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外资公司；监管策略；市场准入；公司治理；偿付能力
一、外资保险公司发展的概况
(一)入世以来外资保险公司的发展
2006年已经是我国入世第五年，到目前为止，除了外资产险公司不得经营“交强险”、外资设立寿险公司必须合资且股比不得超过50%等限制外，保险业基本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
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到2006年10月为止，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21个营业性机构，135家外资保险机构设立了近200家代表处。2006年1—10月期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191.12亿元，占市场份额4.07%。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四个开放较早、外资较集中的保险市场上，外资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已分别占到18.15%、18.62%、10.73%和9.68%。
我国保险业开放以来，共有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的境外资金，通过设立外资保险机构或参股中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外资保险机构进入我国保险业，带动了大量保险相关资金投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使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逐步增强。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促进了中资保险公司深化改革，保险行业发展质量得到提高。
(二)外资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及监管状况
实施“引进来”战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强大的竞争和国际市场动荡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外资保险公司在大举扩张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包括超范围经营、损害合资伙伴的合法权益、公司组织结构和内设机构职能不健全、向境外非法转移利润和逃避纳税以及地下保单等。例如，广州市地税机关对在广州注册登记的27家外资保险机构于2003年—2005年度纳税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后发现，有13家存在涉税违法问题，共查补税费l359万元，其中一家2005年才注册开业的外资保险机构查补税费达230万元。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水土不服，经营不善。
因此，在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才能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全面开放，进一步开放的余地不大。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国民待遇已经使监管的焦点由过去如何有序地开放，到现在的市场行为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以及外资保险公司引起的特殊问题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主要由《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组成。加入WTO之后，为满足新形势下外资保险公司监管的需要，我国先后颁布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由此，以上四部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宏观监管。但是，从目前看，我国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基层监管还存在许多“真空”地带，对外资的监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业监管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保险业的财务警戒系统：IRIS和RBC
美国的保险业相当发达，其保费收入约占全球保费收入的1／3，保险监管也由美国保险委员协会(NAIC)和各州保险局共同完成。
NAIC要求保险公司有统一的财务报表及会计准则，并按时递交年度报告。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NAIC建立了一个全美范围内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包括近5000家保险公司最近十年内的年度财务信息。
NAIC通过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早期警戒系统(1RIS)。IRIS主要分析以下比率：(1)资本金和盈余率；(2)总收入和净收入；(3)佣金与费用和保险费与最低资本金；(4)投资收益率；(5)保费变化；(6)准备金变化。如果IRIS对某保险公司的分析结果超出预期正常结果，州保险监管部门会对该公司密切注意，追查原因和规定其限期改正，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为强化偿付能力监管，NAIC在1993年、1994年分别对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实施风险资本(BBC)监管要求。它是借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的要求，对保险公司按其面临的不同风险分别规定所需要的风险资本额，将各种财务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一个最小资本金数额，然后将这个数额与保险公司经过调整的资本金比较，以确定该公司的资本金是否充足，并授权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NAIC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每年提交RBC报告，根据RBC比率的范围，各公司被分成五个“行动等级”，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二)台湾地区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经验
台湾地区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历史并不长。台湾是在岛内保险市场发展了二十多年后才逐步对外开放的，其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次开放和90年代的大规模开放两次高潮。80年代中期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促进了保险业的开放进程；1990年，台湾仍然严格限制进入岛内的外资公司的具体条件，防止外资进入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直至1995年，台湾才全面开放保险市场。
尽管引入了外资保险公司，但台湾本土保险业却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站稳脚跟，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台湾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限制进入岛内保险公司的资格，对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进行严格审核监管，防止不合格的外资保险公司给岛内保险业带来负面影响；其次，十分重视保险业的法制建设，早在开放之前，就对相关的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做了充分研究，这些规定对稳定市场开放秩序、促进保险市场平稳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一直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控制对外开放进程，使岛内保险业主体能够获得较长时间发展成熟的机会，进而得以增强自身的抗衡能力，有效地避免市场份额的流失。
(三)俄罗斯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1992年11月27日，俄罗斯审议通过《保险法》，俄罗斯保险市场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俄罗斯《保险法》规定，外国保险公司在俄罗斯境内不能从事保单中介和服务，为了突破这一限制，外资公司和俄罗斯本国保险公司进行了相应的业务合作。俄罗斯联邦政府于1993年2月26日又签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在俄罗斯联邦设立经营商业保单的跨国公司》的法令，进一步向外资开放了保险市场。外国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俄罗斯保险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和退休金的建设中，促进了俄罗斯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俄罗斯保险市场过快、过急地向外资开放，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加剧了资本外逃。俄罗斯《保险法》规定外资保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仅为200万卢布，过低的市场准入门槛使层次不一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加大了监管难度。由于保险市场改革缺乏配套的资本市场改革，大量资金流人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三、对外资保险公司监管的“三支柱”
外资保险公司蜂拥而人对我国保险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保险监管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的观念逐步增强，监管服务意识不断提高。为适应保险市场开放和发展的需要，保监会建立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但对外资保险公司监管可以有侧重点。
(一)市场准入与市场行为监管
在市场准入方面，目前《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规定：合资保险公司、独资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且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
为了引进资金雄厚、经营稳健的外资保险公司，对于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限制在短期内不会有变化，因为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程度已经很大，市场准人的限制是保证公平竞争与稳定经营的基础。
但是从长期看，固定的资本标准会不适应市场的变化。今后的发展可能要借鉴美国保险公司资本金的“RBC"标准，设立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需要的基于风险的资本金标准，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市场行为方面，针对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中出现的违规经营问题，一方面要对数据真实性进行自查，尤其要加大对基层机构的内审稽核力度，对于假报表、假数据、假赔案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另一方面，要联合海外特别是港澳地区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地下保单活动，防止资本外逃和洗钱行为，维持保险市场有序发展。
(二)偿付能力监管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提出的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的原则，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应该和强化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要求结合起来。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框架必须设定资本和负债的匹配要求，并能够对风险做出敏感反应。
目前，保监会对偿付能力不足和监管指标超标的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包括：要求提交解释报告、增资扩股、监管谈话、限期整顿等。这种分类管理的层次过于简单，界限也有些模糊，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对不同财务状况的保险公司实行更细致的分类管理，遵循“优松劣紧”的原则，提高监管的灵活性和效率。
(三)公司治理结构监管
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关键在于确保董事会对总体决策负完全责任并保证公司按照适当的业务和财务实践标准进行有规划和审慎的经营。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确保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保险公司的生存发展负主要责任的制度体系，以明确保险公司内部决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强化，促进保险公司与监管机构更好地合作。
四、走向国际化的保险监管
我国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体现。在这种背景下，保险业务、保险机构、保险风险都开始国际化，由此产生了保险监管国际化的要求。我国作为新兴的保险市场，保险监管制度与国际监管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实现国际化的监管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构建完善的法律规章体系和会计、审计制度，联合其他监管机构是当务之急。
(一)构建严密的监管规章体系
我国的保险监管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殊阶段，在制定适合市场环境的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国内的保险监管法规虽然在内容上已经基本符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颁布的《保险监管核心原则》，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保险监管法律和规章体系。特别是各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间还缺乏协调，有些规定不尽合理。特别是，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时滞性，跟不上实际保险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很多市场行为无法可依，例如网络保险法律的空白就给监管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目前，《保险法》正处在第二次修改中。今后的方向是建立一个既适合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监管需要、又符合国际惯例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我国内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和监管活动纳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化轨道。
(二)完善保险监管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
由于各国的会计制度和惯例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国家公司财务信息的可比度很难实现。对于反映保险业特殊性的保险会计制度，其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保险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应该满足相关性、实效性、可靠性、可比性、一致性等会计要求。我国保险业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自2007年1月1日起，保险业将统一执行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
此外，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审计、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还要建立规范统一的保险统计指标体系、报表体系和报送制度，统一业务数据统计口径。这样才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强公众对保险市场的信心。
(三)加强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
入世以后，面对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新趋势，保监会在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并于2006年10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IAIS第13届年会。2005年，加入了国际养老金监督官协会(I0PS)，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保监会还加强了与亚洲保险监管机构的交流。2005年与14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监督官讨论通过了《亚洲区域保险监管合作北京宣言》，为今后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保险监管合作打下了基础。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机构，保监会还需要研究借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的各项保险监管原则、标准和建议，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我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
【关键词】寿险公司 利润路径 承保利润 投资收益
利润路径的选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寿险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保险经济学认为，在初级市场中，利润来源于保费收入，保费中扣除保险事故发生的经济补偿给付额和各项费用之外即为公司所得的相关利润；然而，在成熟市场中，保险经营中的资金流量包括了保费收入、赔款支出和投资收入三部分，其中保费收入和投资收入均为资金流入项，成为寿险公司利润的两大来源，也就是本文中提及的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
一、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的关系
现代保险业的发展实践表明，寿险公司的主营业务已发展成为由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两部分组成的综合性业务。因而理论上来讲，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都是寿险公司的主营业务。但现实经营活动中，寿险公司承保业务的利润值却常常为负，部分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为投资收益，用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上的亏损。总之，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始终是寿险公司的主要利润路径。
在保险公司利润路径的选择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理论。一种是基于山的沉稳内涵而定义的“山派”理论，该理论主张保险公司更应将稳健经营视为其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所在，提倡互助精神和共同分担，因而强调保险是一种责任分担机制，公司利润应主要来源于承保利润。此外，另一种则被称作“海派”理论，主张保险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对公司资金的有效运用上，而将承保业务看作其资本投资筹集资金的融资过程，该理论较前“山派”理论明显多了几分随意性，而并不再强调常规上稳健的承保业务。
基于以上理论，我认为，我国寿险公司的盈利来源应是以上两种学派的结合体，既不能忽视承保业务这一基本业务所带来的盈利，也不可懈怠了投资业务的实施。两者应共同作用于保险公司的经营利润上。
二、我国寿险公司营业亏损严重
随着各家寿险公司新一年年报的陆续公开，本文以我国66家寿险公司的2012年年报为数据参考文献，通过对各家公司在2012年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各家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总资产和保证金的数量，旨在对比分析其公司规模对寿险公司利润路径的选择有无直接影响。由于少数几家寿险公司的年报尚未公布，以及刚成立公司暂无年报，该样本可能并非包含了全部所有家寿险公司的情况，但排除这少数几种情况后，该样本仍可代表我国所有寿险公司整体的利润经营情况，并不会受到以上少数几家寿险公司的限制。
（一）中资寿险公司的盈利状况
本文共选取了41家中资寿险公司，统计结果表明：其中有12家寿险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盈利，该比例仅为29.27%，也就是说，其余多于70%的中资寿险公司在该年中分别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下表为在2012年中获得盈利的12家寿险公司的盈利情况及公司规模以及该年中的承保状况。
表1 2012年实现盈利的中资寿险公司的基本信息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2家实现了营业利润的公司中，仅有安邦人寿一家中资寿险公司同时实现了承保利润为正，其余11家寿险公司虽然获取了营业上的些许盈利，却依旧没能在承保上获利，正是因为它们的投资业务给公司带来的收益，才弥补了承保业务上的亏损，因而总体营业利润为正，承保利润却都为负。
41家中资寿险公司中，仅有安邦人寿一家实现了2012年度的承保盈利，有包括泰康、国寿、平安、生命人寿等在内的11家公司虽实现了营业上的总体盈利，却没能实现承保盈利；而其余的29家中资寿险公司则在投资收益上没能弥补承保上的亏损，因而总的营业利润亦为负。
安邦作为一家承保利润及营业利润均为正值的中资寿险公司，若仔细观察其各项具体盈利值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安邦的营业利润在这12家实现了寿险公司中最小的总盈利，而从其投资收益上来看，该投资收益更是远远小于其余11家公司，然而，与众不同的在于安邦是唯一一家在承保业务上实现盈利的公司，这点需引起注意。
（二）外资寿险公司的盈利状况
本文共选取了25家外资寿险公司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仅有9家公司实现了总体盈利，而这9家公司中只有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一家同时实现其承保利润为正，其余8家外资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却未能弥补了承保业务上的亏损。
表2 2012年实现盈利的外资寿险公司的基本信息统计
从上表可看出：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在2012一年中分别实现了11669万元的投资收益和6471万元的承保利润，从而获取了18140万元的利润。从营业利润值的大小来看，招商信诺在外资寿险公司中的盈利总额并未排到前三位，但其却是唯一一家实现了承保业务盈利的公司。更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招商信诺的注册资本量在这9家寿险公司中为最小，如此小规模的公司竟可实现这么理想的盈利水平是值得其余各寿险公司学习和借鉴的。
三、不同规模公司的盈利路径选择
寿险公司的规模可通过两类指标来实现，首先是其注册资本量，一个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公司的登记机关登记注册的资本额，也叫法定资本，它代表着公司法人财产权，因而也反映着该公司的经营规模；其次是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量，寿险的承保业务作为其主营业务，公司的保费业务收入是衡量其规模的又一个指标。本文中选择注册资本量作为衡量各公司规模大小的标准，并分别对我国的中资和外资寿险公司进行分析。
（一）不同规模的中资寿险公司的盈利路径
按照寿险公司的不同注册资本量，对以上41家寿险公司进行分类。该41家公司的注册资本量分布于3亿元至338亿元之间不等，在此，若将其分为几个区间，各个区间的公司家数如下：
表3 按规模划分的中资寿险公司盈利状况
由此可见，从各区间盈利公司的占比值来看，很显然，越大规模的公司中，盈利占比越高。也就是说，公司的规模越大，其总体上盈利的可能性相对越高一些。但结合上部分的具体数据来说，总体盈利却并不是代表着其承保业务也盈利，而绝大多数公司只是其投资收益弥补了承包上的亏损。
（二）不同规模的外资寿险公司的盈利路径
按照注册资本值，对我国25家外资寿险公司进行分类。相比于中资寿险公司来说，外资公司的规模一般较小。据统计，该25家公司的注册资本量分布于2亿元至37亿元之间不等，在此，若将其分为几个区间，各个区间的公司家数分布如下：
表4 按规模划分的外资寿险公司盈利状况
该占比数值分布规律与上表保持一致：规模较大的公司中实现盈利的公司家数较多。将各公司的具体盈利情况（即绝大多数公司的承保利润为负的情形）考虑在内，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寿险公司虽然和其他小公司一样在承包业务上是亏损的，但其投资收益可将该承保亏损弥补，从而实现总利润为正。而小公司显然没有这种优势，由于受到规模上的限制，其投资收益远不及承保亏损的量，因而总的营业利润依然为负。
四、国外寿险公司的利润路径选择
由于不同地区的承保状况和投资收益状况各不相同，各个国家的寿险公司盈利状况也参差不齐，但鉴于营业利润总是来自于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两个方面，我们对国外寿险公司的利润途径进行了解，通过分析从而对我国寿险公司的路径选择有所借鉴。
据统计资料显示，北美的寿险公司中，其承保利润几乎全部是负数，而欧洲保险业则与北美有所不同，欧洲寿险承保业务的利润较好，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亚洲保险公司由于受日本保险业低迷的影响其承保利润也普遍较差，至于日、韩以及台湾地区寿险公司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关键在于这些公司在资金运用上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弥补了承保业务的亏损，而承保利润较差的北美地区也是这种情况。
中国寿险公司在资金运用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其承保业绩也并非骄人，致使其总体盈利状况不佳。鉴于资金运用情况并不理想，也许各中外资寿险公司都应向着本职的承保业务方向努力。
五、结论及建议
作为营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承保业务对中外各个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现阶段，承保利润应成为我国寿险公司的主要利润路径。即使在投资业务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批保险公司靠着其自身较高的承保利润获取更高水平的盈利。从当前我国寿险公司普遍亏损的角度来看，实现起码的不盈不亏甚至些许的盈利是各寿险公司努力的方向，何况是在金融市场依旧不够成熟、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能力相对较低、市场风险较大的现阶段尤其如此，各寿险公司的重点应放在我们相对熟悉和擅长的承保业务上，而不是把投资业务作为重点，尽管它是一部分发达国家获取利润来源的主要途径。
通过对各规模寿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分析，我们发现，规模较大的寿险公司通常可以实现较高的投资收益，且能够更进一步的弥补其承保业务上的亏损，因而我国寿险公司中，可以实现整体上盈利的公司多集中于大规模的寿险公司。因而，对于规模小的公司来讲，应更加注重其承保业务，提高承保质量，认真核保，做好其本职的承保工作是其盈利的重要方式。而大规模寿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亏损尽管可以从较高的投资收益中得以弥补，但注重其承保业务，实现承保盈利又何尝不是增加公司总利润的好方法，而相对于较小规模寿险公司来讲，较高的规模使其在投资上具有较大的优势，理应好好把握。总之，寿险公司的业绩应由保费与投资的双轮驱动模式得以体现，不可只重视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尤其是作为保险公司基础工作的承保业务。
注释
{1}这里的占比指的是盈利公司家数占该区间公司总家数的比例。
参考文献
[1]祝向军.我国保险公司盈利模式的发展演化与未来选择[J].保险研究，2010，2.
[2]王钢.寿险公司投资业务对公司价值影响研究[M].硕士学位论文.
[3]杨超.承保利润、投资收益需双轮驱动，21世纪经济报道[J].2009（11）.
[4]张辉，苗丽霞.正确认识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的关系，中国保险报[J].2004（11）.
[5]陈之楚，马庆强.保险公司利润路径实证研究[J].保险研究，2007（9）.
关键词保险企业竞争力竞争力外部来源竞争力内部来源
1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外部来源
1.1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特定市场中企业的数量、份额和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它反映产业组织竞争性质和垄断程度的基本要素。依据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市场结构必然会影响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从而也会影响到市场中各个主体的行为。各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不同，他们的市场表现也是不同的，对各个主体竞争力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我国保险市场从人保一家市场主体发展到目前市场主体超过一百家，市场集中度明显下降，作为市场主体的各家保险企业的竞争力的变化是明显的。以人保为例，显而易见，在一家垄断和数家争鸣的市场下，它在我国保险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是不同的，在独家垄断下，人保具有垄断的竞争力，而在寡头垄断下，人保的竞争力必然会有所变化。
1.2产业竞争程度
按照波特关于产业五种竞争力的分析，我们知道，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以及竞争对手的竞争这五种竞争作用力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竞争程度，如果产业的五种竞争力较弱，这个行业一般就会有较高的产业利润率，那么产业中的主体（企业）也就相对有可观的利润，也就拥有一定的竞争力。我们知道，我国保险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也就是说保险企业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润，短期内保险企业有着一定的竞争力。虽然，保险产业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保险企业的竞争力，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长期内竞争程度与保险企业的竞争力的相关关系仍不明确，这就又回到了经济学研究中有名的“两难境地”，即垄断程度越高，企业越能获得超额利润，但垄断会妨碍竞争，造成福利的损失。也就是说，竞争程度低，长期内企业是否会有竞争力，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这里举一个反例，在计算机操作系统行业中，windows系统和unix系统几乎垄断市场，与其他行业相比，竞争程度相对不高，但这并未妨碍拥有windows的微软创新并获取高额利润，毫无疑问，微软有很强的竞争力。
1.3产业政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会以各种方式予以弥补并保障“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就会影响到市场主体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对于保险业，第一，我国保险业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政府（或监管部门）还有着不可替代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作为金融业“四个支柱”之一的保险业事关重大的国计民生，而且技术上其特殊性，政府的监管不可避免。所以，保险产业政策对我国保险企业的竞争力培育非常重要。此外，如果把产业政策的变化理解为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而作的制度变化或者说制度创新，那么制度变迁理论也可用来解释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4保险需求
我们知道，保险需求决定着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保险需求日益增加，保险企业的发展余地非常大，这样的市场有利于保险企业的竞争力的培育。
需要指出，保险企业竞争力的上述四个外部来源不是孤立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竞争程度休戚相关，而产业政策会影响市场结构和保险业竞争程度，反过来，市场结构和产业竞争程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产业政策的发展。同样，保险需求的变化会影响保险产业政策的制定，而产业政策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保险需求。
2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内部来源
2.1制度安排
诺斯和戴维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利益机会的现成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制度创新能给创新带来追加收入，产生这些追加收入的原因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如果新制度安排有最大的净现值（收益现值减成本现值减利息）且大于零，则就是所期望的创新安排。阿尔钦和德穆塞茨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他们认为，由于最终产出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无法进行准确地分解和观察，因此不可能按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只就导致“偷懒问题”，即团队成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为了减少这种规避行为，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监督者必须占有剩余利益，否则他也缺乏监督的积极性。詹森和麦克林用“成本”概念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清除成本。委托——理论讨论的是如何解释委托者（股东/管理者）通过设计一项有激励意义的合约达到控制者（管理者/工人）的目的，以减少更广意义上的“偷懒问题”。无论团队生产理论，还是委托——理论，他们所提到的监督或者设计，就是企业（组织）的制度安排。
对于保险企业而言，确实也面临着委托问题，包括所有者（股东或者国家）与经营者间和管理者与员工间的成本。如果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创新，以减少成本，必然有利于加强保险企业的绩效和竞争力的培育。
2.2人力资本
企业家和产出中投入的劳动力可以归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奈特指出，在不确定情况下，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首要的问题或功能是决定干什么以及如何去干，这首要的功能即企业家的功能。熊彼特提出，企业家为创新者，能够改革和革新生产的方式。而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舒尔茨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观点。他指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人的质量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在舒尔茨研究的基础上，贝克尔详细地讨论了在职培训问题，他指出，培训会降低现期收益并提高现期支出，但是，如果它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或者大幅度降低未来的支出，企业就乐于提供这种培训，并不需要每个时期的支出等于工资，也不需要每个时期的收益等于最大可能的边际生产率，因为所有时期的支出与收益是相互关联的。
对于保险企业而言，人力资本对于竞争力的提高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者（企业家）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素质非常重要；第三，无论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他们在管理和工作实践中的提高和培训所带来的保险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也非常重要。
2.3非人力资本
有关非人力资本对于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可以从所有者权益和资产两个角度来看。抛开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金和公积，可以说他们是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重要支撑基础，如果一个保险企业有充足的资本，他们的承保能力相应不低，就更有实力去分散风险，就能积聚更多的资金，就能更好地进行投资。资产方面，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这里不考虑递延资产），一家保险企业如果有高的物质投入，合适的流动资金、强大的品牌效应，无疑其竞争力就会更强。
2.4管理
哈罗德和韦里克的经典教科书把管理定义为，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从管理的一般职能来看，管理可以从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等方面发挥作用，提高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从保险企业特殊的经营环节来看，管理可以渗透于产品设计、营销、承保核保、防灾防损、再保险、理赔、资金运用等保险经营的各环节之中，以减少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保险企业竞争力。
2.5技术
保险技术是特殊的技术，它由许多学科综合而来，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其中尤以精算技术和风险管理技术为重。风险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作为经营风险的保险企业来讲，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为被保险人减少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而计算的依据就是精算。所以说，保险企业的精算技术成熟，就会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在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同时，也会稳定保险人的经营，也有利于保险企业的竞争力培育。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壮大，风险管理技术和应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型寿险产品、保险证券化和APT（非传统风险转移）也蓬勃发展起来，保险企业经营就更有稳定性。
2.6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导企业经营和员工行为的价值体系和经营观念。彼得斯和沃特曼、帕斯卡尔和艾索斯、威廉·大内等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和价值观对企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企业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作用更大。D·法尼也认为，保险企业的决策受到保险企业的企业文化的强烈影响，企业文化在所有层次上对决策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
2.7信息化
斯蒂格勒创造性地把信息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引入到对市场与价格行为的分析之中，从而把信息纳入到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方法之中。他认为，人们需要信息必然要搜寻信息，同时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如花费时间等。
保险企业信息化的过程就是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来改造企业业务流程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加强企业内部各项工作内容以及企业与外部客户之间的信息分享、协调和合作的过程。这样，信息化将对保险企业自身的业务过程和其周围的市场环境都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信息化必然对保险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
2.8保险产品
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好坏，最终必然会体现在保险产品身上。对于保险企业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很好的创造和销售保险产品，并因此不能获得应有的利润，他们的竞争力必然不强。如果保险产品销售得好，保险企业也能获得较好的预期利润，竞争力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
同样，保险企业的上述内部来源之间也不是孤立的，他们在保险企业经营中共同起着作用，保险企业内部来源的最终附着物就是保险产品。
3结语
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外部来源和内部来源共同决定着保险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保险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一方面受到市场结构、产业竞争程度、产业政策和保险需求等竞争力外部来源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保险企业制度安排、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管理、技术、企业文化、信息化和保险产品等竞争力内部来源状况。既然，与内部来源相比，保险企业更难以把握竞争力外部来源，那么，保险企业应该主要从竞争力内部来源着手来提高自身竞争力状况。
参考文献
1金碚.竞争力经济学[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2李显君.国富之源——企业竞争力[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3石新武.开放条件下的保险业竞争力[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D.A.海，D.J.莫瑞斯.产业经济学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D.法尼.保险企业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广义保险;努力函数;契约刚性;企业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企业所处环境的越来越健全,政策以及市场要求的不断提高,企业承担的必须保险以及与企业被雇佣者的健康和安全相关的管理支出逐渐成为企业一项必需的资金项目。围绕着被雇佣者的风险管理投入已经逐渐、甚至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必要支出,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也就要求做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支出。在财务中,因为其数额比较小,所以一般是将上述的支出作为费用或者作为成本融合进其他项目进行管理和分析,但在国外已经发展到占用巨大资金的地步,例如在美国已经占了公司成本平均的40%,甚至有的公司达到60%,而这些费用总计占用了代表性公司大约26%的现金流。这导致很多美国企业,将如何把这些风险管理项目产生的经营成本进行转移作为一个热点问题来研究。我国目前正在寻求的发展模式逐渐人性化,这也说明各类必须保险将进入公司,与企业被雇佣者的健康和安全有关的风险管理也将逐渐得到重视,公司必须把这些开支作为资金管理的一个重要项目,它关系到公司的安全以至价值的变动。
在这里,笔者定义了一个名词:广义保险,即企业在生产经营风险管理过程中所购买的保险,以及与被雇佣者健康和安全相关的风险管理所支出的资金。笔者的观点就是要寻求广义保险的变动会影响公司的风险值,从而使保险支出成为一项专门的投资项目进行管理,进而影响公司价值的变动。
二、研究现状及观点综述
(一)研究现状
目前大多数学者对广义保险的研究是从保险和职工保障分别进行讨论的。对一般定义的保险基本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思考的;对职工保障基本是从人性化角度考虑的。一般定义的保险主要是从金融市场的运行以及保险公司本身的作用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这种研究往往未考虑保险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企业的利益。对职工的人性化研究也未考虑企业的利益产生机制.这只是因为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
对于风险的研究已经基本得到共识,即广义上风险可以分为纯风险和可推测风险。纯风险是损失和不损失的机会,可推测风险被认为具有损失或者收益的机会的特征。纯风险的例子是灾祸风险,例如地震、洪水以及飓风。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面临的不只是可推测风险,还有纯风险,比如丰田公司就因为一家提供原材料的钢铁公司爆炸造成停产,损失巨大。
对于不同类的风险按照理论界的观点,可以分别采用保险和金融方式进行规避。但其实要把这两类完全分辨开来,已经被认识到是不可能的。保险和金融在实际中已经逐渐交融,很多实际业务已经把保险和金融包含在一起,典型的例子有巨灾风险证券化。无论如何,企业必须通过保险来转移自己的风险,而不管是纯风险还是可推测风险。通过保险可以降低风险,那么本质上就是带来了收益,这是目前学者们已经研究得出的结论。
上述的保险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和笔者所定义的广义保险有所区别。
(二)我国相关理论的观点综述
该观点(广义保险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在国内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过,但相似的观点在个别文章出现过,例如张庆洪就提出了职工保险以及其他保险对企业风险有影响,没有具体分析,只用数百文字说明了一下。但这是笔者在中文签料中看到的唯一提到企业广义保险与企业风险有关的观点。
另外目前国内对保险的陈述大都局限于保险公司和银行业的资金保险,主要的观点着重于保险资金的投资使用上,例如保险基金的使用、保险资金的风险分散等.但是从企业角度来说明保险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从而保险占用和使用资金,进一步影响企业本身的价值方面,没有学者明确提出.只有在国外的文献中,例如MULONGWANG博士在其毕业论文中提出保险和金融合二为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内部的广泛的风险管理概念,并阐述了企业内部的与职工和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风险管理的资金占用和使用的重要性。
结合目前国内的空白和国外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的广义保险对企业的风险的影响是显着的,进而影响到企业资金的使用,改变了投资结构,可能影响到了企业的价值。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
我国从1997年开始逐渐明确地制定相关的保险条例,最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是1998年12月16日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明确对所有的保险内容进行行政性的统筹管理.这也就意味着从1999年开始,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逐渐完善自己必须的保险项目(例如职工养老保险、所从事行业的责任保险等)。所以采用的数据也是从1999年开始.
(一)企业风险与广义保险相关性理论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观点和笔者的思考,本文构建多元线性模型如下;
1.应变量的确立和计算方法
要考虑企业风险受到广义保险的影响问题,也就自然采用企业的β值作为应变量。各公司每一年的β值是根据证券特征线,采用“不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日个股回报率”与“不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日市场回报率(总市值加权平均法)”用统计软件进行回归所得,这样计算的瞄既包括了企业的系统风险,又包括了其特有风险。
2.主要自变量的确立和计算方法
主要自变量采用的是(保险费+福利费)/净资产。保险费用是企业具体的作为保险项目进行的投资,它的目的非常明确。例如财产保险,就是为了保证企业的财产在受到可保风险的损害时得到财产恢复,职工生产中的责任保险就是为了职工在受到所在职位工作损害时候得到补偿。福利费是为了激励职工和保证职工安心甚至全心工作所占用的资金,比如职工的医疗补助等。这些都是属于本文所称谓的广义保险的内容。因为企业的目标是股东权益最大化,所以以净资产作为分母更能表现出广义保险对股东的作用。
3.控制(自)变量的确立和计算方法
一般而言,企业的风险有两类: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来源于企业的资本结构,理论上一般都采用资产负债比作为财务风险的指标。经营风险反映的是企业本身经营运作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即企业本身运作的获利能力.
采用的资产销售额比,反映了每单位销售额需要多少资产来做保证。这两类指标是企业风险重要的表征。
4.模型说明
β1=a0+a1X1i+a2X2i+a3X3X3i+ei
其中:β1是某企业的风险量度:X1i=(保险费+福利费)/净资产;X2i=总负债/总资产;X3i=总资产/销售额
(二)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1.广义保险费用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
2.资产负债比、资产销售比都与企业的风险正相关。
四、综合分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深、沪两市的制造业公司,从700多家公司进行全面数据分析后选择了115家公司作为样本,时间为1999年到2003年。(数据来自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系统、新浪网财务数据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数据库)
综合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可见所收集的样本公司的广义保险费用基本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尽管有的年份略有下降)。
每年的统计数据如下:
1999年:
β=1.096945-2.281752X1+O.02663X2-O.026479X3
1%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5%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10%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
2000年:
β=1.366805-6.229701X1-0.215727X2-O.043648X3
1%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5%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10%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
2001年:
β=0.846829+12.42256X1-0.057552X2+0.037278X3(由于样本量太少,仅供参考)
1%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5%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10%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
2002年:
β=1.25773-7.03651Xl+O.009564X2+O.024168X3
1%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5%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10%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
2003年:
β=1.204171-2.414082X1-0.247257X2+O.00737X3
1%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5%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10%的水平下显着(t检验)
从以上模型可以看出,1999年广义保险费用与企业风险p显着负相关;X2与X3对p影响都不显着,且X3还与β负相关。2000年,X1基本与p都有显着的负相关;但X2与X3与β呈现不显着的负相关。2001年因为数据资料过少,仅供参考。2002年,Xl与β显着负相关,X2与X3与联系不显着但呈现负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趋势。2003年与2002年雷同。
1‘通过对数据(因为篇幅的原因,更详细的数据不另外列出)的观察,我们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Xl(广义保险/净资产)与β(企业风险)呈现负相关关系,且有显着效应,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
(2)X2(负债/资产)、X3(资产/销售额)与β呈现的关系有时为正相关有时为负相关,基本不显着,但2003年出现X2对p10%水平下的负相关,与假设2不一致。
2.对各变量所呈现结果的具体分析
(1)广义保险/净资产是本文设计出来反映广义保险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的因素。通过连续几年的横截面统计分析,模型验证了广义保险确实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根据表1,我们可以看出这几年的广义保险的数据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保险政策和人性化管理确实逐渐在起作用。在企业或者职工、政府看来这是政策因素或者是道德因素在起作用,但其实在契约经济学中,舍韫·罗森(SHERWINROSEN)就已经提出了风险中性的委托人为风险规避的人提供全额保险,人将会付出最优的努力,然后通过生产努力函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保证被雇佣者一定的待遇,那将会带来被雇佣者吏大的努力,自然也就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运营能力,企业的风险也就自然可以降低。
(2)负债/资产对企业风险理论上本应该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数据结果显示的却是:基本不显着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且在2003年还出现了10%水平下的负相关。与假设2明显不符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笔者分析这种结果的出现有其合理性,而且该结果也恰恰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存在一定的理性,至少是弱式有效的。原因就在于有效市场理论的根本;对信息的反映程度。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制度对债权人保护力度不够,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破产制度未能真正建立,欠债、贷款不偿还的现象比比皆是,三角债现象严重,加之政府因素和社会因素(如地方保护主义,害怕由于破产引起失业等),企业破产的概率极小,企业所谓的债务并不一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务风险。而且按照税负利益一破产成本假说,在没有形成财务风险时,债务越高,企业价值越大。所以从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有效识别我国这些所特有的制度性因素与环境。
(3)从理论上讲,资产/销售额对企业风险也应该具有正相关性,但研究结果却也是: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且不显着.笔者分析,这个结果也反映了我国的现实,因为作为上市公司,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重要的壳资源,这种壳资源的价值对于经营风险是一种有力的缓冲。另外上市公司一般都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对市场占有的重视要大于对纯粹的反映经营风险的指标的兴趣,所以很多公司都采用低价来占有市场,这样自然就很容易降低销售额而实际扩大了销售量。例如很多制造企业就只有不到5%的利润率,而在以前他们的利润率可以达到15%到25%。所以该指标在上述的原因下自然也就不能显示出显着性的相关。
五、结论及研究局限
本文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市场具备一定的有效性,即资本市场能够达到识别制度性特征和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一程度.上面的实证结果基本证明了这一前提,由此证明本文首先提出的观点,即广义保险能够独立降低企业的风险。笔者大胆地认为,广义保险本身就应单独列为一项投资,应该成为企业投资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而不应该只作为其他投资的一种补充。它占用了企业的资金,它的收益笔者认为是企业风险降低所带来的折现增加额。既然是投资,那就可能带来企业价值的变动。
综合起来本文主要得出的结论有以下几个:广义保险的定义。广义保险对企业风险具有显着的影响;广义保险可以独立视为一项投资进行管理,从而可以展开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证明了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存在一定的理性,但有其不合理性,这与我国的现实是分不开的。但笔者所提出的广义保险确实对企业的资金占用和使用有着明显的影响和关联,这对我国的企业融资投资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1)由于数据的严重缺失,在统计分析上未能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来探讨广义保险与企业风险的长期均衡关系:(2)只证明了广义保险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没能进一步证明广义保险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联系,这也将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重点。
主要参考文献
[1]Mulong Wang,B.S.Financial Derivatives in Corporate RiskManagement.The University of Texasat Austin.August 2001.
[2]Pe]lizzai.P.Static hedging of multivariate derivatives bysimul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Oc—tober2005 Vol.166.
关键词：保险业；效率；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8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1－0053－06
一、引言
我国保险业发展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国内各保险机构必须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外资保险公司竞争优势和效率优势逐步显现，保险市场格局和业务结构将被打破。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谋发展，如果不能迅速将发展思路转到提高国内保险公司的效率上来，其后果不仅是国内保险业受到重大冲击，还会延缓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说，如何提高效率以提升综合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围绕其开展有关保险业效率的研究则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然而，我国目前对保险业效率进行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既缺乏对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也缺乏对大量数据的实证分析，无论是对效率研究方法还是对研究结论，都还缺乏比较一致的看法。已有的大部分研究，如姚树洁等（2005）[1]，恽敏和李心丹（2003）[2]，侯晋和朱磊（2004）[3]，吴诣民等（2005）[4]，李克成（2005）[5]等还集中于对效率测算的静态分析，考虑到我国保险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要素价格数据的缺乏和统计中的测量误差，这种静态分析存在一定缺陷。为了在效率研究中加入时间概念，反映我国保险业效率的动态变化，本文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引入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对我国1999－2006年间保险业的效率变化状况进行了测算。这种指数分析方法除考虑了时间及技术因素外，还具有不需要投入产出的价格变量、不必事先对机构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假设、可以直接对某一机构的效率进行纵向比较等优点，能够为我国保险业的效率及技术改进提供新的测算方法和评价指标。
二、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般原理
Farrell（1957）最早提出效率可以通过比较企业与由产业中支配企业形成的“最佳实践”效率边界（efficiency frontier）来估计的“生产前沿面理论”，其出发点是根据已知的一组投入产出观察值，定义并构造出所有可能投入产出组合的最佳生产前沿面，通过比较样本机构与前沿面的距离而测算出每家机构的效率。[6]Grosskopf （1993）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定义为总产出量的指数除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总投入的指数，它是单要素生产率概念如劳动力生产率的一般化。[7]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被定义为产出变化扣除投入变化后的净变化，即当一单位投入消耗可生产更多产出时会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在生产前沿面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有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技术变动（Technical Change, TC）和效率变动（Efficiency Change, EC），其中，技术变动代表不同时期最佳效率边界的移动，被称为“前沿面移动效应”或“增长效应”，它表明了样本机构的技术创新趋势；效率变动则代表样本机构不同时期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被称为“追赶效应”或“水平效应”，它衡量了样本机构是否更靠近当期的最佳效率边界进行生产。这就是说，如果企业是完全有效率的，即不同时期均在最佳效率边界生产，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等于技术变动；如果企业不完全有效率，即不在最佳效率边界上生产，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因效率的提高和效率边界的移动而发生。当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因企业变得非效率或效率边界反向移动（技术倒退）而下降。
笔者用图1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般原理，它给出一种投入、一种产出企业在t期和t+1期规模报酬不变的最佳效率边界（分别为Vt和Vt+1）。t+1期效率边界在t期效率边界的左边，这暗示从t期到t+1期之间由于技术变化即效率边界的移动产生了生产率的增长。对于一个完全效率的企业（即t期和t+1期都在最佳效率边界上），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是相等的。但是，非效率企业通过提高效率也可以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考虑t期在点B（ ）和t+1期在点A（ ）经营的企业，企业从t期到t+1期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它在t+1期比t期更靠近效率边界。实际上，t+1期企业是在t期不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上经营的，即它利用了技术变化推动其经营点至t期生产边界的左边。因此，企业通过改进技术变得更有效率，从而获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三、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的模型设定
Sten Malmquist（1953）首次提出了用于分析不同时期消费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其指导思想是在比较两组消费数据时，利用其中一组的无差异曲线作为参考集，分别对两组消费数据进行判断。[8]随后Färe etc（1994）将这一指数分析方法应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中。[9]
对于t期最佳效率边界，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可定义为：
（1）
其中， 代表以第t期技术表示的当期的效率水平； 代表以第t期技术表示（即以第t期的数据为参考集）的t＋1期的效率水平。
对于t＋1期最佳效率边界，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可定义为：
（2）
其中， 代表以第t＋1期技术表示第t期的效率水平； 代表以第t＋1期技术表示（即以第t＋1期的数据为参考集）的当期的效率水平。
为了避免任意选择一个最佳效率边界来计算指数，既不能用t期也不能用t+1期的效率边界作为参照，本文采取几何平均的方法，得到下面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模型：
（3）
其中， 即为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代表由t期到t+1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般原理，式（3）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分别代表效率变动（EC）和技术变动（TC）。其中，效率变动为t期企业到效率边界的距离与t+1期企业到效率边界的距离之比（见图1），即
（4）
如果EC>1，表示t期到t+1期效率有所增长，即企业在t+1期比t期更靠近效率边界；反之，如果EC
技术变动则可通过比较t+1期效率边界与t期效率边界来度量，计算如下：
（5）
如果TC>1，表示t期到t+1期发生了有利的技术变动，最佳效率边界将左移；反之，如果TC
因此，效率变动与技术变动的乘积即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即
×
（6）
从以上模型设定可以看出，如何确定不同生产前沿面（最佳效率边界）的效率水平是关键，不同的定义方法、假设条件以及所运用数学工具的不同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通常根据是否需要估计前沿生产函数中的参数，效率水平估计可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类主要方法。区别在于，非参数方法无需给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及估计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而参数方法则根据不同假设选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并对其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为了减小模型估计的系统性误差，避免生产要素价格不确定和不透明的缺陷，并且可以自如地处理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情况，无需决定其相对的重要性，解决主观权数决定与加总的问题，本文选择非参数方法来估计不同时期、不同生产前沿面的效率水平。
Charnes,Cooper&Rhodes（1978）[10]提出了使用非参数法测算效率水平的CCR模型，在借鉴此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假设N家保险机构利用K种投入生产M种产出，第j家样本机构的效率水平可通过求解下列数学规划问题得到：
其中， 即第 家样本机构的效率水平， 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为样本机构 的权重， 分别代表样本机构 的投入和产出向量， 为松弛变量（该变量的大小可一定程度反映出样本机构投入、产出的优化方向）， 是 维单位向量。
此外，为了弄清楚每一年是哪一家或哪几家保险机构使得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即寻找哪些机构是年度生产前沿面外移的“创新者”，就必须在技术变动（TC）的基础上引入一些限制条件（F?re，Grosskopf，Norris&Zhang，1994）：[9]
如果同时满足上面三个条件，那么这家保险机构就是时期t到t＋1期间使得生产前沿面外移的企业。
四、模型的估计与结果
（一）数据选取和处理
本文采集1999年至2006年我国28家保险机构的年度会计报告数据，其中寿险12家，非寿险16家，占保险业务的95％以上，样本数据应能反映中国保险业的总体水平。本文将此28家保险机构看作有3种产出量和3种投入量的决策单元：
1． 3种产出量。由于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业，因此其产出应以其提供的服务来衡量（Yuengert，1993）。[11]一般而言，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主要为风险分担和中介服务，因此，本文确定保费收入（y1）、总投资资产（y2）、已发生给付和准备金变动（y3）作为3种产出变量。第一，在保单签署阶段，保险机构向客户提供围绕保单进行的保障计划咨询、风险勘查、推荐介绍等各项有形和无形服务，投保人通过交纳一定的保费，将不确定的风险损失转化为确定的支出。作为对该项服务的量化，本文以“保费收入”作为这项服务的产出量 。第二，由于保费收入和赔款支出的时间差，保险公司有了资金运用的可能性。由于竞争的需要，在制定保费时要考虑投资收益率情况以降低保费，这一点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保险市场上愈显重要。所以，资金运用也成为保险公司一项重要的无形服务。本文以“总投资资产”作为这项服务产出的量化指标。第三，在保单执行阶段，保险机构向客户提供风险分散和转移的服务，作为对该项服务的量化，本文以“已发生给付和准备金变动”表示。而且，每一案理赔服务费用的支出多少是并入赔款支出计算的，故这个量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还衡量了有形的服务 。
2． 3种投入量。保险效率研究中对投入变量的选择比对产出变量的选择更有一致性，大多数研究都使用劳动力、金融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作为投入变量，因此，本文亦确定员工人数（X1）、金融资本（X2）、债务资本（X3）作为3种投入变量。第一，由于现阶段中国保险业主要实行粗放式经营，最大的特点是依靠机构的扩展和人员的投入来获取市场份额，因此本文选择“员工人数”作为劳动力的投入量。第二，资本金反映了保险机构的总体规模，在将保险视为风险负债的保险定价金融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投入，因此本文选择“实收资本＋资本公积”作为金融资本的投入量。第三，保险企业的债务资本主要由从保单持有人借入的资金构成，对寿险企业，债务资本包括寿险保单和契约的总准备金、意外事故和健康险保单的总准备金以及其它准备金项目；对非寿险企业，准备金由赔款准备金和未赚保费准备金构成。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采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保险机构效率水平的模型（式7）和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模型（式6），本文测算出我国各保险机构1999－2000、2000－2001、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等7个时期的四个不同层次的效率水平，进而得到各时期的效率变动（EC）、技术变动（TC）和Malmquist指数（M）（见表1）。
1．从我国保险业整体样本看。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在1999－2006年间有所提高，而且带动指数增加的主要是“追赶效应”的贡献，这说明保险业生产力的提高是与保险业自身效率提升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2000－2001年Malmquist指数大于1，EC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追赶效应”部分，反映了保险机构相对效率的提高是生产有效性提高的关键因素，这可能与当年加入WTO、市场竞争加剧有关，这种竞争压力有助于生产相对无效的保险机构进行迅速调整，减少要素投入或增大产出规模，使自身的经营更接近保险业的“生产前沿面”，但当时的竞争还没有达到不进行技术创新就不能生存的地步，所以增长效应还没有体现出来。2003年以后Malmquist指数持续大于1，EC和TC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追赶效应”和“增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说明保险机构在注重提高自身技术效率水平的同时，开始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这可能与我国保险业进入WTO后过渡期，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保险机构核心竞争力有关。
2．从依据不同标准对样本细分后的比较结果看。样本期内财险业的Malmquist指数平均数、效率变动平均数和技术变动平均数均分别大于寿险业，这说明财险业的生产有效性要明显好于寿险业，其中，财险业的效率变动（EC）在多数时期下大于1，说明“追赶效应”是财险业生产有效性提高的主要原因，财险机构相对技术效率逐步提高。此外，2001年之后财险业的技术变动（TC）开始反超寿险业，这说明财险机构在保险技术创新上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的营销方式、新的产品和观念对财险企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促进力。
样本期内中资保险机构的Malmquist指数平均数、效率变动平均数和技术变动平均数均要高于外资保险机构，但这不能断定中资机构的生产有效性就要好于外资机构，因为在不同的年份双方各项指标交替上升，而且从发展波动和样本方差比较来看，外资保险机构各项指标发展的稳定性均要强于中资，这与外资机构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经营观念有关。具体来看，2001年之后，外资保险机构的“追赶效应”开始显现，而中资保险机构的“增长效应”逐步显现，这说明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外资保险机构在经营区域和险种上的限制逐渐放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先进的管理能力和内控制度，使得其更加靠近保险业的生产前沿面进行经营；而对于中资保险机构来说，外资的进入带来了新的营销方式、新的产品和观念，使得中资机构原来的经营模式和产品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机构不得不大力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以改变被动的地位。可以说，中资保险机构“增长效应”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外资机构的竞争，产生危机意识而利用“后发效应”加速发展的结果。
样本期内国有保险机构的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波动起伏较大，而同期股份制保险机构的三项指标则呈现较稳定的小幅攀升的趋势。具体来看，1999－2000年，国有保险机构与股份制保险机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效应基本相同；2000－2003年，国有保险机构的波动加大，虽然反映在Malmquist指数上与股份制机构的差距不大，但是其两个分解效应“追赶效应”和“增长效应”呈现明显的反向变动趋势，且与股份制保险机构相比差距较大，这很可能与国有保险机构在样本期间内相继发生两次大的机构调整和改革有关，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效率进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只重视其中一种效应而忽视了另一种效应。2003年以后，国有保险机构加强了技术创新能力，“增长效应”逐渐显现，这也成为当期国有保险机构生产有效性强于股份制机构的主要原因。
3．从“增长效应”中寻找“创新者”看。样本期内为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做出贡献的全部是外资保险机构，这进一步说明外资保险机构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财险业中推动生产前沿面外移的保险机构明显多于寿险业。其中，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上海分公司和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分别在样本周期内五次扮演了创新者的角色，是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外资保险机构（见表2）。
五、结论
本文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引入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对我国1999－2006年间保险业的效率变化状况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保险业整体看，全要素生产Malmquist指数在1999－2006年间有所提高，其中“追赶效应”对指数的促进较为明显，“增长效应”还未完全显现，说明保险机构更加注重提高自身技术效率水平而非创新能力来提高生产的有效性，这也与大多数保险机构自身效率低下、效率提升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有关。
第二，从保险业务的性质看，财险业的生产有效性要明显好于寿险业，其中，“追赶效应”显著是主要原因，财险机构相对技术效率逐步提高。
第三，从保险机构的性质看，外资保险机构的“追赶效应”和中资保险机构的“增长效应”分别开始逐步显现，这说明外资保险机构在经营区域和险种上的限制逐渐放开以及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其更加靠近保险业的生产前沿面进行经营，而中资保险机构“增长效应”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外资机构的竞争，产生危机意识而利用“后发效应”加速发展的结果。
第四，从保险机构的产权性质看，与股份制保险机构动态效率呈现较稳定的小幅攀升的趋势不同，国有保险机构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波动起伏较大，依然没有处理好效率进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往往重视其中一种效应而忽视另一种效应。与此同时，1999－2006年间为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做出贡献的全部是外资保险机构，这进一步说明外资保险机构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财险业中推动生产前沿面外移的保险机构明显多于寿险业。
因此，我国保险业效率的全面提升，有赖于“增长效应”和“追赶效应”的共同作用，特别是需要注重提高“增长效应”的贡献。保险机构在注重提高自身效率水平的同时，需要特别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姚树洁、冯根福、韩钟伟，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5，（7）.
[2] 恽敏、李心丹，基于DEA方法的保险公司效率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3，（3）.
[3] 侯晋、朱磊，我国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非寿险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4，（4）.
[4] 吴诣民，李村璞，何静，基于DEA方法的中国保险公司效率评价[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5）
[5] 李克成，国内寿险公司经营效率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5，（2）.
[6] Farrell, M.J.,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7，(120).
[7]Grosskopf，Shawna，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Nonparametric Efficiency: A Selective Survey [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993，（7）.
[8] Sten Malmquist, Index number and indifference surfaces [J]. Trabajos de Estadistica, 1953，（4）.
[9] Färe, R., S. Grosskopf, M. Norris and Z. Zhang,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7）.
[10] Charnes, Abraham, William Cooper and Edwardo Rhodes,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2）.
(一)企业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系统
关于企业文化的范畴，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基本成形，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威廉•大内(1981)提出了Z理论，并最早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将其研究的内容界定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的关系;特伦斯•E•迪尔和艾伦•A•肯尼迪(1982)认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广为接纳与共享的信念支配着当代的企业组织，这些传统和信念叫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构成的主要要素有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习俗仪式、文化网络;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斯克特(1992)认为，企业文化由共同价值观和部门行为规范组成，在深层次不易察觉的层面上，企业文化代表着拥有这种文化的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容易察觉的层面上，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或经营风格;艾德佳•沙因在《组织文化与领导》(1992)将组织文化定义为由人工制品(物质形态层次)、信奉的价值观和基本隐性假设三个层次组成的系统。而在管理实践领域，对企业文化的定义更加强调价值观对行为的指导作用。
曾经长期任麦肯锡公司总经理的马文•鲍尔将企业文化更为通俗地定义“我们做事的方式”。概括起来，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可以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系统，由企业环境、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其中，企业环境指公司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市场环境，是对企业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人是系统的根本，是价值观和行为的载体，人分为群体和个体并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价值观和行为是系统的核心内容，两者间存在着激励、约束和反作用的关系;在系统中，存在着个体与群体、行为与价值观的融合或冲突，这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企业是强文化还是弱文化。大量研究表明，当企业文化在个体与群体和价值观与行为两个维度都达到较高的一致性时，企业呈现强文化，从而具备了成为优秀企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拥有更好的绩效的企业一般拥有强文化。企业从价值观到行为的作用结果最终决定了其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企业在产业保持竞争力的根本。
(二)企业文化的定位
如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强调的“以文教化”一样，企业文化必须有清晰的目标。即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企业文化系统，首先要明确企业文化要服务什么、或者说要从解决哪些核心问题，从此入手塑造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定位。定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成功的前提，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集中表现。企业文化只有通过准确的定位，才能从中发掘出自身最具价值的文化要素，最终构建出独具个性的企业文化。正确的文化定位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相反，如果定位不准，那么企业文化不但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会将企业引入经营误区，削弱竞争优势。
二、保险公司的文化建设应着力于培养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
保险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经营的组织，管理的主要对象是风险，这也从跟本上决定了风险管理与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紧密关系。同其他企业一样，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系统可以定义为由企业环境、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的统一整体。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应该定位在那里?这也是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强调在梳理考察企业的外部适应性和内部融合性的基础上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所谓外部适应性主要指企业对外部的企业环境的认识与适应过程，而内部融合性主要指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组织，为了应对外部的企业环境变化，而对内部价值观、资源、制度、流程等的整合过程。实际上，对外部适应性的梳理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素进行认识的过程，而内部融合性梳理是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运用这一方法对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系统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识别其外部的环境驱动因素和内部融合因素，从而发现保险公司核心价值观和行为的关键所在，明确企业文化的定位。
(一)外部环境变化对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存在风险管理适应性的要求
企业文化必须与外部的企业环境相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其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强烈的驱动作用，促使其文化与环境相适应。作为保险公司，影响企业环境的因素包括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因素、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等因素。近些年来，保险公司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是经济环境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金融市场日益动荡，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和复杂性明显增强，经济运行风险逐步加大，对保险的需求和所承担的风险影响显著。二是政策环境方面，保险监管在三支柱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强化了对风险管理的关注，制定了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指标体系，采取更加保守而准确地进行风险估计正在成为监管趋势。三是市场环境方面，无论在保险市场还是证券市场，投保人和投资者都对所承担风险的信息披露有着强烈的需求，保险公司面临着提高风险信息透明度的挑战。四是社会因素方面，保险公司面临的老龄化和长寿风险带来的挑战，老年人的抚养比率逐年上升和个性化需求日渐增强的趋势给人身保险和年金业务带来挑战。五是气候变化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日益频繁，社会经济损失金额不断加大，造成的保险损失相应日益增长，保险公司面临的累积责任和赔付压力不断增高。六是技术创新方面，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联系性和联动性日趋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呈现多样化和灵活化的特点，由此产生的风险不断涌现，风险的传递更加复杂，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连结型产品和投资业务带来风险管理的新挑战。上述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保险公司当前经营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加大，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挑战，促使保险公司的文化系统在坚持盈利导向的同时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导向以保证公司的持续稳健经营，增强企业文化与风险日增的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二)风险管理是保险公司文化系统实现内部要素融合的最佳路径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着从价值观到行为、从群体到个体的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要实现系统内部的价值观、资源、制度、行为等各种要素的内在统一，必须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选择。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风险管理是其经营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而风险管理的范畴又完全覆盖了保险公司文企业化系统中价值观、行为方式、人力资源配置等核心领域，因此，风险管理为企业文化系统内部诸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佳的路径。
一是价值观层面，保险作为一种契约化的金融产品，提供的是一种经济补偿或保障，既体现了消费者对风险的偏好、习俗和态度，也体现了人们愿意通过购买保险来对付风险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一种最大诚信原则，受道德、习俗、传统、民族、地域等文化特征的影响明显。保险公司的价值观建立在以大数法则和道德法律约束为条件形成的保险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追求可承受风险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体现了风险管理的核心理念。
二是行为层面，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行为主要包括产品开发、核保、理赔、营销、再保险转分、财务管理、投资、审计等一系列活动，实际上就是对业务风险进行识别、计量、分散、控制、监督等系列风险处理过程，目的在于保证自上而下的业务决策行为和执行以及前、中、后台的业务操作与企业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不同层面的制度、流程相一致，实现对风险的及时有效控制。
三是资源配置层面，人力资源是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最主要的资源，保险公司的人才队伍以拥有风险识别、计量等方面专业才能的精算师、核保师、理赔师等为核心构建，组织架构中既有横向以企业风险管理架构为基础构建的相互独立的风险管控的三道防线，又有纵向由高级管理层、职能部门层和员工操作层三个层面构成的风险决策、建议、操作的治理架构和管理机制，因此，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资源层面对风险管理存在刚性需求。此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保险与风险管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决定了风险管理对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的影响。一方面，风险管理学起源于保险学，保险学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是风险管理领域最早形成系统理论并反复实践的，对风险管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思想、架构、工具的发展对保险公司实施风险管理都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保险与风险管理无论在理论基础上、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
综合上述分析发现，外部企业环境因素的变化促使保险公司有必要不断加强风险管理，而内部要素分析则表明以风险管理为主线对保险企业文化内部要素进行整合是可行的，并且是理想路径。因此，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的构建应基于风险管理为核心，定位于服务风险管理。
三、结论与建议
作为企业的“血型”，企业文化展示了企业的个性。企业文化的范畴虽然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核心内容是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考虑到企业所处的环境和人的因素，企业文化可以看作一个受企业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系统。企业文化定位是构建企业文化的前提，也指明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方向。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外部环境适应性分析和内部融合性的结果都表明，风险管理作为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的定位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风险管理应是贯穿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从价值观到行为的主线索。中国保险业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结构问题、合规风险、诚信缺失等突出的问题，与保险公司普遍存在着注重规模和盈利而忽视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风险识别，在综合多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外商投资方和基于政府层面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PPP项目中的风险因素提出了风险分担，同时提出了PPP项目风险的规避与防范措施。
论文关键词：公共利益城市水务PPP模式风险
近年来国外水务巨头纷纷抢滩登陆，把我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来开拓，外国投资者主要通过BOT、TOT、并购等PPP模式进入我国城市水务业。截至2008年底，我国境内11家主要外资水务企业在我国城市水务市场中共签约94个项目。所谓PPP模式是英文“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的简写，中文一般直译为“公私合伙制”，是指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
然而基于公共利益的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具有实施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经济分析和技术风险较大等特点，在项目进行的全生命周期均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对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风险分担方式及风险规避措施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分析过程简介
为了系统分析PPP模式的运作风险，笔者召集了国内水务行业有关专家就风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根据三亚水务外商投资PPP项目经验及相关案例材料，水务行业外商与政府等代表分别探讨了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视角下的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问题。参与PPP模式风险研讨的专家代表共有17名，其中10人为政府和国企代表，7人为外商代表。
会前准备：将三亚水务外商投资PPP项目和相关国内案例材料分发于专家代表，请各位专家仔细阅读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风险问题重点思考。各专家代表为国内水务行业内互不统属的企业代表，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
风险因素开发：由主持人介绍三亚PPP投资项目历程及国内案例背景，让各位专家提出风险建议；主持人对各位专家强调要突破思维惯性，大胆进行联想；该阶段历时1小时。
风险因素分类与整理：根据文献资料和风险属性，将风险因素按照风险源分为7大类。
初步罗列风险因素：根据风险因素分类和专家提出的风险因素构建初步的PPP模式风险因素，供进一步专家探讨。
风险因素质疑性开发：该阶段历时1小时，主要是对已构建的风险因素用头脑风暴法进行质疑，主持人引导专家进入风险因素质疑环节，删除质疑较大的风险因素。
风险应对措施开发：对于罗列的风险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各位专家提出相应风险规避措施，该阶段历时1小时。
二、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
（一）系统风险
1.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变动风险和信用风险；国家政策稳定性风险包括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劳资关系等与项目有关的敏感性问题方面的政策是否健全、稳定。
2.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包括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及税收风险。
3.不可抗距风险。不可抗距风险是由于自然与环境因素引发的风险，包括洪水、地震、火灾、台风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恶劣气候等对项目产生的影响。
（二）非系统风险
1.项目建设期风险。项目建设期风险包括资金不到位、工期延误、投资超标和质量不达标风险等。
2.项目营运期风险。项目营运期风险包括市场竞争、社会服务质量不佳及运行效率低下、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和更新改造及拓展投入风险。
3.技术风险。技术风险包括设计失误、生产工艺不达标及技术人员素质等风险。
三、城市水务业PPP模式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外国投资者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风险不完全相同，即便是同一个风险因素，其权重也有差别。根据城市水务业特征、PPP模式风险特性等，本文将基于公共利益的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的风险因素从外商投资者和政府两个层面分别识别并构建不同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2：基于政府风险的PPP模式项目风险因素（见图1），基于外商投资的PPP模式项目风险因素（见图2）。
四、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风险分担
由于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项目风险较大，涉及的风险很多且不同风险产生的原因不相同，因此，在制定风险分配方案时应充分发挥政府丰富的政策资源、强大支持系统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等优势，进行全方位综合考虑，既要节约整个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成本，又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结合项目的风险特点、可控程度、项目各主体风险的承受能力及风险态度，确定各方的合理承担比例，将风险分担与激励机制有机结合，把风险分担给最适合承担它的一方，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责权利平衡，最大限度的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追求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风险分配见表1。
五、城市水务业PPP项目风险规避与防范
（一）政治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政治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可抗力风险，一般由政府来承担。其风险防范一般通过以下措施进行：通过投保的方式降低政治风险。外国投资者向国际商业保险机构投保东道国政治保险；政府向PPP项目公司提供政府履约保证，以确定当发生某些政治波动、法律变更等事件，政府承诺在某种约定情形发生而可能造成投资者损失时，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或补偿；利用国家间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使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法律上的保障。如果发生了政治风险，投资者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投资保护协定规避风险。
（二）法律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是在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框架下通过合同和协议的形式达成的，如果一旦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有变，这无疑会从根本上影响PPP项目。因此，PPP项目谈判初期，项目各参与方应及时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使项目运作符合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要求。另外，外商投资PPP项目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外商可以与政府签署一系列的互相保障协议，彼此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做出承诺，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三）信用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各方协议搭建而成的，组成信用保证结构的各参与方是否有能力履行其职责就构成了项目的信用风险。项目主办者在寻求各方合作者时，除了考核对方的业绩水平、资金实力、管理技术水平等指标之外，还应重点考虑其信用的可靠性。在项目各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也要明确列明违约责任。
（四）利率风险的防范
利率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融资成本的高低，还关系到PPP项目的能否最终成功。PPP项目公司应该首先考虑跟政府和银行签订融资贷款协议，尽量把利率固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另外，在进行贷款融资时，项目公司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以多种货币方式借款。除此之外，投资者还可以考虑采用衍生金融工具来对冲。
六、结论
由于本文所分析材料的局限性，对于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的风险因素和规避措施仍可能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水务业相关学者和业界人士进一步探讨。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了风险因素识别与风险归类，分别构建了基于外商投资方和基于政府层面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PPP项目中的风险因素按照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提出了风险分担方案，并对各类风险提出了相应规避与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1.鲁庆成.公私合伙（PPP）模式与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关键词】多元化经营 保险公司 规模效应
目前，国内外学者企业多元化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负相关；企业多元化与企业的绩效没有关系。然而学术界对于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借鉴现有的学术研究结果，对国内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得出研究结论：保险公司的多元化是保险公司的发展趋势。企业多元化经营有效地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最后，本文对于保险公司怎么更好地进行多元化经营、分散及降低经营风险及提高经营效益做出了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的绩效呈正相关，多元化的经营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并更加有效地利用企业资源。这能够帮企业抵御外在的风险，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带来多元化的溢价。其中，这样的文献有Montgomery（1994）研究表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能够让其用共享资源和扩展能力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以提高企业效率。Khanna and Palepu（2000）也认为，在新兴市场上，由于缺乏政府的监管，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等方面也都存在不足。在此情况下，多元化经营能够弥补一些缺陷，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带来多元化溢价。Fang et al.（2011）通过对15个东欧国家的银行进行研究，表明银行业务的多元化能够有效地提升业绩，同时有利于治理结构的完善及银行经营的自由化。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不利于企业的绩效。他们认为，多元化会分散企业内部资源，降低竞争力。Chakrabarti et al.（2007）通过对一些东亚企业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研究，表明多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都是负相关的。张翼等（2005）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经营会使得资产收益率降低。一个公司地多元化经营度越高，那么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就越低。
二、国内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现状研究
目前我国的保险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的现状进行研究后，做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目前我国的保险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保险公司的资产规模在不断地扩展。与银行业一样，保险业是一个负债程度较高的产业，随着行业规模的增长，保险行业的负债率也呈发展趋势。
第二，总得来说，我国的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对公司业绩呈正向的关系。保险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能够有利于规模经济的有效发展，并且发挥协同效应。多元化经营通过构建公司内部的资本市场，及通过共同保险的方式降低公司经营的风险，有效地提升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
第三，不同的保险公司的企业多元化对企业业绩影响也不同。具体来说，保险公司的规模越大，多元化经营越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显著提升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而保险公司的规模越小，多元化经营却不能充分发挥效益，不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绩效，并导致公司绩效的下降。研究表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需要有一定的企业资源作为基础，同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企业，在制定多元化战略时，一定要考虑企业的自身资源情况决定。
三、对国内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保险行业目前企业多元化的研究，本文从如何提高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完善保险公司的经营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保险公司应该充分探索市场的潜力，积极推动多元化经营模式的发展。各保险公司应该把握我国目前保险行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机会，通过推动产品多元化的经营，扩大市场的占有额。同时，保险公司在推进多元化进程的过程中，应注意调整公司业务与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保险业务的平衡发展，并且充分利用产品多元化经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风险分散效应、协同效应等。
第二，保险公司必须协调内外部资源，更好地提升多元化的经营效果。多元化经营作为企业重要的现代经营战略，其效果会由于企业的内外部资源的约束，而有所不同。其中，对于资产规模较小的保险公司，多元化的经营不仅不能够提升公司绩效，反而会使得公司的经营效益下降。在对企业在实施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企业目前的资源状况以及外部环境，并结合企业的自身情况优化昌平结构，以达到最好的经营效果。
第三，将企业的资本结构合理化，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虽然保险公司是负债经营，并且通过负债经营能够发挥杠杆效应为企业带来经营利益。但由于较高的负债规模同时也会使得公司支出大量利息，并且增加了公司的财务风险，不利于企业的绩效提升。所以，保险公司应当使得资本结构合理化，风险与收益平衡，才能使得公司得到最大化的自身利益。
第四，积极推进保险公司的规模化经营。从本文的研究表明，保险公司的经营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公司规模的扩张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业绩提升。因此，在保证保险公司资产质量的前提下，公司应积极积累资本，扩大企业规模，为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及绩效地提升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1]邓新明.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11， 14（4）：4-15.
1.外汇风险的定义和分类。跨国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外汇风险是指因汇率变动,公司以外币计价的资产和负债、收入和支出的价值量增加或减少,从而发生损失或收益的不确定性。在进行财务管理及经营的全过程中贯穿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在国际范围内收付大量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债务。一旦汇率发生变动,，将会给公司运用外汇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外汇风险主要有以下三大类：
(1)交易外汇风险。交易外汇风险是指企业对外投资及经营中以确定的外汇进行交易，在交易与价格结算期间内，因汇率发生变动影响企业收入或支出金额的可能性。交易风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己经列入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应付款项目。
(2)会计风险。会计风险是由于汇率变动使企业的资产价值在进行会计结算时可能发生的损益。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企业的外币资产、负债、收益和支出等，均需转换成本国货币来表示。境内母公司在每一个会计年度期末需将境外投资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成汇总报表，在将子公司报表以东道国货币计价的会计科目折算成母国货币的过程中，由于汇率变动有可能给境外企业带来损失。由于外汇市场的汇率频繁波动，使会计账目中的本币数也会发生相应变动，给企业带来损失或收益。
(3)经济外汇风险。经济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变动引起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业务现金流量可能发生变动而产生的经济损益的风险。
2.外汇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措施有以下几点：
(1)管理策略。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外汇市场情报系统，及时掌握外汇汇率现状和预测汇率变化，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具体投资行为做好预测工作。(2)生产策略。公司应选择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地域并通过灵活的采购政策，以抵制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获得生产上的相对成本优势。同时加强研发力度来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维持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减少外汇风险影响。(3)市场策略。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调整产品定价、促销以及多元化等市场策略来规避外汇风险。
二、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管理风险
1.管理风险的定义和分类。
(1)组织风险。企业在财务管理中面临与本国截然不同的经营环境，内部组织机制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冲突再所难免。无论企业由于惰性而保持原来的组织结构，还是为了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而变革，都必然充满风险。这种风险的表现形式随着企业对外投资成长阶段的不同而变化，依次表现为领导权风险、自风险、控制权风险、组织作风风险和企业再造风险
(2)财务管理风险。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包括实业投资，也包括金融投资，在此过程中企业财务管理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包括资金的来源管理、资金的运用、境外筹资管理等各个方面，加上企业会计制度与东道国制度或是国际惯例的差异，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也相当复杂。
(3)人力资源风险。企业的人力资源投资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投资的内容主要包括员工招聘投资、培训投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投资、劳动力配置投资等多个环节。与企业物质投资风险不同的是，人力资源风险不仅来源于市场，更主要来自于主观因素。
2.管理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
(1)管理制度风险防范。第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进财务管理资产管理方式;第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强化国内母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控制;第三，加强企业的外部监督和约束，降低资产经营风险。
(2)财务风险防范和管理策略。第一，建立财务风险的审查制度，确定海外投资财务风险管理目标;第二，依据风险的类型，选择适当的资本结构，强化资金流动的管理;第三，强化资金融通的管理;第四，选择多个投资方案的组合，利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财务方法防范风险。
(3)人力资源风险与文化风险的防范。第一，重视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第二，创建共同的经营理念与企业文化;第三，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第四，利用外部资源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三、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经营风险
1.经营风险的定义和分类。
(1)宏观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宏观经济运行失调，发生不景气变动，出现如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经济衰退等现象，从而给外国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东道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同时也反应其政治风险的大小。
(2)微观经济风险。即商业风险，是指由于境外投资企业微观经营环境如市场、价格、汇率等因素的变化给企业投资造成损失的可能。微观经济风险与东道国经济或产业的竞争程度和企业对市场信息的掌握与应变紧密相关。主要有市场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价格风险等等。
(3)企业运营风险。企业运营风险是指海外投资企业自身由于对海外投资项目的选择、论证以及在市场开拓和决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出现偏差而引发的运营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市场进入风险。由于国际营销环境的错综复杂，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国家间文化的差异，任何境外投资企业不可能完全适应市场的要求。因此，如何选定目标市场，以何种模式进入目标市场，这一过程必然充满风险。第二，产品风险。是指企业产品在开发过程和其后的商业化过程中因受产品的各个层次因素和与产品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产品价值波动的不确定性。
2.经营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
(1)系统分析财务管理的经营环境。由于我国跨国公司普遍缺乏财务管理的经验，因此在财务管理的时候首先一定要重视项目投资前的可行性分析，必须做到对海外市场的经营环境的全面分析和评估。评估重点在于对企业在东道国经营影响重大的经济政策、制度的稳定性，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质量，社会环境，法律体系，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各方面因素。其次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选择东道国大型竞争对手不太重视的产品市场，以优异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打开市场，条件成熟后，进一步进入主导产品市场。在区域策略上，先选择竟争对手势力薄弱的周边市场，积累经验和实力，然后向核心市场发展。
(2)培养公司全球业务活动的整合能力。我国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产业主要集中在贸易、资源开发和制造业等全球性产业，这在客观上需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经营和管理进行有效的协调,以获得全球竞争效率,降低经营风险。通过对企业全球资源的整合,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机会,通过利用海外子公司与国内母公司的整体优势和有效协调增强应对风险和危机的综合能力。
(3)建立全球学习能力。跨国公司为保持在海外市场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必须形成自己的全球学习能力。我国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者必须以一种不断质疑、挑战、激励和创新的态度，促使企业整体积极面对市场的变化，保持企业在激烈竞争的环境里的忧患意识和替觉意识。四、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风险
1.技术风险的定义和分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上竞争各方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从而产生竞争优势的高低。技术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会出现由于缺乏技术而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是竞争中各方在创造和使用技术后产生的不平衡风险。其实质是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技术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导致企业技术研发、取得和运用活动中的失败、中止、延期从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1)产品开发风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根据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点，开发相应的产品。而新产品的开发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无论是自行开发还是合作，是购买还是引进关键技术，都是高风险的项目。特别是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产品开发风险很大。
(2)技术保护风险。技术是一个企业的生命，但由于受到东道国或第三国相关企业、组织和个人非法的侵害，境外投资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会遭受巨大损失。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技术保护主要通过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来进行。但如果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力，企业就会面临技术外泄的巨大风险。同时企业专有技术是无法通过法律形式保护的，因为其技术内容和诀窍处于机密状态，不能让其他经营机构知晓。但企业在技术管理上的漏洞往往会被利用，竞争对手会利用对方企业少数人的疏忽大意或功利心理，采取各种办法达到窃取技术机密的目的。
(3)技术引进风险。技术产品存在无形损耗，因此先进技术也只能在一定时间内才能发挥效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引进技术的风险主要包括:企业一哄而上，重复引进:对引进的技术项目不加论证，导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技术开发后，应用效果并不明显;引进的技术作价过高而且成熟度低:技术合同落入专利保护期或专利循环等不利于企业的境地;使用许可技术生产的产品受到返销限制，造成企业法律上的侵权。
(4)技术壁垒风险。技术壁垒风险是指一国或地区以维护国家及地区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贸易和投资的保护手段来限制国外商品和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冲击，技术壁垒己成为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高级形式，已经成为各国企业对外投资不可忽视的重要风险之一。
2.技术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
(1)重视技术研发、转移、保护等方面的论证和咨询。对外直接投资总是伴随技术的输出，从而涉及到专利、专有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因此，在技术外移之前，应该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法律专家、财务专家、投资专家等对投资项目中的技术方案进行先进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的可行性论证，充分估计技术实施后的问题和困难，对结果进行预测。
(2)健全技术开发和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防止其操作失误造成的风险和损失。特别是对人员接触机密技术、携带资料出入、样品送检、技术交流、技术档案借阅、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的管理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提高技术研发的关键科研人员的待遇,防止人才流失带来的技术流失。
(3)加强投资项目的技术保险。对于风险较小、无法投保的技术项目，对我投资的公司需要根据自身的投资赢利水平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建立保险基金以补偿可能发生的损失。对风险较大的技术项目，则需要去东道国或母国保险公司投保。同时，为降低境外技术风险程度，还可以选择资信好的东道国企业进行联合技术研发，选择合适的合作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部分转移技术风险。
(4)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技术壁垒的风险。首先加快产品和技术的国际标准化进程，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素质和质量,产品按国际标准生产，考虑以国际先进技术标准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并积极参与国际上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工作。其次,加强与国内和国外技术咨询机构的联系,及时了解东道国技术壁垒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薛媛媛:论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及其选择[J].技术经济,2003,(02)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