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新闻传媒趋向信息化、多元化、网络化、融合化，对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化、复合型的特征，从而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全球化视角来反思过去，变革大学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传统培育模式，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培育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一、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每年春季或年底，各路新闻媒体到大学招募新闻采编人员，大量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淘汰，败给法律、经济、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教育正渐渐背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由于多数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没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他们在学识上没有准备好来报道复杂的现实世界。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不知道到哪里知情和权威的信源，也很难知道声称与核实、推论与证据、偏见与公平、伪科学与科学、非知情人和知情人的区别。”①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在哪里？他们的基本技能从哪里来？他们的后劲在哪里？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她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她立足于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技艺和形式中，更植根于肥沃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土壤里，而要让新闻传媒专业学生获取“源头活水”，在大学新闻与传播院系进行通识教育则是必由之路。正如武汉大学知名学者郭齐勇教授所言：“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博而且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较宽。”②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不是教导单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广博的通识基础；学生从大学所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明。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称“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由人文教育发展而来。通识的“通”是指“融会贯通”，即通过对不同学科知识的学习，培养开放融通的思维，能够从开阔的、跨学科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从而达到不同文化和学科间的沟通。③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倡学习西学，中西兼融。他把“中学”（中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文化）作为“体”，即作为基础和根本；把“西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艺）作为“用”，即作为实务、实用之学。其实，通识教育和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关系亦如同“体”和“用”的关系，即通识教育是新闻传媒专业的基础和源头活水，是为“体”，新闻传媒专业则为“用”，即职业实用、工具技艺之学，是为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安身立命之基。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变革传统的新闻传媒教育理念，培育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二、怎样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
在目前的新闻传媒教育中，培养“历史的记录者”“社会的守望者”“文明的推动者”已成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教育理念。为此，新闻传媒教育正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技能训练向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转变。在加强知识基础、拓宽专业口径、文理渗透、强化应用的教改思路指导下，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成为新时期传媒教育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新时期的新闻传媒教育指导思想是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呢？
1、制定多层次、有级差的培养目标
全球化首先向中国新闻传媒教育提出的挑战，就是培养目标的挑战――迫切需要新闻教育加紧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懂新闻传媒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管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知识，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造精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闻传媒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够合理，层次欠清晰。我们认为，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实力和特色，在培养目标上不必求“一律”，更没必要一哄而上，盲目拔高。但是，对于处于“第一世界”（新闻学科基础良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媒学院，如人大、复旦、北大、清华等，宜以《2005北京共识》为参照系，强调通识教育，偏重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如培养专家学者型、经营管理型和媒介融合型、传媒策划型人才。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确立了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以新闻专业为核心，国际性、实践性、基础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比较合理。对于处于“第二世界”的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如上海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宜结合本校特色，以通识教育为基座，培养复合型、职业技能性人才；至于其他新成立的“第三世界”非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院系，宜培养专业型（如体育记者、军事记者等）、技术型、实践应用型的人才。对于有博士点、硕士点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和方案中应有级差，至少有高端、中端和实用的区别。
2、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新闻传媒教育事业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新闻教育事业需要的教师队伍，“既需要精通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也需要拥有跨学科背景知识；既需要了解专业的理论体系，也需要掌握实务工作的方法；既需要了解人类的经典文明知识，也需要洞察前沿学科的发展；既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传统，也需要清晰地了解世界的前沿动态与趋向。”④具体而言，从以下三方面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或有效果。一是引进和培养通识教育课教师；二是高度重视、充分发挥高级专家学者在教学科研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以名师的学术力量带动、提升现有年轻教师的科研水平；三是吸纳新鲜血液，从国内外引进科研水平高的高层次教师人才；四是从国内外引进有科研潜力、有跨学科背景的优秀硕士、博士、博士后或其他青年教师人才。五是学院派教师与社会业界师资的互动。目前，国内一些新闻或传播学院积极谋求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打破人事管理对师资的限制，引进业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教师潜质的人作专职或兼职教师。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5年拥有全职教师40人，来自媒介的兼职教师16人，兼职教师占31.03%。越来越多的新闻传媒院系教师与媒体轮换，使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优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
目前，新闻传媒专业课程以新闻传媒理论、新闻传媒实务和新闻传播史( 含外国新闻史)三分法的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以基础课、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为骨干的课程体系。但这种课程设置模式过于强调新闻传媒专业自身，基本属于在新闻言新闻的课程架构。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忽视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利于学生构建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利于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我们需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通识与专业并重的课程比例结构；二是设置通识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优化课程结构；三是课程设置的内部构成――以“经典原著课程”为主导；四是新闻传媒专业课程的优化。
4、“经典原著（选读）”课程教学的传统与变化
中国的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改变，改变概论（原理）+通史（专史）的泛通识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讨论古今中外的原著经典（尤其是元典）为主导的“核心课程”模式。在通识课的设置上，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这些的通识课程居主导地位，不直接让学生读中西方文明史上和各自学科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难以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通史”的泛通识模式，是以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经典原著为“议程设置”（传播学领域里的经典名词）的。事实上，概论、通论、原理、通史等只是一些专家学者嚼过的馒头，是转述的二手材料，以此来填鸭式地喂养学生，会使学生养成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学生就丧失了思想的原创力，容易人云亦云。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应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及著作作为大学的共同核心课程，深入挖掘其精粹和核心价值，并以深度阅读和讨论、探究作为主要教学方式。例如中华元典“四书”“五经”，“前四史”、四大名著等。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像马列经典著作《资本论》（选读）、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美）拉里・A・萨默瓦等的《跨文化传播》，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等等。在新闻传媒通识课设置中，选读、导读这些经典原著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要让新闻传媒院系学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原创力，最好到中西方文明经典和新闻传播学经典原著中去寻找。
5、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的变革必然引起优化教学方式的连锁反应。目前，我国诸多大学的通识课程、专业课程由于受大学扩招、专业设置蜂拥而上（比如新闻传媒专业就很典型）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人满为患，几十人、一两百人上大课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给教学方式、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带来了诸多问题，需要变革。比如，在课时安排上，安排一些几周的短期课程或假期课程；在课堂规模上，采取大班化小、小班讨论课、互动教学的模式，以小而精的方式来替代目前单一的大而长、蜂拥而上的选课和授课方式，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6、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与传播院系在校学生既要系统地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理论知识，奠定较为扎实的新闻和传播理论基础，又要动手动脚，培养采访、写作、编辑及其他实际操作能力。惟此，才能学以致用。然而，当前新闻教育的偏差和缺失在于，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理论“腿长”、实践“腿短”的问题比较突出。学生在课堂上学了满肚子理论知识，却因为缺乏实践的环节，不能把理论与实践很好地融会贯通，因此，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便显得颇为重要。为此，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共建教学平台，学院与业界互动；二是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突出技能训练；三是创办校园媒体，打造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①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J]，新闻与写作，2008（5）：32．
②郭齐勇，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读书，2006（4）：19
③何秀煌，从通识教育的观点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M]，香港：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74
因此，新时期新闻教育理念应“以认知理论为中心、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科学组织与设计教育内容，从而切实提高新闻教育效果，满足社会需求。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Www.133229.cOM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5]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性行为，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
“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性行为，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1]陈昌凤.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j].国际新闻界,2006,(12)·
[2]钱民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教育部解读教改纲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eb/ol]./china/">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吴启主.现代汉语教程[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因此，新时期新闻教育理念应“以认知理论为中心、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科学组织与设计教育内容，从而切实提高新闻教育效果，满足社会需求。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5]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 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
“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1]陈昌凤.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j].国际新闻界, 2006, (12)·
[2]钱民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教育部解读教改纲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eb/ol]./china/">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5]吴启主.现代汉语教程[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关键词】新闻评论写作；逻辑；应用价值
本文主要针对逻辑在新闻评论写作中的应用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因为逻辑能够提供一些评价论证与构建论证的技巧，它的价值体现在新闻评论写作之中的多个环节，并且要求新闻工作者也需要有一定逻辑素养，才能更好的进行新闻评论写作。
一、逻辑写作与新闻评论的关系
1.新闻评论的定义。（1）新闻评论属于作者或者媒体编辑部门对于有价值新闻事件或者具有普遍意义问题进行讲道理或发评论，是一种有很大指导性与针对性的新闻文体，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普遍所应用的评论、社论、短评、评论员文章以及论述的一个总称，归属论说文范围内。（2）作者个人或新闻媒体对房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或者思想倾斜以及最近发生的事情进行观点与立场阐述的一种新闻文体。新闻评论在广播、报纸、网络电视等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这在新闻的传播中有着重要意义。
2.逻辑写作与新闻评论的关系。从上面新闻评论的两点定义能够看出，所谓新闻评论就是对于新闻事实来发表议论或者讲道理，这表明新闻评论构成的因素主要由两个：第一是发表议论或者评论；第二是新闻事实，评论者通过这两点对新闻事实进行主观的判断，并表明自身的意见与态度，也可以说成对新闻事实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论与分析，同时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与逻辑上的论证与推理不可分割，所以在新闻评论写作进行的时候，有效发挥出逻辑推理的作用，就能更好的将问题分析透彻，评论写作做到有理有据，更好的解决所发生的问题。
二、逻辑素养对新闻评论工作者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新闻评论者，最基本的素养有敏锐的发现判断能力与理论功底，没有这两种素养就很难对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与解决，而需要具备理论功底也就是要具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论证能力与判断。想要拥有更好的逻辑能力，不仅要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更要具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不然就很容易受到表面假象的蒙蔽，然而广义上的判断性思维同样属于逻辑思维的一种。
三、立意环节逻辑写作在新闻评论中的应用
立意指的是新闻评论作者对于所阐述问题或者事物提出自身看法，并表示出自身见解，也就是确定评论的主要意思，来构成文章的中心思想。它关键在于对所论述的题目进行细致的说理与分析。立意主要的任务是对所阐述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同时在分析之后进行综合考虑，提出问题所属性质，并找到解决办法。从逻辑的角度来讲，就是将写作的思想进行分解与组合的过程。思想属于一个整体，由论证、推理、判断以及概念所组成，对于新闻评论的工作者来说，想要更好的完成写作阶段立意任务，就需要对所写论题进行综合与条分缕析，也就是对所写论题的逻辑进行一个有效的组合与分解。
四、论证环节逻辑写作在新闻评论中的应用
新闻评论写作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论证，也是写好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步骤，写作的前两个步骤主要是确定中心论点，而论证这个步骤是应用一些论据来阐明分析的论点，让其能够有理有据的一种逻辑论证的过程。美国逻辑学家帕特克里·赫尔利的《简明逻辑学导论》里指出，学习逻辑之中得到的直接益处，是构建自己评价他人与可靠论证论证的时候需要的重要技巧。在目标成就的过程之中，逻辑学有效培养在语言形式中的敏感要素，并且有效把握有意义交流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逻辑可以定义成评价论证的科学依据或者知识体系。一名新闻评论者如果想要自己所构建的论证有效，一定要掌握形式逻辑、归纳逻辑以及非形式逻辑基础知识，如类比推理、不完全的归纳推理、复合命题的推理以及三段论等等。
一般逻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思维规则的学科，然而写作与语言都属于人类思维的一种反应，要遵从人类基本的共同思维规则。在新闻学中新闻评论属于评论文体，不但需要逻辑学方式的巧妙运用，同时还要遵守逻辑学的基本原理，逻辑的巧妙运用在新闻评论的写作中可以使作者保持清晰的思路，进行透彻有力的说理，所以逻辑在新闻评论写作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任怡.新闻评论写作的有效策略研究——以“归真堂上市时间”新闻评论为例[J].中国语文.2010（10）
相关研究论文年度分布
笔者根据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1990年～2009年有关“范敬宜新闻思想”论文进行统计，通过主题词检索共有38篇相关论文。从数量上看，出现过两次研究高峰，即1996年5篇、2005年6篇（见下表）。从论文内容来看，刘小锐、肖峰的《范敬宜新闻教育思想初探》，乔申颖的《范敬宜办报思想初探》，张杨的《精英气质平民思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范敬宜》，王文利的《范敬宜的总编观》，李艳的《范敬宜新闻评论特色初探》等论文，内容较深刻，视野较开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对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近20年来对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范敬宜新闻采写观的研究。在新闻采写活动中，范敬宜一直强调全局观念。他认为，胸中有全局，眼中出新闻。“一个记者能不能迅速地发现新闻，关键是他心中有没有‘全局’，他是不是通晓党的政策，了解实际情况。”①他认为，一个记者的本领，首先体现在发现新闻上，要做到“眼中时时有新闻”；其次，新闻记者的写作要用事实说话，还要通过“翻译”、文笔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再次，他认为，优秀的新闻作品应当做到“大题小做”和“小题大做”。
窦锦平认为，范敬宜的新闻作品小中见大、以少胜多，逸笔素描、写意传情，巧妙留白、布局新颖，如一幅幅形象生动、清新活泼、时代气息浓郁的经济生活画，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是样板作品，符合他提出的新闻精品标准：导向正确、意义重大、精心编写、效果突出。②郝怀明认为，范敬宜之所以能够写出一系列新闻经典作品，原因在于：生活根底深固、学养丰厚、锐意进取。③李艳则认为，范敬宜的评论继承了我国报刊评论的优秀传统，发扬了梁启超、李大钊、毛泽东、邓拓等评论家的特色文风，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范敬宜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建立并完成了基本经济建设，国家、社会、民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所以范敬宜的评论不再局限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而是关注百姓生活，用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阐述老百姓面临的问题。他的评论开创了新时期主流媒体评论新的写法。④
1993年到1999年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在长期的总编辑实践中，范敬宜更多地从全国的角度出发，高瞻远瞩、锐意改革，以更高的眼光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采写、策划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报道，被同行们称为“点子总编”。
王文利在《范敬宜的总编观》一文中，将范敬宜的总编思想概括为：审时度势，把握全局；贴近两头，吃透两头；点子从生活实践中来；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在写）；人不求全，文不求同。⑤滕礼在《简析点子总编范敬宜的成功之道》一文中，将范敬宜的总编经验归结为独特的新闻眼光、编辑思想和办报艺术。⑥郭光华认为，在我国舆论引导实践中，要十分重视舆论的合力。范敬宜在担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时，运用“形散神聚，彼此呼应”、“巧串成珠，形成气候”、“软硬搭配，相辅相成”的方法，对舆论引导合力艺术的追求，达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境界。⑦张立伟则认为，范敬宜在《总编辑手记》一书中，虽然谈论的是人民日报的工作，却揭示了新闻差别化竞争的某些一般规律，即通过更快、更新、更深、更多和更活五条途径来实施新闻的差别化竞争。⑧
对范敬宜舆论引导观的研究。范敬宜认为，作为一名党报总编辑，主要责任是把握好报纸的导向，“如果把握不好导向，在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可能毁了一张报纸，毁了一支队伍”⑨。
范敬宜在1986年担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时就提出了范式“三个贴近”思想：贴近中央精神、贴近实际工作、贴近群众脉搏。乔申颖认为，范敬宜“三个贴近”办报思想的提出，是与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党报在舆论引导问题上遇到的新情况密不可分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受众口味的多元化，要求新闻工作更加贴近生活、贴近普通百姓。⑩
贺启光认为，范敬宜堪称我国新闻史上政治家办报的典范之一。其典范性集中体现在：一是具有全面、正确、深刻的大局意识；二是具有正确、全面、深刻的精品观。11
对范敬宜新闻教育观的研究。范敬宜不仅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是新闻教育家。他曾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树立了“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他认为，新闻教育必须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做到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新闻记者要有“悟性”，媒体从业人员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并在教学中结合大学生的特点来讲新闻等。刘小锐、肖峰认为，范敬宜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其办报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他对新闻教育思考和实践后的见地之言，对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尤其是他组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在新闻教育中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本科生必修课，更是在全国新闻教育界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12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20年来，我国新闻界对范敬宜先生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范敬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不断地对新闻的采写、策划、编辑等方面进行改革，对中国报业的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报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成果呈现出具体、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等特点。但是，现有的范敬宜新闻思想研究仍然存在连续性、可比性差，琐碎性，浅表性，随意性，描述性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现象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在对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是根据研究者主观经验对范敬宜新闻思想进行主观性描述，很少对其新闻思想的成因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理性分析。
局部研究多，整体研究少。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绝大部分是对范敬宜的个别观点或某一方面的观点进行局部性的梳理，对其新闻思想的全局性和宏观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创新性成果少，重复性观点多。现有的研究中，有见地的文章较少，人云亦云，重复别人的观点多。
注 释：
①范敬宜：《真知与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新闻战线》，1994（2）。
②窦锦平：《咫尺之图 写百千里之景——范敬宜新闻作品解读》，《青年记者》，1996（6）。
③郝怀明：《读〈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有感》，《新闻战线》，2009（6）。
④李艳：《范敬宜新闻评论特色初探》，《采写编》，2004（4）。
⑤⑨王文利：《范敬宜的总编观》，《当代传播》，1998（1）。
⑥滕礼：《简析点子总编范敬宜的成功之道》，《当代传播》，2000（4）。
⑦郭光华：《合力效应：一门重要的编辑艺术——学习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一得》，《当代传播》，2000（5）。
⑧张立伟：《新闻差别化竞争的五条途径——读范敬宜〈总编辑手记〉心得》，《当代传播》，2000（6）。
⑩乔申颖：《范敬宜办报思想初探》，《报刊之友》，2003（2）。
根据章程，研究委员会一届4年。在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再次回顾研究委员会设立、发展之历程。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二十载，在白先生个人努力和带动下，逐渐凝聚起了一批致力于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学者。2008年9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在这次的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并由中央民族大学牵头，成立筹备委员会。
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会的设想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2009年6月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讨论和表决，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筹备组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白润生教授为会长候选人。论证申报材料准备齐备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不曾想白润生教授年龄已超，不符合国家民政部规定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负责人不得超过70岁的条件。为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学术交流平台，更好地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凝聚全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力量，以免白润生教授及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者、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诸多努力付之东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提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另择他人作为会长人选。经过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推荐副院长赵丽芳副教授为会长人选，继续筹备学会申报工作。2010年6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上，组委会将此事通报给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代表，大家以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为重，一致同意推举赵丽芳为会长候选人。
2010年11月26日，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赵丽芳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候选人。随后再次经过材料准备，经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于2011年7月获准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为赵丽芳，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年12月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在第一次理事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中国传媒大学益西拉姆教授、河北大学白贵教授、西北民族大学牛丽红教授、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新疆大学帕哈尔丁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高卫华教授、大连民族学院于凤静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白润生教授为学会名誉会长。2013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兰州大学张硕勋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颜春龙教授为常务理事，西北民族大学副会长变更为刘俭云教授。2015年，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主编陈玉文高级编辑为常务理事。会员单位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除以上会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新疆石河子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红河学院等，此外，还有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个人会员。
在少数民族新闻史二级分会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对以白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书写者、研究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白先生为学会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批学者的努力改写了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方式，让民族地区的媒介史研究得以有一席之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教授、前任会长程曼丽教授对二级分会抱以厚望，对设立之事给予多次指点；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刘书峰、邓绍根老师为准备申报材料，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分会设立之事予以周全考虑和支持，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理事还是投了支持票。对研究会发起单位、会员单位多年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会员规模虽然不大，但相对稳定，辨识度较高，认同感较强。对学会成立以来承办会员大会、常务理事会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的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云南红河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以及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相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规模较小，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术共同体。但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加不可或缺。学会也正在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发声，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研究会成立4年以来，较好地发挥了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作用，团结全国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向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立大会之外，分会还举办了4次会员大会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4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举办“民族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分论坛。可以说，研究委员会近4年主要开展的工作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日益繁荣，影响力不断扩大，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学者构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4年以来，研究委员会理事单位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集团军，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面向的研究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西北高校社会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以民族大学为代表的陕西高校媒介史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南方高校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媒介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新疆地区高校的单一民族媒介史，中亚传播研究；内蒙古高校的蒙古文媒介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民族语言媒介史等均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是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民族志传播学作为重点科研方向，张硕勋、张利洁、王芳、刘晓程等团队成员专业背景以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为主。张硕勋副教授多年关注黄河上游藏区生活变迁中的媒介角色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学科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多位中青年教师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李克副教授的专著《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朱杰副教授的专著《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是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体现。
民族学院（2014年更名为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背景下准确寻找坐标，以新闻传播为研究主题，构建学科特色，在新闻传播史、中国藏语报刊史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周德仓教授是这一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周年院庆之际，又出版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以及《涉藏文献索引》。
云南大学是南方高校进行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团队。郭建斌教授在《独乡电视》后，又以云南迪庆、四川甘孜和昌都藏区为考察对象，研究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以及国家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对藏民认知的影响，出版了《寻找格桑梅朵――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中青年教师也将研究投向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会，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是中部高校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区域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术团队以高卫华、陈峻俊、黄迎新等教授为中坚，相继出版《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现代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报告》《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等。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传播的调研报告也多次得到湖北省领导的批示。西南民族大学李谢莉副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关注较多，林晓华副教授对新媒体与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均有多篇相关。
大连民族大学研究重心在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格局与区域史，于凤静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延边大学朝鲜语媒介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区域优势与学科特色。
河北大学白贵教授、金强老师的回族身份，使他们将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纳入研究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以优秀结项。
内蒙古高校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蒙古文新闻媒体研究为主要代表。乌云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但因为研究主要以蒙古语文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交流较为困难，研究成果与传播受到一定限制。
新疆大学处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富矿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也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团队，较早期有阿斯买・尼亚孜教授、帕哈尔丁教授，近年金玉萍教授成为新生力量，其专著《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对一个维吾尔聚居的村庄进行民族志调查，探讨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及其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是学科重点建设方向，在白润生教授引领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中青年教师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领域的研究之外，还着力研究民族地区媒体的传播效果、功能与受众，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并与日本学者、台湾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与资料搜集渠道。史论方面，白润生教授集结多年研究出版了《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既有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是多年讲授民族新闻理论的结晶；赵丽芳副教授专注于民族语言媒介历史与功能的梳理，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王斌老师多年关注、新疆的电视传播效果与影响力研究，著有《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岳广鹏副教授著有《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范小青副教授多篇论文关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开办30年之际，最重要的转向与结构调整，体现在新闻学（藏语基地班）的开设。面向藏区招收母语为藏语的学生，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既是国家战略之急迫，民族地区之需求，也是学校办学、学科建设之特色的体现。
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民族地区新闻媒体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关注，专设栏目，刊发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在陈玉文主编及编辑部的努力下，内容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继《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之外，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主要平台。
以上例举难免挂一漏万，有待更全面的综述研究产生。作为一届会长，本人尽自己最大力量投身学会的各项工作，尤其学会初创阶段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头绪多，问题多，基本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很多设想中的工作尚未开展。虽然在以上梳理中，近4年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初具规模、初有成果，但与早期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成绩相比，尚未产生新时期的具有学会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各会员单位也还是以自己的行政单位为大本营开展工作，学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学科共同体凝聚作用，对此深表歉意。
摘 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 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 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约汉逊（E W 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 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 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 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 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 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 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 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 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 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 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 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 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 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 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 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 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毒品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 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 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 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 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 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 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 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 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 世纪90 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 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 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1]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罗文辉. 精确新闻报道[M]. 正中书局 [3]杰克·海顿. 怎样当好新闻记者[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4]楼坚. 新新闻主义的复活[J]. 新闻大学（冬季号），1995 [5]王雄. 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纬度[J]. 江苏社会科学，1998 [6]Tom Wolfe. The New Journalism[M]. Harper＆Row，Publishers，1973 [7]李良荣. 西方新闻事业概论[A].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8]马玉田. 艺术真实十题[C].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9]赵浩生. 漫画美国青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钱广华. 现代西方哲学评析[J].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11]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詹姆斯·阿伦森. 新闻采访和写作[Z].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80 [13]威廉·梅茨. 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4]甘惜分. 新闻学大辞典[A].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研究现状
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的整20年间（1983～2003），由于其发展仅局限于对外宣传，在国内影响不大，因此在这一时段对之研究近乎空白。从2003年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逐渐呈“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俨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实践的勃兴呼唤相关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实践的蔚然成风使得相关问题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与实践相呼应，从2003年6月份起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随之而起，直到2004年底可称之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启动阶段”――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显著增多，共有40篇左右。③我们还可从网络媒体的极大关注，“理论人”的理性追问和“实践人”的现身说法三方面勾勒出本阶段研究的大致状貌：一是各大网站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表现出极大热情，既有相关动态资讯报道和常识性介绍，又有理论探讨和争鸣，如五洲传媒网和中国网两家网站都设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专栏；二是《郑州大学学报》在2004年9月刊载了一组由国内知名学者喻国明、陈力丹等执笔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无论是对我们为什么需要新闻发言人的追问，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还是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困境的忧虑，以及对新闻发言人与政府形象进行科学定位的思考”④，都能从某一侧面触及问题实质，将研究引向深入；三是《新闻记者》开辟《新闻发言人天地》专栏，并于年末最后一期启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主讲的“新闻发言人实务系列讲座”，较为系统地介绍相关理论及实战技巧。
整个2005年可以说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提升发展阶段”――不仅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数量稳中有升，共有50篇左右，更重要的是，涌现出了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和专著。该阶段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界结束了此前的散兵游勇式的作战方式，学者们以团队协作的形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代表性的有：第一，陆续出版了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理分析和经验归纳并重的教材和专著。如《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⑤、《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⑥以及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一套“新闻发言人系列教材”，目前已出版的有《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实务》、《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和《危机传播管理》等；第二，有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课题组取得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如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课题组于2005年8月在《今传媒》上发表了以《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为题的阶段性成果；第三，当对局部和枝节问题有了深入洞察后，理论整合便成必然。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世的。这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型专业书籍，从现代社会对政府工作透明度的要求，以及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入手，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框架的建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涵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实务和案例研究等多个领域，有较高的理论性、实用性和可读性。⑦
文献综述
截至2005年底，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涵义、发展轨迹及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条件
匡正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概念的认识，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学者喻国明所多次强调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必须不断完善这种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它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真正传播主体，新闻发言人只是“被授权的代言人”，政府在赋予发言人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责任。陈力丹从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中，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马克思人民政权建设的一个基本观点，其设立应当是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人民报告工作的一种日常形式。⑧对基本概念的这种认识使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建立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之上。
学者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历史的梳理，大多视野开阔，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20年来的发展历程置于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历时演进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亟待规范的现状，有助于唤起我们加速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研究和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得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原因，学者们将之归结为以下社会条件：①国家意识形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思想的全面铺开，政府职能向“服务型”的全面转型，为新闻发言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②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要求；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④我国大众传媒业的长足发展，新闻传媒越来越倚重政府作为重要消息来源，政府亦重视通过媒体加强其话语影响力；⑤突发事件的催化。
2.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这方面研究可谓学界之述备矣，且比较科学全面，因此，大部分学者对此尽管文字表述各有千秋，但多观点类同，笔者将之综述为以下三点：①政府和公众沟通的主渠道――以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②政府媒体公关的主战场――以塑造和优化政府形象；③应对危机情形的主途径――以规避媒体事件的发生。
3.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中，约有40%左右的文章提及制约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是法律根基的薄弱，而且，从该角度研究的作者无一例外呼吁加快我国相关立法的进程，并指出法制化是保证新闻发言人制度良性运作的必然选择。国内学者对此的探讨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密切相关的“信息自由权”、“知情权”、“信息公开之义务”的法律依据；二是以信息公开、信息自由为立法旨趣的法律保障。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对公民信息自由权的法律认可和法律保障法典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时，采取与美国相关方面进行横向比较的方法，习鉴他人，醒省自己，通过学习和借鉴美国成熟、完备的法律规制，审视和反思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之欠缺。
4.着眼于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陈力丹《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⑨中归纳的该年度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话题中，有两个话题即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涉及新闻发言人制度，因为它们均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上位阶概念。关于前者，他认为：“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关于后者，由清华大学“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新闻执政”在本年度已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陈力丹指出，意欲实现“口号”向现实的转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即“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这也印证了上述第三条的综述结果。
5.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术”的研究
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因此对其操作要领、实践技巧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其实施流程、微观运作进行细致剖析，自然成为对之进行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能力，前者如政治素质、媒介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等，后者如合理操控媒体的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危机驾驭能力等；②各种新闻形式（如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吹风会等）的运作程序和操作技巧；③新闻发言人的媒体形象设计，如屏幕形象设计、非语言符号把握等。
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基于上述综述，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存在着两点不足：
第一，广度尚可，深度不足。经过学者们三年多的开拓性工作，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触及，但理论深度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介绍性的论文占了很大比重，理论创新性文章屈指可数。例如在介绍美国相关制度及法律时，缺乏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结论：步美国后尘，仿效其做法，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即可迎刃而解，其错误倾向不言而喻。
第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松散。如前所述，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但实践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正如许多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专著冠之以“理论与实践”的书名，但由于它们多是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之急需而作，过分追求实用性和工具性，大多没能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和实践结合不紧，甚至脱节。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时，应以理论界定为逻辑起点，以理论阐释和理论创新为研究重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对策与实战技能为旨归。正如费尔巴哈在《遗留的格言》中所说：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而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创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1.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
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有诸多学科支撑着，主要涉及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宣传学、舆论学、组织行为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就是要整合政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政府公关学、舆论宣传学、公关语言学等内容对本课题做出科学解答，亦即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核心，从以上交叉学科角度对之进行全方位理论扫描和透视，方能全面把握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对策。如前所述，学界对此虽有所触及，但大多是借新闻发言人制度之瓶装相关理论之酒，缺乏深度融合后的理论生成和创新。可以说，从此角度剖析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学界只是站在起跑线上，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核心研究与边缘研究并重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构成理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规则具有国际惯例的共同性质，有良好的外国模式可资借鉴或移植，但非正式约束由于其历史传承性和文化积淀性，将其进行配套移植是愚蠢的，更是不可行的。因此，不能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变迁或创新仅仅看成是法律法规条文的变迁或创新，学界还应重视对非正式规则的研究和探索，以促进相应的文化建设、观念转型及制度环境营造。
3.中国传统文化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滋养
辩证法有一个著名的原理：历史与未来两极相通，即探究历史规律、把握今时实践与预测未来趋势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因为“现代既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对立面，也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延续体”⑩，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理论创新，可从先哲圣贤的思想宝库里汲取与当代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践相契合的有价值的思想因子。例如，由清华课题组提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运作规约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就有很大的理论挖掘空间和阐释意义。再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具有很多双重属性，如信息服务与舆论引导、设置公众议程与满足公众知情权等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观念”、“和谐思想”可为新闻发言人妥善处理以上矛盾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从此视角切入，无论对政治传播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还是对当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都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传统‘和谐观’的现代价值”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陈宗林：《中国新闻发言人群体脱颖而出》，《开放潮》2003年11~12期
（2）薛凯：《“国新办”新闻背后的新闻》，《半月谈》2006年第1期
（3）王展:《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2003-2004)述评》，《今传媒》2005年第7期
（4）《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9月
（5）［美］玛格莱特・苏丽文：《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杜江主编：《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高钢、孙聚成：《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8）陈力丹：《健全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监察和限权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9月
关键词 新闻编辑；舆论引导；领导意识；责任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78-0007-02
身为一名合格的新闻编辑，要有强烈的责任感、把关意识、掌控全局的能力等等，纵观以上这些意识，都不能完整的体现当前社会对一个编辑的多样化要求。因此，新闻媒体是我党和人民的咽喉，肩负着以正确舆论导向，促进和谐社会，推动科学持续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只有加强引导意识，才能正确舆论引导，提高把持舆论方向的能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 新闻的舆论导向确定了新闻编者必须首要建立引导意识
提起新闻编辑，也就不得不谈到新闻舆论，顾名思义，所谓新闻舆论就是透过社会上的新闻媒体所散播的信息而形成的舆论。新闻舆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就使新闻编辑的责任十分重大。作为电视节目的新闻编辑，从最开始的选题、安排记者采访，到后面的选择、修订、新闻稿子和图片的美化等等，都可以体现一个编辑人员是否拥有引导社会的能力。
在现实社会里，我们大家都生活在社会舆论所包围的舆论氛围中。这种氛围具有极强的作用。同时在人人们的理性层面和借助情绪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后走进人民的内心深处世界。革命伟人马克思曾经指出，舆论的作用非常巨大，以致可以渗透到社会的任何层面和角落，而这就是舆论的普遍性。它通过群众的口口相传，既看不到也摸不着。
应当看到，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建和谐社会武装起来的舆论引导队伍，从整体上看是具有政治责任感的，是可以经受住各种考验的，是可以把握并正确引导好新闻舆论的。但对于新闻队伍的培养，不能随性，这要求领导者要与时俱进，要伴随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而增长，新闻编辑者也要搞提高对舆论的引导能力。可以看到，现实生活里确实有部分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哗众取宠，将事实歪曲，导致在民间流传一些和主流健康文化不相称的舆论，这些都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2 树立正确引导方向是所有新闻编辑者应具有的职业素质
2.1 经得起考验的政治素养
新闻编辑者的脑海里必须时刻铭记“政治家办报”这一观点，这是新闻编辑者最基本的素质，否则不可能编好新闻，更不可能有正确的引导力。有些人误解了“政治家办报”这句话，认为这是在搞政治，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要正确理解这句话，这是告诉我们在政治上要具备敏锐性、甄别力、预见性和贯彻性，要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认识周围发生的事。所以，作为新闻编辑者必须坚持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始终以团结、稳定、积极正面的宣传为主要宣传方针，坚持原则问题，树立鲜明旗帜，事关重大是非问题要严把政治观点、新闻纪律。这是新闻编辑者最核心的素质。
2.2 较高的文化素质
一名好的新闻编辑应该是一个杂家，要具备多种学识的积累，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能在编辑新闻的各个环节中操控自如，得心应手。现实的社会需要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多方面的基础知识来诠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与编辑工作者同样适用。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编辑工作中才可以去伪留真，明察秋毫。在现实实践中既要有过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又要根据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2.3 丰富的业务知识
新闻编辑人员要熟悉出版的法规、章程、政策和纪律，同时贯彻落实在工作中。当前，新闻的播发形式从预播改为直播，对编辑的要求也更高了，需要新闻编辑者熟练掌握流程中的每个环节，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新闻编辑要熟悉的业务水平包括知识储备量、编辑技巧、写作表达能力等，因此一个合格的新闻编辑者要掌握所有相关的业务知识，通晓新闻学概论和新闻编辑学，熟练编辑业务。对于自己拿不准准或怀疑的历史事件、生活常识，要多查询资料，向专家请教，务必符合事实真相，弄明真伪。
2.4 超常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高度的服务态度
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服务态度和社会公德心淡薄的新闻编辑者能写出好的新闻稿子。每一个具有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都应努力宣传群众事件，传播先进思想，正确文化导向，塑造美好心灵，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社会正气。新闻媒体是否具有权威、引导性强弱与否都和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心和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
3 新闻编辑如何在外界舆论的导向中发挥自身职责
要做好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就要求我们按照规律办事。社会主流媒体的可信度、群众接受新闻的心理、新闻发播规律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报道的情况要以真实事件为根据，一定不可以出于引导方向的因素而人为捏造事实，否则效果只会适得其反，造成由于受众群体出于对媒体的不信任，导致虽然是正确导向却不能起到良好社会引导效应。
第二，选择有积极社会意义的事进行报道。选择有事实依据的新闻进行报道，不代表所有事实都是新闻。作为新闻工作者，要选取有社会意义的材料，才可以体现社会主流导向。新闻报道的事实，要同时具备新闻价值和事件材料本身具有正确导向两方面。其次，编辑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意识。媒体不能只为吸引群众眼球和提高收视率而忽视社会责任。引导方向不能庸俗。所以要求编辑人员要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意识来源于深厚的社会素养和坚实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能惊鸿一瞥，靠一时的新奇带来收视率的提升，甚至不惜迎合部分人的低俗爱好，这样的报道背了初衷，也不是媒体自身具有的导向功能。第三，媒体要给与群众辨别新闻真伪的权利。尊重是相互的，受众只有在感到自己被尊重的同时才会相应的尊重新闻媒体，才会对所做的报道认可。所以我们说所的引导并不是包揽，只是一种抛砖引玉，这样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带来正面的结果。
4 结论
作为新闻舆论的工作本质是就是依靠舆论导向去改变和通话群众的舆论，依靠媒体的影响力带动受众群体的立场与观点。新闻编辑工作作为新闻产品生产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其产品的质量和引导的效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现实中，编辑工作者要从各个方面打好坚实的基础，肩负起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张锦华.网络论坛编辑引导舆论应注意的三个问题[J].编辑之友，2011（7）.
[2]安向清.舆论引导与编辑的主体意识[J].新闻界，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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