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理解
1.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含义
社区共管在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已不仅仅在理论上被广泛接受,而且也越来越被更多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但是,同样也很难找到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定义。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的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编写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指南》[1]中对社区共管所下的定义为:社区共管是指共同参与保护区保护管理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的过程,其主要目标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社区发展的结合。
2.共管的对象
无论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对共管对象的理解都是有差异的,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保护区资源。(2)社区资源。(3)保护区与社区资源。通过对很多案例的总结发现,虽然对共管对象的理解表述有几种,但实践中,共管的对象基本上是社区的资源(主要是周边社区的资源),保护区内属于集体或村民承包的土地及其上的资源,部分地进入了共管的对象(特别是当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土地都划在保护区中时)。而保护区中国家所有的土地及其上的资源,基本不在共管之中(除个别如林下生物资源采集等外)。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共管真的成了“管社区”(保护区管社区及村民对他们自己所有的资源的利用)[2]。对这一问题还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保护区中国有土地及资源真的应进入社区共管范围吗?这部分资源的利益和社区按照什么原则分享?
3.共管目标
对于社区共管的目标,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保护为主要目标,社区发展为次要目标(大多数的观点)。(2)保护与社区发展目标并重。对于此问题,研究中的局限主要在于:第一,从自然保护区的角度出发的。如果将保护区与社区及其他参与方看做合作的平等主体的话,社区共管的目标就应该包括保护区、社区及其他参与方的合作目标。第二,对保护区在社区共管中的经济目标未考虑。研究表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肯定,发展产业是解决保护区经费的一条有效途径,并一直提倡推广和扶持。因此,保护区并不是真的不考虑经济效益,只是在社区共管中不考虑。
4.共管的原则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的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编写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指南》中,对共管的原则做了详细的总结。认为对于中国GEF 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有四个条件可以作为共管的基本原则,即:扩大参与性、提供激励机制、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把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及社区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此外,共管的过程还应是简单和易行的。
5.共管的激励机制
社区共管项目对社区的激励方法有:(1)经济激励的方法。(2)其他激励方法。如提供信息服务;在项目中或项目外为社区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对社区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组织一些协调活动等。
6.乡土文化
对乡土文化(社区文化)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乡土文化有利于资源保护,(2)乡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资源保护。已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关注了这一问题,但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的不多。
7.共管的参与方及利益分享
(1)参与方。在共管中,一般来说在共管计划实施中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和组织机构都是共管的共同利益者。在共管中共同利益者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而且共管给共同利益者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利益的大小也是各不相同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在《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指南》提出,中国GEF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项目共管部分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促进所有共同利益者参与保护区内或周边一些特点区域的资源规划和管理。从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案例的研究来看,共管中的参与方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保护区、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保护区内及(或)周边社区;2)保护区、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非政府组织;3)保护区、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商业机构。第一种情况占大多数,在各参与方中,保护区起主导作用,包括争取国际项目及资金,通常还会有保护区配套资金。帮助社区制定资源管理计划等。政府及主要相关部门领导参与到社区共管领导小组中,部分社区居民得到共管资金并进行所选项目活动。第二种及第三种都比较少。对于共管中参与方到底应包括哪些人和机构,至今没有深入的研究。(2)共管的利益分享。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社区共管的利益分享基本认识是:保护区获取保护效益,社区获取经济收益,有公司参与的,公司获取经济收益。从现有资料看,只有张琛[3]在其研究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体制的案例中,提出考虑保护区在社区共管经济收益。在研究及实践中,很少有人关注、探讨保护区是否在社区共管中应有经济收益问题。
二、社区共管中土地权属问题
在自然保护区面临的众多的社区问题中,土地权属的纠纷最为明显。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只能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集体林地大部分分给了农民。中国大多数保护区的建设晚于当地土地权属的确定。造成许多保护区本身不具有自身的土地所有权,有些保护区的大致边界都没有确定,随着土地价值意识的提升,保护区土地争议不断。从全国范围看,保护区的土地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其中的林木所有权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很多保护区在划建时,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把一部分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保护区,按照法律规定,保护区拥有管理权。全国保护区普遍存在与社区森林重叠的问题。全国许多保护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福建省划入保护区范围的集体林占保护区面积的68.8%[4]。国际上广泛认为,土地权属的安全性是森林共管
或其他森林管理方式的必要条件。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其他保护组织已意识到没有生活保障(如权属的安全性以及土地和资源的可及性),当地的农村老百姓就不可能做出保护的承诺。 对于此问题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第一,已有研究认识到,在社区共管中,产权是模糊和重叠的。而明晰产权的研究却进行得很少。第二,没有学者研究,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依据这些产权(法定的权利)及传统的权利,在社区共管的合作中,社区应有哪些权利?分享多少收益?目前很缺乏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三、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1.共管的作用。许多研究分析了共管的作用,认为共管作用主要有:(1)缓解了保护区与周围社区的矛盾,使得社区从被防范者的地位变成了保护者。(2)使社区从单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受害者变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利益者。(3)提高了村民的自然保护意识。(4)加速了实用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5)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推动了示范社区经济的发展。(6)提高了保护区对共管工作的认识和工作人员的能力等。
2.共管存在的问题。许多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共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社区参与程度不高。(2)在社区投资基金选项上,与现代农林牧等方面专家交流不够,从而使所选项目缺乏持续性。(3)社区考虑过多的是发展经济,而忽略对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社区共管简单片面地理解成扶贫。(4)保护区也未将社区工作真正地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随着国际援助项目的结束,社区工作基本被保护区所抛弃。(5)共管后续活动缺乏项目预算。(6)社区共管人员缺乏必要的相关背景知识和共管经验。(7)共管委员会不具有可持续性。
对于此问题研究中的不足主要在于:不少研究中指出了社区共管的试点在项目结束后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对为什么不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如何使其具有可持续性,目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四、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政策法律背景的看法
许多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现有政策法规中在以下方面与社区资源共管的理念存在冲突和矛盾:(1)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内资源使用权的丧失。因而造成保护区资源管理与利用上的很多冲突与矛盾。(2)政策或法规实施的一致性问题。(3)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补偿机制没有形成等。
李小云等通过研究提出关于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政策与法律建议如下[5]:充分考虑中国农村社区的特点和需要,采用多样化的适应性强的保护区域类型设定;明确保护区建立过程中与社区有关的程序,尊重和保障社区的合法权益。
五、结论
1.从研究的角度看
关于自然资源社区共管,国内外都有相关着述,国外的研究相对较多,国内处于起步阶段。就国外来说,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这些文章着作多集中笔墨于发展中国家社区林业、参与式发展及社区共管等问题上。内容主要是对资源社区共管的原则、主要形式、基本经验及共管的组织过程、共管的作用及不足等。在这些论述中,都强调社区的参与,参与的平等性及如何看待农民,强调社区文化的重要性。如在《社区参与湿地管理,国际湿地与发展大会第三研讨会(湿地、当地人民与发展)论文集》中,特别强调把社区居民看做是合作的专家。从国外的研究资料来看,他们并没有特别把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与其他自然资源社区共管区别开来看。究其原因,可能正如《社区参与湿地管理,国际湿地与发展大会第三研讨会(湿地、当地人民与发展)论文集》中戈尔东?克拉瑞奇,贝纳德?奥卡拉甘所说,一般来说,共管方法都假定资源不属于私有,而受国家控制或所有,但是承认社区是资源的主要用户,社区的需求一般处于优势地位。在国外和保护区有关的社区共管案例中,尽管也有的提到了因为保护区的建立,社区居民的行为受到了限制而对保护区及其成员产生了敌意[6],但受到限制的是社区居民的传统权利而不是法定权利,所以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帮助社区发展替代谋生来源以补偿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而对以前的谋生来源设置的限制。
就国内而言,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问题研究的有不少文章,中国保护区社区共管的思想基本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国内对社区共管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于什么是社区共管,共管的对象是什么,怎样共管,共管的目标等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说法。共管的基础是什么,共管中的权利义务如何配置等,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社区共管思想脱胎于参与式扶贫与社区林业等,但学术界忽略了研究社区共管与参与式扶贫及社会林业有什么区别。此外,虽然不少研究中指出了社区共管的试点在项目结束后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但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更多关注的是资金的持续投入及寻找进一步的项目支持等。尚无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找到科学的、可持续的模式。
经分析总结,国内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问题的研究体现出四个主要特点:一是研究的项目色彩较浓(尽管有学者强调社区共管是过程而不是项目)。因为国内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实践主要是在国际援助项目的推动下开展的,学者的研究也基本是在这些项目的基础上甚至就是在项目的支持下开展的,因此,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实践以及对这些实践的总结、分析、研究也就根据援助项目的不同而带有不同的特点,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也就有依据项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而且研究大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二是案例研究较多,缺少规范研究,深入、定量的实证研究也很少。从目前研究现状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一些期刊杂志、社区共管项目研讨会论文集乃至网络、报刊上的文章,着作很少,而且这些文章大多是对案例的总结,大多论述的是操作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上探索和整体性设计比较欠缺,理论支撑不足,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核心问题缺乏分析,描述性、陈述性的成分居多,理论分析、逻辑分析与思辨不足。三是部门利益色彩较浓。主要是站在保护区的立场从保护的角度进行总结、研究的。因为国内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主要推动者是保护区,而社区、地方政府等是被动方,因此很多案例总结及研究大多是站在保护区的立场上,从保护的角度阐述、分析问题和设计方案,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全面衡量、评价这一事物的较少,因而程度不同地存在部门性缺陷。四是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比较少。社区林业、社会林业是社区共管的经验、理论主要来源,在国外社区林业、社会林业研究的带动下,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早于社区共管研究,因此,在国内的研究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比较多,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比较少。
2.从实践的角度看
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实践来看,国内外都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可持续的案例可供研究。目前国内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实践,项目只涉及到很少的保护区以及社区中很小一部分居民,虽然有一些成功经验,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说有完全成功、可持续的社区共管案例可供研究。
从国外来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与中国类似的情况,正如戈尔东?克拉瑞奇等所说[7],我们有一个教训,就是主张社区参与湿地管理的人这几年来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成果既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我们没有经历过完全的失败,遗憾的是也没有经历过完全的成功。这就是“边作边学”。无论是对于参与者或者对于实际工作者,每一项活动都会产生某种有价值的成果和经验。而且因为具体情况的不同,国外的模式也不能完全在中国适用。而发达国家沿用美国的管理方式,一直没有做过同社区居民一起共同进行自然保护的尝试。所以发达国家也没有探索出一条自然保护与社区居民生产生活相协调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36-03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有四个方面：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这四个领域在连片特困地区同样存在，且皆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经济手段。我国生态补偿经过多年实践，在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与自然生态补偿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补偿，却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一、文化生态补偿的内涵
尽管学术界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但尚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综合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归纳出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即：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详细地说，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可以看出，关于生态补偿，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自然生态补偿，而基本上未涉及文化生态补偿，即使涉及文化生态，使用的是也“文化生态保护”一说，而“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文化生态保护”是以行为约束和伦理倡导为前提的，缺乏政策意味。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J・H，1902―1972）在《文化进化和过程》（1953年）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1]。根据图尔德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定义，结合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如下定义。
文化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由此，我们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出这样的诠释：其一，文化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其二，文化生态客观上存在利益相关者；其三，文化生态补偿涉及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文化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其四，文化生态补偿是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文化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二、连片特困地区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关系
连片特困地区，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也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2010年3月26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开展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攻坚的前期研究。”此后，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普遍使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一概念。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2]。国家扶贫办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中国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3]。目前，“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已形成共识，普遍被扶贫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广泛运用。
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建设给予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发展观不只是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而是要求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生态环境”应该包括与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密切关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并努力使两者达到平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然而在实践中，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自然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常常不能协调同步，顾此失彼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应用政府和市场手段实施自然生态补偿的同时，未能全面平衡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便调整相关利益各方文化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文化生态和环境保护，促进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连片特困地区基本上都是跨省区的，这些地区从政治角度看，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等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从发展阶段看，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不足，部分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也比较突出。
从现实情况看，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政策与针对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以、四省（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省）藏区为例：2010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在京召开和四省藏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提出：要稳步实施扶贫易地搬迁。如前所述，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易地搬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文化生态变异，本次会议未提出政策性思考。
又如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片区集革命老区、大型水库库区、汶川地震灾区、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于一体，内部差异显著、致贫因素复杂、贫困人口众多。本区域范围包括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的80个县(市、区)，国土总面积为2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 76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 051.6万人，少数民族人口56.3万人。2012年5月10日，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启动会在四川省广元市召开，并出台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该规划提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防治水土流失，保障水质安全，保障我国战略水资源跨区域统筹利用，进一步发挥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用”的目标。该规划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十分重视，而基本上未提及文化生态补偿政策。
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保护政策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创建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而社会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生态子系统和文化生态子系统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换句话说，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两条腿，这两条脚一旦成为“长短腿”，社会生态系统必须“跛脚”，甚至会轰然倒下。
应该指出的是，生态系统须具备文化功能。生态补偿政策的设计应以平衡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关系为前提，任何削弱或忽视文化功能的生态保护政策，都是值得进一步完善的。而要完善生态保护政策，必须导入生态补偿机制。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补偿主体应根据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加以确定，并需遵循如下原则：破坏者付费原则、使用者付费原则、受益者付费原则、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这四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生态补偿。
四、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依据
（一）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依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于2008年发表了《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报告》，该报告援引了依据的理论主要有：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理论。该报告认为，特别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该报告所援引的理论，也是学术界讨论生态补偿机制所共用的理论。文化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种类型，因此，这些理论，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政策设计，同样适用。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因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的基本观点。
生态环境价值论理论认为，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作为商品用于交换的。长期以来，“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商品价值。Costanza等人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研究在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补偿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文化生态环境是否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具有商品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客观上不存在离开地域性差别（自然生态环境）的文化生态，甚至可以说，一种文化一旦离开原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原生态性。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自然生态环境成为商品，具有商品价值的时候，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必然具有商品价值。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不能贴近商业市场，犹如任何一种植物一旦经过人工培植，原来的野生特性就会发生改变；然而文化生态环境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维护其存在和发展，一旦将文化生态环境视为无价值的、可无限利用的“公共所有资源”（commonresources），文化生态环境必然面临因“竭泽而渔”而带来的可怕后果[5]。事实上，“文化生态补偿”这样的提法，已经将这种矛盾关系表达出来了。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正是需要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深入思考的。
（二）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现实依据
文化生态补偿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职能手段和市场机制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维护和修复。何谓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目前，对于文化生态，无论是学者研究，还是官方言论，基本上没有用使用“文化生态补偿”一说，而使用的是“文化生态保护”这样的提法。
文化生态保护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必须实现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为此，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部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
迄今为止，经文化部批准建设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15个，它们分别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福建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安徽省、江西省）、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广东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浙江省）、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西省）、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东省）、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江西省）、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贵州省）。
在15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地处连片特困地区的只有4个，即：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而国家目前划定的连片特困地区有14个。这意味着，国家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要考量从沿海至内陆地区的文化区域分布，并综合宗教、艺术、民俗、政治等因素，做代表性的选择。不难看出，现行国家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并未特别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这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并不具备政策优势。
连片特困地区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文化生态，都是极其脆弱的，其脆弱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样的地区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单纯的行政措施和生态伦理倡导都是收效甚微的。事实上，某些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已发生变异和萎缩。结合国家现行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和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现状，建立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文化生态补偿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五、结语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大小凉山彝区的贫困是“原始的贫困”，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原始，所以贫困；因为贫困，所以保持着文化上的原始性（即我们常说的“原生态”）。我们除了用文化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文化原生态，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谁为“原始的贫困”买单？“保护文化生态”与“发展区域经济”原本就是一对矛盾，其中的二律背反，使得“保护”与“发展”成为超越行政手段和生态伦理倡导的两难话语。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简单地谈“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将自然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相结合，设计文化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相应机制，方能推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M].郭凡，邹和，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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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俊，冷志明，丁建军.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报告.[EB/OL].cn/tech/zhuati/wyh/2008-02/26/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并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自此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保护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了“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而如何建设好实验区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理论需要加紧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尺度及其进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指出，生态学理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学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主要研究文化系统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以及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3]。美国地理学家苏尔开创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既要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也要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论，即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4]。
文化生态理论的提出来自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对于早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区”进行，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较大拓展，影响也相应扩大，而我国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研究和构建显得薄弱，应用研究却走在前面[6]。
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适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确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范畴的基础。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又可指某一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7]。根据文化生态现象的时空表现和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二、宏观研究尺度：
文化多样性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者强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存在状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等内容。
第一，生态系统论。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对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具有结构。她认为，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觉[8]。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9，10]，具有生态性[11，12]，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论。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人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4]，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6]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它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8]。
从宏观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19]。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保护；二是某个民族的某类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项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应注意做好“保护和建构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适应机制、建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制、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观研究尺度：
区域文化生态研究把文化生态作为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给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对特定区域空间文化生态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区域文化生态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区域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够应用于任何文化-环境区域的普遍原则。对区域文化生态调查可分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物质文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运用某种特定技术来开发某一地区时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开发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21]。可见，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关键是与生产手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司马云杰也认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是人类文化行为，研究环境适应的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学认为，任何文化都带有该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印痕[23]。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24]。江金波以此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25]。角媛梅认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与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系统，其由森林生态子系统、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统和梯田生态子系统所构成，在空间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结构[26]。
（二）外因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
旅游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是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旅游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业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27]。张中波以丽江古城为例认为，旅游开发导致古城文化生态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氛围的加重和文化氛围减弱等[28]。李文兵认为，在旅游背景下，经营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的三个切入点，文化生态演变路径为社区旅游参与-物质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文化生态演变趋势为：（1）物质文化演变表现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间转换，古村落经济结构转换，（2）精神文化演变趋势表现为宗族文化，（3）风水文化的相关仪式以及传统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4）制度文化演变表现为建立在现代法制基础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强，民主氛围增加[29]。四川白马地区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大众旅游开发模式会给自然和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较大冲击[30]。
对于文化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学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次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再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31，32]。王维艳等认为，泸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现出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33]。
刘壮讨论了地震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羌族生活、生产方式、民众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影响[34]。苑焕乔认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传统意识淡漠，使得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35]。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实践。它的建设，是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和民间信仰以及诸多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落空间予以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的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传承[36]，这是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37]。应在多层面整体推进：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38]。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对抗“现代性”的当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觉，需要在无形的制度建设和有形的技术支撑下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39]。要把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40]。然而，在文化生态区保护过程中，文化主体存在若干问题：传统生活不复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传承人的危机、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主体保护[41]。
（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联[42]。杨建华等将西南文化生态圈内的诸多文化群落分别划入到相应的亚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丛、文化生态簇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层级体系之中[43]。学者们提出了若干保护方略，如“文化生态园”模式[44]、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45]、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等。以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国内越来越多。但生态博物馆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原住民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尹绍亭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自主经营、管理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46]。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两个成功模式：一个依托景区的发展模式（贵州仙人洞村），一个是原生态文化村寨的发展模式（云南南碱傣寨），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寨特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47]。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48]。四、微观研究尺度：
文化生态因子研究对具体文化因子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迁予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各种民俗、民间工艺、传统音乐、口头传说等都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对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浩瀚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49]。潘鲁生等倡议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设立文化旅游的景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吸引民众参与，体验民间生产、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都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因此应从河洛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考察寻求保护策略[51]。挑担、砍柴、走纸寮作为闽西传统时期的主要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劳动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52]。客家“好歌”文化生态变迁：形式由集体性的山间劳动变成娱乐休闲；内容由爱情生活变为现代化发展；方式由即兴演唱发展到专业化创作；以及多媒体技术运用、团体组织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现形式丰富，并融入文艺创作、民族旅游，但这种变迁丧失了固有的独特韵味[53]。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个方面，为云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认为，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对其保护主要有三种观点：（1）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用“博物馆式”方式保护；（2）对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保护，走市场化道路；（3）对于有些口头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据其形态特征决定特殊的保护方法，即活态传承[55]。
对于微观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开发[56]、“师徒父子”传承[57]的方式，还有一些针对某项文化事项的具体研究，如对“唱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发展和创新[58]、对上党梆子要保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59]、洮岷地区“花儿”的文化空间保护[60]、非文字生活世界发掘[61]、女书及女书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保护等[62]。
五、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简评
（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应以宏观尺度为指导，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宏观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现实的空间内和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开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审视文化生态研究的三个尺度，笔者认为，应该以宏观尺度为指导，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基本立足点。其原因如下：一是遵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原始内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态保护对象是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文化生态保护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居民才能真正参与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三是现实需要。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从整体出发的文化生态保护，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因此，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具体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文化生态保护原则
文化生态保护强调三个原则：（1）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整体性首先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即并不单纯保护文化的符号、语言、规范等，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既涉及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其次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针对性：区域文化生态差异性明显，环境和文化生存之间的互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保护。首先应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态开展类型化研究和保护。如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针对具体文化因子开展个别化研究和保护。区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因此，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保护方略。（3）参与性：文化生态保护的主体是生产、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社区居民，也是保证文化活态生存、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的基础。应加强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参与意愿、参与路径等内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态可持续利用
一是应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对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类遗产应优先开发；对工艺、美术类等生产性遗产重点开发；进行产业化开发，对仪式、节事、习俗类制度性遗产控制开发。
二是应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旅游开发可能会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如过度性开发、商业化污染、社区参与不足、居民迁移、文化涵化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就是供旅游者观赏游玩的旅游规划区，“后台”就是远离旅游者的规划控制区，目的是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的传承，严格控制开发。
（四）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汇集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哲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旅游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各学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参见图1）。图1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学科分布图
因此，研究方法也应呈现多学科特点。文化生态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随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概言之，文化生态系统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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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藏区；文化产业；旅游发展
一、云南旅游文化产业和藏族文化产业的相关文献综述
将云南旅游文化产业作为整体观之，刘晓静（云南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 昆明理工大学，2010）认为文化旅游已经成为云南省旅游的一个基本定位之一，文化在云南旅游中所占分量较重，云南旅游实现的总收入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文化创造的。唐玉萍（西部民族旅游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以云南丽江为例[D].云南师范大学，2007）通过丽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实证研究，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有利于两大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其互动发展的多样化途径正如食物链的多样化一样是互动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王小会（提升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对策研究[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年15期）认为云南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是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优势，影响它在云南经济产业中的地位，因此有必要提升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冯昆思（试论云南历史名人旅游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D].中央民族大学，2003）从分析历史名人旅游资源被破坏的原因入手，名人资源如何进行保护；并借鉴国内外对历史名人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成功事例，对云南省的历史名人资源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保护与开发策略，使名人在旅游业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同时不同区域的藏族文化产业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罗莉（藏族文化产业的定位与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06期）认为藏族文化产业不仅在我国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推动我国藏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藏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是传统与现代并重。罗松战德（藏族文化产业初探――以北京地区为视角[D].中央民族大学，2009）以北京地区藏族文化产业发展之范式为蓝本，对当今国内藏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探寻藏族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之路，即包括以旅游业推动藏族文化产业发展、增加旅游商品和旅游服务的文化含量、加快经营性文化资产重组、建立文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体系等。昊鹏（四川藏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1年01期）认为在四川藏区文化产业发展中，体现四川藏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土壤；展示四川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民居、村落、寺庙等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记忆和传承四川藏民族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
二、云南藏区的文化产业与旅游发展的相关文献综述
（一）云南藏区宗教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文化和旅游是不可分割的，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有着旅游的表现功能，两者不能截然分开。文化为旅游业提供了历史、生态、宗教、艺术等可利用资源；同时旅游的发展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而在云南藏区，宗教文化正是藏区旅游重要组成部分。李志农（云南迪庆藏区宗教关系探索[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8年00期）认为在宗教关系上，自近代以来，云南藏区各种宗教和睦相处，逐步形成了独具云南藏区个性特色的和谐的云南藏区宗教关系格局，这种诸神共荣、和睦共存的宗教关系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质特征。
旅游的发展也促进云南藏区的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这主要归因于是藏区的对当地生活方式有着深入的影响。例如：王群英、张鹰（论迪庆藏族节日歌舞文化[J].艺术研究，2006年01期）分析锅庄是一种古老的带有祭祀含意的传统歌舞，它的生产与巫术泛灵信仰，民族图腾崇拜密不可分；当国际国内旅游业的兴起，锅庄随着时代变迁成为一种广场歌舞，这种歌舞在节日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提高。翟辉（从传统民居中找寻地区主义建筑的“根”――以迪庆藏族民居为例[J].建筑学报，2000年11期）迪庆藏族地区的文化是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而经堂、中柱、神龛、水亭、“吉祥八宝”、玛尼旗以及浓艳的建筑装饰等都使迪庆藏族民居深深地打上了藏文化的烙印，连尼西“闪片房”中的厕所也首先是为念经的喇嘛准备的，而白塔、玛尼堆、转经筒等则是藏族村落中精神中心。朱海昆、刘芳芳（云南藏族门饰艺术的符号学解读[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认为云南藏族门饰不仅仅是对门的装饰和美化，更是藏族文化的一个缩影；门饰艺术中的装饰色彩、装饰图案和主要装饰构件体现出藏族的审美理想和宗教文化，具有传承并发展藏族文化的符号功能。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政府对民间文化保护的主动性。香格里拉藏族锅庄歌舞，藏族曲艺《格萨尔》说唱，傈僳族阿尺木刮歌舞，纳西族东巴造纸工艺技术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李晓翠.香格里拉县推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N].云南政协报，2009-06-02 （002））。格里拉县政府将香格里拉县藏族服饰，香格里拉县纳西族纺麻技艺，藏医传承人向・初称江楚和藏族民间工艺“哔垫”传承人张继王4个项目列入第二批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名录（和金莲，李晓翠.香格里拉县积极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N].云南经济日报，2009-05-30 （B01））。
（二）文化产业视野下云南藏区旅游发展的层次
文化产业与旅游景区的发展―梅里雪山
梅里雪山作为香格里拉的核心景区，学者们已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一部分是关于自然景观管理与环境保护的论述：李铁松（梅里雪山明永冰川旅游资源的优势及可持续发展[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04期）、李燕兰和白丁（旅游业：近虑与远忧――梅里冰川旅游产业发展进程的启示[J].创造，2001年04期）建议当地旅游开发和管理部门应树立可持续发展思路或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发展冰川旅游度假区、高山生态示范区、冰川旅游产业。银淑华（论香格里拉核心旅游区梅里雪山旅游开发的几个问题[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05期）围绕梅里雪山旅游区的开发从宏观发展条件、设计定位以及形象传播三方面进行论述。郭山（脆弱生态区域旅游开发的景观生态学思考――以德钦梅里雪山生态旅游区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05期）运用景观生态学，把斑块、廊道、基质这三类景观要素及其三元网络结构引入生态旅游区的开发建设规划；并对景观管理进行探讨，如鼓励当地社区积极参与景区保护和发展。（下转第200页）
（上接第198页）杨锐（梅里雪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过程和技术研究[J].中国园林，2007年04期）着重介绍梅里雪山景区总体规划的思路、流程、特点和所做的探索：资源保护等级光谱、三层次协同规划体系、管理政策分区规划、分区规划图则、解说规划及社区规划。易小力（香格里拉核心区梅里雪山的旅游开发与管理模式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针对梅里雪山存在的开发理念、开发举措、景区管理三方面问题，依据旅游规划与景区管理有关理论，创新性地提出旅游规划与景区管理相结合的模式――游客分流、管理分配、劳动分工，旨在为重要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管理提供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模式。马建忠等（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方法研究[J].林业调查规划，2010年03期）以梅里雪山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对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方法进行研究.认为保护行动规划方法中的保护对象的确定、威胁因子的分析、制定并实施保护策略、成效评估4个关键步骤是实现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逻辑方法。
梅里雪山的自然资源在藏区旅游业中的价值举足轻重，但就文化产业来说，必须关注人文因素，尤其是藏族传统道德规范与社区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由于藏族道德的平等思想的精神基础和思想来源是，因而其众生平等的思想也就在藏族人民的心中扎根，而形成普遍的公正直、公正无私的个体实践精神和社会律法依据，从而形成了藏民们的刚直不阿、公正无私的、利众献身、不畏的人格力量。”[1]梅里雪山的雨崩村村民正是具备这样 “公平”思想和提供社区参与的旅游方式，也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陈飙、杨桂华（梅里雪山旅游社区参与的组织形式与分配制度[J].思想战线，2008年03期）指出雨崩村推行的通过家长会议制确立下来的“轮换制――马帮服务的组织形式”和“代税制――住宿服务的分配制度”，反映出村民平等参与、平均受益的旅游参与原则。保继刚、孙九霞（雨崩村社区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旅游论坛，2008年04期）分析雨崩村社区（含周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有4种主要方式，即食宿接待、马匹租用、向导服务和环境卫生管理。其次雨崩村实施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享的措施，控制了外来投资，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治增权，因此它已经发展成为社区自主、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旅游社区。陈志永、杨桂华（民族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区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以云南梅里雪山雨崩藏族社区为个案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02期）通过分析雨崩村个案，研究面对外来利益主体的介入时，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模式的适宜性，并分析这种模式是否能够在维护社区利益的同时，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刘相军、杨桂华（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变迁机理研究――以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为例[J].旅游论坛，2009年03期）对雨崩村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变迁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该项制度变迁机理分为隐性和显性两个方面：藏族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传统伦理道德“公平”价值观形成的隐性机理与雨崩村全体居民在“家长会”上围绕着“公平”这一藏族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进行的权力斗争形成的显性机理综合作用，导致雨崩村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不断变迁。
注释：
[1]唐代兴.人间道德：神性原则与世俗规范的统一――读《藏族道德》专论的伦理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03）.
[2]？ke Andersson. Creativ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1985：56.
[关键词] 学习；科研；服务；社区；实践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5）09（a）-004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d implement projects of "learning-research-serv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Methods The students from Grade 2010-2013 nursing junior college in Hu'nan University of Medicine were selected.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were used in the research. The practice projects of "learning-research-service" were constructed and implemented in nursing students and evaluated by the peers， students and social. Results ①Teachers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developed in practice. ②The nursing students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ir knowledge， skills and quality of students were improved in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learning abi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service consciousness. ③Employers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 excellent rate was 55.60% for the graduates from my school， good rate was 44.40%； 44.60% of the employer units thought the graduates from my school were qualified for the post work， 55.60% were competent for the job. Conclusion The practice activities of "learning-research-service" are useful for nursing students to improve community nursing skills and professionalism， self-learning ability，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Key words] Learning； Scientific； Service； Community； Practice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大力发展社区护理，为社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社区护理服务，是适应时展和满足社区居民医疗保健需求的必然趋势。《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5年）》[1]指出，到2015年，在基层从事工作的护士要达到30 万人，其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比达到1∶1～1∶1.5。社区护理不同于临床护理，要求护理人员不仅要具备较全面的专业护理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具备公共卫生知识和技能以及一定的社会人文知识。而调查显示，我国社区护士不仅在数量上显著不足，不能有效满足居民健康需求，很多正在从事社区卫生服务的社区护士自身也存在社区综合护理知识与技能、社区护理管理能力、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等的欠缺[2-3]。构建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社区护理人才的教育理论体系，为地方培养提供符合社区人群健康服务需求的社区卫生服务人才，是当前地方护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4-5]。社区护理是融合实践性、独立性、合作性为一体的学科体系，社区护理人才的培养需要走出学校，深入社区，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目标，适应社会需求[6-9]。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社区护理教育理念和方法[10-19]，构建了“学习-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实践活动项目，并在湖南医药学院（以下简称“我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受到了师生的好评，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示范作用。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校大专2010～2013级护理专业学生（以下简称“护生”），实施“学习-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一系列社区实践项目。采取学生自愿报名与教师面试挑选相结合的方式，每次社区实践项目选取30～50名护生。
1.2 方法
1.2.1 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文献，建立研究假设、目标和设计调查问卷。
1.2.2 调查研究法
结合文献资料和专家咨询，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制健康调查问卷，在实践活动中对服务对象进行健康状况调查。
1.2.3 实证研究法
在我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一系列“学习-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实践项目，评价教学效果。
1.2.4 评价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从带教老师、护生和用人单位多方面对教学改革进行评价。
1.3 设计思路
1.3.1 在实践项目中的融入“学习-科研-服务”能力培养
1.3.1.1 学习方面 提前2～4周让学生自己查阅文献，制作社区健康教育宣传单、PPT课件，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社区中应用学的知识和技能，对社区重点人群开展社区护理工作，评估期健康状况，并根据存在的健康问题，实施护理措施和进行社区健康宣教。学生在真正的社区和现实社会中体会沟通交流、人文关怀、护理专业技能等的重要性，体会社区护士的责任感和社区护理工作的意义。
1.3.1.2 科研方面 活动前1个月，让学生广泛查阅文献，确定研究问题，制作调查问卷，开展社区调研，如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并开展了“老年公寓老年人健康调查问卷”、“老年人保健品使用的调查问卷”等，并开展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可进一步进行统计学分析、撰写课题标书或学术论文，学生的科研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校30名护生主持或参与了湖南医药学院“大挑杯”课外科技作品10项，完成了课题的设计、实施、分析和总结，撰写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
1.3.1.3 社会服务 怀化市部分中小学没有专业的全科医生或社区护士，学生的健康知识与技能比较欠缺；怀化市老年公寓尽管物理环境较好，电视、空调等设施齐全，但是居住的老年人还是非常希望有社会上更多的人来看望他们、关心他们。为此，我校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带领学生前往宏宇小学、老年公寓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进行健康知识宣传，提高小学生的健康意识和技能，给老年人送温暖。
1.3.2 项目设计
针对怀化市社区卫生服务现状，结合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我们构建了针对不同人群、家庭的社区实践项目，如老年公寓、社会福利院、中小学、慢性病患者的家庭访视、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
1.3.2.1 怀化市老年公寓社区实践项目 全体护生以自愿报名的方式，挑选了45名优秀的护生，前往怀化市老年公寓开展社会服务实践活动，活动前制订了详细的活动计划，要求学生自制健康宣传册、调查问卷，进行社区评估、诊断、制订计划并实施护理措施，进行健康宣教，并完成问卷调查、心得体会等。
1.3.2.2 怀化市宏宇小学社区实践项目 全体护生以自愿报名的方式，挑选了39名优秀的护生，前往怀化市宏宇小学开展社会服务实践活动，活动前制订了详细的活动计划，要求学生自制健康教育PPT和讲稿，活动内容主要有护生以社区护士的身份对小学生进行健康知识讲课、健康教育及问卷调查等，活动完成后上交问卷调查、心得体会等。
1.3.2.3 以我校校园为社区的家庭访视实践项目 要求大专社区护理方向学生利用周末，以我校校园作为社区，以我校的退休教师作为方式对象，3～5人为一组，自主选择1名退休教师家庭开展社区家庭访视，进行家庭健康评估、健康教育及问卷调查等。对于有健康问题的家庭，不仅开展评估性家访，还定期实施连续性家访，不断发现问题、修订和完善护理计划，评价效果。
2 结果
自2011年起在我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了一系列融“学习-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社会服务活动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达到知识、技能、素质的提升，培养科研意识，感受社区护理的工作意义，体会社区护士的重大责任和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实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全面提高。
2.1 同行评价
通过对带教老师进行自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00%教师评价社区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建议这种实践活动项目可以多开展，在普通护理专业学生中推广。
2.2 社会评价
2013年通过对长沙、重庆、广州、广西、怀化等5个方向就业学生较多的就业单位进行跟踪问卷调查。实发问卷25份，回收有效问卷18份。18家单位均表示我校护理专业毕业生在理论、实践、综合素质等方面较优秀，会继续录用我们的学生；对我校毕业生总体评价优秀率为55.60%，良好率为44.40%；44.60%的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均能胜任岗位工作，55.60%的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大部分能胜任岗位工作。见表1。
2.3 学生评价
一系列融“学习-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社会服务活动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达到知识、技能、素质的提升，培养科研意识，感受社区护理的工作意义，体会社区护士的重大责任和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实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全面提高。学生评教评学每位带教老师均为优秀（90分以上）。
2.4 学生感受
通过分析、整理学生上交的心得体会，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社区实践活动的开展，让他们受益匪浅，不仅扩展了知识面，还学到了更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有的学生说：“我第一次战胜了我自己，克服了自己站在讲台上不紧张，我还懂得了和小学生交流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有的学生在活动刚结束，就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再来宏宇小学啊？这些小学生真是太可爱、太热情了，我真舍不得他们，希望还有机会再来！”在老年公寓实践活动中，有2名学生因为太投入，甚至错过了集体返校的时间，她们后来说：“老师，养老院的老年人，真的太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温暖，您不知道，老奶奶把她的一大把水果糖给我们的时候，紧紧拉住我们的手，说欢迎我们常去坐坐，我们真是很感动！”
2.5 撰写及
近3年来，护生每人都撰写了护理综述或调研报告，其中每年有5～10名学生撰写的学术于《护理研究》、《中国实用护理杂志》等杂志上。
2.6 获奖情况
近3年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护理专业学生共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研究项目、湖南省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湖南省大学生创业项目10余项，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及金奖、铜奖等。
3 讨论
“学习-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实践活动项目的构建与实施，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社区护理技能和职业素养、科研能力、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提高了我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3.1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
护理工作直接面对的人，是维系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最后保障，其专业特性要求护士必须懂得理解人、关怀人，而这正是当前医学护理模式转变对护理教育提出的重要问题。社区实践活动项目的开展，为护理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学生走出学校来到社区，接触不同层面的服务对象，在服务中体会护理的价值，体会护理服务对象不应该局限于患者，更重要的是维系社区居民的健康。
在社区实践活动中，护生需要与社区服务对象沟通交流、评估健康状况、开展健康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同时也会发现自己知识储备不足，产生强烈的学习动力与学习兴趣； 同时，护理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参与社区实践活动，也开阔了护理教育教学思路与理念，如何培养适应现代护理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的护理人才，并进一步思考如何改革护理教学的方法、内容甚至教学体系。
3.2 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
集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综合性的服务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实践，为提高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提供了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广阔舞台。通过社区实践锻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观察社区人群的健康问题，进行护理研究的初步尝试。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学会了护理研究调查表格的设计、项目的申报、开题与结题报告的书写等，培养了从事护理科研的初步能力。3年来，学生针对社区常见病、慢性病的特点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利用社会实践活动完成了多项课题项目和问卷调查。2013年我系学生参加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作品大赛获得一等奖，2014年度护理专业学生主持的6项课题获得湖南医药学院“大挑杯” 课外科技作品立项，其中1项已被选送参加湖南省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大赛，并在《护理研究》、《护理学杂志》、《中华护理教育》等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3.3 培养了学生“社会服务”的意识
“学习-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实践活动项目构建与实施，突破了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护理教学实践体系，创新了社区护理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的新途径，护理学生深入社区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的预防保健工作，实现了高等学校“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培养了护理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学生深入到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和老年人亲切交谈，为老年人进行健康评估和问卷调查，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社区护理技能，也更深刻体会到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为制订护理干预、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奠定了基础，是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的迫切需要[10-19]。经过多次参与社区实践活动，学生既能适应医院临床护理的工作，也能很快适应医院所负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备受用人单位的青睐，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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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急诊病人；社区护理需求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0016—02
社区护理是指综合应用护理学和公共卫生学的理论与技术，以社区为基础、以人群为对象、以服务为中心，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融于护理学中，并以促进和维持人群健康为最终目的，提供连续的、动态的和综合的护理专业服务[1]。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病人将向社区转移[2]，城市居民80%以上的医疗问题应在社区解决[3]。而急诊病人不同于住院病人，其在疾病急性期之后，对社区护理的需求更高，本研究通过对急诊病人进行调查，了解其对社区护理服务需求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总结，从而为急诊病人的社区护理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2013年5月～6月就诊的急诊科病人122例，入选标准为意识清楚，表达清晰，年龄18～60岁，其中男58例，女64例，年龄18～30岁21例，30岁～40岁17例，40岁～50岁27例，50～60岁57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42例，高中、中专33例，大专及以上47例，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30例。医保类型：自费27例，社会医疗保险86例，公费7例，其他2例。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医疗保险情况等；第二部分为对社区护理服务内容需求的调查，服务内容根据文献研究及社区实地考察确定，由病人逐一对每个项目是否需要在家庭环境中开展做出选择；第三部分为开放性问题，包括对拟定内容的补充及对现有社区护理的意见或建议。
1.2.2 调查方法 随机抽取符合入选条件的对象，调查前先征得同意，调查员说明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及要求，对不识字或不方便填写的病人，由病人口述调查员代为填写，发放问卷122份，回收有效问卷122份。
1.2.3 统计学方法 用Excel2003和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和处理，并进行统计描述及Logisti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病人疾病状况 （表 1）
3 讨论
3.1 针对性开展社区健康教育工作，完善护理服务内容 表1显示，社区护理服务需要开展率居前5位的服务项目为健康咨询，饮食指导，康复训练指导，血压监测和测量仪器使用指导，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内容上，近几年我国健康教育开展迅速深入且形式多样化，效果显著，由医院转向社区，面向整个人群的社区健康教育，已成为社区护理的主要内容[4]，但目前社区护士所具有的理论知识和技能难以承担整个人群的健康促进工作[5]，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弱势群体如妇女、慢性病病人等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在健康教育方法上，护理人员应考虑到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可采用观看录像，讲座或发放宣传单等多种方式。
3.2完善社区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 在开放性问题调查中，大部分病人表示对社区护理水平不放心，对社区医生护士不信任，结合我国卫生服务资源不足的国情，表明卫生服务的重心应逐渐由医院向社区转移，卫生部及社区卫生服务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尽早建立社区护士职业资格认定制度，建立健全的考核制度，提高社区护理人员素质；并科学地管理社区护理质量，规范社区护理服务，确保社区居民能够接受到高水平的社区护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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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护生;社区护理;认知
[中图分类号] R47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3(b)-126-02
2009年3月笔者对2005级5年制高护学生进行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了解高职护生对社区护理的认知情况,并分析总结,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2005级高护1～5班,每班随机抽取22名,共110名护生,全部为女性,年龄19～22岁。她们均于2008年下学期学习过《社区护理学》。
1.2 方法
2009年3月笔者对2005级5年制高护学生进行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分为10个项目,每项分熟悉、部分熟悉和不熟悉3个等级并赋予10、5、0分,项目平均得分越低表明对社区护理认知越差。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10份,回收率为100%。针对调查结果对每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2 结果
高职护生社区护理认知情况,见表1。
3 讨论
3.1 结果分析
3.1.1 学生对社区护理的重要性的认识问卷第3、10项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学生均熟悉或部分熟悉社区护理的意义,但78.2%的学生部分熟悉或不熟悉其在实习中的重要性,只有21.8%的学生熟悉其在实习中的重要性。从表中第9项可以看出有83.6%的学生熟悉或部分熟悉社区护理的作用与地位,但对社区护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片面地认为护士只掌握临床护理操作技能即可,对社区护理是现代整体护理的一部分认识不足。
3.1.2 学生对社区护理的对象、涵义、工作目标与工作地点基本熟悉 从表1中第1、2、5、6项的得分可以看出(平均得分均超过6.3分),学生对社区护理的对象、涵义、工作目标与工作地点4项内容基本熟悉。被调查的学生80.0%能说出社区护理对象、涵义、工作目标与地点,即以社区人群为服务对象,深入社区进行健康知识教育,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减少或预防疾病的发生,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
3.1.3 学生对社区护理的步骤、工作方法、技术与手段等知识掌握不系统表1中第4、7、8项得分较低,分别为4.6、7.4、5.7分,反映出学生对如何正确开展社区护理不甚了解,没有系统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有些学生片面地认为社区护理就是对社区人群进行计划免疫和健康教育,不知道在社区护理工作中也可以运用护理程序的方法,对社区护理的基本步骤缺乏认识,这说明学生在学习《社区护理学》的过程中接受的社区护理知识是不完整、不系统的。
3.2 原因
3.2.1 学生对社区护理认识不够大多数学生认为护理工作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临床护理,即是给患者打针、配药和其他一些临床护理操作,没有认识到为社区人群提供社区护理也是护理工作的一部分,社区护理是现代整体护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加上在学习《社区护理学》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比较抽象、空洞和枯燥,不像内、外、儿科等临床护理课程的具体、形象,因此学习起来不易理解,觉得乏味。学习热情不高、兴趣不浓,势必影响学习效果。
3.2.2 社区护理教学模式尚未成熟我国社区护理起步晚,特别是高职医药院校的社区护理教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距今也只不过10多年时间。社区护理教育尚未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3.2.3 师资不足由于社区护理缺乏一定的社会认可和理解,从事社区护理教育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在本院社区护理的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2 000。同时,社区护理教育工作者的社区实践经验不够等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3.2.4 缺乏社区护理实习基地由于没有社区护理实习基地,学生学习社区护理理论知识的同时难以将理论应用到社区护理实践中,学生只有抽象、空洞的理论知识,且易忘记。
3.3 对策
3.3.1 提高高职护生对社区护理重要性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要透彻讲解社区护理与临床护理的相互关系,及我国现行医疗卫生政策和社区护理发展方向。使他们能够清楚社区护理离不开传统的医疗临床护理,是现代整体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社区护理与临床护理又有所区别,即社区护理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护理[1],侧重疾病的预防,减少疾病和残障的发生。最终使学生能端正学习态度,把学好社区护理作为一种自觉行为。
3.3.2 加强师资力量加强社区护理的宣传力度,完善社区护理的相关政策,吸引大批有社区护理实践经验的护理工作者从事社区护理教学工作[2-3]。
3.3.3 深化社区护理教学改革改革社区护理教学内容,讲授的理论知识尽可能贴近社区实际案例,避免空洞说教[4]。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对社区护理的兴趣。
3.3.4 强化社区护理知识系统讲授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并掌握社区护理的步骤、工作方法、技术与手段等知识,使学生熟悉社区护理是以健康为中心,以社区人群为对象,以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为目标[5-6],把公共卫生学和护理学理论相结合的一门综合学科。
3.3.5建立社区护理实习基地开展社区护理是一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过程,应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训练。
4 结论
通过对5年制高职护生在学完《社区护理学》后,对社区护理知识掌握情况的调查,发现护生对社区护理重视不够,理论知识和相关技能不很熟悉。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在以后的社区护理教学中采取相应的对策,使护生接受更加系统、完整的社区护理知识教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区护理的重要性,掌握社区护理相关知识和技能,以便毕业后能在医院、社区等不同的工作岗位胜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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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村寨；“双预”问题；旅游开发；预警原则
中图分类号：F5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3-0136-04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旅游业方兴未艾。彼时，理论界和实业界大多乐观地认为旅游是无烟产业、绿色产业和朝阳产业。学者们针对国内东部地区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到处奔走疾呼，但是对西部旅游业发展造成的文化环境污染、文化生态的破坏问题却重视不够，或者认为无伤大雅，甚至认为可以先把GDP搞上去再来关心这个问题。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规划、政策，少有针对旅游带来的文化“污染”、文化破坏问题的解决措施。后来，经历了实践的惨痛教训，理论界逐渐意识到旅游业作为一个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的产业，也会有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的污染、破坏问题，于是，开始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然而，大多的研究只是分析民族村寨进行旅游开发后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属于事后研究，对于旅游预开发民族村寨文化保护预警的“双预”问题的研究则鲜有涉及。民族村寨的“双预”问题研究，依旧是理论界的一个盲区。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村寨的“双预”问题指的是旅游预开发民族村寨的文化保护预警问题。旅游预开发民族村寨，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政府旅游开发的日程表，但由于经费没有到位，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等缺乏完整配套，尚未被开发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预警，指的是在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旅游者冲击之前能够预先发出警报，从而防范和制止文化庸俗化、低俗化和同质化的工作机制。文化保护预警通过对情报信息的把握运用，警示旅游开发主体①加强防范工作，增强主动性和针对性。其根本目的在于超前反馈、及时布置、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是等到出现问题时才手忙脚乱地喊着解决问题。
目前，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拟采取的对策、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的关系等方面，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研究，亦有针对某民族村寨微观的个案研究，但基本上属于事后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与价值。针对旅游预开发民族村寨的文化保护预警问题的研究仅有两篇论文：一是肖坤冰（2012年）以四川汶川县阿尔村的羌族文化旅游开发为案例，对民族旅游预开发地区的文化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推测出可能性前兆，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低民族文化可能遭受的破坏，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1]。二是张中奎（2014年）的研究认为，以往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旅游开发比较成熟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方面，而对于旅游预开发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预警研究关注不够，而这一领域的研究恰恰具有重要的价值[2]。这两篇论文关注的是旅游预开发地区文化保护预警研究的对策和研究价值问题，本文的视角则是选择有代表性的旅游预开发民族村寨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保护的若干预警原则。希望民族村寨在今后的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这些原则，做好事前控制，避免重蹈覆辙，以保证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
二、“双预”民族村寨的开发原则
按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②的划分，本文关注的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榕江县大利村和荔波县水利大寨三个民族村寨属于旅游探查阶段，没有特别的旅游设施，只有零散的背包客光顾，其自然和社会环境未因旅游而发展变化；贵州六枝特区陇嘎村、四川汶川县阿尔村则处于旅游探查与参与阶段之间，旅游者有所增加，旅游活动开始变得有组织、有规律，当地人为旅游者提供一些简陋的膳宿设施，地方政府被迫改善设施与交通状况[1]。通过对五个民族村寨的现状描述和预警研究，我们认为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检验，制定必要的文化保护预警原则势在必行。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降低旅游开发给旅游地民族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旅游地刚经历探查和参与阶段，在发展阶段停留的时间过短，就很快进入到停滞和衰落阶段。
（一）贯彻依法保护的原则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文化遗产，都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创造和保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不但是各个民族的、各个国家的，而且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因此，需要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定，把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的自由等。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总第195期）张中奎：预警原则：民族村寨旅游预开发的实证研究
但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理论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保护需要专门的法律作为保障。早在十年前宋才发（2004年）就主张应当尽快制订并出台一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3]。但直至今天，尚未出台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只是各省陆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法律法规。
以当下民族旅游开发较为火热的贵州为例，在旅游开发和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上基本上还是有法可依的，关键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③，且相关法律法规不统一、不健全、不明确，导致执行难。例如，《贵州省旅游业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依法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严格防治污染。”但该条例并未明确如果旅游经营者破坏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相关法律条文的空白与遗漏，导致实际操作中出现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资源破坏同步进行的现象。因此，今后在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实践操作中，可根据实际情况新建一些法律法规，或者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树立民族文化保护风险意识优先的原则
中国广大的西部民族地区，其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本省的汉族地区，其现代化模式属于后发型、外生型和赶超型。这些地区的政府和人民是在认识到自身与外部世界巨大经济文化差距后才开始积极探寻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是在谋发展、谋赶超的强烈意识驱动下进行的民族旅游开发。但在开发过程中如果盲目地认为“这问题，那问题，不发展才是大问题；发展了出现问题也是小问题”④，忽略乃至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来发展旅游则是错误的。
旅游产业是一种高依附性和脆弱性的产业。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不应单方面宣传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也应该充分意识到旅游行业的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并鼓励旅游开发区保留和发展传统的生计生存方式，从而在市场波动中储备风险转移的能力。
（三）注重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同步互动的原则
旅游对于民族文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备，利则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弊则可能破坏民族文化。因此，妥善处理好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的互动关系是首要问题之一。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应当力求做到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促开发，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在实际操作中，就是要把握旅游开发的“度”，即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开发究竟到什么样的程度合适，或者说什么程度的旅游开发能够既使当地人获益又能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为了防止民族文化的开发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民族文化的开发，但不是把民族文化封存起来，装进博物馆，而是进行动态的、发展式的保护，通过继承和应用，使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四）坚持“社区参与、社区优先受益”的原则
通过梳理民族村寨文化变迁的脉络和规律，并引入“民族文化所有权”、“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探讨如何在保证民族文化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保持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以达到让民族村寨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与国家和地方精英阶层主要着眼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不同，对于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老百姓，民族文化保护的驱动力主要是物质利益，特别是“吹糠见米”的经济收益。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参与式发展的主体是少数民族群众，他们既担负着保护、传承、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又是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如果少数民族群众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参与民族文化保护行动的积极性。当前，很多人都在外打工，村寨的活力都丧失了，传统文化活动空间被打压，农业文明建立起来的制度被迅速地击溃，传统的道德模式行为在快速地消失。我们要推进村寨与农业文明协调发展，相应的自我管理能力应得到增强。重要的是维护村寨的传统文化，要有步骤地进行综合研究，有步骤地推进乡土文化重建[4]。
目前的民族旅游开发大都采用政企合作的方式，政府部门掌握资源，旅游企业掌握市场，这种搭配方式极易形成强势集团，忽略旅游地居民的诉求，从而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被边缘化，缺乏对旅游开发的话语权、主动权、选择权和控制权。许多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如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仅局限在上级主管部门、社会热心人士和乡土精英的单边努力上，而得不到其原生土壤的文化创造者即普通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很难真正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目标。在旅游开发的民族地区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激发他们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唤醒他们的文化自觉，促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提升。因此，民族旅游开发的原则之一是坚持“社区参与、社区优先受益”，让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并在一定条件下优先保证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
（五）努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的原则
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来开发的旅游品牌，应该在一定的时空内独具特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较强的市场吸引力。对于某一民族旅游地而言，它应该是能形成明显的旅游吸引物，并推动旅游地整体向前发展的旅游品牌。因此，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的发展定位应当注重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地域的整体性及区域旅游文化资源的互补性，有序地进行整合，实施全盘性开发，借助特色旅游文化品牌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如何树立民族品牌意识，将民族旅游形成产业，反过来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打造真正的民族旅游文化品牌村、精品村。首先，需要筛选确定具有区域特色性资源的民族村寨。例如，贵州控拜村是以银饰打造工艺作为主要的民族旅游特色，被誉为“苗族银匠村”，与附近西江千户苗寨展示苗族文化区别开来；水利大寨是以水族的头“卯”文化作为其文化亮点，与荔波大小七孔自然风光区别开来；大利村是以侗族大歌和古民居建筑文化作为其特色，与周围单纯以侗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村寨区别开来；陇嘎村的特色是作为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落脚点，居住着苗族支系中的“长角苗”⑤，苗族生态博物馆是其最大的旅游亮点。其次，品牌的开发建设要注意民族村寨点线面结合。每个少数民族在旅游开发的时候应深入挖掘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建设本民族的特色品牌，在省内外乃至世界上树立本民族的品牌形象。最后，要重视对民族村寨旅游文化商品的品牌建设。以贵州主要旅游纪念品苗银饰物为例，目前市场上尽管有许多品牌商店已经明确保证绝不售假，但部分小商家的店里假货充斥，导致“苗银”成为假货的代名词，其结果是游客望而止步，只看不买，大家生意都不好，集体成为“苗银”假货的受害者。因此，旅游商品首先要确保诚信，从而赢得游客青睐，并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是伴随着周边省份民族文化旅游的兴起而开始的，这些旅游预开发民族村寨只要总结兄弟民族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少走弯路，对于像贵州这样的旅游后发地区是有好处的。随着中国西部地区民族旅游魅力的增强，加之东部省份旅游开发市场日益饱和，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逐渐投向西部民族旅游开发市场。总结过去旅游开发的经验教训，大型旅游开发商清楚地认识到保护好民族文化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故会更规范、更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面对这种大好形势，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部门在旅游开发中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因此，旅游预开发民族村寨过程中必须树立文化保护预警意识，依法保护民族文化，注重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同步互动，坚持“社区参与、社区优先受益”，并努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才能把民族旅游做大做强，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旅游开发主体主要指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和当地村民。
②旅游周期理论最早于1980 年由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 提出，他将旅游地的发展过程概括为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落或复苏六个阶段。
③贵州先后出台有《贵州省旅游业管理条例》（2000年1月执行）、《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3年1月执行）、《贵州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07年12月执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2008年9月执行）、《贵州省旅游条例》（2012年1月执行）等法律法规。
④这是贵州榕江县城汽车站大转盘中央的宣传语（2012年2月28日所见）。
⑤这一苗族支系的妇女用一支木制长角以及亡故祖先的头发伴之以黑麻毛线束成发簪，装束极为奇特，被称为“长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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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认同 生态旅游
社区参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5C-
0044-02
一、中外研究综述
社区参与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的简称。在国外，社区参与理论主要由墨菲在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随之，西方学者将社区参与旅游作为一种旅游规划方法纳入研究视野。1980年，加拿大学者克劳德・莫林首次提到了社区参与生态与文化旅游的概念。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再次定义生态旅游，指出了它的两个重要内涵，即“负责任”的旅游和“维系当地人民生活”的旅游。2002年联合国“生态旅游年”，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主持召开了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会议提出“要使地方社区成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在国外学者所做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试图设计出有效的手段来鼓励居民参与旅游规划过程以及如何使当地旅游持续发展与社区持续受益得到平衡。在社区参与旅游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则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问题展开论述，有些研究方法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以分析我国的相关问题。
我国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着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互动关系，从社区参与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失衡，寻找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方案。保继刚、孙九霞将社区参与定义为：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体现社区对旅游发展的责任和对发展成果的分享。如何使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这一不可或缺的机制在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良性运行，国内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与论证，提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认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目前国内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和宏观的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二、文化认同对广西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影响
广西计划在“十二五”期间从旅游大省发展成为旅游强省，且将建设生态广西作为构建和谐广西的重要内容之一，出台的《生态广西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2011-2020年为全面建设和加快发展阶段，建设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资源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三个方面，其中六大领域的任务之一为建设生态文化体系。2012年5月至7月，广西组织县级住建、文化、财政等部门对区内的500多个村落开展了入村调查。经自治区专家评审组评审，确定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的传统村落195个。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首批国家传统村落名录，其中广西有39个村落入选。入选的39个村落中半数发展了生态旅游，并通过生态旅游的建设使得传统建筑风貌、村落格局得以保存，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得到活态传承，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的区别在于游客置身于自然生态场域进行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自然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和教育活动。因此更需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的文化认同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并由社区参与进来，在旅游活动的开展中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性，对环境的负影响保持在最小限度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基于文化认同的广西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
三、基于文化认同的广西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构建
生态旅游吸引物以自然环境为基础，而所有的自然环境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因此在生态旅游地，“文化”是以隐性或更多地是以显性的形态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文化也成了生态旅游吸引物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化认同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提出的， 后被其他学者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文化认同”理论随之也进入了旅游研究的视阈。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以同一感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的基本原则为：首先，当地社区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参与权、决策权，能参与到生态旅游设计、发展规划以及日常管理，并由当地社区反馈生态旅游开展的情况对环境承载的影响，以此作为生态旅游发展规模和程度的依据。其次，当地社区应为发展生态旅游的最大受益者。生态旅游收入大部分保留在当地社区，用于旅游造成的各种生态影响的补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再投入。通过非政府组织或社会公益组织建立社区发展基金， 提高当地社区的教育水平、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完善基础设施等。再次，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助于取缔原有的不符合生态保护的生产活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即是参与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中，从而在深层次上提高社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积极性，降低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消极影响。只有居民的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从而有效地整合与发挥社区自身的各种资源。
基于文化认同理论，从构成广西社区参与生态旅游行为的主要影响因子入手，构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当地社区居民+政府+专家学者+生态旅游文化传播中心+旅游经营者。每一个参与方都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当地社区居民是资源和劳动力的提供者，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动植物物种知识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作为地方文化的创造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保持着浓厚的族群特色，通晓地方文化内涵，文化的活态传承成为生态旅游不可或缺的旅游吸引物。鼓励和引导当地社区居民全方位参与生态旅游的发展将有效地保障生态旅游的原真性，让生态旅游者获得独特的体验。因此，生态旅游开发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居民的参与和保护意识。生态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
政府主要负责生态旅游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协调生态旅游项目和该地区其他项目的关系，协调旅游经营者和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提供市场研究和市场营销支持；在政策层面起重要作用，比如提供特许经营权、当地社区居民导游许可、为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企业出台减免或推迟税收等政策。
专家学者包括旅游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主要负责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生态旅游影响研究、建设项目的论证和评审等，以及创新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生态旅游文化传播中心作为一个咨询机构，成为文化传播、培训和技术援助的源泉。在广西这样的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省区，为避免盲目或过快开发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破坏，应从政府层面提供专项基金支持，或由政府搭台，吸引环境保护或文化保护NGO组织参与。一方面将当地生态旅游自然、人文资源进行整理和宣传，尤其是向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传递当地文化，引导他们尊重并认同当地文化；另一方面，组织当地社区居民参加有关生态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提高居民的旅游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开展居民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存技能的培训，尤其是对原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旅游经营者具有资金、商业运作、市场营销、旅游服务等方面的经验。通过资金投入、设施建设和市场开拓，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最具行动力。但由于经营者追求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最容易与当地社区居民发生摩擦，也最有可能违背生态旅游发展的初衷。
在这个模式构建中，文化认同是各参与者的黏合剂，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认同是一种资源博弈的工具，它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这种共识和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在社会层面上，文化认同以其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将人们整合进一个共同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化认同成为联系个体、维持群体结构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追求的是旅游业、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及区域振兴三者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它的合理运营与科学管理涉及当地社区居民、政府、专家学者、旅游经营者、社区精英等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构建，这些利益相关者存在明显的文化异质性，模式构建中强调当地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彰显社区精英的主导作用，加强专家学者的教育、培训及引导功能，政府从政策和监管层面开展指导，旅游经营者不局限于争夺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拓展其他间接收益的获取。而基于文化认同的决策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佳选择。文化认同可一定程度上规避经济利益差异对于各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影响和制约， 从而保障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实践的有效性。生态旅游文化传播中心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由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偏离的生态旅游发展的本真。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一个长期的、困难重重的过程，但却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参与不仅能够使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得以复归和保持，让文化认同凸显，从而萌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还能使我国的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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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2年广西高等学校科研立项项目（201204LX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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