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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技论文集锦9篇

时间:2023-03-28 14:57:23

地理科技论文

地理科技论文范文1

1.水文发展定位更加明确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水文知识结构的限制,水文工作一直被狭隘地定位于为水利服务。这样一种定位并没有认识到水文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发展形势和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严重影响了我国水文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了“大水文”的水文水利发展理念,立足水文是水利水文的同时,也强调了其是社会各行各业的水文,实现了“行业水文”到“社会水文”的转变,倡导水文工作在立足水利的同时,要面向全社会服务。

2.水文基础理论知识结构更加完善我国重点扶持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水文水资源实验室,深入研究水文现象的物理过程,并通过雷达测雨、卫星遥感资料传递、放射性示踪测流等现代科技手段获取水文信息。对全国范围内水资源的评价和水质研究,有利于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根据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对水文影响进行评价,也有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支撑。另外,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随即理论、灰色系统理论、模糊数学等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进与渗入,水文科技也出现了诸如系统水文学、环境水文学、模糊水文学、随机水文学、水文遥感等新的研究方向与分支,使得水文科学理论和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和完善。

3.水文应用技术更加先进“应用水文是运用水文学和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各实际水文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的科学,为水利等工程建设提供水文预报服务和水文设计数据,并为国土整治、农业、林业等的规划提供水文依据。近年来,在水文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的支撑下,我国水文应用技术也更加先进,水文监测自动化技术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水文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水文监测精度和时效性及其数据处理与服务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学科完善和理论的进步也推动了水文分析与计算能力、水文预报技术、水资源评价分析能力等提高,在实际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水文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水文科技发展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对水文科技的新要求,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有;水文新设备自主研发能力较低,信息采集手段和方法相对落后;水文预测方法和理论研究仍需加强,如洪水资源化研究、无资料地区的水文预报等;对大尺度水文问题研究、环境变迁中的水文问题和全球尺度的水文问题等研究的较少;区域水文研究不平衡,对于寒区、干旱区、牧区和森林等地区的水文问题研究相对薄弱;水文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科技投入不足,新方法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研究比较缓慢;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经济激励机制和法制制约,水文科技人才结构不够完善。水文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条件和技术支撑的限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面推进、重点突出,并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水文科技发展的策略

1.加强水文基础科学研究结合人类利用,把固体地球、水圈、生物圈、大气圈组合成耦合系统,在这一复杂的整体中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承载机理进行研究,为解决水环境保护、水灾害防治、水资源利用和配置等提高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基础资料。深入研究水文基本规律、水文计算方法、产汇流理论等,分析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对水文过程的胁迫效应,开展城市水文学和生态水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并进一步加强与水文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

2.加大水文科技投入力度水文科技不止是为水利行业服务,而是服务于全社会各行各业,因此对于水文科技的研究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研究,是以获取宏观范围内经济社会效益为目标的,需要国家给予稳定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加大水文科技投入力度,对于保证水文科研人员提高创新能力和保持水文科研队伍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促进水文科技发展的基本保证。

3.加强水文科技研发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是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科研工作需要长期和稳定的群体协作。目前阶段,在水文科技研发领域不仅需要激励个体创新积极性、尊重个体创新价值,更需要集中培养高素质的研究团队,集中力量发挥人才综合竞争力。同时,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大力培养以中青年为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的团队,尽快培养出有创新精神、有创造能力、有团队精神、有协作能力和凝聚力的高素质水文科技人才队伍。

三、结束语

地理科技论文范文2

上述两种观点仅从语词表述上看,一个认为科技档案可以更改,另一个认为科技档案不容更改,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产生这一矛盾绝非偶然现象,既是一定的历史原因所致,也是科技档案管理学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在一般人看来,档案是神圣的,它不容任何形式的更改,更不允许随意篡改。何嘉荪教授在研究档案概念时发现,在档案学原理(概论)、普通档案管理学和除科技档案管理学以外的专门档案管理学的著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档案不容更改”,或者强调“档案是历史的真迹,必须保持它的特性,档案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后人不能为了迎合现今的某种潮流或按照自己的观点和需要去篡改档案”。④ 而在传统的科技档案管理学著作里,却肯定科技档案的内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特殊办法作一些必要改动。他认为这两种观点也是相互矛盾的,只是由于不出现在同一著作和教科书中才避免了难堪。在他看来“有不少科技档案,由于实际上是现行文件,仍处于动态之中,当然就需要修改。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⑤ 进而提出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不合理,必须扩大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将文件与档案概念等同,方能正确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问题。然而,宗培岭、谭 培二位学者对这一解释持不同见解,他们认为“科技档案更改”命题的正确性与否和对文件与档案关系认识密切相关,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与文件的现行性对应,“科技档案的非现行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科技档案更改“仍属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继续”。⑥ 他们认为我国已有的对文件与档案关系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能够合理解释科技档案更改现象,没有必要不顾我国的国情和档案工作的实际状况去扩大档案概念外延。而吴品才博士则坚决否定“科技档案更改”一说,他认为运用文件生命运动理论能够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现象。因为科技文件除了纵向运动之外,还存在横向运动,这种横向运动使得“科技档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⑦ 所以他认为,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科技文件横向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在科技档案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时进行,是为形成现实科技活动开展所需的现行科技文件过程中的修改,而且更改的不是原件,而是复制件。”在他看来,“科技档案和其他档案一样是绝不允许更改的”。⑧ 那么,“科技档案更改肯定论”与“科技档案更改否定论”孰对孰错呢?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这种不同的观点呢?

二事实上,对“科技档案更改”简单地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有失偏颇的,科学地认识 “科技档案更改”现象的本质才是关键。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扼要的探讨。

首先,必须认清理论上和现实科技工作中同时存在着的“科技文件更改”和“科技档案更改”两个概念。一般而言,“它们在更改原因、更改主体与更改的后处理上均有所不同”。⑨ 人们认为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文件未履行归档手续,而科技档案是已经归档了的科技文件。而从论理上讲,归档并非是文件和档案的分水岭,而是人为划定的文件工作和档案工作的界线。例如,档案界有人提出:“没有立卷归档的文件不一定不是档案;已立卷归档的文件未必是档案”。⑩ 按此说,实际工作中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对归档后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这里的科技文件是否可以称作理论意义上的档案;理论上的“科技档案更改”则仅包括对半现行和非现行期的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其是否归档。对于档案人员来说,我们主要是对科技文件归档后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实施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其次,“科技档案更改”与“科技档案篡改”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科技档案更改”有合理的更改原因、严格的更改权限、规定的更改程序及更改要求和更改方法,它根本上是为了使科技档案与所反映的事物始终保持一致;而“科技档案篡改”则不然,它总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逃避正义力量的合理控制,而采取非法手段改变档案真实内容的。由此可见,有些同志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简单地将“更改”理解成“篡改”,并将二者等同起来,进而将“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加以全盘否定是不足取的。

再次,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有其理论上的缺陷。第一,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不是针对所有类别需要更正的科技档案而言的,有其逻辑推理上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档案需要改动的情况有二:其一,科技档案形成过程中与所记载和反映对象发生偏差,即科技档案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其二,科技档案记载和反映对象由于某种需要发生新的变化,即科技档案本身不会随其反映对象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存在着后天性不足。而科技档案内容和与其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它可能出现在任何种类任何载体的科技档案中。而现实工作中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则有其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基建、产品、工艺、设备等类别科技档案;另一方面是针对上述类别科技档案中的图样科技档案,而非包含表格类、文字类、声像类科技档案。也就是说,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是从个别推论一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并不应该称之为“科技档案更改”。第二,“科技档案更改”理论有违反档案学的基本原理和概括不全面的地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内容改动较少的在原件上进行;二,内容改动较多的,但可以利用原件大部分的,复制原件并在复制件改动。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虽然有其方便的地方,但在一定程度上很难真正做到维护档案的真实历史面貌,这正是许多同志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提出异议的原因。而对内容改动较多,但又不好套用原件的,在充分利用原件的基础上,重新制作文件来实现对原件的改动的这种情况,“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未包含。

最后,“科技档案更改”尽管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实践中有不足,但它在长期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尽管在理论上或者口头上表达“科技档案可以更改”,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真的恶意地去改变科技档案的某些内容,反而更注重维护科技档案的真实历史面目。比如在反映科技档案相对应的客观事物现状的同时,在科技档案复制件上进行更改,或者重新制作科技文件,并保留更改过程?一般不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只有极少部分单位在改动较小情况下在原件上更改。事实证明,这样做除了在原件上更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科技活动的真实历史面目外,总体上是有利于科技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的。

通过对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问题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得知过去乃至现在的科技档案工作中,“科技档案更改”只不过是由于受人们认识水平限制而延袭下来的一种习惯表述。理论意义上的“科技档案更改”不仅应包括对已归档科技档案、科技文件的更改,还应包括应该归档但尚未归档被称作为科技文件的科技档案的更改;不仅应包括对被称作科技文件或科技档案原件或复制件的更改,还应包括另行制作科技文件对科技档案内容的修正。从“科技档案更改”具体工作的诸多限制我们不难看出,“科技档案更改”和“科技档案篡改”不同,它并非鼓励人们去改变某些科技档案的真实内容,恰恰相反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维护科技档案内容的真实性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仅因为看到科技文件更改是无可厚非的,就试图通过扩大档案概念的外延,将文件与档案概念等同起来,以此来说明对“科技档案的更改”就是对“科技文件的更改”,并试图用科技文件更改来代替“科技档案更改”,回避业已存在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引发的问题,不仅回避不了,反而会造成认识上的更大混乱。由此可见,该法并不足取。用文件生命理论来解释 “科技档案更改”问题似乎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仅就相关科技活动、同一科技活动的前后阶段,后者套用前者的科技档案并将之复制后作部分更改转化为后者的科技文件的事实,仍然不能合理解释全部的“科技档案更改”现象。科技文件横向运动理论只能解释图样类的科技档案复制件更改后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的部分事实。对文字类、表格类和声像类科技档案内容需要改动就难以合理阐述。按照科技档案内容需要更改的情况,假若某些基建档案中,发现施工日志与所记客观事实有出入,无疑需要更正。我们是找有关人士重新追记,力求档案与事实相符,还是非得将之复制后,转化为复制件后再找有关人士修改。显然,后者有些荒谬,既行不通,也有违情理。由此可见,想通过扩大档案概念的外延和借助文件生命运动理论来解释所谓“科技档案更改”现象都是行不通的。

地理科技论文范文3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 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 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 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 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 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 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 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 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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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技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 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despite the obvious distinctions considering the perspe 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of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ing part icularly the disputes as to whe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urb harmony betwe en man and nature or they mean knowing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whether they a re rational knowledge or irrational knowledge, and whether they are non-systemat ic, theori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or they are systematic, theori 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 hnology; distinction; 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 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 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 于 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 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 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 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 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 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 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 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 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 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 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 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 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 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 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 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 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 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 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 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 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 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 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 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 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 轻“ 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 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 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 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 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 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 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 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 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 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 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 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 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 “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 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 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 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 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 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 。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 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 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 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 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 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 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 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 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 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 帮助 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 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 论,并 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 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 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 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 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 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 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 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 视 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 斥 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 儒、道 、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 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 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 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 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 (p25)。古希腊 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 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 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 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 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 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 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 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 ,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 、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 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 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 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 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 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 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 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 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 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 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 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 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 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 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 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 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 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 ,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 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 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 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 利于理论体系 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 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 ,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 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 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 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 ,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 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 ,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 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 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 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 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 ,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 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 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 ,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 ,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 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 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 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 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 立的研究主体、对象 、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 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 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 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 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 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 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 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 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 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 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 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 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 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 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 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 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 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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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技论文范文5

【关键词】科技法;科技法学;作用;地位;经济法

科技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对于保护和保障科技的科技法更是使古今中外都对其相当重视,同时科技法和科技法学的地位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一、何为科技法

所谓科技法就是科学技术法的简称,是国家调整科技活动领域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主要包括诸如《科学技术进步法》、《科技组织管理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等。

二、科技法的作用

科技法是顺应时代的潮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应运而生的,从时间层面来说它的出现远比科技晚的多,但是从发展速度来说,它一点不亚于科技和其他的法律部门,并且在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科技法一出现就展示了它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一)科技法对科技的作用

科技法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但是辨证的看,科技法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通过确认科学技术事业的地位以及优惠政策和扶植措施的规定,从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有利的支持,直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某些具有较高的潜在危险性的科学技术如重组DNA分子技术、安乐死、克隆之类的高新技术经过法律的确认与调整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获得充分而合理的发展,使其不至于因部分公众的反对而遭到阻碍和压制。

(二)科技法对经济的作用

从《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立法目的能看出《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以,科技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仅立法目上,从本法其他条文和其他法律中也很容易发现这一作用。

(三)科技法对文化的作用

科技法对文化的影响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科技法对科学技术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技术进步法》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原则无论是系统性的校内科学探索和科学体验活动还是各级专业干部的科技培训;无论是科技场馆的合理布局还是建设和运营质量;无论是科技项目的公开还是交流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外,产学研相结合原则也给科学技术的学校文化和科研机构文化与产业文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利于明确促进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要求。

三、科技法的地位

对于科技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在科技法学界一直是有很大的争议的,曹昌祯教授对此问题曾研究比较过,主要有“宪法性法律说”、“综合性法律部门说”、“领域法说”、“独立部门法说”、“特殊部门法”、“行政法一部分说”、“经济法分支说”七种观点。

曹教授对各种观点进行了评论,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而严谨的论述。经过思索,个人完全赞同曹教授关于对宪法性法律说、综合性法律部门说、领域法说、独立法律部门说以及行政法一部分说的评论,也很钦佩曹教授关于特殊部门说的论述。

(一)从立法目的来看科技法的定位

通过科技法体系可以看出科技法的核心主线应当是科技进步法,我们再来看《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立法目的,据此能够看出科技法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把科技法划为经济法一部分是比较合适的。对于曹教授关于经济法分支说的评论“认为科技法是经济法的一个分支,其依据是科技立法的目的是推动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观点不是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分类出发,而是从立法目的出发,自有其道理。但这一观点无法包容科技法的立法目的中还有推动科技为社会发展服务和保护生态环境服务的内容等。”对此,张宇润教授认为首先,经济法也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不过它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不是体现个体利益本位的社会关系,而是具有直接社会性的社会关系,经济法从社会经济总体和公共经济的角度考察和调整社会关系;其次,经济法的目的不仅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和保护生态环境服务,并非完全局限于经济利益,公共经济法、循环经济法和可持续发展经济法就是属于经济法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理论结合实际看科技法的定位

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际情况应该是互相促进、不可分割、不能独立的,法律实际情况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素材并限制其范围,法律理论研究为法律实际情况提供基础并作出指导。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徐显明教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答记者问详细回答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包括保证宪法实施的宪法相关法部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所有法律关系的民商法部门、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行政法部门、国家调控经济的经济法部门、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的社会法部门、刑法部门和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当然对于科技法属于哪一法律部门并没有作出解释说明,不过按照理论结合实际分析还是将科技法作为经济法一部分较为妥当。根据七个法律本门各自的特点很容易将科技法从宪法、刑法和程序法中排除,那么只能在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和单独法部门中确定。根据《科技进步法》的立法目的可以排除社会法。通过第二条可以看出在科技法的主体国家的参与占到很大的份额,统观《科技进步法》全文75条,“国家”一词出现了89次,且多数都是以主体的身份出现的,所以科技法中主体之间不容易平等,所以排除民法部门。科技法学说目前还是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学说,独立部门法学说很难被学术界接受为一般性共识,并且既然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体系已经形成,那么只要科技法能够划入已有的部门法中就不应为独立部门。那么我们就要分析科技法能否划入经济法或行政法部门当中。虽然科技法中很多情况下都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表面看符合行政法的特点,但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并非起到管理的职能,而主要是引导与指导作用,另外,考虑到科技法的立法目的,还是将科技法作为经济法一部分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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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技论文范文6

关键词 库恩理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程度及速度的衡量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的关注。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模式就是一种以模式的形式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①此论文基于库恩理论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1 库恩理论概述

库恩理论主要是对科学的动态发展状况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该理论冲破了古典经验论,指出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或称之为科学就是因为范式的形成的理念。库恩理论诞生之后,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且有效地促使相关工作人员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科技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科恩理论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其实,库恩提出的理论主要包括:前范式科学理论,常规科学理论及科学革命理论,其中科学革命理论也称为新常规科学理论。而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新的范式来替代旧的范式的一个过程,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以通约的。②

2 基于库恩理论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分析

基于库恩理论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前科学时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常规科学时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革命时期。

首先,对于第一个时期来说,也可以大致归纳于三个阶段——计算工具的发展阶段、机械式计算机的发展阶段、继电器式计算机发展阶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前科学时期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而且各种思想和学派比较繁杂。不论是计算工具阶段、机械式计算机阶段还是继电器式计算机发展阶段都没有系统的结构,也没有相关的指导理论,所以整个的发展来看,方向非常地模糊,发展进度的衡量标准也不明确。而这些都是库恩的前科学时期的典型特点。虽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前发展阶段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但是这个阶段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是现代常规科学时期的电子计算机发展的基础。

其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常规科学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而且理想计算机理论和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提出,为计算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标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形成,有效地促进了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在这个时期计算机的演变经历了电子管时代、晶体管时代、集成电路时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智能计算机等阶段。③

第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时期。这个时期虽然计算机的发展非常地迅速,而且功能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摩尔定律密切相关。有相关专家在回顾40年来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发展中提出在今后的几年里摩尔定律可能还可以适用。但是,如果晶体管电路的性能接近极限的话摩尔定律将走到尽头并有可能完全失效。所以,很多专家预言,一旦摩尔定律走到尽头,电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革命必然到来。

3 基于库恩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式其实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一般来说一种范式要被彻底地必须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要一定的量变才会引起最终的质变,一种旧的范式才能被一种新的范式替代。而单个的事实或单个事件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所以,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来说,只有当旧的范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时候,而且有更好地范式代替旧的范式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的更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新旧范式的转化、过渡或者更替。

同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潜在威胁性,所以很多相关工作者及科技研究人员,都在致力于研究一些新材料和新技术。如果这些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研究能够在危机出现之前研究出成果的话,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危险的出现。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实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就可以从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常规科学阶段,直接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而这必将加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阶段人们正在着力研究的新领域包括:光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等。

4 结语

通过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库恩理论的提出揭示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基于库恩理论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以及科学与技术革命时期三个时期,而且基于库恩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很大。最后,希望论文的研究为相关工作者及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注释

① 杨玉成.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和经济学方法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2).

地理科技论文范文7

1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占据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主导地位。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中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分别名列前三位,占据上海自然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排在后面的依次为信息与系统科学、地学、数学、天文学和力学。除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三个学科科技发展的主成分得分为正外,其他五个学科科技发展的主成分得分均小于零,表明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的多数学科的科技发展低于整体水平(见表1)。 表1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序生物学 1.7461 0.98206 1.79619 1化学 0.87113 1.18576 0.83031 2物理学 0.81642 1.32005 0.76775 3信息与系统科学 -0.41952 -0.77932 -0.37558 4地学 -0.54201 -0.6447 -0.52783 5数学 -0.71232 -0.20092 -0.7645 6天文学 -0.88765 -1.14172 -0.84543 7力学 -0.87214 -0.7212 -0.8809 8 2)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但与北京差距明显。 在自然科学八大学科中,上海除地学外,其他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数均进入前三名,其中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六个学科在大陆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信息与系统科学国际科技论文数排在北京、湖南之后,名列第三(见表2)。虽然上海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数均位居前列,但与北京相比,差距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天文学外,上海其他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数均不足北京的1/2。在国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力学、物理学、化学、信息与系统科学、天文学和生物学有明显优势,数学与地学国内科技论文未能进入前三名(见表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数学外,上海其他学科国内科技论文均不足北京的1/2。 表2 2001年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数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 nbsp; 江苏 湖北力学 北京 上海 陕西 北京 上海 陕西信息与系统科学 北京 湖南 上海 北京 湖北 上海物理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安徽化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江苏天文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江苏 上海地学 北京 湖北 江苏 北京 江苏 湖北生物学 北京 上海 湖北 北京 广东 上海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3)知识流动不足、系统失灵是制约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瓶颈。 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效率,就其实质而言,是新的知识在一个系统中创造、流动和利用的效率。它取决于诸创新要素的创新动力、能力和互相之间相互作用的效率。而决定创新要素的创新动力、能力和互相作用则取决于经济科技制度的安排,政策体系的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和创新文化的氛围。建设知识创新体系,提升学科建设与科技发展能力的关键是通过制度、政策和环境的作用,提高创新各要素的创新动力、能力和达到创新目标的要素间的互动。从本质上看,创新体系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创新的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循环流转。表3所示上海自然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2/3左右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系统失灵成为制约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瓶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速知识流转、战胜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中的系统失灵是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知识创新体系建设面临的长期任务。 表3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数 项目参加人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114 343 275 5122与国内高校合作 127 305 221 7258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107 243 17 7 2526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38 127 118 2360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915 2103 1895 25427独立完成 2545 4408 2707 32311其他 26 124 102 1384 资料来源:上海市全社会R&D资源清查工作小组。上海市R&D清查数据汇编,2001,72。 2 上海工程与技术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学科在国内的比较优势。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20个学科的国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包揽了20个学科的第一名,上海只有材料科学、冶金与金属学、机械与仪表、动力与电气、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土木建筑、交通运输9个学科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上海能源科学技术和环境工程两个学科国际论文排名第三(见表4)。 表4 2001年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 北京 河北 山西 北京 陕西 江苏测绘科学技术 北京 四川 陕西 北京 湖北 江苏材料科学 北京 上海 辽宁 北京 上海 陕西矿山工程技术 北京 江苏 湖南 北京 湖南 江苏冶金、金属学 北京 上海 辽宁 北京 辽宁 上海机械、仪表 北京 上海 陕西 北京 江苏 陕西动力与电气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湖北 陕西能源科学技术 北京 湖北 上海 北京 山东 黑龙江核科学技术 北京 安徽 &nb sp; 四川 北京 四川 甘肃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北京 上海 陕西 北京 陕西 上海计算技术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江苏 上海化工 北京 上海 湖北 北京 江苏 上海轻工、纺织 上海 北京 四川 北京 广东 上海食品 北京 江苏 广东 广东 浙江 江苏土木建筑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江苏水利 北京 湖北 江苏 湖北 北京 江苏交通运输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湖南航空航天 北京 陕西 黑龙江 北京 陕西 江苏环境 北京 江苏 上海 北京 江苏 上海安全科学技术 北京 湖南 安徽 北京 湖南 江苏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20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有18个学科排名第一,只有食品和水利分别由广东和湖北名列第一,而上海只有9个学科进入前3名,其中材料科学、土木建筑、交通运输3个学科名列第二,冶金与金属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轻工与纺织、环境工程名列第三(见表3)。 2)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8个学科依次是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机械与仪表、航空航天、材料科学、化工、计算技术、动力与电气、交通运输。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最为薄弱的5个学科是测绘科学与技术、水利、矿山工程技术、安全科学技术和食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3的学科科技发展的主 成分得分小于零,表明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60%的学科科技发展低于平均水平(见表5)。 表5 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序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2.93105 2.48946 2.96681 1机械、仪表 1.38674 0.06872 1.29458 2航空航天 1.16586 -0.81414 0.98384 3材料科学 0.57576 1.29195 0.67626 4化工 0.61197 0.94682 0.66216 5计算技术 0.35117 1.86971 0.51358 6动力与电气 0.49477 0.42028 0.50252 7交通运输 0.45473 -0.19787 0.40005 8土木建筑 -0.32659 0.6906 -0.23377 9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 -0.26822 -0.66067 -0.31811 10冶金、金属学 -0.46472 0.25968 -0.40773 11轻工、纺织 -0.46716 -0.475 -0.47954 12环境 -0.69617 -0.31043 -0.67619 13核科学技术 -0.72349 -0.79265 -0.75082 14能源科学技术 -0.79072 -0.50098 -0.78198 15食品 -0.76882 -0.90066 -0.80184 16安全科学技术 -0.81005 -0.84276 -0.8 3462 17矿山工程技术 -0.8642 -0.85314 -0.88633 18水利 -0.89218 -0.8347 -0.91028 19测绘科学技术 -0.89975 -0.85423 -0.91858 20 3)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论文产出与北京差距悬殊。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国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排在前3名的11个学科中,除材料科学与土木建筑两个学科外,冶金与金属学、机械与仪表、动力与电气、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交通运输、能源科学技术和环境工程9个学科的国际科技论文数均不足北京的1/2。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国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进入前3名的9个学科,除材料科学、轻工与纺织两个学科外,土木建筑、交通运输、冶金与金属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环境工程等7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均不足北京的1/2。 4)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基本任务。 表6所示上海工程技术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70%左右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系统失灵成为制约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瓶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基本任务。 表6 上海市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参加人 项目数 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201 3341 2169 74523与国内高校合作 437 1762 1415 21865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644 3021 1745 24587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94 854 608 19073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1431 4551 3454 52744独立完成 6934 22836 15879 219665其他 293 1592 1198 10703 资料来源:上海市全社会R&D资源清查工作小组。上海市R&D清查数据汇编,2001,75。 3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农学和水产学占据上海农业科学领域中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主导地位。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学科是农学和水产学,林学、畜牧与兽医科学相对薄弱(见表7)。 &nbs p; 表7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名农学 1.21943 1.45978 1.26327 1水产学 0.28854 -0.26992 0.2164 2畜牧、兽医科学 -0.3714 -0.38479 -0.37749 3林学 -1.13657 -0.80507 -1.10218 4 2)上海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与国内先进地区有相当差距。 在农业科学领域4个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的农学和林学、甘肃的畜牧兽医、湖北的水产学国际科技论文排名第一,上海在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无一进入前3名(见表8)。在农业科学领域4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的农学、浙江的林学,江苏的畜牧兽医、山东的水产学国内科技论文排名第一,上海在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国内科技论文无一进入前3名(见表8)。无论是国际科技论文、还是国内科技论文,上海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与国内先进地区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表8 2001年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科技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农学 北京 浙江 江苏 北京 江苏 浙江林学 北京 黑龙江 安徽、福建、 浙江 北京 福建 广东、陕西畜牧、兽医科学 甘肃 云南 北京 江苏 北京 甘肃水产学 湖北 山东 广东 山东 广东 福建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4)知识流动不足是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 表9所示上海农业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64%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是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加强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表9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数 项目参加人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24 46 &nbs p; 38 229与国内高校合作 25 72 45 613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48 86 68 442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2 5 4 18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69 124 99 506独立完成 312 420 269 3716其他 9 8 3 25 资料来源:上海市全社会R&D资源清查工作小组。上海市R&D清查数据汇编,2001,73。 4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但与北京仍有相当差距。 在医药科学领域6个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的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四个学科排名第一,上海的药物学和特种医学两个学科排名第一。此外,上海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排名第二,中医学排名第三(见表10)。在医药科学领域国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除药物学和特种医学外其他4个学科与北京均有一定的差距。 表10 2001年医药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预防医学 北京 浙江、广东 北京 广东 上海基础医学 北京 上海 广东 北京 广东 上海药物学 上海 北京 江苏 北京 广东 上海临床医学 北京 上海 广东 北京 广东 上海中医学 北京 云南 上海、江苏 北京 广东 江苏特种医学 上海 北京 广东 北京 陕西 上海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国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包揽了6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的第一,上海除中医学国内科技论文未进入前三名外,预防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临床医学和特种医学国内科技论文均排名全国第三(见表11)。在医药科学领域国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6个 学科与北京均有一定的差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学和特种医学国内科技论文不足北京的1/2。 表11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名临床医学 1.495 1.583 1.56579 1药学 0.89727 -0.15227 0.79183 2基础医学 -0.33507 0.84777 -0.246 3中医学与中药学 -0.21555 -0.8431 -0.27284 4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0.69136 -0.64275 -0.70052 5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1.1503 -0.79264 -1.13826 6 2)上海医药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学科是临床医学和药学。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学科是临床医学和药学,中医学与中药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科技发展相对薄弱。 3)知识流动不足是影响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制约因素。 表12所示上海医药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85%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是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加强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表12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参加人 项目数 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37 124 114 7510与国内高校合作 142 258 170 1607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113 234 171 1921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6 10 7 119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97 195 166 2343独立完成 3074 4857 3192 20038其他 139 125 100 724

地理科技论文范文8

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也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或为人 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一、 学术论文的分类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论文 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三种, 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 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万字, 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 (一)学士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不太 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有自 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三)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其基 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四)一般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观测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复、 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新的 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学术 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 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论问 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测数据 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象化, 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文正文 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按一定 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一种 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 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由实验 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结果 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和分析 。

地理科技论文范文9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學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間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四是深入的实践探索。该著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问题,还善于科学地解决问题,对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现实障碍、理念创新以及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层次探讨,包括重塑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注重科技伦理问题的政策导向、强化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等,并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入手,分别从核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架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工程伦理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视角深入分析,全方位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

综上所述,《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是近年来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又一部精品力作,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应用价值。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其既表现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上,更表现在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中。

[参考文献]

[1]杨怀中.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9-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

[3]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9.

[5]杨杰,方春英.走向科技与道德的良性互动[J].科技创业月刊,2005(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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