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务员，福利制度，货币化改革
一、公务员福利制度是政府改革的重点之一
从我国加入WTO后，改革开放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世首先意味着政府的人世，因为WTO新规则带来的冲击首先是针对政府的，而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了。就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所说：“政府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这种发展能否持续下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追求集体目标上，政府对变革的影响、推动和调节方面的潜力是无可比拟的。当这种能力得到良好发挥，该国经济便蒸蒸日上，但若情况相反，则发展便会止步不前。”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经济、社会乃至政府自身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改革的关键动力还是人。事实上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政府的竞争能力，政府必须充分重视政府人力资源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有效政府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争取一流的人才。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也即公务员，他们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管理能力，他们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管理水平。所以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就需要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公务员制度。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公务员制度，才可以从社会中吸收入才、留住人才，并通过对人才的激励和培训，使之在政府部门迅速成长。因为，“无论是制定政策、提供服务还是管理合同，有效政府的生命力都在于公务员的精明强干和积极主动”。
现代公务员制度，正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产生的，也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公务员制度作为科学、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为现代政府建设一支精干的人才队伍提供了保证。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就没有现代高效率的现代政府。但我国公务员制度起步却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才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是我国转轨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
公务员福利是公务员取得收入的一种方式，公务员福利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到公务员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把公务员福利作为薪酬制度的一个必要补充，能解决公务员的生活负担、共同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保障等问题。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公务员福利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可以较完整地涵盖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各种要素，并且使公务员收入的差距具有合理的依据。因此本文认为，公务员福利制度应该单独作为一个课题被我们所关注和探讨。
二、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历史发展
公务员的福利制度和工资制度是同时包含在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的两个子系统，所以探究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历史沿革势必要和工资制度的历史发展一起来看。我国公职人员的工资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供给制、职务等级工资制、结构工资制等阶段，直至现行的职务级别工资制。在供给制时期，是我国在新民主主义困难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即对部队和大部分工作人员的生活必需品实行免费供给。供给的必需品包括伙食、服装、津贴三部分。这时的福利制度就是典型的救济式福利，只是为调节和补充生活温饱问题。建国后直到1956年3月，是以供给制为主，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时期。
1956年，国家对整个工资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实行直接统一按等级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少数企业的国家工作人员，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物价水平，把全国划分为11类工资区。但此时的福利制度也只能称作补救式福利，即实质上还是对长期低工资的必要的补充之一。换言之，离开了福利而靠工资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与服务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哪怕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福利对于他们也只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自1985年7月起国务院在全国进行了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这次工资改革是实行以职务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把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同本人实际担任的职务、责任和成绩结合起来。这次工资改革，明确了工资报酬与本人的职务、责任和成绩相结合的改革方向初步理顺了某些明显不合理的工资关系，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这种模式下，公务员不仅能通过所在的国家机关获得工资性收入，而且通过就业获得诸如住房、教育、生活福利及享受集体福利设施等较全面的福利待遇，与就业或收入相关的福利制度客观上起到了改善并提高公务员生活质量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维持社会救助水平的最低福利待遇。
1993年的改革总结和吸收1956年和1985年两次工资制度改革的经验，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了新的工资制度和运行机制。在此次改革中把一部分福利性补贴逐步纳入工资，调整了工资收入结构，使公务员收入工资化、货币化，增加了透明度。但由于国家机关的福利实质上由中央相关部门一手负责，所以公务员理所应当地将其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看成是国家赋予的权益而非对职工的激励，并最终造成这种福利制度不仅未能有效地刺激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反而构成了滋生惰性和盲目攀比的重要条件。
三、我国现行的公务员福利制度存在的问题
公务员福利制度是指国家和公务员所在单位为满足公务员生活方面的共同需要和特殊需要，在工资之外给予工作和生活上的照顾制度。主要包括工时制度、探亲制度、年休假制度、产假制度、福利费制度、冬季宿舍取暖补贴和交通费补贴等制度。
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践也不成熟，因此，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足与问题。正确认识和阐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利于我们完善和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公务员福利制度。因为多数福利制度都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随着市场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已经显现出与现实要求不相协调的地方，无法完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表述较笼统和原则化，没有详细具体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没有明确的依据和标准，从而影响了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执行效果，阻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从实践的角度看，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福利在公务员劳动报酬中所占比重过大，实行的是“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相当一部分劳动报酬如住房、教育、文化设施等，是以物化形式提供给公务员的，而不进人工资，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公务员的薪酬不能充分体现公务员的劳动价值，还有可能导致行政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滋生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第二，生活性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不确定。在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是公务员生活利的主要提供者，各个部门的经济状况就直接影响到公务员所享受到的生活利的水平。由于目前行政单位预算的刚性约束不强，行政机关与下属的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个部门之间的经济状况的差别悬殊，也就导致了公务员福利水平的不平等性、不确定性。
第三，福利形式过于社会化。我国公务员的部分福利是通过建设集体生活设施和文化设施来体现，而这些设施——如食堂、车队、幼儿园、体育设施等本来都可以通过社会化的服务获得的，将有限的福利资金投入到这些社会服务化的设施中，既增加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不利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精简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相当一部分福利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机关办社会”的现象比较突出。
第四，公务员福利的资金投入高，浪费严重。从我国公务员现行福利体制来看，社会福利资金几乎都来自国家财政，一方面造成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支出不均衡，公务员满意度普遍偏低。
第五，补贴的发放不规范、不统一。目前我国对其他的福利补贴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制定项目、标准进行发放，这也是导致我国公务员津贴制度混乱的原因之一。
因此，公务员的低工资、高福利分配模式，对于在保证国家积累的同时保障职工生活，灵活机动地调控消费，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付出沉重的代价，即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导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盛行，各种矛盾冲突逐步积累和强化，改革势在必行。
四、我国公务员福利货币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公务员福利货币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福利制度的实现通常有两种形式，即实物性和货币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人们的住房、医疗等的分配是非货币化的。福利实物配给助长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同时，福利实物配给又造成分配不公，一部分人从传统的住房、医疗等分配体制中得到的各种收入，远远超过了政府对其住房、医疗等的扣除。传统福利性实物配给的基本标准是“官本位”，福利以官本位的方式进行分配时，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每个人在这种非市场化的选择面前，个人利益面临着巨大的不公平。
就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而言，福利制度改革的趋势是货币化。“经济人”假设理论对于建设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具有一些重要的启示作用。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是基于人是没有私欲这一逻辑假设而展开的，在这一逻辑假设的推衍下必然是国家作为权力主体，剥夺了公务员的部分私欲的权益，而强调公务员的无私奉献。
“经济人”假设理论指出，人是在追逐私利的基础之上而利他的，只有在满足自身需求之后，人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这一点表现在国家公务员的管理中就要求首先承认人的自利本性，人是有自身需求的，不能够否定人对私利的追求，而片面地强调公务员的无私奉献，强调精神激励的作用，忽视了物质激励。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激励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物质激励的作用也不能被“神化”，但是市场的逻辑和竞争的逻辑要求必须满足人对私利和物质利益的满足。这种激励取向也正是马斯洛的最低需求层次的要求。
如果公务员这方面的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这种需要也会通过其它的方式表现出来，如追求政府规模的扩大化。因为扩大政府规模可以获得更多的预算，提高部门的经济能力；同时政府规模越大，个人晋升的机会也就越多。另外，部门支出增加的同时，对部门活动并不进行成本约束，为公务员留下了空间，从而出现了“权力寻租”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公务员追逐私利动机的表现方式之一，也是我国公务员自利动机长期受压抑造成的后果。因此，对于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而言，首先要保证公务员收入水平能够满足公务员最基本生活的需要，也就是注意保健因素的需求。当然不能一味通过增加公务员福利来激励公务员提高工作效率，还应该注意其他激励因素，如通过精神激励满足公务员对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正如德鲁克(Drucker，Peter.F.)所提出的，人力资源不同于其他意义上的资源，它具有自己的特点：有效的激励是人力资源得以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
(二)公务员福利货币化改革的具体思路
实现福利货币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参照国外住房、医疗、交通以及公务等保障制度方面的经验，以市场为配置福利资源的主要机制，把以平均主义无偿福利制分配转变为体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原则的货币工资性分配。把住房、医疗、交通以及公务等方面的补贴，由过去的暗补改为纳人工资的明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住房、医疗、交通以及公务等保障货币化模式，逐步形成一整套福利制度由实物性向货币化转变的政策变革。其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在住房保障形式上，把直接分配实物住房的形式，改为以货币工资形式支付。与此相适应要尽快建立房地产市场，使市场价格接近居民购买力。在住房保障渠道上，把政府和企事业的行政性分房，纳入市场流通渠道，让公务员户自主选择住房，切断其对政府和单位的住房依赖。建立由市场决定住房资源配置的体制，变政府决策的体制为公务员户自主决策的体制。把公务员工资中只包含少量住房消费补贴，改为公务员工资性收入中含有一定的住房消费，并逐步增加工资中的住房消费含量。
第二，把直接提供医疗保健的形式，转变为以货币工资形式支付医疗保健消费，公务员需要医疗保健服务可以直接用货币工资向市场购买。与此相配套，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市场。在保障渠道上，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直接的行政性医疗保健服务，转变为医疗保健服务是一种商品，让公务员自主选择医疗保健服务的项目。把公务员工资中只包含少量医疗保健消费补贴，转变为公务员工资性收入中含有一定的医疗保健消费，并逐步增加工资中的医疗保健消费含量。
第三，公务性车辆由直接提供车辆保障服务转变为按贡献或所承担的任务直接提供交通费，公务员需要交通服务保障可以直接面向市场，用货币形式对社会提供的交通服务进行消费，与此相配套，要建立健全交通保障市场。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通服务保障，转变为交通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纳入市场流通渠道，让公务员根据自己的有效需求自主选择交通服务方面的保障项目。
第四，把公务性保障由直接提供公务保障转变为按贡献和所承担的任务提供公务保障费，消费者需要公务保障可以直接面向公务保障市场，用货币形式对社会提供的公务保障进行消费。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性公务保障转变为公务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纳入市场流通渠道，让公务员根据自己的有效需求自主选择公务方面的保障项目。把公务员工资中只包含少量公务保障消费补贴，转变为公务员工资性收入中含有一定的公务保障费，并逐步增加工资中的公务消费含量。
(三)公务员福利货币化改革中相关立法问题的处理
公务员福利货币化改革，必将涉及一系列的立法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将影响到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的效果。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推动我国政治制度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正在向着高素质、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队伍结构明显改善，全国500万公务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已达到62%。当时我国实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范畴，像我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公务员人数最多的国家，用行政法规来规范公务员制度显得法律效力不高，不够权威、科学。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性法律，《公务员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与此前施行了十多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公务员法》在公务员的范围、权利义务、奖惩、任用和管理等方面，新意颇多。本法旨在继续改革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公务员法》中明确表述关于公务员社会保障的具体内容，提出通过科学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保障待遇，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以立法的方式，建立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明确国家、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务员的权益。同时，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以财政预算的方式，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整体滞后，造成目前社会保障体制分散和改革无序，由于没有相应的立法对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产业部门权力与利益的制约，导致了以部门利益为目标的不同改革模式的冲突，而各自为政的试点改革进而又加剧了这种利益冲突。不仅阻碍了统一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更加剧了原有体制造成的所有制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责权利的不平等。因此，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政府机构的改革，需要从立法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推进公务员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实施步骤，这既是公务员福利深化货币化改革的前提，也是完善公务员福利制度的目标。
五、结束语
【关键词】 信用货币 风险性 货币本质
本文想研究和说明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的风险性质和风险来源。传统的货币理论是建立在金本位制时代的，它把货币当成了一种真实价值的资产，本身是其他资产的价值尺度，而且尺度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作为价值尺度的信用货币，其本身就不再是一把标准尺子。这把尺子自己在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货币自身的价值风险问题。这个问题对整个货币理论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是一种风险资产
1、传统货币与货币理论
传统的货币理论可以追溯到费雪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提出著名的交易方程式MV=PT。之后不久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剑桥方程式。在这些理论里面货币认为和一般商品是一样的。本身的货币价值受供求关系影响。
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提出了人们持有货币需求的三个动机，他的理论基本就忽视了货币本身的风险因素（当然在那个时候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可能是很小的）。他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其中有个凯恩斯陷阱。凯恩斯陷阱认为当利率极低，债券价格极高时，认为无论有多少货币人们都愿意持有在手上。如果是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个理论是否成立，可能需要重新考查货币本身了。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具有风险，某些时候货币可能比债券的风险更高，这样的话人们在流动性陷阱里面愿意不愿意持有货币就很难说。后来鲍莫尔的平方根公式和惠伦的立方根公式也是发展了凯恩斯的三个动机，也并没有考查货币风险本身。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数量问题。该理论把货币当作一种资产（财富）的一种形式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但是该理论也没有把货币的风险性拿出来做为一个因素来考量。
萨缪儿森在1958年对现代货币提出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是从消费借贷模型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华莱士等经济学家在后来对该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提炼出叠代模型。这里考虑到了货币去其他资产的收益的问题。但是没有去论述货币本身有没有风险。
但是现代信用货币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些理论都把该因素忽略了呢？以前可能是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小。但是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用现代货币的性质来重新考查我们的传统的货币理论呢？正是这个想法，我想先论述下现代货币的风险性质为以后的研究做准备。
2、现代信用货币的资产性质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世界进入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时代。现代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具有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信用货币已经具有了风险性。信用货币不在是像金属货币一样的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货币一开始就是一般等价物，其购买力来源于自身，是由其本身的价值所保障的，无需求助于任何外在因素。其购买力随着其价值变动而变动，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实质上就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
纸币时代的货币与其购买力保障彻底分离，货币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纸币发行中，与金属货币等值的部分是具有购买力保障的，其保障就是国库中的金属货币。所以货币在退出流通，执行储藏功能时可以转换为金属货币。国家以强制力一方面保证纸币的流通，一方面保证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兑换。所以原则上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纸币的购买力是由国库中金属货币的价值来保障的。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由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
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本质仍然和以前的一致吗？恐怕是不一致的。本文认为货币从中央银行进入信用领域之后它已经变为了一种资产（中央银行的债权债务凭证）。但是由于它本身不具备价值（或则说它的价值与自身的购买力不匹配）因此信用货币的购买能力不再由自身价值决定而有可能出现购买能力的大幅度的变动，从而信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已经具有了较强的风险性。实质上信用货币就是一种风险性资产，只是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它有国家信用做保证而风险性比较低。
二、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
现代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它风险来源主要是在造成它购买能力变动的因素。本文认为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主要两个：一是来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风险，二是来源于政治风险的退市风险。
1、通货膨胀导致信用货币购买力水平变动是信用货币的主要风险
货币作为一种资产，人们最关心的是它购买力水平的变动，因为信用货币一般有信用作为保障，而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但是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不断，各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增长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世界性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导致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动。以中国为例，十年前的一元钱的在国内购买力在现在可能贬值了50%以上。如果在国内把人民币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储备或投资的时候就已经有明显的风险性。
当前有些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变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关键是人们的收入是否随着价格上涨进行增加，也就说是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价格上涨是否影响到人们的实际收入购买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当前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甚至被认为一种无风险资产的时候，原有货币存量有增值保值的要求。收入增长也许是赶上了通货膨胀的增长水平，但是原有货币存量的购买力却发生贬值。这样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已经贬值。
有些观点会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利率水平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时候，货币可以实现增值保值从而没有发生购买力的变化。但是这种观点本文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利息一般被认为是人们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而不是对货币风险的补偿。其次市场化的利率水平下也不可能保证市场利率总高于通货膨胀率。所以只要有通货膨胀风险的存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
2、信用货币具有因信用变动而导致货币购买能力变动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认为是中央银行对人们的负债，这种负债是用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一旦国家信用产生问题的时候，货币就有贬值的风险。国家信用跟很多因素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以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等都是国家信用水平的影响因素。第一，一旦一个国家发生政治动荡，作为信用的货币资产就面临贬值甚至退市的风险。这种风险比通货膨胀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低但是一旦发生，货币资产的损失概率很大。第二，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经济常态可能会持续存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欧债危机又开始兴风作浪，这种经济上的动荡是的世界主要评级机构纷纷降低欧洲各国甚至美国的债务评级。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该国对人们的负债，实际上该国的货币资产的风险因为债务评级降低而上升。意味着该国的货币购买力有可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全额保证。从而货币资产因为信用变动而具有风险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现代的信用货币存在购买能变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不是货币本身价值变动引起的，而是货币的外部风险引起的。所以得出货币资产是一种风险性资产。
三、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
1、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直观指标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频繁的经济危机让人们经历了频繁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人们已经慢慢对信用货币的风险与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变化作为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手段。其中通货膨胀率是最直观的指标。现代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宽松货币政策是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因为发行了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同时通货膨胀的发生改变了原有货币存量的价值，所以人们原有的货币资产在未来的购买水平发生变动的大小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这样人们会把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资产风险大小的直观指标。
2、真实利率水平是对信用货币风险实质指标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利息是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这种观点忽略了信用货币的风险性。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利息不再完全是人们出让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同时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补偿。所以利率水平也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这里说的利率水平是指实际利率水平即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真实利率。不同国家和地区信用货币因为本身具有的风险性大小不一样，所以各国的实际利率水平的差距不一样。这和有些观点认为的各国生产力水平决定各国利率水平的观点不同。生产力水平只是影响信用货币风险大小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因素如上面分析的会影响到信用货币的风险大小。利率可以当作货币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跟他的风险大小是相匹配的，这也符合现资学的观点。所以真实利率水平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实质指标
通过上面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度量的直观指标，而不能从根源上反应货币资产的风险。而真实利率水平是对货币风险综合性度量，这才是货币资产风险性的实质指标。这也能过解释各国真实利率水平的差异性。
四、结论与后续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两个主要的结论，一、货币资产不是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二、利率是对货币资产风险的补偿。
这样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的存在将改变原有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建立的时候，特别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之前，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本身是一般等价物存在。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已经没有了价值，而是一种信用保障下风险资产。传统经济学把货币一直作为一种无风险资产来考查，其经济理论会有很多不能解释信用货币时代下的经济现象。
后续研究希望在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性资产的条件下重新去考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以及货币学派的货币理论。进而去研究现代信用货币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希望为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找到制度上的根源。
【参考文献】
[1] 张金云：货币基本问题的重新梳理[D].吉林大学，2006.
[2] 陆凯旋：论货币的本质[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2（2）.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需求；数量方程；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1-0011-04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09
[作者简介]何海峰(1970-)，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与政策；冯静(1974-)，女，广西柳州人，教师。
一､引言
“货币流通速度”一词的英文表述有两个:“Velocity of Circulation”与“Velocity of Money”，两者都是指“the rate of turnover of money”(货币的周转率)。例如，克拉默(Cramer，1992)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使用前一词，而米什金(Mishkin，2002)在《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中则采用后一个。
理论研究的历史表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因何需要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流通)的前提之下，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直从属于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可测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并最终决定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近十年来，随着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现象，如货币“超供给”(也称货币“超需求”)等提供解释。而事实上，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实证研究还在继续，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停滞。是什么导致西方学者不再从理论上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对国内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有何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源与流，并总结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规范来回答。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与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随着近代数量论而正式进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的，这与货币数量方程(quantity equation)分不开。
(一)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往往把货币数量方程误认为货币数量论。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而货币数量论是关于价格､总收入以及流通速度决定的理论。
一般地，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Y)MVPy(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在融通交易过程中转手的平均次数，Y是购买商品支出，P是商品的平均价格，y是交易商品的数量(也代表了经济中的收入)。
根据对商品交易(方程右边)和支付媒介(方程左边)的不同关注，公式(1)可以变化为四种形式，分别界定涵义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商品法的数量方程
(Y)M・VMyPy・y(2)
这里，VMy就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income velocity)，它等于YM。
()交易法的数量方程
M・VMTPT・T(3)
这里，VMT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 velocity)。
()分解货币的数量方程
D・VDy+C・VCyPy・y (4)
这里，VDy代表活期存款的收入流通速度，VCy代表通货的收入流通速度。
()用基础货币表示的数量方程
B・VByPy・y (5)
这里，VBy代表基础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往往根据问题的背景､性质与侧重点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数量方程，并演化出不同的理论范式。
(二)近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深入认识是与货币需求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历史顺序和理论逻辑上看，20世纪初面世的近代数量论是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理论范式，它包括交易说､收入说和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1992)。
()交易说
欧文・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说最为著名:
M・VMT=PT・T(6)
或
D・VD+C・VC=PT・T(7)
费雪的数量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其二，在均衡状态下，外生货币供给通过支出导致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该机制后来被称为货币政策的直接传导机制(dir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收入说
收入说的形成从时间上晚于交易说和下面的现金余额说，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1936)。
由于交易说需要度量所有的中间交易――尽管它们都是具体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但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选择用国民收入交易(即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来表示货币数量论:
(Y=)MV=PNy=Py＇(8)
这里，N代表人口，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
所以，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流通速度就被定义为(米什金，2002):
从交易说到收入说，货币的职能(即人们需要货币的原因)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前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后者突出的是货币的财富贮藏。
()现金余额说
倡导现金余额说的著名学者包括庇古､马歇尔和早期的凯恩斯，其中，庇古(1917)应该是最早的提出者。其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个人保存财富的动机和行为出发，刻画了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进而又站在货币供求均衡的角度得出了著名的剑桥数量论:
MdY=k(r) (10)
M=(Md=)k(r)Y=k(r)Py(11)
这里，r代表投资内部收益率，k＇(r)
V=1k(r)=YM (12)
显然，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利率。因此，在庇古的数量论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在均衡状态下与货币供给无关。但是，剑桥学派习惯于把k视为一个常数，这样，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成了一个常数。
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余额说中，货币需求已经被认为是既来源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也来源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这些原因后来被凯恩斯发展为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
简言之，近代数量论的研究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或流通速度函数稳定)，当中不重视或忽视利率的影响，但持币动机已经被关注。
三､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最主要的观点；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就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一)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我们知道，大危机时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的“反常”现象，促使了凯恩斯从货币需求稳定性上开始了伟大的思考和分析。
简要地说，凯恩斯在持币三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经典的货币需求函数:
以利率为自变量的货币投机需求是不稳定的，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是不稳定的。从公式(15)可以看出，与事实相契合，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数。具体地，凯恩斯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利率的顺周期性必然通过货币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其次，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预期的变动将(通过投机需求)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从而进一步使顺周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大波动幅度。简言之，货币流通速度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的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后，现代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鲍莫尔(Baumol，1952)､惠伦(Whalen，1966)､米勒(Miller，1966)､奥尔(Orr，1966)和托宾(1958)等人。简单地说，他们的研究更精确地阐释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的命题依然成立。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弗里德曼(1956)应用资产需求理论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这里，rb和re代表债券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代表通货膨胀率，w代表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比， 代表永久性收入，u代表个人嗜好。
当货币供求均衡时，就可得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又相当稳定，因而它是稳定的。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认可。
以上历史和理论的进程表明(包括早期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是货币需求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必然地在逻辑上支持着后者，从属于货币需求的范式――这些范式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又有很大差别。而且，货币流通速度是事后概念和实际变量，体现了货币供求均衡及变动。这两个基本要求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规范。
(三)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的淡出
从历史上看，20世纪早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然而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并没有V这个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是它的全盛期，人们曾对它有些兴趣”(……this V has no place in modern economics.Its heyday was in the 1930s……)(克拉默，1992)。
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并具有解释力。但是，1974年之后，风云突变，原有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再稳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复杂的努力，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目前较多地应用了单位根､协整和误差校正技术，但结果始终不令人满意。这样，在获得了一些基本结论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期待着新的理论范式。所以，8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只存在一些实际验证工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美国，1982年之后，M1流通速度波动剧烈，而M2比较稳定，美联储于是在1987年放弃M1目标，集中关注M2；90年代初期，M2流通速度也不再稳定，美联储于是又在1993年7月宣布全面放弃所有货币量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功用性下降了。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兴趣。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
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依然体现着货币需求的大主题，一方面验证着货币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具体的决策支持；而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应属于经验研究的范畴。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
首先，从国外的研究看，货币流通速度经验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检验有关的货币需求理论。米什金(2002)按照公式(9)，以名义GDP代替名义收入，计算了美国1915-1999年间M1和M2的流通速度。他分析了这两个流通速度的历史变化规律，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吗”的自问题，在货币需求的理论范畴内，对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和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进行了对比。实际上，公式(9)是实证中货币流通速度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事后的不同货币统计口径对应的流通速度；然后，再根据不同货币口径对应的经济活动意义进行分析。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塞尔登(Selden，1956)在《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一文中以现代数量论的立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1839-1951年间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其次，这种经验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为货币金融当局(当然也包括理论界)提供货币(交易)流通速度的具体统计方法和数字。基于实践意义，人们更关心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通速度，因此，这方面研究遵循了公式(7)(D・VD+C・VC=PT・T)的货币流通速度。关于Vd(以年计，包括金融交易和货币市场)，加维(Garvy)和布林(Blyn)(1970)指出，美国从1919年不足30增长到1929年的35，然后一直下降到1945年的不足15。二战后，开始长期上升，1965年达到50，随后狂升，1984年达到400以上。至于美国Vd大幅提高的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于银行业务和技术创新(克拉默，1986)。此外，克拉默(1981)计算过英国的净Vd(不包括货币市场)，博伊斯乔坦(Boeschoten，1982)和法塞(Fase，1984)计算过荷兰的净Vd。VC(以年计，不包括货币市场)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由劳伦特(Laurent，1970)设计，他主要借助回笼率计算得到，美国从1875-1890年间约为30，然后在1928年上升到顶点120，随后陡降至1945年的32并一直延续。第二种方法由费雪(1909)创立，他通过银行取款(或存款)额与平均付款回路(loops of payments)长度相乘来计算现金付款数。采用费雪的方法计算得出，英国1960-1978年间VC约为常数18.5。如果结合两种方法，可以得出荷兰1965-1982年间VC约为常数15.3。所以，一般认为，现金流通速度是一个介于15-20的常数。
(二)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最新动态
理性地讲，对比国内､国际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水平或成果没有太大意义。国内研究节奏上的滞后，是由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实际进程决定的。
国内有学者(耿中元､曾令华､张超，2005)总结和评价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的进展，主要有四方面内容:货币流通速度的规律性和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原因或影响因素､收入流通速度与交易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经济政策。同时，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实证分析偏少是国内研究的不足。笔者基本赞成他们的看法，并简要评述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
何运信(200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应该统一在一个基于微观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下进行，这是现代经济研究的规范。他的观点鲜明､正确，但可能不会引起足够的注意。王曦(2001)遵循规范框架，强调了制度转型对货币需求的意义，建立了计量模型，并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该文相当重要，尤其是其对中国制度因素的引入和考量。艾洪德､范南(2002)进一步运用了协整计量方法，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文的结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其实证技术规范符合国际趋势。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基本的事实，而施锡铨､夏国忠(1999)通过时序模型的建立，全面计算和检验了各种货币流通速度数量特征，得出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呈对数线性递减的结论，并分析了下降的原因(但货币化是主要原因的说法存有争论)；孙健､辛然(2002)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可能原因。陶江(2003)通过对弗里德曼数量论逻辑的置疑，对比分析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提出交易速度更真实也更有价值；伍超明(2004)确认了交易速度的复归倾向，他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研究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差异的表现与决定，提出了一个新货币流通速度公式。夏斌､高善文､陈道富(2003)以黑箱理论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充分结合，具有较高的货币政策意义；戴金平､阮君(2000)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和措施。最后，王有贵､丁宁､张黎(2002)通过微观主体持币时间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的统计表达，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由制度和技术决定，而是由理性消费行为决定。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目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发展与增长､市场与调控等主题。一方面处于转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金融经济日益发达，金融制度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中微观主体基本行为(如消费､储蓄等)的规律和特征难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和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均无现成模式或经验可援。这样的国情和背景，对于中国的货币经济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结语
西方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始终在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中进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规范。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了一些基本结论。汉达(2000)说过，它在长期内变动，而在短期内波动。不管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具体是多少，它们的增加都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
由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失去以及仍在进行的重建，也由于对货币政策参考意义的降低，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流通速度不再重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构建凯恩斯理论微观基础､批评弗里德曼逻辑缺陷时指出[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Greenwald)，2002]，货币流通速度理论上可以无穷大，而利率可能出现反周期性，所以现代货币政策应充分重视信贷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货币政策在超越货币量､利率中介目标的同时，也在说明货币流通速度甚至货币需求的意义在降低。
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正在重视研究规范；但是，不存在与国际相比先进或落后的水平问题，因为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以及背景差别很大。转型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加强的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货币政策的体制性､结构性､机制性和有效性问题，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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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供给；货币缺口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3-0070-06
一、引 言
历史经验表明，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增长模式转变与金融体制变革阶段，都曾出现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带来充足的资金供给，刺激需求，扩张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资产价格暴涨，证券市场过度繁荣与投机盛行等负面结果，增加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速经济泡沫积聚，并最终威胁宏观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体系结构转变与资本市场全面开放过程中，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如影随形，本国货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投机冲击、国际收支失衡与国际贸易恶化接踵而至，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经济的“间歇性休克”与持续衰退更是挥之不去。当前中国货币运行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流动性过剩[1]。央行连续加息、发行特别国债，财政部调高印花税、降低利息所得税等组合政策，表明政府正采取措施解决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冲击。
目前，国内外对“流动性”的讨论存在诸多分歧，可以综合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流动性层次的不同界定及其测量。二是不同交易成本对资产选择的影响。三是由此进一步讨论对中央银行货币调控力度的冲击与抵消，以至于对一国产出的影响。一般来说，从流动性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看，有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我国中央银行曾以此为角度进行描述，是指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经济社会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
从微观角度探讨金融系统流动性问题，关注的是金融机构存贷差、银行间市场利率和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并分析其给商业银行盈利状况造成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分析实际货币存量高、现实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关系等指标，关注的是流动性带来的货币政策困境、潜在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问题。曾康霖认为流动性过剩是金融资产在市场中的交易状态，必须从市场主体的行为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动去考察，流动性过剩反映市场主体的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2]。任碧云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存贷差和外汇占款以及M2与M1差额的不断拉大等都不是流动性过剩的直接成因，而是由于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对经济发展出现的变化做出反应造成的[3]。路磊认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是影响当前货币政策的冲击因素，在承认高储蓄率和国际收支失衡的前提下，通过综合性的货币政策可以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4]。综上，流动性过剩的定义不同，流动性过剩原因分析与治理对策也不尽相同。各类定义描述的仅是流动性过剩部分特征，不能涵盖所有，且某些指标与衡量方法也并不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背景与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在金融体制变革和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作用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导致需求不断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所吸纳的过剩资金滞留在资本市场，并通过各种传导路径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短期冲击和深远影响。
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不是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它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与资本积累形成的必然现象。从宏观调控角度看，以资产价格上升、经济活动货币充沛为典型现象的流动性过剩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流动性过剩度量可以从货币供给角度进行分析。
二、流动性过剩的均衡分析框架综述
古典经济学家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在探讨货币数量、价格及产出的均衡关系时，逐渐发展起来货币理论（Fisher 1911，Marshall 1923，Pigou 1917）。1911年，Irving Fisher首先以清晰交易方程式，表达了货币数量理论：
M•V=Y•P(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Y是经济实际产出，P是价格水平。现代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需求应与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保持一致，因此，通过公式（1）的变形，可以用来计算货币供给，即通过对(1)求一阶导数有：
可以得出Δm的表达式：
根据方程(2)，货币供给Δm的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Δy加上价格的增长率Δp，即通货膨胀率再减去Δv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
大部分货币数量的分析模型都采取对数模型Darrat(1986)，即采取固定的弹性形式定义货币供给函数，即：
其中，Y是某种规模的变量，R是机会成本变量，E是误差项。如果我们用对数形式重写上式，用小写字母代表对数就可以得到简单的线性模型，令β0=lnk，M表示货币需求，Y为GDP，R为利率，P为价格水平，那么一定时期内货币供给与价格、产出基本关系如下：
m为货币存量的对数，p是价格水平的对数，y是实际GDP的对数，i是无风险利率，ε是随机误差项。
Hallman，Porter and Small[5]对流动性度量方法进行了较早讨论，他们将流动性过剩定义为“价格缺口(The Price Gap)”。Hallman首先假定市场中存在两个均衡价格：一个长期均衡价格，一个短期均衡价格，表达式如下：
其中，pt表示长期均衡价格，p*t表示短期均衡价格，二者的差称为“价格缺口”。
p*t-pt=(vtrendt-vt)+(yt-ypotentialt)(5)
方程(5)表明，如果实际的价格低于(高于)长期均衡价格，未来的价格将会具有向上(向下)的预期。根据该式，价格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vtrendt-vt)“流动性缺口(liquidity gap)”，二是(yt-ypotentialt)“产出缺口(output gap)”。
进一步假设，在现有货币总量mt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市场出清，此时的均衡价格如下：
“价格缺口”才等于零。但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就意味着长期价格与价格之间永远存在一个“价格缺口”。
基于Hallman等人的成果，Gerlach[6]对“价格缺口”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货币缺口(real money gap)”的概念，他认为当前已有的货币存量如果低于现行的价格水平，货币供给就会出现缺口。假定货币供给存在长期和短期两个货币缺口，表达式如下：
短期货币缺口与长期货币缺口的差即是真实的“货币缺口”。与“价格缺口”相比，其实是表示了同一概念，只是参数不同且符号相反，即：
那么，在给定的价格水平pt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市场出清，现有的货币需求mt和均衡货币需求m*t的差(m
方程(9)同方程(7)不谋而合，“货币缺口”为零的存在条件也是苛刻的，即(yt-ypotentialt),(it-i*t),εt三者同时为零，货币缺口才会消失。Gerlach认为“货币缺口”的变化可以度量流动性过剩，前期的货币扩张必然带来价格上涨与增加潜在通货膨胀，这也是衡量货币政策的依据。
三、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模型
流动性过剩的度量会遇到诸多复杂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规范方面的，也包括实证方面的，目前仍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方法来测度流动性过剩。根据对流动性过剩的不同理解，选择不同的分析路径与实证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依据本文的观点，流动性过剩既然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那么流动性过剩的度量可以从传统的均衡模型进行分析，探讨货币供给与产出、价格以及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进而测量流动性过剩并探讨货币政策等相关问题。本文对货币需求进行估计基于均衡假设，也就是说假定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相等，而对货币供求互动的原因与机制不进行详细的分析。为了分析的简便而参照了国际通行对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即货币供求相等的均衡假设，因此在本文中货币需求量、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总量在数值方面是相等的。
基于经典均衡理论，在稳定发展的经济体中，一国的产出、价格与利率基本相对稳定，因此可以设定一个基于产出、价格和利率的货币供给参考值――均衡货币供给Mequilibrium，通过比较实际货币供给量Mreal与参考值的关系，进而分析流动性问题。具体设计如下：
1．均衡货币供给
根据均衡方程，市场存在一个均衡的货币供给量Mequilibrium，它由产出、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如果实际产出、价格和流通速度一定，则货币供给也会稳定。将其转换为对数形式如下：
lnMequilibrium+lnV=lnY+lnP(10)
方程(10)的经济涵义与方程(2)一致，即均衡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等于产出的增长加上价格的增长再减去货币流通速度。用小写字母代替上式，均衡的货币供给可以表示为：
mE=y+p-v(11)
2．实际货币供给
均衡货币供给是一个经测算的货币供给，但现实市场中的确存在一个实际的货币供应量，衡量指标为M1和M2,狭义货币M1是研究交易性货币需求的主要变量，广义货币M2定义更加广泛，能满足研究微观经济主体预防性和资产性货币需求的需要。本文将其定义为实际货币供给mreal。
3．参考货币供给
通过对方程(3)求一阶导数得公式(12)：
(m-p)′=(β0+βyy+γi+ε)′Δm=Δp+βyΔy(12)
方程(12)表明，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货币需求应与价格、产出相一致。这里将公式(12)中价格Δp以稳定的通货膨胀πenvisaged代替，产出Δy以潜在产出Δypotentialt代替，可以得到货币供给的参考值，本文将其定义为潜在货币供给Δmpotentialt，即：
Δmreferencet=πenvisaged+βyΔypotentialt(13)
4．流动性度量指标――实际货币缺口与名义货币缺口
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的差，表明了现行的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的差距，当实际货币供给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反之就会出现流动性不足，本文将二者的差定义为实际货币缺口mgap，即：
mgap=mr-me(14)
其中，mR，mE分别为实际货币供给和均衡货币供给，mGap为实际货币缺口。
利用方程(13)可以计算出潜在的货币供给，同样可通过比较实际货币供给mr与潜在货币供给mpotential的差距，来衡量流动性过剩，此处将实际货币供给与潜在货币供给的差定义为名义货币缺口mnominal gop，即：
mnominal gap=mr-mpotential(15)
综上，无论是实际货币缺口或是名义货币缺口都表明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或潜在货币供给的差距，当货币缺口持续扩大，证明存在超额的货币供给量。因此，货币缺口反映出货币总量与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是衡量流动性及货币扩张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依据。
四、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按照货币经济理论，影响货币需求的变量一般包括价格水平、规模变量和机会成本等变量。本文选择GDP为规模变量，先用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调整为实际GDP，再取其对数形式，令产出y=log(GDP/P)；货币总量的选择依据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10月公布的货币量统计标准，选择广义货币M2为货币总量变量，令mr=log(mt/)，mt为货币总量，为价格平减指数；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通货膨胀的变量，令p=log(CPI)；根据货币流通速度定义，令vy=log(GDP/M2)为年度货币流通速度，令vs=log(M2/M1)普遍认为M2与M1的背离程度衡量了金融活动中“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为季度货币流通速度。
本文研究的样本期间为1991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变量采用的各项指标为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且变量序列均采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GDP及其平减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实证检验
根据方程(11)和方程(14)及本文定义，得到me为均衡货币供给序列，mr为实际货币供给序列和mgap实际货币缺口序列。根据生产函数、HP滤波及状态空间方法得到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为8．5%[7]。理论上讲，在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通胀率的理想值应为零，但由于存在工资的向下刚性，因此通胀率不可能达到零，确定通胀率的理想值为2．1%，根据方程(13)和方程(15)我们可以得到mreference潜在货币供给序列和mnominal名义货币缺口。
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各序列平稳性，判断其单整阶数；其次，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判断实际货币供给、均衡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关系。篇幅所限，季度数据的检验结果省略。
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上述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且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对于由上述变量构成的模型，经一阶差分后构成平稳时间序列。
由于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为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用Johanson协整检验对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均衡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进行了协整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上述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说明实际货币供给对货币缺口、实际货币供给和名义货币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为进一步验证货币供给与货币缺口之间的稳定关系，本文基于VEC误差修正模型对实际货币供给、均衡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缺口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实际货币缺口与均衡货币供给也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实际货币供给和均衡货币供给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表明，货币供给并没有参照均衡货币供给进行，货币供给过量造成了货币缺口，形成了流动性过剩。
3．结果分析
从年度数据分析，实际货币供给量始终与均衡货币供给、潜在货币供给存在一个货币缺口。实际货币缺口在1991―1997年表现特别明显，这与当时我国的经济高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与高货币投放等经济状况相一致，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造成了当时过剩流动性泛滥，最直接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最高达24%。为控制通货膨胀，央行在1995―1997年连续采取了组合政策，紧缩银根、控制投资等，我国经济在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平滑曲线图1显示出了实际货币缺口的变化，在1993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随后持续下滑。原因是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货币供给与扩张并不能及时反映在经济领域。
1995―1997年间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相接近，货币缺口接近0。这充分表明央行货币政策调整之后，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货币供给与现实需求基本平衡，流动性过剩问题消失。1997年以后，由于多种因素，货币政策又逐渐放松，实际货币供给始终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特别是2003年达到了最大。随着经济增长的稳定，2003年至今的实际货币供给始终与均衡货币供给保持较小的差距，这也符合2004年以来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缺口逐步降低。通过比较实际货币缺口与名义货币缺口，发现虽然二者在数值上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因为潜在的货币增长与均衡的货币增长有一定差距，但其变化趋势与方向基本一致，这也可以说明从潜在货币需求和货币缺口角度分析流动性过剩同样具有说服力。从数据分析来看，由于我国GDP的增长季节性因素较为明显，货币供给及相关政策又相对稳定，因此从每个季度分析来看，实际货币缺口始终存在，且波动较大。由于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的时滞性问题，2003年以来积累的流动性过剩正逐步释放，通过各种方式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货币需求理论对流动性过剩展开讨论，基于均衡分析给出货币缺口模型，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货币缺口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流动性过剩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由于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和产出、价格与货币流通速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度量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讨论和度量流动性过剩。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缺口与实际货币供给、货币缺口与均衡货币供给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第二，将货币缺口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指标，符合我国中央银行以货币数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货币缺口仅在个别时期接近零，大部分时期是实际货币供给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由于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缺口波动较大，长期积累的过剩流动性正以各种方式进行释放并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第三，虽然当前我国货币缺口没有持续扩大，但流动性过剩已经在消费领域有所表现，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和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正预示着过剩流动性的冲击正在加剧，央行必须以控制流动性过剩为政策基调，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流动性过剩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已经表现出由潜在的通货膨胀逐渐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状态。当前，要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通过调整金融与信贷政策，引导资金合理配置，及时疏导使资金流向资本不足的产业与部门，缓解资本市场的压力。同时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吸引过剩流动性转化为投资与消费，纠正经济发展模式，继续维持央行的对冲操作，维护稳定的宏观环境，为最终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赢得时间。
第一，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任何经济增长波动带来货币供给政策的滞后都会影响货币币值稳定。因此，长期来看，制定合理的增长目标与保持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是控制流动性的基本思路。第二，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是设定稳定的物价水平作为调控指标，根据我国的通货膨胀指标构成分析，目前CPI统计指标存在偏差，住房权重较低，并未反映实际的市场价格波动，相反食品权重较高，这些又放大了食品价格受季节影响的作用。因此，合理地计算与设定CPI将是货币政策控制目标合理性的关键。一般认为2．8％―3．2％的CPI是可以接受的。第三，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央行运用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调控手段已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该类手段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危害也很大，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央行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金融调控，而一旦外资流入缓慢，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少，降低存款准备金带来的二次流动冲击不可小视。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流动性问题复杂而且多变，任何单一的理论与政策都不能完全地解析与解决流动性过剩的表象与根源。要采用多种政策，从治理流动性过剩冲击与解决流动性产生根源两方面入手，标本兼治地解决流动性过剩难题。结合宏观政策与发挥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共同治理流动性过剩矛盾，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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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compare analysis on the money supply and money gap
DU Xiao-yu, LI Xiao-zhou, JIN Yan
(School of Busines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p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money supply and equilibrium of money supp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measuring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 Liquidity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at Excess Liquidity can be defined as the deviation of real money aggregated from expected equilibrium level． Our empirical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there have long-term and steady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al money supply, equilibrium of money supply and money gap in China． The money gap is close to zero in certain time, and the real money supply excesses the equilibrium of money supply in most times． The Excess Liquidity is the inevitable phenomenon resulting from the wealth effect a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the result of misplay of economic policy． At present, Excess Liquidity is releasing by various means and influences the macro-economics． It accords with the money policy of central bank of China which takes the quantity of money as the goal of agency to view the money gap as the measure of Excess Liquidity．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 Liquidity is to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increase the ways of investing and develop the capital markets．
关键词：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货币因素 信贷因素
一、引言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操控中介指标比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从而达到调控微观经济组织，最终达到宏观经济目标的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由原来直接对微观经济组织的直接干预，逐步过渡到运用货币政策等市场化的手段和工具来间接调控，事实证明，通过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提高中央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市场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反应灵敏程度，对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及加强宏观调控效果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和宏观政策协调，这里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梗阻现象， 比如中介指标反应不灵敏，或者究竟是哪一个指标对下一个传导指标作用更大的问题存在争论。
二、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1.古典货币数量论
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是从货币数量论开始的，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金交易数量说和现金余额数量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和英国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和庇古，两者尽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货币数量的变动只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实际产出没有显著影响.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当现金M0变动时，存款货币M1及存款货币总额均发生变动，并且由于商品交易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假设是一个常量，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最终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运动。
2.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
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他在1936年发表了其重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市场利率—投资—产出与国民收入—物价水平。凯恩斯认为如果一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在货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市场利率趋于下降，市场利率下降，使融资成本降低，全社会投资增加，带来产出增加和国民收入增加，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后使物价水平上升。凯恩斯认为整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是利率。弗里德曼是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货币学派认为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面并不起重要作用，他强调货币供应量在整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重要作用，货币学派作了如下分析：当一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起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当货币需求不变，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引起市场利率的下降，使社会融资成本降低，引起投资增加，投资的增加如果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后会引起物价上升，包括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同时引起货币需求增加，引起利率上升，投资下降，新增加的货币需求抵消了货币供应的影响，如果两者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均衡，那么对物价将不会产生影响，如果不均衡，那么产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3.近代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目前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货币渠道；另一个是信贷渠道。
（1）货币渠道主要包括利率途径和非货币资产价格途径
利率途径类似于凯恩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国货币当局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市场利率下降，引起投资增加，产出增加，国民收入增加。非货币资产价格途径主要包括托宾的Q理论和财富效应理论。托宾提出了一个企业的市场价值（主要指股票价格）除以企业资本的重置价格，得到一个值用Q表示。当Q大于1时，企业的市场价值大于资本重置价格，新的实物资本相对便宜，企业更愿意扩大对新的机器厂房设备的投资，托宾的理论作了如下描述：当一国扩大货币供应量时，市场利率下降，引起债券价格和银行存款收益下降，居民和企业增加对股票的持有，使得股票价格上升，Q值上升，导致直接投资支出扩大，产出扩大。财富效应理论的基础是生命周期收入理论，指出经济产出的增加是由总的消费支出决定的，而消费支出是由包括股票在内的终身财富决定的。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一国扩大货币供应量，引起市场利率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上升，社会财富增加，引起消费支出增加，引起经济总产出增加。
（2）通过信贷渠道主要包括银行贷款途径
该理论认为，假设借款人在银行贷款和证券市场上融资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由于金融管控等因素，企业又很难在证券市场上融资，这样他们就只能依赖银行贷款渠道进行融资，由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银行融资存在额外成本，比如担保、监督、合同成本，这样的话银行贷款渠道就有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增加银行可贷款总量，投资增加，产出增加。
4.国内外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方面的研究
从理论上面的研究还不足以直接论证上述理论的准确性，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计量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领域的研究，1980年（c.a.sims）将向量自归模型（Var）引入到实证经济学中，此后，Var模型便被广泛运用于货币政策研究中，Bernanke（1986年）运用Var模型对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美国银行贷款的冲击对总需求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因而信贷渠道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起重要作用。我国运用计量经济学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历史还不长，20世纪90年代基本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简单的回归分析，2000年以来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盛朝晔（2006年）研究了我国1994年-2004年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效应，认为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楚尔鸣（2007年）对2000年-2005年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很难引起利率的变动，从而说明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存在梗阻。
三、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践
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但那时银行却是财政的附属品，无足轻重，更不用说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更谈不上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作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司中央银行职能以后，中央银行才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第一阶段是1979年～1983年。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仍然是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因为国家处于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和银行的作用被削弱了，直到1984年我国才成立中央银行并开始执行货币政策。因此，此阶段的各项经济指标处于计划体制之下，价格的制定及货币投放量以及经济增长完全由政府控制，没有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第二阶段是1984年～1992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发展，最突出的是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开始使用，但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是主要的调控手段。
第三阶段是1994年～1997年。在结束了1990年～1992年三年的低通货膨胀期后，1993年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在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依然以信贷总量控制为主，以存款准备金和利率调整为辅的货币政策。
第四阶段是1998年～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自1998年1月起取消了信贷规模管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度得到空前提高。1998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加大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充分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业务、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时期，中央银行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取消贷款限额控制，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服务宏观经济目标的效果得到增强。
第五阶段是2008年至今。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到多方面严峻考验，经历了国内自然灾害和美国次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降低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四、实证方法及数据处理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单位根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从2003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M2和GDP以及LOAN和GDP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供一些建议，分步来看，先对M2、LOAN、GDP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再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分析M2和GDP以及LOAN和GDP之间的的相关关系，然后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M2和GDP以及LOAN和GDP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判定究竟是M2还是LOAN对GDP的影响更大，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市场利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一定影响，但我国的市场利率，以一年期定期存款为例仍只在较小的波动区间，所以本文对市场利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用不作阐述。本文中M2、LOAN、GDP是指从2003年到2012年各季度累计数的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实证分析过程
1.单位根检验
因为各变量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在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前，首先对所有变量取对数，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或者说需要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本研究采用ADF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一个变量是否有助于预测另外一个变量，如果有，则一个变量能以格兰杰因果关系使另一个变量发生。本文中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对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检验结果与滞后期有关，因此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期。下面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上，LGDP能格兰杰引起LLOAN和LM2，LM2能格兰杰引起LLOAN。在10%的水平上，LM2能格兰杰引起LGDP。其余检验结果均不拒绝原假设，即两两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六、结论与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5%的水平上，LGDP能格兰杰引起LLOAN和LM2，LM2能格兰杰引起LLOAN。在10%的水平上，LM2能格兰杰引起LGDP。其余检验结果均不拒绝原假设，即两两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广义货币M2决定信贷总量LOAN，信贷总量并不能决定GDP，也就是说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明显，真正对产出产生影响的是广义货币M2。也就是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而非信贷渠道影响总产出的。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宏观调空中应该更加注意货币供应总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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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一书中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如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仅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来实现内外部均衡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两个均衡目标相互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的情况，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很难维持。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根据丁伯根法则，至少需要再增加一个独立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这一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一起来保证内外部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据此可知，在保证支出增减政策有效的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即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之间就存在矛盾，称为二元冲突。
作为二元冲突理论的重要发展，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对开放经济下的小国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即开放经济下的IS－LM－BP模型。他们极富远见地指出，如果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只是改变外汇储备的工具，而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才独立有效；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并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世界里，对冲操作毫无意义，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进入7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市场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一理论与现实经济的联系越发紧密了起来。就其本质而言，M－F模型分析的是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二元冲突问题，论述了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得的关系，为后来三元悖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文中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理论。之后，他又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书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论述(克鲁格曼，1999)。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实现三个主要经济目标，包括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稳定的汇率保证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过多的不确定性、自由的资本流动以维持国际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这一结论可以形象地用图一来表示。三元悖论是指图中心位置的灰色三角形区域，即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如果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没有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如果要维护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要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有效，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也就是说，三个角点只能选择两个(耿强等，2004)。根据这一论断，美国、日本等国放弃了汇率稳定，阿根廷、欧洲国家放弃了灵活的货币政策，而中国和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等国放弃了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由此可见，三元悖论已经成为众多国家和政府在汇率制度选择和相关政策分析中所依据的基本原则(黄志刚，2007)。
二、三元悖论理论的内涵剖析
1、三元悖论理论是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高度抽象概括
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三元悖论理论只考虑了极端的情况，即严格的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各国政府坚持这种绝对化的“三元”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很小。第一，严格的金本位制的解体和布雷顿森林制度的解体就说明了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实践上会面临困难，而汇率变动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使得各国央行不得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进而使完全的自由浮动也成为抽象的概念。第二，虽然当今世界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已经有所提高，但是为了防止投机资本的大量进出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各国对资本项目依然进行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管制，正是这些管制阻碍了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也就是说，真正的汇率自由浮动只存在于理论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现实中成为了有管制条件下的有限流动，因此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并不意味着一国的中央银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它只能是相对的独立。即便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前提下，从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运行，以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影响和货币流动速度的变化，都导致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有所下降，无法确保其绝对独立有效。
即使在现实中，一国政府坚持了绝对化的“三元”概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在现实中受到质疑。第一，货币替论证实了完全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难以保证完全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从理论上看，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的国际收支余额为零，货币当局由于在货币供给上没有替代性而享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考虑到各个经济主体在货币需求上的替代性，一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必将改变持币的相对机会成本进而引起一国货币跨境流动，最终使得货币政策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存在货币替代现象，那么货币供应较小幅度的变化都将导致汇率大幅波动，即存在严重的汇率超调现象，货币替代将严重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二，M－F模型驳斥了三元悖论中一国执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便可以享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的论述(obstfeld et al，1995)。根据M－F模型，即使可以严格地控制资本流动，但是经常项目的失衡最终迫使一国货币当局动用国际储备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在保持货币乘数和国内货币供给基数不变的前提下，国际储备的变化将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但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失去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因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也就无法确保了(Simon et al，2000)。第三，在满足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下，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并不构成货币政策无效的必要条件。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与国际游资相比总是相对较小的。即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跨国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度也是难以维持的(Giaacarllo et al，1999)。也就是说，三元悖论成立的前提是一国外汇储备的无上限，而这一点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可能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的情况正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不可以在三元悖论的目标选择问题上增加灵活性。正如Frankel等(1999)指出，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不能不说是三元悖论理论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方面的局限。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中间汇率制通常比角点汇率制度更适合，特别对于大规模资本流动尚不构成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Summers，2002)。而且，对于适合建立共同货币的区域，中间汇率制度也比角点汇率制度更可行。2001年，我国经济学家易纲扩展了三元悖论理论框架，提出了X+Y+M=2公式(易纲等，2001)。其中，X、Y和M分别表示汇率、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状态，每个
变量在0到1之间还存在大量的解，即中间汇率制度。这些中间汇率制度不仅在理论上成立，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比如爬行盯住、汇率目标区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等。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多为采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因此部分学者依据“资本高度流动使得汇率承诺变得日益脆弱”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假说，即介于严格固定汇率与完全自由浮动汇率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已经变得不可维持。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Masson(2001)运用马尔柯夫链和变迁矩阵作为分析工具，引用两种汇率制度分类数据检验发现，中间汇率制度将继续构成未来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一国发生货币需求剧烈波动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很好的选择，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干预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动进行调节。更重要的是，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是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的，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适合于所有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
2、三元悖论理论与“永恒的三角”的区别
“永恒的三角”(the eternal triangle)也是由克鲁格曼最先提出来解释国际金融困境的术语，它与三元悖论理论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可以混为一谈。克鲁格曼(2001)认为，国际货币制度的选择问题可以归结为调节性(adjustment)、置信度(confi，denee)和流动性(liquidity)。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国际货币制度的三个特征，而“永恒的三角”(如图二所示)则描述了政府在三种能力之间的选择和放弃原则。其中，调节性意味着政府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不仅仅包括独立的货币政策。置信度意味着政府维护汇率不受投机冲击的能力，也就是汇率在不影响市场信心的前提下波动并且波动的程度没有超过本国所能承受的范围。流动性意味着政府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这一能力表现为政府有能力将短期资本流动限制在为贸易融资和允许贸易暂时失衡的范围内、有能力偿还契约性债务、有能力防止短期资本迅速流出和资本外逃。因此，因此，“永恒的三角”与三元悖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将两者视为同内涵的不同表述是不准确的。
三、开放经济中三元悖论理论的实践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然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根据三元悖论理论，一国政府要么选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要么选择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各国政府进行政策选择的依据就是权衡采用不同政策组合的成本和收益，选取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效果的组合。目前，理论和实践探讨的重点是在保持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研究部分国家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
1、三元悖论理论与最适度货币区理论
最适度货币区理论最早由蒙代尔提出，后来麦金农等一批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最适度货币区是指一个区域内的国家在货币完全一体化之后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或者保持各国货币刚性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而对区域外汇率实行浮动。这一概念强调的是针对于整个动荡的国际金融体系而言，在一定区域内构建有利于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相对稳定的货币区。从本质上看，这一理论正是三元悖论的体现，是一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追求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结果。一国在加入货币区时必须比较消除货币兑换费用带来的收益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损失，只有在区域经济高度融合使得收益大于成本时，最适度货币区才有可能出现。
一国既然可以通过权衡利弊选择加入最适度货币区，当然也可能出于变化了的利害关系而退出。这种选择就蕴藏着最适度货币区崩溃的危险，欧洲中央银行既是欧元信用的担保者，又是国家合作的产物，其地位是由作为成员国的国家达成的非宪法性国际条约来确定的。这一制度安排使得欧洲中央银行在维护国际货币合作中缺乏足够权威，对集体行动中的国家功利主义行为难以有效约束(Eichengreen et al，1994)。比如，希腊等国最近爆发的债务危机就体现了这种危险性。欧元区成立伊始便开始实行较低利率政策，这使希腊能够享受低廉借贷成本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掩盖了其生产率低而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此时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危害并不显著。但是由于已经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财政政策的自对管理和调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各成员国都有一种内在的财政赤字扩大的倾向。在宏观层面上，这种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干扰了统一货币政策的运作，当负面溢出效应波及到整个欧元区时，就有可能引发各国之间的赤字大战，导致一些国家不堪重负退出欧元区。也就是说，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或者建立一体化财政，而统一的财权是无法满足各成员国之间需求差异的。正如近期欧盟委员会的研究显示，根据欧元区各国价格和成本的差距以及贸易收支状况来判断希腊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同时还面临着财政赤字严重恶化的局面。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却表示，在希腊应对债务危机之际，欧洲最关注的问题是维持欧元汇率的稳定，将与那些面临极大困难的国家讨论如何保持欧元稳定。这表明当区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时，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凸现出来，终将危及到最适度货币区的稳定性。南非标准银行研究报告就预测，希腊和爱尔兰等国的经济状况不能容忍，这或许将导致这些国家接受外界救助，甚至可能在2010年底前被迫退出欧元区。
2、三元悖论理论与货币局制度
另外一种体现三元悖论理论中追求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制度安排是货币局制度。1849年，英国在印度洋殖民地毛里求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局，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与衰落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制度又重新被一些国家所采纳。现今世界上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地区)有香港、阿根廷盯住美元，文莱盯住新加坡元、波黑盯住欧元。货币局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1)本国货币与一种作为锚货币的外汇保持固定汇率关系；(2)本国的货币发行完全以外汇储备作为后盾，并且随时准备以固定汇率把本币兑换成外汇；(3)本国对维持这一制度所作的长期承诺，通常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
货币局制度的所有优缺点都来源于三元悖论理论所论述的“三取二”选择(周丽霞，2004)。稳定的汇率可以保持投资者的信心，但是累积的抑制效应可能鼓励国际游资的投机，而资本的自由流动更加大了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本币发行必须有外汇储备支持使得政府滥用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消失进而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同时却也削弱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因此，通常认为小型开放经济才适用货币局制度。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进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而进口高技术产品，由此导致
了出口供给弹性不足，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也很低。加上它们只是国际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不能通过汇率政策影响以外币表示的进口价格，从而汇率变动对促进资源配置和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依据三元悖论理论，小型开放经济体最现实的选择是完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对于货币当局缺乏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而金融体系又不完善的国家来说，借助于货币局制度建立良好的政府信誉比保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具现实操作性。
3、三元悖论理论与美元化
2000年1月厄瓜多尔宣布正式推行美元化，萨尔瓦多也于2001年1月宣布以美元为官方货币，加上1904年以后已经实现美元化的巴拿马，已有三个拉美国家实现了完全的美元化。另外，秘鲁、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亦先后立法，允许美元与其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即实现了部分美元化。可以说，拉美各国对美元化显示了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减轻这些经济体承受外部经济冲击的代价。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拉美各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将导致其通过汇率变动来促进资源配置和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非常不明显，反而会引起商品和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贸易与投资。更重要的是，出于加速发展的迫切愿望，这些国家往往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放松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纪律的约束，最终的结果就是陷入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拉美各国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所花费的成本过于高昂，其美元化的本质就在于迫使政府接受更严格的预算约束，避免为了短期政治、经济利益需要而滥发纸币，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促进经济增长(李富有，2003)。
四、总结与启示
三元悖论理论经历了“二元冲突－M－F模型一三元悖论”的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外部均衡的矛盾，也为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提供了简单明了的分析框架。我国过去对资本账户施行严格的管制，因此内外部均衡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随着开放度的增大，我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明显增强，要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就越发困难，2002年市场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就在于此。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的汇率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长期盯住美元，加上对资本流动的严格限制，其结果是压抑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对人民币升值的内在要求。2002年之后贸易顺差的逐年大幅增长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成为货币投放主渠道，人民币出现升值预期。在此背景下，即便存在资本管制，国际资金依旧通过贸易等各种渠道不断渗透流入。但是此时我国经济处于上行阶段，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从紧，这就与造成市场流动性泛滥的固定汇率制度出现了矛盾。为此我国最终在2005年进行汇改，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释放出空间。这一时期的政策实践说明了三元悖论理论中“固定汇率制+独立的货币政策+实行资本管制”的政策组合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因此，我国必须在三元悖论理论框架下，科学设计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的改革方向和步骤，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内外部均衡(徐爽等，2007)。
关键词：货币宪法；宪法教学；财政宪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219-02
货币宪法是晚近提出的概念，与经济宪法、财政宪法、教育宪法等，同属于部门宪法的范畴。货币宪法学无论是在价值选择、基本原则，还是在主要内容等方面，都为宪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货币宪法学本身也应当成为本科、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宪法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作为一个学科的货币宪法学
在宪法学研究领域，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政党、选举等，都是永恒的话题，但是货币发行、中央银行的运作和权限等问题，在布坎南等人之外，却很少有人提及[1]。然而进入21世纪，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次贷风暴的影响，学者们从宪法学角度对货币问题展开的研究日益增多。
作为一个学科的货币宪法学被提出，其依据在于部门宪法理论。至于划分部门宪法的标准，则在于一个承担着某种必不可少的主要功能的社会或政府部门的存在，或者存在某种客观需求及利益事实[2]。财政宪法、教育宪法、军事宪法以及货币宪法概念的提出，基本上沿循了这一理路。自货币宪法概念提出至今不过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相关学者的研究仍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并且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货币宪法学的教学也会逐步展开。
二、货币宪法学教学的理论前提
就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历史来看，直至目前，对货币问题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一领域中，西蒙斯、弗里德曼、布坎南、哈耶克和彼得?波恩霍尔兹等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关于货币权力以及货币宪法的认识。另外，芬恩·基德兰德、马可·怀恩两位作者分析了政府和中央银行为确保长期价格稳定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意大利经济学家，曾担任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的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就“财政协调与货币宪法”问题进行了论述；日本学者山田久也曾使用“货币宪法”这一概念[3]。这些都奠定了货币宪法学教学的理论基础。
进一步讲，现有的货币宪法学理论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虽然存在专门探讨货币宪法的著作，但多是针对一时一事所展开的研究，立足点也更侧重于财政经济领域。对于政府和人民在货币领域内的相互关系、政府在货币过程中的地位和权力等宪法上的核心问题，缺乏更深入系统的分析。2）皆对凯恩斯主义提出批判，认为凯恩斯主义运用的结果，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的财政支出规模失控、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大，以及持久的恶性通货膨胀。而货币宪法的首要任务则是控制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权力，抑制通货膨胀。3）在解决通货膨胀的路径上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恢复金本位、实现中央银行独立、货币立宪以及建立竞争性货币机制等几种取向。然而恰恰由于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分歧，为货币宪法学教学提供了更多的理论素材，当然，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应对前述理论缺陷加以补足。
三、货币宪法学的教学内容
作为宪法学教学的组成部分，货币宪法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1.货币宪法学的学科价值：从部门宪法学的角度，论证货币宪法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探讨货币宪法学的理论基础、体系结构、研究对象、基本原则等。
2.货币宪法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货币宪法学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并探讨货币宪法在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的历史任务。
3.货币权力的宪法属性：主要探讨货币权力的产生、运行，货币发行的经济价值，货币权力在宪法上的税权属性及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货币权力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等。
4.货币权力配置的基本模式：主要研究货币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权的配置，以及广义的货币发行权与监督权的配置等。
5.货币权力的宪法规范：通过宪法规范货币权力的运行，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货币宪法的目标是在确保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其侵益性降到最低，使人民的财产权得到更好的保障，并将人权保障这一最为核心的宪法原则贯穿始终。
6.其他的货币制度：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制度（特备是从宪法上否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地位）、汇率制（对浮动汇率制加以反思，并尝试恢复固定汇率制）、金本位制、准备金制度等基本的货币问题。
四、货币宪法教学的学科价值
货币宪法学是围绕货币当局和货币权力等货币宪法问题建立起来的部门宪法学，将这一学科引入宪法学的教学实践，不仅能够开辟宪法学教学与研究的新领域，丰富财政宪法乃至基础宪法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该学科的教学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理论层面上，货币宪法直接指向宪法的各基本命题，并可以解释诸多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源。货币宪法学认为，货币发行权的不受控制是现代社会一切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首要根源。恰如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赛斯和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人为的、不适当的货币政策才是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4]。费雪也说，“不兑换货币总是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祸根”[5]。同时，货币发行本身可以被看做一种征税行为，因此货币发行权的行使应当遵从社会契约的规范，应当征得人民的同意。很显然，这些内容的教学，可以用来支撑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命题，如人权保障、人民、有限政府等基本价值追求。
而在实践层面，最近一次，也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导致了波及全球的恶性通胀。通货膨胀的后果是人民财富的流失，由此引出了人民财产权保障以及相关的国家责任问题。而货币宪法学的提出，则可以引起教学领域和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关注，并为当局的决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尾论
虽然独立于财政宪法，但无论在基本立场上还是所关涉的内容上，货币宪法学都同财政宪法有着密切的联系。立宪主义层面上的“财政宪法”一词同样由布坎南提出，他试图通过“财政宪法”来规范政府的公共收支，尤其是规范政府通过公债获取的收入[6]。在财政宪法学的研究中，税收、公债、预算、货币等都是核心的命题。很显然，货币宪法学在探讨有关货币、赤字、通胀、公债等基本问题时，实在绕不过财政宪法，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布坎南才会将“财政-货币宪法”合并使用，而在货币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同样应对财政宪法加以关注，从而使得货币宪法学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1.
[2]洪镰德.结构功能论的法律社会学—帕森思法律观的析评[G]//.苏永钦.部门宪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23-32.
[3][日]山田久.欧洲的货币宪法、货币统一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J].世界经济,1991,(2).
[4]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J].中国税务,2009,(6).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新晨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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