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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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Barnard,M.Art,DesignandVisualCulture(《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化》)，London:Macmillan,1998.
Baudrillard,J.SimulacraandSimulation(《仿像与模拟》),NewYork:Semiotex(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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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deker,C.Surveillance,PowerandModernity(《监视、权力与现代性》),Cambridge:Polit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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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rteau,M.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日常生活实践》),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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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herstone,M.UndoingCulture(《解析文化》),London:Sage,1995.
Fiske,J,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理解流行文化》)，London:Routledge,1989.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纵观岩画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最早以文献形式记载岩画的国家，《韩非子》《史记》等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关于北方草原岩画的记载和描述尤为详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此，我们且不论先秦、秦汉，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关岩画的重要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湮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确实遗憾。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北方草原岩画考古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岩画与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与蒙古族音乐的关系，颇具创意。时至今日，有关北方草原岩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标志是，继《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早期研究著作问世之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红山岩画》《达茂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等著作陆续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与此同时，《古代岩画》《中国岩画》《中国岩画艺术》等诸多有关岩画研究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上述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对草原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其原因是：材料不仅完整、系统，更具原生性质，实属难得。但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四、结语
(一)国家文化与公司财务1．盈余管理。文化是影响财务披露水平的重要变量之一(Hope，2003)。例如，Tsakumis(2007)发现，美国的会计人员相较于希腊的会计人员更倾向于披露或有事项，间接验证了文化对财务披露的内在影响力。Nabar＆Boonlert－U－Thai(2007)发现投资者保护与盈余管理负相关，不确定性规避与盈余管理正相关，母语是英语的企业盈余管理低;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与盈余裁量权相关，而与收入平滑无关。Hanetal.(2008)提出假设并证明了，管理者是否进行盈余管理与他们所在国家的价值体系以及制度背景相关。其发现国家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主义能够解释不同国家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关系随投资者保护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该研究拓展了关于国家文化和制度结构是解释盈余管理行为重要因素的相关文献，并且说明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有条件的。2．现金持有。Ramirez＆Tadesse(2009)考察了不确定性规避、跨国公司和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处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公司趋向持有更多的现金。Menyah(2005)认为国际化公司持有更少的现金，因为存在资金池，现金的预防动机减小。该文与Foleyetal.(2007)研究一致，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公司持有现金更多;国际化程度缓和了不确定性规避对流动性资产的作用。Chang＆Noorbakhsh(2009)分析了国家文化对跨国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发现下列国家的公司持有更多现金和流动资产:倾向于避免更多的不确定性，文化更男子气，更具有长期取向。3．投资行为。(1)R＆D投资。Varsakelis(2001)采用50个多国家的数据分析国家文化、经济开放性和专利保护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的专利保护程度越高，R＆D投资就越多。同时，社会的流动性以及中产阶级的流动性在权力距离指数较低的社会较强，而这种流动性实现的关键就是技术，因为人们需要投资于技术和知识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越低，R＆D投资就越多。(2)机构投资者投资。Andersonetal.(2011)通过全球60多个国家超过37000个投资机构的基金持有数据，研究发现文化确实会影响投资组合的分布:不确定性规避指数高的国家更愿意在本土进行投资，当他们进行国际投资时，多元化的程度较低;机构投资者所处国家男性气质与长期取向文化指数较高时，会显示出较低的本土偏差，其进行国外投资时多元化的程度更高;投资者更倾向于在文化差距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投资。该文的一大贡献是，对于投资组合分配的多种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给予了新的解释，这比制度、法律等已有因素来得更为直接。4．资本结构。(1)融资决策。文化相关理论认为，文化背景对公司的每一项决策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包括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Houseetal.，2004)。Chuietal.(2002)证实了，在保守主义和征服欲得分较高的国家，企业往往具有较低的负债率。Lietal.(2011)以2002年中国与3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合资的非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了文化对杠杆决策的影响。他们发现，征服欲对合资企业杠杆和短期债务融资决策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长期债务融资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根植性对杠杆决策没有直接的影响，完全通过间接影响来体现。(2)债务期限结构。Zhengetal.(2012)研究了国家文化对公司债务到期日选择的影响。作者认为，基于根植性水平的文化可以通过非正式约束形成契约式环境来影响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行为动机和选择。该文发现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水平、高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和高男子气概的国家，其公司倾向于运用更多的短期债务。可见，文化确实会影响债务的期限结构。5．股利政策。Shao(2009)以1995—2007年21国家27462家公司为样本，发现了保守主义与股利分配正相关，征服欲与股利分配负相关。与传统财务理论的预测不同，该研究拓宽了我们对公司股利政策差异的理解。
(二)宗教与公司财务Hilary＆Hui(2009)发现，在虔诚度高的国家中，公司表现出更低的风险承受水平，更低的投资率和长期增长率，更高的投资盈亏平衡点。但是，当公司宣告新投资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更正面的市场反应。文章还发现，当CEO更换雇主时更愿意加入与之前所在公司有类似宗教环境的公司。ElGhouletal.(2012)进一步发现，位于浓厚地区的公司可以获得更低的权益融资成本，且对于缺乏监督的公司，该影响更大，说明宗教起到了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宗教对股权定价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透明度低的公司，而这更容易受到当地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文章的结论支持宗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此外，McGuireetal.(2011)研究了宗教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发现总部位于宗教规范性较强地区的公司，更少发生财务报表违规行为。
(三)地域与公司财务Hennart＆Larimo(1998)基于日本和芬兰两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如果母国具有高的权力距离、高的风险规避特征，那么公司对其外国子公司将采取更高的持股比例;两国之间的文化特征差异越大，那么外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寻找一个本土的合作者共同分享公司股份，以期利用本土合作者处理当地的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等。Chakrabartietal.(2008)从跨国并购这一新的视角考察文化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普遍的认知相反，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越大时，跨国收购经营越好，即收购的业绩与文化距离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文的贡献体现在:为文化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提供证据，并且对文化的定义与衡量给出了新的方法。Sarkissian＆Schill(2004)研究了公司选择海外上市市场的偏好问题。结果表明，地理、经济、文化和行业相近度成为海外上市市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发现公司更倾向于投资规模大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
(四)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Coleman(1988)认为，在企业间形成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有利于调节和避免各企业间不协作和投机行为。这种社会资本减少了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使原本不相联的企业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成为利益共同体，交易关系更加稳定。Lin(2002)认为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有目的地汲取或动用的资源。如果企业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因此，社会网络的不断加强可以提升企业获取资源的速度和质量。Baietal.(2006)研究发现，紧密的社会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三个方面的收益:获得较低成本的贷款;长期客户需要提供较少的担保;在发生资金紧张时，更有可能重新和长期客户谈判贷款条件。
二、文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一)地域与股票市场1．投资者的“就近原则”。Grinblatt＆Keloharju(2001)通过研究芬兰市场发现，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购买或出售距离他们较近公司的股票、用投资者的母语交流的公司、管理者拥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公司。Ivkovic''''＆Weisbenner(2005)通过对1991—1996年78000名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投资数据分析后发现，投资者偏好就近投资。相对于持有非本地股票，平均每个持有本地股票的家庭获得了3.2%的超额年收益率，这表明当地投资者可以利用当地信息获利。［29］Pirinsky＆Wang(2006)发现总部设立在同一地区的公司，它们的股票收益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而这种联动性与市场波动或行业波动无关。同时，对于如下特征公司，该效应更为显著:有更多个人投资者的小公司;高广告支出的公司;所在地居民金融复杂程度低的地区。当公司迁移总部所在地时，会减弱和原公司所在地其他公司股票收益的联动效应，增加和新迁入地其他公司股票收益的联动效应。Hongetal.(2008)认为，当一个地区公司多的时候，股票供给增加，为了争夺有限的投资者，股价就会降低。具体来说，某地区单位人均收入对应的公司账面价值越高，表明公司竞争投资者越激烈，所以股价会越低。该文利用美国普查区域的数据，证实了这一推断，通过“only－game－in－town”效应导致了较高的股票价格。2．分析师的“地理临近”优势。在盈利预测上，Bacmann＆Bolliger(2001)以拉美七国的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考察来自本国和外国的金融分析师的相对表现，得出了外国分析师表现更好的结论。然而，Orpurt(2004)以欧洲七国为研究对象却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本国分析师比非本国的有显著但非压倒性的优势———更准确、更及时。同样地，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了居住在一个国家的分析师比非常驻的分析师对该国的公司能做出更为精确的盈利预测(Baeetal.，2008)。Malloy(2005)也发现本地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能影响股价，这些影响对位于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公司最明显。在股票评级上，Chang(2010)运用台湾公司的本地分析师与外地分析师的股票评级比较发现，本地分析师比外地分析师更有本土优势，而且本地分析师中外派分析师在研究本地公司时比纯本土的分析师表现更好。
(二)国家文化、社会资本、宗教与股票市场1．国家文化。Kwok＆Tadesse(2006)认为，美国和英国这些纯英语国家的金融系统被股票市场所控制，而在欧洲大陆和日本银行却在本国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差异可以由国家文化差异解释。其研究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越有可能拥有一个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2．社会资本。从社会网络方面，Lambert(1998)首次实证检验了客户满意度和客户维持、未来销售和股价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更满意的客户将在未来再次购买。客户满意度可以看作对未来收入或者未来利润的指标。Hongetal.(2004)认为股票市场的参与受到社会交际的影响。作者使用医疗和养老研究的数据检验了这个假设，发现当控制了相关因素后，社交家庭比不社交的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市场。从社会规范方面，Hong＆Kacperczyk(2009)研究了社会规范对经营酒、烟草、等这些所谓“罪恶”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影响。该文假设存在一种社会规范，反对资金运用于这些促进恶习的行业，并且一些投资者尤其是受到管制的机构投资者，在卖出这些股票的时候要支付一定财务成本。该文发现，与自然套利者持有的共同或对冲基金相比，这些罪恶股票很少被受到社会约束的机构投资者持有，且更少受到分析师的关注。正是由于罪恶股票往往被受约束的投资者忽略且面临的因社会规范引起的诉讼风险更大，它的期望回报更高。来自美国以外的有关公司财务决策和罪恶股票业绩的证据表明:社会规范影响股票价格和收益。3．宗教。Kumaretal.(2011)研究发现，与新教相比，偏好在信仰天主教多的地区更强烈。在高的天主教－新教比的地区，投资者持有类型股票的偏好更强烈，公司采取大范围的员工股票期权计划更加普遍，IPOs当天的回报率更高，负的类型股票溢价程度更大。总之，这些结果表明，由宗教引发的偏好的不同会影响投资者投资组合的选择、公司决策和股票回报。
三、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国家文化与金融发展Kanagaretnametal.(2011)研究39个国家的文化与银行盈利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前(1993—2006年)，高个人主义、高男子气概、低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银行盈利管理的目标只是不低于去年的盈利，这些银行倾向于报告更平滑的盈利。而在金融危机期间(2007—2008年)，在鼓励发展高风险业务的文化下，银行更容易陷入高损失或高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困境。
(二)宗教与金融发展Renneboog＆Spaenjers(2012)研究发现，有的家庭更容易建立信任感，有更强的遗赠动机、更长的投资期。天主教徒更提倡节俭，更规避风险，在股票市场的投资频率更低;而新教徒更看重经济责任，强调外控性。有的家庭更愿意储蓄。Stulz＆Williamson(2003)认为宗教是衡量文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家的主流宗教在预测债权人权益保护方面优于国际贸易、人均收入、语言或法律起源。信奉新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大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同时，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会削弱宗教对债权人权益的影响。Kanatas＆Stefanadis(2005)认为一个国家越强调，其金融发展水平越好，经济增长率也越高;信奉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对更高，金融体系也更发达;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三)地域与金融发展Baeetal.(2006)发现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程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公司相关信息、分析师报道，降低盈余管理。特别地，在本地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增加以后，外国分析师会增加他们对本地金融市场信息环境的参与度、活动和贡献。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不仅降低了资本成本，也改变了本地信息披露环境，从而吸引了外国资源和技术到本地资本市场，并最终促进本地金融市场的发展。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Calderonetal.(2002)研究了信任与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地区的信任水平越高，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金融效率越高。并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地区，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同样地，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Kanatas＆Stefanadis，2005)。在社会网络方面，Uzzi＆Gillesple(1999;2002)运用“嵌入性”理论，分析企业与其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网络交换关系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及其网络能够显著影响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在社会规范方面，Garretsenetal.(2004)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而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证明了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促进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大量面临着被破坏甚至被毁灭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问题。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陶立璠先生就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大量民俗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和有效的保护而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毁灭的现象，列举了一大串典型的事例。比如天津老街的改建、赵紫晨故居的拆除、定海古城的毁灭、东岳庙及观音街过街楼的失于保护等等。这些现象伴随着大开发的呼声而凸现于祖国辽阔大地的角角落落。对于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从而对民俗文化的每一笔无论多么细小的遗产都视若锱铢的民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去抢救，如何去保护？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吕微先生提出了两个保护的途径：一是开发它的实用性，二是把它旧有的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而苑利先生则提出，应主要依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作用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他们并且都列举了大量亲自调查的生动事例来对自我主张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不可否认，每一种主张的确有它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这些主张一旦施诸于现实，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我们暂且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先来关注一下这次研讨会中所存在的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争议，即有另一部分学者跳出“如何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圈子，对所谓的“保护”产生了怀疑。我们所竭力主张的保护究竟给原著民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就因此而感受到了幸福？这是户晓晖先生提出的质疑。
的确，对于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民俗遗产，从实物形式到观念形态，都可谓是奇珍。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民俗物质中凝聚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够反映这个民俗主体的群体结构、社会习俗、精神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真是敝帚千金。然而对于民俗主体来讲，他们却不一定就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居住了几代人的破房子，再也不能住下去；那走了无数代的小巷子或羊肠小道已恶劣到极点。他们已对那陈旧的习俗、繁缛的礼仪、落后的观念等所产生的束缚感到窒息。他们要发展，他们要打破这个旧有的世界。他们也渴望和向往城市里宽阔平整的大马路、高大舒适的现代住房、快捷便利的现代交通及通讯设施、丰富奇妙的现代娱乐生活等。一旦他们打开自己的眼界，发现在他们那狭小、孤陋的世界之外还有这么一个奇妙而精彩的世界时，心里难免会产生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愿意囿于原先那个在他们现在看来如此落后甚至丑陋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走出了原先居住地而到外面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人，正在逐渐摆脱甚至完全摆脱了其原有的观念和习俗特征，而变得与现代城市人无异了。
由此，希冀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是不可靠的。当然，在一定时期，他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前提是他们对外界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视野拓宽，从而被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大潮中时，利益的驱使会使他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拿陶立璠先生所举日本某村的“花祭”来说吧，当这个村子里的人在外面从事各种层次各种行业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或者性质虽比较一般，但社会地位较低，工作的获得来之不易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他们不能随便脱离岗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工作、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显得比参加祭祀活动重要的多，于是，他们就可能不会或不能来参加祭祀活动，如果这样的情形多了，久而久之，这项祭祀活动也就会被忽略，最后甚至被遗忘了。再如苑利先生所举的依靠传统观念中的咒语禁令来保护一片森林的原始性状态而不被破坏。然而，一旦这个群体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因受了外界的影响，产生商品利益的观念而发生动摇时，他或他们可能会感到惊喜--祖先竟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宝藏，等待他们去开发。于是一切所谓的咒语保护禁令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苑利先生所感叹的那样，大开发就意味着大破坏，哪儿开发就意味着哪儿破坏。但是，又有谁能阻止大开发的浪潮呢？谁又能阻止发展的动力大车甚至包括民俗主体他们自身的发展欲望与要求呢？
人要生存，就无法最终摆脱利益的驱使。我们看到落后民族在他们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劳动着，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们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样，希图过得幸福、美好、舒服些吗？他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固守传统的习俗与礼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还没有体会到高文化所能带来的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罢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苑利先生所说，就给他们一点实惠吧，让他们意识到保护好民俗文化就能挣到钱。怎么利用他们手中的这一点资本去挣钱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吕微先生所说的重新开发其内在的实用性，如发展旅游业等。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民俗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再度复兴吗？比如戏曲、泥陶、剪纸艺术，再比如现代商品生产与开发中所谓的祖传配方、秘方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都能够这么幸运。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襄阳一带，留有多处民俗文化遗迹，象三国时期留下的刘秀墓、庞统宅、跃马檀溪处和米公祠、鹿门山、鱼梁洲等等，很多都是与一定民俗文化包括传说、故事和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分布特点是，绝大部分都很偏僻而且很分散。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不具备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和优势。试想一下，有谁愿意花费很大的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去那里观光旅游呢？再如，小时侯曾看到乡下不少婴幼儿的脚上都穿着老祖母给做的“虎头鞋”，象征着一种吉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甚而认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改革开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少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重操旧业。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小孩儿穿“虎头鞋”或收藏了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觉去维护传统习俗，比如苑利先生所举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连我们民俗者本身也感觉是越来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活动，它们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的，很多后来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组织这种活动时，也不过是根据早先的见闻和经验，因而导致的讹传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内，勉强把它保存下来，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赵紫晨先生的故居，落落“寡居”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和气氛相协调吗？能够产生很好的观光旅游价值吗？如此种种都保存下来，那真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国故”，可是多了，但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就难说了。更多的只是起了一个博物馆展览古旧之物--供人看上几眼、发几声感叹的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决策、开发商的选择，也未尝不有它的理由。
再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有些民俗是不得不改变的，比如祷神祈雨、驱鬼祛病等。我们可以不说它是迷信，但它的确是不科学的。究竟科学不科学，其争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关键在于这种民俗会给民俗者本身造成损坏和伤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些落后民族的“割礼”带给女性的伤害、跳神延误人的性命等，这种民俗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和风俗，倒不如说成是一种愚昧。由于固守某种群体的、习俗的观念而造成自我戕害的悲剧，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辽阔的大地上也不知发生了多少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人的尊重是在懂得了人的价值后建立起来的，我们习俗中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民俗工作者在研究民俗文化、呼吁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时还应作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区别。
如上种种，给予了我们从事民俗研究的工作者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当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发生变化时，一定程度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演变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演变中总会有发展和淘汰；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演变是一种进步。事物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就如人类在地球上的生长繁息，最初因为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繁衍受到限制；等社会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时，人口数量也急剧膨胀，直到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扰攘纷繁的世界。然而，不管人口数量的膨胀相对于有限的生存空间来说，矛盾趋于怎样的激烈，人类自然有它解决的办法。房子不是越做越高吗？立交桥也达到了好几层。地下还有地铁，海底也有了隧道，甚至还到宇宙中去探索生存空间。真是上天下地，无所不尽其极。再不行了，还有一个条件可以扼制，那就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代价。现在不是普遍认识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培养经费的巨大吗？尤其是在城市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所以独生子女成为一种需要，单身也成为一种时尚。可见，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危机时，总有它自行解决的办法。
总之，无论是自然的因素也好，还是社会的、人为的因素也罢，当我们一旦面对变化与发展这个自然规律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的民俗工作者会感到心里轻松一些，好受一些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就不需要保护和研究了，否则就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力图保护那些民俗文化时，心中还要有一种理念。正如王娟先生在会中引用邓迪斯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民俗本来就是变化的东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我们在试图对一种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这自然是因为它有价值。弄清了它的价值后，再把这种价值营养提取出来，用以构建更高层的人类文化。至于原有的东西，无论是实物形式还是观念形态，都可以通过综合权衡后再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了。
其实，说到底，我们之所以对每一种东西都割舍不得，是因为民俗工作者所特有的某种“情结”在起作用，这种情结可以称之为——“恋旧”情结——在我们民俗工作者的眼中，任何一种代表了一定民俗文化的东西一旦消失，就意味着永远不再存在。所以，它们都是宝贝啊。然而，任何迷恋太深的情结都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学习、研究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学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摘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传统特性的企业文化，它在不断改革发展后出现了新的特点。企业文化发挥功效使韩国企业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国际型大公司和著名品牌。韩国企业的成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探析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特性；新特点企业文化（EnterpriseCulture），又称“公司文化（CorporateCulture）。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1]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打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正如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离不开优秀的民族精神一样。韩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发展的奇迹，成为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于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培育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涌现出三星、SK、鲜京、锦湖、浦项制铁等一批国际型集团企业。因此，研究韩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韩国企业文化背景及特性分析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社会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必然受到整体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1．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以家庭为中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贯穿始终。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并以此权威来治理家庭。这种家长式的权威管理思想直接在企业主和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中表现出来。企业创始人经常在统治家庭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任用、组织和管理。2．传统的儒家思想还重视君臣之间的义理和忠诚。这种思想对韩国企业中企业主与职员之间的垂直权限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企业里，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职员们非常重视上下级间的垂直关系。这种垂直关系不仅受权限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年龄、地位、身份和相互所属关系的影响。3．以血缘、地缘及学缘为中心的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是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思想崇尚对前辈和家长的尊敬，以及以直系亲属为先的亲属意识。因此，这种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在企业关系、人人关系以及权力机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4．此外，由于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历史，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文化和管理制度及思想也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韩国的企业文化具有一些传统特性。（1）浓厚的儒家文化意识。儒家文化成为韩国企业打造企业文化的理念文化，儒家文化中仁爱、勤俭、吃苦耐劳、拼搏、服从的思想在韩国企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韩国企业在人事任用、业绩评价及奖励、组织结构设置与管理等方面都以儒家文化中的传统思想为指导，从而形成具有浓厚儒家文化意识的企业文化。（2）强调等级制度。韩国是一个建立在垂直组织原则基础上的高度同质社会。[2]受家庭制度传统等级思想的影响，使得韩国公司等级性很强。不仅强调一般性的等级结构，还强调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的严格区分。（3）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管理行动。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高层领导的权力体制以及权威性管理行为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特征。（4）论资排辈。论资排辈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个传统性特征。在业绩评价和奖励制度上论资排辈，而且组织成员的阶层构造一般是与他们的年龄及工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论资排辈的业绩评价制度将不利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活力。二、韩国企业文化的新特点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缓和，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要求企业文化有一个相应的改革和发展。韩国积极进行经济改革，在社会各阶层全面开展民主化，企业进行机构改革并积极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企业尤其是一批大型企业积极从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及自身条件出发，在企业文化方面进行改革，逐渐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取向1．“人才第一”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韩国的优秀企业大都以“人才第一”为基点，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研修院或利用产业教育机构培育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现在韩国主要的企业集团都已采用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了拥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还建立了相应的人才储备系统，或是从销售额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持续进行教育投资。为了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在能力，三星集团除了在总公司建立有三星集团综合研修院外，各分公司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研修院，并通过海外研修等形式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教育培训。此外，韩国的优势企业还普遍重视员工的海外研修工作，以促进员工的自我开发。[3]2．任人惟贤的雇佣制度。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会长生前就信奉“疑则不用，用则不疑”的信条，主张对三星的员工实行“国内最高待遇”。为此，三星公司采用了公开招聘录用制度，新员工一旦被公司录用就要接受三星公司彻底的培训，目的是使之成为“三星之星”，以实现公司成为超一流企业的目标。三星公司在“企业即人”的创业精神指引下，彻底贯彻了“能力主义”、“适才适用”、“赏罚分明”等原则。3．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韩国的薪酬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强调资历而把重点放在可计算的“绩效”上。在韩国，近1/3的公司现在已经实施兼顾资历或兼顾能力的基于绩效的报酬制度。三星公司于1995年引入了它的“新人力资源政策”，更加强调业绩。在三星公司以前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基于资历）加额外的津贴（服务期长短等等）组成。与此相比，在新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普通工资、生活费）加上业绩工资（由能力和业绩确定）组成。这种薪酬制度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更富有活力。（二）强调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韩国的成功企业非常重视组织成员的人和团结，积极致力于创立能够反映员工创造性建议和意见的企业文化，提倡每个员工的责任承担，爱社心和主人精神，从而形成了共同体式的企业文化。正是在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大多数成功企业形成了“公司的成长与健康的劳资关系是同步的”这样一种信念，积极培育劳资共同体意识和劳资和解气氛，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稳定的劳资关系中顺利的进行。鲜京集团把在劳资协商中能够提及的事项(工资、福利等)和不能提及的事项(经营决策权、人事权等)严格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同时公司还将经营状况向员工公开，培育了让工会自己判断企业经营能力的土壤，其结果遏制了因劳资纠纷而导致的经营损失。锦湖电器公司则规定每月召开一次的经营计划会议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将公司所有的经营情况[1][2]向员工全部公开，以排除劳资不信任的阴影，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工会方面也自己分析公司每周的生产情况，积极向自己的会员说明企业的现状。“劳资不疑”的精神深深植根于企业内部，正是这种劳资和解的氛围有力地推动了韩国企业的发展。（三）海外发展战略和“混合管理”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韩国的一些大企业不断向海外拓展，形成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成为世界经济里的国际型公司和著名品牌。例如LG集团，其LG电子在2000年早期销售额达到了93亿美元，职工达22800人，是电器和电子产品领域的全球制造商。它拥有分布于全球171个国家的59个分支机构，18个销售子公司和31个生产子公司以及在韩国的26个研发机构。三星集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处于繁荣时期并不断扩，销售额和员工从1980年的30亿美元和45000人增长到1998年的960亿美元和267000人。1998年三星电子有21个全球性的生产基地，遍布46个国家的53个销售子公司，销售额达到了166亿美元，成为世界随机动态数据存储半导体最大的生产商之一。“能做”文化曾是韩国企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30余年里取的高速的发展，是因为在很多产业部门具有大胆投资、冒险向海外进军和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能做”文化的影响下，不少韩国企业不顾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盲目地、章鱼式地扩张，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债台高筑，以致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深受其害。现在韩国企业在不断扩大海外投资和生产的同时进行改革，不再单纯以建立工厂为主，而是在海外建立起从原材料、零部件的采购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劳动力雇佣均在当地进行的大型基地，并通过向当地转让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使韩国企业真正成为世界型企业。“混合管理”就是韩国公司海外企业文化的一项新的重要举措。“混合管理”就是指营运方针由海外分公司主管与母公司负责人共同决策。这种管理会使母公司更为安心，不但可保留母公司的营运特色，也方便监控海外分公司员工，保证“上情”能够“下达”。而当地主管打理区内业务可减少沟通问题，母公司派出的负责人熟悉母公司的背景，而且了解产品的特性，从而有助于促进分公司对总部的了解。所以“混合管理”是一个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生产时的理想选择。三、启示以上对韩国企业文化背景、特性以及新特点的分析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对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出，在打造企业文化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个企业要发展，要成为一个国际型大公司，必须建立自己的优秀企业文化。只有以优秀的企业文化为指导，才能打造出世界顶尖企业。第二，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论要进行剖析筛选。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企业文化是经济组织的群体文化，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企业文化中的传统因素要进行适时地剖析和改革。第三，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将“人才第一”的理念和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依靠人的发展，无论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是发展战略的确定，最终都是由人完成的，所以要确立企业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第四，进行文化的整合，实施跨文化管理。由于海外投资和生产的扩大，跨国经营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跨国经营中进行文化的整合，使企业文化具有包容性，进行跨文化的“混合管理”是必要的。总之，企业在建设和提升企业文化过程中，要立足本土，结合实际，以培育企业精神为重点，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诚信经营为基石，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加强领导，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将企业文化的理念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使具有时代特征和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只有在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优秀企业文化的基因置入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全体员工当中去，才能永葆企业健康发展、基业常青。
论文内容：提要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在西方崛起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目前它已是国际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I'~-J题。本文提出，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的又一新军，它从内在精神上与以往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自觉的传承，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并将在反对和抵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兴起，尔后扩展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它已是目前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之一。从总体看，文化研究不仅在内在精神和理论传承上与以往的批判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它还有所超越，并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成为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劲旅。
文化是20世纪的一个关键词。这里的文化不是社会学层面的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也并非人类学意义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的总称，在这里文化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20世纪的文化批判已成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回响。激烈的批判与激进的解构，现代批判理论对工业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和霸权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文化理论的主导行为，而对于现代性宏大叙事和主流文化的解构和抵制，倡导差异与多元、标举少数与边缘，则构成20世纪后半叶的主要文化实践。
20世纪前半期，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工业文明展示了惊人的成就，它同时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性内涵，它对人类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提升是以往文明所无法比拟的，但工业文明发展的偏至导致了技术理性独角戏的上演，成为扼杀、束缚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异化与统治力量，也构成文明的困境。这种异化与统治力量对人的存在来说无疑是一种霸权，它以非暴力的形式，通过科学技术来实施对人的统治和压迫，正如现代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本为打破神话与霸权而被推崇的启蒙理性，自身却蜕变为神话与霸权，因此，现代文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即超越与霸权同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要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抵抗物化，阿多诺倡导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呼唤培育边缘人与亚文化群体来作为对抗霸权的新主体，哈贝马斯提出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看，上述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所追求的依然是总体性的话语和宏大的革命的叙事，或依然执著于现实政治层面的革命，或追求一种宏大的理论，带着救赎与乌托邦的情怀构筑着重建现代性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这不乏理想主义与悲情色彩的现代主义的光荣与梦想却没有无限延展，它在20世纪中期几乎被拦腰斩断。如果说一定要找出某一年作为标志，那就是1968年。1968年在西方历史上是不寻常的、颇具纪念碑式意味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五月风暴”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事件，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水岭，那张1968年5月贴在巴黎大学紧锁的房门上的著名海报也许正昭示了一种社会的转型与文化变迁:“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①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1968年所启示的意义是重大的，“重得让我们这个时代难以背负”。虽然它与历史上其他的革命相比并没有“发展出革命性的权力结构翻转”，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五月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和变革完全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与哲学“理念”的断裂和转变②，正如福柯在后来回顾自己的转变时所指出的:“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③
文化研究正是在前述20世纪大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和崛起既是直接基于上述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同时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原因。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文化景观上的重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这些变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直接的文化背景。
第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致力于解构现代主义的权威、质疑现代性的霸权。在此，我们暂且不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优劣、是非以及它们彼此内在关联与冲突做出详细的辨析，只想简略指出，与求知求同的现代主义哲学不同，后现代主义标举的是差异哲学，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存在，承认异质之间的平等。
第二，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思想家们尤其是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对宏观政治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宏观政治或“革命”话语不免带有极权化色彩)，转而投入微观政治和话语层面的实践。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或人文学科的后现论，它主要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以便把人从制度、结构、实践、话语等微观的政治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它把话语和知识领域看作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生成与争夺的重要场所，因此它通过揭示和辨析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来消解以往“知识”、“真理”和“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为建构性的因素，并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第三，与前两者直接相关的、也可以说前两者所直接派生的是边缘文化和弱势人群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看，边缘文化与弱势人群的崛起使革命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同性恋等文化与群体已越来越引人注目，它们所发出的反抗之音日益燎亮，它们所掀起的造反运动也愈演愈烈，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至于20世纪中期，产业工人阶级显然已不再是反抗的标准支承者。与此同时，其他群体却上升到革命中心的显要位置。首先是第三世界的农民，最近则有学生、人种与种族的少数人群、妇女、同性恋者、囚犯和环保主义者，他们都合法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声称自己是最受社会压迫、最反对当前社会形式继续延续的群体，因而也就是‘革命性的主体”，。④
除了上述文化背景外，文化研究的出现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第一，它是对战后西方国家文化出现的新情势、新趋向、新特点的回应。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现实层面的激烈的政治对抗与较量已大大淡化，主流文化或中心文化与亚文化、边缘文化之间的对抗渐渐浮出水面。直接的生硬政治统治与军事侵略已被隐性的文化渗透与文化殖民所代替。上述变化都需要有新的理论和话语做出实际的有效的解读与阐释。第二，从前一统天下的精英主义的“新批评”大势已去，由于它具有的非语境化的脱离历史的缺陷使它早已不适应新的文化形势，它有着深刻的局限与偏见，代表的是一种保守僵化的旧文化标准，因此文化批判呼唤新的理论的出场，以边缘的、批判性的立场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研究适应了新的历史需要，应运而生。第三，出于对学科与专业划分过细过于刻板的一种反动。已有的传统学科和专业划分得过细已使学科间的界限变得异常僵硬，构成对思想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严重束缚，文化研究的崛起正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⑤文化研究主要在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生活进行文化批判与文化分析，必须采用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作一种“后学科”的代表。
沿着文化研究的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线索进行上溯，可以看到，它所蕴涵的知识传统和理论来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从马克思开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哲学、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这些哲学进行一种总体性归类和切人即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和理论，而且从某个侧面看都可以定性为文化批判理论。回眸人类思想演进的历程，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批判理论，因其所内蕴的对人类自我和现存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而在历史的天空闪烁着异常耀眼而恒久的光辉，它能够穿越精神与话语的迷雾并保持着锐利的锋芒，体现着人类作为万物精华和宇宙的灵长的不凡与睿智。文化研究正是从马克思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传承和延续。从马克思到现代主义(这里主要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以至到文化研究，挖掘其内在的深层的理论轨迹就会发现，它们作为文化批判理论有着隐性的逻辑的传承关系和演进历程，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文化研究的知识图谱的一种表征。
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带着一种自觉地为人类守望意义、追求超越的使命感，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它们对人类存在的自我提升这一点上功勋卓著，在人类存在的自我提升上它们既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促动，同时又是一种内在的支撑。
反观其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文化研究，尽管在理论精神和批判意识上具有同构性，但由于它们分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存在背景，因而有不同的批判对象、批判视域和批判的落脚点，即有不同的定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的上升期，出于颠覆私有制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马克思提出的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立场的异化批判理论，把批判对象和批判视域对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异化，以便实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最终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带有浓重精英主义和悲剧意味，它主要从大的方面着眼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与思想文化的变革与拯救，主要目的是修正和拯救出现偏至与倾斜的现代工业文明，最终实现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等本质的回归。
后现代主义是带着对总体性的不信任以至反感和“重写现代性”的目的出现的，旨在反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反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倡导差异和多元，以微观政治消解现代性的权力话语。
文化研究与上述各种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承袭关系，同时它自身也是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线索和理论精神的一种延续。文化研究秉持了上述理论的反思、批判以至解构的精神，同时由于它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和实践性品格，因此它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有的西方学者将批判性作为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征，而且这种批判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⑥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不仅在总的理论精神上承袭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和批判精神，而且还直接将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学或差异政治学作为主要方法论，对现存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秩序的存在前提和合法性进行质疑和解构，并有如下的定位，即它从差异和多元立场出发，反对现存的社会与文化中的权力话语，尤其是注重中心与主流话语对边缘的、少数的、非主流和非主导的文化和群体所具有的或显或隐的压制性和权力性机制的揭示和批判。文化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理论资源，同时将亚文化或边缘的、少数的文化群体和话语作为出发点和阵地，从阶级、种族、性别、性偏向等差异视角来展开自己对文化霸权的抵制和批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着眼于差异与微观的新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在当今时代的新发展和新的表现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具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它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新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批判理论主要注重于普遍与宏观层面的文化批判，如人的异化与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与超越之维的重建等，文化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差异与微观，揭示在阶级、性别、种族等亚文化理论视角所透射出的不平等和压制关系，考察和批判权力在其中的活动机制。因为这一思潮看到了“因种族、性别和性爱倾向形成的等级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权力系统”。⑦它的基本旨趣和诉求是揭开权力在意义及话语实践中的运作机制。
虽然文化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和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但目前文化研究还没有一个真正完整而确切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它不像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学科那样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确切地说，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反定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显然，任何给文化研究‘定义’的努力都会顷刻陷人困境之中。并没有一个文化研究主张，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总是有多个的、叠合的、变化的投向、所执和矢量，它正是依此来不断地重新阐发。……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⑧尽管难以定义，但文化研究也并非无所指，它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辨别。首先，它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研究界，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成立为正式崛起的标志。该中心最早为英文系的一个机构，后来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后来文化研究作为新的学术思潮进人美国及西欧乃至世界更大的范围。其次，从研究范围和涉及的论题、范畴也可以加以辨别，即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当代文化中的边缘文化、亚文化及少数话语，主要论题有大众文化及传媒研究、种族问题与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身份政治以至文化政策与文化机构等等。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⑨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具有复数意义的论题的集合或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批判话语”，是一种着眼于微观与差异的新的文化批判理论。
尽管文化研究如此难以界定和把握，但作为一个新的思潮和学派，它还是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开放性与包容性。这是文化研究的最突出的特征，在文化研究中有着全方位的体现。文化研究在论题上是动态的，它的视域立足当代并无限地面向未来，任何将其论题与视域固定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专门实践、特殊文类或通俗消遣”，⑩如果非得需要对文化研究的论题和视野做出总体性和同一性概括，那么也许问题意识可以作为一个答案。因为文化研究正是以鲜明的间题意识来面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文化研究在跨学科上更是取向鲜明，它本身不仅是跨学科的学科，而且它有意反学科，因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拆解学科化的知识方式，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因此，对于文化研究来说，“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掌握这种研究的全部复杂性(或严肃性)。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跨学科不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同时也是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部分理由。正是论题与视野的不可限定及跨学科的取向等决定了文化研究必然采用了多元灵活的方法。只要适合，无论是文本分析、语用学、解构主义、民族志，还是会议记录、心理分析，等等，都可以运用，正所谓“歇脚的地方数不胜数，其中许多都可以用做文化研究的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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