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本主义技术观: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技术是科学革命的产物，是由科学进步不断发明创造的，因此，通常认为技术是科学的附属品，而忽视了技术本体论的深意。技术比科学更为基础，技术是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终结，“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起点是从批判雅斯贝尔斯的技术哲学的观点开始。后者的观点:第一，技术是达成自身目标的手段。人类可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而技术是帮助人们达到那个终极目标的手段。第二，技术实际上是人在行动，所以不是技术决定人，而是人在使用技术。这种技术观自工业革命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将技术视作工具和手段，人与技术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操纵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绝不仅是工具，它更是本体论层面人和物的关系体现。他将技术视为真理的发生方式，也即“解蔽”(去蔽)。"techne中的决定性的东西决不在于制造和操控，也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去蔽(解蔽)。“解蔽”是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对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进行了本体论层面的比较。他认为传统技术是认识论发展和进步的体现，“谁建造一个房子或一只船，或锻造一个银盘，他就在各个方面揭示着那种待产出的作品。这种技术首先在于规定船和房子的外观，并通过将完成的作品展示出来，并由此来决定制作方式。”“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是物的展现，是对世界的“座架”。现代技术本身已经构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重要后果，对于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技术是人认识世界的“解蔽”方式，因此它并不是某种功能的体现，而是认识论层面的呈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这种“座架”本质，带来的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对于现代技术，海德格尔未免比较悲观，在找寻出路时也陷入了唯心主义。他认为天、地、人、神是一个统一的连续整体，现代技术无所不在地破坏了这个整体，使他们彼此分离和对立。因此，人应该通过“思”救渡，实现诗意的“栖居”，通过艺术审美来解放技术统治。
(二)实用主义技术观:对现代科学的推崇
希克曼认为，杜威的技术哲学是一种“生产性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他将自然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引入对技术的分析，把技术看成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是一种经验，人面对的是一个经验的世界。并认为无论是有形的人工物还是无形的人工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而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因此，在杜威(1998)看来，不仅存在“自然技术”，也存在“社会技术”，正所谓“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阎。在杜威的思想中，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借用这种手段，超越存在论层次上的对象的目的才得以实现[0。杜威反对技术本质主义，要求对技术做功能主义的理解，要求对技术的理解与人们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相联系。
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技术的本质是工具(instrumental )，技术是一种实现目的的经验手段，技术(工具)和价值(目的)是相分离的。实用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既可造福人类，也可危害人类，因此问题不在于发明什么样的技术，而在于有什么样的使用主体。
杜威对技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主义，指出技术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但他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教育公众和民主的手段去控制技术，可以消减这些负面影响。技术对人类社会是利是弊取决于人如何去利用，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计算和实证评估。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指导下，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
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影响下，美国社会鼓励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率先进入一个信息技术大爆炸的时期。1946年2月14日，美国军方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And Calculator)。这台计算机最初的研制目的具体而明确:满足美国奥伯丁武器试验场计算弹道的需要。互联网最初也诞生于科技进步的美国，同样也肩负美国军方实用目的:1969年美军研制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协定，目的是为了防止冷战时期对手对指挥中心的毁灭性打击。
实用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为人所用、为人服务，促进了20世纪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作为一种强调手段(功能)的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重视实践的技术观，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现代性命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实用主义技术观带来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科学化”，学术研究强调量化、实证，科学主义开始抬头。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务实的技术观，在科学革命初期促进了人和社会的总体进步。
(三)泛媒介技术观:对网络社会的预言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发展，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为公众所瞩目，他的许多技术思想今天已经得到了验证:预言式的“地球村”“重归部落化”的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断。
在麦克卢汉的引领下，20世纪60年代末，媒介环境学诞生。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泛媒介技术观可以视作对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技术观的总结。
“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 “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媒介。
将一种技术视为一种媒介，而这种媒介又形成为某种环境，这是一种颇具有文化研究色彩的技术观。既不同于人本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和人的价值平衡，也不同于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技术观。将技术视为媒介，意味着人和技术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泛媒介的技术观在电子信息技术没有诞生前或许还不能体现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迁—对于一般技术而言，它们主要是作为“人体的延伸”，电子信息媒介则被麦克卢汉认为是“人脑中枢神经的延伸”:电子信息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赛博环境.它不偏向物理的空间的环境.而更偏向心理的和时间的环境.这一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结构的变革。
将技术的本质视为媒介，这是一种打破传统范式的技术观。无论是人本主义技术观还是实用主义技术观，探讨的核心问题依然在“物一我”关系这一范畴进行。麦克卢汉则开宗明义地跳出这一范式，将技术作为人、社会的一般组成部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技术创造环境”。这种技术观，从范式意义上奠定了新媒介为代表的数字虚拟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科技的口益进步，人们已经置身一个身临其境的传播环境，甚至很难区分何者为现实、何者为虚拟。不难想象，随着全息虚拟技术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民用化，媒介化的技术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泛媒介技术观是现代人对主体与技术的重新审视。在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中，媒介就是主体的一部分，这种颇有后现代色彩的观点甚至是对主体间性的再诊释。“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媒介不仅是人体的延伸，媒介本身也成为了新的尺度。从石器时代到数字化的媒介时代，任何一种技术(媒介)不仅在为实现人的目的创造可能，其本身也使“人”和人类社会得到延展(expansion。没有人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同样也没有人。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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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从1994年由西方引入至今，业已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可以说，我们在探索适应中国内地媒介环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1]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地的媒介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偏差与不足，亟需我们去弥补。本文就以媒介生态学[2]的理论范式为指导，探讨当下新旧媒介技术交替动荡的传播生态下，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理论应该给予的若干转变，希望能为减少和弥补这些不足做出有益的尝试。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媒介生态学
中国内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论主要是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内地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良。在理论基础上也是以传统经验学派的功能理论和西欧批判学派的控制理论为理论构架的。前者从经验功能主义出发，而后者则从政治经济学切入。其研究重点也落在媒介传播内容对受众造成的影响，以及媒介控制背后，经济与权力的染指上。
经验学派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所谓媒介影响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3]相应地，在此指导下我们的媒介教育多关注的是分析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并用经验主义的实证行为主义方法去帮助受众抵御媒介对人短期行为的负面影响。
“批判学派也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但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所有权的集中造成信息环境对人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起到限制作用，而这个信息环境就包括媒介的内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因为信息垄断只会服务于政治、产业和公司的精英。”[4]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种政治形态的保护主义。“具体的主要是将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析作为一种消除学生受到传播者错误信仰和思想影响的工具。逐渐培养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对媒体传播及运营的理性认识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使其真正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内容。”[5]
可以说我们的媒介教育领域在这两个理论的支撑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有许多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忽视之处，尤其是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主导传播渠道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传播生态。技术的发展使受者转变为传受者，但是与技术环境发展脱节的传受者素养的缺乏却导致了一系列传播文化危机的出现，并引起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连锁式的恶性反应。就像波兹曼说过的：“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它不是增加或减少什么，而是改变一切。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悲剧性的”。[6]但显然，旧有的两大理论无法充分解决现在我们棘手的传受者素养问题。于是，引进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支撑并指导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有传播学第三学派之称的媒介生态学呼之欲出。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末，由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环境学派所创立。它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及其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生态研究模式框架，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传播生态问题，以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7]
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和管理学派以及批判学派不同，强调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和技术，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8]
它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将媒介环境视为感知和符号的结构。由于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自身带来了一套偏向。[9]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每种媒介形式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就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因而这种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就集中在挖掘这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从此带来的对文化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信息领域的生态质量是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媒介生态学将媒介视为动态的生态环境， 那么使媒介生态环境的创造与维护向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必然的题中之义。媒介生态学派致力于研究媒介传播结构和技术模式的环境影响的同时，力求在征服与维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以理清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关系，从而确保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不仅关注媒介技术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强调受众在通过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不断塑造着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更全面地揭示了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对于媒介教育来说， 媒介生态学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它使我们可以超越技术理性的预设，本着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围绕媒介功能、媒介内容影响力和媒介机构、市场运作而进行的受众教育，可以沿着技术批判的思路，以“文化、技术共生论”为指导，把和谐与平衡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出发点，使我们的媒介教育真正起到“一种恒温器的作用”，在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转变的过程中，帮助社会文化寻求一种保护与革新的平衡，从而对抗现在媒介生态结构失衡带来的文化成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技术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理论的全景意义下审视我国内地的媒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有许多的不足与偏差亟待我们去弥补和改正。笔者仅从媒介教育的范式、内容、实践的主体以及实施途径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生态学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与我们的媒介教育更加有效、深入、建设性地结合。
媒介教育范式的转变：分析转向整体，功利转向互利
在经验学派的效果理论，以及批判学派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国外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解密范式”的变迁，现在正在沿着超越保护主义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现在所采用的多是分析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批判范式，但是受到理论基础的影响，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立足于一种对媒介的防范意识，对受众的保护观念。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与教育的逻辑还局限在单面的，对立的线性模式，在思辨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分析的范式，功利的范式。
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对受众思想的涵化作用，认为公众在适应作为感知与符号系统的媒介环境的过程之中，不断内化着“媒介/讯息”带来的文化偏见。它探究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如何对我们构建的“现实”产生影响，而这样的“现实”又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设定哪些隐含的命题。但是同时，它也强调受众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消极被动的弱势个体，每一个人都在与媒介环境不断进行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受众生态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传播文化的走向。以此为据，我们的媒介教育应该对媒介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生态式的观照。
可以说，我们以往提倡的这种传统的、以追求受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分析、保护、功利性的范式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而正是这种共赢互利的价值缺损才使我们的教育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人与媒介的关系紧张带来的种种传播问题。[10]
因此，笔者提倡采用媒介生态学提供给我们的立体的思考范式，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对整个媒介环境进行全期、全景的关照，并在改善人、媒的互动关系上进行多感官技术的努力。我们不应简单地探讨如何保护公众不受到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影响，而是促使阅听人理解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并认识到在自己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文化素养，以实现与媒介环境的共栖，与信息生态的互利。
媒介教育内容的转变：作为信息的媒介环境与作为技术的媒介环境的均衡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指导下，媒介素养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关注媒介的内容对受众思想、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作为技术的容器的媒介，它本身的性质、结构以及发展变革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在媒介生态学者看来，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结构，是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结构在信息的选择、编码、传输及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由于媒介技术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偏向就成为必然。而且这种偏向不仅是信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技术上的。
而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却都忽略了在整个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中，作为技术环境的媒介的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况且我们现在正处于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变革时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止是媒介表现、使用方式或者媒介内容的改变。新旧技术的重新定位，媒介环境结构的重组，人的感官比例的重新调整，这些都必然会引起更深层次的我们认识论的改变，我们文化的转轨。
从这一点上引申开来，我们的媒介教育内容应该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即媒介信息认知与媒介技术认知，前者关注信息载体的媒介素养，而后者研究技术载体的媒介素养，不同的认知对象，也就构成了媒介教育的不同内容。
媒介（信息）认知包括媒介内容认知――了解媒介的表达内容，以及媒介规则认知――了解特定媒介的表达规则。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个层面进行的。
媒介（技术）认知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媒介技术偏向对人的感知、思维、行为影响的认知；对媒介技术变革与社会进程互动关系的认知。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媒介教育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信息媒介影响的认知上，但对于技术媒介影响的认知的教育还处于缺失状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方面的空白，并开展相关研究、开设相应课程加以弥补。否则当这种媒介技术结构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或者说某种技术的偏向超出了社会文化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媒介环境的恶化以及其伴随的种种不良后果会使人们成为媒介发展的牺牲者。
媒介教育实施途径与方法的转变：多元媒介技术的平衡参与、环境互动模式、传播文化内省
经过上面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推论：我们的媒介教育在实践上应更加强调受众的主动地位，更加调动受众的能动性，在实际的研究与教学中，应该促进各种媒介的参与，发挥它们的现身作用。但是要强调的是，这种媒体的实践、参与，应该是多元平衡的。
媒介生态学认为，现在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平衡，处于深刻的矛盾中。媒介生态失衡导致的如信息侵略、信息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匮乏等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呈指数上升趋势。应对这种媒介技术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将生态学中的生态平衡观点应用于我们的媒介文化之中，寻求文化的各个侧面里保存和革新两种倾向的平衡。 在实践上，就是提倡多种媒介技术使用的协调，从而促使人的感官比例的平衡，维护并提升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培育新媒介环境中传受一体的新型媒介人的信息生存素养。
以此为指导，我们应该改变现在以网络媒介为中心的研究、教育倾向，而提倡多元媒介的认知与使用，尤其是发挥印刷媒介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显示，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使技术理性代替人的理性，而印刷媒介能够保存并发展人的理性文化。
应结合媒介技术造成的不同群体的数字鸿沟现状，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差异化的媒介素养目标，采用多样的立体、互动教育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将媒介作为教育的内容，还是作为教育的工具，都要做到各种媒介的比重整体均衡且有所侧重。
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应该采用“环境互动模式”，即不仅要引导大众深入认识、全面分析媒介的信息和技术环境，平衡地使用媒介技术，也要鼓励大众参与到媒介文化的塑造当中，学习通过各种媒体正确地表达意见，发挥监察媒体的能力，在促进人与媒介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教学策略中，不但要坚持批判观点，还应引导公众进行“传播文化内省”，即在识读、使用媒体时，帮助学生从生态互动的角度反思我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会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这样的最终目标就是帮助公众本着对自己、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正确地认识、使用媒体，从而实现传播生态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与信息环境的共生共荣。
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技术、符号媒介和社会文化间共生、互动的联系，并从一个更宏观、纵深、辨证的角度来探索由新媒介凸现与发展所带来传播以及社会文化问题。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对媒介生态的理解与研究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而这些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思想资源。
因此，我们主张将媒介生态学作为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在它的媒介技术与文化互动理论的视域下，坚持生态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真正培育出全面素质的新型媒介人，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媒偌介环境的恶性循环，促进整个信息生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注释：
[1] “媒介教育”在中国内地也被称作“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香港称作“传媒教育”，中国台湾称作“媒体素养教育”。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与提高个体的媒介素养，个体媒介素养可以通过媒介教育的有效途径来得到培养与提高。因而，将媒介素养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称为“媒介教育”较之“媒介素养教育”更为合适。
[2] 对于“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在学界尚有争议，以何道宽教授为代表，主张译为媒介环境学。而邵培仁、陈世敏等学者则支持译为媒介生态学，而本文的两位作者也倾向译为媒介生态学。因为译为媒介环境学虽然能够突出此学说重视媒介技术的环境效应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人与媒介环境的生态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
[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4] 同上，第12～14页。
[5] 徐永贵、梁启冰：《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比较分析》，载《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年第12期。
[6] 同[3]，第191页。
[7] 樊佩佩：《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 李晓云：《尼尔・波兹曼与媒介生态学》，载《新闻界》2006年第4期。
[9]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一、媒介生态理论的来源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
就社会起源而言，生态思维最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波兹曼指出，生态(ecology)与环境变化的速率、范围和结构相关，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来源于希腊词汇的“生态”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①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间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② 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③ 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煦家园的主题，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视野。
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④ 中，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eco-, ecological)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跨越许多领域，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种种声音表明，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已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其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已移用于社会文化发展领域，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的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西方世界从17、18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1811至1816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⑤ 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⑥ 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⑦ 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⑧ 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⑨ 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⑩ 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11)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生态学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也能够贮存物质。其次它体现了整体系统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合并论”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生态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专制政权，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像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同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了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的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12) 媒介生态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二、媒介生态理论的起点：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按照波兹曼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13)
“媒介生态”的概念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最早提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1967)一书中提出“媒介生态”(14) 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5) 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生态“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16) 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年)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的平衡。这在思想理路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他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17) 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清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18)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向。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传媒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对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19) 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symbiosis)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生态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而媒介生态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查理斯?魏恩加德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三、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其涵义在于，媒介生态学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20)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21)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生态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生态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生态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 1963)和《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22)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见。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语词的技术》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ral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23)
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word)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language)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24)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生态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的语词、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25) 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26) 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27)
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8)“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29)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0)
因此，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就宣称：人类已进入“生态时代”(age of ecology)，透露出现代人深切的希望“生态学”能够带来平衡有序的愿望。80年代，公共伦理的沦落也催生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这个概念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31) 尽管如此，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却依然是“危机中的地球”。怀特(lynn white)60年代末就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32) 贝尔也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33)
这种批判和反省沉淀为此时媒介生态学者的内在意识。当1973年麦克卢汉的同事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直接用“哦！幻象给我多大的冲击力！”(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1973)的惊叹来命名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娱乐已经随着电视主导的图像形式支配了文化的走向。“原本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不寻常(de-familiarized the familiar)”，(34)“读图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等媒介生态学者的理论与欧文?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相综合。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一书中，他认为电视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可以破除那些公共人物和权威人物的神秘感，而且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环境。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女性和儿童都被电视赋予进入男性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先前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影像：美国假事件的向导》(1962)一书共同影响了波兹曼对于美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的批判。在《童年的消逝》(1982)里，他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1985)的主题。《娱乐至死》的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4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35) 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不同，芒福德、埃吕尔、波兹曼一脉的学者，极其关注媒介生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鲜明的价值判断。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但是，就像麦克卢汉早就坚信的一样，“技艺的目的也许不再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36) 1988年，被誉为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tetrad)作为对这种平稳进程的规律探讨，随着《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的出版再度引起关注。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过程不是单一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涵盖任何一种媒介的生命发展周期。90年代以来的媒介生态研究似乎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一书中，运用符号交往理论，揭示了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技术、媒体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互动关系，描述了专业传媒在国家体系中如何受到复杂的控制和操纵。他指出：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个人和组织也日益以符合技术和媒介范式的方式行事，转而影响着传播行为。(37) 次年，瑞杰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通讯的物质、文化和政治三层操作模式，再次重申不存在任何纯真的媒介，也不可能有毫无阻碍的传播。(38) 1997年，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和未来》中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1999年，他又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进一步论道：“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39) 其“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摒弃了麦克卢汉以来的技术宿命传统，承认信息技术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莱文森的思路，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
作为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无疑是多伦多学派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继承了麦克卢汉媒介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思想，指出：“由于我们自己都具有从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未能认识到，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所有电子技术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肌肤的限制。本体感觉的问题，也即是我们对我们身体轮廓的感受，不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心理问题，懂技术的新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40) 这样的致思取向将推进媒介作为心理环境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在自我心理的关注中反思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问题。
从2000年开始，西方媒介生态研究进入总结和反省时期。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林文刚(casey-man kong lum)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主编了一期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到2006年，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又主编《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一书，围绕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相互关系，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从20世纪开始西方媒介生态发展的不同方面，以及媒介生态学怎样与行为科学、文化和结构人类学、信息系统理论以及技术史等不同的学科相联系，从而更加明晰了媒介生态研究的方法论。
波兹曼在2000年题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的演讲中，不断追问，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思维的使用和发展？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民主进程？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更容易接近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增强或削减我们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天性？如果说，在改善人与媒介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偏爱媒介应该用于促进人的感官(sensorium)的平衡，而英尼斯则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人的时空概念平衡，(41) 波兹曼更多的道德关注反映在他探讨新媒介是否在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对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他一方面从《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获得启迪，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变迁是导致文化精神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仍深信人性的稳定。
与此同时，学界对媒介生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给予批评和质疑。约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质疑英尼斯、麦克卢汉、凯里(carey)一脉的学者对文明进程中的时空经验，称他们的视点局限在人类范围和经验范畴，以及历史中此处和此时(here-and-now)的时空观。除了增加传播分析的政治意图方面，他还强调关注机器和外星生命，以及计算机运算中十亿分之一秒和天文学的光年尺度所带来的全新时空经验，认为“我们世界的局限是我们的媒介和技术的局限。”(42)
尽管学术创新的力度已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人尝试独辟蹊径的研究。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通过考察道教和其他东方思想与媒介生态学的兼容性来关注北美媒介生态学传播理论的跨文化偏向。他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生态的“道”：一种跨文化传播理论》一文中指出，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生态学者把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观点，而这也是道教的核心原则。媒介生态学中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传播系统都在寻求平衡，而不是把技术和文化变革看成是附加的，媒介环境对人的调整，是在试图重建平衡与和谐，在他看来，这与“道”的主题相一致。(43)
总的来看，不同学者对媒介生态主题的探讨，让我们隐约窥见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变迁也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自身环境的认知能力的变迁。也许正如凯瑟琳(catherine forst)所说，牢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察”。(44)
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源与流的梳理，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因为如果没有全景意义的关照，媒介生态学便无法自省，无以更新。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问题
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在思维方式上主张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西方媒介生态学看到了理性的谬误，主张用整体思维取代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今日的社会好像一个只知道使用后望镜的汽车司机，他既不向前看，也不向两旁看，只是从后望镜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已。虽然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西方媒介生态学者自己也并非是向前的，不过他们挣扎着摆脱线状方式，进行全景性的关照，体现了走向多感官的努力。
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即“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同时，西方媒介生态学又看到了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的价值缺损，认为这种缺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因此，它提倡互利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在社会生态体系的框架下，以各种力量的共栖，达到各种力量的互利。
其次，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媒介生态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动态研究。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表现为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
然而这些贡献却并不能掩盖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理论内部观察，西方媒介生态所倡导的协调、平衡的观念是作为一种最高前提存在的。在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古希腊传统中，有机和谐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然而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却在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明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万物有灵论的中断使人成为唯一的言说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按照神学目的论重新设置，自然在人的话语霸权下沉默并沉沦下去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尽管基督教是流派众多的宗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思想根源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媒介生态理论阐释的悖论。如何同时消解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不能增进社会的协调？技术论和生态论如何统一？
事实上，西方媒介生态学者未曾建立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他们对现实问题拼盘式的表现，所得到的一些具有醒世恒言意味的结论，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术语表达的偏爱。因此，即使他们勉强搭建了理论框架，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集中于宏观层面，细节不够。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偏重于科技生态的呈现，作为核心话语的补充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缺乏系统的论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需要进一步领悟的内涵。丹尼尔?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45) 因此，生态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危及资源枯竭的技术、经济方向；文化伦理牵制下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显然，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
这种理论失衡的后果是理论诠释力的不足。在传播领域，全球媒体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和重构也并不是出于对全人类精神家园的贡献，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有序运作，通过推行象征性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牟取利益。在这样的原则面前，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近似于天方夜谭。如何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建构媒介生态？对于这样的要害问题，媒介生态学却少有启发性的答案。另一方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当这种模式化的思维用于分析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生活传统和体制积弊影响的生态群落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话语的操持者能否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暂且对这个问题给予乐观的回答。但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平衡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理论原初的志向和诠释力就变得十分苍白，更无力问答这样的追问：世界范围的媒介生态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媒介生态实践？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和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这种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教学法。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些都可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想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以他们对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根本信仰和意念为基础介入当代冲突，这个基础给予他们特殊的力量和对一个和谐未来的快乐憧憬。也许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问难时，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他们难免痛心、尴尬和沮丧，如波兹曼曾经感叹的，“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也许根本不存在解决的方法。”(46) 但他们并未放弃，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还深信“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47) 这种略带悲观的淡淡忧伤，笼罩了整个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这里的理论坚守不仅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还有对“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的可贵执著。
注释：
①postman, neil. ( 1979) .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y new york, ny: delta. pp. 17-18.
②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③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3期。
④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1912-1989)：《八月炮火》。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莫里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51页。
⑤〔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页。
⑥参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32页。
⑦〔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9～10页。
⑧〔英〕艾伦?科特雷尔著：《环境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13页。
⑨转引自〔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207～208页。
⑩尼斯特洛姆在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将芒福德1934年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11)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t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61, p. 16.
(12)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页。
(13)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e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14)lum, casey m. k. ( 2000a) .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 p. 1-7.
(15)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ordinated by jerome agel, bantam books/random house. 1967, p. 26.
(16)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stephanie mcluhan and david staines, foreword by tom wolfe. mit press, 2004, p. 271.
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新媒体与赋权的研究,深圳大学丁未教授作了整体概括。丁未教授阐释了新媒体与赋权的兴起背景,指出互联网领军的新媒体技术迅速扩散与应用,促使传播与发展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在21世纪第三世界发展主题中,新媒体技术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赋权”一词由于其天然的被赋予提升弱势者权力的主旨而常与新媒体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中与消除数码鸿沟、女性发展等结合在一起,成为热门术语。
互联网赋权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受到关注。有学者关注互联网赋权现象,并撰写文章。比如于建嵘教授指出:在网络时代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过程中,议题设置的目标主要是抗议和赋权。一般来说,意见领袖先进行抗议,表达心中的不满,再进行赋权,通过网络议题赋予民众一定的权力。清华大学曾繁旭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使得媒体具有了赋权的功能,赋予民众某种权力。这种赋权的功能往往是我们忽略的,我们只关注抗议,实际上媒体具有了某种赋权功能。②
两种对立的结论
面对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及其引发的同样的社会现象,研究者们得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互联网在公共事件中发挥的媒体效应,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进而对更进一步的民主寄予了厚望。如有西方学者提出:对于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赋权以及提高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质量,互联网拥有巨大的潜力。③中国有学者肯定了网络的媒体效应,在谈到网络时代如何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时认为:2009年中国的网民提出的很多议题都变成了公共事件,2009年底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指出,过去一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30%是由网络率先公开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④
第二种观点则对互联网本身及其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在网络媒介事件中,由于目前门户网站没有采编权,只有进入传统媒体的消息,才可能进入门户网站,事实证明,网络议题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参与,很难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⑤有学者们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如此一来,媒介话语建构和传递的过程也影响并再现了社会权力建构和传递的进程。网络虽然为平民大众提供了畅所欲言、表情达意的平台,网络舆论群情涌动,在某些事件当中甚至左右和改变了决策者的态度。从其言论开放自由的进步性而言,数量众多的网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公共领域的再造和书写。⑥虽然指出话语权力的存在,但这些学者最终认为网络象征性权力提供给人们的其实只是传播民主的幻象。
媒介技术决定论的生态视域
上述两种观点共同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媒介技术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每一种新媒介出现后,在给社会生活带来变化的同时,即引起人们对其的思考:为什么这种媒介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如此变化?是否某种媒介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此种变化?于是,媒介技术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媒介技术决定论”作为媒介研究领域的热点词汇浮出水面。
技术决定论可分为软、硬两种。其关键区别是对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影响社会变迁的认识。硬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绝对自主的,技术是影响社会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而软技术决定论则认为虽然技术的影响是相对自主的。两种决定论可分别用式子表示:
T S…………(硬技术决定论)
T+S(小)S(大)…………(软技术决定论)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的一些局部因素,S(大)代表社会的整体变迁。⑦从中可以看出,两种决定论所认为的因果关系都是单一的,而不是互动和循环的。
在媒介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派先驱往往被看做技术决定论者,比如,研究中重视技术的刘易斯·芒福德采用独特的视角,对历史仍然按照技术分期,认为文明的形态其实是机器产生的结果;哈罗德·英尼斯因为其时空偏向理论赋予媒介技术重要地位,而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被贴上技术决定论标签的还有提出“地球村”和“媒介即讯息”论的马歇尔·麦克卢汉。针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生态技术决定论,同时认为,如果说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是技术决定论者,相比较于硬技术决定论,他们更适合被认为是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他们重视传播技术和人类社会的互动。但确切而言,媒介环境学仍是生态技术决定论者。
从媒介环境学派先驱的思想中可见,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沿革中就有研究问题的生态角度。帕特里克·格迪斯作为媒介环境学的先驱者研究媒介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持有人类生态学观点,而这影响了后来的媒介研究者如芒福德;芒福德提出技术有机论,认为技术是自然生命的延伸,主张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和谐;保罗·莱文森结合人类生态阐述了媒介进化观点,即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观点尤其具有生态技术决定论的意味。莱文森将媒介放在人类生态的大环境中,明确了媒介在人类生存的规律。莱文森指出,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⑧前技术世界,是人类的感官在没有技术干扰情况下自然生存的世界,是符合人类生态的、感官没有被延伸的世界。前技术世界是自然平衡和和谐,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其时,这种前技术世界的人类生态是媒介发展规律的依循所在。生存下来的媒介回应的环境必定是符合人类生态的、人类喜欢的真实环境。这样存在下来的媒介,就是找到了它的人类“小生境”的和谐媒介。
基于媒介环境学人的生态思想,我们提出媒介对社会影响的生态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决定论指的是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产生是一个与生态环境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生态环境可以大至全球、小至人类某一小生境生态环境。媒介技术和社会影响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多种因素、多元作用的复杂关系。我们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生态媒介决定论:
T+S(小)+S(大) S(小)+S(大)……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小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的生态因素,S(大)代表社会大的生态系统中诸多生态因素。我们从生态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对阿帕网的发展进行解释。1958年1月7日,美国总统正式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⑨ 1966年,阿帕网诞生。阿帕网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媒介技术与生态融合的重要性。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繁华盛景,即在于互联网适应了人类生态。作为互联网前身的阿帕网首先适应了DARPA这个小的生态环境,然后逐步适应了大一些的生态环境,即美国冷战时期政治、经济等生态因素的发展需要。然后,随着阿帕网的发展,其生存过程中接触到的生态系统逐步扩大,阿帕网能通过卫星通信与欧洲连接。在与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和谐适应中互动并逐渐发展,从T 和S(小)再到和S(大)的和谐互动,再到和大一些、再大一些的生态环境融合,然后再从 S(大)、 S(小)如其他洲的联系,互动回到T和 S(小)、S(大)。最终,阿帕网发展成了今天红遍世界的互联网。可见,互联网就这样遵循着生态技术决定论得以蓬勃发展。
结语
【关键词】媒介化生存媒介人性化媒介依赖人的异化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成为人们与真实世界交往的中介，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体，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逼真的一种生存方式。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在当代深刻介入人们的工作、生活，人的感觉器官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从未达到如今天这般的广度，满足了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和认识的好奇。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人通过传播媒介了解的客观环境是拟态环境，并非真实环境，并且针对拟态环境，而非真实环境做出的反应，媒体――作为人亲手完成的创造物，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外在于人、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疏远或隔膜，甚至转过来支配人、束缚人、压迫人、奴役人。媒介是否具有将人异化的能力？
一、媒介化生存及其背景下人的异化批判
异化在哲学上是指对象化、物化的延伸，是由人创造他物而他物又束缚了人的过程。传播批判研究更多指向大众媒介，在众多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是这类研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该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认为，关于媒介工具化的具体体现问题，传播媒介的“工具化”，即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媒介的运作之中。霍克海默指出：“通过大众媒介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想方式上对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和媒介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等人提出培养理论，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价值观。80年代以后，培养理论学派还提出了“主流效果”和“回响效果”理论。“主流效果”是指：理应多样化的价值观，因接触电视而变得与电视所呈现的意见主流相似。“回响效果”理论指当电视世界的经验与个人经验趋于一致时，培养效果会如同空谷回音一样显著扩大。
进入网络时代，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媒体繁荣导致的人的异化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
交往异化。媒介的发达分散了人的注意力，影响了人与人交往的专注度，媒介的人际互动和面对面交往相比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失真，有人完全依赖媒介社交，却在实际生活中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但强关系，尤其是发展深层次的亲密关系，则只有面对面的真实交往才能维系，因而媒介的过度介入不利于发展和维系亲密关系。人变得愈加孤独，孤独存在完全背离了人的交往本性。
思维异化。首先，媒介满足了人们对于获取信息便利、快捷的要求，但也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人的思维能力，让人懒于思考。其次，过度的信息让人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无暇思考。再次，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让人对深度阅读和思考失去兴趣。
行动异化。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媒介的麻醉功能说，认为人们如果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像“沙发土豆”、“罐头人”。如今的新媒介也有类似的迷惑性，让人以为阅过评过就完成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比起实际参与真实的公共活动，人们似乎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电脑和手机上。
二、保罗・莱文森的媒介人性化理论
媒介环境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环境学派的重点是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传统学派（经验学派）一心于具体传播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批判学派指向的是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独独媒介形态理论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远社会影响。”在新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大众媒介呈去中心化趋势，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传者界限已不甚分明，媒介技术对人的普遍影响相较于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更为突出，因此本文更适合在媒介环境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保罗・莱文森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高扬“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演进大旗，强调人在媒介技术演进中的能动作用。人是技术的自然环境。媒介技术不断演进的动力常常不是源自技术自身，而是人和社会需求的合力。
媒介模仿人的感知。人类自身的感觉器官如视力、听力、脑力等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生理限制，需要借助媒介来延伸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因而媒介只能是以现有的人类感觉系统为基础。然而媒介对人感知的模仿并非全方位，如电话模仿和延伸了人的听觉功能，电视模仿和延伸了人的视觉功能，书籍拓展了人的记忆能力。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前技术世界中的传播模式代表了我们人性的收集信息的本质模式。
媒介具有人性化趋势。1979 年，莱文森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
就单类媒介而言，莱文森认为需要经过“玩具-镜子-艺术”的技术演进三阶段。任何媒介技术的初生阶段都是以玩具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当人们的好奇心和娱乐心理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关注它传达的内容，尤其是其复制现实生活的内容，当大众接受玩具技术用作现实世界的替代品，则进入镜子阶段。完成向艺术的质变，技术媒介“不但要能够复制现实，而且要能够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组现实。”想象力是艺术的本质特性，没有想象力，技术无法实现向艺术的飞跃。并非所有技术都能实现这三个阶段的转变，大多数停留在镜子阶段。
对不同类媒介演进关系，莱文森提出“补救性媒介”理论。任何一种后继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或补偿。每一种媒介在帮助人们圆梦的同时也是有缺点的，让人失去生理的某些方面，但是都可以补救。例如电视以其音画同步为广播无法看到图像的遗憾提供了一种补偿，但是电视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录像机的发明弥补了电视的即时性特点。
人类理性决定媒介生存路线。莱文森认为人决定了哪些媒介存活，哪些落到路边，哪些命悬一线，哪些如日中天。人类选择媒介遵循两条标准：一条是“我们想要凭借媒介来拓展传播，以求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学局限”；另一条是重新捕捉住昔日失去了的某些生物学传播成分，即“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昔日自然传播的故乡，虽然我们在延伸的过程中超越了这个故乡。”人性化趋势进化的目的不仅是再现前技术环境，而且是技术世界的延伸。
三、新媒介环境下对人被异化的质疑及展望
当今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开启了移动数字传播时代，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连接进入互联网，满足了即时社交的需求，以谷歌眼镜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甚至解放了人们的双手，弥补了旧媒介的缺陷，更加延伸了人的感官，按照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观点，也更加符合前技术环境。虽然媒介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和乐趣，但是对媒介技术持批评甚至悲观的声音不容忽视，在媒介环境学派内部，波兹曼就认为媒介技术对人性的负面作用更甚于正面作用。分析这些质疑有助于客观看待媒介技术。
1、从媒介形态看，偏向图像的媒介导致人类理性式微
波兹曼认为文字培养理性，图像降低思考，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以图像为基础的媒介，人们对其内容的解码不需要进行分析，因而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准备和推理。图像吸引的是情感，而非智力。随着图像媒介大行其道，智力或理性思想的东西自然就会走向衰落。
但莱文森认为口语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抽象表达，文字又对口语进行抽象，因而文字呈现过度抽象，虽然它可以让人类跨越时空交流，但除了思想和抽象的描绘外，写东西的人不得不放弃其余的一切东西，因而失去了真实世界。相反，摄影术能够精确传播信息，减少抽象干扰，知识的生成、批评和传播实现了最大限度、最有利的环境。其次正是因为图像的“低门槛”反而能够鼓励人学习文化，很多人正是因为图像媒介引发兴趣，然后转向文字媒介。图像媒介与文字媒介并非是前者取代后者的过程，而是人在理性作用下重新分配比重，互为补充的过程。
2、从传播速度看，信息瞬间传递破坏人的线性思维
电子媒介的兴起一方面让信息传播速度得到提升，甚至让信息的产生与传播实现了同步，另一方面也让信息传播变得廉价，传统媒介对于信息渠道的控制受到了挑战。结果是源源不断的信息快速涌来，让人形成忙碌的感觉和见多识广的错觉，而来不及去思考对信息进行理性思考，满足于感性，而不再强调理性和线性思维。并且不受仔细检讨的信息的瞬间传递会助长匆忙、情绪化的判断与回应。
莱文森认为，对信息传播效率的追求，符合人行动机。长距离传播造成知识生成阶段的头脑风暴和其他社会成分的互动不可能实现，为知识传播做准备的直接批评中那种有取有舍的意见交换就不复存在。
3、信息超载让人迷失。
波兹曼认为媒介技术带来信息量增加，使人的信息免疫系统不起作用，不得不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而不知道如何过滤、减少、运用信息。
莱文森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消化这些信息的消化剂，人并不只是简单吸收信息，而是加工信息，处理后的信息比原材料更加复杂、统一。好比图书馆承载的信息量远超过人们的阅读能力，却不会引起人们对于信息超载的焦虑，原因在于人们开发了多种导航技巧，分类体系成为图书馆的补偿性媒介。互联网不光有搜索引擎，还有其他处理、筛选信息的手段，例如网络问答社区“知乎”通过对用户的筛选提供高质量的信息。相较于信息超载，莱文森更担心信息太少，因为悲剧和误解往往由此产生。
4、媒介高度智能弱化人的思维能力
先进技术在各方面都能代替人们行使判断和思考的能力。波兹曼认为如今的技术已经实现了在生活各方面的垄断。坚信利用电脑可以“实现个人收支平衡，提高烹饪技术，列出合理的购物清单，实现网上投票或是购物，在家就可以享受所有娱乐。”人们把个人能力与情感让到一边，让思考能力让位于技术，沦为技术的附庸。
波兹曼的判断看似符合当下的情形，当人们有困惑时，习惯于求助媒介寻求答案，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答案并非由媒介做出，提问和回答的主体仍然是人，媒介只是通过一定运算找出最佳的回答，而这个运算方法也是人设计的，用莱文森的话说就是“人是驾驭媒介的主人，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
5、媒介发达弱化人际交往能力。
一方面，当今全球社交媒体普遍运用，人们把更多交往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社交媒体上，传统的人际交往被发达的媒介交往分流；另一方面，媒介的娱乐性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干扰了传统人际交往活动，虽然人和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很近，但心的距离却因媒介的延伸而相距甚远。因此不少人担心发达的媒介会弱化人际交往能力。
实际上，交往方式的多样化赋予了人际交往更多可能性。在现实社会里，人际交往一般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构成各类关系，人们以特定的身份与他人交往，为了融入各类交往圈，还需要隐藏或者压抑个性。但是身处以网络为基础的媒介，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往。没有身份的约束，人和人之间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平等、真实。媒介为人性的展示和宣泄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那些在现实世界有交往障碍的人有可能在网络媒介游刃有余，获得现实交往不曾有过的满足和价值存在感。当然，正是因为媒介对真实交往的有效补充，使得人们可能不向过去那样看重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当在现实中的人际交往遇到挫折时，有可能不是努力补救，而是躲到网络媒介中寻求安慰，造成人在现实生活中愈发孤独。但这只是媒介赋予人更多选择自由导致的结果之一，不是媒介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是人不当使用的结果，人始终具有主动地位。
虽然莱文森认为媒介演进是人的理性选择，但他同时也承认媒介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偏离人的理性控制，出现“意外的结果”。而且，无意产生的结果自始至终贯穿在人类媒介技术选择的过程中。这种“意外”既指出现违背媒介技术发明者初衷的情况，如贝尔发明电话只是想给妻子提供听力帮助，也指媒介进化没有遵循人性化的发展趋势，有悖人类理性，如希特勒利用广播、电影等媒介手段来加强对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媒介技术的演化趋势是人性的，它的生存大权最终操控在人理性把握范围内，“尽管技术也会使人着迷，但麻木和痴迷的状态总是暂时的”。莱文森对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乐观态度：“在我们的数字时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转换成为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人类业已得到增强和提升的控制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功.莱文森的媒介演进线路图谱[J].当代传播，2012（2）：27-29，38.
[2]梁晨曦.从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理论看媒介的偏向性[J].新闻世界，2013（3）：160-161.
德国高校媒介科学方向专业设置情况分析
德国高校传媒教育学科的媒介科学方向，其研究重点包括电视电影、印刷媒体、媒体管理和媒体工艺科学四个方面，下面笔者将分别介绍这四个重点方面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情况。
1．电影电视专业
在德国，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介一样，其专业被设置在传媒学科的媒介科学方向底下。这个专业主要学习的是关于可视传播的技术和理论。
下面以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艺术学院开设的影视专业为例，对德国高校的影视专业设置作一个简单介绍。
完成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艺术学院的影视专业一般需要十个学期，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两个学期毕业。经过各四个学期的基础课阶段和专业课阶段，之后是两个学期的毕业学期阶段，全部修完之后，学生可以获得设计学硕士学位。在基础课阶段的第三个学期，学生开始完成分组实践项目，所选项目内容将会影响到学生在专业课阶段的学习方向。在专业课阶段，学生开始学习更为复杂的、以未来工作为导向的工作方法和新技术。在这一阶段，学生将主要在电影、摄影、视频、在线媒体等的摄像和剪辑制作方面进行实践。通过这些实践，学生可以将基础课阶段学到的艺术、技术、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专业课结束之后，学生需要进行为期9个月的专业实习，之后接受一次笔试和一次口试。最后的总成绩达到“优秀”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学习另一个学位，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随着时展，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影视专业，尤其是其中的电影专业，正在逐渐脱离传媒教育学科的领域，独立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现在德国很多开设电影专业的学校，不仅仅教授学生把电影看作媒体时应该持有的理念和技巧，而是已经将电影专业作为一个分支庞杂的体系来研究。例如，美因茨-古登堡大学在影视专业下面还设有电影院经济方向，这在原本隶属于艺术和文化学科的影视专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当然，这种现象还只是刚刚兴起，德国高校影视专业的培养主体方向仍然是为社会输送戏剧、编剧、广播、电影、电视等专业人才。影视专业以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只有个别理论性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专门培养影视理论和影视批评人才。
2．印刷媒体
德国高校印刷媒体专业的研究重心并不在报纸和杂志上，而主要是有关印刷技术和图书出版业等方面。以全德比较著名的印刷媒体专业学校――莱比锡技术经济文化学院为例，其设置的该专业必修课包括：数学、物理、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创作学、商业管理、设计、图书贸易史、货物仓储科学、图书保管与平衡、出版管理、印刷过程、编辑科学、复制科学、版权出版与媒介法规、德国出版社市场现状、报纸经济、法律框架、统计学、外语、收支平衡、外观与包装、机器管理、媒介与传播政策和质量管理，其中关于印刷技术和图书出版业的课程占了绝大部分，而与报纸直接相关的课程只有报纸经济一门课程。
3．媒介经营与管理
媒介经营与管理专业的培养方向不仅仅针对媒体，而是包括公司、企业、政府机构在内的所有涉及对外形象和宣传的单位。拥有德国最好的媒介经管教育的高校并不是研究型大学或专业型大学，而是一所艺术学院――汉诺威音乐学院，它同时也是德国最好的艺术类院校。
汉诺威音乐学院的媒介管理专业，是少数几个按国际惯例划分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德国大学专业之一。该专业的学士招生在每年冬季学期进行，完成学位需要六个学期。这个专业的基础是传播过程的结构、功能和效果，需要特别学习的知识包括：大众媒介的经济学、法学和组织机构学方面的知识 ；如何把握对公众传播的方式、内容和答复方式的具体分寸；媒介的信息和内容结构以及媒介的信息网络 ；媒介内容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媒介工作者的工作和工作方式（以记者、制作人和公共关系管理者为例）；公司企业传播的工作方式和实践；媒介企业的运营过程。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该专业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以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为导向的。该专业的培养计划很重视社会科学方法的学习，这些方法包括：对于市场和大众观点的调查 ；对于公共工作的计划和引导；对于任何可能涉及到传播的环节的准备；媒介企业的组织和运营。
该专业的具体课程设置如表2所示。其中，学生完成学士学位至少要完成97学分的学习量。导论类课程主要包括媒介与传播导论、批判主义的社会科学导论和知识性工作导论，都是必修课，以保证学生对媒介和传播科学有一个基本认识，并明确社会学的研究意义，从而融入以媒介科学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媒介体系课程包括媒介受到的压力、在线媒体的特殊性、国际化媒介的特点和分类媒介特点（书籍、报章、电视等等），教授学生与媒介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知识，使学生了解媒介的运行环境，从而让学生学会理解媒介的行为并能够预测媒介的发展趋势。媒介真相课组的课程包括媒介信息的接受、媒介在社会中的心理本质、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论争、不同类型传播的理论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尽可能多地掌握对于媒介进行实证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媒介实务课组的课程包括媒介内容研究、传播者研究、媒介实务理论、特定领域传播者或媒介内容的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学到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方法论课程主要包括媒介研究、问卷调查、媒介内容分析、特定媒介的方法论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这组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在于使学生学会如何对媒介的行为进行文本和社会学分析。而数据分析课组则教授学生如何通过调查和统计来得出结论，该课组包括统计基础、统计分析与统计试验、通过统计预测、数据分析试验研讨课。最后三个课组主要以实践的形式进行，与学生未来的工作关系最为紧密。学生在学习应对各种案例的过程中，将学到以后工作中可能用到的许多技术，并得到实际训练。
该专业的硕士生教育于每年冬季学期开学，课程需要二到四个学期完成，要求至少达到46学分的学习量。硕士生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本科生大致相同，但是在课程设置上有所区别。硕士生要求完成的课程组如表2所示。媒介企业课组为学生提供媒介经济和媒介企业运营的具体详细部门，学生可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研究性学习。该课组的课程主要包括媒介经济学问题和媒介经济具体分支研究。媒介市场课组的课程包括新媒体和国际媒体政治，这些课程强调学生的分析能力，学生需要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对媒介市场竞争的现状和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媒介与传播学课组主要为那些本科阶段不是学习本专业的学生而准备。对于将来要从事媒介管理或者公共关系管理的人来说，具备基本的媒介和传播学知识是必要的。该课组主要包括传播与媒介科学导论、传播学与媒介科学中的现实问题等两门课。媒介与传播研究方法课组包括多元统计与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试验与数据分析预测等两门课程。这些课程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于运用数据进行可靠合理分析的能力，是方法论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经济学课组为那些本科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学生提供了重新掌握这些基本知识的机会，这个课组包括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控制论和市场等等重要内容。新兴的电子商务内容也成为近期的热门研究内容，该课组的主要课程来自于经济学相关学院。小组项目中，几名学生需要按照案例中给定的虚拟内容，进行实际的调查和分析，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些项目总是关于几个重点学习领域的。而硕士生学位论文的准备时间是四个月，学生在准备期结束之后要参加一次口试。
根据学校的不完全统计，汉诺威音乐学院媒介管理专业的一般就业前景是：成为能够对大众媒介传播市场的功能和效果进行研究的专家；公共关系、广告等传播行为的策划与执行者；传播公司或某组织机构的宣传部门领导者；独立组织和成立传播或媒介公司的人。
4．媒介技术
媒介技术专指在媒介行为中将运用到的特殊技术，像写作这种很多行业中都要运用到的一般技术，很少会被列入其中，设置为专门的课程。在德国的专业设置中，媒介技术专业更多与艺术、设计、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等领域联系在一起。
以柏林经济工业学院的媒介技术专业为例，其媒介技术专业的教学包括四方面主要内容，分别是互动传播、媒介与传播科学、多媒体公司的内容与计划、文化娱乐与经济的关系。其课程设置如表3所示，该专业可以在实际竞争中提供给学生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去思维的能力，可以培养学生在面对一个项目时运用多角度和跨学科的知识架构去考察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适应现代工作要求的能力。学生将会掌握多媒体工具的开发与使用技术，多媒体传播方面的法律知识，互动传播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实际工作中可能运用到的各种技术。毕业生可能在以下领域找到合适的工作 ：媒介音频或视频项目开发与制作、实际问题的多媒体实现、多媒体项目的策划与管理、多媒体项目的质量监督。
结论
根据笔者的资料收集情况，共有20所德国高校开设的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有较详细的资料可以考察。在这些高校的专业和课程介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 ：“技术”出现20次，“经济”出现15次，“电影”出现14次。
我国没有叫做媒介科学的专业或课程。笔者对照德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将研究重点是电视、电影、印刷媒体、媒体管理和媒体工艺科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放入了这个体系，并据此找到了9所开设“媒介科学专业”的中国大学。在这9所大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资料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新闻”出现55次，“广播电视”出现29次，“编辑”出现18次，“管理”出现8次。
通过关键词分布情况的对比来看，中国和德国在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和课程设置都是以媒介活动中的应用技术为主。但从中国媒介科学相关专业介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新闻”一词来看，新闻采访与写作技术不仅被纳入了这一学科方向的教育中，而且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与德国高校不把新闻写作归入媒介技术一类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另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德国高校传媒教育中的媒介科学方向是偏重于应用技术学习的，这与偏重于理论学习的传播学方向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学科方向定位如此，媒介科学方向与传播学方向在课程设置上差别极大：传播学科的意图更加理论化，着眼于更高抽象程度的研究；而媒介科学的教学目的则注重实际的媒介操作和实用技术的学习。而德国高校教育也把这两者的专业界限划定得很清楚。
【摘要】尼克·库尔德里的新著《媒介·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体实践》对当今数字媒介背景下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该书通过分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学术理论，深刻解析了“数字化民主”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丰富了“媒介力量”的学术理论。
本文从数字媒体和社会理论、网络社会与政治、媒介文化以及媒介道德等方面予以重点解读。
关键词 库尔德里 数字媒介 媒介文化
2012年，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介传播系教授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推出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专著《媒介·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体实践》。
Medie Kultur 评价此书“荟萃了有关媒体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真知灼见，对当前的媒介理论作了一番精彩的总结，值得从事社会学、政治学、媒介研究者品读。”这本书主要以传播学和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关注的是社会的秩序、平等和力量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但是同时还探讨了一些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学术价值的实用性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在当今媒介数字化的背景下政治、文化、技术的发展状况。
库尔德里将社会性的媒介理论和关于媒介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即文本概念、政治经济、媒介技术属性）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解读。在这里，库尔德里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媒介再现。它如同交通道路中的重要枢纽，通过它，技术、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才能交汇于一点。既然“媒介再现”、“媒介再现权”以及我们与再现技术的“相互作用”是我们社会生活秩序的组成部分，那它们对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又有何影响？这也是尼克·库尔德里在这部重要著作中要解答的问题。他阐释了关于媒介再现中“片刻联接”和“认同中的差异性”这两个概念，并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媒介再现是社会实践中的一部分，它帮助我们从中找到了自我的定位并联接了彼此，同时它还为不同地域及文化背景的受众的相互认同提供了可能。但随着社会媒介形式的日益丰富，媒介再现于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之下存在着一种“潜在危险性”。我们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他人存在不同的身份关系，所以在理解和认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交流障碍”的情况。因此，如何建构一个平等、开放的社会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
尽管库尔德里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使用媒体”的问题，但由于媒体实践重视社会性行为而不是个人选择，因此他将“社会导向型”的媒体实践研究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区分开来。在“媒介实践”这一部分，库尔德里对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介的实践方式进行了比较详实的归纳，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搜索和搜索启动、展示和被展示、归档和筛选、新闻焦点关注及保持媒介渠道畅通等（尤其指持续的连通性）。由此可见，库尔德里的重点主要是在消费实践上而非生产实践上。如果再把对媒体实践的探讨范围扩展一下，他认为还可以将“协议生成”及“黑客入侵”加入到研究的范畴内。库尔德里对实践的关注和见解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用的镜头，透过它我们可以思考“新兴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日益汇合” 的趋势中所存在的问题。
库尔德里在关于“网络时代的政治”方面也作了阐释和解读。伴随着大众媒介业的蓬勃发展，媒介日益从多个方面介入了现代政治生活，政治传播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信息和符号传递，逐渐成为“关于公共事件、政府决策等公共讨论”的过程。由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媒介传播的社会化进程加强了媒介、社会与整个世界的关联性，并将此变成了文化共处的政治博弈阵地。电子乌托邦（teleutopia）建立在对新媒介某些技术特性期待的基础上，但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在这里，库尔德里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媒介乌托邦”能够实现政治上的变革、带来民主和自由，而是结合西方国家的现实因素辩证分析了数字媒介化背景下的政治形势。他提到，在西方社会，近几年中虽然政治中的“反对”力量日益壮大，但是这并没有直接导致积极政治活动（如政策的推行和宣传）的出现。网络平台不仅有利于集聚更多“反对派”激进分子的声音，而且还有碍于新的政治组织建立。正如书中所说，“变革的政治行动更多是偏向于短期的破坏性干预措施，并非是长期积极的规划”。
库尔德里对“无发言权的潜在危险”的分析无疑是他力求阐释社会政治与媒介关系的一种可贵的努力。他在这一问题中强调，在目前，政治媒体中的缺席会被认为是缺乏或丧失了权威。除此之外，当今社会中一些类似存在“不实报道”等问题，他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库尔德里称，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媒体资本”，这一说法最早由帕特里·克尚帕涅在1990 年提出，意指某些利益集团为赢得利润利用名人效应来吸引受众眼球。但是，媒介传播活动最容易把握到的是市场和技术，最难把握的则是关乎各种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媒介传播研究在侧重技术和商业层面背后，如今必须重新审视人文和政治方面问题，即民主方面的研究。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网络和卫星技术的背后，还有人和社会，文化和文明。此见解会对我们的现实世界带来变革，同时也更加肯定了媒介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媒介传播活动毕竟有别于市场营销和操控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库尔德里还引用了温迪·葛瑞斯伍德的理论来讨论媒介文化。在文化生产的社会学方面，葛瑞斯伍德与库尔德里一样，对“维系权力关系有何裨益”等问题颇有研究。她在分析“媒介社会与权力”时引入了一种分析手段，称之为“文化菱形”（cultural diamond）。库尔德里大量的媒体理论也巧妙地影射了此观点。“文化菱形” 的四个顶点包括了文化对象（文本和文本分析），社交世界（媒介理论），传播者（政治经济学）以及接受者（受众或以社会为导向的媒体理论）。
库尔德里在著作中指出，关于媒介政治的研究开启了在社会学研究和媒体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但同时，由于媒介的独特属性，我们需要把它与其他文化领域区分开来，这样才能更有意义地探索媒介与文化社会学领域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库尔德里的关于“媒介文化与权力”的论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媒体特殊性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的最后一章，库尔德里提到媒介道德以及媒介传播均衡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放到全书的最后，表明了他的研究立场：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如何运用媒介进行传播”这个问题层面，而应深入分析“如何与媒介共处”。我们从事此类媒介实践，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求，而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媒介、如何与媒介“共处”等问题，也隐含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库尔德里将视角重新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上来探讨媒介道德。他在书中提到，这种辩证式的思考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自己或他人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他认为，人际交往间关爱、谨慎、诚信等品质，在处理媒介传播问题上同样重要。此外，库尔德里还认为，在个人的价值观念方面，保证话语权也日益显得尤为重要。他谈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出发点使每个人的观点都同等重要，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譬如，媒体机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付出努力、提供渠道才能让各个社会群体成员的声音都能得到倾听？怎么才能让这些机构承担起这项责任？应如何将文化社会学中的理论观点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调和媒体权力”和“多样化社会”的双重愿望？这些问题恰恰与库尔德里的观点相吻合：尽管早期倡导因特网民主化趋势的热情很高，但传媒界内部以及通过媒体涌现出的观点仍然大多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人群。由于媒介传播存在不均衡性，库尔德里认为，在“个人化的大众社会”里，我们需处理好自由和平等两个向度。新媒介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映，是现代化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而报刊、广播和电视更多的是面向社会大众，在深度、广度、高度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为了处理好上述两个向度，必须真正提升媒介所发挥的互补作用。尤其是当代社会在制度不稳定化和分众化的新过程中，媒介就更不可或缺。面对一个五十年来更加爆裂、更加不平等、融入因素和社会上升力减少的社会，新技术虽然契合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但也有可能成为各种不平等或各种差异性的物化（reification)工具。现实生活中，大众媒介构成某种“社会网”或“文化网”，因此拥有更加开放的特性。它们有助于不同年龄阶层之间、以往的公众和当代的公众之间的“过度”。
理解一个开放的社会，意味着需要我们探索掌握新的技术，同时还更需要我们认识到无法沟通性、反思文化上的共处。相对于技术发展速度和完善性来讲，媒介传播意味着强调文化传播和社会传播的重要性。库尔德里的这本著作通过分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学术理论，深刻解读了“数字化民主”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丰富了“媒介力量”的学术理论。对我们而言，学习库尔德里的批判性精神，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全面地分析认识新数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促进社会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① Nick Couldry：Media,Society,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Practice.London:Polity,2012
②承继成等：《面向信息社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1
③闵大洪：《数字传媒概要》[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④[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意识形态；大众媒介
abstract: frankfurt school attracts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sychology. however, their attribu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study is not well reviewed among domestic researchers. frankfurt school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media domination and takes mass media as an ideology to be the legal foundation for state sovereignty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through the media manipulation and fraudulent conduct, mass media not only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social-culture negativity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clear away the influence on children from domestic environment conceiving criticism and negativity, thus helped create one dimensional man and society. although such criticism is mainly on the media as ideology in capitalist system, it is worthy for our introspection and reference.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 ideology; mass media
一
在西方学术史上，“传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1]。但是，在众多的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这类研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而且也是对传播特别是对大众传播给予最多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学派，其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其它流派的理论源头。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中，有很多内容与传播有关，因为他们深信传播对获得生存是十分必要的。该学派的学者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等，均在不同时期对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影和广播等）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这些研究成果，被传播研究的先驱之一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关于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1941)一文中，称之为最早的“传播批判研究”。[2]这些传播批判研究，主要体现在作为媒介组织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其论述涉及媒介、传播者、媒介产品、受众及传播体制等问题。在对这些不同问题的研究中，对媒介及其控制的问题的研究在其整个大众传播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家通常不愿把传播与其他因素从它的整体系统中分离出来”[3]，而更愿从整体上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并竭力与“实证理论”明确区分开来。霍克海默就说过：批判理论不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潜能。……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4]法伊（brian fay ）在分析中指出，批判理论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方法对整体的现实的社会状况进行批判考察，以此来揭示通常隐藏在日常活动过程中的弊端和危害，进而实施变革、加以规范。[5]波洛克和考克斯（pollock and cox）说道：我们“在准备塑造这个世界时阅读这个世界”，在揭示对立利益的冲突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式。[6]对此，亚力山大（jeffery c.alexander）认为：实证理论仅依赖于苍白的“技术理性”，而批判理论则依靠“批判理性”发挥作用；“实证理论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接受世界，不相信超越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把超越作为出发点，”主张按照理想模式来改变世界。[7]
因此，批判理论所持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甚至是抗拒现实的立场和态度，并“有一种希望受挫和遭遇困难的意识，......不信任‘中间路线’的思想或话语的‘整体化’模式”[6]，但关心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关心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冲突，试图以一种现世乌托邦来纠正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同样，在传播批判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想要做的，也是试图在阅读、审视、评判媒介产业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分析揭示“病态的”、“畸形的”西方社会的本质和对立力量间的潜在斗争，以及将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工具的合法化社会基础，并为他们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图式提供证据。
二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上。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因此，“国家干预”理论也就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研究起点。
从3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时，就开始了对国家的考察。战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国家理论大体上可以据此分为两种，即前一时期的激进的国家理论和后一时期的现实的国家理论。
激进的国家理论以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为代表。他们认为，自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后，也许它存在着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但就其现实的种种形态而言，它是地地道道的“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独裁主义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个组织的恐怖统治”，以及通过满足国民一定程度的需要而使其“自愿服从”的高超伎俩。无论是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苏联，还是罗斯福治理下的美国，都是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看法明显地反映了理论家们对社会的绝望心态，深深打上他们苦难经历的烙印。如果说他们的激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影响到它的客观性。
战后，在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进而提出了显然更为客观的现实的国家理论。在马尔库塞眼里，独裁主义国家“有组织的恐怖”已不复存在，并已转变为“福利国家”，即它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为舒适和安逸来对其进行全面控制。换言之，随着硬性控制的消失，软性控制开始勃兴。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提出“现代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家”最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持续调整，使国家和经济日益混合在一起，因而这种国家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的职能。哈氏进一步指出，这种管理并非一种单纯的维持，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明确意图的塑造。
综观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两个时期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国家理论发展迅速，其观点也各不相同，对于国家控制的性质和方式也有不同的描述，但他们都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独裁主义国家也好，福利国家和现代国家也好，它们对社会的控制只有方式的不同，功能和效果则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任何国家类型中都是存在的。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8]毫无疑问，诸如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马尔库塞曾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9]大众媒介即使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
三
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士眼中，媒介不仅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作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要术语，它源于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destuttde tracy）的著作，被其看作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10]。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指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的一套骗人的思想，而科学则必须用来发现真理并战胜虚妄的意识形态。[3]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1]。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在批判意义上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如阿多诺即认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慌言”。[12]弗洛姆则认为“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慌言”。[13]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在于维护国家权力的统治。因此，意识形态已成为维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表示，批判理论就是要“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14]意识形态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有研究者认为“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乃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也不为过”。[15]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于对国家对媒介的控制的关注．他们主要更多地将其理论目光聚焦在媒介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上。他们眼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维护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
按照韦伯（marx webber）的说法，资本主义活动的组织方式是“自由劳动之理性”，亦即“工具理性”，资本主义一切活动无不浸润着这种工具理性。韦伯将工具理性向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称之为“合理化”过程。[16]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者成了“一部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这种“合理化”进程和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它鲜明地体现在交往和沟通的技术化——作为沟通手段的大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这意味着传播媒介的“工具化”，即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媒介的运作之中。那么，这种工具化的目标又指向何处、体现在何处呢？马尔库塞说：“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17]，即使政治统治得到承认，也就是使政治统治“合法化”，以维持既定统治的持续存在。
显而易见，媒介的工具化无非是充当维持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工具。所谓合法化，哈贝马斯认为，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们当作正义的存在物而加以认可和承认。因而统治的合法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媒介的工具作用就在于充当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18]对于媒介工具化的具体体现，用霍克海默的一句话来描述再也准确不过了：“通过大众媒介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想方式上对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一句话，媒介的工具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思想的同一性”上。[4]
四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起源于法兰克福学派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四位主要理论家，对这一论断都有论述。这一观点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始自霍克海默，中经阿多诺，到马尔库塞那里才广为人知，最后由哈贝马斯将这一理论体系化，使之成为著名的论断。但是，把大众媒介作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性对象进行批判，并指明起意识形态性质的，主要是马尔库塞和阿多诺。这两个人正是通过论述媒介成为意识形态，来提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的。换句话说，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实际上是他们的科技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论据。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辨证法》（1993）“文化工业”一章中，把体现启蒙精神的技术在交流活动中应用而形成的媒介组织体系——文化工业，当作他们的技术批判的主要对象。正是通过对文化工业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才提出了“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著名论断。阿多诺在论述文化工业时，一落笔就以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指出：“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事实上，它们根本不是企业，而转变成连它有意制造出来的废品，也被认可为意识形态。”在“文化工业”一章中，阿多诺以他那贯彻始终的悲观态度，论述了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对社会的压制和对现实的神化。这些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比起早期的统治实践来，要更为微妙和有效。利用欺骗而非暴力，它几乎是彻底地消除了个人的反抗意识，一劳永逸地维持了既定的存在。这种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就其本质而言，是科技的意识形态奴役。[8]
当然，这种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并不完全等同于“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因为按照美国学者马丁·杰的说法：“如果认为他（阿多诺）把文化工业基本上归之于技术或大众媒介本身则不大确切”，因为阿多诺真正关心的是“技术的帷幕背后的东西”，即支配技术的社会力量。[12]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与其说是媒介的奴役，不如说是支配媒介的社会力量——统治者的权力对社会的奴役。
对媒介成为意识形态进行全面而深入论述的，是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993）一书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而这种研究实质上也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马尔库塞超越了阿多诺在“技术中立性”上暧昧不明的立场，明确提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已不能维持下去了，因而不能把技术本身同使用它的人以及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9]“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17]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技术中立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因为今天的技术和技术的应用已无法再区分开来了。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设计，技术从来都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人民的需要设计出来的，设计本身即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因此，“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科学和媒介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 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9]
在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中，包含了不少媒介意识形态论断。甚至可以说，媒介实际上被马尔库塞当作他所批判的科学技术的一种具体对象和主要代表。在他的眼中，技术是相对笼统、抽象的，但是媒介却是具体、实在的。媒介就是技术的外化，技术的代名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工业社会制造虚假需求和虚假意识、压制个人愿望、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灌输和操纵手段，在制造虚假需求、助长虚假意识的同时，又使人意识不到这种虚假性而形成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从马尔库塞对文化、艺术双向度的丧失，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对语言的操作化、功能化、从而形成单向度思维方式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促使这两种转变发生的，正是大众媒介。这些不但鲜明地体现出阿多诺的思想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充分体现了马尔库塞的媒介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说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已包含在马尔库塞的科技即意识形态的论述中。
总之，上述二人虽均将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媒介作为他们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性对象和重要内容，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媒介及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含义，而这种不同含义又来自于他们对科技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在阿多诺看来，技术由于受权力的全面控制而成为意识形态。媒介组成文化工业，而文化工业由于受到国家的全面支配，已成为维护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并因此而成为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却认为，媒介成为意识形态，不但因为技术受到全面控制，还因为它是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没有把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在环境的影响，技术设计和技术自身也有一定的“罪过”。因此，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外在原因是国家的全面控制，内在原因是自身所包含的统治的先验性。
五
媒介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主要是因为媒介具有操纵性，即媒介对人操纵和控制功能。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大众媒介已经具有了操纵和控制人的意识的魔力。阿多诺在《意识形态》（1964）一文中写道：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8]媒介组织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
他们指出，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媒介内容、媒介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的。具体地说，作为统治合法化工具的媒介，其操纵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传播内容的左右和控制。完全被国家控制的媒介组织，必然要传播统治者要求传播的规定的东西，而禁止那些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东西。“文化工业禁止反对和攻击它的艺术作品。”[8]并且“一切媒介为维护既定现实的总动员，已经协调了各种表现手段，以致越轨性内客在技术上成为不可能的。”[9]那些在内容上超出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观念、渴望和目标，或被排斥、或被归结为这一领域的微弱声音。它们被既定体系及其量的扩张的合理性所重新定义。媒介的传播过程就是一种内容的肯定和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既是在不断维护意识形态，更是在不断地塑造和再造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媒介通过内容上的肯定和否定，宣传为合法的。
二是对媒介语言的规范与约束。与规定性内容的传播相应的，是媒介在传播这些内容时使用的是规定的语言。作为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媒介组织积极确定自己的语言的句法和词汇。阿多诺说道：“从出版的一切作品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些作品都一目了然地采用了规定的语言”[8]。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工业中的各种材料以及根据这些材料制作的媒介产品，都是通过相同的技术手段和特定的语言而形成的。当然，这种“规定的语言”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来自于权力的强制性规定，并受其全面管理。
三是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与操纵。这种对传播内容和语言进行规范化后的媒介“产品”，最终通过大众传播过程到达个人，到达整个社会，并作用于个人和社会。从媒介的运作来看，大众传媒尽管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思想灌输，但却是以一种软性的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关于这种方式，马尔库塞这样认为：“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具有一种催眠的特点，同时它被染上一层虚伪的亲近的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对传播过程的熟练的管理指导的结果。这种大众传播直接同接受者相联系——没有地位、教育和职务的距离，并在起居室、厨房和卧室不拘礼节的气氛中射中他或她。”[8]这种方式没有要求人们服从和屈服于这种思想；相反，它让人在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大至出版自由，小到信息接收自由）中以一种个人选择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在肯定和同一之中的选择。就个人的接收而言，由于国家剔除了各种否定性媒介，媒介剔除了各种否定性内容，限定了人们对媒介和内容的选择范围，因而这种“自由”地选择和接受，实际上是在一种间接的、隐形的强制性的框定中作出的。但这种强制无法为人所意识，因为选择是由他自己作出的，是他在“不拘礼节”的氛围中“自由”选定的。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内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最终达到社会意识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即最终达到了操纵、控制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一致化”和“规范化”，就是个人和社会承认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并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不过，“服从”并不等于“同意”。但是，恰恰在这种意义上，媒介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威力，即它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渗透进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从而自愿地愉快地接受这种控制和操纵。
六
媒介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是媒介成为意识形态的又一重要因素。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因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虚假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欺骗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及媒介对人的奴役看起来要比早期的以粗暴方式进行的统治要更微妙、更缓和也更为有效。媒介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和欺骗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制造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虚假统一。马尔库塞指出：“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9]。被国家掌握的大众媒介自然会本着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把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当作普遍利益来宣传和灌输。日积月累，媒介就能够制造一种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虚假统一性，从而使个人感到他的利益就等同于权力拥有者的利益，权力利益的损失就是他个人的损失；对统治者利益的侵犯，也就是对他个人利益的侵犯。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媒介组织的欺骗性。马丁·杰在谈到这种欺骗性的后果时说道：“特殊和普遍之间的虚假统一在一些方面比社会矛盾的冲突更为不利，因为它能把它的牺牲者安抚进入被动接受状态”[12]。那么，媒介怎样才能使它的欺骗持续进行并最终达到目的呢？这就是制造一种“虚假需求”，进行新一轮的更为深入的欺骗，使这种需求得到虚幻的满足，从而抑制真实需求。
2.制造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存在着一种“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需求，就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或者是那些由统治者的需要转变成的个人的需要或根据统治者的利益要求制造出来的个人需求。[9]大众媒介一直不断地制造出这些虚假需求，并且努力使人们感受到并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的满足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满足，是“为了消除饥饿者而又拒绝运用经济实力”式的满足，是一种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满足，因而是一种虚幻的满足，一种欺骗性的满足，一种“剥夺人权的满足”[19]。“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8]。通过这种欺骗性满足，媒介使个人真实需求受到抑制，却使统治者受益匪浅。
3.美化、幻化现实。在制造和满足虚假需求的同时，媒介还通过竭力美化现实、制造关于现实的幻象来欺骗群众。因为统治者不愿意使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充满恐惧和无奈的现实中，不愿意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受压制的真实愿望，所以就通过媒体对现实进行掩饰。具体的手段就是“神化定在”，把现实理想化。“文化工业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巧灵活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8]受理想化的虚假现实的蒙蔽和欺骗，个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回避自己的虚假性的虚假意识。由于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真正苦难，意识不到理想化的现实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个人认为媒介宣传的世界，就是自己生存的现实世界，现实如同媒介宣传的一般美好。带着这种认识，个人会迷醉于虚幻的现实中不可自拔，乐而忘返。阿多诺指出，不可否认，借助这种迷醉，受众可以摆脱现实，但这是一种消极的、虚幻的摆脱，是对现实的逃避而非对现实的改变，是以对现实的顺从而非对现实的抗拒。因而，受众“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好像和私奔出走一样，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8]。 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媒介组织的欺骗不是建立在纯粹自愿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强制。媒介的运作和管理，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这一切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们永远都是被规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的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8]阿多诺用一句希特勒德国时期的讽刺话来说明这种状况：“任何人不许挨饿和受冻，谁要是这样做就让他进集中营”[8]。他戏称这句话可以刻在所有文化工业的大门上。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得接受这种虚假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欺骗性满足，接受这种强制，否则，他就会被迫成为一个局外人，一个多余的人，最终被社会抛弃。媒介拥有的这种强制力量的实质，正是意识形态所拥有的软性的强制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充当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介构筑了一个统治者控制之下的全封闭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个人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被剥夺，对现状的否定转变为对现状的肯定，对社会的拒绝反倒被拒绝，个人的意识已融入并等同于社会意识，甚至对儿童的直接影响也由媒介取而代之。因此，在这个受新的意识形态成功操纵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作为“我”而活着，而是作为“我们”而活着，人和社会正趋于“单向度”；人本应是媒介的主宰，反而成了媒介的奴隶；社会“除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存在，除了屈从于现存状况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的行为模式之外，意识形态没有留下什么东西”[20]。
七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分析显然具有否定性、悲观性、宏观性和思辩性的特点。马尔库塞曾宣称：“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的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9]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媒介对否定性社会文化的有效遏制，他们深知个人的渺小和媒介的无奈，只能怀抱着一种“文化赎救”理想，苦苦探寻“赎救”的可能途径，在人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情态中发出一声声“没有希望”的咀咒式呼救。同时，由于他们的分析被限制在特定的时代，其思想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一种相对模糊的态度和较为宽泛的视野，在避免了当代政治风险之后，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只能以不成正比例的状态呈现。
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理性化”的抽象性话语，也被实证学派的理论家认为难以捉摸、不易验证，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他们以宏观的视野研究和关注的媒介运作以及媒介和社会、媒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特殊的人生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否定的作用，把许多社会弊端归罪于媒介和科技本身，而忽视了社会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显然又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反向的”技术决定论的泥潭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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