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青年文化。
青年文化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从社会文化学、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角度提出问题，并从阶层、身份角度考察青年文化，其中对“大学校园文化”的研究较多，由此带动了整个青年文化的研究。对“青年文化”的界定，国内学界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是一种过激文化，具有激进性；有的认为是一种信徒文化，摇摆于不同崇拜对象之间；也有的认为是一种弄潮文化，具有时尚性和领潮性；还有的认为是一种同辈文化（同伴文化），同辈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对青年更具吸引力。笔者认为，由于人普遍具有从众心理，青年群体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往往对青年个体的价值观塑造和成长成才具有强烈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所说的，“某种意义上，青年同伴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公司”，“所有这些群体共同组成的同伴文化，有自己独立的行为方法和价值观念”。
2.校园青年文化的特点。
在高校，校园青年文化的创造者、参与主体、承受者都是青年师生，校园青年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满足高校青年师生的文化需求，塑造优秀的校园文化和高尚的校园精神，引领青年师生的发展。教育理论界对校园青年文化的界定和阐释，有社区说、氛围说、综合说、补充说等不同观点，但各种界定都有一定片面性，容易把校园青年文化简单看成是高层次形态的纯精神文化或低层次形态的娱乐活动文化，容易把校园青年文化的视点局限于单纯的学生群体，容易把校园青年文化等同于社区文化等其他社会亚文化，从而削弱了其校园特色和教育功能。从内涵而言，校园青年文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体现了学校特有的精神风貌、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综合反映了学生的文明素养、情操风尚和道德品质。其次，其形成是全体青年学生和教师、管理者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共同创造的综合、集体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校园青年文化的主体是青春活力的学生，但主导是诲人不倦的教师，主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成人成才。青年文化是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是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和探索人生的重要方式。校园青年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熏陶、教育、激励和控制作用。校园青年文化的主体虽然是量大面广的学生，但需要特别重视青年教职员工，尤其是青年教师所代表的知识阶层文化对于青年学生的重要影响。在校园青年文化建设中，青年教师扮演了双重主体的角色，从青年教师自身来说，本身就是青年文化建设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与青年学生的关系上来说，又是校园青年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实施者。这是校园青年文化区别于校园范围以外的其他青年文化的不同之处。健康的校园青年文化，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培育校风、陶冶情操、启迪心智、促进青年师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二、校园青年文化和高校学生党建的共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校园青年文化和学生党建工作拥有共同的对象，高校学生党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功效，要得到青年学生的主动选择和认可，应该充分发挥校园青年文化的熏陶、影响等育人功能；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既是广大学生的代表，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对校园青年文化建设起着引领、带动和促进作用。校园青年文化作为一种无形力量，主要通过影响青年学生的价值信念系统而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作用，因此，在加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助推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有着诸多与学生党建工作共同的功能。
1.引领导向功能。
党的先进性为校园青年文化建设提供了导向和支撑，校园青年文化又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学生党建通过党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引导和组织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增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度，增强运用马克思辩证思想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校园青年文化建设，通过开展理想信念主题教育等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增强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参与能力，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2.品德培优功能。
品德素质的培养，是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品格，坚定理想信念，是学生党建的灵魂。学生党员思想品德修养的提升，离不开校园青年文化实践的锤炼。健康的校园青年文化渗透着社会和民族优秀文化，蕴含着对真善美的向往，通过开展高品位的文娱活动、真善美的艺术经典、高水平的学术活动、高质量的社会实践等，高举理想主义大旗，激发学生党员的爱国热情，使爱国主义转化为振兴中华的使命感。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增强党建工作的艺术性，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接受党建的教育和熏陶，培育学生的优良品德。
3.凝聚塑造功能。
凝聚人、塑造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学生党建工作是密切党与青年学生联系的必由之路，通过及时准确、科学全面、形式多样地向广大学生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和决策转化为学生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行动，从而实现在思想政治上凝聚学生。追求和树立群体的共同价值观是校园青年文化的核心，对青年学生具有无形的向心力和号召力，能够把青年学生的行为维系在一种共同的精神文化上，帮助学生不断调整和正确形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心态，促进青年学生在社会关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最终帮助学生在心理深层次上完成世界观的确立和人格的初步塑造。
4.规范约束功能。
行为规范是合格人才培养的关键。党组织通过对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党风党纪教育、党员民主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等，提高党员综合素质，增强其党性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优秀的校园青年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具有潜在的约束控制和激励激发作用。校园青年文化以其特有的内容、方式及其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通过浸润、引导、启迪和熏陶，潜移默化于学生个体，通过暗示、从众认同和榜样示范等心理机制，使浸润其中的个体受到无形的约束，深刻影响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内化人的追求和行为准则，这种软约束是学校管理、制度、纪律所不能替代的。
三、校园青年文化对学生党建工作的启示
1.立足发展性，增强学生党建的人本文化引领。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也是加强大学生党建的行动指南。青年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社会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具发展潜力的群体，同时也是需要高度重视和支持的弱势群体。服务青年发展需求，促进青年学生的全面成长，是政党组织获得支持和信任的关键。只有立足学生发展，才能理解青年发展遇到的问题。学生党建要实现把优秀学生培养成政治上成熟、学业上过硬的优秀人才的目标，一方面需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思想引领和政治引领，促进其思想成熟、品德高尚；另一方面更需要发挥其育人功能，加强对学生党员学识和技能等多维发展的关注，立足学生主体的全面、长远、可持续发展，加强对青年学生学业生涯和职业发展的指导和规划，通过丰富多彩的党建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尽可能创造让学生各方面充分施展的平台和机会，帮助学生最大程度开发潜能，实现人生价值。
2.立足情感性，营造学生党建的和谐文化氛围。
文化的精髓是精神和情感的提炼，情感性是校园青年文化的主题和特征所在。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能动的具有发展潜能的独特的人。学生既是党建工作对象的主体，也是校园青年文化建设的主体。青年组织建设理论认为，建设组织先进的思想，尽可能尊重和服务青年的合理诉求，及时满足青年特有的兴趣，帮助培养青年发展所需的技能，以及骨干成员怀有对青年的深厚感情和人格魅力，是一个组织有效吸引和凝聚青年的主要路径。同时，政党先进思想的理论魅力，必须通过一线骨干成员的生动宣讲才能体现。因此，要加强党建工作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双向沟通和情感交流，以真切无私的关爱去温暖学生，着力营造和谐、向上、融洽的学生党建文化。要通过支部教育活动、学业经验交流活动、党员学业帮扶活动等，激发学生饱满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端正学习心态，以刻苦钻研的精神投入学业，实现在学业上凝聚学生；通过为学生成长成才办实事、建立学生党员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平台、定期面对面座谈、听取征求意见等沟通机制，注重学生实际问题的解决，实现在情感上凝聚学生。要全方位关怀党员，提高党组织的服务水平，一是要及时把握学生党员的思想需求。党支部要建立与学生党员的经常性谈心谈话制度。二是要关注学生党员的学习、生活困难。只有建立在青年学生个体的自觉认同基础上，内化到他们的内心，才会使他们自觉自愿地依照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行规范和调整自身的认识和言行。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在全方位的情感交流中，用身边老师的敬业精神来教育、感召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干劲；用优秀学生的他山之石来感化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工作精神，以高尚人格和先进典型润物于无声。
3.立足实践性，丰富学生党建的实践文化内涵。
实践是深化思想认识的渠道，也是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成长成才的最好课堂。让入党积极分子在实践中受锻炼、经考验、长才干，是我党培养和造就千万合格人才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学生党员要具有人格魅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学习生活、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党员的先进性也需要通过实践来展示。校园青年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参与性，参观、调查、联谊、志愿服务、汇演、学习沙龙等校园文化实践活动，本身就蕴含着特有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学生党建工作要善于借助和整合校园文化活动，通过探索社团党建、公寓党建以及设立社会实践团队、课外科技竞赛等临时党支部的党建形式，积极拓宽党建实践平台；要通过党的理论知识竞赛、红色主题风采展演、理论读书会、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等，丰富党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要重视和引导入党积极分子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锻炼，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校内外志愿服务、暑期街道岗位挂职锻炼等活动，为学生广泛搭建各类接触社会生活、了解社情民意、参与社会事务的平台，在社会大课堂中学习政治，体验人生，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加快成长。在与社会接触中，正确定位自我的社会位置，把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外化为积极负责的行动，完善健康丰满的当代大学生形象。
4.立足典型性，注重学生党建的榜样文化塑造。
青年时期是心理急剧变化的时期。德育心理学认为，“人物形象——优秀事迹——内心思想——成长道路”，是典型教育培养个体德性的基本线索；同伴理论指出，青年与父母、师长等权威在一起时，主要是完成工具性活动、履行义务和获得责任感，而与同伴一起的自由、不固定的时间里，优秀的同伴形象和典型为青年个体发展角色技能提供示范机会。一个优秀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学生党建工作要在实践中加强对优秀学生党员典型的选树，在关键时刻，让优秀党员展示勇担风险、敢于负责、冲在前头、独当一面的风采，让广大同学深刻感受到党员的能力、价值和魅力，赢得同学的认同和信任。同时，要优化学生党员典型选树机制，一是典型应该更多来自于青年学生的生活世界，具有真实性、适度性和不全面性；二是典型的形成机制要体现民主性，实行学生群众民主投票和组织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三是善于变“偶像”为“典型”，让“偶像”符合青年学生的文化选择。
5.立足开放性，加强学生党建的网络文化建设。
一、 法律的生命斯芬克斯之迷埋藏在人类及其所有的创造物之中。“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①可是法律的创制者们却发现他们的法律总是让他们失望，而善良的老百姓们却总是处在痛苦的高压中。在结束野心勃勃的战争之后，赢政开始自信的制定法律，并且踌躇满志的要使秦王朝万世一系。几十年后，他的敌人发现，赢政的失败，正是由于他所制定的法律，他所创立的王朝连同战马和剑戟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土之后。可令汉王朝的儒者们不解的是何以赢政的祖辈们如此成功？斯芬克斯之迷的又一面？！从悠古的历史积淀中我们发现：法律是有生命的。法律的生命同文化的生命一样源自于人的生命。当我们在论述法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人的生命！ 所谓法的生命，首先应该是法律能够为社会所实践。换句话说，即是法律体现了社会。因为法律是现实理性，是法律的创制主体对社会的理解，用法的形式设定的一个完整的基本的社会秩序，并希望能够在社会发生纠纷时为其提供一套标准和制度以维持正常的秩序。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法律于法律之间有了区别，其生命力是强盛的还是短暂的？法律是理性还使得法律的创制主体希望借助法实现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目的，法律还应承担一定的功能。因此，法的生命还应体现在实现这些功能上，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变革。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论”之争，构成了中国法律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前者主张将西方法律传统中有益的东西经由立法而纳入中国法律制度中，而后者主张将中国各种传统中有益的资源经由立法而容入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之中。②事实上，无论是“移植”西方法律传统，还是发掘“本土”资源，其目的都是想赋予法律以更强大的生命力，使其承载中国在法治之路进程中的理想。然而无论是“法律移植论”还是“本土资源论”，似乎是只要法律具有一些资源，就会自然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果真如此吗？二、 文化的概念我相信法律的生命力必须从文化上来理解,因为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属于文化；文化为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景和条件，。然而什么是文化呢？关于文化的最经典的定义是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所下的，他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这一对文化的较早的界定的确对许多人关于文化的理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其中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他将文化只限定在包括知识、信仰、艺术等精神领域，这些要素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就是文化。后来的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主要就集中在这一点上。然而，无论文化包括那些要素，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而对我们有意义。“美国的人类学家所用的文化一词．．．．．．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独特的生活方式，它们整套的‘生存样式’”。②而作为生存方式，文化首先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整套生活习惯和能力，使我们得以生存于既定的社会中；其次是一种世界观，使我们按照既定的模式去看待社会，理解社会。虽然这一种世界观是在人类群体从事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是其反映；但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决定着这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行为，包括对法律及其制度的态度和法律生活。一套完整的文化还应包括一套工具和制度，这是文化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我主张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符号性的。……人是一种悬挂在由它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我所谓的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③且不论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但它确实道出了文化的一个特征，即符号性，隐藏于人类群体生活中的文化的确无时无刻不向人们传达意义，“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它是由各种象征性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④文化的符号性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文化的濡化过程，即文化的习得过程。这一过程有两方面得含义：它是人类群体中的个体接受文化并成为群体中得一员得过程，又是文化以传统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得基础。第二个结果是当两种文化接触时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的产生得以可能，相反的情况——文化冲突——也可能发生。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系统性。虽然文化总是通过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但它决不是个人的 所有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文化是一种靠各种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元素组织起来的相对自足的复杂整体。系统性首先表明的是文化具有结构，再这个结构中，各种不同的元素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正是系统性的第二重含义，各种元素之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自组的，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和谐的，以至于它对于异质的外来物最初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文化的符号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停的运转，这使文化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依据这一力量，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的话，则将其排斥在自身之外，“那就意味着，你不仅从村中消失，而且从人类中消失。……他们都认为是你遗弃了他们。”⑤文化的规范性是其系统性的最有效的保证。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复杂但五彩缤芬的人类的创造物，其特点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表述清楚的，但这足以让我们理解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来说，文化不在是单纯的社会规范，而是包含着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意义的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呢？三、 法律与文化文化的概念扑朔迷离导致关于法律文化的概念也难以把握，甚至有人根本否认法律文化这一术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①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建立在整个文化的背景之上的关于法律的认识。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例子中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因果报应和灵魂再生不仅是印度宗教教义的基础，而且深入到印度人的观念的最深处，构成他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基点。雅利安人的入侵带来了直到今天依然是构成印度社会基本结构的种姓制度，使得达罗庇荼人成为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不可接触的人：他们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特权，居住在与世隔离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他们必须非常小心的避免玷污各种姓的成员，直到近代，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竹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这种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创伤，他们相信因果报应，即每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②由于这些观念相对与雅利安人来说是先进的，并且是可利用的，因此，它们成为整个印度的观念。③因此，印度的哲学起源于对苦难的关注，然而它们又提供了逃脱苦难的希望。佛教的四圣谛充分表达了印度哲学的这一立场：“人生有苦，苦皆有因，苦因可灭，灭因有道。”④然而，相对于现世的苦难来说，前世的行为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他们要抛弃所有的理智与经验，要“四大皆空”，方能感知到前世，感知到实在，感知到宇宙和神性的存在。因此，无论是精神中较低级的部分，如情感、知觉、经验、身体诸功能、言语等，还是精神中较高级的部分——理智——都构成了灵魂与实在之间的屏障的变异与分化。“……只有当灵魂从对各种变异的依恋中解放出来而与实在相联结，方才不会有苦，，这时获得的乃是纯粹的、彻底的、无差别的生命。”⑤因此，印度人解救苦难的方法是灵魂的进化。这种灵魂的进化又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这种进化指向的是dharma ,既我们通常说的“达摩”。要想理解它有一些困难， “因为它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因词义的多样性而需要把词义范围划分成许许多多的小类，而在于词的不确定性，它的词义范围无限延伸，几乎没有边界。”⑥就宗教意义来说，它不仅指弥漫于宇宙的最高精神——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婆罗门，而且指这样一个境界，教徒们通过修行，已经退出了感觉世界，摆脱了欲望和理性的束缚，为婆罗门所接受，从而跳出轮回，不再受苦。dharma 不仅是神，而且是神的王国。“在佛教的巴利语中，dharma被写成是dhamma,从此一角度看，它可以有并已经有了上千种的译法：‘正当’、‘真理’、‘必由之路’等”。①在沃尔泼勒·胡拉勒（Walpola Rahula）(一个佛教徒)看来，“在佛教术语中，没有一个词比dhamma有更广的含义……任何东西，宇宙之内的或宇宙之外的，好的或坏的，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相对的或绝对的”。②要想进入神的王国，就必须按照神规定的道路前进。再这一意义上dharma又是教徒在 修行时必须遵守的戒条。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中，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被认为是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相联系的，而对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界定则是超验的，是由dharma界定的。由此就构成了这种灵魂的进化的第二个特征，即每个人在这一道路上，都是各自进行，沿着属于自己的dharma前进，最终获得解救。因为每个人的“苦因”和dharma不同。“灵魂的发展是一种孤独的事业”。③也就是说社会所强加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个别的和不统一的。每个人权利和义务都不相同，并且这些权利和义务没有明文记载，必须靠与dharma的超验接触才能得到。而在现实中，往往是婆罗门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的；因为婆罗门被认为是能与作为天神的婆罗门接触的人。（当然，这并不否认同一类的人有着相同的或相类似的dharma，比如婆罗门、刹帝利、与贱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dharma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存在着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则。dharma是秩序的原则，而不管那种秩序实际为何。……一种存在的dharma，既是他作为人类的特征，也是他作为个体的职责……。他可以拒绝履行他的职责，这也就否定了他的自然，但印度人把这种冲突视作不和自然规律的现象，是必须加以清除的……”④履行这一职责的即是王。王被称为dharma捍卫者。因为王通常被认为是神的后裔，是凡间的dharma；“王的dharma在于捍卫dharma”。早在远古的印度，王的职责即被规定在法律中了，《摩奴法典》用了三章——占全书的1/4——的篇幅来记述这些职责。由此而进行的审判工作也是零散的和不统一的。而且这种捍卫dharma的方式是将事实解释为一系列的dharma，而把“应然”和“实然”相联结，即先确定当事人的dharma，再确定纠纷及其解决。因此，我的结论是，法律的运行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法律的生命深藏于文化之中。对于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看法决定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社会制度的组织。法律的运行并不是国家单方的行为，我们宁愿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按照各自对法律的理解和态度所进行的法律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能否顺利运行，并不是由国家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对于社会来说，对法律的实践，不仅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对于较好的行为后果的的期望的结果，而是这种法律能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融入社会；是这种法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法律的运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
这三座大山使今无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举步维艰。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不在于扩容，而在于调养生息，进行结构调整。具体说，就是要推倒压在中国股市上的三座大山。
本文是从资本市场基础理论研究出发，在建立股市新文化、树立正确投资观问题上，作一探讨。
二、股市基础理论探讨，刻不容缓
中国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波动中发展起来的。从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的文化歧见，这种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如果说，前者是主张和反对建立资本市场的两种力量之争，这已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我们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主张培育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如何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尽管其都主张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但路径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始终落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不仅对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论证清楚并广为宣传，而且对资本市场的许多概念和技术层面的资本运作分析技术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和普及环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回避争议和矛盾的做法，这些资本市场的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没有突破，人们普遍还在资本市场就是，要么跟庄搞投机，要么随机撞大运的投资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来，中国股市有三个没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没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资本经济作为股权虚拟经济监管难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一股独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真、假、优、劣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投资场所还是的关键。正确投资观应是建立在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断并作出相应用脚投票选择基础上，来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价值提高给投资人带来良好投资回报的投资机制。它是投资人对投资对象在“蛋糕做大”基础上来实现投资人投资收益的体现，而绝不仅仅是在二级市场上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戏”。但中国的上市公司到底还有多少个银广厦、吉林通海、蓝田股份，人们心里没底。
2.政策没底
我国资本市场政策市特征明显，这是新兴转轨市场的必然现象。因此，政策决定股市，是把政策作为一个长期的调控手段来炫耀，使中国的股市处于一涨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涨的恶性循环。最终是政府调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们却看不见那只“看得见的手”，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论的探讨没底
中国股市到底是、老鼠会，人们置身其中是在撞大运、尔虞我诈的场所，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经济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个市场的基本功能，这个市场培育的投资人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都亟待理论的证明。而资本市场监管的各种政策的出台，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股市理论的基础上。但目前我们的股市理论体系极不清晰和完善。
解决三个没底的核心是探讨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问题对上可以影响政策，影响决策者那只“手”；对下则可动摇资本市场投资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这三个没底当中，对我国股市基本理论的探讨最为重要。
研究我国的股市基本理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在社会主义资本经济条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使人们对资本市场首先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权新文化的建立。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确投资观，更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都能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在转轨特征明显的中国股市的监管上，有效地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三、股市基本功能探讨
我国股市的每一次波动，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论不清、扰乱人们的思想密切相关。十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股市大讨论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平息状态，但是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理论问题，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否定我国股市的声音，像论、老鼠会论就仍会冒出来。这些理论在特殊时期，都和资本市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监管政策直接受资本市场理论的影响。继续采取回避态度，不论证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结果。
股市的基础理论研究应从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入手，我认为有以下四个功能：
1.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体现在两个环节上：其一，一级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中国的实情说，股市资源的配置过程主要是在一级市场通过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筹集的资金进入到企业，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筹资，能被市场认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资者认知的产品和劳务，在于它能生产社会需要的紧俏、盈利的产品。其二，二级市场再融资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增发和配股来实现的。上市公司的持续融资功能就是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体现，当然，二级市场的再配置同样是向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倾斜。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与上市公司的质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低劣，信息披露虚假，就会丧失这一功能，导致股市堕落为。
2.晴雨表功能
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资本和物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场所，而且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与这些信息的质量正相关。因此，不仅股民而且一般民众，不仅企业家而且政治家，不仅国内各界而且国际各方，只要和所在国的利益相关，都会关注这个市场。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同样会最先从这一市场反映出来。因此，资本市场更是一个信息场。在市场经济崇尚资本至上的旗帜下，资本的选择是最敏感的。在市场经济推崇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准则下，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论上说也是最公平、最准确的。因此，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功能从表象上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交易、判断重要的参照系，而从实质上看则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发展。它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导市，机构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大盘和个股会走出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走势，但从长期看，在正常的形势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价格与其价值在长期走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的靠赌运和赌技好坏决定输赢是完全不同的。
3.价值发现功能
首先，价值发现功能是指在资本市场上一只股票的现实和潜在的价值，而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所表现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为社会和股东现实和未来的贡献度。这一功能和企业真实的信息反馈和评价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股市所反映出的综合信息进行判断和投资，指导着价格方向，进而引导资源的分配。
其次，这种价值发现使人们能够看到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内在价值，使人们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这种发现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观规律，所以它能推出一个概念，并且引导市场，人们承认这个概念，用超过人们现实中比用简单的成本价值要高的潜力判断去看待它，人们在股市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这种发现和投资人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这个发现的过程是理性的，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理性经济走向。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趋利避害的无形之手引导整个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要普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场经济承认以单一个体为本源的自然发展，倡导个体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其奥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只要具备社会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诚信，社会的总体利益就会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种价格，即票面价格，账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在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股票的账面价格又被人们称为股票的含金量，一个公司的总体含金量是通过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反映的，而净资产是由股本、公积金、未分利润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年度利润分配，必须要先完成盈余公积金的提取，而这一基金的提取又决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含量的提高，这决定了股票有内在增值功能。如果我们把公积金的提取当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内生变量，那么上市公司通过增发和配股所导致的每股净资产的增值功能，则是外生变量。这两个变量从财务分析上能直观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长的事实，股票的账面价格可以从一元涨到五元，正是源于这一机理。而股票账面价格增长导致的本金的增长是其他金融资产如储蓄、债券所不具备的。而账面价格的增长则是直接导致股票交易价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
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们解开资本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否应该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主战场的关键所在。唯有论证这一功能，资本市场才能实现上市公司赢、投资人赢、市场赢的三赢局面。反之，人们就会把资本市场与的“零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只是像一样财富在参与各方之间的简单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间左兜和右兜的财富搬家，而这一过程由于造假和不规范，又充满了尔虞我诈。
资本市场具备增值功能是和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四、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旧文化批判
在中国的传统上历来对股市就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加上我国90年代股市发展初期大量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由于翻译文字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台湾的股市用语，而台湾的股市用语大都是从术语衍生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进行批判吸收和投资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导，及时纠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显误导的股市语言，使其在二级市场股评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庄家、筹码、发牌、跟庄、出局、庄家洗筹、与庄共舞等近20种语言，这些语言极不准确，如庄家一词，庄家(Banker)在里是指开局设赌者（通常只有才具备这一资格），与闲家(Player)对赌，而把这一术语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沪交易所作为实体也下场参与股票买卖与投资人对博时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操纵股价的机构投资人和大户身上也是极不准确的。在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并无庄家一词，那些违规的机构和大户往往被称作违规操纵股价者，还有一类则是合规的维护一只股票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的机构——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们由于没弄明白庄家的含义，把机构和大户都当作庄，似乎是股股有庄，跟庄成风，无庄不成市。但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交易所不下场对博，我国资本市场和西方国家一样，根本就就有庄家，有的只是那些违规操纵股份的机构。
显然，股市旧文化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和中小投资人不能建立正确投资观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从台湾引进的股市旧文化理论，首先从净化股市语言入手。废止庄家之类的用语，而用机构违规者和价格操纵者取而代之，使资本市场和区分开，一扫投资人“跟庄”的风气。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把投资者教育扎扎实实的搞起来。
（二）股市文化与股权文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探讨股权文化，股权文化的核心是通过诚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来保护价小投资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权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不仅要和投资者教育联系起来，也要和股权文化基本理论的探讨联系起来。当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现象严重，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展诚信运动，开展股权文化的目的是树立上市公司经营者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股权文化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那么股市文化则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如果说股权文化是强调经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则涉及到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投资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养的提高。
中国资本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股市的新文化，解决了股市的新文化问题，股权文化的探讨就会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形成中国的股市新文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思想建设——正确的投资现
开展投资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承认人们在追逐自身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作出市场短线品种的选择，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增加社会共同财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这是一个投资人从传统的劳动参与到个人物化劳动——所形成的资本参与的进程，充分调动投资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意识，使参与者的盈利动机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是对传统上以牺牲奉献来促进国家利益发展的重要补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人应该引以为荣，并值得人们赞誉。应该从正面去倡导这种投资者的道德与使命，而那种认为投资股市发不义之财的偏见必须被摒弃。
2.文化建设——科学侑专业知识的投资理念
在正确投资观的指引下，必须普及股市运作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具体包括：(1)作理智的投资人，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2)学会对上市公司质量判断的基本知识，科学选股，不盲目跟风，实现资本市场价值与价格一致，作理性投资人；(3)熟悉资本市场的法规政策，对各种证券欺诈、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能够防范，增强自我保护；放弃“跟庄”心态，开展股市的新文化运动。社会要提高不诚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资人本身的素质及理念。
通过投资人正确投资规和科学投资理念的建立，使之放弃撞大运和赌及跟庄共舞的心态，要从根本上学习财务知识，客观分析股票，这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证券监管部门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
聪明的人看得清，精明的人看得准，高明的人看得远。越是高明的投资家，就越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从不去拘泥于一些精打细算的小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市场是最好的调查员，它可以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告诉你什么最赚钱，应该投资什么。自然界可以造化出数千万的物种，最后他们经过优胜劣汰的过程，形成了今天的世界。我们的商业活动也是一样，不断的有新公司新企业产生，也同时有着老公司老企业消亡，与大自然的进化如出一辙。我们能否从大自然中找到一些使企业兴旺发展的佐证呢?这个问题有着一定的复杂性，因为自然界的发展是纯粹的自然选择，而人的特殊性在于人能够认识自然并且改造自然。企业运作的主体是人，认识有理性的动物。这样，商业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在这个层面上就多了一份理智与稳定，少了一
二、商业管理视野中的进化论
人类始终坚信能够用知识来充实自身，以便协助人们更好地改变“自然发生的过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道理:必须了解市场的定性规则，从而有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结论的产生，我们都想要更优秀、更聪明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生存，就必须了解创新和差异化的力量，才能击败竞争对手，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客户提升出更多利益。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物种必须自身具备“有利变异”这种能力，这种有利变异是顺其自然发生的，可被称为自然选择的阶段。因为，伴随无竞争力物种的灭绝，差异化应有的创新才能继承并有了发展，于是，最终有奇异以及专业技能的物种得以存留。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变强，对抗，紧缺资源，进化及追随私人利益的表象，只发生在达尔文自然论中看到。对于商业管理，其升级是被提及频率最高的。这一般意味着向更高层次的追求与过渡。然而，达尔文进化论中，“存活越艰难的地方是进化越迅速地方”向我们证明了对抗的压力给与了我们升级的动力。如今，又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商业管理进化也必须产生。因为，当今社会竞争的愈演愈热，商业管理方式的提升，新旧商业模式的更新换代，都促使着我们更加进步。四、商业管理得以进化的要素开放性:于当今，经济逐渐全球化进行发展，区域以及全国、更甚全球的文化、经济及政治这些的发展，对于商业企业的未来发展而言，其即为机遇，或者为挑战。这些全方位，多元化的竞争方式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面对这样严峻的态势，倘若那些企业仍只顾埋头苦干、与时俱进不了，没有办法跟随市场发生进化的行程，可能存在于市场进化之中被淘汰的一种危险。于是管理者应于商业管理之中，积极进行健全的市场监测机制的建立，大力重视市场变化，随时研究市场之中的潜在危机，做出合理的预警，使企业的发展没有障碍，才可抓住大好的发展机会。灵活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对于如今的市场，其为日新月异改变很快的一个市场，竞争日益剧烈，进化速率逐渐变快，基于如此态势，灵活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缺失的一些企业，一贯仅留下错失置于眼前的机会的某些遗憾，面对挑战没有办法。于是，企业灵活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的缺失，其较大程度地对市场跟踪及预警机制于企业发展之中具体作用的发挥造成影响。所以，商业企业的管理者除了需保持组织体系上的灵活性，还需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培养快速转变思想观念的能力，组员间通过积极的交流及合作，进行协调及配合，最终有效地提升全部组织的灵活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创新能力:对于创新能力，其为商业企业灵活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的一个影响因素，主要有管理模式以及产品的创新。创新能力欠缺的企业无论指引市场前进方面，还是跟随市场变动方面，均有不同的问题发生。在企业生产的产者需求不相符之时，企业的全部
三、管理进化的关键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关键词]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社会学；符号学；民族志；电视文化
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休闲活动及对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广告商、受众对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好奇，于是学者们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开始对电视的效果进行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电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电视如何影响政治竞选活动，它所展示的暴力内容会不会影响观众的日常行为，它对儿童与青少年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等等。这构成了电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成了美国电视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为一个必要起点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穷尽电视研究的全部任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的量化方法在分析电视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无能为力。从研究意图来看，它更多地从维系现存社会秩序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说服及控制大众的手段。这些局限性使得该类研究往往从表面探讨电视现象，回避了更为深入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与之相较，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则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詹姆斯·凯里指出：“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1]为此，它将电视技术的发明、电视节目的制作及受众的收视行为都放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引入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在电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依据文化研究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该学派中选取了先后从事电视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阐释其对电视研究的主要贡献，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现今电视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左派成员，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习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认为，作为日常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论要定义为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2]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贯穿于他的电视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他对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3]这一点，在他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加以分析，并且在这一批评维度中审视它的发展、体制、形式与后果。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技术作为了一种研究电视的范畴，并且认为在技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及原创性的，标志着英国电视研究一种新类型的开端。[5]
长期以来，对于电视技术，存在两种传统的论调。第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技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是偶然被发明的，随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除了技术的严格内在的发展，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发明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视野下，技术是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观点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一些技术被发明的偶然性。与之不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能导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如果一种技术不被社会接纳并运用，那么这种技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而不是简单用技术发明就可以解释一切。技术为什么会被接纳和运用，这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被运用并产生影响的技术在此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任何特定的技术都可以算是由某个其他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副产品。[6]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它把技术边缘化了，技术是一种在边缘被发现的东西，随后被接纳和运用。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前者的技术决定论还是后者对技术的边缘化处理，都已经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把研究和发展设想为自我生成的。他认为，发明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化；要理解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技术，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秩序内与那些具体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试图对电视勾画一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历史，而且更具体地看到它的运用。他认为，这样一种阐释将不同于那种强调偶然性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同时，在这种阐释中，对于那些作为已知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实践而言，技术不是边缘，它就是中心。[8]这样，威廉斯就从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的社会史和电视技术的运用的社会史——来分析电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电学、电报、摄影、电影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先行技术本身往往早已被人们发现、发明，但其发展的可能性却总是要等待某一个必要时刻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系统中。这个时刻就成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动因。电视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这些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回应其他社会需要所获得的发明。于是，威廉斯断言，绝对不是传播系统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社会状态，而传播系统，包括电视都是后者内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也不是说一旦有了某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就会被找到并发展起来。威廉斯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9]电视技术的运用针对的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生活，一种既流动又以住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扩张了的军事和商业运作等重要刺激，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电视还是一种远不及电影的劣等视觉媒介时，人们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偏爱它，全力支持它的扩张。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关系到社会意向的问题。它是否与决策集团的考虑相一致，是否恰当的回应了社会生活趋势，都决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许可与赞助，人们的接受与拥护，从而保证其顺利诞生及发展。对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见地的论述。在有关电视技术社会效果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与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划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还是电视——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的事物就立刻变成了效果。同样，与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效果，并要接受社会、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经验主义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术的基础上威廉斯还探讨广播体制、电视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由技术所带来的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威廉斯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传统的文学与视觉艺术文本往往是单一的、不连续的，而电视节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则完全不同，它是由节目、广告以及节目预告等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在那儿，一个由不太相关的单元构成的流动系列取代了由定时、有序的单元构成的节目系列，在这其中时间安排尽管存在却不公开，真正的内在结构是公开结构之外的一些东西。[11]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并且也与今天学者们所关注的后现代性一脉相通。
有学者提出，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第二，他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主将霍尔就深受其影响，坚持把电视放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分析。
二、斯图尔特·霍尔：电视的符号学与文化霸权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隐藏于量化或实证研究方法背后关于社会运行、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来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传播现象。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13]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14]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5]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6]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并非通简单地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政策来维系权力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共识，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在文化分析中，这一概念就被用来说明日常意义、表征以及行为是如何被组织及理解，借此使得统治集团的利益成为一种似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普遍利益，并宣称是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艺术、娱乐、工会等都是争取这样一种共识的工具。因此，电视也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娱乐，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一边生产并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收编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就是要解构电视媒体如何塑造“有利于统治权力结构”的共识及价值体系，比如现行的政治体制、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种族歧视等等。
霍尔对这两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完美地结合于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中，它详尽地分析了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18]霍尔由此进行分析，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对现实进行意指时，包括了两个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与神话（myth）序列，此时符号的引申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因此，电视制作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也会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义与神话得以协调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了某种潜在的、微妙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如此一来，行为主义之传媒信息是社会现实的记录的命题就受到了认为传媒过程具有意识形态转化的特性这一重新定义的挑战。[19]
如果说揭示出电视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质展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锐利与深刻，那么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则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20]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21]其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图摆脱阿尔图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22]从此受众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观众消费节目的情况，还要说明观众是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的，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三、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学派学者包括霍尔在内对电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对电视文本结构的分析，媒介掌控受众的力量得到强调。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受三种解读方式的启发，考虑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受众。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触了哪些其他话语，并再评量，这些接触又会如何重新结构该文本的意义，以及那些话语的意义。”这样，“受众具有哪些话语能力（知识、偏见、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运用这些能力理解文本，决定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23]由此，他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分析模式，它能将对理解收视实践的关注与对理解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特定节目素材的关注结合起来。[24]莫利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身体力行，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识字的用途》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继者们纷纷效法将之运用于研究特殊群体文化，民族志的传统因此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沿袭下来。之所以要将其移植到传媒研究，是因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希望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我们知道，传统量化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这些调查统计尽管可以做到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状况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们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但事实上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比抽象的人数更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经展示，文化形式有着联系的原则，反对对一个业已建构的理论的样本，仅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数据。[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传播中意义的建构方式，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这种想法会导致忽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深入接触才能把握，而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难以替代的长处，因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做出了何种解读”。[26]它主张以“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把受众的解读活动从文本结构的小范围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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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时，它是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观众接触节目文本时所拥有的诠释符码将如何决定观众的解读。民族志方法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研究者们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解读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因此，莫利的这项研究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并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于《全国》的话题。最后，参考其根据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设计，结合访谈记录，莫利得出结论：首先，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有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都会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其次，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27]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28]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话语，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情境对于其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观众》之后，莫利的《家庭电视》就转向了这一领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对民族志方法有过经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29]莫利的这项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行的。它强调自然环境中受众的电视收视实践。在这次研究中，莫利继续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对于前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对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有了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的家庭环境，才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也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让我们离开对文本及受众的审视，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及话语的研究。[30]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凭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观众主动性的新格局。而在关于受众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走得更远。
四、约翰·费斯克：走向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深受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又吸纳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建了丰富的电视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乃至术语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以传统的凯尔特人社会中的吟游诗人作比，提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反映社会的观念，它不仅坚持把媒介的角色定义为语言的操纵者，而且强调其积极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简单地复制其所有者的观点或其观众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中获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是“真实的”或“忠实于生活”，但这并不因为它们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吟游诗人的专业声望，以及我们业已与吟游演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熟悉与。[31]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电视的理解，今天已广为接纳。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费斯克沿袭了文化研究学派传统的对符号学的青睐，他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视文本有三种不同的表意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是独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实物，比如一辆汽车的照片就代表着这辆汽车。到了表意的第二个层次，原本简单的意义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纯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来自社会使用及评价能指与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汽车代表着自由，而一部豪华车往往还代表着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费斯克强调了巴特著名的“神话”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们知道，汽车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当它被引申为自由或财富的象征时，这些引申意指便构建了一个“神话”。而电视在制造引申意指时其手法与电影类似，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如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切入切出的频率都可以构建引申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神话组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受制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所共享的，比如认为汽车代表着自由或财富也必须大多数人都这么看才行。这时，文化便成了面对、解释、组织外在现实时所采用的大原则，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威力。[32]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斯克借助于符号学分析工具，把电视文本的解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对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使其理论具有了批判的锋芒。
不过，在费斯克众多的电视文化理论中，最富创见也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他对受众从电视文本获取的论述。与以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费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统治者操纵意识形态实践的阴谋，而在于分析受众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他曾说过想发展一种关于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将其定位在支配结构中，但却是在从属者一边。[33]费斯克显然认为，只有诉诸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34]这样一种论，扎根于符号学，受惠于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与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一脉相通。
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所能产生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电视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开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据刺激—反应模式来发生，而是要通过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意义进行协商来产生的。费斯克将这样一种观点推至顶峰，认为受众可以自行从文本中建构意义，并从中得到。一个电视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能被不同的受众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经验，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时的受众被赋予能力，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民主”。[35]他进而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关于生产与传播意义及的过程的事例。”[36]与此同时，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启发，费斯克认为大众能够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社会中，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阶级的抵制，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符号的，一是社会的。前者与意义、和社会认同有关，后者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有关。[37]而大众对主导意义的对抗，正是由所驱动的发生在符号领域中的一种反抗。
费斯克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它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38]对前一种的认识常见于对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分析中，比如针对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观众的智力竞赛节目，就有一种强烈的狂欢性质。节目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他们不被认可的知识、劳动和智力的机会，观众为参赛者的成功喝彩，现场充满欢呼与嘈杂。这种狂欢一方面有对平时被压制的技巧的公开喝彩，另一方面公开的喧闹也使观众得以逃避常规社会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释放自身被压制的情绪。后一种是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运作的结果。同样一个电视节目，当文本被受众读出与自己更为相关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想传播的意义时，他们是有的，而且是一种生产者的。
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理论与他所主张的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密不可分。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成了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
费斯克强调的电视文化理论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他对观众的能动性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定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在争夺话语权时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众被欺骗、纵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费斯克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从属群体创造力的肯定，确实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脱离了精英主义对民众能力潜在的贬抑，在电视文化理论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电视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既生产也传播文化经验，文化在受众与荧屏互动时获得意义，但是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语境却存在于荧屏之外。[39]这几位学者虽然理论侧重点各异，但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的、文化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他各种理论与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还处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它还会给我们的电视研究带来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话语。
注释：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46页。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萧俊明：《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探究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16]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9,P508。
[17]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99。
[18]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19]ChrisRojec,StuartHall,Polity,2003,P93。
[20]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61。
[21]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515—517。
[22]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二00二年第一期。
[23]DavidMorley著《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4页。
[24]DavidMorley,ChangingParadigmsinAudienceStudies,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ner,andEva-MariaWarth,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Routledge,1989,P25。
[25]RogerGrimshaw,DorothyHobson,PaulWillis,IntroductiontoEthnographyattheCenter,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6]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2002,Palgrave,P174。
[27]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4页。
[2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2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3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138。
[3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P16—17。
[32]JohnFiskeandJohnHartley,ReadingTelevision,Methuen,1984,P41—46。
[33]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3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5]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正中书局，1994年，第32页。
[3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37]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9页。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创设一种氛围，以期陶冶学生情操，构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本文就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方法及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谈点看法。
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是由社会环境及学校性质所决定。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存在不少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社会文化也是绚丽多姿、雅俗并存，包括许多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面文化。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在短期内优化社会大环境是不可能的。而学校不但是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育人的阵地，它担负着培育一代“四有”新人的历史重任，因此校园文化不容许杂乱纷呈。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办学目的和培养目标优化校园文化，创造一个优良的育人小环境，以抵制社会负面文化的冲击，并对社会大环境施加积极影响。
二是由教育对象及环境的育人作用所决定。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学生，生理、心理尚未成熟，可塑性大，模仿性强，辨析能力差，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近朱者亦，近墨者黑”，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容易将学生引向歧路。作为育人阵地的学校理应创造一种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
三是由学校办学水平的现状所决定。自从提出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也有的学校只重视物质文化的建设而忽视精神文化的建设；只注重学生智力因素的培养而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只注重思想认识的灌输和道德行为的强化而忽视间接情景的暗示。但人的思想和某些品质是不能靠单纯的知识传授来养成的，要借助道德环境长期的细腻的熏陶，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品质结构才具有稳定性，才能经受住外界环境的刺激。这也要求我们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
四是由教育“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及教育改革趋势所决定。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基础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转向素质教育。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走向。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让学生主动发展，这同样要求我们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和方法
校园文化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里主要谈谈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课余文化、舆论文化、人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1.加强物质文化建设，美化校园环境。
物质文化是一种直观性的文化，它直接表现出师生所处的文化氛围，有较强的直观性，如校园布局、建筑装饰、教学设施、环境卫生等。物质文化的建设及管理直接地反映出学校的办学水平。因此，校园文化建设应从以创建优美校园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化入手。校园的物质文化建设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物质文化建设必须以“三个面向”为指导思想，符合本校的实际，代表师生的共同意志，体现出“四性”：一是科学性。要整体规划，合理布局；二是教育性。物质文化建设必须渗透思想教育的成份，寓德育于物质文化建设中；三是艺术性。要精心设计，严密组织，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富有艺术意味，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四是经济性。物质文化建设要有艺术性并具时代感，但却不可一味地追求时髦、高档、漂亮，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考虑经济、实用。
二是校园环境的建设要做到“四化”，即绿化、美化、净化、静化。充分利用校园空间进行植树、栽花、种草，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将学校办成“园林式单位”。校园的美化不应只局限在校园的整体布局、楼馆的建筑装修及教学设施(如图书仪器、电教设备等)的更新添置等纯粹的物质文化的层面上，还应表现在通过对校园环境的点缀所体现出的全校师生的共同思想、共同情感、共同的审美观等精神文化上，如校园板报的内容形式，办公室课室的布置，名人画像、名言警句、艺术作品的悬挂等。要保持校园环境的洁净，并把好校门关，保证学校免受外来干扰。
三是物质文化的建设不能由学校全部包办，必须群策群力，师生齐动手。要发挥集体、个人甚至家长各方面的积极性，大件由学校负责，自己能办的由师生自己地动手完成，如：课室布置、环境卫生等。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优美的校园环境。
2.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强化管理机制。
制度是校园文化建设初级阶段的产物，是为了达到无意境界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手段，是为了保障学校教育的有章、有序和有效。目的是先用制度来强化，而后用情境来内化。俗话说：“不依规矩，无以成方圆”。学校应遵循教育规律，依据教育方针和教育法规，围绕培养“四有”新人这个核心，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在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应充分发扬民主，经过师生充分酝酿和讨论，最后才以条文的形式定下来。学校的规章制度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是全。规章制度应该是全方位的，做到事事有章可循，如行政管理制度、德育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总务管理制度、内部体制管理制度等；二是细。内容具体明确，操作性强；三是严。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为了使广大师生了解和掌握各项规章制度，可按适用范围将教职工管理制度及学生管理制度分订成册，用知识竞赛或考试的办法，督促学生学习掌握制度的内容，使大家明白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违反了规定要受到什么处罚，合符条件将得到什么奖励，从而形成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制度文化环境。
为了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网络。如对学校的德育工作，成立以党支部书记挂帅，主管校长负责，工会主席、德育处主任、团委书记、年级级长、政治科科长参加的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实行“四线”管理。即：“党支部棗工会棗团委”一条线，主管师生政治学习，组织师生开展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主管校长棗德育处主任椖昙都冻班主任”一条线，主要负责师生的一日生活制度，贯彻落实师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校团委、学生会、少先队大队部棗团支部、班委会、少先队中队棗各班值日生”一条线，负责日常行为规范的自查自纠工作；“校长室、德育处棗公安局、派出所棗学生家长”一条线，主要负责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及安全教育。有了德育工作的管理网络才能保证德育管理制度的落实。要强调的是这种管理网络的建设必须立足于职责，从树立事业心和责任感入手，分工明确，职责分明，考核到位。
3.加强课余文化建设，丰富校园生活。
校园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如果课业和正规活动挤占时间太多，学生就会感到校园生活单调泛味，并可能形成热衷于某些有害活动的潜流。因此，学校应适度地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但课外活动的开展不是盲目随意的，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遵循自主性、实践性、愉悦性、发展性、教育性的原则，做到“五有”(有计划、有教案、有记录、有成就、有总结)、“四定”(定人员、定地点、定时间、定内容)、“三落实”(组织、经费、器材)，成立课外活动小组，如业余团校、学科兴趣小组、文学社、田径队、蓝球队、小乐队、合唱队、舞蹈队、书法组、美术组等，由老师进行辅导，以提高学生技能水平。
二是课外活动的内容，形式要多样化。既要有思想性的(如青年志愿者活动、演讲比赛、各种评优活动等)和知识性的(如学科知识竞赛、知识讲座、“三小”活动等)，又要有娱乐性的(如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汇演、游园活动、美术书法作品展、影视欣赏等)和实践性的(如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生产劳动、勤工俭学、军训等)，还有必要设置些全校性的学校传统活动，如三月学雷锋活动、田径运动会、科技节、艺术节、元旦文娱晚会等，鼓励全校师生一起参与。
总之，课外活动要兼顾教育与情趣、知识与娱乐、活动与安闲、努力让学生根据天资所好、扬长避短，各得其所，各行其乐。变命令式为倡导式，变禁绝式为诱导式，变接受式为参与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让学生自己组织，主动参与，寓教于乐。
4.加强舆论文化建设，形成优良校风。
集体是一个熔炉，能把生铁炼成钢，也可能是个染缸，给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以不良影响。学生在集体中，思想行为容易受到集体舆论的制约和同化，心理学上称之为“从众心理”。因此，学校要重视舆论文化的建设，真正做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培养正确的集体舆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加强政治思想学习，注重养成教育。通过校会、晨会、级会、班会，组织学生认真学习政治文件、法规制度、道德修养等文章，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及明辨是非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其次，要加强“爱校”教育，培养母校意识。向学生讲述学校光辉的历史，成立校史展览室，设计校旗校徽，制作校歌，统一校服，提高学校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使学生自然生发出强烈的荣誉感、自豪感、热爱母校的情感，从而产生凝聚力，形成学校精神。
第三、确定共同的奋斗目标。学校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及自己的实际情况、办学特点，提出校训和奋斗目标。各班相应地制定班级奋斗目标，直至帮助学校制定个人奋斗目标。并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争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先进学校，创优秀品质、优异成绩、优美环境。在全校形成一股比、学、赶、帮的热潮。
第四、强化学校“三风”建设。学校“三风”即领导的作风、教师的教风、学生的学风。首先，领导作风是关键，学校领导要加强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以及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中发挥好带头作用。其次，要狠抓教师在学生中的表率作用。要求教师从精神风貌、道德修养、工作作风、学识水平到仪表风度、言谈举止、生活起居都应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这样，教师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学生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勤奋攻读，立志成才，整个校园充满一种浓厚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第五、开展各种有益的健康的活动。如学雷锋活动、演讲比赛、创建活动等，以培养正确的舆论。
第六、清除校园文化垃圾，净化校园空气。禁止传阅不健康的书报杂志，禁止学唱不健康的歌曲，清理课桌、书本文具盒上的不健康的图画及语言文字，消除消极文化的影响。
第七、针对倾向性问题或热点文化，举办专题讲座、主题班会、辨论会，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观点，引导正确舆论。
第八、抓好宣传阵地。充分发挥广播室、黑板报、阅报栏、宣传橱窗、图书阅览室、名人名言警示牌的作用，大张旗鼓地表扬好人好事，同时批评错误的思想行为，抑制歪风邪气，树立正确舆论。通过以上种种办法，使整个学校到处充满着正确的舆论气氛，从而促进优良校风的形成。
5.创造和谐人际关系，优化人际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际关系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校园文化。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可以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促进学生奋发向上，健康成长，还可以形成良好的集体意识。良好的集体意识是一种向上的群体规范，是对学生思想品德的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
人际关系被称为人世间最复杂的关系，学校也不例外。从横向看，有领导集体的人际关系，教师集体的人际关系和学生集体的人际关系；从纵向看，有领导和教师、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领导集体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教师间的人际关系，教师间的人际关系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本文仅对学生健康成长产生直接影响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谈点看法。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教育过程和结果。师生间只有建立融洽和谐的关系，才能取得最佳教育效果，“亲其师”才会“信其道”。反之，如果师生关系紧张，甚至对立，教师就很难对学生施加影响。要创造和谐的师生关系，一方面是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师德修养，精湛的教学艺术，良好的外表形象，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学生尊敬教师，勤学守纪，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出现乐教乐学的生动局面。
学生间的人际关系，既影响着学生的健康成长，也影响优良集体的形成，教师要有目的地加以引导，强调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应遵循守纪、理解、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克服嫉妒、自卑、自傲、自私的不良心理，鼓励学生充满自信、公平竞争、帮人所需、大度为怀。提倡同学间学习上互帮互学，共同进步；生活上一人有难，八方相助；纪律上互相督促，互相提醒；思想上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同时要重视学生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解除烦恼；要正确地
引导学生中的非正式群体。学生在这种团结友爱、相互尊重的气氛中才能得以健康地成长。
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1.德育功能
第一、有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优美的校园环境有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如诗如画的校园风光，布局合理的校园建筑，鸟语花香的校园景致，整齐光洁的道路交通，美观科学的教室布置，文明健康的文化教育设施……无不给学生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感染和薰陶，触景生情，因美生爱，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学校，进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学生在幽静的环境中学习，感到舒心怡神，从而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丰富多彩、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对低俗的非理性的文化及各种消极腐败思想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第二、有利于规范学生的行为。健全的规章制度及健康的集体舆论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思想言行具有规范作用。当学生的思想言行不符合制度规范及集体舆论的要求时，他就会自我调节矫正。学生有时可能不接受老师的教育，但却不能反驳同学们的批评，谁都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优美的校园环境同样能规范学生的行为，试想：你会在地面光洁、环境优美的场所乱扔纸屑、随地吐痰吗?你会在雪白的墙壁上乱涂乱画吗?不会!这些不良行为都会自动消失。
第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校园文化建设是以学校集体为单位，注意学校的集体形象。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处理好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注意相互间的协作，必要时为了集体利益要牺牲个人利益，否则就会受到来自集体的人际压力。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求学生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以建成一种友好互助的群体氛围。反过来，一个充满理想、团结友好的集体会使学生亲身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从而树立个人要服从集体、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思想观念。
第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个性，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学生渴望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多彩的校园文化适应了中学生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避免了对学生人格塑造单一化的倾向。使那些个性特长较突出的学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并在活动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激发他们的自主性、自尊心和自豪感，树立一个真实、完整、积极的自我意象，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学习态度。当今中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是比较差的，而优美的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培养学生较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学生置身于优美的校园环境中会感到心旷神怡而暂时逃离“神经紧张，甚至心烦意乱”的境地，在轻松的心境下，心窗打开，可增强进取心，从而自愿接受困难的挑战。丰富多彩的活动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交往圈，使内向孤僻的学生合群并找到知心朋友，扩怀；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因沉浸在欢乐或业余爱好中，因注意力转移而冲淡和忘却不愉快的心理因素，就不至于“越想越别扭，越想越伤心”了，从而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
2.美育功能
爱美是人的天性，中学生也不例外。但由于处于青春期这个特殊阶段，中学生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他们追求美，却不善识别美，常把新、奇、特视为美，甚至误以丑为美；只追求外在美，而不善追求内在美，往往认为仪表的漂亮就是美，而不懂得美具有广泛复杂而深刻有内涵。而优良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及创造美的能力。
环境美可以升华为情感美。美丽安适的校园建设，整洁漂亮的教室布置，朴素大方的服饰打抢，以及校园空气的净化、文明礼貌语言的使用、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均可诱导学生鉴赏美、追求美、创造美。在一系列审美活动中，学生会认识到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劳动创造的；感受到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深刻内涵；真正懂得和体验到诸如“大方”、“优雅”、“和谐”、“风度”等这些描述美的有关词汇的含义，从而把这些词汇的内涵变成他们自觉的行为，使追求美、创造美成为他们生活的需要。
3.实践功能
随着分配制度、就业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青年学生面临着人才市场和优化劳动组合等种种考验。因此，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树立竞争意识，努力也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以创建活动、达标活动、争先创优活动及各种竟赛活动为载体的校园文化对于学生树立强烈的竟争意识、参与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增强了学生的竟争意识，又使学生在争创活动中受到锻炼，提高竟争能力。
未来社会是一个人际广泛交往的社会，社会对未来人才社交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现在的中学生独生子女居多，娇生惯美，在外不会主动地正确地交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学校自然要成为培养交际能力的主阵地。而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学生交往的信心，各种活动的开展既给学生提供了广泛的交际场所，又提高了学生的交际能力。
一、发挥大学生骨干培养成果的“领袖带动”，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动力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发展，创新和改进教育方法，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培养过程中，学生中的骨干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因此，在大学中加强学生骨干培养，发挥领袖的带动和影响，对于体现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和青年骨干的培养涉及到的层面多、知识广，任务艰巨。首先要坚持普遍培养与重点培养相结合，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全面培养，打牢基础。其次要依托骨干培训班，重点培养，对各学院的优秀团学干部、学生社团干部、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理论学习骨干及在学术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进行专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学习。再次是坚持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学校不仅要通过开展教育培训、理论学习等有效方式，对培养对象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训练，传授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参加社会实践，引导他们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最后是坚持阶段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针对各类优秀青年的不同特点进行阶段性培训，同时又坚持贯穿始终，通过学生会工作及学生社团活动等方面对他们进行长期培养。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在悄悄发生变化［4］。通过骨干培养，夯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理论基础，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精英成果，带动学校文化提升和精神凝练，彰显大学文化和大学生精神的永恒存在。
二、利用学生自组织学习实践的“自觉构建”，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载体
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引领新思潮［5］。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新时期，政治理论学习不仅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政策的了解，还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政治素养的形成，从而为树立健康人格的提供理论基础，更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他们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社会变化的心理应变能力。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容易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6］。探寻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途径、新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是提升大学文化和凝练大学精神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学生自组织作用，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将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养成为一种习惯。处于观念形态的大学精神文化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可以通过大学的人、事、物来承载和践行［7］。大学生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传承者，同时，他们也有着独特的学习特征，反感灌输式的强迫理论讲授，对于课堂上的政治理论说教有天生的抵触，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作为学生自组织，在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和补充作用。在学生自组织中，丰富理论知识、拓展学习载体、改变学习方式，对大学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一是建立导师制度，加强理论指导。积极探索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方法、新途径，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基于当前大学生理论学习的现实，完全依靠学生自身，显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教师的指导尤为重要，发挥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大学生理论学习的“双主体”地位。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要聘请有着多年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师、关工委的老同志、社会学者以及社会杰出人才对大学生会员进行理论学习指导，规范理论学习内容、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研究兴趣，通过定期、不定期为会员开展专题讲座，让大学生学习了解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丰富自身理论知识结构。尤其重要的是，指导教师将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理论的形象性，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大学生将所学理论内化为自身正确的时代思想意识。二是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模式。为广大会员放映《重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复兴之路》、《百年潮中国梦》等文献纪录片，向会员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的豪迈和伟大。引导大学生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塑造大学生独有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更新，国际互联网的运用，信息交流速度的加快，信息交流渠道的拓宽，对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及全方位冲击，也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带来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促进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认同和接受，重新塑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在大学生中得到实践和展现。三是丰富学习载体，提高理论学习的吸引力。开展优秀团课观摩评比活、征文活动、演讲等活动，让广大会员在快乐中寻求知识的拓展，在欢笑中探索理性的思考。提高理论学习效果，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中得到提升。在理论学习中，要着重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论，它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内容，又包含共同理想的实践目标，既有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引领，又有实践道德层面的理论标准，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理论、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统一的理论、是逻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理论、是蕴含深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理论。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四是以重要节庆日为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学生自组织开展理论学习，目的是在大学生中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突出体现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国庆、改革开放周年、一二•九、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等重要节点，适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实事求是地反映同学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动态，从而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敏感性，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理论水平高、思想觉悟好、综合素质强的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是在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为学生培养和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全面培养和领袖带动促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有效构建，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
作者：陈驰单位：北华大学就业工作处
［关键词］女性话语男权中心主义转换性话语领域后殖民现象
一．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自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简言之，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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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
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要完成这种打倒只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是女王伊丽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还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重视文化的力量。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脉。⑦针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如果我们从潜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渐成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确是一种隐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应该视为一种力量。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在女性话语的发散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因素。
①[美]卡勒著：《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②陈崇山：《妇女媒介检测网络在行动》，载《新闻记者》1998年第5期
③④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载《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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