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货币市场基金的运作和发展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
货币市场基金是投资于短期债务的共同基金，它把分散的小额投资聚集起来，让中小投资者能参与更加分散化和高质量的投资组合。
货币市场基金起源于美国。在货币市场基金产生之前，受Q条例的限制，只有投资额超过十万美元的投资者才能购买市场利率存单、商业票据等高收益的货币市场债务工具。1972年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基金产生，小的投资者才有机会投资高收益的货币市场工具。现在，美国市场上有大约1600只货币市场基金，总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
（二）货币市场基金产品介绍
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有两种基本的类型：应征税基金和免税基金。应征税基金收益率与美国金融和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密切相关，而免税基金的收益率则取决于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短期债务欠款的供给和需求。
应征税货币市场基金的任何投资收益都要缴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收益税，通常投资的品种包括：（1）美国国库券和直接票据，包括短期（三个月和六个月）国库券和用国库券作抵押的回购协议；（2）美国政府机构证券，包括联邦国家抵押贷款协会和小型工商管理部门等机构的债务；（3）回购协议；（4）可转让定期存单；（5）商业票据；（6）银行承兑票据；（7）欧洲美元存单；（8）美国美元存单和银行票据。
免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免税实体（比如州和市政府）的短期债务，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发行的普通债券、特许权税收益、免税商业票据和短期地方债券。这些基金支付的红利免除联邦收益税，有时候也免除州和地方政府税。
免税货币市场基金支付的收益通常低于应征税货币市场基金，但是如果投资者需缴纳较高的收益税，免税基金的收益可能会高于应征税基金的税后收益。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权衡是否应该投资免税基金：应征税等价收益率＝免税收益率÷（1－边际联邦税率），应征税等价收益率粗略地等于投资者投资应征税基金应该得到的等价收益。
（三）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类型基金的比较
按照不同的投资对象和收益-风险特性，投资基金可以大致分为四类：股权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对象的不同是这些基金类型的本质区别。与其他类型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相对稳定，投资风险较小，流动性较高，签发支票的特权也是其他基金类型不能比拟的。
在成熟的基金市场上，作为一种独特的基金类型，货币市场基金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截至2003年12月，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净资产值达到2.05万亿美元，净资产值仅次于股票型基金，占所有共同基金净资产值的27.7%.
（四）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控制
货币市场基金一个普遍的投资目的是维持资产净值不变，因为只允许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净值有较小的波动，所以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合理的风险控制：
1.跟踪资产净值的偏离。基金管理者应该定期地对投资组合精确定价，并且计算基金的资产净值。如果基金的资产净值从1美元偏离0.5%，就应进行调整。
2.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和测试分析。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包括计算购买任何证券之后对基金的加权平均到期日（WAM）的影响，同时考虑在证券购买时可能发生的意外赎回。此外，还应对个股和投资组合进行压力测试，评估在发生较大的利率变化时价格的敏感性。
3.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与持有基金较大份额的投资者经常的交流是得到赎回暗示的重要方法，有的基金采取鼓励大额赎回提前通知和拒绝对利率敏感的投资资金等措施。
4.交易票据的确认。交易需要得到执行交易的投资者和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或高级职员双方的认可。
5.完善的计算机系统。适合每只基金的投资参数的计算机系统也有利于控制风险，在这一系统中，未经认可的投资会被剔除出来，立刻提醒投资经理发现错误。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运作和发展
（一）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起步较晚，2003年12月10日，由华安、博时和招商三家基金公司分别发起管理的首批三只货币市场型基金获准设立。其中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于2003年12月14日最先开始发行，也是最早设立的货币市场型基金。到2004年4月12日，已经设立的七只货币市场型基金的总份额为430.93亿元，占开放式基金总份额的24%.
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还比较狭窄，暂时设定为短期债券（含央行票据）、银行存款和回购协议，相信待有关监管部门许可后，此类基金将来可投资于大额转让存单、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或其他流动性良好的短期金融工具。
（二）我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现实意义
首先，货币市场基金为投资者增加了一类新的投资工具。由于没有成员资格，个人投资者直接进入货币市场壁垒太大。货币市场基金设立后，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基金间接参与货币市场投资，分享货币市场的稳定收益。货币市场基金不仅为个人投资者带来投资便利，还完善了我国基金市场的品种结构，方便机构投资者在不同类型的投资工具之间合理配置。
其次，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丰富了货币市场参与主体，有利于货币市场资金的流动和交易的活跃。同时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又将促进货币市场增加产品供给，从而促进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再次，货币市场基金分流银行资金的同时，在竞争的压力下，将促进银行业的金融创新。
（三）我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需要完善的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市场条件需要完善。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由于品种较为单一和交投不太活跃，我国的货币市场显然还难以满足货币市场基金的需要。要发展我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就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不断丰富货币市场工具。
第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相关监管和制度方面需要完善。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对象比较特殊，审批和设立可能需要银监会与证监会双方认可，监管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货币市场的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在允许更多的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基础上，考虑使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证券交易所的债券市场连接，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债券市场。
第三，货币市场基金的系统建设方面需要完善。系统建设包括货币市场的清算结算系统建设和货币市场基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系统建设。可以通过组建清算银行等方式，为货币市场的发展提供应有的高效结算服务。
［关键词］ 货币供给 内生性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一、引言
货币供给的可控性是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存在着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从货币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上。
根据货币供给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不同可以指定不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来影响经济运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可以有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两种选择，并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主要是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进行调控，即通过调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现金充裕度，这称为供给型调控模式；而以基准利率为中间目标的、着眼于货币需求的货币调控则称为需求型货币调控模式。
目前我国在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并实施了以“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截止目前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为21.5%，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货币流动性依旧较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货币供应量，传统观点认为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控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从而调节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使货币供需均衡、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和经济平稳增长。但是现实情况存在“倒逼机制”，盯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能带给人们预期上的政策效果，而无法达到其实际控制货币供给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
1.主流观点下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银行学派的内生货币供给思想。银行学派主张，流通货币数量为社会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所决定，或者说，物价决定通货而不是相反。另外，银行学派还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利率和物价的关系，说明了物价的变动不是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对物价产生影响，其理论体现了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2.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内生货币供给观点。拉德克利夫委员会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可变性，中央银行并不能依靠控制货币供给决定支出的水平。货币供给是不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之所以稳定，是因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3.格利和肖的货币内生供给观点。格里和肖试图建立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的货币金融理论。在这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在信用创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货币当局又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货币的控制能力，从而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2.我国学者的货币内生性研究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不显著导致了许多学者对货币外生性产生了怀疑。经济学者结合国内货币供给情况提出了货币内生性的理论观点。南开大学王兰芳通过分析讨论货币供给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在一个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内生性特点。 柳欣、靳卫萍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中的收支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在没有中央银行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各种宏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共同产生货币供给，这也是最本质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芦东、陈学彬则在接受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下提出了中央银行没有能力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因为货币发行中供给具有内生性。
在这些研究表明，在我国，学者认为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并接受外生货币供给更加有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观点。
三、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
在一般人看来，我国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倒逼机制”的呈现，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货币供给（Ms）可以分解为基础货币（B）与货币乘数(K)的乘积，因而可以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两个角度来考察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我国成立中央银行体系以来，央行调控经济的方式也开始尝试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供给在形式上也开始表现为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作用。
1.基础货币内生性分析
首先是再贷款、再贴现。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的总资产中占60%。由于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而中央银行为避免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内生性。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和再贷款一样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被动正是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体现。
其次是外汇占款。近年来随着出口增加，巨额外资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这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外汇市操作是单一方向的运作，迫使其通过大量购入外汇，以满足货币需求。2003年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首次超过全部广义货币供应量，2005年和2006年，大约是广义货币增长量的1.5倍和2.1倍。到2008 年底更是达到了2.4倍。上述贸易顺差持续放大和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
2.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经济理论界认为货币乘数（K）是基础货币（B）扩张的倍数。我国将货币层次定义为：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组成了广义货币M2，即M2= C+D。基础货币则由法定准备金R、流通中的货币C、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NR、超额准备金Re组成，即B= R + C + NR + Re。若记c为现金流通比率，c=C/D。r和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 re)×D=R + Re，nr =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则货币乘数K= M2/B，也就是K=M2/B= C+D/C+ R+ Re+ NR= 1+c/(c+ r+ re+ 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法定准备金率r、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现金流通比率c和超额准备金率re。
由以上货币乘数（K）的求导式可以看出，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典型的负相关，货币乘数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性。
四、货币内生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条件下，货币供给量不是由一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并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利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构成。在经济运行中，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使实际的市场利率与预期设定的目标利率趋于一致，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依此确定自己的存贷利率水平，以及各种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水平，从而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及对货币供求关系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我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正向着市场理性化，且有利于间接调控的方向发展，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模式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打破这种直接管理模式，建立起以基准利率为主导的间接货币调控模式，同时配合其他经济政策来引导货币供给的合理化。
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向以利率为主的中介目标进行转变。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央行应逐步扩大利率弹性，完善利率体系，重视利率在宏观金融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2. 重视经济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学界都较为重视经济预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已证明预期在政策调控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加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适时传递货币政策意向，正确引导经济主体和社会预期。
3. 注重经济周期波动性变化的影响，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和力度。由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故而必须科学把握货币政策的取向，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缩短政策外部时滞；同时加强货币市场建设，协调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性，疏导货币政策初到渠道，从而真正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乘数；货币供给；货币政策
1. 引言
电子货币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一种新兴的电子化货币，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较权威、统一的定义。本文以国际上较为权威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电子货币的定义为基础，认为电子货币是由一定主体发行的，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以商用电子化机制和各类交易卡为媒介，以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等为手段，并通过网络系统以数据传输方式实现其流通和支付功能的新型支付手段。对于电子货币的发展带来的影响，BIS分析了影响电子货币发展的因素，电子货币对货币供求、货币乘数及货币政策的影响。Solomon（1997）认为将电子货币计入货币供给总量，从而增加货币乘数；周光友（2007）等分析了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认为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影响显著。本文主要从现金漏损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电子货币使用率几个因素来揭示电子货币的发展与货币乘数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
2. 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乘数作为除基础货币以外的影响货币供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很难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电子货币的发展将会增强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从而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难度。因此，正确认识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带来的影响，准确把握电子货币条件下我国货币乘数变动的规律，对中央银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当前电子货币发展所处的阶段，电子货币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作用较为明显，电子货币的使用也主要是通过与现金、准备金和活期存款相关的因素来影响货币乘数。
2.1电子货币作用于现金漏损率对货币乘数产生的影响
现金漏损率是流通中的现金与活期存款之比。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存款人愿意选择更少的持有现金，更多的持有活期存款，从而通货向活期存款的不断转化，现金漏损率逐渐降低。银行活期存款比重的相对增加将使货币供应体系多倍扩张的能力增加，即货币乘数增大。因此，现金漏损率与货币乘数呈负相关关系。电子货币取代流通中的现金并使其部分转化为活期存款，这会降低现金漏损率，提高货币乘数。
2.2 电子货币作用于总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产生的影响
本文将总准备金率划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对于由中央银行制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率，可以改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乘数，从而间接调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和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意味商业银行着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越多，则可用于贷款和投资等自营业务的资金就越少，派生出的存款也会减少，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趋势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相反。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发展使商业银行间能通过同业拆借形式较快捷地解决流动性约束问题，商业银行的资金支付也更多地表现为同业间的清算与划拨，能大大降低流动性风险。从这个角度看，随着电子货币的发展，法定准备金率会呈减少趋势。另外，由于电子货币可以在开放性的国际互联网上流动，那么承担较高法定准备金率的银行将在与其他法定准备金率较低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维持本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适应金融全球化的挑战，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调低了法定准备金率。长远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应呈下降趋势，从而货币乘数增加。
对于超额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为满足自身流动性而持有超额准备金。因此，超额准备金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为。货币乘数也是关于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递减函数。电子货币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加速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更容易降低从货币市场借入资金的成本，减少了银行对于超额准备金的依赖，使商业银行在保持较少超额准备金的前提下，满足流动性目标的需求。因此，商业银行会相应降低超额准备金的储备。另一方面，电子货币取代现金，使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增加，因而超额准备金率会呈降低的趋势。同时，电子货币的发展使社会公众的现金使用量减少，信用货币使用量增加，提现率降低，从而商业银行可以减少超额准备金的持有量。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电子货币的发展，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甚至下降，超额准备金率也会不断下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都将呈上升趋势发展。因此，总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呈负相关。
2.3电子货币使用率对货币乘数产生的影响
电子货币使用率为银行卡交易额与GDP之比，电子货币使用率代表电子货币被用作交易媒介的程度，它既能说明电子货币替代现金的程度，又能说明电子货币交易结算的规模。一方面，电子货币使用率的提高会通过电子货币替代现金并使其部分转化为活期存款，降低现金漏损率，从而扩大货币乘数；另一方面，电子货币结算规模的扩大会使商业银行增加用于结算的储备金，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货币乘数减小。电子货币使用率对货币乘数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作用机制力度的大小。
3 结语
本文在传统货币乘数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分析了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结论如下：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有直接的较大的影响，增大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电子货币的发展对现金漏损比率、存款准备金率、电子货币使用率都有较大的影响，最终影响的结果都是导致货币乘数增大。电子货币对现金的替代效应十分明显，电子货币的变动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较大，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较小。
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推动，使货币乘数受基础货币的影响作用减小，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增强，货币乘数变得更加不可控和不可预测，增大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尤其是对于短期货币政策，较难把握和预测电子货币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BIS.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R].http：///static/DOC2027. htm
[2]Solomon.E.H.1997.Virtual Mone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周光友.电子货币发展对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5）
作者简介：
【关键词】货币流量核算基本框架；货币流量分析应用；货币流量与存量
一、货币流量核算的产生与发展
货币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相互联系，作为交易媒介和具有价值储藏职能的货币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连接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纽带。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恰好有一定数量的满足其商品交换需要的货币，这些货币永不停息地在各部门之间流动：企业为进行生产，支出一定数量的货币，形成家庭的收入。家庭将一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这部分货币将流回企业，另一部分作为储蓄流向资本市场或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资产运用最终也将这些资金导入回企业。企业利用收到的货币进行下一轮的生产，货币继续循环过程。在现代经济现实中，银行体系能通过贷款多倍地创造货币，提供比流入储蓄更多的货币资金，使经济循环流的规模越来越大，金融过程与货币供给相互紧密交织。
因此为了更好地贴合现实，从动态角度分析货币，发展货币流量核算理论是很有必要的。最早提出货币流量核算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柯普兰，其1947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的论文《通过美国经济跟踪货币流通》标志着货币流量核算的诞生。
科普兰之后的几十年中，有关货币流量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货币流量账户的深化与拓展；二是货币流量分析方法的研究。货币流量账户主要涉及到相关数据特性的确定和统计框架，比如如何区分货币流量和存量、如何对经济部门进行归类、如何进行资产的分类和估值以及如何在统计上确定净额的程度等等。
货币流量分析体系主要理论为罗伯特森的可贷资金理论，该理论构成了货币流量分析的基本框架。而后，蒋硕杰在比较该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时发展出一个模型，说明可贷资金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等价的。
二、货币流量的基本统计性框架
按货币流量核算的对象――金融性公司的特点，将其划分为相应的分部门和次部门，并编制不同的分部门和次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汇总形成部门资产负债表，再将部门资产负债表合并成相应概览，最终得到金融性公司概览。这是货币统计也是货币流量核算的基本统计性方法。
在各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概览中，我们可以得到详细而又全面覆盖、广泛的货币流量数据。
同时，货币流量统计是进行货币流量分析的前提，在准确的货币流量统计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货币流量的分析。
三、货币流量的基本分析性框架
在货币流量分析理论中，蒋硕杰的模型在对货币需求重新界定并忽略存量调整所需的时间之后，得出了可贷资金理论与流动性偏好理论等价的结论。下面我们将简单了解这个模型。
该模型更贴近现实地把经济划分成了实际经济（涉及收入决定）和金融（货币资金供求）两个部分，将所有的支出均看成货币形式的支出（而非正式意义上）的支出，而货币形式的支出就必然要求在支出得以实现之前，必先有货币资金上的保证，获取这种保证的需求就构成了可贷资金的需求。可贷资金的需求连同由现期计划总储蓄、闲置货币需求的净减少以及净创造的新货币构成的可贷资金供给，决定了均衡的利率和投资水平，进而确定名义收入水平。然后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该模型揭示出货币存量、利率以及名义收入之间复杂的关联性。
总的来说，该模型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支出流量形成分析期内的社会总需求，进而决定分析期内的名义总收入；
2、可贷资金的供求流量决定了均衡（名义）利率水平；
3、在进行任何支出之前，经济主体手中必先持有货币。
四、货币流量分析框架的应用领域
（一）货币流量分析应用于货币政策
在亚当・斯密奠定现代经济学思想大约250年后的今天，当论及货币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仍旧难以把握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评估货币政策时，究竟是存量，流量还是货币流量的变化更有意义的呢？
虽然在实践中，我们重点以存量评估为主，但是货币流量被众多经济学家认为会对真实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随意将其抛弃。
我国的现实情况也说明了这个两难的选择。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对象是银行信贷规模，这是一个流量指标。虽然在1998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货币当局正式废止了信贷控制，转而调控货币供应量这种存量指标，并将信贷规模的扩张与收缩及其分配的责任交给了商业银行。但是，应当说，这种转变并不十分成功，以至于在2003年～2004年的政策调控中，货币当局不得不重又对信贷规模和投向进行直接控制。
因此，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有必要将货币流量纳入分析体系中来。但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流量统计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二）货币流量分析应用于稳健财政政策预期效果的研究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当经济启动后，政府财政支出就应相应地减少。从中、长期来说，政府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王宏利在基于封闭经济中稳健财政政策的货币流量分析框架下，考察了各宏观经济变量对收入或产出的影响，得到了稳健财政政策的财政之支出乘数通式――在财政支出的乘数扩张过程结束时，收入的累积增长数量关于私人部门支出的消费利率弹性、投资利率弹性、私人部门货币资产需求的利率弹性以及银行货币创造的利率弹性的函数，找到了影响稳健财政政策支出效果的因素。
五、货币流量分析与货币存量分析比较
我将蒋硕杰的货币流量分析模型与弗里德曼所归纳的ISLM模型相比较，发现以下几点不同： 1.ISLM模型将经济划分为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两部分，通过利率机制将这两个独立运行的部门联系起来；而货币流量分析模型将经济划分成实际经济（决定收入）和金融（货币资金供求）部分。在实际经济中，货币是交易媒介；在金融部门中，货币是交易对象。
2.ISLM模型当中货币供给量由货币当局完全控制，而在货币流量分析模型中，货币资金总量不完全由货币当局控制，银行通过与客户之间的借贷行为可以创造新的货币，是一个内生变量。在现代经济中，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私人部门的负债越来越多地充当货币，货币当局对货币存量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越低。从这一角度看来，货币流量分析模型比ISLM模型更符合现实。
3.ISLM模型始终面临着流量均衡和存量均衡的矛盾，即产品市场上反映流量均衡，而货币市场上反映存量均衡。加入特殊时间概念后，ISLM模型解决了该矛盾，保持了逻辑的一致性，但却缺失了现实性。货币流量模型涉及到的是流量均衡概念，不会出现类似矛盾。
总的来说，货币职能的多样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性质的复杂性，导致了两个模型之间的分歧。两个模型只是对现实经济中存量、流量不同侧重点的分析，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ISLM模型相对简单，但远离现代经济实际事实，货币流量分析模型将新的货币职能以及信用创造等因素纳入分析，是对现实经济的进一步考察，但是跳出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之外，相对更加复杂。
六、感悟与启示
对经济现实的进一步考察可能会得出相对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实际规律，但如果一味的简化现实，只从逻辑上演绎，则会使理论失去其实用价值。通常越复杂的模型越符合现实，但却越不具备实际可分析性，正如货币流量分析比货币存量分析更贴合实际，但流量数据通常比存量数据更难准确或得，我们很难通过流量分析来对实际政策有所帮助。由此我们也可知，良好的统计框架获得的准确数据是经济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重要的纽带。
同时，在阅读货币流量分析理论相关资料之后，我对之前宏观经济学中学到的ISLM模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自己的学习思维进行了反思。在最初接触到ISLM模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模型，只是想着熟练运用它，而并没有对模型本身局限性有过过多的思考。在比较了货币流量分析模型之后，我才开始深刻理解到ISLM模型自身的缺陷，更加辩证地看待它。我也看到了货币流量分析模型相比ISLM模型的一些不足之处。
我深刻地体会到经济现实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模型能够完美无瑕地刻画它。不同的模型只是基于不同的目的和角度有取舍地去刻画经济现实某个方面来供我们研究分析。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辩证看待每一个模型，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运用每一个模型。经济理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毁灭自我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曾刚.货币流量分析理论研究――基本框架及对几个方面的考察
[2]帅勇.货币与利息率决定理论：存量和流量分析史
[3]郑春阳.浅议货币流量核算
[4]王宏利.货币流量分析框架下的稳健财政政策预期效果研究
【关键词】电子货币 货币乘数 基础货币 货币政策
一、引言
中国自九十年代中期，由中国银行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以来，电子货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国民的日常交易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各类电子设备，以及在公开网络（如Internet）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支付机制。厂商与消费者分别追求利润与效益最大化、电子商务的兴起、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等原因加速了电子货币的发展。在目前我国，电子货币正处于由二次通货形式向独立通货过度的阶段。就当前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电子货币最终成为独立通货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电子货币自身而言，它一方面能够代替纸质货币执行流通手段与贮藏手段，另一方面也凭借其所具有的使用便捷、交易成本低等突出特点而与纸质货币有所不同。电子货币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消费者在对其使用上必然与纸质货币不同，进而决定了其在加入支付体系之后，必然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同时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会因此发生改变。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很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与期望产生偏差。因此，有必要就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得出电子货币的流通对货币政策的具体作用。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际上对于电子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中央银行是否趋于消亡的问题。尽管对于电子货币的发展将削弱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一点，学者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但对于这种削弱的程度几何，却存在较大的分歧。Benjamin M.Friedman（1999）认为，随着电子货币的发展，调整基础货币所产生的效果将越来越小，央行对于利率的调控能力也越来越小，使得最终“未来的中央银行将成为只有信号兵的军队”。Reddy通过实证检验证明电子货币能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而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Mervyn King（2000）认为，电子货币的使用与中央银行毫无关联，中央银行因此不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将因此丧失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与此相反，Charles Goodhart（2000）认为由于税收等因素的存在，电子货币并不可能完全替代基础货币，因此，电子货币的发展不会明显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Michael Woodford（2000）通过分析指出，即便在当前的信息时代，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控制也是强有力的，因此电子货币不可能完全取代基础货币。
国内对于电子货币与货币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集中于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上。杨文灏（2004）认为电子货币会导致货币乘数的不稳定，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产生挑战。周广友（2007）通过计量模型对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进行检验，从而得出电子货币的存在加大了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的难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结论。陈仲常，李志龙，夏进文（2010），对电子支付工具与货币乘数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电子支付工具扩大了货币乘数，且缩短了货币乘数实现的时滞。张辉（2012）在总结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央银行应利用其垄断地位保证货币政策的效果，央行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国内外的学者都认为电子货币的流通，会造成基础货币规模的降低，增加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本文分析引入电子货币后，货币乘数是如何变动的，从而给出政策建议。
三、引入电子货币后的货币乘数模型
根据传统货币理论，货币乘数取决于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现金与存款比率等因素。
通常记流通中现金C，活期存款为D，定期存款为T，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分别为rd和rt，超额准备金率为re，现金漏损率为K，K=CD，t代表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t=TD。基础货币B=M0+rdD+rtT+reD=C+R
由M1=C+D，M2=C+D+T，可得货币乘数为：
m1=（K+1）/（K+rd+trt+re）
m2=（K+t+1）/（K+rd+trt+re）
引入电子货币后，公众会减少手中持有的一部分现金，代之以银行存款。记这部分现金为E，显然，这部分现金属于活期存款，需要缴纳rd的存款准备金。记E与原先活期存款D之和为Y。以g代表电子支付账户与存款账户存款之比，g=E/Y
此时银行系统的准备金R=rdD+rdE+rtT+（D+E）r
此时的M1=C+D+E，可据此推导货币乘数：
m1=M1/B
=（C+D+E）/（C+R）
={KZ+（1-D）Y+dY}/{KZ+（rd+trt+re）Y}
=（K+1）/（K+rd+trt+re）
同理可得出
m2=（K+t+1）/（K+rd+trt+re）
通过以上公式可以得知影响货币乘数的主要因素。而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对现金漏损率K的影响上。
据此，m1、m2分别对K求导：
dm1/dK=（rd+trt+re-1）/（K+rd+trt+re）2
dm2/dK=（rd+trt+re-1）/（K+rd+trt+re）2
因此，货币乘数与现金漏损率K乘反方向变动。电子货币在活期存款中所占比重越大，现金漏损率则越小，货币乘数越大。
在联系到货币供给，在传统理论中，货币供给表示为：
M=B（1-r^n）/（1-r）
引入电子货币后，居民交易与支付的速度大大加快，而银行在电子支付体系下也能更快地进行清算和资金调动，存贷款的速度因此也得到提高，这使得货币流通速度由n变为n1，n1>n，而货币供给表示为：
Me=B（1-r^n1）/（1-r）
Me>M
因此，在引入电子货币后，货币乘数将增大，与此同时货币供给也将加快，货币政策效应显现速度加快。
四、结论
以上结果在理论上表明，电子货币的使用，能够起到放大货币乘数的作用，扩大了货币的创造速度，从而缩短货币政策的时滞，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这与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电子货币会削弱货币政策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对于这一结论，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1）这一结论能够适用于短期，未必能够适用于长期。因为在长期里，一旦人们日常交易行为与央行的基础货币相脱离，或在较大程度上脱离，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的影响程度会降低。那么上述货币政策的效果势必大为削弱。（2）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在理论上的，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于通过计量模型和大量数据进行实证上的检验。总的来说，这一结论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还是具有一些启示的。
一是货币政策应该选择合适的中介指标，货币当局应该了解所选取的中介指标的效果。中介指标必须具有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如果基础货币作为一种中介指标，这些性质受到了削弱，中央银行则可以考虑将中介指标向利率、汇率等方面侧重。
二是在采取基础货币作为中介指标的情况下，要充分考虑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产生的作用。在科技日益进步，电子货币日益流行，对货币乘数产生干扰作用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不能只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和数据，应该充分考虑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长期趋势，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
三是做好进入电子货币时代的准备。电子货币由二次通货形式不断的发展，成为独立的通货将是必然的结果，这会对我国今后和未来的货币政策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中央银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我们只能做好充足的准备，积极应对。
四是加强对电子货币，以及资本流动的监管。经济的自由运行不能偏离法律的准绳，随着新兴电子支付工具的层出不穷，对这些工具使用的监管也将是一大难题，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规范，很可能导致电子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超出预想，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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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5）-0009-07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其传导是一个涉及诸多环节、渠道和因素的复杂过程。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实施效果可能存在不同，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市场供求等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站在中央银行角度，在差异化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条件下，如何科学、客观地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差异，是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课题。本文以甘肃省为样本，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构建了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指数（RMCI），对其他可能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指标作了比较研究，初步搭建起了一个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分析框架，并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作了简要探析。
为衡量一国货币政策状况的松紧程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及理论领域出现了一个新概念：货币状况指数（Monetary Condition Index，MCI）。MCI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用以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指标。经典形式的MCI是在选定一个基期后国内利率和汇率相比于基期水平的加权平均数。经典形式的MCI适用于开放经济体，且假定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利率和汇率渠道来传导：
其中，r为实际利率，q为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值，β是相应变量的权重。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构建适合中国的MCI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和研究，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卜永祥和周晴（2004），李子联（2010a，2010b），李建军和李波（2010），郭红兵和杜金岷（2011），刁节文和容玲（2012），段军山和郭红兵（2012），刘林川（2013）等。其中，卜永祥和周晴（2004）在构建中国MCI时，考虑到货币供应量这一渠道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影响，在利率和汇率之外加入了货币供应量指标（参见公式（2）），这一方法也被之后许多学者所接受。
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的对数值。
还有许多学者基于不同分析角度，在构建中国MCI时纳入不同指标，如李建军（2008）加入了贷款指标，刘林川（2013）加入了房地产和股票价格。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在MCI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反映整体金融环境松紧程度的金融状况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FCI）。FCI主要是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变动对金融环境的影响（参见公式（3））。
其中，c为资产价格。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余辉和余剑（2013），徐国祥和郑雯（2013），易晓盏龋2014）。
关于β的计算，目前经典的做法有三：一是单方程估计（总需求曲线）；二是多方程估计（VAR，结构VAR）；三是一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份额。较常用的估计方法是前两种，单方程估计法较为传统，其对样本的要求相对较低，多方程估计法更为精细，但其对样本量和数据的质量等要求相对较高。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研究货币政策在区域内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文献还非常稀少，原因不外是部分区域经济金融数据获取的困难和大部分学者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集中于宏观经济而非区域经济。
二、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能否科学构建货币政策区域实施状况分析框架，首先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构成了本文货币政策区域实施状况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实施状况是否存在不同
一般来说在单一经济体内货币政策是唯一的，其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与紧也是一致的。这是因为：（1）单一经济体一般只设有一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性政策，其制定当然是全局适用的、唯一的；（2）基于无套利原理，流动的资金会促使不同区域的利率水平处于均衡状态，从而难以出现某一区域资金流动性显著高于或低于其他区域的情况。我国只存在一家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其制定的货币政策当然是唯一的。但货币政策制定的唯一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状况的唯一性。事实上，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国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乃至不同省份间的实施状况会存在不同，至少在松紧程度上会存在不同：（1）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间经济金融情况差异较大，如不同区域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可能导致信贷资源在经济主体间的配置和分布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经济主体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能力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经济金融的开放度存在差异等；（2）出于支持不同区域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在区域间存在差异；（3）无套利原理的成立需要相当严格的假设条件，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全流动性、无交易摩擦等，无套利原理在我国不同区域间不一定能够成立。
（二）如何衡量货币政策区域内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
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会直接作用于资金的量和价两个方面。因此，衡量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无非是从量和价两个方面来进行。从量的方面来看，有货币供应量（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投放、存款增L、金融市场流动性等指标可供选择；从价的方面来看，则主要是利率和汇率指标。从货币政策能够对其产生直接作用的角度来看，则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指标。经典文献也是通过构造货币状况指数（MCI）这一方法来衡量货币政策实施状况。MCI无非是对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指标的一个加权平均，其本身相当于调和了量和价两方面的因素来综合反映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然而，在借鉴MCI方法来衡量货币政策在某一区域内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指标在区域范围内不存在，这就必须考虑运用其他替代指标。通过对甘肃省经济金融发展特点的分析，本文发现信贷在甘肃省经济金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贷是甘肃省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信贷政策是调控甘肃省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抓手。因此，本文主要以信贷投放作为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量的方面的衡量指标1。在利率指标的选择上，则是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选择了具有较好市场代表性、传导性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详见下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RMCI指数以综合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RMCI指数、信贷增速和贴现利率也就成为了本文衡量货币政策区域内实施状况的核心指标。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总量性政策，对其实施状况的衡量应该尽量选择具有宏观性、总括性、直接性和客观性的指标，以上三项指标的选择秉持了这一原则，也能得到经典文献方法的佐证，应该说具有一定科学性。
为更好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本文建立如下分析框架：
“一个综合指数”：构建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指数（Regional Monetary Condition Index，简称RMCI），用以直接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
“两个直接指标”：通过对信贷增速和贴现利率的分析，找出导致甘肃省RMCI变动的直接原因。以上两步构成本文衡量分析框架的核心。基于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理解，本文认为资金的量与价是最能直接、客观反映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
“五个参考指标”：本文主要从物价水平、银行存款、民间借贷、相关调查指数等方面对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做了补充研究。研究发现，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民间借贷利率、银行存款增长率、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和感受预期指数基本能对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作出较好反映，是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三、甘肃省RMCI的构建与计算
（一）甘肃省RMCI的构建与计算
1.指标的选取
（1）在省域层面无法统计货币供应量，因此在构建甘肃省RMCI时就必须考虑用其他量的指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具体到甘肃省，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货币政策的传导仍然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企业外部融资来源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依赖和获取能力都还相对有限2。因此本文以甘肃省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来替代货币供应量指标。
（2）自2005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大，考虑到对外贸易在甘肃省经济中占比相对较小3，如果在构建适合甘肃省省情的RMCI时纳入人民币汇率指标，将使RMCI对实际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反映有偏差，为此忽略汇率因素。
（3）在利率选取方面本文选择了具有较好市场代表性的甘肃省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yr）、票据买断式转贴现利率（pr）和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dr）作为备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yr显著地表现为pr和dr的格兰杰因，yr的传导性更好，因此本文选择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yr）作为构建甘肃省RMCI的利率指标（见表1）。
2.甘肃省RMCI的构建与计算
建立如下甘肃省RMCI模型：
以100为基准，作标准化处理后为：
其中，r为甘肃省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lnd为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值。根据公式（5），相比于基期而言，利率水平越低，贷款余额越大，则货币政策区域内实施状况就越宽松。
颖酒谖2008年1季度至2016年1季度。为估计总需求曲线，选取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作为产出指标，记为y。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为计算权重β，并考虑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滞后效应，根据回归分析相关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模型整体显著性的F检验和R2值，建立如下总需求模型：
其中，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产出缺口由HP滤波法得到（平滑因子为1600）；甘肃省第二产业占比st具有显著的季节周期性，为此通过HP滤波法对其进行平滑。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据此，可计算得出相关变量的权重β：
关于基期的选择，卜永祥和周晴（2004）的选择标准是产出缺口最小。根据本文计算，2008年2季度和2015年4季度甘肃省的产出缺口相对最小。为此，本文选取2008年2季度为基期，计算得出甘肃省RMCI（见图1）。
从RMCI的角度来看，相比于2008年2季度的基期水平，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总体趋于宽松，其中有两个时期“宽松化”比较明显。一是从2008年4季度至2010年4季度，二是从2014年2季度至今。从RMCI与GDP增长率的走势来看，前一时期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后一时期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却并未带来经济增速的反弹。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深入分析。
从宏观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看，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二者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极有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总需求函数中，一般假定存在从货币政策到经济增长的因果传导关系。但必须指出的是，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间的正相关性也不是必然规律。实体经济的增长源泉在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对于面临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经济体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缺乏实体层面增长因素的支撑时，宽松货币政策不仅难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会导致通货膨胀。在供求关系拉低实际价格水平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甘肃省RMCI的特点
从模型构建及计算来看，甘肃省RMCI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考虑到对外贸易及海外投融资在甘肃省经济金融中的占比相对较小，在构建甘肃省RMCI时未纳入汇率因素；二是在建立甘肃省总需求函数时，纳入了产业结构变迁指标；三是甘肃省RMCI赋予“量”的权重要显著高于“价”的权重，这可能表明货币政策传导在甘肃省更偏重于“量”而非“价”，也可能表明甘肃省经济主体对资金的价格――利率反应不够敏感。
四、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
甘肃省RMCI由贷款余额和贴现利率两项指标经加权得出，通过分析贷款增速和贴现利率的变化，可以探究导致甘肃省RMCI变动的直接原因，进而也可以进一步判断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本文第三部分已从甘肃省RMCI角度对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分析，下面从贷款增速和贴现利率的角度作进一步分析。
从贷款增速看，2008年以来甘肃省贷款增速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且在2009年4季度至2010年3季度间出现过一个较高的波峰期；近3年增速则相对平稳，大致在23%―26%之间，却仍然显著高于2008年平均14.64%的水平。
从贴现利率看，2008年4季度至2010年4季度是甘C省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的一个时期，2011年1季度至2012年1季度利率水平上升明显。2014年3季度以来，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降准、降息，甘肃省利率水平也处于一个不断下降的态势。
由此可见，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相对“更宽松”的两个时期都表现为高贷款增速和低利率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在量和价两方面都得到了体现，而RMCI则综合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也表明，RMCI是一个能够较好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良好指数。另外，也可以看出RMCI、贷款增速、贷款利率三者之间具有平行性。
四、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在其他指标上的反映
（一）物价水平变动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反映具有滞后性
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会影响到产出，但在长期则只会影响到价格水平。价格水平固然不是货币政策的操作（中间）目标，但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最终目标（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价格水平甚至是货币政策的唯一最终目标）。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价格水平一般都能反映出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与紧，只是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价格水平是判断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重要滞后指标4。从甘肃省RMCI与CPI的走势来看，这种关系在2014年以前表现得较为明显。但2014年以来尽管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宽松化”趋势明显，但价格水平却持续走低。这种“背离”反映出实体经济层面的供需不平衡已经严重制约了物价水平随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变动的一般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大量流动性进入了其他领域或在金融系统内“空转”。
（二）民间借贷利率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反映直接而微弱
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是关乎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与否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乎到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畅通与否的重要问题。可以猜想，银行信贷对民间借贷在规模上可能具有“挤出”效应，而在利率上则可能具有“引导”效应。据此，当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较宽松时，民间借贷利率将走低；当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较紧时，民间借贷利率将走高。从图4可以看出，甘肃省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的走势基本是一致的，与RMCI的走势呈负相关关系，均验证了上述猜想。这也表明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在民间借贷中的传导是有效的，同时也表明民间借贷利率可以作为判断货币政策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一个价格平行性指标。
（三）银行存款的“货币”角色依然很重要
银行存款是货币供应量（M1）的主要构成部分，存款本身即可被视为“货币”。因此，一般而言存款增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从甘肃省RMCI与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增速的走势来看，2008-2011年二者的走势是高度吻合的，且存款增速表现出先行性，但2014年3季度以来二者的走势出现了“背离”。必须看到，近年来银行存款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经济下行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大幅挤压银行表内业务等有关。因此，2014年3季度以来存款增速的下降，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如实”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存款的“货币”角色不再重要，纳入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之后的广义存款范畴可能会更合理地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
（四）相关调查指数：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主观感受
一直以来，人民银行坚持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来了解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并构建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及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指数等相关指数，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对甘肃省RMCI与以上指数作了比较分析，发现甘肃省RMCI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而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指数的相关性则较弱（相关系数分别为0.799，0.756， 0.593）。从图6还可以看出，当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出现“拐点”时，三项指数基本都能做出较一致的反映，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的持续期较短，而RMCI则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指数的构造机理不同：甘肃省RMCI由贷款增速和贷款利率两项指标经加权得到，数据具有较高的客观性。而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则来自于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往往会由于自身所处行业、所处地域、所面临问题等的不同而给出不同判断，导致相关调查指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被调查对象往往对当期货币政策的重要变化（如降准、降息）感受明显，而对之后一段时期的持续性则反应迟钝，这种现象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中都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综上分析，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反映是显著的，也是短期的，二者应当作为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六、主要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以甘肃省为样本，着重构建了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指数（RMCI），对其他可能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指标作了比较研究，初步搭建起了一个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于样本基期2008年2季度，近年来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相对“宽松”，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大开发、大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有力的支持作用。
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方向可能包括：一是扩展数据样本并改进计量分析方法，持续完善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分析框架；二是持续跟踪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检验并调整优化该分析框架；三是就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总量效应、结构效应、效率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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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Gansu Province
Research Group
（Lanzhou Central Sub-branch PBC， Lanzhou Gansu 730000）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不足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对称效应，在欧洲各国不再拥有独立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大的经济弹性——主要表现为工资物价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于是，对欧盟各国是否具备这些所谓的“调整机制”下的条件进行证明就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内容。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明确得到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较大的经济弹性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造成的空间不对称效应的结论，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欧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1961年9月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明确提出应该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是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后来，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不仅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发展。相关的评述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所以笔者以为在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问题的分析基础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外学者在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不能直接寻求到消除单一货币政策在成员国经济中不对称影响的机制的情况下，决定先验证经济结构差异是否是单一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差异的原因，然后再探索减少或消除这种差异的措施手段，像Carlino和Defina(1998)、Arnold(1999)和Guiso等(1999)都得出了同样的实证分析结果——经济结构差异确实导致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国内学者的结论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各地区在要素禀赋上具有的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差异确实是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区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角度挖掘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问题的原因是没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不断松动，创新成果日渐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有不少国内学者或者在理论著述中系统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机理，或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地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古典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就被陷于“经济结构差异”中，而考察哪种地区经济结构能对货币量的变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还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不足。
二、国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简单回顾
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Scott(1955)通过图示比较了不同行政地区(district)和不同组别银行的自由储备的时间变动，结果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在从中心市场向周边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时滞现象。尽管当时Scott的文章本意并不是想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是他的分析却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河，是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差异的文献。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文献都是依据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来反映两大学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因此这些文献中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来自货币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其中，货币学派主要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更为丰富，有基于大型区域宏观模型的研究，试图证实货币政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都是间接影响经济的，并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的作用弹性存在差别，有关于区域利率差异的研究，着重分析引起区域利率差异的各种因素，还有关于区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区域信贷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识别上。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研究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它们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使得1980年代以后它们都逐步为新的主流学派所代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使得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单一的货币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挖掘出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展开新的研究，从而促使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说服力都在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正是新、后凯恩斯主义具有前沿性的研究，也是本文重点介绍的国外研究成果。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新进展——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理论界学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建立了不完全竞争论、市场协调时令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一系列更贴近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范式，从而再次证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且在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开始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效应，其研究焦点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信息如何导致区域间资本移动率下降，进而造成金融资源错误分配和产生区域信贷配给。
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理论上不仅不存在经济运行会从不均衡状态返回到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且实现预期均衡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金融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原因。
1．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金融特征，因为当一个地区监督风险投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时，国家的信贷市场就可能会沿着地区的行政区划而出现分割，从而促使地方银行成为当地借款人融资的主要来源，地方银行的经营健康状况并因此而直接关系到当地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同时，银行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的情况下，往往不再选择价格调整而是转向数量控制，最终形成的是配给均衡。
在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区域信贷配给观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的分析重点集中在金融结构方面，认为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才是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过程中的表现不同的根源。他们以不完全信息模型为分析前提，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性，地方银行拥有的财富一方面是其拓展贷款能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为区域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解释。而地方银行与外部银行相比，对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情况更熟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资金监管，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当地投资机会的信息，进而使得地方投资者也会更加依赖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于是，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各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认为传统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要么关注经济结构，要么关注金融结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实际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例如产业集中度往往会受到金融集中程度的促进，然而要强调这种关系，必须要打破传统经济系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不能将经济再分割为货币和实体两部分，要承认货币是非中性的，进而建立货币供给内生前提。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中，所有的决策都需要随着未来变成现在和现在成为过去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真实经济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持有货币等于认可将来在资产上会有决定力量，经济主体在没有把握下做出的决策因而可以被推迟或解除，于是货币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特征，而且基于对货币供给全过程的考察，货币还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二元论。
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流动偏好论，认为流动偏好能够解释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推广至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并指出流动偏好不仅仅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还可以被视为货币供给理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货币经济中，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根据自身流动偏好的变化所进行的资产选择不仅会导致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可得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发生改变，因此必须重视银行资产和负债双方面的的流动偏好变动。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出现差异并不仅仅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存在地区差别这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地区的所有部门，即当地的投资者、储蓄者和银行，这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称为“防御性融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正确分析就应该考虑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地区空间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对这些变量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变量的引入也意味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能受制于所谓的“不对称冲击”上，而是应该密切注意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下图展示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下的区域信贷供求产生机制。
首先，无论是地区银行还是国家银行，也不管它们的存款基础有多少，银行发展阶段将决定其扩大信贷规模的能力，即货币供给的内生程度。银行的发展阶段越高，银行体系越发达，受到自身存款基础的约束就越小，信用扩张的能力则越强。因此，银行系统处于发展早期的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低储蓄或存款率的束缚。
其次，流动偏好在任何银行结构下都会对区域信贷的供求双方同时产生作用，即不仅影响银行对区域内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会影响储蓄者与借款者的行为。从银行的角度看，当区域内可观测到的风险较高或评估较困难时，流动偏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可能由地区收入增长率、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等方面的预期和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环境的预期效应两个因素所影响。从储蓄者的角度看，较高的流动偏好将鼓励储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可能会产生金融资源外流，从而降低该地区的信用创造和资金的可得性。资金外流是否会影响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不考虑银行区域存款基础时银行扩张其信贷的能力；二是这种区域资金外流对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过，在资金外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的源头可能在其他部门而不是金融部门。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高流动性偏好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低迷，以至于投资者不愿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信贷需求。
这种信贷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使我们很难识别清楚是否有区域信贷缺口存在。所以，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区域差异可能使一些地区的信用创造能力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四、简单评价
总体来看，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主义者证明货币传导是主渠道，货币供应量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进而通过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突出强调利率传导渠道，证明利率存在地区差异，从而带来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最优货币区理论针对欧盟货币区同时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在各成员国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并且在传导机制国别差异的研究之外增加了经济周期差异和经济冲击的不对称研究，但结果更支持货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下的信用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并认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所造成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注重的是信用传导机制，但无论从分析的基础前提看，还是从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是真正原因。
所以，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而应该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上，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新、后凯恩斯主义两个学派同时强调的核心问题。但是，两派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在借鉴时要注意每个学派所持观点的前提和存在的局限性，要取其精华，不可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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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笔者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出通货紧缩的明显特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进一步的深化，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更是以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我国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公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就从本质上坚持了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2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我想先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 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这里仅就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做简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同时，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专家专门就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效应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分析，他们从固定汇率制下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入手，根据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大。 从而进一步推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准确把握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以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立主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王广谦.中央银行学[M].1999-08. 崔建军.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2). 文章 来源：中華勵志網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货币流通速度”一词的英文表述有两个:“VelocityofCirculation”与“VelocityofMoney”，两者都是指“therateofturnoverofmoney”(货币的周转率)。例如，克拉默(Cramer，1992)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使用前一词，而米什金(Mishkin，2002)在《TheEconomicsofMoney，Banking，andFinancialMarkets》中则采用后一个。
理论研究的历史表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因何需要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流通)的前提之下，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直从属于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可测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并最终决定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近十年来，随着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现象，如货币“超供给”(也称货币“超需求”)等提供解释。而事实上，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实证研究还在继续，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停滞。是什么导致西方学者不再从理论上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对国内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有何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源与流，并总结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规范来回答。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与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随着近代数量论而正式进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的，这与货币数量方程(quantityequation)分不开。
(一)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往往把货币数量方程误认为货币数量论。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而货币数量论是关于价格、总收入以及流通速度决定的理论。
一般地，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Y)MVPy(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在融通交易过程中转手的平均次数，Y是购买商品支出，P是商品的平均价格，y是交易商品的数量(也代表了经济中的收入)。
根据对商品交易(方程右边)和支付媒介(方程左边)的不同关注，公式(1)可以变化为四种形式，分别界定涵义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ⅰ)商品法的数量方程
(Y)M·VMyPy·y(2)
这里，VMy就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incomevelocity)，它等于YM。
(ⅱ)交易法的数量方程
M·VMTPT·T(3)
这里，VMT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velocity)。
(ⅲ)分解货币的数量方程
D·VDy+C·VCyPy·y(4)
这里，VDy代表活期存款的收入流通速度，VCy代表通货的收入流通速度。
(ⅳ)用基础货币表示的数量方程
B·VByPy·y(5)
这里，VBy代表基础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往往根据问题的背景、性质与侧重点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数量方程，并演化出不同的理论范式。
(二)近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深入认识是与货币需求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历史顺序和理论逻辑上看，20世纪初面世的近代数量论是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理论范式，它包括交易说、收入说和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1992)。
(ⅰ)交易说
欧文·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说最为著名:
M·VMT=PT·T(6)
或
D·VD+C·VC=PT·T(7)
费雪的数量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其二，在均衡状态下，外生货币供给通过支出导致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该机制后来被称为货币政策的直接传导机制(directtransmissionmechanism)。
(ⅱ)收入说
收入说的形成从时间上晚于交易说和下面的现金余额说，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Angell，1936)。
由于交易说需要度量所有的中间交易——尽管它们都是具体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但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选择用国民收入交易(即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来表示货币数量论:
(Y=)MV=PNy=Py＇(8)
这里，N代表人口，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
所以，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流通速度就被定义为(米什金，2002):
从交易说到收入说，货币的职能(即人们需要货币的原因)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前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后者突出的是货币的财富贮藏。
(ⅲ)现金余额说
倡导现金余额说的著名学者包括庇古、马歇尔和早期的凯恩斯，其中，庇古(1917)应该是最早的提出者。其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个人保存财富的动机和行为出发，刻画了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进而又站在货币供求均衡的角度得出了著名的剑桥数量论:
MdY=k(r)(10)
M=(Md=)k(r)Y=k(r)Py(11)
这里，r代表投资内部收益率，k＇(r)<0，庇古认为，“财力的生产性用途越没有吸引力、货币性用途越有吸引力，变量k就会越大”。于是有:
V=1k(r)=YM(12)
显然，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利率。因此，在庇古的数量论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在均衡状态下与货币供给无关。但是，剑桥学派习惯于把k视为一个常数，这样，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成了一个常数。
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余额说中，货币需求已经被认为是既来源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也来源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这些原因后来被凯恩斯发展为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
简言之，近代数量论的研究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或流通速度函数稳定)，当中不重视或忽视利率的影响，但持币动机已经被关注。
三、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最主要的观点；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就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一)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我们知道，大危机时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的“反常”现象，促使了凯恩斯从货币需求稳定性上开始了伟大的思考和分析。
简要地说，凯恩斯在持币三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经典的货币需求函数:
以利率为自变量的货币投机需求是不稳定的，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是不稳定的。从公式(15)可以看出，与事实相契合，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数。具体地，凯恩斯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利率的顺周期性必然通过货币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其次，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预期的变动将(通过投机需求)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从而进一步使顺周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大波动幅度。简言之，货币流通速度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的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后，现代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鲍莫尔(Baumol，1952)、惠伦(Whalen，1966)、米勒(Miller，1966)、奥尔(Orr，1966)和托宾(1958)等人。简单地说，他们的研究更精确地阐释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的命题依然成立。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弗里德曼(1956)应用资产需求理论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这里，rb和re代表债券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代表通货膨胀率，w代表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比，代表永久性收入，u代表个人嗜好。
当货币供求均衡时，就可得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又相当稳定，因而它是稳定的。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认可。
以上历史和理论的进程表明(包括早期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是货币需求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必然地在逻辑上支持着后者，从属于货币需求的范式——这些范式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又有很大差别。而且，货币流通速度是事后概念和实际变量，体现了货币供求均衡及变动。这两个基本要求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规范。
(三)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的淡出
从历史上看，20世纪早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然而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并没有V这个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是它的全盛期，人们曾对它有些兴趣”(……thisVhasnoplaceinmoderneconomics.Itsheydaywasinthe1930s……)(克拉默，1992)。
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并具有解释力。但是，1974年之后，风云突变，原有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再稳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复杂的努力，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目前较多地应用了单位根、协整和误差校正技术，但结果始终不令人满意。这样，在获得了一些基本结论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期待着新的理论范式。所以，8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只存在一些实际验证工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美国，1982年之后，M1流通速度波动剧烈，而M2比较稳定，美联储于是在1987年放弃M1目标，集中关注M2；90年代初期，M2流通速度也不再稳定，美联储于是又在1993年7月宣布全面放弃所有货币量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功用性下降了。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兴趣。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
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empiricalstudies)依然体现着货币需求的大主题，一方面验证着货币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具体的决策支持；而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应属于经验研究的范畴。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
首先，从国外的研究看，货币流通速度经验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检验有关的货币需求理论。米什金(2002)按照公式(9)，以名义GDP代替名义收入，计算了美国1915-1999年间M1和M2的流通速度。他分析了这两个流通速度的历史变化规律，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吗”的自问题，在货币需求的理论范畴内，对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和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进行了对比。实际上，公式(9)是实证中货币流通速度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事后的不同货币统计口径对应的流通速度；然后，再根据不同货币口径对应的经济活动意义进行分析。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塞尔登(Selden，1956)在《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一文中以现代数量论的立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1839-1951年间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其次，这种经验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为货币金融当局(当然也包括理论界)提供货币(交易)流通速度的具体统计方法和数字。基于实践意义，人们更关心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通速度，因此，这方面研究遵循了公式(7)(D·VD+C·VC=PT·T)的货币流通速度。关于Vd(以年计，包括金融交易和货币市场)，加维(Garvy)和布林(Blyn)(1970)指出，美国从1919年不足30增长到1929年的35，然后一直下降到1945年的不足15。二战后，开始长期上升，1965年达到50，随后狂升，1984年达到400以上。至于美国Vd大幅提高的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于银行业务和技术创新(克拉默，1986)。此外，克拉默(1981)计算过英国的净Vd(不包括货币市场)，博伊斯乔坦(Boeschoten，1982)和法塞(Fase，1984)计算过荷兰的净Vd。VC(以年计，不包括货币市场)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由劳伦特(Laurent，1970)设计，他主要借助回笼率计算得到，美国从1875-1890年间约为30，然后在1928年上升到顶点120，随后陡降至1945年的32并一直延续。第二种方法由费雪(1909)创立，他通过银行取款(或存款)额与平均付款回路(loopsofpayments)长度相乘来计算现金付款数。采用费雪的方法计算得出，英国1960-1978年间VC约为常数18.5。如果结合两种方法，可以得出荷兰1965-1982年间VC约为常数15.3。所以，一般认为，现金流通速度是一个介于15-20的常数。
(二)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最新动态
理性地讲，对比国内、国际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水平或成果没有太大意义。国内研究节奏上的滞后，是由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实际进程决定的。
国内有学者(耿中元、曾令华、张超，2005)总结和评价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的进展，主要有四方面内容:货币流通速度的规律性和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原因或影响因素、收入流通速度与交易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经济政策。同时，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实证分析偏少是国内研究的不足。笔者基本赞成他们的看法，并简要评述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
何运信(200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应该统一在一个基于微观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下进行，这是现代经济研究的规范。他的观点鲜明、正确，但可能不会引起足够的注意。王曦(2001)遵循规范框架，强调了制度转型对货币需求的意义，建立了计量模型，并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该文相当重要，尤其是其对中国制度因素的引入和考量。艾洪德、范南(2002)进一步运用了协整计量方法，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文的结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其实证技术规范符合国际趋势。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基本的事实，而施锡铨、夏国忠(1999)通过时序模型的建立，全面计算和检验了各种货币流通速度数量特征，得出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呈对数线性递减的结论，并分析了下降的原因(但货币化是主要原因的说法存有争论)；孙健、辛然(2002)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可能原因。陶江(2003)通过对弗里德曼数量论逻辑的置疑，对比分析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提出交易速度更真实也更有价值；伍超明(2004)确认了交易速度的复归倾向，他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研究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差异的表现与决定，提出了一个新货币流通速度公式。夏斌、高善文、陈道富(2003)以黑箱理论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充分结合，具有较高的货币政策意义；戴金平、阮君(2000)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和措施。最后，王有贵、丁宁、张黎(2002)通过微观主体持币时间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的统计表达，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由制度和技术决定，而是由理性消费行为决定。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目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发展与增长、市场与调控等主题。一方面处于转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金融经济日益发达，金融制度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中微观主体基本行为(如消费、储蓄等)的规律和特征难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和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均无现成模式或经验可援。这样的国情和背景，对于中国的货币经济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结语
西方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始终在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中进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规范。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了一些基本结论。汉达(2000)说过，它在长期内变动，而在短期内波动。不管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具体是多少，它们的增加都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
由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失去以及仍在进行的重建，也由于对货币政策参考意义的降低，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流通速度不再重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构建凯恩斯理论微观基础、批评弗里德曼逻辑缺陷时指出[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Greenwald)，2002]，货币流通速度理论上可以无穷大，而利率可能出现反周期性，所以现代货币政策应充分重视信贷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货币政策在超越货币量、利率中介目标的同时，也在说明货币流通速度甚至货币需求的意义在降低。
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正在重视研究规范；但是，不存在与国际相比先进或落后的水平问题，因为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以及背景差别很大。转型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加强的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货币政策的体制性、结构性、机制性和有效性问题，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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