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所进行的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就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就需要我们有整体的思维方式。目前在教育研究中存在很多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大多情况下是因为没有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概念，因此不能很好的协调其各部分间的关系。从人全面发展的整体性来看，包括德、智、体、美、劳等不同的素质要求，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因此只有在理论层面上抽象意义的各自独立存在，而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却总以完整的个体表现出来，从而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同时在个体的“系统构造”的内部也显现出互相渗透，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关系。
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整体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研究教育的目标层面，运用整体的思想把德、智、体、美、劳联系起来，使学生到达全面的发展。其次，在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强调其系统性、完整性和连贯性的特性。教师在讲授任何一门课程时，必须使学生掌握该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的外在联系，使学生具备社会、自然科学、哲学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过早地强调单一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的整体和全面的发展，违背了整体性的要求。再次，在实践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不能一条条孤立的讲授知识，而要加强各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对这门课程形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认知。最后，在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教师还应加强教学的整体性进行系统的讲授，综合考虑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包括教学目的的设定、教学方法的优选、多媒体方式的选择，并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和互补，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最终达到课堂教学目标的优化。
2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
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强调有序的状态，就是要处理好教学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它们的信息都处于交换和开放的状态。因此可以看出，有序原理要求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教育、教师、学生都属于统一系统，必须要对外交换其主要信息和重要内容，比如闭门造车这样的不与外界交流的做法都只能使各系统的不断退化。而封闭的教育，恰恰是造成教育落后、教育贫困、教学水平低、学术重量不重质的主要因素。在教育方式上运用系统的有序原理，就可以以直观生动的教育方法，开发学生的思维，按照从感性到理性、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系统的思维方式去学习和认知。因此，也可以说有序是最直接有效的学习方法之一。如在我们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将会遇到听、说、读、写四个步骤，经过这四步的多次反复才能使学生掌握这门语言，这个掌握的过程其实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并且，教师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也要把结构化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使学习者通过有序的思考把大脑里储存的相关信息有效的连接起来，是其更加有序完整的呈现。
当前，社会正处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关系急剧变革的时期，我们有着转型期的教育所绵连的未知的机遇和挑战。所以，对于教育过程中不断出新的问题和理念，应该用系统理论在教育系统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序的发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教育的理论意义来解决新问题。
3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有效的管理决策
根据系统理论的观点，教育作为一个子系统，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不是孤立的存在。无论什么系统想要实现有效地控制必须通过反馈的信息才能达到目的，没有有效地系统，也不可能实现系统的控制。所谓反馈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弥补学生掌握知识与能力时的弥补缺陷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高效率的教学过程必须是有效的反馈控制系统。在现实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多种的反馈形式，如课堂练习、回答问题、讨论等方式，所以教师要根据有效地反馈手段，及时获得教学信息，从而调整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效果。同时根据有效的反馈，还可以得知学生的问题，或者将会遇到的困难，开展有针对性信息的帮助，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关键词]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
Abstract:Basedontherelevantliteratureofteachingefficiencyofforeignteachers,thispapersumsupandcombsthebasicconnotations,mainfeatures,generalcontents,maintheories,hinderingfactorsandimprovingstrategiesoftheteachingefficiencyofteachers.Italsopointsoutthemaincontributionsandcontradictionsofthepreviousstudies,andputsforwardtheemphasisofthisstudyinthefuture.
Keywords:teacher;teachingaction;teachingefficiency
一、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界定
直接定义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概念几乎没有，但相关概念相当多。如Raspberry(1993)的“有效教师”（effectiveteacher）；DonaldRCruickshank等(1999)的“有效教学”（effectiveteaching）；HarveyDaniels等的“最佳课堂教学”；KathrynCastle（2006）的“自治的教师”（Autonomyteacher）；RobertJ.Marzano等的“有效课堂”（Classroominstructionthatworks）。所有这些说法，几乎都没有对自身的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似乎只是使人意识到“优秀的”、“不错的”、“时髦的”、“主流的”这类含义。实际上，国外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定义，大多是对其特征进行描述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理念特征。KathrynCastle（2006）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取决于教师是否把教学作为教育学的取向；是否把教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取向；是否把教学作为教师自治行动的取向；是否把教师作为教学研究者的取向等理念[1](P1094)。
二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个体素质特征。W.C.Bably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取决于教师的10项个性品质：同情心（sympathy）；仪表（personalappearance）；谈吐（address）；诚恳（sincerity）；乐观（optimism）；热心（enthusiasm）；好学（scholarship）；活力（physicalvitality）；公正（fairness）；严谨（reserveanddignity）[2]。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1999)则认为，教学行为有效性的个人性格特征包括热情、热心、幽默、可信任、对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激励、支持、有条理、灵活、适应性强、博学等方面[3](P299)。
三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特征。StanleyJ.Zehnand，JeffreyA.Kottler（1993）从3个方面论述了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特征：（1）一名人际关系的专家（arelationshipspecialist）。具有真实的、无偏见的、同情的和乐于接受学生的态度；注意用眼神接触，用人体语言表达的非语言行为；支持性的、显示同情的、用心理解的、关注学生的策略。（2）营造真诚关心的气氛。有效的班级交往规划；促进全体学生有效交往；规范有效交往的实践。（3）一名帮助者（ahelper）：理解学生，信任学生，同情学生[4]。
以上这些都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所应该具备的行为特征，但并非就是教师行为有效性本身。
二、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内容
关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内容的描述，笔者根据收集的资料，主要从教师教学行为的专业表现、教学过程结构和教学技能技巧等方面进行综述。
一是教师教学行为的教学专业表现。波士顿学校委员会(BostonSchoolCommittee)（2006）提出了教师教学行为的8个维度：（1）公平和高期望；（2）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主要指模式化的职业行为，包括工作职能、区域政策的理解、工作程序以及在多样性的社区里的工作目标；（3）安全、尊重、文化敏感性和负责任的学习共同体；（4）学校、家庭与社区的伙伴关系；（5）指导学生学习的计划和策略；（6）实质性知识：具有广泛前沿性知识，关键概念、事实、相关的研究、质疑的方法，具体到各自学科的交流风格等；（7）发展性过程的监控与评估；（8）反思、合作和个体成长[5]。
二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结构。CharlotteDanielson(1996)认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是要创造出学习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使学生能够从事重要内容的学习，并使所有师生感觉到尊严和荣耀。一般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结构体系有4个板块，每一板块标志着教学的不同侧面。（1）教学计划和备课。包括选择教学目标；展现教学内容、资源知识、教学法的知识；展现内在教学设计、学习评价等内容；（2）课堂环境。包括创建尊重与和睦的课堂环境，形成学习的文化氛围，课堂程序管理、学生行为管理、具体环境布置等内容；（3）课堂教学。包括清晰而准确的交流、提问和讨论技术，使学生认真学习，给予学生反馈、灵活性和反应性；（4）专业职责。包括教学反思、保持精确记录、家庭交流、对学校和学区的贡献、专业成长和发展、专业主义展示等方面[6]。
三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技能技巧。Cruicshank(1990)从教学技巧的角度涉及到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内容。包括“创设环境；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指导时间最优化；提问题；提供清晰的指导；注意学生的进步；提供反馈和强化”等7个方面[3](P318)。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提出了最佳课堂教学的6种教学行为技能：整合性单元；小组活动；呈现式学习；课堂工作室；真实体验；反思性评估等等。它有助于创建最佳课堂教学[7](P7)。三、区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与无效性的标准
教师怎样的教学行为才具有效性或无效性？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关于课堂教学应该增加和减少的因素的研究，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或减少无效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
课堂教学应该尽量增加的因素：（1）体验性、引导性、操作性的学习；（2）课堂上活跃的学习气氛；（3）强调学生更高级的思维，学习某领域中的关键概念和原理；（4）选择为数不多的几个主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使学生掌握研究该领域的方法；（5）让学生花时间去阅读那些具有完整性、原创性和真实性的书籍；（6）培养学生对待工作的责任感，帮助他们完成设定目标、记录、管理和评估的任务；（7）为学生提供选择的机会，让他们自主决定书籍、写作主题、学习伙伴和研究项目；（8）在学校建立并运用民主原则；（9）关注学生个体不同的认知风格和情感风格；（10）组织合作性活动，将教室建设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社团；（11）将学生进行异质分组，通过个性化的活动不把学生分别孤立起来；（12）在常规课堂上给学生以特殊的帮助；（13）教师要扮演多样性、合作性角色；（14）依靠教师对学生发展所进行的描述性评价[7](P3)。
课堂教学应该尽量减少的因素：（1）面向全班进行的教学指导，如演讲；（2）学生被动活动，包括静坐、聆听、接受和吸收信息；（3）对教室里的安静状态给予表扬和奖励；（4）要求学生将课间时间用来完成工作表、练习册、或者仍然坐着，做其它功课；（5）对覆盖每个领域中的大量材料作蜻蜓点水的介绍；（6）死记硬背事实和细节；（7）强调学生分数和学生之间的竞争；（8）将学生进行能力分组；（9）采用某些特殊方案对学生进行筛选；（10）采用并依赖标准化测验[7](P4)。
虽然这一研究不是直接论述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与无效性的，但对于我们区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和无效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基础理论
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内部机理是什么？除了上面所述的教师个体素质、课程结构与教学技巧等影响因素以外，还有以下方面的理论成果：
一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的本质。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的实质是教师学习教学的过程。FredKorthagen,JohnLoughran,TomRussell（2006）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教师教育的研究，指出了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7个基本原理：（1）学习教学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竞争的过程；（2）学习教学要求认为知识是有待于创造的学科而不是一个已经创造的科目；（3）学习教学要求从关注课程转向关注学习者；（4）学习教学是在师生共同探讨中进行并得以促进和加强的；（5）学习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与同伴合作；（6）学习教学要求中小学，大学和实习生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7）学习教学要求教师教育家在自己提倡的教学项目中实践自己的教学方法，并且在示范作用中得到强化[8]。这7个原理可以说是对教师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本质的恰当描述。
二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的思想变量。不同的思想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具有不同的影响。佐藤正夫(1987)从教学史论的角度，认为必须扬弃与统一赫尔巴特与杜威的教学过程思想，提出了“学习课题系列学习”的思想，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1）提出问题与课题，使学生直面矛盾与障碍，引起学习动机；（2）使学生分析问题与课题的目标与条件，抓住真正意义上的问题；（3）使学生探讨适当的解决原理、方法与手段，计划解决活动；（4）实施解决活动的计划，实现问题与课题目标；（5）检验、评价、总结学习结果，使学生进一步练习与应用[9]。虽然这一思想对赫尔巴特与杜威的教学过程的思想有所超越，但仍然带有传统教育中的程式化习惯和明显的杜威教学过程思想的痕迹。
当前比较流行、且大家比较接受的当属建构主义。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指导原则，包括：（1）提出与学生相关的问题；（2）围绕基本概念组织学习活动，探究问题的本质；（3）寻求并重视学生的观点；（4）课程设置要适于学生提出假设；（5）在教学背景下评价学生的学习[10](P43-103)。在建构主义看来，教学过程的核心就是创设一种环境。
三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的环境变量。许多人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受教学环境的制约。KennethM.Tyler,A.WadeBoykin,TiaR.Walton（2006）通过欧洲与非洲文化差异在课堂学生学业成绩的表现的研究，得到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与文化环境具有高相关性的结论，并强调“个人主义与竞争能力”的欧洲文化与强调“合作与活力”的非洲文化相比，前者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比后者的更具有突出表现[11]。因此，随着教育的国际化与开放化程度越来越高，离开文化考量谈老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没有意义的。CliveHarber,JeffSerf（2006）则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探讨了教师教学有效性的问题。他们以英国与南非两个国家为对比，主要通过两国文学、其它证据和（大学生）实习教师的面试等手段，得出教师教学有效性与民主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结论[12]，并且指出现代教育结构、教育实践与教育的民主要求存在矛盾。CareyE.Andrzejewski,HeatherA.Davis（2006）探讨了课堂中的人类学接触（Humancontact）问题，发现教师将与学生的接触作为他们教学的自然过程。这种接触沿着两个轴心进行：第一个轴心表示参与者的教师是如何认识背景及背景是如何促进或限制人们的联系的。第二个轴心表示有关人类接触的谈话显示在教学中是如何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的[13]。这个研究对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具有理论价值。
五、提升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之策略
关于提升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策略研究，大致有如下几方面成果：
一是认知改变策略。MiekeLunenberg,FredKorthagen,AnjaSwennen(2006)研究了通过教师教育者，改变未来教师的理念与行为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与传统教师教育方法不同的5个维度：(1)变通的、灵活的和非固定背景下的专业报告，而不是复述详细精确的事实及固定背景中技术的精确运用；(2)学习中的调节作用而不是向学生传递信息；(3)学生是认知网络活动中的积极建构者而不是信息的接受者；(4)关注明确的问题及其多样性解决方法，而不是着眼于运算程序的应用和单一的正确答案；(5)关注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在此环境中，失败是学习的一部分，赞赏自我调节的学习，其他的学生也是学习的来源[14]。可见，这些观点与传统观点相比，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
二是学习合作策略。GeorgeaM.Langer,ArmyB.Colton,LorettaS.Goff(2003)提出了学生学习合作分析，即CASL(CollaborativeAnalysisofStudentLearning)。CASL是一种促进教师发展的教师教育体系。它围绕学生学业标准目标，帮助教师形成一种合作探究文化，加深理解教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该体系由4个要素组成：（1）反思探究的框架；（2）合作探究的文化；（3）CASL的探究阶段；（4）促进、领导和支持CASL，如制度安排、行政支持等[15]。可见，合作成为教学过程或者教学过程就是合作的具体教学形式，这不仅是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重要策略，也是师生教学相长的实现途径。三是反思、建构性策略。JenniferHarrison,SueDymoke,TonyPell(2006)提出教师教学行为发展系统包括教师的经验、反思、学习结果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16]。因此，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提高需要强有力的学校环境的支持，学校政策要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提高注入具有挑战性与冒险性的要素。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的建构主义策略是：（1）鼓励和接纳学生的独立性和主动性；（2）运用原始的、主要的以及可操作的、互相作用的材料；（3）运用诸如分类、分析、预测和创见之类的认知术语；（4）根据学生的反应实施课程与教学策略；（5）先了解学生对即将交流概念的看法；（6）鼓励学生参与到与教师和同伴的对话中；（7）激发学生研究的手段是提出富有创见、开放的问题；（8）注意学生最初的详细阐述；（9）使学生参与到与其最初假设相矛盾的活动中，继而鼓励他们讨论；（10）提出问题之后为学生留出等待时间；（11）为学生提供建构联系及隐喻的时间；（12）频繁使用学习循环模式，培养学生好奇心[10](P125-145)。总之，教师经常反思自身行为，考量不同教学行为、假设、信念和观点，沉稳深邃地考察教学环境、随机应变地把握教学局势并采取相应策略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坚守的重要思想。
四是课堂实践策略。JosephCiaccio(2004)提出了“完全积极策略”。意谓使教师明显地看到教学的积极方面，避免或消除消极方面。具体内容包括满足彼此的需求；改变起反作用的情绪；结束行为问题；帮助后进生；运用积极学习策略等5个方面[17]。KathrynCastle（2006）研究了新手教师如何作为一个教学研究者，在教学实践中实现教学自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7个自治的主题：（1）对错误问题的察觉；（2）质疑；（3）从他人那里寻求答案；（4）冒险；（5）反思到自信；（6）增强对学生理解的理解；（7）采取行动[1](P1094-1103)。RobertJ.Marzano,DebraJ.pickering,JaneE.Polloch(2000)提出了9种有效课堂教学指导策略：（1）鉴别相似性和相异性；（2）总结和笔记；（3）提倡努力和给予认可；（4）家庭作业和练习；（5）非语言表征；（6）合作学习；（7）建立目标和提供反馈；（8）产生假设和检验假设；（9）问题、线索和先行组织者[18]。StephenD.Brookfield,StephenPreskill归纳了实现民主课堂的主要技巧，包括热情倾听、积极参与、高度注意、谦逊、相互性、共同商议、正确评价、信心、及自治（autonomy）等方面[19]。由此可以看出，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标准相比，最近的研究强调课堂教学更具有反思、建构与批判的韵味。
五是教师教学档案袋策略。CatherineDeRijdt,EvaTiquet,FilipDochy,MauriceDevolder（2006）研究了高等教育背景下教学档案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影响，还检测了教师对于教学档案的态度。研究表明，教学档案是一种能够带来重要积极影响的工具。它能够激发教师去反思他们的教学行为，寻求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改善课程材料[20]。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具有参考价值：（1）关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特征、内容体系及实现策略的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指导意义。（2）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以一定的专业实践体系及其标准为基础，否则教师专业化就无法与医生、会计、律师、建筑师等职业的专业化相提并论。（3）教学行为有效性不只是依赖于教学理性思维的规则的按部就班的操作性程序，它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不只限于教师与医生、会计、律师、建筑师等职业有相似之处，更在于它与其它许多职业如政治家、人类学家、公共关系者、演艺者等也有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要求教学行为遵循一些公共教学准则，以使自身行为具有本行业的特殊标准，但是，标准与准则在多样性文化、政治与生活环境中很难发挥作用，应变思维才是教师教学行为更为需要的。KennethM.Tyler等(2006）课堂的文化差异研究，CliveHarber等（2006）的课堂民主政治研究，CareyE.Andrzejewski等（2006）的课堂人类学研究等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以上研究也存在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教师专业化要求教师行为具有自身专业的不可替代性质，教师教学有效性取决于我们必须坚持教师教学的现代性理性设计，需要有一定规则性知识与程序结构，以此完成教师行为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说，教师教学行为需要一定的模式化与自动化；另一方面教学活动的复杂性需要我们采用更多的反思性与建构性思维与策略，以应对变动不拘的教学环境的要求。由此，教师教学行为已经超越课堂时空范围而导致教师专业化特征的淡化。以上两方面构成了教师行为有效性研究的矛盾性。
本课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是关于哲学思想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关系及相关策略研究，以此应对未来变动不拘的教学与外部环境。因为随着教学环境的国际化与文化多元化，任何一种模式化的教学行为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都显得蹩脚。对教师个体来说，一种在自身教学哲学指导下的应变性教学显得非常必要。二是关于拟像背景下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行为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以此保持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的时代性与未来指导性。因为以往的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在课堂教学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而课堂教学是在工业时代背景下的教学组织形式，随着人类进入拟像时代，教师教学范式及其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也许我们的研究成果会成为拟像时代下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提高的桎梏。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解决前述矛盾性。
[参考文献]
[1]KathrynCastle,Autonomythroughpedagogicalresearch[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6，(22)．
[2]王连生.教育概念[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276.
[3]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教学行为指导[M].时绮，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4]StanleyJ.ZehmandJeffreyA.Koggler,OnBeingaTeacher,CorwinPress,INC,1993．
[5]Adoptedbythebostonschoolcommittee.February1,2006．
建国前因袭英美制，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外加“国粹”（主要是儒家经文）。建国初期又全盘“苏化”外加“革命文艺”作品。五十年代初曾有过一阵“自力更生”的劲头，于是出现了文学与汉语分课制，重视了基础知识和传统文选，但又排除了一切现代文，后来一到“反右”，便“全军覆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教材中只存“刀光剑影”，外国人只留马列和高尔基。改革开放后，教材有了明显变化，充实了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又比较重视语文学习的自身规律，开始走向正规化。这是应该称道的，然而却十分不够。还有许多深层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标准不一，是教材设置上的首要问题。究竟以什么标准选材？是以语言文字的学习要求为标准，还是以思想教育的要求为标准？现行教材虽然在编排上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在体例上按文章体裁组元。但是，在具体选篇上无不反映出以思想教育为中心的倾向。“文以载道”，“文道结合”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某个具体的“文”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个“道”的直接图解。我们的教材在两个标准的“结合”上煞费苦心，作了艰苦的努力，然而事实表明，二者往往难以统一，常常顾此失彼，结果适得其反，“文”没有学好，“道”也没有传好。“道”没有良好的载体，无以显示其威力，难免苍白无力或者变成空洞说教。一味地强调文章的思想性，难免削弱语言文字学习的系统性。文道关系的处理是一个长期以来使人深感困惑的敏感问题，在某个时期甚至是一条碰不得的“高压线”。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确立以语言文字的优劣作为主要的取舍标准，大胆选用文质并美的文章，以最完美的形式表现最健康的内容，真正做到文道统一。
比例失当是教材设置上的突出问题。正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困惑，因此，在教材具体安排上的比例失当就不可避免了。现行教材今古选文的比例大约为4:1，我建议调整为3:1，初高中应有区别，随年级增高，比例可作相应调整，如高中可调整为5:2或2:1。至于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比例失调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当代作品入选几乎为零。文体上的比例也失调，散文、诗歌、戏曲偏少，元曲是凤毛麟角，优秀的地方戏曲更是无人问津，尤其是堪称“国宝”的京剧在教材中似无反映。所选现代文中、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唱主角，其他名人名篇偏少，更有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排除在外，至今，人们对他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无所知。中外作品的入选比例也失当，需更多地吸收外国优秀作品入选课本，尤其是增选当代富有时代气息的外国优秀作品，让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另外，在选文所涵概的内容上也有失偏颇，对各国的文化特质、民族风情、天文地貌、山川奇景、社会百态等反映不足，这不利于学生了解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
脱离实际是现行教材的要害问题。纵观中学的全部语文教材，几乎没有反映青少年（中学生）现实生活的作品。课文中只有古代的、过去的“人”和“事”，只有“老祖宗”，没有“现代人”，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感兴趣的生活，没有血肉饱满的当代英雄，更没有当今的社会图景和种种矛盾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教材还没有体现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需求，基本上没能回答时代提出的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
总之，现行教材在发挥了它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之后，再去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套比较陈旧、比较单调、缺乏时代气息、不适应青少年年龄特点和需求、缺少针对性、没有预见性的教材是到了非彻底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左的干扰和影响是教材研究和教材改革进展迟缓的总根源。多年来形成的一些不容改变的原则，如教材必须“为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厚今薄古”、“厚中薄外”、“把德育放在首位”、“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防止西方思想意识渗透，反对和平演变”等等。对这些原则，在本文中不可能作全面评论，这些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待日后细细研究。我们要强调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采取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这些原则，产生了不小的片面性，直接危及了语文教材的建设，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许多教材的设置是服从政治需要的，有的甚至是直接的政治图解，单纯知识体系的教材几乎是不存在的。以我国教材为例，多数教材都渗透共产主义思想，强调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忘我劳动，不计报酬，为民牺牲，勤劳勇敢等，然而这并不是思想教育的全部，思想教育的内容还包括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百折不挠的斗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以及充分发展的个性、待人友爱、诚实、忠诚、国家意识等。因此，中学语文教材即使是在思想教育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片面性。通过教材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怎样修养个人道德品质、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怎样建立社会责任感、坚定民族信念，甚至于怎样遵守公共道德等，目前在国内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教材恰恰严重忽视了客观上十分需要的内容。
曲解“厚今薄古”是又一倾向。我国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是古代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科学的结晶，其中不乏精品，过去因过分强调批判“封建糟粕”和作者的政治立场，排斥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入选，亏待了“老祖宗”。我认为即使有些观点陈旧的作品，如果主流是好的，文辞是上乘的，又适合阅读就不应排斥，机械地用马列观点、用现代人的认识去苛求古人，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荒唐的，那样做的本身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古代作品入选的面窄量少，式样又较单一，许多时代的代表作都未入选。对于入选作品，又存在着重文学轻科技，重史实轻史论，重人事轻伦理的倾向，中国人民的传统道德观、人生观、科学观反映太少，根本就不足以体现文明古国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哲学见解、谋士的韬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军事家的雄才大略、科学家的丰功伟绩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四书》、《五经》中的许多言论早就成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令许多“洋人”倾倒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人却不甚了了，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混淆爱国主义与盲目排外的界线是一个思想障碍。在片面强调爱国主义因素时，洋人的东西就会贬值，往往会被视为“糟粕”而拒之门外。殊不知洋人的文化遗产中、洋人的现代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是精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化和思想是没有国界的，拒绝它是可惜的。在选取外国作品时慎重有余，积极不足，缺乏足够的热情和勇气，清规戒律太多（一些西方和东方国家在选择教材的排外性上尤甚）。我们课本中的外国优秀作品偏少，入选的几乎都集中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框架内，这样做，即使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面目也是不够的，对学生真正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状况不利。如果能全面了解，借鉴精华，舍弃蹄毛，反而更能坚定我们自己的政治方向。
语文教材历来按文体组元，这未必是最佳组元形式，若按基础知识或写作要求组元，也有其优越性，这是值得商榷的另一重大问题。
我热切地希望我们能更新观念，创立新教材体系，建立中国式的世界一流的语文教材。下面就此谈些具体意见。
一、要从培养21世纪人才的战略目标出发，树立新观念，从根本上改造原有教材及教材体系。
二、确定教材要顺应规律。要顺应一个人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到成才的发展过程；要顺应人类的生活规律；要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要顺应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要顺应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和汉语的发展规律。
三、要扩大选材范围。教材要能反映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反映最新成果和最新文学式样，尤其要增加科技说明文、日常应用文、诗歌影视戏剧等内容。要敢于闯破一些“”，如友谊爱情婚姻等青年学生必定会遇到的一切重要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决不要把学生关在保险箱里培养，进行经院式的教学，以致到头来在社会生活中毫无鉴别力、抵御力。将世界各国、各民族最优秀最精粹的作品吸收过来，把我国的语文教材变成以国文为主，又集世界语文教材精华之大成者。
四、对瑕瑜互见的作品可大胆选用。搞“清一色”是回避矛盾，无益于培养人的鉴别能力，辨正、评价作品本身就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
五、选材应尽量考虑知识性、趣味性、幽默性三结合，教材应具备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力，以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求知、求新欲望，这点上，武侠言情小说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六、组织专家审定教材。①防止教材深浅不一，难易倒置。②为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学校分编ABC三套课本（或AB两套课本），由地区和学校视实际情况选用。③允许教材多极化。鼓励自编教材，重奖入选教材的推荐者。④体例上可以突破单一的单元分课型，采用能力训练型（按知识选材），入选的文章可以是全文也可以是节选。按知识点编排的体例可以螺旋式加深。
为适应时展的需要，语文教育必须在课程目标和内容、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评价目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而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是一个关键。新课程、新教材是在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编制的，每一位教师都要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都要经受新课程的洗礼。因此，语文课程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语文教师的素质是否适应课改革的要求，每位语文教师都应在新课程实施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当前课程改革要求。
一、面对课改教师必须更新观念
当前，面对语文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要想真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没有必要的观念更新，课程改革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教师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更新观念。在实施课堂教学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将书本上的有限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年龄特点来认真研究，探讨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要从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发来组织和实施自已的课堂教学。在传授多种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时行思想道德教育，实现“以德治校”。同时还要改变对学生的传统看法，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充分注意学生的“差异性”、“潜在性”，努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课改要求新时代的教师应该能教职工各种类型的学生，并使他们各自的特长都充分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教师需要终生学习。只有这样才会“与时俱进”适应课程改革带来种种新问题材的挑战。
二、做好课改中教师角色的变化
新课程不仅要求教师的观念要更新，而且要求教师的角色要转变。
1、由权威者向参与者，激励者转变
要培养学生装创新意识，并使之逐渐形成新能力。要求教师放下权威，师长的架子，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教学中的各种问题。使学生勇于挑战课本、挑战教师、挑战权威，实现生命的超越。
2、由教书匠向专家型转变
未来教育需要“专家型”的教师，而不是“教书匠”这就要求教师既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又要为解决教学中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即不是在书斋进而研究而是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的研究。语文教师要求承担起语文研究者的角色，新课程的实施将为语文教师向研究型转变提供转变提供积极的学习机会。转3、新课程更需要社区型的开放的教师
一个只会把教科书的内容搬到学生头脑中的教师显然已经落伍。学校越来越广泛地同社区发生各种各样的内在联系，学校教育与社区生活正在走向终身教育要求的“一体化”学校教育社区化，社区生活教育化。新课程特别强调学校与社区的互助，重视挖掘社区教育资源。
三、改变原有教学方式，重视综合性学习，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加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启发帮助下，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小组学习。全班学习的群体作用。在合作中学习，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要改变原有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实现师生角色的转变。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人。教师首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伙伴，其次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要改革原有学习方式的前提是改变教师教学方式。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自学提问、讨论、读书、作业的时间。学生读懂的问题，教师不需要讲解；学生似懂非懂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读书领悟，让学生试讲；学生有问题可随时发问，有不同风解要随时发表；学生实在弄不懂产问题，教师要给予适当的点、播、评、导或精湛的讲解。
四、改变原有工作方式，在合作中求发展。
新课程提倡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而自主合作探究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方式。课改的实施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几乎很难独立一人较好地完成对学生课题的指导工作。这就要求教师善于了解其他学科，不要把自已任教的学科看作孤立的整体。要改变彼此孤立的局面，学会与其他教师合作，与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教师打交道。要互助配合，齐心协力培养学生。从而使各学科、各年级的教学有机融合，互相促进。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以往的相关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方面，对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文化单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作用，甚至把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无限夸大，认为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找到根本答案，同样是错误的。一般而言，一提及教育发展的社会制约因素，许多学者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几乎囊括了社会影响的各个方面和层面。然而，在真正着手研究时，许多研究者却抛弃了这三个要素的全面分析，仅仅从其中的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就是仅从民族文化差异方面对民族教育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分析，似乎民族地区的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如果说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存在着“文化差异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现象，实不为过。众所周知，因素分析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按照变量的不同可分为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把实验分析的变量控制在一个，以便检测出这个变量是不是导致观测结果的诱因；而多因素分析则是变量在两个以上，研究多个变量相互之间，以及多个变量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后来因素分析法也被借鉴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然而，对于教育问题研究而言，由于教育活动开展的环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各种变量的方式，对教育研究的环境加以控制，但是，依靠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很难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有时候在单因素分析中的有效变量，在多因素中就无效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变量是无法控制的，因而，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对变量加以控制的研究中得出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却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会出现研究结论在现实中无效的情况，更遑论按照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加以实施的问题。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所在。曾对西双版纳傣族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发现与当地的汉族学生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傣族学生对待学校教育的态度十分消极。为了弄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进行过分析。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对民族教育一直坚持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升学考试上享有比汉族学生更多的优惠措施，这些优惠政策应该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具有激励作用，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不但不应该抑制傣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反，还应有助于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西双版纳傣族是一个经济富裕的民族，某些民族地区存在的“因贫辍学”和“因学致贫”而导致学生产生消极学习态度的问题也不存在；再次，从文化因素层面来看，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庙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形态，它与学校教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寺庙教育代表的是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某一民族的文化，而学校教育代表的则是国家的、主流的文化。从这一点来看，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成因似乎就可以定位在文化差异上。而最初的考察也似乎证明了这一推论：相对而言，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相一致的该地区汉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家长对孩子上学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而代表着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傣族文化的傣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则相反，并且，相比较而言，他们接受代表傣族文化的寺庙教育的积极性更高。据此，似乎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差异是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推论是错误的。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汉族学生和家长的访谈得知，汉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性之所以较高，其原因是当地的汉族学生多为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在当地没有土地，只靠打工、做生意过活，相对于傣族来说，生活十分艰辛，因而，家长十分希望孩子通过考大学来摆脱当前的生存困境。而傣族学生的家庭条件普遍较为富裕，大多拥有大片的橡胶林和其他适合经济作物生长的土地，传统的耕作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没有通过学校教育改变生活条件的需求，所以，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最终原因恰恰是其富裕的经济条件。而同样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不一致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学生和家长对待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西双版纳哈尼族也是世居于此的一个民族，然而，虽然同在西双版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并没有像傣族那样占据西双版纳土地最为肥沃的坝区，而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区，那里的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生活艰难。因此，他们对子女的学校教育也持积极的态度，希望子女通过上学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并且，我国西南许多民族地区都是多民族杂居区，但是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间的不同而导致冲突的案例极为稀少，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导致相应问题的必然因素。当然，不要过分地夸大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并不是对文化对教育影响作用的否定，文化间的冲突而导致的教育问题的确存在。之所以要强调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是希望民族教育研究者在分析相关问题时，避免把文化因素从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仅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如此一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总之，在对民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一定要摒弃有差异就必然产生问题的固定思维，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要从实际出发，从多个层面、多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提出有效地解决途径提供前提条件。
二、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
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有别于研究者的“他文化”状态下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由于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对一些现象的认识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此时用研究者自身所处文化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分析“他文化”的某些内容，极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甚至形成完全错误的结论。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首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并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主位立场的研究方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才能够真正理解其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的原因，才能对其文化有全面而客观地把握，也才能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赞同。如果一味地站在主位立场研究问题，那么任何问题的存在似乎都有其合理性，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了，更无法对其进行评判，这就必定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也曾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文化具有相对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一个民族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制约的，有自己独特的评判标准，其价值的判定来自本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需要，是各族人民适应自身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更不能笼统地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为先进。但是，文化相对主义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的范畴，强调文化的相对性、极端本土性，甚至于不可交流、不可理解、不可通约，这就使文化相对主义走到了一个极端。不同的文化间并非只存在着差异，也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方面，这源于创造了文化的人的共性。而文化相对主义片面地强调了文化的相对性，对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却加以完全否定，这当然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来捍卫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应该说是值得称颂的，然而，一旦将这种观念情绪化，就会因过分地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在研究中把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寻求转化为对他文化的排斥，把对差异性的考察演变为对立依据的探寻，并由此走向封闭、孤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主流文化又常以代表国家的姿态加以推行，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很容易被主流文化同化而消失，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要使其静止不变、固步自封，更不是要使其恢复到许多典籍所记载的“经典”状态中去。由于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一种文化从整体上而言很难做出先进和落后的区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种文化的内部都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而其区分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里的需要一定是原生的、内源式的需要，而非外部强加的。既然文化有了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划分标准，那么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就不仅仅要站在主位立场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地了解，以便尽可能地逼近所考察地区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确保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要从主位立场中走出来，依据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标准，站到客位立场来对“他文化”进行分析。当然，作为有着自身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让其彻底地站到客位立场来分析问题是很难的，在研究中，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所处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带入整个研究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研究中，研究者只能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来避免主观介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同时，也要明确：绝对的客位立场和绝对的客观在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理性地对待民族教育研究中对“他文化”的研究。
三、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都是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这一理论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当时的哲学家希波格拉底在《论环境》一书中通过研究气候季节变化对人的肉体和心灵的影响，得出了“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结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其观点后经孟德斯鸠的发挥，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气候炎热、身体疲惫，没有勇气，所以奴性重，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寒带人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宏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根据这一理论，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当涉及到民族文化问题时，许多研究者都会将各种文化现象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甚至将地理环境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如：有的研究者通过对贵州高原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形成的考察，认为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现增长较快，生育水平偏高，早婚早育等问题，给贵州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有的研究者还认为由于我国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并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集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的确，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最初都与其所生存地区的地理、地貌、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由其决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谁都无法否认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的最初时期曾经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地势低平、降雨量充沛的大河流域，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北纬23度至38度之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即便在当今这个生产率高出古代成千上万倍的‘后工业’信息时代（而非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的古代），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仍然集中在地势低平、适合农耕的地区。”但是，文化一旦产生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德国人类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代表性著作《人论》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就是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最好阐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文化可以脱离其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而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变迁。如今，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化———由于时空的变化、主体的流动，以及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不可避免，并且，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不等于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而是不同的文化在动态的、相互的作用中实现文化的互补性发展。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但不利于文化的保存，相反，还可能为了保持这种静止的、“经典”的文化状态而走向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加速文化的消亡，因为文化的生存活力正在于文化的不断变迁之中。正如美国学者赛义德所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东西。
一、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缘起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目前，国内学者对教养方式的用词并不严格，有的学者使用“抚养方式[1]”、“养育方式[2]”，有的学者用“教育方式[3][4]”，甚至使用同一种研究工具的研究者之间也出现分歧。笔者认为，抚养方式与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关注点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家长对儿童的生理保育，后者侧重家长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执行者对儿童价值观念、态度体系和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其实，家庭教养方式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儿童的生理养育活动中体现，而且从父母对儿童行为规范的传递中体现。儿童一出生，首先是作为一个生物个体而存在，其最基本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因此，将Parentingpattern这一英文中表示父母教养行为特征概括的短语译成“教养方式”最贴切，它全面地涵盖了上述两个同时进行的层面。我国学者缪小春早在其英文译著《儿童发展与个性》中采用了“父母教养”的说法。从字面看，教养方式既有抚养之意，又兼具教育职能，恰当地反映了家长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家庭教养方式之所以成为现展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与心理学对人的社会化研究有密切关系。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儿童如何形成同其所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相类似的情感和行动的所有那些过程，即社会化，被视为儿童发展的核心。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群体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儿童发挥影响。对个体发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职责。虽然家庭的教养活动自婚姻家庭在历史上产生以来就早已有之，但科学的教养方式的研究却受到人们的儿童观及儿童发展理论的极大影响。
在西方，19世纪以前，社会还不存在关注儿童需要的观念。儿童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使成人快乐，当父母无力照顾孩子，他们就会被遗弃。19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儿童不仅需要承担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而且必须服从父亲这一家庭主要权威。不服从被认为是有罪的，要遭受惩罚。传统和宗教影响着儿童教养活动。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善。这一方面归功于洛克、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归功于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的思想的影响。洛克的白板说鼓励父母和教师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最适宜的经验，他的观念仍对当代儿童教养产生影响。卢梭认为儿童需要自由成长，受他思想影响的裴斯泰洛齐强调了母亲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重要性。心理学家霍尔坚信，天性良好的年幼儿童，如果不被过多指导，能够自然成长为有自控力的个体。虽然19世纪末人们赞成父母的爱和感情对形成儿童人格的作用，但20世纪一开始，奖励和惩罚的原则被大力倡导。儿童的教养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母亲被告知要期望孩子的服从，不理会孩子发脾气，限制他们的身体活动等等。进入20世纪20年代，华生的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出现，并对儿童社会化过程及家庭教养产生重大影响。两者都相信个体的早年生活对随后发展的重要性。华生从刺激反应的理论出发，相信儿童生活早期稳定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形成条件反射；弗洛伊德则相信有害的早期经验会伤害儿童的发展，儿童的个性成长不能被抑制，需要让儿童表达而不是抑制情绪。20世纪40年代起，儿童的养育观念发生了变化，父母被鼓励要让儿童快乐，让他们感受到爱，鼓励儿童学会自制。
这些观念的变化及理论的产生对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5](p.324)。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儿童的教养活动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研究者们通过对各种教养情境的大量观察，运用实证法构建起了关于教养方式的种种观点。20世纪40年代，Baldwin从事了一项儿童发展的研究，涉及的儿童年龄跨度很广，从出生直至儿童晚期。在这项研究中，他访谈了许多父母，并多次观察了他们与儿童在家庭中的互动。1948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控制这两个主要的教养维度，并认为它们在所研究的家庭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此后，1957年，Sears,Maccoby和Levin等人进行了一项涉及近400个家庭的研究，研究者向母亲提出诸多问题，涉及孩子在家中的行为表现，母亲对孩子哺乳、排便训练、纪律管教等方面[6]。通过与母亲的访谈，研究者们认为教养方式可以被描述为限制的和允许的，这些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这以后，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动因，它们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行为便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发展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指出，如果父母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倾向于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则孩子情绪稳定，兴趣广泛，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7]。由于接受——拒绝实际上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关系，支配——服从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因此，众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父母对儿童的情感、父母对儿童具体的控制形式与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如霍夫曼和亚龙，劳顿，韦克斯勒等研究发现，温暖对儿童社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会促进儿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会适应和利他行为的发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父母使用强制方式，包括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以及威胁等，会阻碍儿童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父母使用心理惩罚形式“爱的收回”，对儿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儿童等，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非灵活的遵守社会行为规则[8]。
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9]p.457。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7]。鲍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父母的教养类型而对限制作不同区分。权威型父母和专制型父母都对儿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严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却是“无目的、不合理甚至惩罚性的”，因而限制对儿童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支持鲍姆林特的结论，如韦克斯勒指出，在权威型家庭中使用“爱的收回”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积极作用，而在专制型家庭中使用则起到相反作用，这与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否适度有关[8]。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前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却忽视了同一教养行为与不同家庭环境结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种研究取向试图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作特征概括，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两者的结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体行为维度并不孤立地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只有将它们与父母整体的教养行为模式或类型结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态度与孩子性格的关系，其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首先是基于实践和应用的需要。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导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而探讨制约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为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依据和策略。其次，推动研究进展的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社会化进程双向模式的兴起和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提出。它们促使学者们走出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尝试将父母特征和儿童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并将教养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这期间，国外学者既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又从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从儿童特征入手，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巴斯顿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孩子注视他人的行为；而在个人价值取向的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10](p.114)。又如，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和Levine(1971)等的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多地对儿童使用建议和解释，更多地对儿童的需求作出应答，且更经常地提供积极而非否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和权力介入，对儿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11](p.205)。再如，Cox(1987)发现，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与孩子的交往质量差，更多忽视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的手段[12]。Mcloyd(1994)发现，处于压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的温情较少，缺乏耐心和参与，提供的帮助也较少，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10](p.117)。Martin(1975)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与孩子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孩子同性别的父母对孩子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孩子自由。还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为特征，如活动量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13]。儿童的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孩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12]。
国内学者大多从80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14]。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时涉及的儿童多为学龄前儿童，少数研究包含了小学低年级儿童和中学生。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对象有了较大拓展，逐渐覆盖了小学儿童、初中生和高中生，填补了我国某些年龄段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上的空白[1][2][15][16][17][18]。其实，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存在。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自然非常直接而重要，这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学龄前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原因。但儿童步入学校后，尤其是进入青少年期，虽然主要活动场所已从家庭转为学校，但生活环境和周围刺激的复杂化更从某种意义上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业成就、对新情境的应对无一不受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或直接影响。尤其当儿童步入青少年期，他们与父母对抗性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为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材料。
第二，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以往，研究者是从整体上笼统评估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现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它与儿童社会化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内容上更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与当前心理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颇为契合。如，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15]；父、母教育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小学儿童焦虑情绪的关系[19]；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17]；青少年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20]；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2]；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等[18]。
第三，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
80年代后期，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家庭教养方式，如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有的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1991)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探讨其对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儿的性格发展的作用[7]。这种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界定从维度上已经有突破，但仍带有西方学者研究的影子。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一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综合体，简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个维度来看待，势必不能全面涵概家长的教养行为，从而失之偏颇。因此，他们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强调从具体教养行为的不同侧面整体把握家庭教养方式的特征。如，陶沙等从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七个维度来看待幼儿母亲的教育方式[4]。同样，杨丽珠等也选取了母亲教养方式的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等多个侧面，全面探究其与儿童气质的关系[21]。
还有学者仍主张将教养方式类型化，但是这种类型化与最初研究者的单纯类型论有很大的区别，是建立在更合理基础上的类型论。关颖提出，家庭教育方式既体现不同的情感因素，也反映与客观环境的联系，还与亲子间的互动方式有关，研究者可以从这些不同角度对教养方式分类。林磊选择了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这七个母亲教养方式的侧面，通过对母亲在七个侧面的得分进行“快速聚类”，得出了五种特征不同的教养方式，分别为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22]。这几种教养方式的差异并非源自母亲不同性质的行为，而源自母亲在相同行为侧面上行为的表现频率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深入探寻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在结构，试图从本质上把握教养方式，为父母教养行为的改善提供实际参考意见。陶沙、董奇等研究了3-6岁儿童母亲的教养行为的结构，结果表明，母亲的教养行为包括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消极情感的表达六方面[23]。这一结果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理论上所认为的日常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具体教养行为的内在结构。
第四，对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广泛，尝试从多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亲子双向互动观的影响使研究者在挖掘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时，将视线渐渐从父母身上扩展到儿童身上，关注双方的特征。学者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生育孩子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教养方式，其中受教育程度、职业、夫妻关系等影响显著[4][18]。学龄前儿童的性别、年龄因素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某些侧面，其气质和消极行为特征显著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4][13][21]；青少年个体的性别明显影响其父亲的而非母亲的教养方式[1]。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更开始跳出父母外在的特征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的探求，进而深入发掘父母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母亲血型影响其家庭教养行为[24]。还有研究者看到了父母意识和父母教育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它们往往体现了父母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者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教养模式，并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内容和结构[25][26][27]。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试图从家庭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王耘等研究了不同家庭类型、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因素对母亲抚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母亲抚养行为的重要变量，主干家庭母亲的抚养行为总体上优于核心家庭的母亲[28]。张文新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的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与温暖；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对孩子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没有差异，但对孩子的干涉、保护、否认拒绝、惩罚严厉更多[16]。
三、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的三大因素
综观上述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历程的描述和概括分析，我们不禁要探讨推动研究向前发展，丰富了人类关于家庭教养的认识的诸多因素。
（一）人类对自身探究的好奇心
研究儿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而人是研究人类的最好对象。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逐渐明晰了儿童发展的含义和基本性质；懂得了遗传、环境、教育和儿童发展的关系；儿童智慧的发生、发展；儿童的情绪以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问题。但儿童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现实中的儿童也并不是什么“典型的”儿童，他们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远没有弄清。如，现代科学还不能明确地界定遗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限度。在儿童社会化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当前我们社会中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对儿童青少年将产生哪些影响，如何产生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在家庭教育领域，哪些因素在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儿童与父母的亲子互动，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方式作用于亲子互动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黛安·E·帕普利在《儿童世界》中说过：“只有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又是如何变成了这样的人，我们才有希望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
（二）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受到了几个不同时期关于儿童发展的观点和理论的影响。首先是成人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观；其次是成人儿童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观；再次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这些观点或理论模型身后都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早期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父母的作用。许多研究考察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教育观念和教养行为对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父母影响儿童的单向决定观背后就隐藏着两种主要理论。其一，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的个体童年期的生活事件在成年期人格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年期人格特点在生命的头几年里就已经被决定了；其二，行为主义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后天环境加以塑造。这两大理论派别的观点，促使研究者探索儿童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教养实践与儿童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这成为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开端。更为甚者，行为主义的发展理论也造就了长期在家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母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论，使众多的心理学家认为要对儿童发展作出解释，只需对儿童的父母及其社会化实践进行考察即可。这使研究者执迷于对父母教养行为和方式的维度及类型的研究，并进一步考察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而仅将儿童视为其自身社会化的被动接受者。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提升了儿童在发展中的地位。在皮亚杰看来，儿童从一出生就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动因，他主动从环境中寻找、选择适宜自己的刺激，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这些真知灼见让人们看到了儿童的主动性，并对我们理解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的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8年，A·Bell对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进行了再解释，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双向模式”说，认为儿童自出生起就表现出明显的天赋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影响父母的行为。这引发了整个70年代儿童特征对父母影响的研究[11](p.193)。Bell还提出了亲子控制系统理论，揭示了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可见，在分析儿童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双向原则”。也许“容易抚养型”气质的儿童从一开始就更加服从、友好和独立，容易按权威的方式来训诫，是同样的方法对“抚育困难型”气质的儿童不一定有效，尽管权威教养方式很有价值。这促使家庭教养研究者在注重父母对儿童巨大影响的同时，看到父母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好还必须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双向互动观逐渐取代单向决定观，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系统研究亲子互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涌现了多种理论观点，如生态化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等。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颇具影响。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由若干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与儿童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家庭、学校是与儿童关系最密切的微系统；微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中间系统；而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影响他们的环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条件等构成了外层系统，最后，儿童所处的具有一致信仰、习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或亚文化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构成了宏观系统[10](p.16)。在研究设计时，对儿童的分析不应停留在微系统上，而应在各系统的相互联系中考察。这一思路促使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跳出他们所熟悉的微观系统，而将教养方式、亲子互动的分析放在更广阔的系统中进行，如，关注母亲的血型，关注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状况等等，使研究呈现出更开阔的视野。90年代，国内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几乎都提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理论。通过深入儿童生活的现实环境，如幼儿园、家庭，观察儿童，并对儿童的教师、父母进行访谈，从前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类型学模式被一种基于生态学化的新的“类型学”模式所取代，取得了研究上的新进展[22]。
（三）研究方法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志。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成果和进步不仅间接受现代科学系统方法的影响，而且直接受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的促进和推动。
1.现代科学系统方法对家庭研究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系统方法的影响从两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父亲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影响渐渐地提到研究日程上。较长时期以来，学者们多关注母亲及其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忽视了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母亲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参与者有关；还与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都较为强调母亲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有关。如今，家庭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母亲与儿童、父亲与儿童，父亲与母亲间存在复杂的、交互的亲子互动。研究表明，父亲对青少年个体的教养行为与母亲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对子女的惩罚严厉少于母亲，但其对子女的情感温暖、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皆多于母亲[1]。父亲的教养影响孩子的成就感，有成就者一般与父亲的关系亲密[12]。另外，父亲的支持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心、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29]。第二，研究者从更大的系统层次来考虑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如，关注儿童青少年身处的学校系统与家庭系统的关系，探讨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关注儿童所处的外层系统、甚至宏系统对其影响，探讨劳教人员的早期父母抚养方式，比较城乡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等等。
2.心理学研究的现场化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心理学研究应用性的日益加强，传统的理论与实验室研究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现场研究，强调在现实的情境与条件下控制和观察心理活动、测定和记录整个心理过程。这与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出现的“生态化趋势”不谋而合。现场研究及生态化趋势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研究者的观念，使他们看到在家庭生活的真实场景中考察父母的具体教养行为，揭示其与儿童社会化的关系的重要性；也促使他们深入幼儿园和家庭，借助与父母、教师的访谈、观察，编制家长教养行为量表，以此反观教养方式的结构、类型。这一研究手法的变化使研究者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如，陶沙找到了母亲教养行为的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与消极情感的表达等6个因子[23]。
3.研究手段综合化、数学化带来的影响
自19世纪末，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旅游经济研究的演进。从历史时序梳理，意大利政府统计局的鲍德奥于1899年发表了《在意大利的外国人的移动及其消费的金钱》一文，成为了研究现代旅游经济的先河。既而，意大利罗马大学学者马里奥蒂于1927年出版了《旅游经济讲义》的著作，其内容涉及国内旅游状况、旅游统计、旅游接待业以及旅游中心等问题，被认为是第一次对旅游经济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尝试。20世纪初至中期、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了1935年德国柏林商业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格里克恩斯发表的《一般经济论》论及了旅游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功能与作用，以及论述了社会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国家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等丰富的内容。瑞士的克拉蒲．芬扎伊卡于1942年出版了从经济学、社会学这两个方面来系统地研究旅游活动的《一般旅游论概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世界旅游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旅游活动的大众化和全球化以及现代旅游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旅游经济学进入了成熟阶段。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关联学科理论也逐渐成熟，主要涉及了旅游经济、旅游区域经济、旅游市场开发、旅游企业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旅游投资、旅游政策、目的地建设、客源国理论等九大研究内容，旅游需求和支出问题的研究涉及国际上各种各样的旅游出发地和目的地几个特定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估计。20世纪70－80年代旅游经济的非经济因素影响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国内对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已历时30年多年，1982年，王立纲、刘世杰合著出版了《中国旅游经济学》，我国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的文件，从宏观政策层面上明确把旅游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产业中的重点发展产业的第一位;同时，在21世纪初到现在，我国关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与探索不断加强，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在研究范式上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根据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质疑［1］。刘晓鹰于2008年主编了《旅游经济学》教材，在旅游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框架体系中融入了国民经济新形势下发展的新趋势、新观点、新模式，并列举了旅游产业的案例［2］，证明了我国学术界在引进国际先进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注重结合我国的旅游经济现状在反复质疑、反思中不断总结特点并改革创新，力求与国际先进理论靠近并自成体系，力求使研究成果更具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近几年来，国内外旅游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对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旅游经济学作为该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经过众学者、专家及教学工作者的努力，呈现出了积极发展的局面，而该课程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仍然以讲授为主。但是，社会需求的旅游专业人才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如何培养出适应旅游行业一线工作人才需要，在他们进入顶岗实习后，能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能进行专业思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事实上，目前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是必须解决好培养与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的棘手的问题。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教研特点及面临问题
2．1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经济学教研特点分析
旅游经济学学科归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手段、工具来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产业中经济关系、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及其关系的应用型基础性学科。因此，旅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及其他经济学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旅游管理专业中教学本课程，培养学生尝试以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关系，以这个出发点来辨识旅游经济产业活动的基本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及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内联系与区别，可以在专业的学习中培养经济思维、经济学分析方法，也可以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与工作中，结合旅游者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在宏观与微观上把握旅游经济政策以及旅游业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特点、地位与发展趋势。
2．1．1工具性
旅游经济学学科的工具性特征体现在研究主体上所分析的专门研究旅游经济产业活动中的各种共性和个性的经济性现象及矛盾，从而从理论上揭示出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规律特点，及其作用发挥的基本要素、结构、功能、范畴和表征形式，为旅游经济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因此，旅游经济学在学理研究上与教研工作中体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与工具性，属于具有产业特质的应用经济学的范畴，该学科的特点与我们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要求相一致，是我们应用性本科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目标、培养定位的需要，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活动需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理论模型运用能力、范式构建能力与实践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教师的课堂教学环节须针对工具性特征来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譬如:通过布置旅游经济专题思考来让学生进行实践的调查研究，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模式的能力、并且在调查分析中学会思考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实际问题;通过专题性调查研究，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集体协作，让他们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具体案例，提高他们运用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科学习兴趣。
2．1．2综合性
现代旅游经济学是由诸如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管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上综合、复合而成的一门边缘叉学科［3］。旅游经济学的交叉性与复合性特点体现出了其综合性的特征。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应用型本科的教学中要求对相关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基础性理论有较好的掌握，并且能融会贯通，才能对培养对象的知识结构、知识背景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才能突出重点。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在突出综合的同时，更要注重其与关联学科相区别的特质的把握，重点通过综合性的知识结构考察旅游产业活动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功能与作用，避免知识重叠与落入俗套，否则会造成知识重复，重点不突出，构架不清楚，边界很模糊等问题。
2．1．3理论性
旅游经济学是一门泛应用于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性学科，有很强的经济学理论性基础，但又不同于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等的纯理论性学科，而是应用性、基础性、工具性、技能性与理论性的结合。旅游经济学运用经济学供需关系理论解释旅游经济活动;旅游经济学运用旅游学的旅游活动基本规律阐述产业的经济性;旅游经济学为旅游管理学提供了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规律、效益，给予旅游管理以基本范畴和管理的内涵，因此，旅游经济学对旅游活动、旅游产业在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矛盾运动进行了科学认识。所以，旅游经济学的理论性在于要求教师在学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过程中需熟练掌握旅游学、旅游管理学相关知识，并运用于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当中，让学生领略到旅游经济学知识的精髓，构建起旅游经济学的理论架座。
2．2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经济学教研问题的认识
首先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教研活动中对旅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范畴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到位的问题，因而导致教学上重点定位不准。一是关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模糊不清。国内外旅游飞速发展同时带来了旅游经济运行中日益复杂的现象，旅游经济学的一些教材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中还处于莫衷一是的粗浅层面，缺乏对日益复杂的旅游现象的密切关注。面对这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矛盾，作为新兴专门学科，无法真实、典型和时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理论尚且停留在管理者围绕旅游经济理论或者实际的旅游经济问题的现实旅游经济活动的问题描述和解释上过于繁杂，缺失理论上的总体梳理。在过去学者及教学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中，对于旅游经济产业的活动现象研究比较关注、停留在感性认识的总结、提炼上，而对于相关性的旅游活动中的生态现象、文化现象、历史现象、民俗现象等非经济现象与旅游经济相关协同性上，由于受研究与教学者综合能力的限制、或认识上的不足，缺乏关注，或是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规律性探索上的不够完整、系统。从旅游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特点来看，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旅游经济现象、同时包括非经济现象，本身具有多重性质，因为旅游活动本身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复合型边缘学科，诸多旅游经济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表面上，一些非经济现象与经济没关系，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旅游活动中的生活配套问题、文化休闲问题、文化认同问题、安全环境问题等等，具有社会性质的同时具有经济性质，是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协同与博弈，社会性质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明显经济因素。其次是对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主体问题的认识上，近年来关注的多是以旅游企业作为研究的主体来分析，缺失对研究主体的整体性认识，特别是对多主体的协同，还根本上无法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整体把握，因此，对于研究主体的作用与功能如何发挥，并且各主体的协同与互补如何体现，研究结论非常模糊。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掌握旅游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与方法，对于旅游管理的人才培养中引导学生紧密联系国际旅游业发展演变动态、培养学生认知意义与他们将从事的实际工作有紧密联系。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经济学教研工作一是通过定义旅游经济要素的概念，引申及实践案例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对接国内外旅游经济理论研究的动态和国内外旅游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课程研究与改革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与方法，为旅游产品的发展和设计奠定基础，从剖析相关理论与案例的角度来整体认识理解旅游产业［4］。但是，由于旅游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偏颇，导致教学内容的应用性重点把握不准确，具体体现在理论研究基础薄弱、研究与现实脱节、灌输模式讲授忽视了学生的参与认知，忽视学生与教师的旅游经历或旅游感悟。参与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建构在弗洛姆心理期望理论基础上，释放接受对象的内在需求与外在需求的结合，打破了传统的旅游经济学教学以教师为主体，黑板、粉笔为道具的讲授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强调知识传承与应试技巧，缺乏对象性求异与求新思维培养，缺乏接受主体的主动性思辨冲动和想象空间的引导与营造，向学生灌输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方法陈旧和落后。外在性需要所瞄准外在激励，指向的目标或诱激物是当事者本身无法控制而被外界环境所激励，对于应用性强、工具性的旅游经济学更是致命伤，难以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内在激励是旅游经济学的重要学科特点，可以满足和激励其接受主体的动力本身［5］。
三、结论
分析得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大众化时代，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发展目新月异。因而，基于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视角对旅游经济学课程教改作出以下三方面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3．1准确把握教研理论范畴
对于课程理论定位上不能将旅游经济学定位为西方经济学、旅游学、旅游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的简单相加［6］。在给合应用型本科培养目标、培养对象、教学主体的基础上，再结合地域性特点，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特色课程研究内容。并且要结合旅游经济活动展示旅游经济的世界性动态、快速反馈旅游业发展的前沿信息、跟踪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热点。
3．2厘清教研主体定位
构建旅游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多中心、多主体协作机制，将学者、专家、旅游参与者、旅游从业人员等多主体发挥各自作用、功能。构建教研过程式教师、培训对象、学习多主体参与式协作机制。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区域规划专业建设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高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在理论上的探求的积极性，在学习上的主动性。
3．3不断革新教研范式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后若干年内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终身教育的理论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期，主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对终身教育和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并相应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各国开展终身教育的最高准则和依据。法国国民议会在1971年制定并通过了一部比较完善的成人教育法《终身职业教育法》，而且还在1984年通过了新的《职业继续教育法》对一些问题作了补充规定。教师继续教育是以终身教育为指导产生并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中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处于在职培训时期，主要进行学历提升培训和技能提高的补偿教育，使其能胜任基本的教学工作。90年后期，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把教师态度、知识、技术和能力方面的专业发展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知识、技能、情感一体化教育，中职教师的继续教育重心开始向质量提高阶段转移。目前中职校的继续教育是在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下开展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职校办学水平。
二、职业规划是发展举措
职业规划也叫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对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进行持续的系统的计划的过程，一个完整的职业规划由职业定位、目标设定和通道设计三个要素构成。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学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欧美国家传人中国，它是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指教师的职业素质、能力、成就等随着赶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教师职业发展阶段研究的先驱者，富勒（FrancesFull—er）在《教师关注问卷》中提出了四个阶段：任教前关注、早期生存关注、教学情境关注、关注学生，使人们认识到教师是由关注自身、关注教学任务，最后才关注到学生的学习能及自身对学生的影响这样的发展阶段。
在对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研究过程中，比较成熟的是费斯勒1985年提出的周期动态模式，他把教师的职业生涯划分为八个阶段：职前教育阶段、入职阶段、能力形成阶段、热心和成长阶段、职业受挫阶段、稳定和停滞阶段、职业低落阶段、职业退出阶段。教师职业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1966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第一次正式认可教师职业，将各级各类教师列入“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工作者”这一大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文件中，明确提出：“应当把教师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应经过严格持续的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众所周知，教师专业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主要包括：职前知识、技能的准备阶段、在职实践阶段，而专业化发展的重点是在职的实践阶段。
继续教育的重点就是，提升中职教师在职时的知识、情感、技能，这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要求。我们只有认清教师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以及专业化教师队伍的要求，才能针对性的开展继续教育，做到科学合理的安排，对于刚入职的年轻教师，要实施“青蓝工程”重在培养引领教师全面业务达标；对于中青年教师要加大扶持力度，实现质的飞跃，通过专家引领、校企合作培养“顶梁柱”；对于处于稳定性和停滞阶段的中老年教师而言，要通过“传帮带”形式激发其积极层面。由此可见，认清到职业生涯理论中的普遍规律，对继续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教师专业化发展和个人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生利主义是师培宗旨
1918年，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利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能生产出有利之物，如农业生产出谷物、工业制造出各种器具等；二是指能生产出有利之事，如商人通过商品流通使商人和顾客互通有无、医生为人们解除病痛。职业教育的目标是“生有利之物”与“生有利之事”，就是生产出有利于社会与人群的物质财富，培养出服务于社会与人群的技术本领。“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这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宗旨。陶行知认为建设一支有生利能力的师资队伍，是办好职业教育的保证。在对“生利主义之师资”的论述中，他指出要成为职业教育的合格教师，第一，必须具备“生利之经验”，也就是必须具备从事职业的实际本领或者专业实践技能。第二，必须具备“生利之学识”，也就是必须具备职业教育的专业知识，没有学识作为经验指导，便会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第三，必须实施“生利之教授法”，也就是教育方法，不同的专业各不相同，职业教师应该熟悉学生的心理及教材的性质，教、学共鸣，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职业教师的培养途径和方法的论述中，陶先生指出三种方法：
（一）收录普通学子教以生利的经验、学术与教学。
（二）收录职界之杰出人物教以生利的学术与教学。
（三）延聘专门学问家与职业中有经验者同室试教，使其互相砥砺补益，成长为职业教师。
不同的职业学校，可以根据自己职业的特点和需要，采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中职教师继续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支生利的师资队伍，而生利的最直接经验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实践，对于中职专业课教师而言，每年都有50个学时的企业实践要求，这一规定较好的体现了校企合作的意图，达到了培养生利之师资的目的。因为专业老师进入企业，深入生产第一线，参与企业生产与研发，能带动与加快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改革，便于教师在继续教育中快速成长。其次，企业的技术专家也可以走进校园，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企业骨干还可以参加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参与研讨、制订专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计划。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设计出高质量的、实用的课程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培养合格的中职毕业生是中职校所迫切所需的。
最后，校企合作还可以解决职校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通过校企的深度合作，可以实现设备的资源共享，老师可以接触到先进的教学设备，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技能操作水平。对于今天的中职教师的继续教育来说，我们要在做好技能大赛、课堂教学大赛、创新大赛的同时，重点做好校企合作的文章，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的投入，对企业进行对口培养，让更多的企业主动参与校企合作中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提高专业教师的生利之经验，圆满完成社会实践的要求，达到继续教育的目的。
四、结束句
随着经济的不断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于承担职业教育的教师而言，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我国中职教师的继续教育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起步晚、发展迟，这些因素让我们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理论研究，遵循教师发展的规律，才能探索出科学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师培之路。
【参考文献】
［1］金林祥，胡国枢主编．陶行知词典［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2］夏冰．中职专业课教师继续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D］．天津大学，2010
学生知识内容则包括了诸如学生年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由于学科知识并不是最容易接受的，学科教师的作用就是将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可以接受的知识，这也是PCK的核心内涵。所以，外语教学要从学生的角度进行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外语学习情境既有广义上的概念，即一种综合了有关社会中各个方面的知识比如政治、文化等其他环境等的所有知识。狭义则是在学校范围内的环境知识,在教学当中，教师不应机械的传授知识，而要结合当时周围的情境，把社会中和身边的一些知识都结合进去，学生在学习中也同样如此，不能只是一味的接受书本知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中的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社会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英语教学也要呈现出与环境相适应的一面，英语的教学目标也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过于单一。PCK是多个知识的融合，它不仅包括了学科知识，同时也包括了为了能够将学科知识进行有效传授所需要的知识。比如外语教育理论知识，教师对外语教育理论个人观点等等。与其他的学科不同，外语教学体现的是两个过程，语言知识的传授过程和语言技能的形成过程。在语言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教师力求知识能够被学生所容易接受，运用了多种手段，比如PPT、视频等。
二、基于PCK理论框架的外语教师教育发展路径
1.打破传统教育教学观念，提升学科知识水平和能力
教学信念的含义是指教师对于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主体概念的看法，包括教育、教学、学习和学生等。教师的教学信念对于他们的教学行为有着较大的影响，课堂中教师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其教学理念的体现。PCK就是将教学中所必需的所有知识进行融合的统一，其中也包括了教师自身的一些认识和看法。所以，这些看法和观点都会对教师的教学产生影响。教师的观念也会影响到PCK的产生。在教学当中，教师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能够提高教学的效率。教师在教学中思考学生们对于知识的疑问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进而根据这些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最后能够促进课堂效率的提高，使得自身的PCK更加的丰富。教师的信念不论是非系统的还是带有隐性性质的，都会对于课堂的教学活动带有其影响。为了能够将这种信念改变成为更加系统、显性的信念，外语教师应该对教与学和心理学中的相关原理进行相应的学习，掌握其原理，使能够在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外语PCK知识当中，学科的知识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外语教师要想能够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首先自身要具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曾经有人经过研究发现，如果教师的学科基础知识非常扎实，那么他就能够不断地构建出新的教学活动，同时能够发现一些内容并不利于学生对于目标内容的学习，可以选择放弃，与此同时还能够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课本中没有的知识。所以教师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学科知识水平，完善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了解英语知识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锻炼自身的语言应用能力。另外，外语教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于语言背景文化的了解，以应对在教学当中学生们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提问，从而也能够灵活的运用知识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情境。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也是外语教学能够高效进行教学的前提。
2.强化学习教育知识，促使教育知识转化成PCK
在进行PCK的构建过程中，教育知识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缺少了教育知识PCK知识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为了能够有效地将PCK进行构建，就必须要加强对于教育知识的学习。学习教育知识，教师能够获得教学中的一些方法，提高教学技能，掌握教学中的策略。一些外在的知识在英语教学中逐渐发挥了作用，因此也引起了外语界的重视，比如心理学知识和教育学的知识等等，通过运用这些知识，能够是外语教学达到更加有效的效果。“从内到外”与“从外到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外到内主要是对外语教师进行培训，并且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知识，教师在这些过程中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通过接受专业的教育，对于教学当中的一些基础知识有了认识，学习到一些教学当中需要具备的策略，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方法，对于他们更深层次的研究一些教育问题是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的。但是对于教师来讲，专家所传授的知识往往都是理论性的，公共性的知识，并没有实践性的特征。教师的教学活动以实践为主，这样二者之间没有能够很好地联系。从内到外的视角注重从教师的实践为出发点进而促进教师PCK的发展，让教师成为了知识的建构者。所以，对于教师，其所具备的基础知识应该是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共同构成的。虽然“外在”的知识理论培训对教师的实践指导较少，但是它却对教师教学问题的探索有指导作用，外语教师要将外在培训跟内在的实践相结合，接受培训之后，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反复的实践，互相补充两种模式。外语教师虽然积累的大量的学科知识，拥有丰富的教育知识，但是这并不能够促进教师的PCK体系的丰富，教师的教学能力也不一定就能够得到提升。教师要想能够提高课堂中的教学能力，就需要将理论的知识能够跟教学的情境相关联，这样才能够不断促进PCK的形成。PCK知识的形成并不是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就能够实现的，必须要进行实践，获得一定的经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教师的PCK的获得是带有经验性和实践性的。教师只有带着理论的知识，在教学当中进行反复的实践，不断地思考，最终形成个人认知。作为一名合格的外语教师，应该能够具有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不断地进行反思，进而能够促使教育知识变成为自己的教学技能，才能够促使PCK的真正形成。
3.外语教师要掌握PCK的形成方式
PCK知识的形成最大的特征就是通过实践，所以，教师要想能够不断地增长PCK知识，就要不断进行教学的实践，增长教学实践的知识。PCK的形成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的结构是在不断扩展的，带有个体的明显特征。与此同时，PCK知识并没有好的传授方法，它需要教师在自己所创建的情境当中去进行积极的摸索，并进行自主的构建。外语教师要想促进PCK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实践的知识，具体的措施是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只有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外语的教学工作当中，才能够不断地进行实践，在教学过程中保持着较强的动力，积极的发现问题，改进教学策略。同时也要关心学生，了解学生的情况，这就包括了外语教师要及时掌握学生们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学习能力处于哪个层次，学生的发展水平等，与此同时还要发现学生学习的需求，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进而有针对性的调整教学方案。另外，教师也要对教材进行合理的利用，每一个班级的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能力都不相同，所以外语教师在使用教材过程中要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不能照搬教材内容，要学会合理取舍和拓展。在外语教师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要注重经验的积累，并且进行深刻的反思，只有不断地反思才能够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一些教师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的教师和专家，就是因为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了教学中最关键的部分，并且能够针对性的采取有效教学策略。教学反思有效的有教师日志等，教师通过日志的方式记录教学中发生的一些情况，出现的问题，然后进行有效的思考，这样的反思有助于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而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教学对策。还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相互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和学习，一些外语教师由于经验较少，教学能力低，应该及时的学习经验丰富教师的策略，不断地加强学习。对于同一门课程的教师而言，相互之间的交流恰恰能够发挥集体的智慧，一些共性的问题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对策，帮助教师深化对教学的认知。即便是交流中存在一些分歧，也能够通过教师集体的实践和理论学习进行有效地解决，这样集体中的每一位教师都能够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形成自己的PCK。对教师进行教育的机构要针对外语教学中的案例建立PCK资源库，把这些内容作为外语教师进行培训的内容。教师通过对特殊案例的教学方式学习，结合自身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这样推动了教师将学科知识转化为教学能力。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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