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策略对商业服务业企业的重要作用
当今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在份额有限的激烈的市场争夺中，在市场形势多变和复杂的今天，正确的市场营销对商业服务业企业尤为重要，企业采取什么样的营销战略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成功与否。营销策略是在准确的分析市场和正确的判断市场趋势的前提下，企业所采取的一种经营方式，是我国商业服务业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确立地位和获胜的法宝。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当商业服务业企业发展的大好机遇来临之际，正确的营销策略能够帮助它们及时发现并牢牢把握机会。其次是正确的营销策略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做到企业的人才、设备和资金等各种有限资源能够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最后就是能够保证企业具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企业在正确的营销策略的指导下，能够源源不断的开发出新产品来满足消费者，同时不断拓宽企业的市场领域和销售渠道，使企业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现代先进商业服务业企业的营销特征
通过对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商业服务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成功企业存在的普遍的和具有共通性的营销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些企业在发展中都依托于本国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完善的法律保护环境，令这些企业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放手发展。二是商务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等行业同步发展，并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紧密同时互相促进，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服务业的快速成长。三是企业具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下运作经营，企业拥有布局合理的销售网络；快捷及时的讯息采集和整理的办公效率；标准、规范的生产流程、丰富的融资渠道以及国际化的市场等等。四是拥有大量的专业人才的储备和支撑，企业在引进人才和培养企业内部人员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十分成熟和完备，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培训制度使企业拥有充足的保证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各个层次方面的专业人才。五是积极进军海外市场，在当今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单单只在本土市场发展是不行的，当企业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实力之后，向全世界这个产品需求量更大、更为广阔的市场扩张，是现代商业服务业企业继续成长的必然结果。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已经逐渐成为企业成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知识管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也在不断加深。但是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般性的个人、组织和团队，或者重点研究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对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的知识管理缺乏有针对性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这类企业中的知识管理。
二、传统服务业知识的特点
1.以经验知识为主，专业知识为辅。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涉及的特殊专业技术知识较少。员工的知识主要为知道如何正确去处理某类事件，几乎不需进行任何创新，知识的来源离不开长期的实践积累。
2.知识更新速度慢。企业提供的服务内容单一变化不大，与此相适应企业经营所需的知识更新速度较慢，知识管理的重点应该为知识的传递与共享。
3.知识主要为个体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并涉及各种无形因素的知识,多为主观洞察力、直觉和预感性知识。难以编码和度量,是计算机不容易直接处理。企业的知识主要存在于员工个人头脑中，知识外在表现为能正确处理各种日常事务。
4.从业人员流动性较高，素质偏低。由于行业对人员的学历、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企业员工文化素质不高。由于一些岗位对从业人员的年龄，身体等有限制，加之从业人员也会因为各种自身原因离开某一企业，使行业内的人员流动性较强。随着人员流动，存在于员工个人头脑中知识也就有可能流失。
三、传统服务业知识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的识别、获取、传递、吸收、综合、创新等环节。目前这类企业知识管理主要是以人员为重点的知识传递与吸收。做法首先是培训，包括新员工上岗前的培训和工作过程中的不定期专项培训。其次由于隐性知识本身难以编码显性化，多采用师傅带徒弟模式，让员工在实践中观察、摸索，在干中学。这两种方式对于员工掌握岗位所需的知识，有较好的效果，可在一定程度上让知识在员工内部传递与交流。但这种传递本身，仍存在以下的缺点：
1.由于知识以隐性知识的形态存在于员工个体中，而员工是“经济人”，在与他人共享自己知识时,会对知识共享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在没有足够激励的情况下，师傅不愿意带徒弟，或不会将知识全部传递给徒弟而给自己留有余地。
2.员工的知识和经验仅存在自己的脑子里,呈现知识孤岛状态，由于缺乏主动系统的知识管理，没有将这些知识显性化，并加以综合，制定成为规范化的规章制度。随着员工知识的遗忘，人员流动，一些知识就会在组织记忆中消失。这样组织知识难以积累，企业不能形成经验曲线,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也难以提高。同时使企业过度依赖核心员工，一些关键岗位核心员工的离职，将会使企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加大了企业经营风险。
3.传统培训方式成本过高、时间过长。由于没有有意识地总结岗位所需知识，培训内容不系统。师傅带徒弟的过程，可能无意识地将一些不正确的知识传递给了员工，使不正确的知识在组织中蔓延。在实践中观察、摸索，需要较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理解上错误，组织和个人造成一定的损失。
4.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人员很难准确评价员工掌握知识的程度、不知道员工是否具备了岗位所要求的知识，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培训。这就不利于企业的监控管理也无法做到有针对性的培训。四、传统服务业知识管理的改进对策
1.制定严格规范的制度，对知识进行科学的制度化管理。首先，做好员工隐性知识的显性化，通过工作日志，职工访谈，开会讨论等方式将老员工头脑中的知识记录下来，将隐性知识进行明晰化的表达。此环节一定要详细，每一句话怎么说，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每个动作应该怎么做都要规范。其次，由管理人员对这些显性化的知识进行归类、整理、系统化为岗位的详细操作规程，使信息透明、可视、准确，便于员工掌握也便于企业的日常监控管理。再次，应将显性化了的操作规程贯彻落实到员工的日常工作中去。对于新员工应该以此作为培训大纲，通过培训让员工尽快掌握岗位所需知识。
2.对突发例外事件要详细记录，建立规范的事件反馈机制。由于服务对象的需求有多样化、动态化的特点，而人是有限理性的。制度很难涵盖企业在服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因此应该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对所遇到的情况进行记录，形成企业独有的案例库。整理出一些if-then的逻辑过程,这样对于一些突发事件，例外事件及时进行总结。
摘要：文章具体分析了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的整体水平、基本趋势和行业分布，认为服务业利用FDI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了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存在占我国利用FDI的比例偏低、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慢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利用FDI的水平也较低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服务业；FDI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服务业就开始了迅速崛起的历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已占60%以上。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代表服务业发展方向的服务部门。服务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扩大市场范围，必然导致服务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总额的一半流向了服务业；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务业占三分之二，这已充分表明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正在成为FDI结构中的主流。基于此，本文就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状况作论述。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现状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FDI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FDI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标准（各年的标准有所不同），FDI涉及的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8类。
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呈逐年上升趋势（见表1），并有加速的趋势。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例在24%上下波动，但2006年增幅较大。服务业实际利用FDI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同时，数据还显示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实际利用FDI的很大的比重（见表2）。金融业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2004、2005、2006年三年金融业FDI占我国FDI的比例分别为1.8%、1.5%和1.5%。
二、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作用
从FDI结构来看，我国这些年所吸引的FDI在中低端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绝大多数，高科技比重偏低。而且绝大多数FDI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流入现代服务业的FDI比重偏低。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所吸引FDI的结构有明显差别。今天，主流经济学肯定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吸引FDI被认为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追赶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种共识也被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以及经济快速成长国家的发展案例所支持。FDI对我国服务业的作用虽然没有制造业那样辉煌，但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表现在：FDI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例如房地产业。FDI有利于促进国内服务行业增强忧患意识，打破垄断与封闭，直面竞争与开放，增强了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我国电信业较早地打破垄断，建立竞争格局，从而使我国的电信整体服务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提高了我国电信业的整体竞争实力。由于电信业、交通运输的竞争力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天然的外向性低的原因，这些行业FDI随着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三、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占我国利用FDI的比例偏低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占我国利用FDI的比例在24%左右，但有上升趋势。这与国际上服务业FDI占FDI的份额是不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在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二）服务管理体制滞后
服务业是由一些相关行业组成的产业群，要求一国对其进行整体协调和管理。而目前我国服务业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现为：服务业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中央和地方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规章不统一；服务业各有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在管理中多头、交叉管理和条块分割；服务业各行业管理部门只局限于管理直属系统，对直属系统实行保护主义，行业垄断现象多有发生；有些地方政府越权审批外商投资服务项目，一些企业协助外商变相进入我国服务市场，从而造成承诺条件和实际市场开放程度相差很大。另外在引资政策方面，只注重开放与扩大准入领域，对后续管理、市场规则与产业标准化管理和监督不到位，这些都已成为我国服务业引资中的体制障碍。
（三）缺乏忧患意识
由于服务业外向性低的天然屏障和我国市场准入门槛较高，我国服务业缺乏忧患意识，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利用FDI的水平也较低，从而使我国整体利用外资水平上难有大的突破。事实上，国际上服务业FDI的主要形式跨国并购发展很快，以1999年为例，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是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的并购额占全球并购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是29.58%。随着我国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服务业外向性低的天然屏障的作用可能会大大削弱。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
（四）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
我国国内市场越开放，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意愿就越强。我国的内需市场增长前景与潜在规模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对外国投资者有最大的吸引力。我国服务行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发展滞后，开放度较低，完全可以开放得更多、更快，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以房地产业为例，服务业相对于有形商品的外向性低而房地产业的外向性在服务业里又是较低的，然而房地产业利用FDI约占整个服务业利用FDI的一半，到2001年底，上海房地产业累计利用FDI占整个服务业利用外资的63.9%。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房地产业基本上是完全开放的，这是房地产业吸引较多FDI的原因之一。
（五）法律法规不健全
2004年我国在完善服务贸易领域法律法规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按时兑现了分销的承诺；《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了外商投资金融、保险的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和持股比例限制，简化了核准程序；《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开放了汽车融资金融服务市场，这些都是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立法方面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但到目前，包括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立法仍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完整的立法体系尚未完成：缺少一部统一的包括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贸易领域基本法；对一些重要的服务行业如旅游、电信等领域投资尚无立法或立法不完备；另外，许多法律法规条文抽象、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不同法规之间存在漏洞和矛盾，相互冲突，损害了法律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有的规定主要是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立法层次低，严重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认识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的现实，充分认识FDI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追赶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努力创造条件，扭转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例偏低的问题，实现我国利用FDI新的突破。
第二，服务业进行改革，打破垄断与封闭，切实增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为更好利用FDI发展我国服务业创造条件。
第三，服务业内部利用FDI作进一步的引导和优化。加快完善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规范，健全统一规范的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重点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技术手段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这有利于改善我国服务业结构，提高服务业的水平。
第四，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主要偏向制造行业，这不利于我国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外商投资我国产业的结构性失衡。当前应确定以下方面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投资少、见效快、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商业、金融保险业、餐饮业、文化卫生业等；与技术进步相关的、代表整个服务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业、各类专业服务业等；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面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如交通运输业、科学研究、教育和公共事业等。
第五，对直接投资加以引导和调节。在控制第二产业外资规模的同时，提高第三产业的FDI存量和比例，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化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选择。从另一方面看，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我国应该加强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素质，从本质上提高我国服务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我国服务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提供有利的资源支持。
第六，时机成熟时可以采取“以我为主”的策略，提前兑现某些承诺。
参考文献：
1、陈宪,程大中.服务贸易的发展：上海的经验[J].上海经济研究,2003(10).
关键词：营业税；增值税；文化服务业；税制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2-0068-02
现代服务行业是受“营改增”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也明显下降，这将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针对成长期的小微企业在适应“营改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笔者将以文化服务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税制改革对该类企业的影响，并探寻该类企业在税改发展趋势下的发展之道。
一、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1.税制改革整体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的税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先后经历了涉外税制的改革和利税方案的实施，1984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工商税制改革；之后十几年，我国又实行了“费改税”、“增值税转型”等具体改革，在最近几年中主要以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改革为主。“营改增”从2011年11月试点方案到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正式启动，之后又扩大试点空间范围和行业范围，2013年试点范围推广全国直至2016年5月1日全面正式实施。
2.文化服务行业的税制变化。在“营改增”之前，文化产业大多数征收3%或5%的营业税，“营改增”后统一实行6%的税率；单从税率的角度来看，文化服务产业的税负增重，但是从整个生产经营环节来看，“营改增”之后提供服务过程中购买材料、固定资产、日常办公费等项目的进项税额都可抵扣，降低了企业的应纳税额；但由于各企业性质不同和所处行业环节不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不尽相同，个别企业的税负也有可能会增加。其次，“营改增”新政把企业应税服务年销售金额超过500万元作为申请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大大提高了原增值税条例中的60万（80万）的标准。而小规模文化服务企业纳税人实行3%的征收率，这也低了整整2个百分点。
二、文化服务行业税收现状
1.文化服务行业税收制度。我国文化业依据目的和功能分为两大类：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其税收制度并不相同。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多数是财政拨款性质的，这类文化单位并不征税。而经营性文化产业则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其中非营利性类似于公益性事业，享受财政拨款或免税等政策。营利性产业则复杂许多，根据服务类型不同分为文化产品生产、消费性文化创意服务、生产性文化创意服务等。但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行“营改增”，如今这些产业主要面临的税种是增值税和所得税（详情请参照表1）。
2.文化服务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为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现在文化服务产业主要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国家给予了一定的补贴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增值税征收角度来看，国家支持文化产品的出口，按照国家现行税法规定享受出口退（免）税政策。文化竞争力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方文化思想的渗透，大力弘扬和创新我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是极其必要的，国家免征出口文化产品的增值税就是鼓励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此外，国家也注重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税法规定从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中央、省、地市及县级）在农村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对于在农村放映电影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能够较好地调动企业拓展农村文化市场的积极性，促进优秀文化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传播，在农村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税制改革对文化服务行业的影响
1.有利影响。（1）降低企业整体税负。从计税依据和税率看，原营业税主要针对企业“毛收入”征税：文化创意服务设置对所涉及的服务和行为征收5%税额；企事业单位按提供的应税服务全额缴纳营业税，仅扣除特定业务和事项。（2）促进企业内部分工。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环环征税、步步抵扣”的特点将有利于消除专业化分工的税制障碍。对于文化服务行业来说，专业的分工更容易使相关产业实现融合，从而提高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3）实现了对生产、销售环节的全面覆盖并且全面地涉及到了货物和服务，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征税，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能够较好地促进行业的转型和升级。
2.不利影响。（1）财务审核复杂化。营业税核算仅需要企业收入或收支差额和税率就可以直接计算出税金；在记账的过程中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成本和相关的收入都能如实的入账；而增值税则相对复杂，收入入账的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2）增加税务风险。若企业不能及时熟悉政策，ο喙鼐营情况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应对，对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做好合理的规划，则增加了本企业税务风险。
四、基于税制改革环境下的文化服务行业应对措施
1.熟悉新税制下的纳税体系，组织纳税核算。文化服务行业应运用好“营改增”给文化服务产业提供的优惠政策，熟悉新税制下的纳税体系，制定周密细致的业务预算，严格按预算管理、监控，做好税收筹划，加强成本管理、控制一切开支，实现企业成本最低、税负最少、价值最大化。
2.调整企业发展策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应及时根据政策调整发展策略，在市场开拓、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等经营策略的基础上，调整企业的经营方针，重新建立起顺应形式、有利于企业成长的一套完整制度，按优惠政策规定的条件逐条落实，做好税务筹划工作，加强经营管理，确保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企业最大利益，使企业实现真正发展。
3.科学开展税务筹划，降低企业税负成本。针对“营改增”带来的不利影响因素，企业应科学合理筹划积极应对，研究制定企业增值税发票管理办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抵尽抵制度，探索新税制下的税务筹划方案，应对改革带来的冲击，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保障企业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贡琰芳.“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6，（09）.
[2]徐海伟.浅谈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32）.
商业银行在实际推进社区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应选择不同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和促销策略等进行有机组合，形成科学系统的社区金融服务营销策略体系：
一、产品和服务策略
根据不同的社区划分，确定适应该社区销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根据产品的相关性进行组合，实现一个产品经理销售多个金融产品和服务；根据当前社区发展的状况和金融需求的不同，将产品及配套的金融服务方案进行打包销售。
二、价格策略
1、折扣策略。在产品组合中，主打产品与相关组合产品间建立相应折扣。以整体效益为原则，整合各种金融业务，实现商业银行社区金融服务的整体效益最优。
2、竞争定价策略。以推出大型系列营销活动为契机，有针对性地以减免手续费等方式销售银行产品。
三、促销策略
根据网点所在社区的不同分别采用人员推销、广告、营业网点推销等手法宣传社区金融服务，激发客户的购买欲望。
1、人员促销方面，要建立等量对等级的分层营销体系，共同促进社区金融服务。
2、广告促销方面，要对社区金融服务产品组合进行商标化，并按产品组合进行包装宣传，设计适应不同社区服务的宣传折页，使社区金融服务营造出一个全新的形象而吸引客户。
3、网点促销。要建立大堂经理制，方便解答客户问题，并通过网点大堂经理，向每一位上门办理业务的客户营销金融产品服务方案。在网点整体布局和装修方面，要配合社区金融服务，调整、改造现有网点，建成与社区人文环境协调、社区客户认可的高品味特色化网点。如：女子银行在环境布置上应女性化，提供舒适的环境，重点向客户推广各类存款、银行卡和理财业务。
4、知识促销。要配合社区服务的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在社区开展各类金融业务知识培训和讲座。如：个人理财方案、银行卡申请手续、供楼按揭业务的手续、二手楼业务的办理方法、网上交易等问题。
5、电话（手机）促销。利用电话银行的优势，向社区提供金融咨询，并有针对性地通过电话服务向社区客户开展精准促销，提高营销层次和效果。
随着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的不断加大，大量研究认为由于细分行业的增长潜力和出口贡献能力不同，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综合指标分析和模型分析较之于比较优势理论通常更能够显著衡量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竞争力程度。细分行业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通常根据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开展，并且多数研究得到了一致性较高的结论。通过对服务贸易领域和细分行业服务贸易领域内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出对出口竞争力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关键指数指标，考察了大量研究成果的结论，探究其是否存在“先验性”问题，并提炼出细分行业服务贸易领域内可开展研究的新要素，发掘出目前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
细分行业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先验性
一、相关研究综述
传统经济学理论通常解释了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然而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其指导理论与传统商品贸易的适用性理论产生了分歧。两派经济学家对于比较优势学说的适用性产生迥异的观点，根据赫尔曼（Herman）、郝斯特（VanHolst）、山普森（G.Sampaon）、穆勒（HenricSchaumburg-Muller）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传统商品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服务贸易并不适用；而麦尔文（JamesR.Melvin）在1989年发表的《生产服务贸易：赫克歇尔-俄林方法》中运用H-O理论模型成功说明了要素贸易也能够达到商品贸易相同的结果，并推导出服务贸易必然服从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但是要素贸易一般指提供资本、土地、人力等要素的贸易，仅占服务贸易概念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具有整体的适用性（闫奕荣，2004）。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剧，对于服务贸易的研究重心从比较优势理论逐渐转变成了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而竞争力范畴又包含了一系列成分指标，采用较多的有国际市场占有率、进出口行业结构、比较优势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康承东，2001；王绍媛，2005；Balassa，1965），大量研究表明具备一定发展潜力，且对国家GDP贡献较大的服务业具备更高的比较优势指数。由此可见，服务业细分行业在构成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时存在着异质性。
中国服务贸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扩大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但以中国服务贸易的现状来看，细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大多从波特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角度，引入不同的因素和变量来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具体影响（张如庆，2007）。以波特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多个可供观察的因素，主要文献的研究成果如表1所示。综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见大多文献基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而鲜有中观的分析。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整体视角，分析构成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着重考察细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差异化情况，总结出口竞争力发展与各行业的关系，发掘出可能存在的、可供今后研究和拓展的创新点。本文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服务贸易研究领域内的理论文献进行整理，为我国的研究提供阶段性的参考，随着国际分工的变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影响因素可能产生，而原先的因素影响程度可能下降；二是帮助形成对我国现阶段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本文其余部分将如下的安排：第二部分将回顾服务贸易细分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整理影响各个细分行业竞争力发展的主要因子，找出共性因子和非共性因子，并总结我国目前服务贸易细分行业的差异化现状，提出可能存在创新性研究视角；第三部分将集中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总结宏观层面的多个公共影响因子，探索不同研究方法对于测量细分行业和服务贸易总体出口竞争力的准确性；最后将进行总结性的评述和建议的提出。
二、细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研究发展概述
陈虹（2010）认为对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研究始于国外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对具有巨大成长潜力的服务部门的研究，如金融、通信和旅游等。金融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其成长潜力带来的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了大量研究的作证，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对欧美国家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保险业（Philip，Wen，1998；Mattoo，Rathindran，Subramanian，2001；Hichens，2004；Wilmott1999）。此后，国内学者针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细分行业大致从金融服务、旅游服务开始，过渡到文化服务等。其中，朱盛萍等（2012）和黄满盈等（2010）均使用了TC（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来衡量各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且中国的TC指数为负，较之国际水平较弱。且黄满盈等（2011）采用了波特“钻石模型”对金融服务贸易进行了要素分析，主要集中于资本要素、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层面。而郑展鹏（2009）则引入了Michaely指数结合TC共同分析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并得出了中国金融服务发展很不平稳的结论。可见，国内学者对于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多数采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波特竞争优势模型进行分析，且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
对于旅游服务贸易的研究则在一段时期内趋于差异化，国外学者对于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研究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进行探索，其中以目的地国家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和游客对目的地国家满意程度和忠诚度构成供给因素（Gonzalez，Falcon，2003；Zhang，Jensen，2007）；以动态演化视角的旅游国家不同阶段发展比较优势因素进行考虑的完善化的需求模型（Enright，Newton，2004；Ritchie，Crouch，2003）。熊元斌等（2013）以要素禀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了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所在。周经等（2008）则以宏观的层面提出了旅游产业组织、人力资源状况和旅游交通因素对旅游贸易服务存在着影响作用，并在做数据统计时处理了外汇带来的收入影响。同样的，大量文献都基于贸易竞争理论中的几项常用指标，如竞争优势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G-L）和出口市场占有率等对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研究（徐文海、曹亮，2012；叶莉，2012）。其中，张百珍（2012）在运用指标结果分析的基础上，还与东南亚等地的发展中旅游强国进行指标的数据对比，从而得到了与国内研究大体相同的结论，即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处在世界旅游服务贸易输出国的中等之列，但较之于发展中旅游强国仍显示出一定的不足。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研究仍处在以一般性方法研究的情况下，针对出口竞争力各要素的实证研究仍然不足。
文化服务贸易作为一种特殊的需要明确界定的服务贸易行为，其同时具备了商品贸易的属性与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属性（张骞，2011）。随着我国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的促进和相容，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但在其研究中需要明确划分文化产品贸易与文化服务贸易（Grasstek，2005），并在对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时将统计数据中的文化产品相关因素剔除后，结果更为准确（罗立彬，2013）。且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出口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指数两项主要指标对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度量（王菲菲、赵书华，2012；刘蓉，2014），且结果颇为一致，中国较之于日本、英国和美国等文化输出强国处于较弱势的文化服务贸易地位。在研究的数据选用上，多篇文献都趋于同质化，且采用了不同年限间的文化服务进出口数据，因此结果趋于一致性就十分显著。
综上，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整理和总结，笔者认为我国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因素分析存在着普遍一致性化的倾向，其主要体现在研究目的，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方面，多数研究对不同服务行业选取的指标都集中在出口市场占有率，竞争优势指标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标等；且样本数据仅在选取年限上存在差异，数据本身高度一致，这一统一化现象使得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大体雷同，不能很好地从各个方面说明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因素构成的差异。这一缺失，或许能够成为今后研究克服的主要症结所在，郑吉昌等（2004）通过对服务业行业发展本身及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以上两个因素都对服务贸易的要素存在影响，而细分行业的本质是异质化的，则不论行业发展水平或行业政策环境及国际直接投资水平和规模都迥异，因此可以考虑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或中观的行业水平来考察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水平；同时研究也表明了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必须依靠跨国投资来实现推进，而国外直接投资规模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
三、主要研究方法
通过整理我国国内多数文献研究细分行业服务贸易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理论分析型指标分析，大多基于要素分解视角的波特竞争优势模型各要素指标分析；另一类是可视化分析型指标分析，大多采用普遍的RCA（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TC（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以及出口市场占有率和等指标，构造独立或综合的评估体系，对竞争力构成和因素影响进行测量。针对第一类的理论型指标分析，具体可以分为直接理论分析和模型应用分析。直接理论分析通过分解影响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相关要素（即可能涉及的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和服务业开放度等），研究对细分行业服务业是否存在竞争力促进作用。如周经等（2008）采用了旅游产业组织、人力资源状况和旅游交通三大因素对旅游贸易服务的竞争力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旅游产业组织数量（即旅行社数量）和旅游交通（即航班路线数等）对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显著的作用；而人力资源状况对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作用不显著；再如蔡茂森等（2005）认为服务业自身发展水平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模型应用分析则主要包含了使用波特“钻石模型”作为理论依据，进行多个维度的因素分析，如黄满盈等（2011）采用了波特“钻石模型”对金融服务贸易进行资本要素、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三方面的竞争力分析；以及庄惠明等（2009）以“钻石模型”为基础，对主要构成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9个要素进行了分析。
针对第二类的可视型指标分析，普遍形成了两种体系，即独立评价体系和综合评价体系。独立的评价体系并非特指采用特定的一项指标进行衡量，而是采用RCA、TC、CA和出口市场占有率等指标一同衡量或确切地某一指标进行横向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对比（张百珍，2012），形成一张可视化的表格或数据结果；而综合评价体系的相关文献则相对较少，针对特定细分行业的不同情况将涉及不同的要素，以郑吉昌等（2004）所采用的研究为例，其着重发掘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系，得出了对服务贸易所在贸易部门的政策性建议，且对服务业自身发展和国际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行列举分析，综合各个要素的影响成分对波特“波特钻石模型”进行了修正，构造了新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具体而言，针对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分析一般适应上文所总结的两类主要研究方法，仅有少数研究在两类方法之外引入了不同的考察指数对竞争力进行衡量，并有少量研究也对特定细分行业的主要可观要素进行分解后探究其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关系（郑展鹏，2010；周经、吕计跃，2008）。因此综上所述，对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竞争力构成影响的主要影响因子是多项单一指标及波特“钻石模型”中主要考察的六项维度，还有经过国内学者进行修正后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而非共性的影响因素则主要包含在各个特定行业的宏观各要素中，如旅游服务行业涉及的旅游产业数量和交通便利因素；文化服务行业涉及的特定行业开放程度等，这些因素可以进行修正后纳入至“钻石模型”的特定要素中，但某些独立性较强的要素不仅在衡量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经常被忽略，则应该引起相应的重视。针对大量国内研究的成果，笔者将归纳和整理主要研究产生的结果间的一致性，来探索普遍采用近似研究方法和同一数据来源取得的研究结论是否在结论上保持较高的相似度，且使得研究成果具备了一定“先验性”的性质。
根据对2004年后的文献整理结果可以发现，针对服务贸易整体进行的分析存在着趋同性的指标选取和数据选取，数据大多来源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和WTO国际贸易数据，且得到的定性结论也基本相同（事实上中国服务贸易较之全球贸易强国而言是处于弱势的）。多项研究均使用了TC指数进行衡量，且结果趋于高度一致，均小于0.08，且一定年份的指数值小于0，显示出结果上的趋同。同时，对比分析细分服务行业的各项指标，普遍采用的指标仍然是TC和RCA指数，且各行业内的指数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区别仅仅体现在了数据样本的年限差异和数据库不同上，且造成的误差并非很大。除了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的少数研究中出现了TC指数的背离，分析三篇主要文献的研究方法后发现，其应用TC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一致的，但笔者推测由于在数据录入或处理时存在偏差，导致了对某段特殊年限的TC指数产生误差。通过对其他细分行业研究成果的整理，发现对于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衡量在研究方法上突破性不强，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逐渐有学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加入新的变量来考察特定指标，较好地实践有刘蓉（2014）采用的CSI综合指标法，该方法能够较好地确定各要素在构成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时所占权重，且通过结论更好地提出具体的政策性建议。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总体对比分析，发现指数指标测量的结果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幅度，并且虽然其显示出一定的趋同性，但还未形成明显的“先验性”结论，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也处在不断的改进和提升中。因此，今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在指标分析的基础上，更多地引入要素分解研究方法，更明确、细分地针对某一要素提出关键性检验假设并进行验证。
四、结论
综上所述，自对中国服务贸易研究从单一的比较优势理论演进为整体国际竞争力的衡量之后，对于细分服务业竞争力的研究也在同步演进。现有的服务贸易领域对于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方法为波特“钻石模型”的各要素实证分析或理论分析以及对TC指数、RCA指数及CA指数等的对比分析；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同世界各国的贸易程度加深，以及中国加进推进“十二五”对服务业发展的规划，使得服务贸易相关支持产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产业内决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根据前沿的研究和理论的演进，可以通过对行业内发展情况的具体实践分析，发掘影响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新因素和重要因素，验证其对于服务贸易出口作用的显著性，完善理论研究的框架。经过丰富的经验研究，国内学者已经证实了中国目前虽然第三产业发展加速，但仍然落后于世界其他贸易强国，其细分行业的发展也呈现出落后于其他各国的情况，但根据各项数据表明，提高相关要素的发展水平，并建立有利于细分行业服务贸易发展的规划体制和制度，都能够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带来促进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同样需要认识到的是，国内目前的大量研究都采用了具有趋同性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徐文海、曹亮，2012），在根本上，所得的结论存在着一致性，使得论文形成的政策性建议和分析缺乏创新性。并且文献研究多数采用国际统计数据，其中包含了外汇汇率等（吴飞霞，2015）可变影响因素，其分解和测量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因而建议后续研究可以基于发展动态的视角，以实践产生的细分行业的统计来进行衡量，而避免整体数据进行处理时需要剔除与细分行业无关的影响变量。现有研究开始尝试构建新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和竞争力构成指标来进行研究，这是提高后续研究结论可靠性的重要尝试，应注重丰富其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以此视角来分析中国细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发展演进，这是一个可以拓展的重要话题。这些尝试不仅可以丰富我国细分行业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研究领域成果，还可以为其他行业深入研究新发展时期不同行业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构成因素提供借鉴，这些都将成为我国下一个五年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重要研究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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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企业；国际化；战略
一、服务的分类
尽管对服务存在诸多不同的分类(Blaine，1996)，但是，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是以产业为基础的分类方法(Samiee，1999)。将相似行业归纳于一处，有利于对服务业进行系统地比较分析。例如，Winsted & Patterson(1998)对工程咨询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进行讨论。然而，由于缺乏更为综合的分类方法，相关的服务理论将不会出现(Clark et al.1996)。
Lovelock & Yip(1996)建议将服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人的服务(PeOple—processing Services)，这类服务主要包括对顾客的切实的活动，这使得服务提供商必需在当地为顾客提供服务；第二类是对财产的服务(Possession—processing Services)，这类服务包括提高商品顾客认知价值的无形活动；第三类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服务(1nformation—based Services)，这类服务为顾客收集、分析、掌握数据，最少涉及到顾客。与之相似，Clarketal．(1996)也将服务分为四类：以接触为基础的服务、以媒介为基础的服务、以资产为基础的服务和以目标为基础的服务。
Patterson & Cicic(1995)依据服务的“服务是否有形(Tangibility)”和“服务是否需要在当地进行(Face—to—faceContact)”两个维度，将服务分为四类：低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专业型服务；高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受到区位因素制约的定制化方案；低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可以高度标准化的服务组合；高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则是高附加值的顾客定制服务。
Erramilli(1990)将服务分类为“硬服务(HardSer-vices)”和“软服务(Soft Services)”。在硬服务(如建筑设计)中，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因而不存在当地消费的需要；而在软服务(医疗、餐饮)中，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同时发生、不可分离，要求服务企业存在于当地。Erramilli(1990)强调，服务的不可分离性是区分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
在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变成了服务企业，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了服务行业。然而，关于国际化的文献大多数是针对制造企业的。尽管服务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Javalgi、Griffith &White，2003)。可以认为，对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Clark&Smith，1996)。
相关文献中一直存在有关服务产品和实体产品的国际化是否不同的争论。Boddewyn etat．(1986)认为，有关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为服务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石。Katrishen &Scordis(1998)通过对保险行业的考查支持了Boddewyn的研究结论。Agarwal & Ramaswami(1992)对设备租赁服务供应商和产品制造商的出口战略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并没有不同之处。原因在于这类服务企业不需要在外国市场不断地、持续地提供服务。
但是，Erramilli(1990)和Erramili&Rao(1993)的研究则认为，实体产品的进入模式不能直接应用于服务产品。虽然企业规模、成立时间、所有权归属等企业特征对制造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有显著影响(Burton & Schlegelmileh，1987)，但是，Javalgi et al.(1998)的研究发现，这些特征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则持以下观点：对于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而言，进入国外市场的基本过程是相同的，只是在过程的执行上存在差别(Shanna & Johanson，1987；Dunning，1993)。Cicicetd．(1999)也认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国际化问题上，受到相似因素的影响，但某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或程度需要修正。
Buckley，Pass & Kate(1992)认为，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服务的两个特征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第一，服务与实体商品的可分离性；第二，生产和消费的可分离性。与制造企业一样，公司的特定优势是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成功经营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制造企业和硬服务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并没有差别(Ekeledo & Sivkumar，1998)。
Thompson et al(1998)通过对商用汽车业和酒店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两个行业中领先企业的案例调查，作者发现：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比制造企业更容易理解。在制造企业中，企业的国际化更容易受到技术、社会等当地环境的影响。
三、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服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传统方式是跟随他们在国内所服务的制造企业，当其客户进行国际化后，他们将有机会随之向国外扩展，并且有时这种国际化是被迫的(Weinstein，1977；Vandermerwe & Chadwick，1989)。Gray&Gray(1981)通过对银行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银行通过跟随其客户而展开国际化经营。但是，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服务企业对当地经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其国际化的方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化(Winstead & Patterson，1998)。这改变了服务企业跟随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状态。
U & Guisinger(1992)对三极地区(Triad)服务业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调查。其调查对象是1976至1986年间九个服务行业的168家最大跨国公司，其理论源于对单个服务行业的研究，以及制造业的经验证据。Dunning & Ktmdu(1995)也借鉴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理论，以酒店行业为例，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结果发现，酒店企业的高层经理会依据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国际化优势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海外进行经营。也就是说，即使在服务业的行业背景下，折衷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企业的国际化现象。
而Kundu & Contractor(1999)则对酒店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服务企业区位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酒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及政治环境因素、东道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通过对67个国家1998年横截面数据的OLS回归分析，作者发现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同东道国因素一起，对酒店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起决定作用。
Moshirian(1998)考察了1985年-1996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后认为，国际收支状况、国内外利率及经济活动均能对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而且，对本行业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进行研究表明，资金储存成本、国内银行的市场规模、真实汇率、制造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吸引外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Samiee(1999)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趋势、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障碍包括：缺乏完整、有效的对不同行业服务业的数据统计；政府的政策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服务不可分的性质使得某些服务资源不可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配置，收费也不可能国际化。
Javalgi，Griffith & White(2003)借鉴前人对制造业的研究，通过对228家B-B服务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该项调查表明，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定因素、市场特征等区位因素会影响管理者态度，并进而影响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国内，王文超(2005)对服务企业的国际营销能力的构成、影响因素和培育方法进行了研究，发现“目标市场国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国际服务市场竞争状况”和“文化差异程度”是影响服务企业国际营销能力的重要因素。
四、服务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服务被认为只能在当地提供，而服务企业也必须在服务提供的当地建立。然而，服务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一部分。Gronroos(1999)和Christian(2001)给出了服务企业五种不同的国际化战略：直接出口(Direct Export)、系统出口(Systems Export)、直接进入市场(Direct Market Entry)、间接进入市场(1ndirect Market En-try)和电子营销(Electronic Marketing)。直接出口服务适合于面向产业市场的维修和保养服务；系统出口是由两家或多家提供互补性解决方案的企业开展的合作出口；直接进入即指服务企业在国外市场直接建立子公司；间接进入适用于那些不愿意直接在国外设立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子公司的服务企业，通常通过授权协议或特许经营方式由当地企业提供服务；而电子营销使服务企业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市场。
黄维梁(2000)对中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方式选择和营销策略提出了建议，并认为，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会因服务行业特征而异。某些针对顾客人身的服务，如医疗、客运或餐饮等服务，顾客需要到现场接受服务，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到顾客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均对顾客很重要，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得考虑东道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在当地广泛布点的限制。而另一些针对顾客财产的服务，如金融、会计或法律咨询等服务，顾客不一定亲到现场接受服务，顾客看重的是服务结果，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要着重考虑东道国服务市场进入的限制。有些服务要求构架全球性的网络，如银行、运输或旅游服务，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就应考虑企业全球战略布点的要求。但是，这些建议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相关文献，作者并没有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进行实证检验。
Grosse(1996)对在服务业中占重要地位的广告业、商业银行、计算机软件生产和销售、旅馆业和管理咨询等五个行业进行过调查，得出服务业中各个行业共同的前五种关键技术是：本行业中的知识和经验(33％)、提供服务的方法(10％)、管理技能(9％)、技术信息和本行业特殊信息(7％)及财务经营技能(7％)。与硬技术一样，服务技术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国际转移方式(Grosse，1996)，即出口方式、契约安排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特许经营、管理契约以及各种协议)和FDI方式(包括合资和独资)。
Winsted & Patterson(1998)在对企业出口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近700家工程服务企业的调查，对服务企业出口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障碍、管理者对出口的态度、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等均显著影响着服务企业的出口水平。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出口企业坚信其服务适宜出口，而非出口企业则不然。
Coviello & Kristina(1999)考察了服务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化阶段模型，以及整合的网络理论。通过对新西兰的四家工程咨询公司的研究，作者识别了小型服务企业国际化、后续国际化、市场选择和进行模式的决策方式和影响。该研究也指出，因为服务企业的范围太过广泛，所以考察其国际化过程也不能以单一理论框架为基础。
Erramilli(1991)指出，在企业的国际市场知识与国际技术转移方式的资源控制程度(或资源要求)之间存在一种U型关系。Erramilli & Souza(199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规模对企业选择FDI方式的影响较小，说明大企业和小企业在此方面的区别很小。同时，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小企业选择FDI方式的意愿很小。Christian(2001)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识别出服务企业国际化的三种进入模式：跟随客户模式、寻找市场模式和电子营销模式。Erramilli & Rao(1993)和Murray & Kotabe(1999)曾经发现，交易费用的不同会导致服务和制造企业在许多方面的不同。Brouthers(2003)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讨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差异产生的原因。资产专用(Asset Speeificity)、行为不确定(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和环境不确定(Behavioral Un-certainty)这交易费用的三个方面均对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产生影响。与制造过程相比，服务过程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劳动密集等方面的特征。在理论演绎并提出相关假设之后，该项研究对西欧跨国公司在中东欧的投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了以下结论：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倾向(Risk Propensity)影响着制造业的进入模式，而行为不确定性、信任倾向(Trust Propensity)和资产专用性影响着服务提供商的海外进入模式。
李忠、陈继祥(2002)发现，服务企业比制造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范小虎、张祥(2001)在探讨服务技术与一般硬技术的转移过程之差别的基础上，认为服务企业国际技术转移方式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规模和市场知识。李江帆、顾乃华(2004)认为，核心资源与政策资源强弱的不同组合决定了相应的国际化战略的差异。郑长娟(2005)利用2001年进入上海市的外资服务企业为样本，对外资服务企业中国市场进入模式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外资服务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更强烈的独资倾向，各服务行业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存在明显的差异。另外，文化距离对外资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相悖。制造企业中，文化距离越大，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越低。但是，文化距离越大，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其在华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也越高。
Alexander & Lockwood(1996)对酒店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尽管零售企业和酒店的国际化战略及其拓展有高度的相似性，然而，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许多酒店企业通过管理合同实现国际化，而零售企业较少如此操作。酒店企业具有多品牌扩张的特征，而零售企业往往使用同一品牌。两类企业国际化的动机和发展过程的差异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未采的方向
通过对服务的分类、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战略选择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已有的实证研究均以制造企业为重点研究对象，从整体来看，缺乏对服务行业的深入研究。即使在服务行业内部，由于不同产业类别的企业在战略的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别，因此，可以进一步针对特定产业比较分析。
第二，绩效是企业的目标。战略角色对企业绩效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Taggart(1999)在通过对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研究后指出，合伙型子公司和战略独立型子公司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与总部的良好沟通，因此在市场占有率、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接受型子公司。然而，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与其绩效之关系的研究并未见到，这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服务业差异； 聚集度；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4-0040-03
当前，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进入以服务产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时期，发展服务经济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快速增长的行业之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渐趋扩大，服务业聚集类型多样化趋势明显，因此，对服务业差异与聚集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 服务业发展相关理论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先阐明服务业特殊性质的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大成者亚当·斯密，他将人类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成功摒弃了价值与具体劳动联系的片面性。20世纪30年代，随着福利经济学以及国民经济统计方法的完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费雪（A.Fisher）在其《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划分了社会经济的三次产业，但当时的第三产业与现代的服务业有很大不同。此后，统计学家Colin Clark、法国经济学家Jean Fourastie分别提出并完善了三次产业分类法，为服务业区别于第一、第二产业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William Baumol、V.Fuchs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就业存量等进行了分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服务经济理论分析框架。Daniel Bell则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提出了后工业社会是服务社会，知识、科技和技术将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种观点与Galbraith的“新工业国”观点针锋相对。
国内对服务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服务业研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上。由于片面的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劳动价值理论，对我国的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服务业发展缓慢。1985年，国家统计局开始使用GDP指标，同年8月第三产业统计数据，标志着我国在第三产业实践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李江帆教授在《第三产业经济学》一书中做了理论上的总结。此后，关于服务业的理论争论告一段落。
2 服务业差异研究评述
国内外关于服务业区域差异的文献越来越多，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研究成果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但只要以定量分析为主。
胡霞（2007）定性分析了制度变化对地区服务业差异的影响，分析指出市场化、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各地区服务业增长的重要政策因素，对外开放对服务业务发展有一定影响作用，制度变量并不仅仅独立地影响增长，而且通过影响其他制度变量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而影响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申玉铭、邱灵等（2007）则从服务业的演进阶段、增长行为、内部结构、地区发展不平衡等方面探讨三大地带间、三大地带内和31个省（市）间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从空间上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次发达、较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五个基本类型。
更多的研究则从定量方面对服务业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Illeris对西欧、北美典型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都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李文珍（2012）在借鉴迪克西特和格鲁斯曼的多区段生产模型和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产品内分工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的静态影响和动态影响，并认为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的结构性分工在区域范围内展开在客观上已经促使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及服务业差异发展。陈杰、徐伟（2010）对江苏省服务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简单分析并利用简单的OLS分析得出影响江苏省服务业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外资利用水平、工业化水平及人口规模。顾乃华、李江帆（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技术效率是造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区域发展失衡最为重要的因素。
综上可见，关于服务业区域差异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基于新古典增长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由要素投入、市场条件和政策等方面导致，很少关注集聚效应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影响作用，并且传统的经济学假定空间是匀质的，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无成本的瞬间流动，而现实世界中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不同地理条件禀赋给各个地区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也不同，因此地区的经济密集程度和地理区位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3 服务业集聚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服务业的集聚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集聚的类型与效应问题、集聚方法与实证分析以及集聚的原因分析等三个方面。
3.1 服务业集聚的类型与效应问题
Scott（1988）发现，产业聚集主要集中在三类型产业部门：工艺和设计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服务型产业。Illeris and Philippe（1993）指出，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由于生产和消费上的不可分割性、不可物化性、不可储存性等特点，导致比工业更加依赖于本地市场的容量，并且有更强的空间聚集效应。Wood（1992）在产业集聚框架下考察服务业的增长情况，但是其并未直接研究地理集聚及决定因素的问题。韩云（2005）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工业化加速产业集聚，产业的发展及其集聚需要服务业的支持。郑吉昌、夏晴（2005）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竞争优势理论出发，探讨了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指出了良好的服务业支持是产业集群形成、发展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宋洋（2010）将服务业集聚分为专业化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集聚，并分别分析这两种集聚结构的集聚效应，最终得出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效应显著为正，而多样化的集聚效应显著为负。刘曙华（2012）在界定生产业及区域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对生产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及传导路径进行了分析，并对产业集聚的城市效应、区域效应以及全球效应进行了探讨。
3.2 服务业集聚方法与实证分析
评价服务业集聚程度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统计指标方法。从已有研究来看，比较常用的是区位熵、集中系数等指标。Coffey和Mcrae（1989）通过实证分析加拿大全国及五个区域1971—1981年的数据发现，非营利如教育、卫生和福利行业呈现出临近其服务对象的特征，地区分布差异较大；生产业则表现出集聚在大城市的现象。Dsemet & F.afchamps（2004）通过估计劳动力增长方程研究了1972—2000年美国县级范围内劳动力空间分布变化情况，通过研究发现了非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分布呈现扩散趋势，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分布则变得日渐集中。D.O Donoghue & Gleave（2004）运用标准化的区位熵指数考察了英国商务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情况，发现服务业主要集聚在英国东南部，但是区位熵指标只能反映一个产业的相对规模，不能反映绝对规模。杨向阳、童馨乐（2009）用区位熵、集中系数和空间基尼系数估算了1978—2006年我国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发现了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特征以及地区间的差异。张三峰（2010）在选取我国的21个城市的基础上使用区位熵指数的方法测算了生产业在我国城市中集聚的程度，并从整体和地区层面分析了生产业城市集聚的特征。王波（2009）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区域性差异和集聚发展进行了分析，并且使用李朝鲜、李宝仁（2007）建立的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和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分别对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差异和集聚度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3.3 服务业集聚原因探析
Shelp（1984）认为造成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关键原因是互补共生，即单一类型的服务业需要各种不同的服务业聚集在一起才能完成其他服务的最终目的。虽然其认为服务业会因为互补共生而获得收益增加或者成本降低，服务业的集聚也会产生集聚不经济的现象。胡霞（2007）从外部经济、知识溢出和社会资本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集聚、经济集聚状况、城市地理位置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检验了集聚效应对服务业差异的影响，最终表明经济集聚程度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区位也对服务业生产效率产生显著影响。栾贵勤、高志强（2012）在界定生产业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借助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探讨分析了江苏省生产业的地区发展差异及空间差异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对服务业集聚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为其他企业或消费者提供某种服务而高密度形成的区域，即异种行业的集聚；二是指服务业的某一行业及相关联的上下游的产业的集聚，即同种行业的集聚。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服务业集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等发达地区，研究方法多采用区位熵、基尼系数等指数结合就业人数进行分析，服务业集聚现象比较显著，特别是在比较发达地区，但是，对造成服务业集聚的原因并没有取得公认一致的结果。
4 现有研究缺陷与最新发展趋势
我国现在处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服务业现在仍然是我国的短板，不管是在规模，还是在结构上与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差距。不仅如此，对服务业的研究相比工业而言还比较单薄。总体来说，目前对服务业的研究在理论上还没有构架起成熟的框架，方法上主要以统计指标为主，系统性不足，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深度受到了限制。此外，现有研究缺乏将服务业、产业经济的总体结构与地理空间放在统一的时空中进行考察。未来服务业的研究将会有什么趋势，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视角要多维。要立足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在考察服务业影响因素时要全面分析，非经济因素（如制度、决策等）也要考虑进去。
其次，研究方法要多元。对于服务业的研究不仅仅是统计指标方法，还应该创新性的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全方位、系统研究。
最后，研究理论要交融。要注重学科的交叉融合，对服务业的研究应该同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紧密交融。
参考文献：
[1]费雪.安全与进步的冲突[M].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5：25-28.
[2]胡霞.制度环境与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J].软科学，2007（2）：29-34.
[3]申玉铭，邱灵，等.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7（6）：1-5.
[4]顾乃华，李江帆.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1）：46-57.
[5]Scott，AJ.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The Rise of New Industrial Spaces in North American and Western Europ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8（12）：171-186.
[6]Illeris，Jean Philippe，Introduction：The Role of Servi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J].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93.
[7]William J.Coffey，James J.Mcrae.Service Industr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M].PDS Research Publishing Services LTD，1989.
[8]Dsemet Fafchamps.Changes in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Employment across US Countries：A Sectoral Analysis 1972-2000[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3（5）：261-284.
[9]D.Dipasquale，W.C.Wheaton.Urban Economics and Real Estate Markets[M].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US：Prentice-Hall，Inc.1996：81-86.
[10]Shelp，R.the Role of Service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i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er[J].NY：Pracger Publishers，1984，28（3）：205-218.
关键词：服务外包 理论研究 述评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服务外包就已经存在。当时西方的一些公司将自己没有能力做的部分IT业务转包给专业的数据加工机构来完成。到了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分工的深化，外包进一步发展，它不再是企业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而成为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降低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承接服务外包，当时的外包对象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主要局限于跨国公司内部的服务转移和承接。但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十一五”以来，中国的服务外包业迅速发展。服务外包正在成为服务全球化和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服务外包的理论研究均在不断深入。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服务外包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服务外包内涵和特征的讨论
外包(outsourcing)直译为“外部寻源”，最早由Gary Hamel和C.K.Prahaoad在1990年正式提出，主要指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次要的功能或业务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从而使企业节省出精力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服务外包目前仍没有全球统一的定义。国际上一般称其为离岸服务(offshore ser-vice)。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于2004年在“服务业领域的转移”中首次明确使用了离岸服务的概念。
国内学术界对服务业外包进行研究开始于田晓军(1999)和李元旭(2000)等，基本都从对服务外包概念的引进和解释开始。杨圣明(2006)认为服务外包是一种新兴的加工贸易，是一国的企业将一种服务商品或它的非关键部分转让给外部公司承担的一种经营方式，或商业模式，或国际贸易方式。卢锋(2007)则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分析了服务外包的概念和内涵。他指出，虽然《商务大词典》给出的服务外包的定义是：服务外包通常指依据双方议定的标准、成本和条件的合约，把原先由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但并非所有“从内到外转移”的活动都属于外包。只有那些“投入环节活动”的外部转移，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外包。中国商务部2006年的文件《商务部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中指出，服务外包业务是指企业(发包商)将信息系统构架、应用管理和业务流程优化等业务，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承接商)，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服务外包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在后期文件中提到分类时又增加了知识流程外包KPO。应该说，这表明了官方所认可的服务外包的基本涵义和类型。
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国内学术界对服务外包有了一个基本认同的内涵界定，认为服务外包是企业将内部的某些价值链环节或流程外包给其他服务公司去承担的一种商业模式。按照外包的目的地是否在国内，服务外包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而按照外包业务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
(二)服务外包承接地的选择
服务外包起源于发达国家。起初也是以企业将某些服务，尤其是IT服务外包给本国(本地)企业为主要内容的IT“在岸外包”。所以，西方学者对这个领域进行的研究最早是以微观企业的IT外包为研究对象，有一批针对企业绩效、决策、合同，以及企业间外包关系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产业分工的逐渐深入，离岸外包成为服务外包的主要形式。而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发包方，发展中国家成为或正在成为积极的承接方。因此，在这个领域的讨论中，国内外学者因为所站角度不同，分析的视角也有差异。Pennington(2000)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了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安全的外包基地的考量指标；而Adelakun O(2003)同样利用一些量化指标分析离岸外包的成功因素。随着印度在服务外包承接中地位的增强，许多国外学者(Athreye，Suma 2005；Dos-sani,Rafiq 2005)开始更多关注印度的外包环境及政府作用，以期给本国企业选择外包对象时提供参考。
我国学者则更多的是对印度成功发展外包业的经验进行研究，希望能从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对比中寻找差距，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可以借鉴或者学习的样本，从而助推中国外包业的发展。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也有一些学者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出发，对国内不同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条件、特点进行比较，并提出各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应该差异化发展，以避免示范城市之间发展战略趋同化或者低级化(袁永友，2009)。
(三)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研究
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外包对FDI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而对东道国和母国而言，这个影响又有很大的不同。
Grossman Gene M(2002)和Elhanan Helpman(2003)研究认为，FDI与外包在企业的选择上是一种替代关系，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力，伴随着外包的发展的是FDI的减少。而竺彩华、钟茂洁(2008)通过对中国承接服务外包时的FDI因素分析，认为对于东道国/承接国并不一定意味着FDI与外包是一种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关系，它取决于跨国公司是在进入东道国之前还是之后选择外包。如果外国的某个跨国公司先行进入东道国，然后才发展跨国公司内的外包，那么这种基于同一个跨国公司经营体系之下的优势会更加促进外包的发展；而如果某个公司先开展了离岸外包业务而且合作很好的话，也许会减少他们的FDI。但这又涉及到服务业跨国投资和制造业跨国投资不同动机的问题。很显然，他们的研究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对承接国而言，服务外包能促进就业已形成共识。但对母国引起的就业岗位流失问题却一度成为发达国家反对离岸外包的主要理由。但许多深入研究却表明，虽然服务外包的确会引起就业岗位的流失，但这种影响很小(Schultz 2004)。Mary Amiti和Shang-Jin(2004、2005)的研究表明，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影响就业结构方面，体现在没落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工人的流动。
关于服务外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WTO认为：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服务离岸外包在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总体效应是正面的。Alan Greenspan，John，Jane Doe(2004)等人认为，离岸服务外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和服务增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福利增加的部分必定大于福利减少的部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长期国民收入都会增长。我国学者也对服务外包对某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讨论。李林(2008)、李志军(2006)等分别对某个中心城市或某个地区发展服务外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讨论，总体上认为肯定是会促进经济发展。
二、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外包的研究趋势基本趋同，讨论内容从微观到宏观，从分析具体行业到对整个外包产业进行思考。但由于分属于不同国家，研究角度依然有很大差异。目前，英美学者大多立足于本国服务发包方的角色，采用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对全球服务外包承接地进行评判和选择。而我国学者则在最初的对服务外包概念进行全面引进和介绍的基础上，开始更多关注如何更好地承接服务外包，发展本国(地)经济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克服。
(一)缺乏统一的解释服务外包动因的理论框架
现有的解释服务外包的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专业化分工理论、离岸外包模型以及企业合约化理论。其中Feen-stra和Hanson(1996)，Alan V.Deardorff(2005)分别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差异理论出发，来解释在服务业领域里由于比较优势差异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差异，从而带来的服务外包现象。而Grossman，Helpman和Szeidl(2004)则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建立外包分析框架，认为由于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服务外包产生的根源。James R.Markusen(2005)则结合直接投资理论，构建了白领服务的离岸外包模型。江小涓(2008)则用企业合约理论分析外包问题，将服务外包的本质定位于人力资本市场合约与劳务企业合约的统一。她认为服务外包在本质上和制造外包并不相同。提供服务外包的人力资本处于企业之外，但其提供的劳务活动进入企业内部；发包企业对接包企业中的人力资源没有控制权，但对这些人力资源提供的劳务活动保持着类似于企业内部的控制权，许多细节可以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应该说，这些理论各有侧重，但除了江小涓的企业合约理论将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区分开以外，其他理论都是将相关制造业理论引进到服务外包领域，没有从严格意义上将二者进行区别对待。所以，关于为什么会发生服务外包，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结合服务外包自身发展规律的相关的理论解释框架尚需建立和论证。
(二)国内宏观研究多，而微观研究少
国外文献有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发展过程。而我国现有文献则集中在宏观研究领域，宏观层面与微观视角严重脱节。文章多从国家层面或地区层面出发，对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加以探讨，并提出一些政府部门应采取的政策建议。但服务外包内部I-TO、BPO和KPO的发展差异很大，行业和行业千差万别，针对具体产业或者某些特定企业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
(三)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国外有关服务外包的实证研究在个别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关于服务外包的承接地选择、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等方面。但国内研究普遍存在定量工具使用较少的状况。这首先是因为关于服务、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的定义和统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模糊。各个国家对服务贸易的统计工作还不完善，更谈不上对服务外包的统计，中国也不例外。现有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难以全面覆盖并分离出离岸服务外包的统计信息。有的离岸服务外包并没有体现在各国国际收支体系中，有的虽然包括在内，但与其他项目搀杂在一起，难以分离出来，离岸服务外包的数据收集相对比较困难。因此，目前可以收集到的关于离岸服务外包数据主要是来自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或调查机构，如Gartner、IDC、Accenture等，而由于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的不同，这些机构的统计数字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些粗略的数据无法准确地反映服务外包的发展状况，也无法进行更为细化的定量分析。中国商务部2007年的《服务外包统计报表制度》是中国首个服务外包统计制度，首次建立起了中国的服务外包统计体系。但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服务外包实践，这一统计制度尚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和规范，数据资料缺乏统一性和不准确性是定量研究文献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客观上对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宏观层面上，应加强对服务外包统一的理论逻辑框架的研究
服务外包和制造外包有本质的区别，而中国又具有特殊的国情。在承接制造外包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产业附加值低、处于世界分工链条最低端、“中国制造”让人又爱又恨等问题给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造成长期困扰。而服务外包正处于全球大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国正在试图从这一新的产业变革力量中寻求突破，以彻底摆脱低端产品制造国的形象，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所以，认真研究服务外包的一般性规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提出发展服务外包的解释性理论，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二)微观上，需加强对具体行业、具体企业的研究
目前除了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外，许多地方都在积极发展服务外包和服务业。针对服务外包的研究应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应以某个具体城市为对象，结合产业定位、产业聚集、价值链、招商引资、区域经济发展等相关理论，对金融业、保险业、软件业等不同行业，承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不同国家服务外包业务的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增强我国整体对服务外包的研究深度，助推服务外包业的发展。
(三)在研究方法上，应加强定量研究。保证研究的时效性和权威性
数据的统计和资料的获取是进行服务外包研究的一个非常大的难点。目前除了商务部网站、服务外包网，以及一些咨询机构公开的数据外，其他具体数据只能通过实地调研收集。一些权威研究咨询机构配合商务部，建立健全一套科学规范的统计体系也是当务之急。只有经过全面而系统的数据分析才能使观点建立在可信的事实基础上，避免从个别案例或个别事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本文是西安交通大学2009社科项目“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闫奕荣，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李志军，西安市商务局副局长、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Gary Hamel and C.K.Prahaoad.The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y-June，1990.
田晓军：银行业务外包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城市金融论坛》，1999年第6期。
杨圣明：关于服务外包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
卢锋：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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