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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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即将过去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100年。如果说，这100年起始于新闻传播的一次飞跃——从“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成，那么，世纪末则实现了另一次飞跃——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转变。这一次飞跃的意义较上一次更为深远，因为它已不仅是媒体自身形态的变化，它的变化还引起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应变革(或者说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一次飞跃被记录在新闻传播史中，第二次飞跃则被书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一、第一次飞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报纸，真正具有了大众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这种由量的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宣告了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顶峰(或曰“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先奏，而报业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
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小众化”(贵族化)而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已经具有了“大众化”倾向。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成熟，其报业发展也屡遭挫折。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将资产阶级报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亦即“大众化”报纸)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报纸日渐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味，且售价低廉，读者范围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进入成熟期，报业的经营、资本的流动、企业的竞争等均处于无序状态，保证报业正常发展的一些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大众化”只是具有初步的形态，其发展也十分不稳定。以美国为例。30年代初期美国先后有过34种售价一分钱的廉价报纸，其中约20种生存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即便是办得相当成功的廉价报纸，如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和纽约《论坛报》，其发行量也不过几万份，与后来的大众化报纸不可同日而语。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最终成为“经济上的强者”并掌握了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资本主义的舆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之后，资产阶级报业的发展才进入了黄金时期，“小众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完成。如同经济领域中“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的输出标志着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一样，新闻传播领域中由“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结，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它的顶峰。
第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封建限禁的取消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是近代大众报纸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大众化报纸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由等级会议演变而来的议会民主制首先在英国，继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这就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早在1644年，约翰·弥尔顿就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经过300余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将它确定下来，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言论自由的重要负载物——报刊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19世纪大众化的廉价报纸出现之后，尤其是19世纪末期报纸的“大众化”过程完成之后，言论出版自由才更多地由一种制度和理念进入实践层面，具有了现实意义。这一时期，报纸不再接收党派津贴而转为自由出版、独立经营，报社也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而享有了较为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和权。在内容方面，报纸以各类新闻为主，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有关各项事务的信息，并给包括各界人士在内的广大读者以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在此过程中，报纸作为“社会公器”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倡导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贯彻；与此同时，经过自身的实践，报界对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原则进行了补充、修正，使它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由此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第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报纸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报纸靠的是封建王朝的特许，政党统治时期的报纸靠的是党派资助，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为离开报纸拥有者的扶持和资助，它们就不能生存。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之时，它以19世纪“大众化”报纸的出现为起点。和以前的报纸不同，它们不再接受任何党派资助而实行企业化经营，以降低售价、刊登广告、扩大发行作为生存之道，由此而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竞争日趋激烈，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商家采取各种手段推介产品、扩大销量，在此过程中，作为大众信息载体的报纸愈发受到他们的青睐。于是，发行量大的报纸就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而广告又刺激报纸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赢得更多的读者，这样又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其结果是数额巨大的广告费源源而来，成为报纸的一项主要收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生产、资本集中过程的加剧，报纸上的广告越来越多，广告收入在报社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为例。该报大量刊登广告，大小广告共占报纸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在其总收入中，30%来自报纸发行，70%来自广告。广告“养活”了报纸，成为它的经济命脉；同时，通过刊登广告，推销产品，报纸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它启动消费，平衡供需，促进市场繁荣，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推动了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在封建社会，报纸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既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它也不过是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与普通民众无涉。工业革命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报纸的商品属性日渐突出，报业也由小生产的经营方式逐渐过渡到企业化管理，并日益成为一种有利可图且利润丰厚的资本主义行业。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报业资本迅速集中，出现了报业垄断组织“报团”，由此形成了媒介产业化的格局。媒介产业化的基本特征是：报业跨地区(以后是跨国界)经营，形成若干规模庞大的垄断集团；金融资本介入报业，通过控制新闻资源控制市场和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上个世纪之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垄断报团，如美国的斯克利普斯报团、赫斯特报团，英国的北岩报团，法国的普鲁沃斯特报团等等。到了20世纪末，这些报业集团更是滚动发展成为财力雄厚、多角延伸、跨国经营的媒介产业集团。例如，全球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在报刊、图书出版、音乐、电影和有线电视等领域全面出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世界第二大传媒公司迪斯尼公司不但拥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网、数字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和出版电影、图书和音像制品，还经营卡通玩具和大型游乐场等。
媒介的产业化是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大众化报刊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更为雄厚的资金和更大的规模。这是因为，产业化是各种资源的优化和强化，它有助于报社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有助于报纸稳定售价，扩大发行，争取到更多的广告；有助于报业经营者集中监控，统一管理。而这些正是大众化报刊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小众化”到“大众化”的飞跃，带动了传媒业的勃兴，使它在之后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广播、电视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由以印刷媒介为主的时代进入了印刷媒体与电子传媒并驾齐驱的时代。受众的面更广了，传播速度更快了。70年代末期，卫星直播电视出现(80年代初进入实用阶段)。卫星电视的出现在新闻传播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地扩展了信息传播的能力，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洲与洲之间的节目交换和传播可以即时进行。90年代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地面电视都在加速实现数字化。数字广播电视使卫星新闻采集、覆盖范围大大拓展，同时使费用降低，操作简便。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这无疑是重大的一步。
从印刷媒体到电子传媒，从单一的电波信号到高科技的数字化技术，其中的每一步都称得上是一次飞跃。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它们都是大众媒体，都是对“大众化”不同程度的演绎和拓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播；传播的单向性和信息反馈的不确定性。直到这个世纪之交“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大众传播的百年历史才被重新改写，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第二次飞跃
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是美国军方为防止苏联攻击其命令控制系统而研制开发的，90年代以后才被广泛运用到科研、教育、商业等民用项目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已连接了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1亿台个人电脑和10亿用户。
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媒体，它不但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一般功能，而且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式传递信息的独特优势。它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就是变点对面的传播为点对点的传播，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传播、多极传播，从而有力地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信息流通的迅捷化和无障碍化。互联网的兴起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流通方式。因此，无论就新闻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它无疑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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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美国经济出现了100多个月持续增长的景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并用“新经济”来描述由这些因素所引致的新的经济格局。由此可见，“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之上的经济形态。
互联网与新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它以其便利、迅捷、无远弗届的优势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方式、商务运作方式、市场交易方式，进而改变着传统经济的结构和规律。它不但催生了新经济，就连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与“新经济”相提并论的“网络经济”的称谓，对此就是最好的诠释。
近年来，网络经济在世界各地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5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因特网产业以每年1。74倍的速度增长，因特网产业的销售收入1998年达到3014亿美元，1999年达到5070亿美元，首次超过汽车、民航、电信等传统产业。欧盟国家中与网络有关的经济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移动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产品不断更新，多数国家的上网率和网络服务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企业重组几乎都涉及网络技术。在亚洲，“网络小虎”已逐渐取代“亚洲小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香港)，政府通过放宽对通讯行业的限制，通过废除垄断、引进外资来满足便携电话、因特网的发展需求，从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形成了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网络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主导性产业，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第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新经济时代，互联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新闻传播媒体，而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功能也不再限于报道新闻、提供娱乐，而迅速扩展到包括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零售、电子商务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中，电子商务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的比重达到了31%左右，而到2005年，这个比重有可能上升到98%。拿美国来说，1997年它的网络消费总额是24亿美元，1999年一跃而增长到202亿美元，两年增幅近8倍。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虽然刚刚起步，但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易趣”网注册用户达到近50万，日成交项目5000余项，在线商品22000多件，月交易额达2000多万人民币，成为个人物品竞标的第一网站(1)。“8848网上超市”则是B2C(商家对消费者)模式成功的实践者，可以预见，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电子商务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压缩中间环节，提高沟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由于美国是最早开发、使用因特网的国家，它也最先享受到网络经济带来的高回报和高效益。这种“高效益”被概括为“三高两低”。所谓“三高”，一是经济增长率高，其增长幅度为战后50年所罕见；二是劳动生产率高，最近5年年均增长4%；三是企业经济效益高，连续5年位居国际竞争力的榜首。所谓“两低”，一是失业率低，二是通货膨胀率低(2)。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球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享受到这种高回报和高效益。
第三，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
从历史上看，新闻传播由“小众”到“大众”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步，而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演进，更意味着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
大众传播时代，尽管受众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他们的意志、愿望、要求、兴趣等也声称被充分考虑到，但是由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质，受众参与传播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作为一个集合群体，他们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为媒体所确知的。这就使媒体与受众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状态中：媒体是主动的一方，受众是被动的一方，媒体报道新闻，受众接收新闻，传播过程的黑箱始终没有打开。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它把信息的获知权和传播权向大众开放，使传播过程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人们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或建立个人网页的形式自由发表言论(甚至以个人网站的形式新闻)，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方式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总之，网络是开放的，这里没有权威，没有总裁，也没有谁说了算，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电话线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成为网络社会中的公民。这就彻底打破了只有官方机构或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组织才能创办媒体的神话，使信息传、受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了。
诚然，网络传播在创造空前的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也为种种不良信息创造了发表的自由，这是十分矛盾的。限制这种自由，网络不成其为网络；不限制这种自由，网络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法规、道德约束的“世界”。所幸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四，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
由于互联网集多种媒体功能于一身，具有交互性好、选择性强、快速便捷、信息多样化等特点，它对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些主流媒体由于各种原因未加采用的消息，最终通过因特网传遍全球。《德拉吉报道》爆出克林顿性丑闻，4天后才引得《华盛顿邮报》跟进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寻找并获取他们在传统媒介上无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传播理念、报道模式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目前，世界各国的传播媒体都在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道路，它们纷纷搭乘网络快车，努力提高新闻播报时效，增加内容的可读性，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例如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开设了自己的电子版，其中《今日美国》电子版是全美网上读者最多的电子报纸，每天有100万以上的用户进入网址。我国目前约有2200多种报纸，其中的七分之一已经上网，没有上网的也在积极做准备(3)。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英国空中广播公司、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新加坡电视公司以及我国的香港电台等，都在互联网上播出了广播电视节目。新世纪之初，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集团与网络媒体巨人美国在线合并，又为传媒业增添了一道新景观。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它在网络经济时代展现出新的风采。
三、前景瞻望
新闻传播“大众化”从出现到完成，用了60-70年的时间，互联网从投入商用到全面普及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那么，未来媒体的发展将会如何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方程式，不过答案却是肯定的：随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新闻传播手段的更新速度将会越来越快，间隔将会越来越短。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上一次媒体技术革命还没有完成时，新的媒体技术革命的端倪已经出现。美国即是如此。20世纪末，在刚刚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计划。所谓“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载体的信息集成和整体化战略，借助于它，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地理坐标了解地球上任何一处的任何方面的信息，从而实现全球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数字地球”比“地球村”前进了一大步：后者是指传媒打破了时空界限，使此地发生的事情彼地很快就能知晓；“数字地球”则是指无论你想要了解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一方面的情况，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办到。人类的主动性由此又大大提高了一步。按照美国政府的计划，“数字地球”的初步实现是在2005年左右，它的基本实现预计在2020年左右。
当然，美国在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计划时，也在谋求它所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一经开发，就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信息高速公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努力化弱势为强势，跟上时展的步伐，抢占信息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应当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目标。
我国虽然在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发展方面和美国有差距，但距离并不遥远。正如专家所言：“中国进入每一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和美国、欧洲同步”(4)。据统计，到20世纪末，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000万，上网计算机2000万台，www站点超过10000个。预计未来7年，固定电话年增加用户17%，移动电话增加47%，互联网年增长200%以上。除了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5)，市场发展潜力十分惊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出有效的追赶战略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传播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注释：
(1)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6月7日文《大陆网站发展迅速》。
(2)《新经济革命》第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
(3)陈虹等《互联网：我们与世界同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更好地融合，助推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客观环境更为复杂。为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探寻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具有现实意义。
二、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相融的重要意义
作为研究新闻信息传播现象的学科，新闻传播研究对促进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传播研究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系统性，需要在正确、全面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可认为是新闻传播客观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受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将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理论。基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新闻传播研究理论遵循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传播过程而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催生了不同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即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自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累累硕果，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仍然与新闻传播研究实践的发展节奏“有所脱节”，为此，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推动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相融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知
（一）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脱胎于”实践，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同样具有这样的包含关系。应当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始终跟随新闻传播实践不断嬗变、完善和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是无止境的过程，新闻传播实践更是促进新闻传播理论发展完善的“源头活水”。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领域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竞争”成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角力”的重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可谓迎来了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历程便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直接印证。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有力、稳健领导下，新闻工作者们不断发挥自身的力量，新闻传播成功扮演了各地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角色，为促进中国内部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不容忽视的历史性贡献；同时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慎言慎行”“握好笔杆子”，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真实历程客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为推动中外信息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峥嵘”的实践历程之中，新闻工作者逐渐摸索、总结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之处，二者均起源和发展于新闻传播实践。
（二）新闻传播理论反作用于新闻传播实践
新闻传播理论支撑新闻传播实践有效应对深刻、复杂、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有效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实践面临更加深刻、复杂而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播实践所面临问题的难度。特别是在如今的信息化环境之中，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加速传统传媒格局的转变和推动传播秩序重建。最为典型的是，以“双微一自”（微博、微信、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组分正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新闻传播实践正逐渐由传统的专业化媒体机构传播转变为公众参与的大众传播，传播机制逐渐由“党政主导传播”转变为“社会多向传播”，传播范围也由“单一、局部地区传播”向“跨地区、跨时空”转变。新闻传播理论是对于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归纳，是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而出的宝贵经验，新闻传播理论如同坚定的旗帜，它能够从新闻传播制度构建、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渠道优化等角度有效加强新闻传播实践对复杂多变新闻传播环境的应对，提高新闻传播实践技巧性、艺术性，增强新闻传播实践之成效，适应新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需求。
四、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思考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指导和支撑新闻传播实践取得良好成效。笔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具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融合关系，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个人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以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取得胜利的必然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为此，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应充分尊重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阶级意志、权利，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开展工作时，首先在思想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将党的政策、方针融于新闻传播实践中，正确、全面地展示党的纲领、方略。
其次，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群众性，亦即人民性，这要求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充分考虑人民的权益，为民解忧。回顾历史经验可知，只有充分坚持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
（二）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
新闻传播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主要任务是系统性地传递客观的新闻现象和信息，促进新闻传播业进步。当前正值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时常见诸报端。特殊事件的报道是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关注重点问题，例如，中外新闻工作者都热衷于跟进热点事件，同时，在事件报道中探索、总结出值得推广的报道经验（也可称之为研究所取得的理论）。
天津塘沽爆炸事件是一起轰动中外的重大安全事件，当时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进报道，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地传播了事件的客观信息。针对该事件中网上所流传的谣言、虚假信息，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快速地进行辟谣，有效消除了虚假信息传播的不良影响。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注重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有必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特殊性事件妥善报道的事例进行深入剖析，总结新闻传播实践经验，为推动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铺垫良好基础。
（三）加强本土化研究
上文提到，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任务是传播执政党的新闻信息。从更深层次地角度分析，新闻传播的意义在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较之于西方国家还有所不足，新闻传播学研究理论诞于西方，服务于中国发展。为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洋为中用”，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加强本土化研究。
一是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围绕“新闻传播为公、为民”的核心原则，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体系的新闻传播价值取向。
二是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养分，它对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政治素养、职业素养等提出了系列的观点和理论，这对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是注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备许多有益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发展的元素，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例如，“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吸收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新闻传播研究的文化底蕴。
四是积极借鉴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本土化研究并非是“闭关锁国”，一方面，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要围绕中国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和诉求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又应当以高度开放的态度，保持国际化视野，积极借鉴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反思其研究的局限性，以本土化研究为核心，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研究体系。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中国电视体育节目播出特点看体育的社会化趋势》（《体育科学研究》1998年2期）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社科研究常用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开拓性，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初期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的研究主题与话语表达，在体育人文社科研究的圈子里还能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整个大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主题，有着相当的距离。
3 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李舒，传播学方法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5月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多元化。近年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跨专业学生在接收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本科专业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深入的辩证思考与分析。在学科交汇处提出新的理论设想，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融合发展。当前，业界需要这样既具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拥有其他领域专业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结合近几年状况来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选择读研深造，他们的加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战案例资料。
（二）课程设置重应用性
由于基本专业的特殊性，新闻传播学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应用性。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起本科阶段来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并且在进行了系统的概论学习后，细化专业学习。应用型课程的设置将当下新兴的科学传播技术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引入课堂，弥补研究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贴近实际生活，实现学术成果对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新闻传播理论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新闻业务中。这也能使研究生毕业后更快速地融入专业工作，使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
（三）注重思维及能力培养
与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相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强化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通过研究和讨论，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思考，结合新闻业务案例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建立逻辑思维能力，辩证地理解新闻传播理论，进一步研究新闻业务，发展学科理论学说。研究生教育需要从学术层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学说进行发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细，才能形成理论架构的系统搭建，逻辑思维的准确塑造，科研能力的着力培养。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
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起步较晚，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基本是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的新闻传播事件进行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发展的探索。其研究实用性质较强，相应的理论色彩就比较弱。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界后，经过一代专家学者的探索，将二者磨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彼此交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学科的融合，将二者的思想理念与研究方法融汇，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新闻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着力培养一群从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人才，培养其科研能力，鼓励热心学术的学子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储备人才。
（二）提升新闻传媒行业的竞争力
从新闻传播业界的角度看，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闻传播学术理论转换为新闻传媒行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范围，提升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力，提高我国的国内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现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给新闻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形势多变的环境下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力，需要学界的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反复地进行研究，探讨出最好的方案、办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本科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持续增长，而本科文凭的竞争力却未曾增长。这使得本科毕业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发处于劣势地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时相较于本科生会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单位，研究生的优势较大。在工作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养出的思维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务处理上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处理得更妥帖，这种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发展上有着足够的后劲。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甚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都十分重要。国家传媒影响力的拓展、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本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专家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视，完善学科教育体系，丰富研究生教育内容，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术，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周婉馨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4（4）：65-68.
视觉艺术的视觉冲击力与新闻舆论下的社会安定
视觉是接受事物的首要条件――人对外界信息的感知有95％来自视觉（维基百科全书），视觉艺术正是通过直观的艺术形象来寻求和表达视觉上的美好形式。视觉艺术的传播力时刻关注社会责任和道德风尚在社会意义上的视觉媒体效应：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视觉新闻方式，如新闻图片、新闻题图、新闻图示、新闻漫画等作用，①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及态度倾向。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下，是以报道评价、新闻批评等形式对事件产生弘扬和制约的作用。视觉艺术的社会传播力依赖艺术批评来开展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②它与新闻舆论监督一样，都推崇正面化宣传的社会积极因素。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使视觉艺术形象的社会传播力具有社会责任感，来引导社会公众视觉思维上的赞同。同样，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也使新闻舆论监督在及时传播、公开传播的性质下促进媒体舆论监督角色的社会职责神圣化。
视觉新闻图片等视觉直观形式往往伴随着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的产生，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态度倾向。公益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价值取向。如：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感人的新闻图片颂扬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处理和突发事件等方面的新闻图片起到了告知真相、杜绝谣言的作用；坚决查处强征强拆的违法行为等的新闻图片起到了社会稳定环境下维护法制和民权的和谐关系的作用。商业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新闻策划的商业性和舆论监督行为。如：食品安全中双汇集团的“瘦肉精事件”对双汇产品停产整顿等新闻图片，说明了新闻舆论监督下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
视觉化新闻冲击力与新闻事实影响力之间的结合，会让人们注意到视觉传播的安全性意义对公众心理和行为的导向。同时，在社会法律、道德和风气的约束下，不同公众个体之间接受视觉冲击的强度会依赖与此事件相关利益的远近和大小来产生影响。因此，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视觉新闻的视觉冲击力下，对公众造成的心理震撼会影响社会安定以及动荡的形成。如今网络信息传播的快捷，使公众更容易去寻求事实的真相，而视觉安全影响力也就更容易广泛地影响社会公众的心理、精神和行为。
视觉艺术调节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公益性
新闻舆论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③需要不同传播媒介的公共属性成为社会公益思想的传播标准和表现倾向，来引导社会公众在精神、心理和行为方面所形成的社会健康观念。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社会公益，指符合社会和谐观念下开展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的社会传播活动。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促进社会公益传播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通过调节媒体和公众的关系、媒体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关系来达到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视觉认同。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的心理安全尺度。心理安全空间依赖于调动人体机体应激潜能（加拿大生理学家塞里的应激学说）和激发人内在潜力强度（北美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来改变心理面貌，它是通过激发充满生命活力的生理年龄和满足个人价值需求的心理年龄两方面的潜能来调节心理空间的消极状态和失衡心理。视觉艺术形式不仅以直观的形式描绘美好的形象，而且更注重内在德行的美好感悟来影响人们心理年龄的年轻化，来促使美好愿望的个人价值观。
新闻舆论传播媒介在责任目标、行为目标和服务目标并存下的监督力量，期待运用文化含义和人文精神来提高社会新闻舆论媒体和公众的健康审美行为，去扩大社会公益原则下的慈善理念，从而推动社会传播媒介的建设力量来调节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
首先，视觉艺术形式成为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导向心理暗示，作用于新闻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视觉艺术形象识别系统VI的传达意义所诞生出传播内容上的构建和协调，是一种文化审美理念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整体心理感应――新闻舆论形象，它是导向社会公众情感和行为过程的心理暗示，是无声、无行语言的传播：正义和公正、社会和法制、公益和商业等协调。新闻舆论的媒体形象通过视觉艺术的整体协调也把公众情感中尊重、友爱和互助的社会凝聚行为作用于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
其次，视觉艺术形式扩大新闻公德意识上的心理环境，缓解社会压力下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新闻公德意识和正义感的号召力是新闻舆论监督环境下的不断调节过程，是民意反馈后对新闻德行的修正过程。视觉艺术通过理解美、欣赏美、参与美和创造美的培育思想将视觉新闻形式的公德意识、正义力量置于社会监督和法治意识下，来发挥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解意识、欣赏意识、服务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来保持公众心理安全空间的抗压性。
再者，视觉艺术形式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来增强心理安全空间中的依托性。社会心理行为要求个体心理活动融于社会组织的群体活动。媒体和公众的社会心理行为在伦理道德、公益原则和互助行为等方面把握社会和谐发展的共性需要，并通过新闻舆论环境下视觉文化的审美理解、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更好地展现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商业性与公益性之间的比例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商业性是以商业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而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则以新闻舆论监督为导向，传达出社会积极意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激起公众对社会形象（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的审美体验，从而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视觉艺术形式在视觉新闻上以美感价值的传播意义来强化商业道德的公益行为和商业下的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公益性质是一对展现社会职责和服务职责的行为取向。
第一，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需要与时俱进式的审美效应来扩大社会公益目的。视觉艺术形式的审美效应注重时效性的变化因素，注重审美对应的参照关系和动态审美心理。因此，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效应需要符合时代传播下的视觉形式，表达出具有时效性的审美行为来扩大新闻媒体效应的社会公益目的。
第二，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需要新闻舆论的公益因素作用于商业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博弈过程需要强调社会贡献价值的期望，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风尚，需要时代精神的爱国主义思想。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通过视觉新闻的传播效应把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思想融于商业行为，从而调整商业资本与公益责任的背离，使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共同作用于商业空间。
第三，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需要提高新闻传播中的公益化比例。新闻舆论传播下的商业化新闻方式、娱乐化新闻方式与公益化新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多元化波动趋势，致使新闻舆论传播形式的不明朗而产生道德冲突和社会矛盾。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意义，需要关注视觉新闻中社会公益内容来提高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环境和公众之间的实际与理想、责任与宽容、价值与行为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维稳需要调低娱乐化新闻方式和商业化新闻方式的传播比例，需要整体提升视觉新闻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行为，来提高视觉维稳状态下公益化道德责任的传播比例。
视觉艺术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
新闻舆论传播在视觉传达功能的作用下，完成视觉艺术的冲击力在视觉新闻内容上的技术形式和意义形式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同时，视觉形式也优化了媒体的公众形象和媒体视觉信息――文字和内容的关联形式，来促进新闻舆论媒介的传播责任。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于承担社会管理上的责任，在于引导社会舆论的异同方向，在于调节新闻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环境，会造成传播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媒体公信力和说服力的压力、媒体与公众的关系压力等。这种压力会由监督、促进、理解和保护等方式来化解对立为合作、会由谋求公平和公正的广泛性来协调社会的冲突，以及会由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的慈善行为来关注新闻批评的力量。④新闻批评的力量借助视觉艺术传播力的视觉媒体效应来沟通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来调节功利性向公益性转化的关系。
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传播效果，是公众对媒体的视觉预期、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持续的理解程度和期望程度，是媒体对公众展现文化意识、情感意识、服务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众权利等社会责任。如湖北长江大学90后三名大学生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组图，彰显了当代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感；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尚景园公租房竣工图片及济南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租房建设等视频的影响力，反映了社会福利保障民生权利的政府职责和举措。
新闻舆论传播需要艺术化视觉媒介的沟通，正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文”指新闻报道的客观事实性需要有丰富的表现力，需要舆论引导的娴熟技巧和艺术化手段⑤来更好地完成新闻舆论传播的思想。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下的新闻舆论传播媒介需要与公众情感意识相匹配。公众情感意识需要情感表现形式――艺术媒介的感染力作用于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需要超越时间限制的审美意识作用于社会价值的思想影响力和思想创造力。
新闻舆论传播形象的视觉意义，需要视觉思维中视觉形象的力量作用于媒体视觉信息，媒体视觉信息促使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社会意义达到集体意愿上的视觉认同。视觉认同度在新闻舆论环境中通过整体观察、局部调整或局部观察、整体调整的社会统一性，把视觉聚焦到有意义的社会环境。“视觉先于意识、意识引导意义、意义作用视觉”的相互交会，把视觉艺术形式中的视觉审美价值和社会审美价值两者，以积极健康的社会意义作用于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视觉行为。因此，视觉艺术形式的视觉冲击力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是形成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是沟通社会公益原则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力量之一。（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模式和演进机制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10CGL072）
注 释：
①李伟：《视觉新闻――读图时代的产物》，《记者摇篮》，2004（8）。
②李心峰：《艺术批评――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机制》，《文艺研究》，1987（3）。
③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新闻记者》，2005（10）。
④石家家：《强化新闻批评 提升媒体引导力》，《记者摇篮》，2010（5）。
⑤武超群：《探究当前新闻舆论的引导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12）。
【关键词】梁启超 报刊功能观 传播舆论观 传播技巧 传播关系观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新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办报活动不但对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为我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提出的不少新闻传播理念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 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认为：首先，报刊可以“去塞求通”。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指出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通”，即“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上下、内外不通则国必不能强……”。①这是说，报馆是沟通内外、沟通上下的主要途径，报刊可以使民众参与政事，从而使国家强大。
其次，报刊有“耳目喉舌”作用，即“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从这看出，梁启超认识到应充分运用报刊“耳目喉舌”的作用，使报纸成为沟通上下的工具。
2、戊戌变法之后的报刊功能观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认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他认为，报馆与政府有着平等地位。②由此，可看出他把报刊的功能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1902年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也提出报馆的两大功能。即“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即报馆的职能为：一是监督政府，即政府有重大权力，为免其滥用权力，必须要对其进行监督。二是向导国民，即报馆有引导人民追求真理、追求先进事物的作用，有向导国民作用。
3、辛亥革命后的报刊功能观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观点。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之后，梁启超逐渐认识到报馆应是一个自由独立发展的事业。但从当时中国新闻事业所处的环境来看，报馆的创办也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当时中国，报馆很难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发展的事业。
4、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之一，早已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无论是梁启超那个时代仅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和宣传工具的报刊，还是如今随处可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报刊，都是把报刊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来实现传播者的传播目的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所说的那样，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相当于人的各个器官的延伸，即人的耳目喉舌的延伸，能传达出传播者的思想意图。同时，如今的报刊功能不仅继承了梁启超的“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观念，还衍生出了如提供各种信息、进行科教、提供娱乐、促进消费等多种新的功能。
二、梁启超的传播舆论观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戊戌变法时期的传播舆论观
戊戌变法时，梁启超认为国民可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从而减少当权者行为的专断性和随意性，国家政府的立策施政也必须由民众的舆论所发，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舆论处于一种基础性地位。③同时，报纸又是无形舆论“发挥之代表”，舆论只有通过报纸等媒体，才能达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目的。当时，梁启超的《时务报》风行海内，影响极大，成为了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2、戊戌变法之后的传播舆论观
梁启超认为舆论有健全舆论与非健全舆论之分。健全舆论是多数人对于事物具有统一性、继续性的认识，对社会有正面的引导。而非健全舆论则只有负面的破坏作用。他认为报馆是舆论机关，要担负引导和制造健全舆论的任务。同时，梁启超要求报纸的报道要真诚公道，要能够并且敢于反映真实的民意。这样才能实现新闻传播活动的舆论监督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尊重民众的言论自由，更好地引导民众的健全舆论。
3、梁启超的传播舆论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大众传媒具有话语权，大众传播者即大众传媒话语权的掌握者可以充分利用传媒的话语权来宣扬自己的理念，从而引导受众来制造舆论，通过其强大的舆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梁启超成功地运用报刊来揭露封建统治祸国殃民的罪恶以及资本主义的侵华罪行，从而唤醒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们，制造舆论力量，以激发全体国民奋起反抗。在当今新闻事业中，新闻舆论的作用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如当今新闻媒介通过对一些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并对其认为重要的新闻进行反复多次强化报道，从而引起受众的高度关注，并引导受众形成讨论议题，最终发展为舆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媒介的这种“议程设置”的功能及“引导舆论”的强大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在当今新闻事业中，我们应当重视新闻媒介制造舆论的功能，要善于为公众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引导民众发表健全舆论，从而促进社会正常有序发展。
三、梁启超的传播技巧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梁启超的传播技巧观
梁启超在《时务报》中一改八股文的深奥晦涩，创造出灵活自由、丰富感人的“时务文体”，用浅显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批评旧思想，宣传新观念。同时，他的文字也极具煽情化，正如传播学中传播技巧之“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的传播策略手段，梁启超的新闻传播则通常采用“诉诸感性”的方式。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诉诸于文字之中，文章往往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他的这种新文体的成功，也吸引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
2、梁启超传播技巧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中，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也要注重传播技巧，如何把新闻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最广泛的目标受众，实现其传播效果，不仅要求我们要注意文字信息的写作技巧，信息内容选择技巧，还要重视信息传达的传播技巧。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用受众喜闻乐见、愿意接受、便于理解的写作手法与技巧组织文字信息，文笔要清新自然且明白易懂，避免冗长繁琐及说教意味过重，要能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在信息内容选取方面也要符合不同受众需求。同时，也要分析受众特征，因时制宜、有的放矢地采用适合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传递信息，从而的吸引更多受众的阅读。
四、 梁启超的传播关系观
1、梁启超的传播人才观
梁启超认为报馆责任为“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全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家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即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不仅要报道本国新闻，还要报道异国新闻乃至世界新闻。同时，他在新闻工作者职责中提出了五个要求：一是常识，即新闻工作者在文章表达中要尊重客观事实与事物客观规律。二是真诚，即在报道或评论时能真诚的记叙或表达自己观点。三是直道，即作品能直叙事实，不可以故意歪曲捏造事实，写作上也不应故弄玄虚。四是公心，即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五是节制，即在具体写作上要有节制，无论在内容还是语言上都要有一定选择，节奏也应尽量简洁明快。
2、梁启超的传播受众观
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人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为唤醒愚钝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梁启超从受众角度出发，创造了便于受众理解的时务文体。同时也根据受众的不同特征，从报纸的出版时间、内容等考虑，将报刊进行分类。他还通过兴办教育、各地演讲等手段传播自己的思想，提高受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梁启超在传播自己观点的时候，还特别注意先将信息传播给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再利用这些先进士绅来充当“意见领袖”帮其进行传播。
3、梁启超的传播关系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闻人才观及受众观在当今新闻事业中也有延伸和拓展。当今新闻事业中，新闻工作者要遵守职业规范和道德素养，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新闻真实性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事业除了要考虑传者选择新闻的标准、意图和目的，还要考虑受众的特征、受众的不同需求、受众的消费行为习惯等。例如，当今的报刊由“大众化”发展为“小众化”，适合各种受众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内容的报刊已遍布全世界，像适合青年人的《中国青年报》、适合女性的《知音》、适合商务人士的《市场观察》、适合大都市白领的《都市报》等。
结语
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的嬗变既与他的政治追求变化有关，又与他的办报、游学考察经历相关。虽然在当时中国报业不发达，新闻理论落后的环境中，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也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所总结出来的许多相关新闻传播理论，不仅翻开了中国报刊史上关键的一页，也给后世的新闻传播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当今的新闻传播事业更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推动我国新闻事业长远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梁启超，《清议报——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经历》[A]，《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摘要： 定义新闻评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意见。根据定义阐述了新闻评论的特性，即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新闻评论内涵的思想性，新闻评论的指导性。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评论；新闻评论特性
要想讨论新闻评论的特性，我们首先要知道新闻评论的定义，了解什么是新闻评论。
关于新闻评论的定义，传播学界一直没有统一过，呈各抒己见的样态。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但是，了解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找出其中的差异，我以为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新闻评论的特性。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认为：“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
时代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当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之后，我们是否可对新闻评论作一番新的定义或者说诠释：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
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定义是从两个方面界定的，首先，从新闻评论的内涵着眼，即新闻评论与其他新闻形式的区别、它的生产过程、它的内容要求等；其次，是从新闻评论的外延指示，即指出新闻评论在当今时代有哪些表现形式和传媒形式。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共为一体的。
对于这个定义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方面、关于传者与大众传媒。在这里传者与作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一位现代传播者，不可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需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学习和接受广博的知识与信息，同时他还需要掌握和了解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只有这样，他的生产产品才能做到“适销对路”。同时我特别提到“借用大众传播工具”，这是因为，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意见，但这些私下议论是不能算做新闻评论的。只有那些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意见（通过一定的文字、声音、音像等信息符号表现）才算得上是我们所研究的新闻评论。这是当今传媒时代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新闻评论是一种传者意愿的直接表达，或代表传媒单位，或是代表传者个人，他的所文所言，都是一种有形意见的表达：反对什么、批评什么，赞成什么、表扬什么，都是主观反映于客观的一种直接的真实的思想表白。它比消息报道更深刻，更理性，因而也更能打动人说服人。
新闻评论必须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或现象，它有别于小说家的创作和理论家的演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和现象是第一性的，新闻评论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思想反映。新闻评论的写作不能同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它不能杜撰事实，也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丁是丁，卯是卯，在新闻评论依赖的事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同时，它也不是理论家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理，仅仅研究和传播一种理论。新闻评论需要有理论作支撑，但是，它必须反映事实反映时代，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为依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这是新闻评论有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所在。
学术界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解，因受着时代的影响，因受着自身工作媒体的限制，因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产生差异是很自然的事。所谓新闻评论的特性，实际上就是要找出它与其他新闻形式的本质属性上的区别或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一般的广泛的表现形式来讲，而不能只讲刊登在党委机关报上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特性；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论题的广泛性来讲，而不能只举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评论员文章。已经出版的许多新闻评论的著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更应该取名为“党报社论、评论学”，因为，它们主要是针对党报的评论而论述的，对于其他媒体，特别是大众评论谈及较少。而本文要强调的却是十分广泛的新闻评论，它既包括党报的社论也包括其他媒体的评论，既包括代表媒体的评论，也包括大众参与的个体评论。于是，新闻评论的特性也由此产生。
在这些特性中，我以为有两点是不能作为新闻评论的一般特性的，一是政治性，一是指导性。
关于政治性。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提新闻评论的政治性，我以为是不妥当的。现在的评论不仅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世界大家庭的行列，民众的议题涉及越来越广泛，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学习、生活等议题需要评论。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是很少或完全没有政治性的。
关于指导性。首先在这里“指导”是一个动词，不能用来定义特性。但是新闻评论确实具有指导舆论的作用。对于一般出现的新闻评论，我更倾向于称之为指导舆论的有益性。
当然，对于党报和主流媒体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来说，还是要强调政治性和指导性的，这也是不容不得置疑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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