边倒”的态势发展。为此，本文把企业面临的IT环境分为企业外部IT环境和企业内部IT投资来综合考虑IT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企业外部IT环境主要影响的是企业的外部协调成本，企业的内部IT投资主要影响的是企业内部协调成本。本文扩展了Williamson的分析范式，探讨这两种IT类型对企业协调成本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纵向边界。
通过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IT与企业纵向边界之间的关系，企业外部IT环境的发展通过降低企业的外部协调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的纵向边界变小；企业内部IT投资通过降低内部协调成本，进而扩大了企业的纵向边界。
注释：
①参见Williamson（1991），Picot（1996）和Bender（2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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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ender， C.， The theory of the Firm Revisited： Changing Firm Boundaries in a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 participant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2，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niversity of Muenster.
[9]Picot， A.， T. Ripperger， and B. Wolff， The Fading Boundaries of the Firm：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6. 152（1）： p. 65-79.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1919年索尔斯?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的《资本的性质》（1919）中关于知识的增长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论述。经过近四十年，许多的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雅各布?马夏克（JacobsMarschak）于1959年的《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内容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知识。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学术进展大致分为五大领域，针对其中的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管理中的经济问题，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内也展开了较多的研究和讨论。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向相关学科发展和渗透，图书馆学也不例外，二者互相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发展。
信息经济社会中，图书馆不仅是图书文献的收藏地，更是知识、信息加工和传播的场所，并通过进化和自我完善在信息经济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图书馆已成为知识高度密集的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经济学与图书馆学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扩大了其研究的对象，深化了研究的内容。
信息经济学的确立和发展为图书馆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变革。图书馆学需要研究数字化、网络化等因素给图书馆本质、属性、基本矛盾、发展规律、职能等诸方面带来的新变化，并继续探索图书馆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以基础理论研究指导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全局。信息经济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但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此外，图书馆作为信息经济产业中的一个部类，其发展规律和实践的理论——图书馆学与信息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图书馆学教学单位纷纷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信息经济学也出现在信息管理学系的课堂上。信息经济学是经济科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延续，是对经济学基本问题在新的社会与技术环境中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来说它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
二、有关信息经济学理论简介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从下面三方面的理论进行探讨：
1.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概念，源自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非对称信息论。所谓非对称信息，就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主体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有关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非对称信息论认为：（1）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一方处于信息优势，相对方则处于信息劣势；（2）交易双方对各自在信息占有上的相对地位都是清楚的。
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引起了对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研究。图书馆信息服务中信息不对称有哪些表现、信息不对称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有什么影响、图书馆如何降低服务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其负面影响，等等。随着这一研究不断深入，对改进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如何消除图书馆读者与管理人员、采购部门与书商、图书馆管理层与职工、图书馆与系资料室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则是新时期搞好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信号理论
1973年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Spencer）提出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就是研究如何才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问。信号理论主要将讨论这样的一种情况，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使用能够为公众观察到的“信号”，向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信地传递私有信息。
3.搜寻理论
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发表《信息经济学》，此文清晰的说明信息不完全是较信息完全更为一般的现象，这篇论文是搜寻理论的奠基性作品。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过程。搜寻收益却不是简单地收益递减，而是在开始的一段搜寻时间内收益递增，然后才开始收益递减。对于图书馆日常的查新工作，就是一种对信息的搜寻、判断，正因为搜寻的成本是递增的，所以进行有偿服务是必要的。
三、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和指导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者面对图书馆工作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开展了新的科学研究。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深化，研究的对象扩大，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基于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理论的新视角和丰富的数据分析结果，必须对图书馆的角色、服务模式及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定位。
1.有偿服务研究的深化
从图书馆学中探讨的有偿服务问题看，是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有偿服务，一类是“创收”性质的服务，如出租图书馆馆舍门面，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等等，不论是权宜之计，还是单位的行为，都是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的。这类有偿服务背离了图书馆的宗旨，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同行们的批评，它是离开了图书馆本身的业务建设而外加到图书馆身上的，不是面对信息时代，也不符合发展图书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这一伟大宗旨。另一类是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有偿服务，它是与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现代各类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管理上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三种模式，即无偿服务的“馆藏模式”、以市场化的有偿服务为主的“商业模式”和有偿与无偿服务相结合但以后者为主的“服务模式”（如学校图书馆是在做好为本校师生免费服务的前提下，向社会、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它们的共同点是以馆藏为基础，以服务为中心。信息经济学的影响和渗透为图书馆有偿服务的探索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如信息的供求理论、用户的偏好、信息价格的弹性理论、信息的环境等，使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序有效地发展，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将是图书馆信息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前提下，根据各自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各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制定“因馆制宜”的发展战略规划。
按的观点，服务完全具有商品属性。而信息服务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级服务形式，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更大，因此，完全有理由通过服务收取报酬。有偿信息服务=有偿信息+有偿服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而信息的有偿服务则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它将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学则是结合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对有偿服务模式进行探讨研究，如有人认为三类信息应区别对待：对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信息（商贸、投资、金融、企业经济、娱乐等），可体现“经济效益”原则，开展有偿服务；对公益性信息（气象、自然资源、人口等）关系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应体现“社会效益”原则，开展无偿服务；第三类是保密性信息，绝对不能从事商业开发。
因此，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随着信息时代的已经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信息的有偿服务将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作为公益事业性质的图书馆，所有业务的开展仅靠国家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服务不但是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发展所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它能更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2.图书馆工作基本原则的增补
图书馆学中提出的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原则，如：读者第一，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为利用而藏书等等，都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在新形势下就需要增补新的内容。
首先，图书馆的基本矛盾已从“借阅需求与文献提供”发展到“读者用户的信息、文献需求与信息处理、信息服务、文献提供”的矛盾。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中既然有为有偿服务付酬的用户，那么读者第一就应扩大为读者和用户，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中就应包括有偿服务。
其次，在有偿服务得到肯定的条件下，应提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还应根据各类不同图书馆及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制定“因馆制宜”的原则。
第三，根据国际图联提出的主题“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应提出图书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图书馆工作除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外，应突出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符合图书馆与社会发展规律的。
3.信息经济学的渗透加快了图书馆数字化、现代化的步伐
信息经济为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宽松的信息网络环境，丰富的数字信息资源，多样的多媒体信息服务手段。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信息产业的一个部类。基于这样的理念，图书馆应该加强联盟合作、加快数字化进程、更新服务手段、改革管理机制、保障读者权利等方面的综合建设。图书馆要适应信息经济的大环境，积极主动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开拓良好的空间。着力加强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和普及，确保图书馆在知识收集、整理、加工和传播过程中的集散中心地位。
图书馆学认为：文献资源开发是传统的图书馆工作的主要产品，信息资源开发则是现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图书馆已经从单一的图书保管者迈出了服务本位信息提供者的步伐，从局域服务走到开放服务，工作中心由书本转移到人，在信息传递和咨询及整个图书馆业务环节上都贯穿了人本位的思想。
4.图书馆学概念的更新和引进
一、形式分析缘何举步维艰
1985年前后，文论界曾刮起一股“科学主义批评”旋风，不少学者直接套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模糊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于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虽不乏亮点，但最终都归于沉寂。科学主义批评的引进－热闹－沉寂的三部曲乎为三十年来绝大多数登陆中国的文论观念定好了生存基调。如今，当我们检点当年热闹非凡的文字和论争，面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质性成果寥若晨星的残酷现实，心态浮躁、准备不足、量化数字化不适合作为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艺术学的评判标准的反省聊可让人。于是乎，科学主义批评被认定不适合文艺理论和批评，至多算个文论史的事件而已。事实果然如此么？20世纪80年代西方最新潮科学方法在中国学界热闹后归于沉寂、落寞，往大处讲，可以归咎于我们缺乏科学理性（数学－逻辑）文化传统，朝小处说，也与学者们大多急功近利，缺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实干精神脱不了干系。但我认为，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学者们普遍对于所谓科学主义批评“背后”的东西缺乏明晰深刻的认识。从表面看，科学主义批评这一来自中国学者的特定指谓无非是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取得伟大成就而兴起的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美学和文艺现象进行“自下而上”实证的、经验的研究的20世纪回响罢了，费希纳的实验美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美学都可以划入这一世纪大潮。实际上，半个世纪前朱光潜那代学人已经凭深厚的学术功力让古老的华夏诗性智慧领受了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这一壮阔宏大的文化更新创造历程至今远未画上句号。更深层次地考量，批评的科学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崇拜。确切地说，批评的科学化不过是西方思想追求普遍必然知识传统的表征而已，在当今中国学者的著述中屡见不鲜的概念不清、思维混乱、分析淡弱、理论缺乏系统性等现象，便是这一传统匮乏的必然结果。衡之以此传统，科学主义批评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满足于实验和精确数据的收集、归纳，恰恰大成问题。因为它们根基不稳，忘记了对其理论如何可能的前提条件进行彻底的追问，如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所做的那样。就连“解构天使”德里达在其扛鼎之作《论文字学》里都一再申明自己在寻根溯源，追问整个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可能性的条件———痕迹（trace），一种先验的原始的不可还原的综合因素，可见这一传统威力之强大。衡之以此传统，穆卡诺夫斯基、雅各布森的布拉格学派、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特的结构主义、英伽登的现象学，成就斐然、影响甚巨，倒更足以代表这一传统的精神风貌，因为他们志在建立文学科学、美学科学、艺术科学，至于其客观性理想能否实现则另当别论。我曾用“科学型美学”指涉西方美学主流的根本性质，它有别于科学美学、技术美学，当然也并非仅指科学主义批评，这种哲学美学智慧具有十分鲜明的形式性、分析性、先验性、纯粹性、超越性、系统性①。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美学、文艺理论建设始终在这个异域思想传统的巨大身影下苦苦寻觅自己的话语生存、叙述空间。现在，我们不但有了本土学者撰写的为数不少的西方美学史、艺术哲学史、文学理论史论著，还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传统、现代文学批评传统。但就构建中国形式美学而言，我们仍然有十足的理由诘问，我们真得对这个以科学理性精神（我不大喜欢用“科学主义”这个在中国有过诸多误解和争执的名词，丰富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之内涵远非有特定所指的科学主义所能涵括、表述）为支柱的哲学美学传统之精髓了如指掌了吗？我们真得对作为思想方法、知识原理、存在根基的形式分析精神这一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构成成分做到运遣自如了吗？“分析”表示何意呢？形式分析如何进行呢？“分析”这个范畴的内涵相当宽泛，与本文有关的涵义包括：（1）从前提到结论的超越经验的理智运作，即证明活动，譬如，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是借证明去认知的。（2）把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加以严格考察，从而确定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批评对独立自足的客体“诗”或“小说”的“细读”是一种形式程序，意在详细地、精确地分析作品的基本构成成分，即语词、形象、比喻、象征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作品的中心主题就是围绕着这些语言学成分组织起来的，而作品的结构则是张力、反讽、悖论这些对立冲动之间的和谐、平衡。再如，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神话犹如一种语言，是一个自足的、自我决定的结构。这一系统可以被分解为多个基本单位，这些单位相当于语音的基本要素音位，它们之所以有意义，能够存在，取决于它们在这一系统内部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差异关系。这种对对象进行严密、客观分析的思想方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分析的目的是运用理性思维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追求确定性，倾向于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本质进行形式的把握。形式的感性内容越少，普遍性就越大。当然，抽象性和确定性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哲学思维的确定性就不如科学思维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系统在现代符号逻辑看来只是实质系统。请注意，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它还是一种知识原理。按照康德的说法，纯粹感性材料形成知觉判断，没有普遍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命题形式叫做“先天综合判断”，它是先天的形式“纯粹理智概念”包容、整理感觉材料的结果。进而言之，由于形式的、分析的精神浸润于数学的逻辑的理性文化氛围里，它还是或者说首先是存在论的。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种或类概念），既是存在论的，指现象变化中的永恒存在，又是认识对象，指逻辑建构的知识形态概念。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向度是科学，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的反思，并为之提供基础和说明。存有论为科学规定了客观性原则，逻辑和数学为之规定了以确定性和分析性为表征的知识原理。”①根据我们的考察，中国学人的三重“误解”也许造成了他们对形式分析的不喜欢甚至厌恶反感。其一，形式批评高度抽象，脱离具体的经验内容，不及中国式感悟批评灵心妙赏，一发即得。其实，这样的看法混淆了对具体作品的体验解读与对文学知识的普遍追求。形式分析通过部分的分析达到对普遍必然的关系即整体的本质的把握，目的在于达成理想的知识。譬如，英伽登现象学美学对文学的艺术品结构的分析是存在论的，即对存在－实体的观念内容的先天分析，如果它是可能的，便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很多西方大艺术家、大批评家的谈艺录，往往寥寥数语，切中要害，而又文心渊深，生动有味，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式感悟批评，它们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法朗士曾称之为“灵魂在杰作中冒险”。其二，纯粹形式不过是个理性抽象出的空架子而已，没有实际的作用和价值。由于道的本性无法诉诸语言，所谓可道非常道，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不重视语言和逻辑分析，看不到纯粹的知性概念，未能产生与质料相分离的纯粹形式。形式化建构按中国传统的眼光看，不啻于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实质上，缺少了严格的形式化建构，便难以产生符号语言，不可能进行符号之间的纯逻辑的推演，现代计算机系统就无法想象。从席勒到马尔库塞，强化审美形式的批判功能、政治潜能，说明形式有着丰富的人文因素和社会文化内涵。牟宗三先生更是指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民主政治的精神与遵守逻辑数学前进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深刻关联②。其三，形式在先，意味着内容被忽视甚至遭到否定。这是对内容即形式的现代观念不能领会的结果。形式批评、内在批评不是不考虑文学研究的外在因素，诸如作者、时代、读者等，而是强调内在的优先性，只有把作品的自身意蕴、本性搞清楚了，才能为整个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穆卡诺夫斯基把艺术本性界定为符号，又区分符号为能指和所指、物质性和意义性，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被感知者感知的是审美客体（所指），这样就用艺术品这个“自主的符号”连接起了作品、读者、社会。诚然，不能否认，分析思维肢解对象、强分畛域，事事处处以精密性、确定性、明晰性为旨归，的确显露出理性的“暴力”倾向，不但有碍于直接把握事物的整体性，而且往往破坏了对象的原始的生命样态。不过，一种特定思想文化类型之特性之长项在充分展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必然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弱项和短处。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批评中国传统思想重整体领悟缺乏分析精神吗？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明白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认为，反体系、反本质主义一类的时髦话语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非常微弱。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的现代化是“体”的变化，这个“体”指社会本体，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存在。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许多人仅仅想把科学作为运用的东西，而实际正是科学代表了社会本体，推动社会存在前进，在此基础上发展文化意识形态”③。这里的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更是一种社会建制，而始终贯穿其间的则是科学理性（形式理性）精神。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技术层面的实用式的拿来，它更指向思想文化类型的更新。接纳数学－逻辑的分析精神，尊重科学的文化氛围的造和精神传统的养成，艰难曲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乃在于规则意识、形式正义等现代观念恰恰内在于中国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小而言之，形式分析精神也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学科建设的系统化科学化的迫切需要。当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批评流派和方法涌入中国，如前所述，倘若我们对这些现代批评方法的“根性”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形式分析之类的异质思想因素的摄取、消化、转换也许会成为未来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已经有一批学者，例如，李幼蒸、赵毅衡、赵、董小英等，开始了艰难的也是富于建设性的理论探索。
二、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
吴炫把中国形式文学难以真正突破的原因追溯到中西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异，是非常有眼光的①。他有关建立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学理论不能采取抛弃认识论的态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一种确定性的文化意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通过形下走向形上的整合尝试的观点，笔者也很认同。我们认为，建立中国形式美学，如何对待西方的形式本体论同样是个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但能否就此断言形式本体论不适合中国形式美学的构建呢？看来为时尚早。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辩明两个术语，一个是本体（论），另一个是形式本体（论）。对本体论，有学者下过这样的定义：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从实质上讲，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原理系统；从方法论上讲，本体论采取的是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到了黑格尔发展为辩证逻辑的方法；从形式上讲，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含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②。从上述概括可以见出，本体论在源头上牵连着西方思想的种种根深蒂固的特质。譬如，两重世界、质料和形式的分离、概念思维、逻辑分析、体系化建构、先验形式、本质追求，这些特质构成了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从狭义上讲，中国文艺理论界所理解的形式本体论指现代西方随着“语言学转向”而兴起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布拉格学派、巴黎结构主义），他们分析文艺作品的语言构成，探寻文艺作品的内在规律即结构，试图在本质上（本体论上）揭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独特性，展示形成作品统一性的规则、秩序。这种建立文学科学的理想显然是科学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宽泛而言，本体论的基本特性是形式的，也可以说，就是形式本体论的。展现结构（理性的抽象化、理想化）、先验必然的形式（给知识内容赋予形式）、形式系统（将高度普遍的命题组成形式系统）、形式化（以数学－逻辑的形式表示符号间的推理演算）、把握本质（事物现象背后的共相、模式、秩序），本体论的理性主义（形式理性）在认识对象、思想方法、知识原理、理论形态等方面刻画着西方思想的精神面貌，当然也规约着西方形式美学的基本面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本体论（本质论）意义上的形式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公开打出形式美学旗号的学派有赫尔巴特－齐美尔曼、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在对美的本质、艺术本性、审美经验、文艺风格、艺术作品、审美形态等重大问题的探究中，到处可见毕达哥拉斯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超验理式、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形式的身影。康德更是对20世纪的美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此看来，当我们问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形式美学的构建）时，表面的意思是指中国学人能否运用现代形式主义方法于中国语境，深层次的含义却在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如何可能这一重大课题，就本小节探究的主旨而言，就是上述形式理性精神的种种内涵能否为中国思想文化所吸纳，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大课题。粗略言之，这种吸纳、转换、创造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或许在于科学精神文化氛围的培育，中国学者在逻辑学、符号学等方面学养的提升，一大批学者的主动选择等。不过，我们在此把焦点集中在形式概念身，看一看中国学者在构造形式美学时，如何处理形式概念与中国思想语境的适应性问题，其种种难点既在技术性、学理性上，更在源于中西思想传统根本差异的冲突矛盾上。我们知道，形式的涵义复杂多层，使用者往往在一个形式的名义下指涉好几个涵义，且每个涵义适用于不同的问题。据我们的观察，在种类、体裁、技巧等意义上，形式的使用麻烦较少；由于中国形神合一、道显为文的传统，中国学者，譬如朱光潜、宗白华使用黑格尔以来西方近代主流形式概念感性形象或感性形式也并不觉得有多大的隔阂；语言论转向下产生的文本批评、现代形式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语境下显得不那么成就斐然，究其实质在于中国学者普遍对符号学、语言学陌生，操作起来自然底气不足。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仁学解释学》，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的问世，赵将文学文本范例分析上升到类型学的研究思路，表明中国学者不仅可以介绍得到位，更能着手富于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在我们看来，真正的难题主要在于如何对待先验形式（纯形式）。所谓先验就是先于、独立于经验而又使经验得以可能，它以普遍性、必然性为其表征。这种先验形式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与质料分离的理性－逻各斯传统，此传统的底蕴又在希腊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中发现事物的永恒秩序（不变的客观形式），为变动不居的万事万物确定最初之动力。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着重从事物的作用、功能和性质上看待其终始生化与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没有离开个别具体的事物而追求一恒常不变的形式的传统，故而对待先验形式中国学人的态度颇多分歧。冯友兰的新理学（形上学）对一切事物做形式的解释，其四个观念（理、气、道体、大全）完全是形式的观念，对实际无所肯定，也就是与事物的质料内容、具体的感性存在无关。金岳霖区别了先天命题和先验命题，认为只有逻辑的知识是先天的，先天、先验的知识都由经验而来，但正确性并不依赖于经验，可见个别与共相有区别而又不可分离（道是式和能的综合）。李泽厚在为其美、美感、艺术论奠定本体论基础时，形式的作用（度的本体性）居功至伟，但他明确表示不接受先验理性（形式），他使用的形式指人的主动造型力量，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赋形），朱光潜把“纯粹形式直觉”这个形式主义核心命题与经验心理学的“心理距离”、“移情”杂糅起来诠释审美经验，不但断然舍弃了先验形式，而且将先验认识论命题转换为经验心理学命题（古代的心物交融说）。我们绝不否认建构美学和文艺理论当然有其他进路和方法，其理论体系的本体论范畴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之外另辟蹊径，然而一旦我们决定以“形式”作为体系大厦建构的脚手架而非普通的砖瓦石料，那么，明确拒绝也好，积极建构也罢，都不能不对此先验形式有所回应，因为它不仅关乎加强逻辑分析、为传统审美智慧的现代转换添一思路，更是对美、美感、艺术、自然美、艺术史动力等重大问题如何可能的先验条件分析，是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原初的”、“先在的”根据。
三、象家族改造与新生的重点在哪里
上世纪30年代，在那篇创见迭出的力作《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里，宗白华先生权衡比勘中国思想的象和西方思想的形式，得出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象之构成原理乃生生条理和西洋形式美的根源是逻辑、几何、数学一以贯之的概念世界、永恒超绝的范型是先验的理数的结论。耐人寻味的是，在表解中国独特的生命精神时，宗白华没有用“象”，反而用译自异域文化的术语“形式”，认为“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①。倒是吴炫提出“什么是中国式形式”的理论命题，并试图既向传统的“象象”思维里灌注追求独创的精神，又以中国式形式（象象）的整体性、通透性弥补西方文化片面彰显纯粹性、对抗性的缺陷②。吴炫的做法的确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学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传统如何进行创造性转换，具体而言，就是象及其家族成员的当下适应性问题：传统美学文论概念术语如“象”、“文”、“法”等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人的审美经验、艺术趣味、文学特点？以这些概念术语为基础有无可能创造出美学和文艺的新理论形态？我们认为，倘若说运用“形式”于中国思想语境尤其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时面临着是否契合———尤其在形而上层面———之难题，那么象及其家族的改造、转换主要不是针对中国古代的美学和艺术，而是现代中国的美学和艺术，一方面我们应当考量其诠解在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生成、以现代汉语表述的审美精神、艺术实践、文学世界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另一方面，这种解释之富于效力的来源在于如何回应、接纳业已在现代中国美学文艺学学科体系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形式系统及其体现的形式理性精神，质言之，本文对此问题的先验探究就是俗语所谓“旧瓶”能否“装新酒”或曰“注入新鲜血液”。据考察，象及其家族成员包括象、美、道、文、法、气、形、理、和、势、韵、体、境、格、意象、声律等①，它上通中国人的本体论、宇宙观、道德学，下达审美创造、审美理想、艺术表现、艺术法则、艺术构思、形式美等重大问题，中间横贯着道气象一体、文道（文质）合一、整体思维、以象喻意、体用不二、不离弃感性经验等象家族思想特质，其涵义包括对立面的统一、形象、规律、象征、法则、风格、节奏、声律、韵律、体裁等，若论涵义的多样性、功能的丰富性、思致的深刻性，与西方形式系统相比，丝毫不逊色②。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艺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形式论传统，尽管形式在现代中国的美学文艺学的话语系统中已经取得了几乎一统天下的实绩，但是“形式”和“象”这两个足以代表中西哲学美学精神特质的范畴在形上层次、思想方法、话语形态、言说构意而非技巧、体裁、风格、节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次次地令学人们陷入困扰尴尬的境地：形式系统的概念用到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上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不够贴切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形式也好，象也罢，都是文化学、社会学、哲学范畴，在其背后挺立着一个特殊文明的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不过我们在此不准备提出形式与象的形而上“融通”的可能性（探究其具体途径、哲学基础、语言根基等）这一难题，我们只尝试性地解答后一个问题，即象家族的改造与新生。这种现代改造建基于对其缺失弱项的深刻洞察与清醒认识之上，取决于我们对西方的形式与中国的象之间的巨大精神差异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们明确表示不同意失语症论者或汉语诗学论者的部分观点。幻想径直地回归古典传统，简单地沿用古代术语命题，除了具备怀乡抒情的价值，并不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失语的困境。中国现代形式论传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批学者，如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都是在实质上而非传统范畴术语的移植沿用上开拓形式的新疆域。我们主张，象家族的改造与新生的关键步骤，不仅在于发掘其固有的、较之形式论可以说是“独特的”现代性因素、观念、原则，更依赖于中国学人主动摄取、延揽、吸纳、融会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形式理性精神。不管你是否承认，这一硕大的思想工程乃建立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的核心课题之一，它不自今日始，也不会在短期内画上句号。具体言之，就本节的主旨而言，除了上面提到的引入先验维度、加强形式分析外，主要有以下四端：第一，扩张构型力量。在宇宙论上，象家族的本质特点是主客不分、道不离器，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论意识欠发达，数学－逻辑理性精神不够强劲的必然反映。明末清初以来，随着西方逻辑与科学论著的译介，重逻辑理性，讲个体主体的思想因子逐渐深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肌体。理性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主客二分所缔造的理智主义和客观主义。所谓形式的构型力量实乃理性借助概念、范畴（最高的概念）建构超越的本质世界的活动，概念、范畴决定着全部客体，决定着我们的感觉经验对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即本质，形式具有给质料赋形的造型力量；用康德的讲法，人的理智给自然立法，他的范畴体系从质、量、关系及其内部诸规定和相互间的逻辑关系来建构存在者的世界。卡西尔认为，文化世界是人的精神本质固有的对象化符号化（构型）的创造，文化符号的各种形式折射出人性的不同层面。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将形式与人的自由活动，与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与建立法律、政治、经济等各种新形式联系起来，恰恰是中国哲学美学走向现代的深刻表征。第二，建立批判理性。由以上论述可见，象家族的诸种涵义几乎没有涉及社会政治功能。而在西方，批判功能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形式的活动中。柏拉图的“理式”（形式、本质）是理性建立的概念形而上学，其现实的投影就是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当代西方者更是普遍凸显形式的批判功能。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艺术的批判功能，艺术为自由而奋争所做出的奉献，存留于审美形式中”①。实质上，形式的批判源于理性的批判。批判理性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知识而知识地追求真理，它来源于人的心智解除愚昧教条禁锢后迸发出的强大的创造能量，是知识不断增长的基本动力。批判理性具有双重性，其起点是普遍怀疑，正如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沉思》里所说，“凡是我从前信以为真的东西，没有一件我不能加几分怀疑；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②。在他那里，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追求真理的绝对信念，一切都在怀疑之列。既然知识追求永无止境，那么质疑、挑战、叛逆也就不会停歇。但批判理性绝非专事破坏、否定，其另一面充满着建设性、创造性的力量。它不但致力于构建普遍性的知识原理，而且要按照理性和理想来改造社会。第三，重视语言之维。中国传统思想没有把语言纳入形上学（道论）的思考，所谓道本于心性无须假言，道体粲然莫可名也。中国薄弱的知识论传统也少有深研知与言之关系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承当，它以训诂为主体，重在字词意义的训释，不重语句分析，几乎不从形式上把握语言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是便把握不到带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和世界的形式结构。直到晚清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汉语语法问题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因而古代文论中不满足于从技巧、修辞角度看待语言，而试图将其提升到文化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哲学高度的语言论几成绝响。此后，中国学人开始努力构建具有自身特点的语言论，譬如朱光潜在《诗论》里提出的颇富创见的以情感思想语言一致说替代形式与实质关系说。今天看来，这样的新见实在太少。西方极为发达的语言哲学传统源于逻辑－数学传统，逻各斯兼有言说与理性两义，逻辑－语言－形而上学连为一体的传统在17世纪前的霸主地位不可撼动，至今余威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