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的过量介入导致，而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是人类过于索求自然的主因。尤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前提下更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征。所以要说明一个地区人口的多少，主要是以人口与耕地承载力的比例为标准，而不是取决于以人口与总面积之比的人口密度。当然由于耕地质量的优劣与所处地区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社会分配等因素相关联，所以人地矛盾在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之间不是一个能够简单考察的问题。尤其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农耕社会中，人地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变化过程。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西北的土地资源有着丰富的绝对量和短缺的相对量。也就是相对于西北来说，“人多地少”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里“地大”并非“物博”，因自然限制因素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脆弱带的明显特征[1]，决定了大部分土地资源的不可利用性，许多地方因地理生态环境恶劣，人类尚不能生存。另外，人们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开发和垦殖的一些地方，原本就属于生态脆弱带，没有人类活动尚能维系平衡，一旦稍有活动，生态环境就“力不能支”，导致恶化。所以一般认为的环境对于人口的承载量，指的是某一地区环境条件和资源所能维持的人口数量。[2]
清初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自此之后，人口呈几何级数倍增，以至于各级官府不得不大力发展尚未开发地区的经济，移民就宽乡。但这种以开发促进经济为主导的行为，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尤其是忽视了生态脆弱区土地生态资源的相对承载能力，造成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然这在民以食为天的农本思想为指导的时代，是不可能意识到的。清代西北各地的人口虽然都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具体情况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到底这一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对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影响，需要逐一考察。
一、内蒙古、陕西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内蒙古人地矛盾的出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而导致的垦殖力度的加大。内蒙古与陕北、甘肃、宁夏交界的长城内外，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交界地带，明清以来，农业垦殖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范围主要分布在南部长城沿边和黄河沿岸，农耕地也比较分散。但随着汉族农业人口大量移居，先是内蒙古地区南部的垦殖力度加大，农业垦殖区域也逐渐扩展，并趋于集中。这一地方人口主要来自山西、陕北和甘肃，山西人自土默特沿黄河西进，陕北人越长城沿长城50里界地耕种，甘肃人自宁夏越黄河进入东岸耕种。尤其是陕西北部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相继迁居漠南蒙古西部地区从事农垦种植，而原本从事游牧经济的蒙古人，也逐渐掌握了农耕技术，在草原上建起一些新垦区，也有一些蒙古贵族招徕汉族从事耕种，从中收取租金，当然其中也不乏政府政策行为的导引。所有上述行为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人口大规模的增加。据统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内蒙古有人口185.5万人。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人口增加到229万[3]，净增了43万多。为此，嘉庆帝也很伤脑筋，在查禁关内人口大量外徙内蒙古时说道：“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4]。河套地区，在“乾隆以后，山、陕贫民日以西渐，租种蒙地，人民渐合”[5]。随着人口繁衍，至光绪年间，设置五原厅以管辖。有清一代，内蒙古的人口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二是造成了草原面积的不断缩小和农牧界限的北移。大致在乾隆中期时，鄂尔多斯已经成为内蒙古的一个农业区，只是农耕地比较分散。但至清末时，农业已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的经济部门。察哈尔左翼四旗、归化城土默特旗、伊盟的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都成了农业区，畜牧业已经消失或残余很少。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旗、察哈尔的右翼四旗，农业经济已经占到一半。伊克昭盟四旗及阿拉善、额济纳二旗西部荒漠地区，因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依然为单纯的畜牧业经济。
当然，纵观这一区域在人口增加后的农业垦殖，还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和特点。回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陕西布政使司统计的垦田数额已经达到3,000多万亩。入清后的垦殖，又将陕北地方的垦殖拓荒向迤北的鄂尔多斯草原延展，不过这时候的垦荒是限制在边墙50里以内，也即今毛乌素沙漠境内。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起，开始允许民人在边外合伙种地，但不准携家带口定居生产，只能春出秋归，像大雁一样以季节的变化而往来奔波，故被称为“雁行”。这种垦殖的力度虽然不大，但也使得新农垦区不断向草原扩展，前后踵继之，一发不可收拾。至康熙末年，“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有汉人足迹”[6]。雍正十年（1730），因“鄂尔多斯荒歉，复准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7]，招致了陕北人大量出口外垦殖，尤其破坏了毛乌素沙漠植被和水源变化。乾隆元年延绥镇总兵奏称：“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越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8]。至乾隆三十三年，陕西府谷县人民租种五堡口外蒙古鄂尔多斯地土已成规模，分布于黄甫口外、清水口外、木瓜口外、孤山口外和镇羌口外一带，共租蒙古地计“牛二千二百二十六犋，每年共租银三千八百六十六两四钱五分，共租一千九百七十一石一斗一升一合”[9]。土默特二旗在乾隆初年尚有13295顷牧场，至乾隆三十七年又开垦2244顷80亩。至嘉庆五年时统计，又垦1450顷78亩。延续到清末，垦田总数已经达到78974顷38亩。[10]河套地区，至光绪三十年（1904），放垦中后套各旗共报垦9709顷，其中达拉特旗3960顷，杭锦旗4018顷，乌拉特西公旗1731顷[11]。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原本就属于草原荒漠地带，天然植被以荒漠为主。草原破坏和荒漠面积的不断扩大，势必改变原本的生态系统，使草原沙化、退化。新生成的生态系统，尽管在短时期能维持当时人的生产与生活，但已经是原本生态系统的变弱，一遇荒年，人死地荒。光绪年间时俄人波兹德涅耶夫亲眼目击了内蒙中部地区因荒歉致使数百座村庄居民走空，房舍拆光，耕地在垦殖不久后抛荒。[12]荒歉使已经弱化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永远失去了自我恢复的机制而走向大面积的沙化。这些历史欠帐最终遗留给后人，成为今天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北部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增加也带来了明显的生态变化。陕北榆林地区因自明中叶以来的开垦，沙化现象就已在加重。清初以后，为了开垦这里的草原，又有大量的人口迁入。雍正九年（1731年）升榆林道为府。至嘉庆二十五年，陕北高原上的人口已增加到3,400万。如果说在雍正十三年陕北地区的人口密度还仅为1.68－4.97/平方公里，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密度骤增至20.59－46.01/平方公里。[13]而此时陕北榆林周围及其以南的生态状况又如何呢？从当时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延长“地瘠民贫，寸步皆山，坡高岭陡，耕种艰难。且土性干燥，雨泽稍有不调，禾苗即行枯槁，加以人事不齐，即丰年之岁，所获尚不及平原之半”[14]。府谷“其地土瘠沙深，山高水冷，沟渠难资灌溉。”[15]怀远则“四面重山，全无树木。境内无地可耕者，皆租蒙古田亩”[16]。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面对规模增长的人口，在丘陵沟壑区已垦辟殆尽之时，只有发展到山垦，沙漠化进一步加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不可逆转。采伐和垦辟已经从离石——延安——庆阳以南的阔叶乔木区，发展到岱海——榆林——靖边一线以南的疏林灌丛草原区，引起自然生态系统的倾斜。[17]客观地说，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长时段的非线性过程，过度攫取和破坏的历史欠帐积累是生态环境整体系统走向失衡的重要因素。入清后一如既往的垦殖活动犹如“雪上加霜”，共同诱发着陕北边外与蒙古草原区域土地资源生态的变迁。而这一生态惨遭破坏的恶果则不可避免地在清中叶后爆发。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同治五年（1866）以前，位于陕北地区西南部的子午岭，垦殖指数已高达25％－30％，侵蚀强度相当于今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到8000－1000顿/平方公里[18]，水土流失已经十分严重。这就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的不可逆性和积累性。一旦退化发生，依靠自然演进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工恢复在经济上代价太大，因此，这种退化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包袱遗留给未来。[19]成为今天陕北地区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人口增长最为明显的地方为陕南，随着农耕地需求量的加大，导致了对生态的影响力也最大。陕南移民浪潮的到达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和道光二年（1822）两个时期。[20]仅乾隆四十三和四十四两年（1778和1779年），流入汉中地区的难民就达十万之多。陕西巡抚毕沅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兴安所辖的平利等6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21]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亙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群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22]仅州县妥善安置者男妇不下10余万人。兴安府属汉阴、安康、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七县厅的人口有1,239,700余口，仅安康一县的人数就达到“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23]，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山区，为生存而垦殖，以至于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升州为府。道光八年前后，湖、陕、豫三省地方的“抚按藩臬”在清理流民问题时，就清出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而且“皆给予闲旷田亩，令其开垦以供赋役，建设群县以统治之”[24]。
对于流民大量涌入老林的根源，可以说与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有极大的关系。编纂《湖广通志》的曾熙就说：“惟荆襄迤西多长山大谷，土壤腴沃，物产富穰。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居，去而复来固其所也。为政者奈何，违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25]以极其朴素的言语道出了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人要利用自然，并与自然相依为命，为了人类的生存，人利用自然的主动性即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不过我们无不遗憾地说，“长山大谷”，可能仅适合森林树木生长，但如果开辟为耕地，就会改变原生态系统，导致恶化。为此人类尽管投入更多的肥料、水分和劳力，但并不能遏制已经在日益退化的土壤生态，只有听任自然的审判。同治早期的回乱，光绪五年和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旱灾饥荒，给各县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由此又导致了老林区土壤肥力的总耗竭。所以从陕西省道光三年（1823）后人口增加和光绪五年后人口减少变化可以看出，后者年份的人口数字减少，侵蚀、过度开发山坡地和森林所造成的耕地逐步变质和资源流失，也即生态恶化恐怕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光绪九年陕西巡抚也承认，叛乱之后，客民流离失所，不知何去何从。由于人烟稀少，工价高而谷价低，田地复荒。[26]时人仇继恒也曾说道：“盖深岩老林，刬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山坡险峻，平土既稀，小民狃于目前，不复为十年树木之计，此生计所日蹙也。”[27]在边远山村的人口减少现象尤为明显，又导致农业经济整体生态系统的恶化。
二、甘肃、新疆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清代甘肃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垦殖实边的需要。河西敦煌的移民始于雍正四年。敦煌户口在汉代称极盛，但其后历经沧桑，至清初时“……敦煌无土著矣，又久之而逃亡者死于四方矣，不得不迁民以实之”。雍正二年始于敦煌设沙州所。四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至沙州，相度地利，请改所为沙州卫，而人烟甚稀，不成村落，乃招甘肃皋兰等县无业穷民2400户，开垦屯种，沿途给口粮、皮衣、盘费，及到敦煌借予牛具籽种房价。又念陇上穷民初到关外，尚未耕种，由公家借支七月口粮。与此同时，陕西署督查郎阿于雍正七年十一月奏称，先后招往安西、沙州等处地方屯垦民户共405户，逐渐使敦煌户口日渐繁盛，以至于“关外县治当首屈一指”，“知其土著之百无一二”[28]。
河西的安西地方自雍正年间设卫所后，也“陆续招户安插，多寡不等。……而陕甘两省居多”。至乾隆年间，已经是“屯垦日兴，田畴弥望，闾阎乐业，地方渐有起色”。户口尤其增加。据载“原招余丁九十家，现增至一百八十六户”。其余如沙州卫、柳沟卫、靖远卫、赤金卫的户数也有所增加。[29]就瓜州来看，原居住于吐鲁番的额敏和卓率其众男妇大小不下万口来归，暂时安置于哈密之塔尔纳沁。雍正十一年，又安插于瓜州，分筑五堡居住。“各如其户口之多寡，盖造房屋。约计安插以来搬移之费，赏赉之需，以及马匹项不下数百万金。”[30]前后共给籽种八千石，计地四万亩。卖给瓜州附近一千石籽种地种植瓜果。又从安西镇营调遣兵弁疏通开凿新旧渠道。但上述垦种只会是短期效益，生态恶化很快就会显现。试以有同样生态环境的新疆巴里坤一带为例。乾隆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在谈及新疆哈喇和卓、哈喇沙尔等地的耕地问题时就说到这里的耕地在种植数年后，地力较之初种时渐觉浅薄，人们只好“分半休耕”[31]。采取粗放的耕作方式。所以，看似暂时安置了人口，实则长远地破坏了脆弱区生态，使土地利用率更加低下。
河西酒泉地方的人口变化，据梁份的《茹公渠记》：清初肃州一带，“地加辟，粟加多，而民加众。”[32]武威地方也如是。这里在乾隆时期就“曾徙他处户口以实之，山陕客此者恒家焉”。所以，这里虽地燥风寒，但生齿日繁，乐业者众。从户口的增减来看：明洪武中有户五千四百八十，口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嘉靖中户二千六百九十三，口九千三百五十四；清初在城居民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口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七；在野居民户三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33]翻开河西地方志，均有着“户口日增”，“倍于往昔”的记载，人口增加成为一种趋势，相应的农业生态条件却不能成正比。
武威西部的永昌县有着较好的生态条件，有名的昌宁湖，平衍数百里，在康雍乾时期就大量移民开垦。但随着垦殖和人口的迅速增加，生态也逐渐恶化。至乾隆初年，因土瘠水源不足，官方停办屯垦。康雍乾三朝该县的人口数字显示增长的趋势。康熙六十年，这里有3,376户、25,839口；雍正十三年有5,685户，39,837口；乾隆十四年有7,925户，54,054口。[34]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47.8％。与此相反的是农业生态恶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能够给人口增长带来粮食生产的土地减少。雍正十年该县有熟地5,518顷87亩；到雍正十三年开报碱潮冲压土地的中地107顷30亩，下地1,688顷88亩；至乾隆三年全县熟地仅为3,722顷68亩。[35]实有熟耕地减少32.5％。
至乾隆四十三年张掖的人口“增长较明代四五十倍有余”。是年甘州府有民户“二十八万四百七十口，屯户五十二万九千七十”。而明代，甘州五卫的人口也不过“三万八百八十三人”[36]。人口大规模的增长，无疑加重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消耗程度，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害。为减轻甘州地区的农业人口压力，使农业生态趋于平衡，在乾隆二十七至四十三年的时间里，多次迁徙农户往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屯种。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迁徙张掖、东乐、山丹共播种地民200户，男妇大小770口，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二十九年十月，派拨张掖县户民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50户，男妇大小1,387口；三十二年派拨张掖县户民赴木垒、奇台、西吉尔玛泰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00户，男妇大小1,173口；三十三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50户，男妇大小542口；三十四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474口；三十五年，总督明山奉命会堪木垒一路安插民户屯田，……自东西吉尔玛泰至特纳格尔先安11堡，开垦4万余亩。三十六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吉木萨东北古城等处屯田，张掖、山丹、抚夷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536口；四十一年十二月，派拨民互再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张掖、山丹共拨种地民140户，男妇大小596口；四十二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迪化州、古城等处屯田，抚夷厅、东乐二处共拨种地民44户，男妇大小187口；四十三年九月，派拨张掖县户民再赴迪化州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20户，男妇大小533口。[37]以上共派拨种地民1,504户，男妇大小6,198口。当然，地方官府减缓甘州地区的人口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祖祖辈辈不断的垦殖，造成了甘州地区沙化程度的加重。乾隆后期，甘州府学教授王学潜在其“弱水流沙辩”中，就提到甘州的沙化问题，认为流沙已经自甘州四周侵逼田园和庐舍。[38]
清代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是导致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因。甘肃镇番在明嘉靖中有人口1,871户，3,363口；乾隆三十年（1765），户数增加至5,693；道光五年（1825）有16,756户，184,542人。人口呈现增长趋势，而土地利用率却得不到提高。原额共地1,240顷27亩，经雍正、乾隆二朝开垦、豁免等地亩外，至道光年间实有地亩3,782顷42亩。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载无限增长的人口，这种现象正如镇番县志编纂者所述：“国朝休养生息一百八十余年之久，户口较昔日增十倍，土田仅增二倍，而以二倍之田养十倍之民”[39]真切反映出人口负载量过重的现象。
当然，在人口增加的主流形式下，所出现的小区域范围内的人口稀疏现象，也与一定的人类或自然的活动相关联，一般也是处在生态失衡的状况下或原本就是生态极脆弱区。就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失衡而言，随着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人口又呈现逐渐增加的势头。在生态极脆弱区，除了人类的活动外，又完全取决于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甘肃金县的情况就如同前者，在同治兵燹后，民生凋敝，户口甚稀。至光绪九年以后土地渐辟，人口有所增加，共有61792丁口。[40]光绪二十一年，自狄道、河州逃来难民489户，男女大丁口1614名，男女小丁口948名。次年，给其中266户难民发给熟荒地耕种。[41]表明人口数有所恢复的同时，农业生态环境也趋于新的稳定。而甘肃崇信则完全属后一种的情形。光绪年间，崇信县共有人口3000户，21200余丁。“荒野零星，不成村落，大半栖身窑洞，山腰岩顶状类蜂房。十余岁童男童女无襦袴以蔽体者比比皆是。县治区域东西仅五十里，河水侵占川地无多，西近安口窑，东邻泾川县，居民度日艰难，纯以负贩下苦为生活；迤北则地势硗确；迤南则跬步皆山。同治兵燹后，土著凋零，客籍居十分之三，结草为屋，陶穴以居，朝来暮去，求一殷实人家而不可得，连年水旱冰雹频仍。……十室九空，户口亦有所不及。”[42]
清代新疆的人口相对还是稀疏的，但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新疆人口的增加除去因为军事需要而大量实行兵屯外，自乾隆以后，内地百姓大量的移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新疆垦殖中的大量人口主要招自甘肃河西各府州县，垦殖主要集中在巴里坤至乌鲁木齐、绥来、玛纳斯沿线地区，据统计，乾隆五十一年，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带有人口112000人，至嘉庆二十四年增加到182000人，增长率为14.82%。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的人口数为232000，增长率为11.63％。[43]此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分布农垦。伊犁附近主要集中了回屯和遣犯屯田。回屯的垦民多来自新疆南路的阿克苏、库车、乌什、沙雅尔、赛里木等维族地方，仅就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共迁徙人口6383户。[44]遣戍犯人往新疆，是清初扩大垦殖的一种手段，也成为新疆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自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八年，新疆遣屯人数已达五六千，仅伊犁一地，已“积有三千数百名”。[45]
按新疆辽阔地域，在清初的移民屯垦活动中，不应该有人地相争的矛盾。但事实上，新疆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沙漠戈壁占去了新疆土地面积的大部分，再者，气候干旱，土壤生理干旱现象普遍，无充足水源供给的盆地，不可能成为人口密集的地区，平原地带的土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盐碱现象。所以新疆人居处所和生产活动被限制于面积并不辽阔的绿洲之上。而雪山融水成了发展绿洲垦殖的关键，无水便无垦殖。水资源的严重蒸发和渗漏等几项叠加，似乎新疆与西北的其他几个省份一样，也同样存在人地矛盾。在这里引用一组解放后新疆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做进一步解释。据统计，新疆全省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93人，而绿洲之上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4人。[46]这足以说明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和土地人口承载力的最大限制因素。
新疆绿洲农业的垦殖不论是在北疆还是南疆，因生态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需要有雪山融水为灌溉农田的前提条件，这也成为新疆垦殖农业的一个特点。不过，随着人口增加后垦殖力度的加大，水利灌溉工程增多，引水路径加长。再加之在干燥沙漠戈壁中的蒸发和渗漏，水资源的高耗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清代的地方文献中，关于引水灌溉和缺水的记载还是很多的。“雪山自古积雪，冰雪之水，自山阳而下，冬夏涌流，散漫于南路各城，以资灌溉。”[47]又“雪峰冰岭，蜿蜒数十里，立夏以后，日炙雪融，分酾为渠，涓涓不竭，十里五里，伏地潜行，沟洫纵横，川泉萦注。南北两疆之地，无不倚之为利赖者。”[48]而“凡水所到之地，皆可耕种，故无水即无田”[49]。在库车地区，“天少雨，岁不过微雨一阵，或竟无雨。耕种皆资水灌，无井泉”[50]。所以，仅就新疆农业缺水的这一生态脆弱现象而言，也具有其特点。而且南北疆生态环境各有千秋，农业多存在于南疆，又以西部居多，集中分布在克孜河、叶尔羌河、盖孜河、阿克苏河流域面积内。北疆则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过在乌鲁木齐和塔城等绿洲地带，在清代也被大量的开垦。南疆绿洲之水利，皆引于远处的雪山融水，渠道蜿蜒漫长，在到达绿洲以前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而这些地段又多是沙碛，水渠渗漏严重，尽管当地的老百姓采用“用毛毡内垫，外涂灰土以通水道”[51]，或用木槽接应的办法[52]，但事实上水资源还是白白被渗入沙碛。这正如曾在中国西北地区任领事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对绿洲地区的塔里木河所总结的那样，“大概是它流经如此炎热的地区，又尽是沙漠的缘故。一部分水无疑要被沙漠吸去，而更大一部分水则消耗于这一炎热地区的自然蒸发，最后还有许多水被沿岸居民用来灌溉果园和耕地了”[53]。水资源减少后，必然导致已经开垦土地的干旱沙化。
新疆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一带生态的恶化，就是因过度开垦导致的。比如乾隆三十八年时“额垦成熟地七百八十四顷三十六亩二分七厘。……迨后或安插湖广民人，渊泉、玉门、敦煌三县民人，招移商民互有加增，亦有递减之处，咸丰初……计额征粮则只三千四百三十五石七斗零，垦熟地不过四百七十八顷一亩三分。自经兵燹，户口既多孓遗，田地亦多荒芜”。光绪三十四年实垦成熟地虽有41202亩，但荒芜的土地也不少，“实在荒地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四亩，东西路荒地多系砂砾石子，兼乏水渠灌溉或形高水不能流润，或下洼渠道壅塞，水不能畅流。北路荒地下湿碱潮，不堪耕种。东路荒地共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二亩”[54]。
地属乌鲁木齐境的阜康县，自乾隆以来不断的垦殖，“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计县垦地四百三十五顷四十七亩。四十二年至嘉庆五年，垦地一百五十三顷八十七亩”。清中叶以后，垦殖力度更大，“至道光中，县境殆少荒田。咸同之际，计地增至一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亩”，但真正能够耕种“之田尚不及原数之半”[55]。田地荒芜，生态恶化完全显现。
三、青海、宁夏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入清以来，青海地区由于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在行政上形成两套系统，即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三县四厅划归甘肃管辖；其余部分，由理藩院下设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这一辖区的蒙藏民族又以控制管理程度的轻重和经济类型的不同分为种地纳粮、畜牧缴银的“熟、生番”和游牧无定地、受管理控制差的“野番”。由此，官方在统计人口时，除按上述的行政辖区进行有效统计外，也存在着游牧地带的估计数。故而清代青海人口统计数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准确性，不过所反映的发展趋势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顺治二年官方统计的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人口数为109,490人，至乾隆十一年，增加到245,735人，在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1.24倍。[56]其后，由于属县变动而引起人口增减，但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到咸丰年间，人口增加极其明显。咸丰元年，全国人口达到4.3亿余，是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的最高峰。而西宁府人口增长趋势与全国人口的增长趋势是耦合的，据不完全统计，咸丰三年（1853年）时，西宁府三县四厅有人口874,418人，为历史高峰。[57]但在总数中，并没有包括西宁府属各县周围的藏族人口，如申中13族，上扎尔17族，隆旺、珍珠等族就有4,500人。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西部牧业区的蒙古族和藏族等人口。大约估算，有40万左右。[58]统而计之，总人口数约120余万人。[59]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又增加3.56倍。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也呈比例增长。顺治年间，西宁府三县四厅有屯番地669,079亩，经历年开垦，到道光二十三年时有屯番耕地1,687,890.6亩。[60]耕地新增量达一倍多。但必须正视的是相对于人口增加这个变量，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又是一个相对的衡量，以一个持续膨胀的人口变量冲击一个相对有限的耕地衡量的结果，必然导致人地系统的破裂。所以，加速发展的人口，给自然资源存量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威胁。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表示资源的消耗量，但人类过量索取资源后自然界的报复却是十分明显和严酷的。自1860年开始长达10余年的以青海撒拉族、回族为中心的西北回民起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无须言表的，接蹱而至的1876—1879年的连续三年大旱，无疑是自然生态恶化的总爆发。伴随生态系统失衡，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在恶化，死亡、逃散也就成为人口减少的必然结果。至光绪三十四年，西宁府辖的人口数减少到361,255口。[61]比咸丰三年少50多万人，减少率为58.69%。至清末时，基本保持在367,737人。[62]
与上述相同时期的西部牧业区人口也有一些粗略的记载可查。青海蒙古人口在雍正年间入册时有17000余户，[63]后因青海草原草场生态恶化所引发的民族纷争而导致衰落，至嘉庆十五年，人口减少至6,812户，有32,660口。[64]与其相反的是青海藏族人口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例如环青海湖居住的刚咱等藏族在咸丰八年有人口1,747户，18,420人。至清末发展到5,000余户。[65]
宁夏北部在清初以前还是大片草原，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猛增，北部引黄灌区被开发的同时并不断地向北延伸，农牧经济交替拉锯的结果，使农业经济和人口也迅速向北扩散。雍正年间，就招徕移民万余家到查汉托护等新垦区落户，乾隆八年，又招徕移民3500多户至平罗一带开垦。[66]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府所在的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灵州、中卫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35万。[67]到嘉庆年间达到了141万人。[68]这一时期，黄灌区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大量的人们前往垦种，以平罗县为例，道光年间有169,056人，而且“所招户口俱系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固原等处”[69]。宁夏境内的人口大量北移，使北部农牧交界地带北移，这一形势缓解了一时的人地矛盾，但从根本上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加剧了荒漠草原的沙化程度。
宁夏南部地区的人口也呈现递增的趋势。明末时的海刺堡城，在入清时期还是牧地，但由于“帮课已革，军务不兴，十余年流移渐返”，人口增加极快，尤其是“狄、渭、清、秦，流寓日继”。随之，行政设置也扩大，设置海城茶盐厅。由于人口增长和发展规模较快，至同治十二年，改设为海城县。十三年，“招抚清水、秦安回民七百余户，迁插于南乡鸡子、石嘴王昭、陶家四堡”[70]。光绪年间，河州“游民潜来占荒”，每致滋事。
清中期以后，宁夏人口的减少与同光时期的兵燹有极大的关系，当然与战火之后生态环境的恶化关系密切。史籍记载：“频年兵燹，孓遗仅存，往往数十里人烟绝无”。“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71]。至宣统时，宁夏“各地人仅及乾隆以前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72]。当然人地关系是一对矛盾，但兵燹以后的人口减少，并不能说明人口和耕地比例趋于均衡，因为相应的耕地亩数也因战乱而荒废，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整体农业生态的失衡。19世纪70-90年代以后，宁夏地区的自然灾害程度加深，就反映了垦殖过度所带来的后果。
以上将除内蒙、新疆和陕西而外的甘青宁分区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分述，以下从宏观的角度，列表对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加以说明。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今甘青宁三省的地理范围皆在行政上统属于甘肃，自1929年起，三省方才分省办公。故而，清代的甘肃包括今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地区。
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表（府、直隶州、厅）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甘肃通志稿》卷二十五《民族五·户口》。
备注：⒈*乾隆时期平凉、泾州为实有户口数，其余为科赋人丁数，故为不完全统计数，似为偏少。据《清文献通考》载：乾隆十四年甘肃有人丁579,526，以后节年增长。二十二年为5,941,699；三十六年为13,215,891；四十八年为15,159,101。
⒉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271载，康熙五十二年时，原额民丁390,298，屯丁56,139。至嘉庆年间滋生民丁11,145,352（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人口138,811），屯丁4,277,667口，统计为2,338,160户（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17,410户），民屯名15,423,019口。
在上列人口数的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乾隆朝和嘉庆朝的原额人丁数基本是一致的，相差并不大，而人口数悬殊的拉大，均在人口“滋生”这一关节点上。以兰州府民丁数为例，在乾隆年间原额民丁122,122人，嘉庆朝则为127,360人。前者滋生3,273人，后者则滋生2,189,321人。[73]统计甘肃8府5直隶州总人口数，乾隆朝为355.9万人（当然尚未包括38,276户番民人数，若以每户5口计，则有191,380人，总数为375.1万），嘉庆朝为1357.7万人，增加了仅1,000万人。人口呈现出指数级数增长规律。当然这种增长是与人们在清前期最初的开发活动相关联的，这一时期，呈指数增长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的耗竭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正在持续进行中，生态的恶化也处于渐变的过程中。一旦区域自然承受能力减弱，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失衡，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减少。所以清中叶以降，伴随甘肃生态失衡的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人口锐减。至清末时仅保持在490万人左右，减少幅度之大，也令人惊讶。
总之，从西北人口增减和人地矛盾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人口增减随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在人口增加到一个高峰后，必然在天灾或人祸的动荡中减少，之后又在移民、垦殖及实行大量经济投入的优惠政策中逐渐实现新系统的再生，其整个过程又显现了生态系统的重新调整和恢复。不过这种系统破坏后再恢复的过程不仅具有很强的滞后性，而且还将弱化区域应付生态进一步失衡的能力，更加显现区域脆弱性的特征。当然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也将会是长时期的，人类还将更大化地投入成本，同时也就会更大化地消耗资源存量，从而更加速生态恶化的趋势。
注释
1]赵永国：《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带环境灾害特征的部分研究》，《灾害学》1991年第4期。西北区域处于我国季风边缘脆弱带的部分大致为：横向指宁夏南部、甘肃中东部、陕北、青海东部等的农牧结合处；纵向穿越宁夏、甘肃直至川滇交界。
[2]陈静生等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4页。
[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4]《清仁宗实录》卷二三六，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
[5]冯际隆编：《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6]《调查河套报告书》第219页。
[7]民国《河套图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8]《清高宗室录》卷十五，乾隆元年三月丁巳。
[9]乾隆《府谷县志》卷之二《田赋》。
[10]（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160页。
[11]《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12]《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第45页。
[13]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第28、34页。
[14]卢坤：《秦疆治略·延长县》。
[15]卢坤：《秦疆治略·府谷县》。
[16]卢坤：《秦疆治略·怀远县》。
[17]鲁枢元等编：黄河文化丛书——《黄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8]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19]戴星翼：《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20]道光《石泉县志》卷二。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21]毕沅：《兴安升府疏》，《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
[22]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户政十一·农政上》。
[23]道光《陕西志辑要》卷五《省志·户口》（道光七年），具体人口数：汉阴厅有男女大小共十二万三千三百余名口；平利县有男女大小共十七万八千六百余名口；安康县有男女大小共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洵阳县有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余名口；白河县有九万四百余名口；紫阳县有十二万六千七百余名口；石泉县有八万七千九百余名口。统计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余名口。数字与卢坤《秦疆治略》所载的道光三年人口数同。
[24]《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道光九年刻本。
[25]《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
[26]《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
[27]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出境货物》，关中丛书本。
[28]《甘宁青历代大事纪》卷十五。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兰州俊华印书馆排印，1937年。
[29]常钧：《敦煌杂钞》，《敦煌随笔》卷下《户口田亩总数》，禹贡学会据传抄本印，1937年。沙州卫原招户民二千四百五户，柳沟卫原招户民余丁二百一十九户，靖远卫原招户民五百六十一户，赤金卫原招户民二百七十五户，余丁五十三户。又柳、靖、赤兵屯原地新招屯民二百二十户，附近兵屯余地新招屯民八十二户。柳属佛家营新地新招屯民九十二户，赤金试种官屯新招屯民七十户。
[30]《敦煌随笔》卷上《回民五堡》。
[31]《清高宗实录》卷六Ο一，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壬戌。
[32]民国《甘肃通志稿》卷三四《民政四·水利二》。
[33]乾隆《武威县志·户口》，《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本，简称《五凉全志》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中国方志丛书》，1976年。
[34]乾隆《永昌县志·户口》。
[35]乾隆《永昌县志·田亩》。
[36]乾隆《甘州府志》卷六《户口》，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37]乾隆《甘州府志》卷三《国朝辑略》。
[38]王学潜：《弱水流沙辩》，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
[39]道光《镇番县志》卷三《田赋考·物产·附》。道光五年刊本。
[40]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户口》，光绪三十四年抄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十四，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发行，1990年。此丛书包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西北史地文献》等部分。以下均标明卷数。
[41]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蠲赈》。
[42]高镜寰：《上巡抚使为地方奇苦无力筹设警备队详》，《崇信县志》卷四《艺文志》，民国十五年重修手抄本。
[4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44]《钦定新疆识略·屯务》卷六。
众所周知，伊格尔顿师从著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并且，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研究最早是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理论框架开始的。在长达四十年的文化理论思考与实践中，威廉斯承担了多种多样的角色，如文化批评家、历史学家、媒体写稿人、政治评论家、戏剧理论家等等，然而，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莫过于他对文化的传统定义的颠覆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解构性诠释，这些成就也对伊格尔顿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被广泛地视为英国文化理论史长河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论著，威廉斯注重阐释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启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形成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极高理论意义和极强生命力的文化唯物主义。首先，在对文化传统定义的颠覆方面，威廉斯考察了自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并指出“文化概念的演变可能是所有语汇之中变化最明显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意义集中表现在由文化而引发的与工业、民主、和阶级相关的问题,与其相关的艺术表现也不例外。文化语义的发展和变化记录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和改变可以提供认识和探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变化本质的示图和有效的手段。”［2］因此，在威廉斯观念中文化的语义演变史就是包含阶级、工业和民主等关键词的社会发展史，对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威廉斯认为“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做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3］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认为在对文化进行定义时，不能简单地把某种社会文化与某一社会形式简单的对应，因为社会文化与社会形式的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一定时期的文化并非简单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它是社会历史动态发展下形成的。其次，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解构性诠释方面，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于反映的关系，虽然相对于文化而言，生产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但是生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如果把文化简单地当作是上层建筑来界定，则忽视了文化是社会物质生产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这一属性，剥夺了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既承认文化的精神性，又突出了文化的实践性，是一种具有实践—精神二元属性的理论观念。威廉斯对文化与社会的思考和阐释使文化研究走出精英学术圈，更多地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文化现象，进而在社会历史现实这个平台上把作为理想价值的文化和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融合起来。威廉斯的理论观念不仅开启了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视界，而且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正是在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引导下，伊格尔顿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道路。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是这样评述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影响的：“在英国，任何想要逃避威廉斯著作的压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会发现它的著作是严重地残破和削弱。”［4］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的文化观处处显露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痕迹，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重新体验和掌控某种经验的过程。伊格尔顿在196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与社会》一书就是从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出发的，从书名人们就可以看出，在这部献给威廉斯的学术著作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宣示其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视野。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这部深受威廉斯影响的著作中，伊格尔顿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思想特质。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理论观点既有占有，又有批判与超越。一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观秉承了威廉斯的思考模式，强调英国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是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之外的，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对于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因此，无论是在《审美意识形态》、《甜蜜的暴力：悲剧性的概念》等高深的理论作品中，还是在《莎士比亚与社会》、《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伊格尔顿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将文学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突出文化的物质属性，此外，综观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念，他始终认为无论在哪种具体的社会结构下，都应该倡导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创造和控制共同文化；另一方面，纵观伊格尔顿的一系列文学理论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我们发现伊格尔顿都是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上开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是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中不断吸取养分和灵感的，但是伊格尔顿并非完全站在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内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思考与探索中，伊格尔顿也发现了威廉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伊格尔顿跳出了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中审视文化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这个所谓新的理论视野就是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渊源
一直以来，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世界中，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众所周知，在伊格尔顿近四十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他积极尝试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20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研究历史，从意识形态研究这一独特视角来关注文化理论与文学实践问题，进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文化批评这个大的视域中构建了关于文本生产的科学，即文学生产理论体系。长久以来，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意识形态都是备受关注与争论的概念，其内容最为复杂，意义最为含糊，无论其内在的基本含义还是外在的社会功能与意义都是扑朔迷离又难以明确界定的。然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理论研究中，从未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梳理，曾专门写就《意识形态引论》试图澄清意识形态的概念。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观念。最早，意识形态的理性概念出现在启蒙主义理想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思想家特拉西是第一位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对于他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说，其核心任务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及发生规律。之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欧洲诸国日渐流行，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它本身涵盖意义的探讨从未停止。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首创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汇，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中阐述了意识形态概念。在伊格尔顿的老师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意识形态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特有的信念体系；第二，意识形态是指各种幻觉的信念体系，尤其是所谓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它们与真知或科学知识形成对照；第三，意识形态就是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5］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他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编造幻想和遮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深刻影响着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写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6］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丰富了其概念，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7］而非错误观念或依附于经济基础的现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革命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不仅把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带入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领域，而且更进一步地把意识形态视为霸权斗争的核心范畴，从而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使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作为阿尔都塞学派成员，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还深受阿尔都塞理论思想的影响。在阿尔都塞早期著作《保卫马克思》中，他指出“意识形态使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与科学不同，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认识的职能）。”［8］在此，阿尔都塞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是一切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他主张意识形态具有现实的社会作用，应该从维持社会运转这一实践职能方面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由此可见，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他所关注的并非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而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信仰机制在社会中怎样发挥其功能和影响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关系方面，在《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文中，受布莱希特的启发，阿尔都塞开创了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这一视角去考察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新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对伊格尔顿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伊格尔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当代西方理论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极具争议又异常复杂，因为它往往附着于异彩纷呈的各种哲学与文化思想观念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把其丰富且复杂的内涵意义提炼成一个单一的定义。在《意识形态引论》一书中，伊格尔顿仔细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意识形态概念，就这一概念内涵意义的复杂性问题，伊格尔顿指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并未简单地继承某种意识形态理论，而是更加倾向于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由复杂的概念交错而成的文本。在阐释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时，伊格尔顿并未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自身封闭的理论框架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式出发，在平衡和利用多种理论概念资源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科学的分析对象”，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9］在此，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如意识形态的自发性、经验性与无意识性以及意识形态的主体垂询功能，在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并非简单地占有或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中，伊格尔顿主要贡献在于它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久违的阶级概念在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中得以回归，并占据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核心位置。在《审美意识形态》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即阶级视野下来审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只有能够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观念和趣味的作品才会被赋予文学作品这一资格，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这个概念通体浸透着某一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判断，符合社会结构中占据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价值标准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文学。换而言之，在形式上，上至阳春白雪的诗歌，下至下里巴人的口述传奇故事只有与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一致才能被称为文学，反之亦然。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政治性是紧密相关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中，伊格尔顿写到：“我希望我已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可不必把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的独立现象来谈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0］之后，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情况为例，证明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首先，伊格尔顿指出，在十八世纪，文学不仅仅体现了占据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某些社会价值，还是严密保卫这些价值的深沟壁垒，又是传播它们的大道通衢，此时，文学包括一整套意识形态机构，如期刊、咖啡馆等等，发挥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既传播了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又捍卫了其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显而易见。此外，伊格尔顿认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强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的衰落。作为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载体，宗教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限于深刻的困境，在科学发现与社会变化的双重冲击下，人们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理性认知逐渐抬头，宗教这一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不再能控制普罗大众的感情和思想，其强势的精神统治地位正处于日渐消亡的危险之中，于是英国文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接替宗教继续承担意识形态这一任务，捍卫社会主体权力阶级的统治地位。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而非在大学。这表明了，文学的本质即意识形态，它向普罗大众的头脑中灌输着他们在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并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与职能上，从而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观念，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正如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意识形态犹如一个幽灵，它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又时时刻刻缠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中。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建构过程中，马克思、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影响，在梳理西方理论界众多理论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基础上，伊格尔顿批判性地阐述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并围绕意识形态这一核心概念建立起了文学生产理论体系。
三、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观的理论渊源
除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生产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三个关键词，而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观很大程度上受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影响。在人类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开创了艺术生产美学思想，在他的众多追随者中，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则被众学者视为艺术生产理论的创始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思想堡垒———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本雅明是在马克思之后第一个深入思考与研究艺术生产思想的理论家。在他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一系列代表著作中，本雅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拓展到艺术领域，重点关注艺术活动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一文中，本雅明指出“艺术像其它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某些生产技术———某些绘画、出版、演出等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是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艺术生产发展的阶段；它们涉及一整套艺术生产者极其群众之间的社会的关系。”［11］因此，在本雅明看来，与物质生产一样，艺术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归路可循的特殊生产活动，也因而同其它物质生产一样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制约。在艺术生产流程中，生产者是艺术家，消费者是读者，生产过程即艺术创作过程，消费过程即艺术欣赏过程。此外，本雅明还指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是艺术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生产力，并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进一步阐释了艺术的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的重要影响。众所周知，传统的艺术作品总是具有特权、距离、稀罕等属性，而机械复制技术消灭了艺术的这些属性，使艺术的从象牙塔内精英文化这一小众领域迅速拓展到大众文化领域，消解了艺术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加速了艺术生产的进程。伊格尔顿是在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思考文学问题的，他的文学理论思想处处显露着本雅明的痕迹。在论述什么是文学时，伊格尔顿始终坚持文学的物质实在性，并且认为“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来分析它的活动”。［12］正是文学的物质实在性开启了伊格尔顿对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的考察之旅。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伊格尔顿指出“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它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形式。”［13］不难看出，与本雅明一样，伊格尔顿也认为文学生产与其它任何形式的物质生产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通过特定的文学生产方式对特定的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从而生产出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作家是主要生产者，作家会使用艺术生产工具把客观材料，如语言、经验、神话、意识形态等，加工成文学作品。因此，文学的生产过程与一般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致的。
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理论；高校英语文学课堂；教学意义
在高校英语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工作的开展，应该更加关注对人才思维和生态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更多地对于文学作品进深入地分析。在英语文学课堂教学上，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思想对于相关内容的价值进行判断，这样可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素质成长效果。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起更加关注从生态问题的角度，利用文艺理论的方式展开批评，并且通过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精神、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生态的关注，达到对生态危机进行消除的目的。对于学术界来说，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近年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对于文学作品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对于作品中思想文化进行了探索，关注对作品反映出的现实的思考和探索。
一、人文素养培养需求的实现
现阶段，我国的大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对于人文素养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知，往往更加关注对学生知识、技巧以及技能的培养，而对于学生情感、个性、需求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深刻的感受到，外界社会上，大学生本身面临着很多就业、生活、工作、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压力。这种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大学生自身的理想、情感、心理方面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一部分学生面临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方面的困境。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和应用，起更加关注对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在英语文学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阅读，学生可以更加科学、客观、全面地对于作品进行解读，了解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学生自身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得到更好地完善和成长，学生本身可以形成更加科学、正确的意识理念，对于爱情观、消费观、就业观等多方面的观念也可以得到正确地塑造。这对于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提升学生的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是当前高校人文素养培养需求实现的一个重要举措。例如，对一些优秀的短篇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上，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当代社会的心灵拜物化，精神空虚，迷茫的的思想，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了解这种思想的成因，从而引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帮助学生形成具备更高高度的人文意识。
二、更好地适应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引入，对于学生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英语文学课堂教学中，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引入，可以让学生自身英语基础能力水平得到有效地提高，并且提升学生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深度。在英语文学中，很多知识内容的学习，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迁移过程，来达到知识掌握的目的和内容。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在应用上，更好地促进了这一知识迁移的过程，学生可以更好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原著内容的赏析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符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需求。在当前社会多种文化冲击下，学生自身很容易陷入一个思想和精神方面的误区，产生一定的不良心态。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可以更好地对于这些负面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进行驱逐，同时打破物欲文化的枷锁。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下，很多人都存在一定的负面心理和情绪，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和应用，对于打破这一问题，促进人与社会形成和谐的发展关系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对学生观念意识的引导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本身的角度是由生态批评进行入手的，通过独特的视角对于作品内容、人物、文化进行分析，起可以让学生对于这种内容的分析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形成更加独特的意识理念，从自我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对于学生爱情观、消费观、就业观等多方面的观念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学生通过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对于英语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分析的过程中，批评理论可以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对于实际生活进行连接。例如，对于《瓦尔登湖》阅读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对于自身的体验进行融入，让学生感悟大自然和生命，了解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相关话题，对于一些道德、生命等深度问题进行思考。与此同时，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在应用上，可以融入更多对自然和生命进行关爱的思想意识，让学生对消费这一行为产生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并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消费行为，对于一些不良的习惯进行思考，从而达到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目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可以更好地完成对学生思想的引导，让学生感受到英语文学学习的必要性，从而提升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阅读的热情，这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关键的。
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生态文明的理念下，英语文学课堂教学工作的开展作为英语专业教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教学工作所面临的时展变化需求满足的重要性。通过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应用，可以让学生从全新的角度对作品进阅读，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生态意识。通过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自身的生态意识，让学生对于英语文学课堂学习有着正确的认知，提升学习预期，保证英语文学课堂的学习效果，提升教学质量，并且保障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
【参考文献】
［1］盖光．生态批评的建设性、公共性及介入性［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2］李广海．中西方生态文学表现特征的比较性分析［J］．黑龙江科学，2016（03）．
［3］雷静．英美文学教学观念应如何与时俱进［J］．语文建设，2015（36）．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白光润．生态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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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超博士，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
生态与文明的结合，并非偶然。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天道”观里就明确地把人置于天地自然之间，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尽管在我国的文化精神中，其改造自然的积极进取精神不如西方的强烈和彻底，却十分重视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和惜生护生的观念，重视自然生态对人的精神启示，并从自然中吸取生存智慧。
近代，世界上最早用生态史观研究人类文明史的是日本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梅棹忠夫。
1944年以来，梅棹忠夫多次在亚洲、非洲、欧洲各地从事民族学考察。1957年，他利用考察获得的资料，以生态学方法探讨世界文明史的规律，发表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1967年，《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出版，他提出的生态史观，重视自然环境、生态条件对文明史进程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刘思华又提出了“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可谓国内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先行者。
生态文明的观念，虽然历经千年，但当刘宗超一门心思要去推行自身对世界与人类社会价值思考的时候，仍然难免遭遇现实的考量。而他也正努力找寻着自己默默追寻事业的符号表达，意欲求索代表自己心境的声音：这就是他全球首倡的“生态文明观”。
怎一个“”字了得
“”，是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刘宗超团队潜心琢磨出的“图腾”。看上去，
“”字似曾相识，解为“更”和
“生”之意，但其真意可能正是被这种想法所击溃了。试想，为了这个字，刘宗超一行人，默默找寻了数个年头。据刘宗超介绍，为了悟到一个恰当的字眼来表达心中的热望，可真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
“”是“苏”的异体字，经过了“”繁体的演变，现在来讲只有在表示“苏醒”义时写作“”。《汉书・路温舒传》曾有言“死者不可复。”“”取死而复活，苏醒之意。作为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的标志，也作为刘宗超的人生理想，“”字承载着刘宗超的夙愿。
1958年阴历正月初四，刘宗超出生于安徽省临泉县。少年时代长期在安徽阜阳临泉县、淮北市诸矿、江苏省徐州市一带活动；青年时代，走出安徽到了甘肃兰州、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北疆地区，在天山深处那拉堤巩乃斯雪山从事4年的地球表层学积雪辐射平衡融雪模式研究。
关于生态文明观的思考，刘宗超是从1985年开始的，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
1988年刘宗超到北京工作至今，生态考察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省许多农村及城镇。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这都为他以后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物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学士、地理学(冰川冻土热力学)硕士到科技哲学(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博士，以至农业经济学(生态农业、生态产业与世界农业经济)博士后，刘宗超的一路跋涉显得从容不迫。
正是因为物理学出身的刘宗超具有扎实的数理基础和理工科培养的缜密思维，1985年他在中科院兰州分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毅然奔赴新疆天山，从事地球表层学和系统生态学研究。
刘宗超，崇尚自由研究，他以丹麦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为楷模，大胆怀疑、积极探索自然地质环境中的问题。刘宗超在对冰川冻土融雪的研究中，发现了冰川期与生态期的交替导致“地层断代”这一奇特的现象，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起源。
从“物理”观到“生态”观
二十多年的自然科学工作经历，使刘宗超在提出“生态文明”理论时，具备了“哥本哈根学派”所倡导的“大胆怀疑、谨慎推理、科学论证”工作方法。“生态文明”起源的论据就是在刘宗超新疆天山考察的基础数据资料，以及大量冰川时期地质地貌数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说，“生态文明”理论最初是源于自然科学，后来逐步扩展到社会科学、经济学的跨学科、全方位综合理论。
1985年，刘宗超的“生态文明”理论诞生，是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触动并加快了他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宗超目睹了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生态环境岌岌可危。于是他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社会主义应当像大海，汇集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他以多年的勤奋学习和实践积累，加上创新的勇气，打造了“生态文明”的理论。
1988年，刘宗超、刘粤生在《地球表层系统的信息增殖》一文中提出要“确立全球生态意识和全球生态文明观”，此文发表在《自然杂志》1991年第6期；1989年刘宗超、刘粤生论文《地球表层的信息增殖范型――全球生态文明观》在《自然杂志》1993年1-12期合刊上发表；1994年黄顺基、刘宗超以《生态文明观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题在《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第9期上发表。
1994年，刘宗超为《现代科学技术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P190-218)撰写了“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观”一章；1995年，刘宗超、刘粤生以《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新视角――从物理观到生态文明观》为题在《大自然探索》第3期上发表；1995年6月刘宗超的博士论文《生态文明观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论述；199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为：96AZX022)，首开中国系统研究生态文明理论的先河。
而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学派的诞生是在1997年。1997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刘宗超主持的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列为“生态文明丛书”第一册的《生态文明观有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一书，首次提出21世纪是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先进的社会文明形态。至此，中国学者基本完成了生态文明观作为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建构。
“生态文明观”这一理论的内涵极其丰富和深刻，概括地讲，生态
文明观是以生态的理论为价值取向，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信息文明为手段，将现阶段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调整到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的发展上来，从根本上确保当代人类的发展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理论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开天辟地般地首次提出并倡导；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是为人类文明的进化确立了终极目标。“全球生态文明观”的提出，引起中外理论界的关注。尤其是研究环保生态的青年学者，对刘宗超博士的理论创新推崇备至，他的著作在书店被抢购一空，登门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刘博士著作中的精彩章节更是被反复引用。高等学府中相关专业的学生论文答辩，干脆就把“全球生态文明观”理论称之为“刘氏理论”。
2003年经国家批准正式成立了全球首家生态文明专门研究机构――“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该研究院于2002年发起筹办，该院的成立从机构建制、专家队伍、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上书建言、国内外宣传等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与发展，多年来在一系列实践摸索上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产业的发展切实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情研究报告》在《创新的理论，成功的实践――刘宗超和他的“生态文明观”》一文中将刘宗超誉为全球“生态文明”第一人。
实践创新挖掘生态文明时代新内涵
“周围山峦相连，原始森林阴坡覆盖率达90％以上，阳坡为草甸。白天，阳光洒在挂满新雪的森林上，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圣洁无暇；夜间，大森林的松涛伴着滔滔的河水流淌，不时传出野兽的嚎叫以及马鹿觅食的蹄声。清晨踏雪，除见到动物在新雪地留下的蹄印，还可见到马鹿、黄羊的尸骨，让人感到一种凝固了的运动，一种被食物链震憾的真实感受。尽管美丽的山川由秋天的金黄色变成白雪皑皑的世界，到春季又由白变绿、变青、变红，变得山花烂漫。山顶积雪、清晰的树栈，垂直分异明显，山中带为针叶林、栎树、桦树和雪松，山脚下是绿嫩的草场，剖面清晰的河冰，环绕着绿芽新吐的红柳树，水面有几只野鸭畅游。”回想起曾在新疆天山积雪站的工作经历，刘宗超这样写道。
目前，刘宗超和他的团队在不断从理论层次上挖掘生态文明时代新内涵的同时，还在全国各地进行生态农业生产实验，指导各地农民发展生态农业。在河北青县，研究院的专家指导当地农民利用畜禽粪便、各类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生产的有机生态肥，不仅在盐碱地上种出了优质蔬菜水果供应北京、天津市场，还解决了果树的裂果、黄叶、瓜果蔬菜的重茬等难题。
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生态肥研究室还为武夷岩茶专门研制出生态肥料，年初在福建武夷山、建瓯、建阳等地的半岩、洲茶、外山茶园施用后，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茶叶的柔韧度、口感、浸出物、香味均可与数量有限的武夷岩茶相媲美，解决了几十年来困扰当地茶农和茶商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研究院指导广东惠州某公司在东江上游建立热带珍贵树种培育基地1.8万亩，是迄今为止中国面积最大的柚木林，探索用柚木替代桉树的示范模式。
“柚木种植将成为带动南方林业大发展的突破口，将使当地的赤红壤土地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和利用。”
刘宗超博士提出的“生态文明观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理论及中国农业的“新四化”道路等一系列新理念，并在实践中致力于生态文明观指导农村乡镇规划、探索生态文明乡镇建设模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亦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了解，湖南加华牛业生态产业项目以现代混合饲养耕作制替代传统大田耕作制，为刘宗超的南北过渡带畜牧业发展思路做出了榜样。广东罗浮山风景名胜规划项目，该景区已被批准成为部级优秀风景区；湖北钟祥生态农业和规模效益农业规划，已使钟祥市成为全国农业10强县。尤其是其主持开发了“生态源”生态型肥料，已在全国数个地区推广，有力地促进了许多地区的生态产业的发展。
生态文明是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刘宗超说，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文明中的最高层次中，并非是人类的自觉――生态文明在当今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不是随着人类与自然的亲近而逐渐提升的，而是随着自然对人类的反扑引起人类极大忧虑而不得已为之的。这虽然让人有一些沮丧，但毕竟比以往肆意破坏生态、不把生态环境当一回事的做法要强上好多倍了。确确实实，在当代，生态文明不仅关系着人类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而且已经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用一些智者的观点来说，没有生态文明，其他三种文明发展得再充分，也有可能毁于一旦。全球自然灾害频发酿成的重大悲剧，加深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意义的认识，为第四文明的登台亮相作了充分的铺垫。结语
当前，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文明的新生儿，尚在步履蹒跚，但并不是说人们尚未意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或者说还有人仍然持有“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观念。更多时候，则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惯性，以及对财富的欲望，导致生态文明在现实中的权重仍然低于物质文明，或者说实际上的重视大大低于口头上强调的高度，导致生态文明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还只是一句时髦的口号。“建设生态文明”虽然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在现实中人们究竟会把生态文明摆到何等地位，以及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趋势，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尚任重道远。
作者简介：张智光，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林业与环境经济系统工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共生理论与模式研究”（编号：708730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产业共生关系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研究”（编号：71173107）；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博导类课题“生态与产业共生视角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编号：2011320411000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经济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研究”（编号：2010JDXM018）。
摘要从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演进与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般规律。现有相关研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 如何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性、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尚有缺陷。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人类文明史和共生理论，将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已知类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谱系。由此揭示出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论断，由共生关系谱系分别推演出人类文明的产业属性、科学属性和生态安全属性等。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包含以下几个阶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传统工业文明、天然化学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业文明，包含人工化学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绿色产业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从产业偏利共生向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演进的模式，它使生态安全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是一种比新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后，将以上成果在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中进行集成，构建出完整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椭圆演化模型。该模型深化和发展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人类文明；生态文明；生态安全；共生理论；产业-生态复合系统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1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人们并没有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环境的制约性和生态的脆弱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文明的不断进步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人类改造自然、进军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信心，加速了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步伐，但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加重、资源消耗加速、生态平衡破坏等惨重的代价。随之而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行动”：自然灾害频发、自然资源耗竭、生物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加剧、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新疫病爆发等等。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与人类发展的矛盾逐渐突出，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到21世纪初提出的低碳经济理论，都标志着人类已经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意识到生态安全的威胁，为此提出了全新的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模式和绿色行动纲领。当今中国也十分尊崇绿色哲学和绿色文化，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观点，并正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鉴于以上背景，近年来关于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都与生态环境及生态安全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目前已形成了对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划分的共识，即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阶段，并正在向生态文明阶段演进。但是，关于人类文明各个阶段，尤其是生态文明阶段的本质属性，以及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演化规律，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本文依据共生理论，将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理论相结合，从系统哲学的高度探讨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共生空间演化理论。
1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1.1现有研究的分析
关于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研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及其与生态安全的关系，尤其是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缺乏本质性的认识。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过渡地带”，许多学者提出了诸如“现代文明”、“信息文明”、“智能文明”、“新工业文明”等不同的说法。2001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全球化与人类文明模式”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认为：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文明，即工业文明；即使是现代文明后期出现的所谓信息文明，仍以工业化为依托，其工业文明的性质并未改变；而新工业文明是“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文明”，使得人类可以摆脱工业文明所遇到的天然化学资源枯竭和化学污染严重的困境［1］。但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仍然欠妥。实际上，新工业文明也只能缓解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速度，仍然没有达到产业与生态相互促进的状态，生态安全的危机并没有根本解除，因此还是没有改变工业文明的性质。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生态文明才是后工业文明（postindustrial civilization）。但它与工业文明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目前还未找到明确的界定依据。
论文关键词：职业院校；原生态民歌；保护与传承
一、原生态民歌保护与传承的现实镜像
（一）传统文化根基与现代文明间的冲突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原生态民歌的文化根基正在逐渐丧失，有学者指出，“原生态民歌本是为‘用’而唱，它与为表演而唱的民歌，在文化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用”，即实用，我国原生态民歌主要为农业社会的各种民俗生活所用，用于生产、信仰、节令岁时、人生礼仪、商业贸易、文艺游艺等各种民俗事项中，具有促生产、促婚配、促交往、促娱乐、促教育等实用功能。”[1]然而随着各种现代科技不断介入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原生态民歌赖以依存的生产与生活秩序正在逐步被打乱，“一定的民俗文化模式形成于相对稳定的生活形态，归根是受制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主要体现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如果经济结构根本改变，引起的传统民俗文化的突变和原生态民歌的衰落，更具无可挽回的颠覆性。”
（二）多样化的需要与价值选择的无奈
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多样化的，但是现实的做法却是一种选择性的保护和传承。2005年以来我国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一批原生态民歌，如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蒙古族长调等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也相继播出原生态音乐元素的节目，这一切很是令人欣慰和振奋。
但不管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还是经主流媒体的展示也好，这其中都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有入选的就有被淘汰的，这其中的标准是什么？论历史，大部分的原生态音乐都有着悠久历史，历经时间的洗礼；论内涵，无论哪种原生态音乐都含有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论表演技艺，恐怕很难说，那一种民歌的唱法就更好一些，原生态民歌因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异，是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系的。由此看来，不管怎样选择，都是不甚公平的。
（三）“传人”的需求扩大与现实供给的日渐衰微
原生态民歌的传承需要一代代传人，但是，目前原生态民歌的“传人”整体呈现逐渐衰微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是老一辈“传人”的逝去。老一辈的传人经历了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他们是原生态民歌最忠实的护卫者和最精湛的表演者，但他们终究敌不过岁月的流逝，已步入迟暮之年。其二，是中年“传人”的离去。中年“传人”经历了新旧时代的更迭，他们感受到外面世界的美好，并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在这样一种迁移、奋斗的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开始向多样化转换。其三，是青年“准传人”的不屑。青年传人是原生态民歌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但现代化社会所影响青年人的价值观与原生态民歌所传递的似乎格格不入，他们不喜欢听也不愿意学，因此，民歌传承的代际障碍无法避免。
（四）理论与实践间的相互漠然
在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中，理论与实践应该达成一种理想的沟通状态，即科学的思索来源于艺术实践，而艺术实践又进一步受益于科学研究成果，将研究中所发掘音乐文化的内涵恰当地反映到表演中来，将研究中所探索的关于音乐表演的创新型发展，在实践中予以尝试，并加以革新，使原生态民歌获得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但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和实践基本上是脱节的，研究虽来源于实践，却并没有很好的地回馈实践。“20世纪以来我们所开展的各种规模的传统文化收集、记录、整理工作，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它们都属于文献的记录整理，且带有很强烈的中国古代整理文化的特征。从文化保存的角度看，也以“静态”的、“博物馆式”的保存为主要取向。”理论研究被束之高阁，实践却日渐衰微，无疑理论与实践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实际上研究无论如何攀爬到理论的高峰，没有实践的依托，终是海市蜃楼。
在专业的音乐教育中，面对强势的西方音乐，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常常被专业音乐教育所怠慢。“专业的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起到了资源的保护作用，但是西方的体系是非常顽固的，由于传统音乐的内容在不断萎缩，因此现在有了恢复的观念但基础还是薄弱的”。实际上，专业音乐院校除了受到西方体系的桎梏之外，还有很无奈的一点是相对于多元的原生态民歌而言，真正有所作为或者愿意有所作为的高等学府实在太少。
二、职业院校何以保护与传承原生态民歌的应然分析
（一）职业教育“实用性”与原生态民歌的“情景性”的耦合
职业院校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旨在培养有较强动手操作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在教学中重视职业情境的介入，让学生在模拟的职业场景中获得实践操作的能力，这种方法恰好满足了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的要求。
相对于学院派的音乐而言，原生态民歌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概念用于传授，没有系统的发声训练以做基础，它的歌与舞完全来源于对生活情境、生命体验的一种自然抒发，舞蹈家杨丽萍就说：“原生态的东西是无法教的，只能去体会。”这句话虽有点绝对，但道出了原生态音乐中的精髓，唯有在实践中去体会和顿悟，仅靠课堂的理论讲述和机械的重复训练，恐难以学有所成。另外，除了表演要从实践中学习以外，深入实践的田野调查也是保护原生态民歌资源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
转贴于
（二）职业教育的“地方性”与原生态民歌的“本土性”相契合
职业院校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地方性办学定位。职业院校大部分分布在不同的地级市，面向地方、服务地方、立足地方是学校基本的定位；其二是培养对象的地方性价值取向。学校要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三是学生来源的本土性。
我国灿烂而丰富的原生态民歌艺术，具有巨大的地域差异性和明显的本土性的特征。“我国原生态民歌构建的绚烂多姿的传统文化景观，实际上大多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文化孤岛”拼接组成的。这里所说的‘文化孤岛’就是指的由于封闭而形成的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封闭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生活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们把其视为音乐图腾，成为获得音乐美感的惟一来源，它以其厚重的文化积淀，成为本地区或本民族的一种象征和相互亲善的纽带。
由此可见，封闭的地域性特质，反而成就了原生态民歌的独特美感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它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要得以延续，唯有保持它的本土性特质。
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推论，本土化的特质使原生态民歌能持久拥有瑰丽的色彩，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标识，也是当地的一种地域标示，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而这种文化的力量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一个重要驱动力。也理应成为当地职业院校“本土化”专业设置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职业院校教师结构的“多元性”与原生态民歌传人的“草根性”的融合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在用人机制上相比普通院校显得更为灵活，尤其是一些传统的民间工艺和艺术的传授，必须特聘一些民间艺人来校授艺。
原生态民歌在传承上有别于其他的音乐形式，即“口传心授”——“人民性和民间性，决定了她的传播方式要显现出较为突出的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凡是具备‘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都必然会选择与之适应的‘口头文化传播’方式，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与相关文化类型对应而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最佳选择。”而这种口头文化传播的方式，决定了当地的原生态民歌的“传人”是传授原生态民歌最好的老师，无疑，立足于当地的职业院校在聘用原生态民歌的“草根”传人较之其他专业音乐院校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职业院校如何保护与传承原生态民歌的策略分析
（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方面，诉诸于实践的教学，并非不重视理论学习，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其文化语境逐渐隐退的时候，它更需要一种能够对其文化内涵有所阐释的理论，来保证其传承的完整性和原样性。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职业院校要培养的，主要还是实践层面的人才，能将理论切实运用于实践，而不是专门进行理论研究的人才，我们要让学生具备基本的理论素养，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扎根于实践的大地。
（二）保守与开放的关系
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需要一种保守的态度，这是原生态民歌传承正宗性的基本保证。原生态民歌在演唱方法、伴奏和表现形式等等方面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这是职业院校原生态民歌表演专业设置相关课程，进行有针对性教学的依据，也是其有别于其他院校音乐专业的重要特征。
学生在坚守原生态音乐正宗性的同时，还要以一种开放的眼界，吸纳多元的音乐文化。能够更睿智地处理原生态民歌与其他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不盲目追从迷失自我，既彰显所有音乐诉诸于人类感觉体验的审美共性，又能保证以其独立的个性价值成为多元音乐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职业教育秉承“实用主义”原则，以服务地方经济为要旨之一，故而原生态民歌表演专业所培养的学生，也要能准确地把握经济与原生态民歌之间的关系，使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经济的发展和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构成了天平的两端，一端是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可以促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大力发展，另一端是经济的大力发展促成了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之所以这两端要保持平衡，是因为这两个要素无论哪一个被破坏，都会造成另一个发展遭遇阻滞。
事实上，经济的发展终归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人类的幸福终归来源于精神的极大满足，人们听原生态音乐终归会从直观的听觉满足中走向更深入。我们应该教会学生尊重市场机制，熟悉市场的运作方式，依托新的良好的经济基础，保护和传承一种原始的、丰富的、整体的、富有文化语境的原生态民歌，这样的原生态民歌，才能更好地反作用于经济，两者产生一种长效持久的互动。
（四）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原生态民歌表演专业旨在培养合格的“传人”，切忌急功近利，因为相对于数量而言，质量更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ス丶词：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方式
ブ型挤掷嗪牛F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59-06
收稿日期：2008-04-15
ぷ髡呒蚪椋撼谭骄，中共徐州市委党校教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美国《自然、社会与思想》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于2008年5月24－25日在清华大学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中、美、日、英、法、德、奥、印、刚果等国的专家150多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会议秘书处编辑出版的A4纸论文集达820多页，且有部分论文因递交太晚没有收录进去。会议开幕式由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大西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出席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致贺辞。清华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张再兴教授代表清华大学出席并致欢迎词。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
セ嵋榭幕首先全体起立，为中国四川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セ嵋榫汀奥砜怂贾饕逵肟沙中发展”这一议题，先后举行了两场全体会议和十六场分会会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最后一致通过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次宣言》。大会惜别晚宴上，与会专家高亢激昂的《国际歌》歌声，为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オヒ弧⑹迪秩死嗫沙中发展的研究任务和制度前提
オコ潭鞲唤淌谠诳幕词［1］（P2－6）中，首先阐明了旨在探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本届论坛着重探讨的问题。即“1．各国和全球人口发展的问题、根源与对策。2．各国和全球资源的问题、根源与对策。3．各国和全球环境和生态的问题、根源与对策。4．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模型分析。5．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基本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6．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观。7．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评述。8．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
ゼ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全球化对自然生态已经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指出：“全球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还在不断地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和扩大生产规模，以更快的速度耗尽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不断地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现代工业和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已经超过自然本身的吸收能力、补偿能力、再生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不仅导致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处于危险之中。”从而，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不得不反思以牺牲生态谋求经济增长、以牺牲劳工谋求资本增值、以牺牲他人谋求自身福利、以牺牲整体谋求局部利益、以牺牲长远谋求眼前利益、以牺牲精神谋求物质占有、以牺牲后代人谋求当代人享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挖掘当代人类社会经济走向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层根源，探求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方式和前景。”
コ雎吩谀睦锬兀
コ潭鞲唤淌谌衔：“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引发人的不平等、非均衡、片面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灾难。” 当然，马克思也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空前历史贡献，“赞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不可治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对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一再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去和当今世界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自然和财富共同占有、经济计划统筹、社会民主治理，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サ比唬不仅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以及马恩以来世界各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程恩富教授历数了加拿大的威廉•莱易斯、英国的戴维•佩珀、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保罗•伯克特、中国的许涤新、张薰华、刘思华等等学者所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コ潭鞲唤淌诨固乇鸩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提出并践行科学发展观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バ熘菔Ψ洞笱С萄跃教授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角度，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高度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历史任务的里程碑意义和划时代意义［1］（P305－315）。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两个历史阶段以及标志性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认为从中共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到中共十六大提出“四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之前为第一阶段；由中共十六大提出“四个文明”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为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两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意义，历史地看，在理论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实践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建设体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两个文明建设阶段进入到四个文明建设阶段。而且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间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性，本质上都是对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工业文明的扬弃和升华性否定。由此，从历史高度把握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个历史过程，在实践上，是中国生态文明时代建设序幕渐渐拉开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实践化，创新升华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在政治上，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极具历史远见，内涵十分丰富，意义极为深远［1］（P306－307）。
ブ泄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中保博士强调了“公有制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认为“仅仅从人口、资源和环境谈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不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涉及社会经济内在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才能保证收入分配不至于两极分化，进而保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进而保障‘按劳分配为主体’”， 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可持续发展［1］（P645、646）。
ド虾I缁峥蒲г毫躏＝淌诮岷现泄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深刻分析了我国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和出现剥削被剥削雇佣关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等情况后，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资源利用、公共产品、医疗、教育等方面建立保证社会公平的一整套制度体系［1］（P559－566）。
ッ拦约翰诺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讲师帕蒂克•罗伊自信而坚定地说：“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贫困问题和环境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1］（P61）“只要资本主义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就会对此项建议（指戴尔蒙德可持续发展建议） 熟 视无睹。”［1］（P62）“将社会主义原则和科学知识运用于市场经济中，便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实现世界历史性转变。”“实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实施政治对市场职能的有效控制：也就是说，是政治力量战胜资本主义。”［1］（P66）
ッ拦作家、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布罗丁认为，“全世界共产党应该更加团结一致，在党的计划中，对环境问题应有高水平的科学意识。共产党员、工会和工人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运动中去。”“中国经济的发展计划，使中国具备组织全社会的资源，以资本主义美国不可想象的规模处理社会和经济环境问题的能力。”“中国有潜力成为环境保护的领军人物，而不是回避问题而使问题恶化。”“我们有义务领导工人阶级，还有所有的运动和群众组织，采取行动抵制资本家对环境不断加剧的破坏，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人类。”［1］（P55、57、59）
オザ、生态危机、生态革命与生态文明及其发展规律
タ沙中发展理论之所以风靡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之所以成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国策内容，最直接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和人类已有文明的巨大破坏。
スひ滴拿鞫宰匀簧态的巨大破坏尽管罄竹难书，一言难尽，美国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博士约瑟夫•鲍姆，还是一针见血地引用一句话做出了并不全面但却精彩的概括：“气候变化是人类所见过的最大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委婉语）失败。”并认为：“由戴葛翰马斯科尔德基金会在乌普萨拉进行的调查显示，强有力地证明了以‘市场为本’试图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失败，排量权力贸易就是一个教训。需要建立以地方为本、环保的计划经济。”［1］（P130－131）
ブ劣诠ひ滴拿鞫匀死嘁延形拿骶薮笃苹档氖吕可谓不胜枚举。如中国圆明园的被焚毁，敦煌遗书的被掠夺（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有13700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6000件、俄罗斯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2000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的分馆即吉美博物馆藏品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多达30000多件）。再如希腊雅典巴特农神殿的珍贵雕刻作品，19世纪初叶被劫运英国，至今不还［2］（P380）等等。
ッ拦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布罗丁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着人们的劳动，依赖不断扩张的市场、商品生产，不断扩大的个人利益，成为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罪魁祸首，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人们短期而眼前的利益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可持续发展关乎高水平的生产和健康基础上的人类生存，它要求将人与自然置于利润之前，这是资本主义做不到的。”［1］（P52、54）
ノ阌棺秆裕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告诉全世界，生态革命是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必然，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但人类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依据，不仅仅这些，更深层次的依据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升华规律。
ッ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俄勒冈大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就生态危机问题，提出了“生态革命”。即进行一场“恢复和维持地球的环境系统”的、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等规模的、旨在改变现行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为此他写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复兴》、《组织生态革命》等著作，大声疾呼“组织生态革命”，“通过斗争来创造全球性社会，创建生态文明，构建与自然新的和谐关系。”认为“通过生态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1］（P434、435、433）
ブ名生态学家刘思华教授认为，“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潮流。”［1］（P542）
ブ醒氩凭大学博导李炳炎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和升华。人类本身就是自然要素的组成要素之一。”
ブ泄残熘菔形党校程言君教授概括恩格斯以及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美国预言家阿•托夫勒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观点，提出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两个规律。即人类文明形态纵向演进升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人类文明纵向演进升华形态和横向并存形态关系规律。前者论证了人类文明形态纵向演进升华，是一个从表现为被动适应自然的主观“天人合一”，实为天人相分的农业文明，经过人际、人天矛盾激化相克的工业文明，最终进入人际、人天矛盾基本解决，人类自觉自由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社会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而论证了中共十七大在国家建设高度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2］(P10)历史任务的重大意义。即从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看，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起点上确立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升华规律决定的历史趋势看，是中国共产党面对21世纪战略机遇期人类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升华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起点上做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重大战略抉择，升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内涵和历史内涵。后者阐述了人类文明纵向演进升华的三个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都各自拥有与之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形态。即农业文明时代有农业文明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工业文明时代有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时代亦然。表明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作为“分属于不同理论序列和实践序列的文明形态”，两序列之间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笼统地不分纵横地讲正确处理“四个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纵向发展形态与三个横向并存形态之间的关系。［1］（P305、312）这对于正确处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四个文明之间的关系有指导意义。
オト、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ツ暇┎凭大学何干强教授从合理生存方式角度探讨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良性循环规律，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人们的合理生存方式是对这一规律的自觉遵循。”“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以把合理生存方式实践的指导思想归纳为两条基本原则。其一，维护和补偿自然的原则……其二，服从人类生存发展整体利益的原则。”“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建立了社会共同利益、人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具有一致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具有自觉地服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规律的有利条件，所以，它能够促进合理生存方式的形成。”［1］（P356－357）这与德国耶那大学爱克•考普夫教授引用马克思的“每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都是每一种独特的自然的生活模式”［1］（P113）观点，论证“只要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并且追随利益创造，人与自然不可能理性相处”［1］（P118）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ズ胃汕拷淌诨谷衔，“生存方式是比物质生产方式更广、更基本的范畴，物质生产方式应服从于合理的生存方式。合理生存方式要求人类在人与自然循环的各中间环节中，采取能够促使人类再生存质量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不断发展的方式，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1］（P354）那么，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什么呢？中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当展研究院副院长程启智教授作了深刻研究。
コ唐糁墙淌谘芯苛巳死辔拿餮萁升华形态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论证了“粗放――集约――再集约：传统发展模式及其不可持续性”，提出“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社会。”［1］（P294、296）这一研究很有深度，且与程言君教授的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程言君教授指出“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形态。仅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反映、揭示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状态，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实践上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1］（P314）程言君教授在会议发言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我们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社会等同起来，是因为二者的历史本质都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生态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历史本质的一致性，不仅表明了人类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发展到最后合二为一的必然性，而且表明生态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具有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性。”［1］（P313）
コ唐糁墙淌诨寡芯苛恕熬济生态发展模式转换的前提条件”和“经济生态发展模式”。［1］（P296、298）但没有提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此，程言君教授在讨论中作了补充。他说：“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循环式。我2006年在《现代经济探讨》第五期发表的《文明形态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论证了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分别是粗放式、集约式和循环式。现在看来是对的。但《文明形态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应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历史‘遗迹’。”
オニ摹⒙砜怂忌态经济理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ブ泄步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研究的情况，认为“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应当成为解决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依据。”［1］（P438），进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作了系统梳理。并在“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解读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建立“马克思生态经济学说的重大意义”三个方面，就“马克思学说中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统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理论基础做了全面的阐述。［1］（P442－455）
ブ醒氡嘁刖值录专家艾克•考普夫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的“摘要和结论”是：“物质（包括自然和地球）的存在先于人而存在发展”；“人只是地球的‘客人’和使用者”；“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居于首要地位”；“人不能够征服和控制自然”；“人不可避免地与人（生产关系）和自然（生产力）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只要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生产方式并且追随利益创造，人与自然不可能理性相处”；“人与自然的理性关系是从自然中有所获取又保护自然，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国有企业控制生产方式，这种理性关系是可行的”；“跨国公司及其政治行政部门必须把其收益的相应的一部分用来保护自然和环境”等等［1］（P118）。
ス阄鞔笱商学院李欣广教授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作了评述。提出“从学科发展的需要来说，我们显然有两大任务，一是在吸收西方生态马克思理论观点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二是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科或构成学科，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等。”而且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只有进入经济学学科领域，才能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提出具体的思路。”［1］（P500）
ブ醒氡嘁刖致矶髦作一部主任沈洪文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应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免遭自然界的报复”，“自然界和劳动一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生产率同自然条件相联系”，“保护自然资源，进行循环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变革整个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等八个方面的理论，作了深刻解读，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的思想的三点启示是：“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学会运用自然规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指出“深入发掘和梳理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P602－607）
フ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谭劲松教授，携其研究生王文焕追溯了中共十七大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探讨了马恩等经典理论家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所作的历史贡献，论证了中共十七大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并阐述了中共十七大在对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中进行的重大改造和创新，进而，概括阐发了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维护社会公平的要求，处理好‘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关系”；“第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第三，“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处理好发展目的与发展动力的关系”；“第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第五，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又好又快’的要求，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和效益的关系”［1］（P631－642）。
ノ濉⒙砜怂贾饕寰济学视角的循环经济与主流经济学
ブ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教授和陈硕颖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研究循环经济”的根源，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那种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资本’为主体、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以获取资本高额利润为目标、以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为手段的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人。”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承载以世界各国人民为本的、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超越’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1］（P719－721）。
ト绻杨志教授的观点正确，那么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理论之间的矛盾性质，不仅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狭隘的视野之内，而且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理论在世界观以及政治立场方面，具有难以调和的对立性。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循环经济作为循环型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理论作为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社会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如前所述，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扬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杨志教授的研究富有价值。
パ钪窘淌诤统滤队贝影烁龇矫嫔钊胩教至寺砜怂贾饕寰济学为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循环经济研究者至今没有阐述清楚的问题――自然、人类自身、人类活动、社会、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循环经济学科学阐释人类活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层次地揭示了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活动如何借助生产方式转换，为经济活动、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态，为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如何借助经济学范畴建立经济理论框架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逻辑方法。”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思路。”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循环理论为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构建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直接可参考的理论模式。”第六至第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3］（P489），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形式上的历史局限性和在与自然关系上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对人类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等方面的深刻揭示，为循环经济理论在寻求“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4］（P603）上，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或思考方向［1］（P723－726）。
ビ伞拔鞣街髁骶济学不研究循环经济”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人”，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现在已在逐渐演化为历史相悖性，其历史衰退性已经显露。由此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经济理论界近十几年的情况，就可以进一步发现，我国那些拜倒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脚下的学者，并不知自己把已处于衰退状态的经济理论当珍宝，犯了拾人牙慧的理论幼稚病。值得重视的是，这是我国教育界西方主流经济学充斥大学课堂、在理论界占据乃至主导一些理论阵地、一些地方或方面的经济改革全盘西化倾向的深刻理论根源。
ゲ慰嘉南:
ィ1］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A］．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论文集［C］ ．2008．24－25．
ィ2］陶伯华．大飞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ィ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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