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会馆和台湾街曾被称为前门区域的“重中之重”，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及大众媒体的热情宣传。台湾会馆初名全台会馆，1896年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现大江胡同）扎根，1950年《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会馆逐步移交政府房管部门管理，台湾会馆搬进居民，成了大杂院。1993年，这里恢复为纪念场所，并于2009年翻修扩建。前门本是会馆云集之地。清末《都门纪略》卷二收录的北京会馆达391处，位于前门周边的就有76处，台湾会馆是其中很小的一员。但重新设计扩建后，它的面积从500余平米拓展到3900平米，设有《中华魂•京台情》展览以及木偶戏表演，还经常接待两岸要人。然而，如此精心礼遇的“重点建筑”却门庭冷落，并没有成为地区亮点，其原因在哪里呢？台湾会馆与前门的不协调，有功能定位方面的偏差。此会馆的主要任务是商务接洽和高端文化交流，需要相对私密、人员单纯的环境，其对台湾民俗、文化形象的宣传只是额外功能，每周仅周二开放一天。而在前门这样一个公众游览、购物区域内，在诸多热情的游客、旅人的好奇目光下，任何建筑都无法摆脱被围观、被探听的命运。半公开的台湾会馆将大部分游客拦阻在外；而到访的游客也往往为吃了闭门羹而抱怨。台湾会馆的建筑外形也未能与环境融合。这组清末民居样式的建筑，外部古香古色，采取了北京四合院的围合形制。房屋屋顶上有斜坡，墙壁以深灰为主，内部设有骑楼、露台、敞墙等，是岭南样式。四合院大多低矮，虽然是封闭的院落，却不会给街道以压迫感；岭南建筑举架较高，但通风敞亮。南北建筑因地制宜，各有优长。台湾会馆意在南北兼顾，实际却事与愿违：过于高大的岭南房屋充当北方封闭的合院围墙，深灰色墙体没有向外的窗户，给背后狭小的胡同和低矮的房舍造成强烈压迫。在当今社会平等的风气里，在平民气息浓郁的前门，这组高大建筑无异于一个庞大而不友好的特权。从整体设计来看，隔阂感并非没有被考虑到，甚至还以背后大江胡同里的“台湾风情街”弱化会馆的封闭性。遗憾的是，街道布景过于单一，广场上没有供休憩的座椅，不是一个引人停留的场所。广场地下的台湾美食街由于采光不足，客流不饱满，仅有部分档口开灯营业，十分萧条，也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因此，作为前门地区重点工程的台湾会馆，不仅没有增加普通人对台湾的好感和了解，还人为设置出一个与台湾相关的公众；台湾风情街没能弥补前者的不协调，其将游人引入地下的设计还分散了人流；地下美食街的惨淡经营更使“台湾风情”变成敷衍。
2从天街、廊坊胡同看街道设计预期与步行导向效果
号称“天街”的前门大街于2008年5月正式开街。大街北口架设“天街”牌坊，仿佛一座大门，将街道从天安门广场南侧繁忙的现代交通中隔离开。街道全长846米，纵向分为有轨电车道、御道和人行道三部分。两侧商铺青砖灰瓦，全聚德、月盛斋、中国书店等80余个老字号整齐地亮出了油漆一新的黑底金字招牌。遗憾的是，这条“古装购物街”的人气不仅难比王府井，就连许多二线城市步行街都比这里热闹。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条所谓“步行街”其实并不属于行人，而是一条完全以现代思维设计出来的虚拟景观街道。在天街上，可以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最现代化的有轨电车。它们行动缓慢，走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就需要10分钟，三十元的票价更是普通公交的数十倍。它显然不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街道景观的一部分。有轨电车使步行街聚拢人气的作用大打折扣：原本任由横穿斜插的路面被隔断了，行人无法“之”字形游览，而是需要避开轨道。在这样虚置背景、人为构建意义的环境中，老字号的名气、传统和历史也好像是虚构景观的一部分。天街的街道形态和景观布局不利聚拢行人。如果景点都聚集在这一条主干道上，行人虽不易横穿，却可能在街上形成回环，但大街两侧布置了许多分散的胡同景点。主干道仿佛鱼骨，两侧小胡同宛如鱼刺向外发散。台湾街位于东边大江胡同，从这里走到台湾会馆后，如果还想回天街，就得掉头，或者向南到刘老根大舞台。而这一小段南行路线所在的前门东侧路相对单调，景点之间也缺乏呼应，等于无形中向外疏散游客。西侧廊坊头条与交叉的煤市街、南侧的大栅栏街相互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交织的网络，在业态方面相得益彰：大栅栏的老字号、珠宝市的便宜货和廊坊胡同的旧房子，满足了游客差异化的需求。因此，这几条胡同是如今前门地区最热闹的所在。因为小店相对集中，大栅栏向西的铁树斜街、樱桃斜街也各有值得一看的特色，整体游览所需时间长。这里的繁荣自成一体，走进大栅栏，就没有必要再回到天街，反而形成分庭抗礼、抢夺人气的态势。店铺招牌对行人构成潜在影响。天街的统一外形容易引起视觉疲惫。西侧与之平行的小小珠宝市街虽然十分狭窄，但多是价格便宜的小铺、露天摊，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营造听觉上的热闹，横七竖八的招牌幌子给人以视觉上的繁荣。有时一个门面就竖出三四幅招牌，凌乱拥挤，目不暇接。在这条因狭窄而天然形成的步行街里，行人可以放心地慢下脚步，边逛边看，耽搁的时间越长，越增添热闹。与天街的严肃空旷不同，珠宝市街没有压力，街景也重重叠叠、引人探寻，因此兴旺许多。在北京，前门一度是一个包括两侧小胡同的平面区域，是一个繁荣商圈的整体概念。而修缮后对天街、城门、牌楼的特别凸显，将“前门”限定在一个线性的封闭的街道里，两旁灰色建筑严阵以待，因此出现了中间鱼骨状大街十分空旷，延伸到两侧的鱼刺状小胡同却人气爆棚，二者落差极大的局面。对于漫步城市的人们来说，那些呈现出来专门给人看的景观过于普通，真正吸引人的是能够深入其中、自行挖掘的那些被藏匿起来的细节。
3从火车站、大观楼看功能性建筑与纪念性建筑的有效利用
历史渊源是前门的资本，但也是区域整改争议重重、左右掣肘的原因。虽然前门拥有众多纪念性建筑，但它没有完全被保护起来，而依然承担着城市功能。因此，当前前门应将纪念性和功能性需求结合，使之相得益彰。功能型建筑要想具有纪念性，有赖于时间的淘洗。如果强行使纪念性建筑承担不恰当的使用功能，则文化韵味大减，纪念性建筑会被消解成一具空壳。前门火车站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它修建于清光绪年间，一度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承担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通任务，直到1958年北京站投入使用后才改作他用。前门火车站本是英国人设计的欧式建筑，剥离车站职能后曾作为铁道部科技馆、北京铁路工人文化宫和剧场，还顺应潮流改成“老车站商城”、“电讯市场”。作为商场的老车站，经营项目和宣传手段都不突出，甚至连原本颇具特色的建筑外形，都被不断变换的新旧招牌遮挡得轮廓模糊，难以辨认。2000年后，前门火车站被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逐渐还原面貌，2010年又开始作为铁路博物馆正式开放。与之相似的还有大栅栏街上的大观楼影院。其前身是“大亨轩茶园”，曾因首先播放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而引起轰动。1907年左右，丰泰照相馆经理任景丰将这里改装为主要放电影，兼营曲艺、杂耍等的“大观楼影戏园”；1917年正式改为电影院。大观楼堪称北京放映史最悠久的电影院。1960年，它成为北京第一家放映立体宽银幕的影院，连续上映数万场，场场爆满；1987年，它重新装修再度开业，并延续至今。如今大观楼的经营状况令人失望。由于电影院需要吸引来自各个城区的观众，便利的公交、停车配套必不可少，而地处大栅栏步行街内的大观楼在这方面却呈弱势；其建筑规格不适合如今电影的特效距离要求，在片源方面也不具备优势。所以，从对当代大都市影城的要求角度来看，如今的大观楼难以跻身一流。作为北京城区历史延续最长、遗存保护最多的传统市井商业区，前门历史建筑俯拾皆是，却大多逃不脱拆迁、翻新的命运。然而，仅仅喟叹时间的无情却不加以保护，一味强调纪念的重要却不赋予实际功能，那些精美的建筑即使不被岁月摧毁，也终将在记忆中消逝。因此，比起建筑本身的拆除或保留，更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地区的纪念性与功能性统一起来。
4从前门餐饮业态看老字号品牌形象的差别化配置
各色美食是前门的魅力所在。光绪年间《都门纪略》收录的70余家食品店铺中，位于前门大栅栏一带的有29家，占43%，可见其餐饮业繁华历来就有传统。大名鼎鼎的“全聚德”烤鸭店诞生在前门肉市街。自清同治三年（1864年）创建后，无论社会动荡、政权更迭还是民运兴衰都没有使它衰落，如今更成为身家百亿的上市集团，连锁店不仅覆盖国内大中城市，还开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都一处”和“一条龙”也是前门有历史的饭店。都一处烧麦馆开业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曾得微服私访的乾隆喜爱并获得御赐匾额。“一条龙羊肉馆”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原名“南恒顺”，由于曾接待过天子，被民间称作“一条龙”。它们虽然都是前门延传至今的老饭店，但地位和作用却不尽相同。其中，全聚德最有品牌意识，店铺门廊上装饰了许多老照片，讲述发展历史。但由于连锁店太多，全聚德烤鸭已成为标准化品牌，它民族的、老北京的独有文化形象味已不再清晰。现代化的流程工艺，标准化的口味消解了其特色，所以全聚德老店对前门历史文化氛围的塑造没有太大帮助。都一处和一条龙产出食品具有独特性，构成了与“前门”之间的固定联系。然而，两家饭店如今都走的是老国营饭店物美价廉，粗放经营的大众路线，就餐感受不够精致。他们与前门的平民气息相融恰，却未对文化历史意境的营造作出贡献，浪费了历史文化资源。门框胡同是大栅栏内一条宽仅3米的小胡同。据清《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旧时这里有两座过街佛楼，用石板架起来宛如门框，胡同因此得名。门框胡同虽小，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却非常著名，所谓“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那小小门框胡同一线天”。这里因小吃闻名。上世纪50年代后，兴隆的门框胡同逐渐冷落，但80年代个体经营放开之后，一些老字号回到这里，小肠陈、褡裢火烧、爆肚冯、月盛斋等在附近经营并重新建立了口碑。一时间，门框胡同的老餐饮具有了时尚意味，越发声名鹊起。前门改造后，虽有优惠政策，但新店铺的租金对这些平民美食来说还是太高，它们等于被逐出了前门。
5采取针对性措施，塑造城市文化主题
满足现代城市功能需求和延续历史文化脉络是老城改造中不可或缺的两方面。前门是与王府井、西单齐名的传统商区，其区域形象却不是单纯的商区，而是与文化、演艺、美食、民俗等多方交缠，公众印象也各不相同。空间上它胡同交错、古建遍布；业态上它老字号、小地摊共生；居民中老北京与新游民共栖。由于年深日久，前门承担现代都市功能已十分勉强，但俯拾皆是的历史遗迹，对区域历史文化形象的界定等问题，导致改造工程迟迟不敢启动，直到2006年为配合奥运需求才仓促动工，这不可避免地造成规划不周，导致后人的诟病。然而为改善区域环境、增强使用功能而进行的改造，并不一定就会阻断历史文化脉络，而且流失的人气通过合理的保护与利用，依然可以找回。
5.1针对重点区域，采取恰当对策
对于前门各区域存在的问题，可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不同策略，具体如下：
5.1.1台湾会馆及台湾街，应主要解决好外来文化概念
与前门原生文化氛围不协调的问题台湾会馆原有的商务洽谈、会等活动的私密性，具有禁忌的特权色彩，易带来不良感受。在前门这一公众区域内，会馆的功能应当考虑重新定位，或将类似活动转移到其他地区开展。对公众开放台湾会馆，使之成为集展览、餐饮、文化活动于一身的公共服务场所，如加强宣传京台文艺交流活动，引进台湾民间文艺团体演出，召开“歌友会”、“签售会”等。真正起到沟通两地百姓的作用，使大众气息回归前门。同时，积极利用台湾街，在街道两侧墙面张贴台湾景点介绍，丰富阿里山广场景观设置和娱乐、购物内容。适当设置座椅和娱乐项目（如可将原本台湾会馆内的木偶戏、折叠伞展览等转移到此处），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对位于地下的台湾美食街，突出台湾特色主题，除小吃外，可考虑开设售卖台湾水果、台湾化妆品、小手工艺品的摊位，丰富品种，强调此处台湾货品的独特性，以及货物、投资、经营者等与台湾之间的联系。
5.1.2针对前门天街，采取面貌多样化、价格亲民化路线
目前“统一面貌、统一黑底金字招牌”其实是一种现代性规划的结果，与前门的多样化、原生态文化氛围有所抵触，容易引起视觉疲劳。可以对天街商铺的面貌进行多样化整改，设置富于变化的“招牌”、“幌子”等，恢复古老商街外观，给人视觉上的繁荣；组织有实力的商铺恢复“叫卖”、“亮绝活儿”等老北京传统，营造听觉上的热闹。市声起伏，街景重叠，使行人放慢脚步边逛边看，引发兴旺人气。另一方面，对于街道景观铛铛车，可适当延长其行驶线路并降低票价。如能形成覆盖北京著名景点或是前门特色景观的线路，则既有效利用了铛铛车，又消除了鱼骨刺状胡同对人流的分散。
5.1.3火车站、大观楼区域，突出古建文化价值和纪念
意义，统一纪念性与功能性，使古建空间在文化产业的链条中找到归属老车站从最初实用功能退役后，进行了多次探索,被用作文化宫、百货商场等，均只利用其建筑空间，由于改装自车站，它的空间格局的使用并不便利。经过多番辗转后，最终成为博物馆，其凝聚的历史文化价值真正得到开发。但目前还应当丰富展品，组织主题性活动，增加与北京历史相关的宣传。大观楼影院与时尚影城相比，悠久的历史和对历史事件的亲身参与是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应当对这部分资源加以更有效的利用。例如，扩大展览和陈列区域，放映片目选择别处不常看到的老电影，特别是曾为人们喜爱的国产电影，并依据不同时期、主题加以组织，这样既不失娱乐效果，也具有资料性质，还能突出与商业院线的差异，显示其独特价值。这样，对于往来大栅栏的游客，无论是到大观楼稍事参观还是坐下来看片，都可以获得在饭店、咖啡厅等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经验。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5.1.4老字号餐饮业，应当塑造差异化、本土化、风俗化
首先需要差别化配置品牌。全聚德等连锁店应当进一步突出前门老店的独特性，加强传统文化展示功能。都一处、一条龙等老字号，应在强调平民化的同时，满足当今食客精益求精的需求，适当推出精品菜肴，差别化经营。其次，在做好特色餐饮同时，引进夜市、凉棚，发挥小吃在吸引人气方面的作用。小吃量少，所占时间少，品种多，食客在不断选择、品尝的过程中在摊点间不断穿行，能够增加街上流动人员的数量，是步行街吸引人气的法宝。老北京有夏季夜市宵夜的习惯，前门天街应在夏季引进夜市、凉棚，两侧店铺也可考虑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以新加坡乌节路为例，其白天是类似王府井的高档商业街，晚上则是灯火通明的廉价夜市。充分利用了有限的街道资源，形成业态互补。
5.2结合前门特色，突出区域文化主题
总体来说，人们对前门“硬形象”的期待应当是有民族特色和历史感的，目前建筑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软形象”却比较复杂：既是具有景观性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也是人们生存其中的城市功能区。将二者统一，使之成为恰当的整体，凸显文化主题才是关键。这里的“主题性”不是迪斯尼那样复制真实场景，营造虚拟环境，创造仿真经验，而是认为区域内一切建筑、业态、配套设施等功能型硬件都应当为文化主题服务，在文化娱乐项目、百货餐饮等业态的选择上，也应当有所侧重、主次分明。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说，前门的繁荣包含着长期发展、区域内百姓生活劳作的印记，并不是现代社会规划的结果，但近年来为了更加繁荣，它却一次次被规划、被设计。在多种理念的主张下，在多次维修、整改、建设后，这里被各方力量划分出了势力范围：天街的整齐划一、台湾广场的概念移植、珠宝市的凌乱无序等，显示着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经济业态、不同设计理念的争夺。每一个区域都各有主张，也都强大而不肯妥协，过多的主题相互悖谬，使如今前门仿佛总是处在未完成状态。它要让每一个抱有不同目的的人提供亮点，却由于顾虑太多，每个地方又都不够精当透彻。这种无序的状态遮蔽了地区主题。
6结语
关键词:班级: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6-0087-01
近几年来,我们江滨小学以班级主题文化建设为主要抓手,努力打造符合时代要求的学校文化。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不断地思考,不断地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观点。。
一、 正确认识班级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在新的世纪里,我国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做出了全面规划。要求以培养创新精神为重点,继续实施素质教育。未来的教育,要把受教育者看成有尊严、有个性、有发展潜能的生命体。要不断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和生存价值。让他们在生动活泼、主动和谐的成长道路上,为自己一生的幸福做好准备。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基地是班级。改变班级的管理模式,积极建设向上的班级主题文化。是班级成为学生展示才华的乐园,成为学生激发创新精神的乐园。因此说,开展班级主题文化建设是当今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教育的角度看,班级里是每一位学生彰显个性、健全人格、实现自我发展的主阵地。班级是学校的组成部分,是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主要场所。班级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根基,直接影响着全班学生的素质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班级主题文化是开展学校德育工作的需要,是提升学校文化、丰富学校内涵、凸现学校特色的需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新课标强调,“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教育应促进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建设积极向上的班级主题文化,既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张扬,又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正是深入进行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文化具有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学生身在一个班级中,自觉不自觉地收到这个班级文化的影响。只要我们细心的比较不同班级学生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现不同的班级文化在不同班级学生身上的烙印。从这个层面上分析,建设班级主题文化是发展学生个性的需要,也是改变班级管理方式的需要。
二、准确理解新课程背景下班级主题文化的内涵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新课程理念呼唤着新的班级主题文化。新课程背景下的班级主题文化,围绕着班级的教育活动和教学活动逐步建立起来。这样的班级主题文化,主要涵盖这个班级的全体学生的行为规范、学习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其表现形式包括这个班级的制度体系和整体风气,也包括班级中每一位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行为方式。代表着一个班级独特的精神风貌。
从教育的角度看,建设新的班级主题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德育模式。这种模式,抵制了传统班级教育中的刚性与粗暴,显示了温和与人文。因此,运用建设新的班级文化替代传统的班级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从内容上说,新的班级主题文化应该包括班级物质文化、班级制度文化和班级精神文化。所谓班级制度文化,实际上就是通过教室环境建设,打造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形成班级舆论导向的载体。所谓班级制度文化,就是完善班级的规章制度,引导全班学生共同认可与自觉遵守,成为其行为准则;就是班级制度的制定、认同、遵守和监督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班级制度文化建设,为全班学生提供了评定品格行为的内在尺度,从而引导每一位学生每时每刻都在一定的准则规范下自觉的约束自己的言行,引导学生的言行符合自己所在班级的群体利益,符合小学生的行为规范。班级的精神文化是班级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集中的体现班级成员一致认同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体现整个班级的道德标准。
正确地认识新课程背景下班级主题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班级主题文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实践告诉我们,符合时代要求的班级主题文化,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开展班级主题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加深对班级文化的认识。
三、认真探索班级主题文化建设的途径
依据组成班级文化的三个方面内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策略和做法,才能有效地开展班级主题文化的建设。
(一)建设班级的物质文化。班级的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班级的环境文化。环境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只有创造一个教育人的环境,教育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良好的班级环境有利于引导学生的言行,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品格,启迪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共同参与班级环境的建设,可以发挥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在自己亲手建设的班级环境里学习和生活,他们可以得到一种良好的教育。因此,需要鼓励学生创造性的设计和布置教室,努力呈现班级环境的个性和特色。需要考虑到“学习园地”、“图书角”、“竞赛角”、“植物角”、“中队角”等场所,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二)建设班级的制度文化。制度,是要求全班学生共同遵守的办事规则和行为准则。在以班级授课制为特征的教育过程中,班级制度既是履行班级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整合学生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载体。以文化为特征的班级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这些制度让学生自己制定,自觉遵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3］。十报告指出“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4］。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已将文化产业作为推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注重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和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目前，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地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依靠文化“软实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文化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虽然文化产业可以提升区域性经济水平，但我国各地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文化资源有差异，这就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选择恰当的文化产业进行发展。
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各项指标较低，但东北地区丰富的生态文化、特有的冰雪文化、悠久的外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东北文化竞争力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因此，立足东北地域特色，夯实冰雪文化产业基础，整合区域文化产业资源，发展“冰雪主题”公园成为东北地区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推进文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选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大大小小的主题公园超过2500多座，但其中，一些主题公园仅靠机械游乐项目添充，缺少独特的主题和文化支撑，以致亏损。鲜明、独特的主题永远是主题公园成功的灵魂。鲜明的社会主题，准确的文化定位、独特的地域特色、有序恰当的艺术渲染与诠释，是成功的主题公园永恒的元素，也是成功的保障。东北地区源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发展“冰雪主题”公园成为区别其他区域主题公园的优势所在。
首先，冰雪是大自然的馈赠，发展“冰雪主题公园”的原材料相对天然、便宜。从1963年，哈尔滨市首次举办冰灯游园会到现在以冰雪大世界、冰灯公园和太阳岛雪雕公园为依托的三大冰雪主题公园，哈尔滨冰雪文化集中区域基本建构完成，每年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推动了哈尔滨经济的发展。如果东北三省能联手打造冰雪主题公园的文化产业群，形成有效的文化产业传播链，势必会极大推动东三省的经济发展。其次，完善接待设施，打造服务品牌也将扩大经济收入。一个成功的主题公园除了拥有独特的主题，接待设施不可或缺。主题公园内别致的咖啡厅、特色餐饮店、货真价实的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建立不仅能满足游客的休息、购物等需求，而且也可以兼具创收、宣传等功能。因此，把握消费心理，打造服务品牌，调整文化产业结构，不仅可以增加就业岗位，而且还可以带来除门票之外的附加收入。
二、东北冰雪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虽然，在东北冰雪主题公园的建构中，哈尔滨三大冰雪主题公园总结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是，纵观近年来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推进东北冰雪主题公园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深化地域民族特色，加强民俗文化表达东北地区由于地处边疆，很多民俗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以黑龙江省为例，如能巧妙地以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作为艺术造型创作元素建立冰雪民俗馆和体验区，着重展示少数民族的文化形象并开发意向剪纸、石雕根雕、各种皮质工艺品、植物编织制品等相应的文化产品，不仅会为冰雪主题公园注入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而且可以形成相应的文化产业链增加旅游创收。
(二)注重文化演艺产品开发，刺激游客体验参与冰雪主题公园的材料表现以冰雪为主，再加之室外零下30多度的气温，使很多游客感觉冷上加冷，难以抵抗。因此，冰雪主题公园可以加入以传统民俗为核心的歌舞类巡游演出进行热身，如龙江剧、二人转、阿城金源文化的大型历史歌舞剧，赫哲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的民族歌舞表演等。这些歌舞类巡游不仅能展示宝贵的文化遗产也能增加互动，使游客加入巡游队伍，增加游客个性化体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中国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p11）也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阐释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自觉追问也越来越强烈，如何在发挥阐释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前提下，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成为国内学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包括董学文、童庆炳、朱立元、吴元迈、王元骧、冯宪光、畅广元、王杰、季水河、张宝贵、熊元义、宋建林、陈飞龙、马龙潜、郭昭第、赖大仁、张永清、马建辉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学者，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相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阐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基本问题的阐释。这种阐释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概念的辨析，又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途经、方法、原则、价值等方面的学理性思考与研究。例如张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相关问题的研究，王元骧从文化精神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行的研究，彭修银、侯平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哲学基础、理论特征的研究等，而由朱立元等人合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一书，分历史、当下、艺术人类学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行全面研究，是当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且涉及问题较为全面的成果。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阐释之外，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阐释经验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里首先包括对众多革命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阐释经验的研究，如、、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周扬等知识分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具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成果的研究与反思，如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多方位研究与反思等。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总体把握上，近年来也有不少新著产生，在这些成果中，宋建林、陈飞龙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全面、系统、综合的考察。童庆炳主编的《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书，总结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流变，同时还结合中国实际，勾勒相关理论的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做出了相应的思考。季水河所著《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一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既概括总结了建国5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成果，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多个基础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该著被评价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一
重视从文化的维度认识、 分析 、评判种种美学、文学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 理论 的特色之一，这 自然 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坚持和 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题内之义。经典作家具有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 现代 文化异化倾向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创造的解放全人类文化的展望，对西方帝国殖民化东方国家，对东方民族文化宰制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存在，存在被剥削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和压迫阶级的文化。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正是英国文化 研究 的阶级分析法。随后，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巴赫金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 科学 的大众的新文化，乃至新时期“三个面向”的文化建设目标、先进文化的创造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等 问题 ，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建设的有益资源。
我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基于 时代 情势，一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二是机械地以 经济 为决定因素，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要放在战略的高度看，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漂浮的东西。从高处说，文化建设决定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从低处说，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谋求国家民族 政治 、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文化和文明的共存与竞争成为21世纪世界性的主题。当前，文化转向成为各门学科的热门话题。科学 哲学 的文化转向把人文精神引入科学研究中，心 理学 的文化转向考察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关联，翻译的文化转向突出翻译的文化政治维度，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视点转向都市文化。当代视觉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对传统 艺术 趣味的冲击，对日常生活诗意的消解，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与艺术的关系的改变，表明我们的文学艺术格局面临巨大的转型。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也是时代提出的命题。
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一是面对现实问题。文艺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文艺的形态已经深入文化的各个部门，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面对现实才能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二是发掘传统。传统文化的当代演化是文化本土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重要贡献，重视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三是对马克思经典的重新阐释。文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是我们以前注重斗争哲学没有注意的东西，因此文化建设应该致力于共容共存，而不是斗争、分裂。四是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精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研究以及后现代的理论范式都是可资借鉴的。五是理论创造。应该根据本土经验和文化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我们的文化理论的建设也应该是从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出发。
二
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强化当代 中国 美学、文论主流话语系统的文化价值意识，以期进一步增强当前美学、文论主流话语系统之价值阐释和价值批判层面的现实性与有效性，是当下社会语境和学科发展内在逻辑演进所提出的双重诉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成为当前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主要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在全球化中的主体性也成为了主要问题。我们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一是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精华，二是吸收他者的文化资源，三是输出自己的文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人的存在状态的人文关怀、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美化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文艺学美学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当下语境的必然要求，它不仅要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即对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对美的诗意人生的维护，而且要保持对现实的非美化的批判，对诗意栖居的维护。如近年来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自然美问题的讨论就是对此的关注，同时还有对新的文艺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当前，文化的非理性现象固然有解构新传统伪崇高的积极意义，但是盲目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心理的荒芜等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一是文化批判，这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发扬的；二是人类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途径是政治斗争；三是经济和文化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的是文化批判，以前我们发挥的是第二方面。今天，
三 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 研究 、文化批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先行性的贡献，为我们拓展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 理论 成果和 方法 论，对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 中国 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而言，这是一笔不应该忽视，也不应该绕开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从早期的卢卡契、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直至晚近的伊格尔顿、杰姆逊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他们对于文化霸权，大众文化与精 英文 化的关系，文化 工业 ，文化接受与文化过滤，第三世界文化等 问题 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独树一帜，虽然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建树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如何面对经典的问题。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注经，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不是从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出发，而是到经典著作中寻找有关文艺美学思想的章句，然后从其中抽绎出理论命题和概念范畴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正是这种构造方法造成了理论的因袭性和惰性。与中国注经式做学问方法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变化了的 社会 现实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他思想流派 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生长动力上，是以社会问题而不是经典视阈为根本。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赋予经典以生命力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思想传统。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大的缺陷，以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一是批判性，对资本主义制度非人性的物质力量的批判；二是诉诸解放，是对全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三是正义性理想性，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大同世界的期望。因此，只要不平等和差异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就存在，这正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亲近的原因。后殖民理论也是批判性的人文思潮，民族、种族、性别等是其批判视角，全球化、劳动分工、资本市场、文化霸权、文化反抗等是其问题背景，对平等和乌托邦的诉求是其理论所指。因此，后殖民理论家在多种场合借用马克思理论为切入点。但是，后殖民思想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权宜性、策略性的思想来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 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是通过政治手段对 经济 压迫和剥削的解放。与马克思不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福科的文化政治学，他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政权斗争，而是关注广义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马克思主义言论的引用只是理论策略而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不可超越的是因为其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层面，而所有的后 现代 思潮都是在语言圈里打转，放弃了现实的政治经济革命和理想的实现，满足于意识形态的表层革命是不足以改变现实的，后殖民理论的缺点也在这里。全球化的秘密在于经济而非文化，文化的革命必须依赖于经济和政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
四
近年来在我国学界迅速兴起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西方形形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学派的横向移植，在价值取向方面基本上呈现为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存在着与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以及主流价值话语相互脱节的现象。在充分肯定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之一面的前提下，还应该看到其在价值取向和学术理念方面所带来的一些混乱，以及对主流学术话语所产生的冲击作用。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正是既适应了在当下语境中学科建设发展之内在要求，又可以起到规范、整合当下中国的基本是在西方话语和理论价值资源支持下的运转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作用，而后者反过来又可以大力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发展。
一
重视从文化的维度认识、分析、评判种种美学、文学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特色之一,这自然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题内之义。经典作家具有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异化倾向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创造的解放全人类文化的展望,对西方帝国殖民化东方国家,对东方民族文化宰制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存在,存在被剥削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和压迫阶级的文化。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正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阶级分析法。随后,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巴赫金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乃至新时期“三个面向”的文化建设目标、先进文化的创造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等问题,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建设的有益资源。
我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基于时代情势,一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二是机械地以经济为决定因素,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要放在战略的高度看,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漂浮的东西。从高处说,文化建设决定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从低处说,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谋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文化和文明的共存与竞争成为21世纪世界性的主题。当前,文化转向成为各门学科的热门话题。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把人文精神引入科学研究中,心理学的文化转向考察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关联,翻译的文化转向突出翻译的文化政治维度,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视点转向都市文化。当代视觉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对传统艺术趣味的冲击,对日常生活诗意的消解,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与艺术的关系的改变,表明我们的文学艺术格局面临巨大的转型。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也是时代提出的命题。
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一是面对现实问题。文艺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文艺的形态已经深入文化的各个部门,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面对现实才能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二是发掘传统。传统文化的当代演化是文化本土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重要贡献,重视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三是对马克思经典的重新阐释。文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是我们以前注重斗争哲学没有注意的东西,因此文化建设应该致力于共容共存,而不是斗争、分裂。四是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精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研究以及后现代的理论范式都是可资借鉴的。五是理论创造。应该根据本土经验和文化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我们的文化理论的建设也应该是从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出发。
二
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强化当代中国美学、文论主流话语系统的文化价值意识,以期进一步增强当前美学、文论主流话语系统之价值阐释和价值批判层面的现实性与有效性,是当下社会语境和学科发展内在逻辑演进所提出的双重诉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成为当前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主要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在全球化中的主体性也成为了主要问题。我们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一是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精华,二是吸收他者的文化资源,三是输出自己的文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人的存在状态的人文关怀、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美化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文艺学美学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当下语境的必然要求,它不仅要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即对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对美的诗意人生的维护,而且要保持对现实的非美化的批判,对诗意栖居的维护。如近年来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自然美问题的讨论就是对此的关注,同时还有对新的文艺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当前,文化的非理性现象固然有解构新传统伪崇高的积极意义,但是盲目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心理的荒芜等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一是文化批判,这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发扬的;二是人类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途径是政治斗争;三是经济和文化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的是文化批判,以前我们发挥的是第二方面。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支,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必将成为重要问题,这不仅对于我们软性的制度环境和国民素质有意义,而且对于世界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我们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视角的文艺学,不仅要发扬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精神,对当代的文化分层、文化霸权、民族文化不平等等问题继续批判,以理性批判精神维护人文理性对于社会文化建设的批判功能,而且还要发扬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方面,促进文化融合与文化共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涉及的,也正是需要我们大力发扬的方面。我们要凝聚中华精神,建设具有融合各个阶层矛盾,既让各个阶层发挥自己的声音又要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弘扬的新文化。这是因为,文化不仅是分阶层和地域性的,不仅是权力的产物、经济的产物,文化还具有超时代性、民族性、共同性、普遍性等特征,是一个社群共同体的凝聚力所在,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所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在对立中和谐。全球化不可能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因为相对而言,文化的历史要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悠久的多,文化的生命力与延续性非常强大。一方面,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融入其他文化,吸取他者积极的文化养分。同时,在文化自身的建设中发挥自身,重建自身,沿着自身的文化逻辑从传统走向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正是全球文化的要求所在,因此,建设新文化是新世纪人文学者的使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三
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文化批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先行性的贡献,为我们拓展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对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而言,这是一笔不应该忽视,也不应该绕开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从早期的卢卡契、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直至晚近的伊格尔顿、杰姆逊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他们对于文化霸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文化工业,文化接受与文化过滤,第三世界文化等问题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独树一帜,虽然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建树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如何面对经典的问题。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注经,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不是从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出发,而是到经典着作中寻找有关文艺美学思想的章句,然后从其中抽绎出理论命题和概念范畴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正是这种构造方法造成了理论的因袭性和惰性。与中国注经式做学问方法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他思想流派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生长动力上,是以社会问题而不是经典视阈为根本。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赋予经典以生命力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思想传统。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大的缺陷,以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一是批判性,对资本主义制度非人性的物质力量的批判;二是诉诸解放,是对全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三是正义性理想性,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大同世界的期望。因此,只要不平等和差异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就存在,这正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亲近的原因。后殖民理论也是批判性的人文思潮,民族、种族、性别等是其批判视角,全球化、劳动分工、资本市场、文化霸权、文化反抗等是其问题背景,对平等和乌托邦的诉求是其理论所指。因此,后殖民理论家在多种场合借用马克思理论为切入点。但是,后殖民思想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权宜性、策略性的思想来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是通过政治手段对经济压迫和剥削的解放。与马克思不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福科的文化政治学,他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政权斗争,而是关注广义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马克思主义言论的引用只是理论策略而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不可超越的是因为其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层面,而所有的后现代思潮都是在语言圈里打转,放弃了现实的政治经济革命和理想的实现,满足于意识形态的表层革命是不足以改变现实的,后殖民理论的缺点也在这里。全球化的秘密在于经济而非文化,文化的革命必须依赖于经济和政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
四
近年来在我国学界迅速兴起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学派的横向移植,在价值取向方面基本上呈现为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存在着与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以及主流价值话语相互脱节的现象。在充分肯定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之一面的前提下,还应该看到其在价值取向和学术理念方面所带来的一些混乱,以及对主流学术话语所产生的冲击作用。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正是既适应了在当下语境中学科建设发展之内在要求,又可以起到规范、整合当下中国的基本是在西方话语和理论价值资源支持下的运转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作用,而后者反过来又可以大力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发展。
从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不断传播、不断扩展影响直至占据主流地位并大致形成自己的理论边界的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至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不断巩固和强化主导地位、不断圈定和扩展理论边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形成为主流文论话语，自然有其历史必然与理论成就，但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引起反思的历史过失和问题。这里暂且不论前一个历史时期，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略作指陈。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冷战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政治上一面倒的国策选择，致使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绝对化的统治地位。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主导性或者说主宰性话语。久而久之，在现代新文艺发生之后包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在内的多元文论研究结构系统就被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置换了，复数的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变成了单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置换，一方面把文艺理论研究的形态和取向窄化了，窄化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单一或唯一的形态和取向；另一方面，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被无限地泛化了，什么研究都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时至今日，不少文艺论著，还习惯性地愿意给自己的研究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是一个总的情况。如果再细加区分，1950年代至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泛化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表现为两种不同情况。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固化边界的阶段，固化的初衷和目的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新观念、新理想、新标准，并以此指导新中国的文艺实践。应该说相对于此前时期的状况而言，当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式，即以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理论架构的文艺反映论，而且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在指导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和批评方面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边界固化最终的结果却是走向了僵化和教条化。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统统反掉，一切古代和外来的文化都不敢入研究者法眼的的历史语境下，从国家层面大的治国方略和意识形态选择到具体一些的文化运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什么研究都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但在这顶大帽子下的思想蕴涵和理论内容却是极其狭窄单薄的，所包含着的实际思想内容极其有限，而且那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确认和解释常常是经过了政治斗争需要的过滤，是经过了人为选择的，教条化、片面化屡见不鲜，有时甚至走向极度的扭曲和悖离。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那整个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除少数几个理论人物和理论文本之外，在总体上很难给予较高评价。
从1980年代至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扩展边界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展现出了开放性的时代特征，大胆地借鉴、汲取西方现当代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以及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文艺理论遗产，以开放的姿态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境域和话语空间，以应对急剧变化了的文艺发展现实，从而在观念的创新和体系建构方面展现出了新的气象和格局，与此同时也逐渐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以往在人们印象中形成的教条化、极端政治化的僵化生硬形象，逐渐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然而，毋须讳言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历史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就是转向了泛化。在相当多的学者那里，似乎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各种理论观点，诸如形式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以及各种形式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什么都可以拿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嫁接。如此一来，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思想格局和学术形象的确有了新的变化，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区别何在，却弄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了，不少人甚至不屑于思考和谈论这种区分。这种泛化所带来的模糊认知，致使当前的学术界对于究竟哪些人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哪些学术观点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都已经难于达成共识了。如果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说不清楚了，那还怎么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呢？继承什么？又在什么基础上创新？基于上述历史反思，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确有必要重新确立“边界”意识。像任何一种理论系统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地形图或理论边界是由其基本的精神、原则和主要观念以及与这些精神、原则和观念相适应的理论关系、理论命题和概念范畴构筑起来的。所以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边界”意识，首先要强调文论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原则和主要观念上来。就此而言，“边界”意识也就是“主义”意识。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的导言中曾经针对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一个共同特征的错误观念，强调指出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来源于一套能规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凡是包含有这类前提的分析都可以正当地将其分类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具体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包含了四个前提：第一是对待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第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是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看法；第四是以某种形式规定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海尔布隆纳认为，他从四个前提所总结出的共同点，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勾画出了一种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框架结构，“它使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把理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那些不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区分开来……此外，这种前提的框架还提供了另一种线索，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恢复并保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因为它使我们看出马克思主义能够集人类理智之大成，这就是从一种基本的哲学观出发，继而运用这种观点去解释历史，然后又分析现在，找出现存社会制度中的历史力量，最后则继续按照分析的方针，沿着固定的行动轨迹，在走向未来的方向中臻于完成”①。海尔布隆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分析思路同样也适合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分析。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其精神和原则上也以海尔布隆纳所分析的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同时在体现这一共同特征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共同性的文艺观念，如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重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作用，关注文艺在社会革命与人类自由和解放中的启蒙潜能和功能等等。如果一种文艺理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海尔布隆纳所分析的上述共同特征，并且认同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主要文论观念，那么它自然就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如果一种文艺理论观念与上述特征和观念全然不搭界，甚至反对这些思想原则和观念，那么它就绝对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拿新时期以来关于文艺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来说，许多参与争论的学者都是承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只是对文艺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不同意文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看法，甚至不同意文艺是意识形态的表述，而认为文艺是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的形式，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结合体，诸如此类。这种不同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内部的。但若像有的人那样完全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那就很难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了。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应该有其基本规定性的，这些基本规定性划定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首先针对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弄得边际不清、模糊不定的作法。同时也必须指出，就好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或者一个国家的国土疆界会在时间维度中发生变化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未完成性或历史开放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边界不是凝固僵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和创新性质的，像极左思潮泛滥时期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固化为几个抽象的教条和教义，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对其采取一种选择性认知的狭隘心态和作法也是必须摒弃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对文艺的基本性质和社会作用，已历史地形成了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生产论、社会批判论、文化政治论等多种学说。比如，国外一本文学理论教科书的著者们就认为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解释文学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总方针，为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把文学放在社会现实这一较大的框架里加以理解，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关系作为文学分析的主要模式，重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不过，在这个共同的前提之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又呈现为诸多不同的模式，包括反映模式、生产模式、发生学模式、否定认识模式、语言中心模式等等②。在这个一与多的统一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既有着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同的精神和原则，又活跃着拓展原有理论边界的思想冲动和批评实践，从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形态多样性与内容丰富性。应该说，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已经对上述各种理论学说和理论模式作了不同程度上的引进和吸纳。不仅如此，对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诸多有价值的成分，如文艺创作理论、文本结构理论、艺术接受理论等，也多有借鉴和汲取。这种引进和吸纳、借鉴和汲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展起到了丰富内容、深化内涵、拓展边界、增强活力的重要作用。如学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本体论思想的讨论，论争的双方都是在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批判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的某些理论成分，既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的争论，又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的开放性特点，这种争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在新的世纪，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将守护边界与拓展边界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内聚性的守持与开放性的外拓之间建立起一种既守护住“主义”又使“主义”获得新的时代内容的理论创新机制，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认真对待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一个时代的思想创新总是基于对时代问题的理论自觉。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陈寅恪先生在这里提出了学术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则，即开展学术研究，必须敏锐地发现问题，从而产生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标。“问题”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的进步。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活动，其实也就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实际上也正是新旧问题交相更替的历史。所以，有没有问题意识，对学术研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自身状况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极左政治干扰和教条主义思想观念的束缚，文艺理论研究是相当缺乏问题意识的。那时，人们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抽象地化约为几个教条性的理论观念和范畴，另一方面又认为由政治权威和主流意识认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坚持这些理论观念和范畴就足以应对现实实践的需要了。研究者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了也不敢于发现现实文艺实践过程中产生出的新的历史矛盾和问题，更不敢于去发现和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自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回溯那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除了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注释本（包括翻译过来的注释本）和对“两种生产不平衡理论”、现实主义、悲剧等少数几个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并不深入的探讨之外，值得提一提的东西确实不多，可以作为成就和贡献写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就更少了。新时期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曾经一度进入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不仅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诸多理论问题，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典型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悲剧问题，人道主义、异化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理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较有深度的研究，而且随着新时期文化和艺术的时代性变革所提出来的一些新的现实实践问题，诸如文艺的社会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大众艺术与现代媒体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当代艺术接受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全球化与民族文艺的发展等等，也不同程度地进入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视野。这些理论课题之所以能够进入到此一时期的研究视野，并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繁荣和新的发展，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问题意识的觉醒。应该指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这与学界普遍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或现实关怀意识，实质上是一致的。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要进入到具体的研究过程之中，必须要发现和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从问题入手展开理论之思。但问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根本上说，学术问题虽然出自研究者的头脑，却并不是研究者个人主观意识的外化，而是来自于对现实进程和矛盾的把握，或来自基于现实需求而对理论自身缺陷的反思，也就是说，学术问题的真正根源来自于理论研究所面对的时代境遇。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研究与时代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明确地提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所以，说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出发，实际上即是强调学术研究要关注现实、关注现实所提出来的时代需求。早在1941年，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做脱离实际的空头理论家，他说：“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③文艺理论家，也是需要面向时代，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许多论著，包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文本。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和对通俗文化的理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大众文化工业单向度性的批判，近一些如詹姆逊对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对政治批评的张扬，在新近出版的《理论之后》中对各种文化理论的批评，对后文化理论时代人类依然面对的真理、道德、邪恶、死亡、宗教与革命等全球性问题的强调，都是极其富有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应该说，在关注现实、呼应时代需求方面，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比此前的30年要好得多。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仔细分析起来，这一时期也还是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一般来说，学术创新中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对现实实践的应对而产生的挫折感，也就是意识到理论不适应现实的状况而发现、纠正旧有理论的问题，改变和超越旧有理论的观念、方法、面貌和格局；一是面向现实实践本身发展中产生的新情况、新矛盾而发现、归纳和提炼问题，并将对问题的发现提升至理论思维的层面以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和命题。就这两个方面而言，总体上看新时期文艺理论前一方面做得好一些，后一方面相对就差一些。新时期之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研究的理论问题，大多还是来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1980年代后期以来又加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即使是面对纯属中国现实文艺实践中的问题，研究者往往也总是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库藏中寻找现成的理论武器以应对现实和解决问题，而不大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通过自己的研究，将相关问题提到理论思维层面上加以思考和分析，以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系统。这就造成了一个极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原创性成果较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在总体态势上落后于文艺现实的发展，对变化中的现实文艺实践的解释和干预还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浪潮以来的发展，与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相对闭关锁国的发展以及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在民族的生存境遇、文化生活、价值信仰以及文学艺术的管理体制、精神追求、审美取向等等方面均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巨大的历史变化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很好地得到体现。文艺理论应该如何在理论内容和价值取向上反映这种变化？当论家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化审美实践？就具体问题举例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映社会新生活进程的工农兵题材文学与当下的“底层文学”写作和“打工族文学”书写有着何种不同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新时期先锋文艺的兴起和娱乐化大潮的涌动与此前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艺格局相较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裂变和文艺创新契机？诸如此类的问题或是尚未进入许多研究者的视野，或是虽然有了少量的关注但还不能给人以明晰深刻的理论回应和阐释。尽管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较之先前取得了很大进步，产生了不少成果，尽管在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我们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的理论观点和命题，可以研究、探讨和实际运用许许多多的观点，但是真正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所提出和创立的观点又有几个？又有多少论著能够称得上是原则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呢？较起真来回答这个问题，肯定不会让人满意。即使是在进入新世纪的当下语境中，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理论与批评现状依然是：不仅一般的文艺研究和批评大量地充斥着从西方舶来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术语，而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中也很少有出自中国自身文化审美实践和社会生存境遇的思想理论创新和概念术语创造，乐于取用他人现成的理论资源而不善于自我创新的旧有缺陷依然普遍存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政治领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们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与此相应，文艺界也很早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或创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至今尚未实现，还是新世纪学人面对的一个历史遗留任务。其实，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就是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从中国的文艺现实出发，应对中国文艺实践所提出的时代要求，在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理论问题中创建具有中国特性的理论体系。如果不能够在提出解决具有中国性的理论问题中开展理论研究，就永远不可能形成具有原创价值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就只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基于资本的全球流通并借助于现代媒介而实现的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交流与互动，文化和艺术创造领域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球阈性与本土性的关系以一种不同于既往的新的语境显示于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全球化的语境，一方面将使理论研究不能不面对一些世界性范围内共同性的生存境况和理论研究主题，同时也将使一些更具有民族自身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的地方性、本土性文化问题凸显出来，成为理论研究必须直接面对的课题。这种历史语境，一方面使理论研究更易于确立一种世界性的视野，更易于融入世界范围的交往格局，同时也更需要理论研究者确立一种民族本位意识，研究民族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从中提炼出感同身受、具有民族特性的学术理论问题。不具有世界性视野的理论创造固然难以显示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而脱离开民族性或中国式问题的理论研究，脱离开对于民族生存境遇和文化实践的切身体验和理性思考，也难以对民族自身的社会实践、文化生活和历史走向产生切实有效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学术界，有些人认为理论研究应该是超国界的，仅仅将眼光聚集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问题，理论的概括和提升不会具有普遍性，因而也不能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成果。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这里所谓“历史的”产物，当然也包括处于历史之中并创造历史的民族的生活实践的特殊性，由于各民族处于不同的生存境遇之中，因而尽管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但各民族理论研究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理论思维的形式和内容也会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说，凡是具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一定的思想启迪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都是具有超国界性质的，而理论研究的具体动因和具体内容往往不是超国界的，反而大多是来自其自身民族的现实生存处境。比如说，没有人怀疑詹姆逊、伊格尔顿是当今时代具有全球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但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从其自身所处的西方文化和文艺语境中生成的，而很少涉及到中国和东方各国的现实状况，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他们的理论成果跨国别超国界传播，不妨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理论启示和借鉴。不仅是他们，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的理论家，甚至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又有几个侧重研究过东方各国包括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问题呢？但这丝毫不妨碍其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形成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普遍性。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应该回到自身的现实语境，从民族自身的历史创造和历史命运中，从研究主体自身的生存体验和理性思考中感悟出、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问题”。没有这样的感悟和寻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曰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主体性，就永远难以建构起来。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还有学术研究的方法意识。方法是理论创新的手段和动力，是学术真理的理性显示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研究方法的新探索，也就没有思想观念的新收获。自古至今，凡有成就的学者莫不重视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早在古罗马时期，著名文论《论崇高》的作者就指出，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确定研究对象，二是要寻找和提出有助于掌握该对象的方法。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也说：“当精神一走上思想的道路，不陷入虚浮，而能保持着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它可以立即发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①日本当代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讲到美学研究时则写道：“应该怎样研究美学，进行美学思考这个问题，到头来只能直接求诸美学的方法。”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对方法的热情就是对学问的执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学者对于自己设立的命题，正因为在逻辑上得到了证明，才主张它是真理。而支持这种论证的整个结构就是方法”②。像其他各家各派一样，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历来也十分注重方法问题，或者也可以说具有科学的方法论和自觉的方法意识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强项。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学和其他一切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学和其他学术研究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前面所引海尔布隆纳关于构成马克思主义共同特征的四个前提的分析中，对待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位列前两条，正说明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基础地位。反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历史，在19世纪40和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神圣家族》与“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评，就历史悲剧《济金根》分别写给拉萨尔的信，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保•恩斯特等人的系列文艺书信，20世纪初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和关于无产阶级新文化与新文艺创造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后继者如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葛兰西、卢卡奇等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现代文艺发展问题的探讨，以及1940年代初期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新文化和新文艺创造问题的论述，无不深深地刻烙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印记，显示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鲜明方法论特色和巨大理论生成能力。不仅如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经典理论家，都是十分注重方法问题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甚至不无偏激地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③。他在1945年所作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就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思想体系的研讨的，可见在其心目中方法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然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持和发扬。在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多数情况下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思想遗产，习惯于从经典文论家那里引用既有的理论观点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和权威证明，而不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出发，基于新的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探讨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建新理论。许多理论研究成果和批评文章不仅不能自觉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且陷入非辩证非历史的形而上学泥淖，以非科学的方法引申出错误的甚至极其荒谬的观点和结论。新时期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不仅在观念上逐渐恢复、澄清了一些被极左文艺思潮搞乱了的理论观点和命题，而且也逐渐意识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由此便有了1980年代中期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热潮的一度兴起。“方法论”热潮的兴起孕育于对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股热潮对于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总体上具有建设性的正面作用。但若检索一下当时围绕方法问题发表和出版的的论著，包括许多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的选本，则不难发现，当时人们感兴趣的更多是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如所谓“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此外就是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流派与思潮，如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等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念与体系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没有什么新鲜感，引不起兴趣；而在另外不少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注重艺术的自身价值和审美规律，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方法上都已经过时了，不值得去研究。经历了这样一个具有选择性的“方法论”热潮之后，尽管还有不少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尽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不时引起争鸣，但理论研究尤其是以“马列文论”为基本称谓的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新时期文论格局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的确是越来越不稳固了，而且由于没有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深入探索和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特有理论命题与观点也越来越少了。
1932年瞿秋白编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就介绍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的一系列文艺论著，率先“拿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文学批评传统，为构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瞿秋白提出“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创作方法，既批评了左翼作家创作中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偏向，又有力驳斥了文学和政治不能并存的谬论及超阶级、超时代的错误文艺观点，这在二、三十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瞿秋白第一个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革命文学的中心问题。他提倡文艺必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革命文艺必须表现工农大众的生活、希望和理想，表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从而为以后革命文学和整个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总之，瞿秋白的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不了解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贡献，就很难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全面和不断深入的历史过程，必然造成“历史”的断裂，也导致对思想形成历史的不全面诠释。第三，领导开展第二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左联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委员会，文艺大众化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也是左翼文学运动有别于初期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瞿秋白发起并领导的是1931年冬至1932年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这次讨论是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左联组织第一次讨论正式提出文学大众化的任务，不重视作家的作用却偏重于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对文艺大众化的若干具体问题没有接触；第三次讨论主要围绕大众语问题进行讨论，大众文学的问题却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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