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变化分析
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变化是同国有企业改革的演变与推进息息相关的，从以国有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到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造”的改革历程相匹配的。
1979年，国家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传统体制下集中统一的财政性融资格局开始向金融性融资格局转变。在此过程中，金融性融资格局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阶段（1979——1997）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阶段（1998年——至今）。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阶段划分，是有其相应的数字依据和背景依据。
1、金融体系融资结构变化的数据分析
从1979—1997年这1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呈逐年递增态势，由1979年的2087.1万元上升至1997年的74914.1万元，其中1997年较上年贷款余额增加13761.3万元，增长率为22.5%。
也正是在1997年，国有银行首次出现贷款实际增加额未完成年初确定的贷款计划的现象。这一年国有银行贷款实际增加8143万元，比计划少增357万元，超计划比为-4.2%，而1990—1996年其年平均超计划比为31.9%，1996年仍为22.1%。
尽管1998年1月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控制，但1998年头4个月金融机构贷款的增幅又趋回落，1998年1—5月份贷款增长分别为16.1%、15.7%、15.4%、15.2%、15.2%，增幅比1997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比1996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企业资金需求也不旺。6月以后在中央银行各项信贷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金融机构贷款开始回升并维持快速增长，8月底贷款增长达16.4%，11月份增幅为17.1%。到1998年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1亿元，增长15.5%，增幅比1997年底回落1.2个百分点，比1996年底回落5.5个百分点。
一些学者将1997年下半年以来贷款增幅回落现象称之为“银行惜贷”或“信贷紧缩”（钱小安，2000）。从银行“超贷”到“慎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紊乱与衰竭”。
与此同时，从1995—1997年，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即间接融资（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额）比重逐年下降，分别为88.4%、82.8%、77%；而直接融资（股票、债券、银行承兑汇票）比重逐年上升，分别为11.6%、17.2%、23%。虽然此时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比重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已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已呈逐年上升态势。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资金的分配结构因此得到了改善。有关资料表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者之比1993年为0.04：1，2000年则上升到0.11：1。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减轻了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给信贷资金的压力，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截至2000年11月底，我国资本市场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50%，上市公司家数为1063家，开户投资者为5500万户。而据最新统计，到2001年10月底，我国股市中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152家，比去年同期净增100家，目前股市中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超过了6500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万户。
2、金融体系融资格局变化的背景分析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我国高层人士的广泛关注。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并未波及中国，但国内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堆积所形成的潜在金融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在此背景之下，我国银行业开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信贷资金投放，银行机构“惜贷”与信贷紧缩压力逐步显现。
同年10月，中共十五大作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此后，1998年初又确立了“国企三年脱困”目标，资本市场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到了急需的资金。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物价持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失业职工增加。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国债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与体现。
二、我国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主要表现
1、银行不良资产与信贷紧缩
改革初期，国家实行了企业融资体制改革，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全部依赖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企。至九十年代初，企业的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已呈明显的不对称性，即负债远远大于资产。1991年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为103.5%，1993年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上升为126%。国有企业在银行、企业债务关系约束力不强的条件下，在一个已严重偏斜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中依然高速、无效率扩张，实际上是由国有银行在承担着债务风险。这种严重畸形的债务关系同时制约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发展，造成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改革相互牵制、共同“拖后腿”而与整个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的“双滞后”局面。目前的银行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融资格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资金短缺而预算约束软化的国家，信贷约束软化和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通常有极强的传染性和示范效应。在法律对此没有强硬有效措施的情况下，社会各界都试图从银行或对方手中攫取廉价资金，一旦蔓延到所有市场主体，法律更难以罚众，社会整体信用关系陷入混乱，给商品交易和经济生活带来更大的混乱，交易成本上升，经济效率大为降低。
正是因为如此，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银行业贷款增长幅度开始出现减缓，外界评论银行出现了“惜贷”倾向，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深，使银行不良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困难企业在未来经营期内转为盈利的不确定性增大。这样，1997年第一次出现全年金融机构贷款指导性计划未完成的情况，开始积累信贷紧缩的压力。
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银行等经营信贷的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以高于市场利率水平的条件发放贷款，甚至不愿发放贷款，进而出现了信贷增长下降，贷款供应减少，信贷资金难以满足社会再生产合理需求的“信贷紧缩”现象。信贷紧缩一旦形成，便容易产生“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并可能产生信贷危机。
“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机制是：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的上升是产生信贷紧缩的直接原因，信贷紧缩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从而产生更加严重的信贷紧缩。这样，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之间相互伴生，导致信贷紧缩——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形成“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
在信贷紧缩条件下，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后，一些处于“可贷可不贷“的边际贷款企业得不到贷款，造成信贷总量相对下降。这样，银行贷款在社会资金融通中所占比例降低。本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其主要功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而进行资金的有效配置。信贷紧缩的出现却使银行的“融资功能弱化”，无法发挥其金融中介的作用。
不仅如此，信贷紧缩还加剧、恶化了金融风险。因为金融机构在注重资产安全性的同时，却把盈利性置于次要地位，其目的是要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事实上，这种片面强调贷款安全性、忽视贷款适度增长的做法，其结果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不良贷款，造成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恶性循环。这样，不仅原有的不良贷款不能合理得到化解，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因此，信贷紧缩会使金融风险显性化，贷款的安全性趋于降低。由于金融机构贷款减少，企业已有的不良贷款不能通过新增贷款进行优化。所以信贷紧缩会提高不良贷款比例，加剧金融风险。
至此，一个由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的“信贷紧缩——不良贷款——融资渠道堵塞——功能弱化衰竭”陷阱最终得以形成。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的弱化与衰竭由此可见一斑。
2、“股市救亡”与“圈钱运动”
——股市“救亡”国企
高负债、低效益的国有企业，在传统的间接融资渠道中已经碰到了极限。政府部门财务困难重重；国企职工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央财政赤字严重，国库券发行猛增；银行呆帐率超过30%，债务危机严重，社会信用降低，国家信用风险增加；而在必须要支付的改革成本、经济运行的费用方面，不可能继续在财政和银行信用方面寻求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股份制度和股票市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主张，就是利用居民的投机心理，把居民存款大量地转换为股票，用居民储蓄来支付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解决国企的财务困难，化解国家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于是，“股市救国企”的思路就此形成共识。
但是，资本市场作为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必须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所有参与市场筹资的对象都必须置于透明的市场环境之中，便于公众的监控与选择，这样才能使资本流向合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资本市场要正常发挥筹资功能，必须具备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统一的竞争规则以及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中国股市是不具备的。
其一，在我国，股市的监控、上市公司的审批权力都在政府，政府还直接介入和干预股市。上市公司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中介机构绝大多数也为国有企业，股市运作的基本面仍然是政府行为。股市的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是直接违背市场基本原则的。
其二，国有企业并不因为上市而真正能够转换企业机制。实践证明，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转换机制无大的作用。股市对国企来说只是圈钱的场所，对企业的监控作用和优胜劣汰作用基本谈不上。因此，过去财政拨款对国企是软约束，银行贷款对国企也是软约束，现在国有企业通过股市筹资还是软约束。
——上市公司肆意“圈钱”
股市的主要功能是有效的配置资源，但我国的股市，尤其是上市公司有待成熟，“投资饥渴症”往往使它们不计后果地胃口大开，大行“圈钱之道”。
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在股市上的表现就是不负责任的“圈钱”和滥用资金。公平、公开、公正”的中国股市，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只是一个投机市场，对上市公司而言则是一个圈钱机器。这种行为目前看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肆无忌惮的“疯狂地步”。
今年以来，很多上市公司以“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为由，不惜编造项目，设计虚假利润，鼓吹企业未来的美梦，来大行圈钱之道。因为增发的门槛不高，所以要求增发的公司如过江之鲫，趋之若骛。据统计，2000年增发的公司平均募集资金规模是9.74亿元，而同期实施配股的公司平均募集金额只有3.25亿元。到2001年8月份，已有近120家公司要增发，加上今年一季度已有14家公司实施了增发，这样，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已多达130家，筹资额达800亿元左右。增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许多公司的增发比例在1∶1乃至1∶8、1∶10以上。增发的价格更高得惊人，基本上接近二级市场的股价。很显然，股票市场增发的“口子”开大了。
很多上市公司根本没有好的项目，却急不可耐地圈钱，之后又随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对募集资金一点不负责任。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22家上市公司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其中变更招股项目投向的77家，占63．11％。另外，很多上市公司拿到钱后用于委托理财，重新回到二级市场炒作。统计资料显示，截至7月初，已经有2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近50份委托理财协议，委托理财金额高达25亿元，其中不乏刚刚发行上市的公司和才完成新股增发的公司。
一些上市公司进行了增发却不能增效益。有这样一组数字，在实行预警制度后，今年第一次发出预警公告的70家上市公司中，有39家自2000年以来进行了首发、配股或增发，其中大部分是增发，合计占到了预警公司总数的56％。这39家公司在前次融资完毕不到1年的时间业绩就大幅下滑。
更令人不解地是，一些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却还是要通过增发再从股民手里捞一把。有人从今年公布增发方案的公司中抽查了88家公司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是，去年，这88家公司现金和银行存款几乎均在1亿元以上，平均每家达到了2．95亿元，其中有4家公司超过了10亿元。个别极端的公司账上躺着十几个亿的闲置资金，圈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一些公司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轻松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归还银行贷款，或收购大股东的劣质资产，或用来炒股，造成有限的市场资源被浪费。对2000年实施再融资公司的一项统计显示，大多数公司都把钱用在短期投资上了，它们平均用在短期投资上的钱为7785万元，其中7家公司超过了10个亿。
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必然引起市场恐慌，增发消息的公布往往伴随着股价的大幅跳水，增发因而被人们戏称为“陷阱”或“地雷”。股民对增发也只好用脚投票了，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普通股民。从7月30日至今，全国6000万股民着实出了血，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上证指数为例，6月底，指数还在2200之上，到了8月初，便跌到1900点以下了，跌幅达15%。6月底，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大约为1.9万亿元，跌去15%意味着全国股民一月之内就承受了2850亿元的损失，以全国6000万股民计算，人均损失4750元。
——股市融资功能出现“衰竭”
目前，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使股市出现了过度投机和泡沫化的倾向，失去了股市已有的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股市的不规范、动荡不安以及风险过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促使其远离这一市场，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也就动摇了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投资者参与，而缺乏投资者广泛参与，证券市场就如无源之水，必将枯竭；二是过高的股价和过度投机蕴藏着股市崩溃的风险，一旦发生股价暴跌式的行情，不仅会给股市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人为地维持股指高价，政府的调控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要把股市作为除银行以外的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系统，就必须维持股票二级市场股指运行的高价位。否则，就会增加一级市场新股发行的难度，失去为国企筹资的功能。在国家决策者们决定让股市成为取代银行成为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后，这一点已被提到战略意义的高度。1999年的“5.19井喷行情”的出现，就是由于政府多项利好政策的强刺激。其后，一些早已预备好的国企大盘股利用二级市场指数高位运行创造的市场空间，蜂拥上市，完成了筹资任务。
正是因为中国股市背负着“救亡国企”的历史使命，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股市运行机制：政府出台利好——股市出现暴涨——国企上市圈钱——泡沫逐渐堆积——利空政策出台——股市应声下跌——融资功能衰弱——政府再次救市——……
这种运行机制的存在，表明中国股市正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股市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能无法得到正常、有效发挥，相反，各种不应有的职能却被人为强加其身，久而久之，股市的融资功能因受到“过度滥用”而透支，最终将会导致股市融资功能“紊乱”、“衰竭”。
近期股市暴跌无疑是最好的明证。股市暴跌，一方面暴露了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另一方面，它并未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挤掉了泡沫”，相反却留下了众多“隐患”。
首先，股市的融资功能几近衰竭。股市暴跌这几个月来，沪深A股市场已连续数月停止发行新股，而B股市场的新股发行自去年10月17日深市雷伊B股发行至今，已整整一年“颗粒无收”，若计入PT水仙退市，B股市场创立近10年来，极有可能在今年首次出现挂牌数负增长。股市融资功能需要恢复，如果不出台重大的利好政策刺激，就难于进行新股发行、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工作，而这是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显得更加重要。股市的巨幅暴跌，导致资本市场已经到了快要完全丧失其功能的危急关头。如果长此以往，不仅市场自身的功能将逐渐丧失，而且其固有的沉疴也将积重难返。
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企业股市筹资额同比剧减。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累计筹资981.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29.4亿元，减少18.9％。其中主要是境外筹资减少，H股筹资同比少增30.16亿美元。新数据还显示，今年1—9月份，沪、深两市股票共成交32182亿元，同比减少17275亿元，下降34.9％。股票交易印花税累计收入为24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9％。截至9月末，两市流通市值为15178亿元，比去年末减少910亿元。
其次，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明显，政府调控股市机制进一步得到强化。股市在暴跌700多点、流通市值被蒸发掉5000亿之后，终于在10月22日“国有股减持暂停”利好消息刺激下，产生报复性“井喷行情”，个股几乎全线涨停，涨势历史罕见。这再一次表明，中国股市依然是“政策市”，在股市的涨涨跌跌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那就是政府的政策调控。长期以来，市场一直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政策市，而当股指跌到1500点处出台这样的消息无疑又让市场出现了政策性护盘的看法。而就在国务院公布的国有股减持办法仅仅实施了几个月后，就突然改变，无疑让投资者对未来将出台的政策难以把握。而随着中国与国际市场的逐渐靠近，中国上市公司独有的股本结构问题将更加突出，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仍将会对二级市场产生不小的冲击。
再次，上市公司的诚信受到严重质疑，投资者的理念与信心遭受重创，需要长时间的恢复。此次股市下跌中，因银广夏等问题股而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与赔偿，甚至连诉讼请求都得不到受理。相反，银广夏却在地方政府的“呵护”下，宣布重组、“改嫁”。中国股市的诚信与公信受到严峻挑战与质疑，真正的投资理念将很难再在市场上树立起来。
第四，大量委托理财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在股市暴跌中沦为“不良资产”，券商出现“生存危机”。据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已有1/3的证券营业部出现亏损，不亏的盈利状况也大大下降，券商的三大业务经纪、承销、自营和资产管理都令人担忧。任由市场下跌，将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关系到民众民生，更紧紧连接国家的金融体系，我国证券公司从成立以来，一直就不规范，证监会目前也正在加大这方面的规范工作，比如当前突出的上市公司委托券商理财问题，已经导致相当多的券商面临挤兑困境，而券商与各大银行间的关系更可能引发银行系统原已存在问题的大暴露。
与此同时，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面临极大挑战。在一个由政府政策调控的股市里，“专家理财”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将受到人们的质疑。
第五，警惕股市拖累银行。鉴于国外证券市场波动给银行体系的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有专家学者指出，要防止“因股市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资料统计，前几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其中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流入了股市，这部分违规银行资金也存在着变成隐性不良资产的风险。此外，我国国有银行体系存在的巨额显性不良资产、微观经营管理基础很不牢固、农村金融体系不牢固、金融体系监管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3、国债发行过度与使用效益低下
1998年，国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可谓是出足风头。从发行数额上看，内外债共发行6590.7亿元，创下历史新记录；从发挥功能看，国债承担了拉动经济增长、防化金融风险的重要使命，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共促经济增长的有力结合点，国债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应当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也在1.5－2个百分点的区间。
三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配合下，总投资规模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
国债投资成果显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来累计发行的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加快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极大地缓解了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保障中央粮改政策的顺利实施。
——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应当看到，连续近二十年的国债发行，使得我国国债未清偿额逐年增大，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其资金使用效益究竟如何？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国际通行的几大指标，如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等；二是要有质量指标，即国债使用效益，此类指标较第一类指标甚至更为重要。
——国债规模膨胀过快，累积风险加大
首先来看债务负担率指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规模呈加速累积趋势。1994年以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即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为5.08%，1995年为5.71%，1996年为6.29%，1997年为8.12%，1998年达到10.3%，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相当。国债余额的快速累积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两方面的风险。一是使财政失去偿债能力。国债本息是需要财政偿还的，一旦超过财政偿还能力，会影响政府信誉，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债具有挤出效应，国债规模越大，说明从私人部门抽取的资本越多，因此累积余额过大会影响私人部门的发展，影响经济按比例发展。目前我国国债规模虽仍处在可控阶段，但是余额累积风险也容忽视，特别是不能产生效益的国债或是用于消费化的国债余额累积风险更不能忽视。要注意保持国债规模的适度性，防止债务累积过大所出现的风险。
然后是债务依存度指标（政府的债务收入/财政支出）。国债依存度是反映政府还债压力大小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的指标。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状况脆弱，财政运行面临风险度提高。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债务依存度呈不断上升趋势，1981年为4.02%，1990为6.02%，到1998年上升为29.65%。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上升速度更快，1981年为7.07%，1990年为16.5%，到1998年则上升为71.12%。从国际上看，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为15%—20%，中央财政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90年代中期以来，两项指标在不断高出国际警戒标准，中央财政一级已超出标准1倍。国家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赖度太高，政府还债压力日益增大。
再来看国债偿债率指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国债偿债率表明一定时期财政收入中有多少用来偿还国债，它直接反映国债所引起的财政负担，国际上通常认为不超过10%为安全区域。
我国80年代不存在还债问题，从1986年起，开始偿还陆续到期债务，但偿债率较低，约维持在0.3%—1.20%之间。进入90年代，随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膨胀，加之债期较短，还本付息负担剧增，1990年为3.88%，1995年为12.44%，1997年为21.04%，1998年为23.86%。这一比例早已超过10%的警戒线。再从每年财政还本付息支出占债务收入的比例看，也显示了相同的结论。1996年债务收入中有66.2%用于偿债还本付息，1997年这一比例为75.06%，1998年60.42%。这充分说明我国已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
——国债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良好的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要求有合理的投资方向，良好的国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合理投资方向来讲，是指计划年内国债多少规模用于经济建设，有多少规模用于非生产性赤字弥补；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用于高科技等急需发展产业，等等。用于经济建设越多、用于重要的或急需产业的资金越多，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和结构越合理，国债使用效益亦越好。
良好的国债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是指国债资金的规模确定、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偿还、资金运作及监督有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机制。有了合理的机制，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才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国债资金使用的质量情况，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判断国债规摸是否适度。国债使用效益能达到常规要求，则说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反之，国债使用效益低下，说明国债缺乏及时足额偿还的根基，这样的国债规模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超出了偿还能力，信誉度低，最终会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从我国国债的使用效益情况来看，1998年底，有关部门对72个国债重点项目的专项调查显示：有20个项目存在不同形式的挪用资金或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情况；有10个项目前期准备不足；有15个项目存在配套资金不落实的问题。重点项目的运行尚且如此，一般项目就更难保证。这种情况若不及时纠正，并在今后引以为鉴，则即使前述常规指标载荷里，国债规模的正常运行也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偿还性也就没有真实的保证。
——国债发债行为短期化
我国国债工作中曾经存在的国债行为短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筹资行为短期化，具体表现为国债期限短、利率高，国债的金边债券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国债发行机制的设计不合理。目前国债发行机制是：当前发债规模=当年赤字+当前国债还本+当年国债付息。这种机制不是从国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角度进行设计的，只是从解决当前财政的暂时困难出发，因而不利于对财政支出的控制和管理，对财政赤字控制无自律作用，对国债规模的膨胀失去约束，容易导致国债规模的盲目扩大。在国外国债利用支出列入经常性预算，同时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又加以限制，这样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对财政支出增长进行控制产生一种“倒逼”机制，从而对国债规模的膨胀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制约作用。
——国债政策并未真正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在发达经济国家，国债利率通常较低，并成为其他金融商品利率的参照物—基准利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国债利率是以银行利率为依据并高于银行利率一至两个百分点来制定的，这种扭曲的利率结构一方面导致国债还本付息压力膨胀过快，增加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影响市场利率的形成，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
从银行“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到“股市救亡”、“圈钱运动”，再到国债发行过度和使用效益低下，中国金融体系潜伏着融资功能“弱化”与“衰竭”的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产生我国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原因分析
1、政府主控金融体系
政府对金融业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直接控制，国有银行的资金投放基本上是以政府的政策意图为依据的。在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下，资金严重稀缺，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政府为了实现优先发展战略，对资金供给实施优先分配制度。这样，一方面剥夺了国有银行的经营自，另一方面还诱使非国有经济以及大量的未获取资金供给权的部门进行大量的寻租收益。因计划供给而获取资金的国有企业以及依赖寻租行为而获取资金的企业都缺乏及时偿还的信用意识和必要的风险意识，从而难以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来使用资金。这就是产生巨额不良资产的根源所在。
由于国有银行主要面向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对非公有经济实行较为严格的制度歧视和融资限制，因此，国有银行众多不良贷款的形成都是这一特定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因而这种金融资源不当配置而产生的效率损失，都可以看作是渐进改革的成本。
从逻辑上说，我国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必然的，它实际上是金融制度于经济的贡献在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实质体现。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金融制度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支持，由于原本支持经济增长的雄厚的中央财政实力早已不复存在，中国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近二十年来低效率运行的金融制度正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种低效率金融制度运行的后果就是今天我们所不得不直面的巨额不良资产的现实。
2、国有企业转嫁“死亡风险”
近几年来，国家对国企改革已拿不出什么根本性的办法，只能是一再援用“输血”解困的思路，就是一味地动用行政力量从银行、从股市、从财政渠道为国企筹资。好象国企的问题就是单纯的资金问题。
其实，国有企业的真正“顽症”在于其自身的产权制度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国家对国有企业由财政拨款关系，改为银企之间的信贷关系，尽管在改革的设计中本意是要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但改革的结果却造就了银行、企业之间的风险转嫁机制。国有企业欠息欠本，向银行转嫁它们的低效率和亏损，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但银行与储户之间债务关系是“硬约束”，银行不能继续向储户转嫁亏损，这种风险和损害转嫁链在银行和储户之间发生了断裂。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负债率越来越高，一直到资不抵债；银行的不良资产堆积越多，一直到银行资产丧失流动性，全部被不良资产滞死。结果，不良资产的积累形成信贷紧缩，进而产生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衰竭”。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已经将其“生存风险”转嫁到了整个金融体系身上。虽然资本结构的负债比例并不影响企业资金使用和经营的效率，但是对于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比率高时，投资者所要承担的投资经营风险比例高，对于企业来说，利率、汇率方面的风险较小；而根据现代银行信贷制度，投资项目或企业负债率一旦超过50%，则随着比例的不同，借款企业的程度不同的投资经营风险相应转嫁给了金融机构，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状态之中。低负债企业是一种压缩风险、减少报废和亏损对金融机构冲击的资产结构，其报废、亏损和破产的资产也可以及时分散化解，不会转嫁给金融系统，更不会形成金融系统中漏损的泡沫。而高负债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必然要大量地转嫁给金融系统，形成和积累金融系统中漏损的泡沫。
由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而且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一旦项目报废、企业亏损和破产，则形成漏损性泡沫；高于产业平均利润率的存贷款高利率，在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格局下，又在金融系统积累起高利率泡沫；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不断起伏，在下跌时膨胀性泡沫塌陷。漏损性泡沫和膨胀性泡沫塌陷向金融系统转移和积累，加上高利率泡沫，最后在金融系统堆积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这是国有企业向金融体系转嫁风险亦即金融系统大量不良资产的内在生成机制和积累过程。
3、金融体系功能极度扭曲
从改革初期的“拨改贷”，到后来的银行信贷紧缩，再到目前的股市圈钱运动，中国金融体系承受了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其功能受到极度扭曲。
在我国，关于资本市场的功能，人们感受最深、认同感最强的就是筹资功能。无庸讳言，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设立及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众多国有企业寻求新的筹资渠道的强烈要求是紧密相关的。明确提出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政策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1998年明确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策目标前，这种声音在资本市场中一点都不响亮。1998年后，由于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具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强制性，人们对股市的依赖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为国企筹资就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首要职责与任务。
由于国家把股市单纯作为国有企业的筹资渠道，股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国企经营和资金短缺困难，因此一大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被“包装上市”。这种“功能错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大批效益不好、业绩极差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通过弄虚作假被“包装”上市，而这些原本不合格的“上市公司”由于无法产生盈利或盈利偏低，其股票大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只能在股市的追涨杀跌中进行短期投机操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最主要与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被打上了行政化的印记，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机制与创新机制或者不健全，或者被扭曲，特别是在失去了市场的自我协调与自我选择机制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掣肘因素就会大于协调因素，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不但很难建立起来，就是建立了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起步的，由于体制缺陷、市场主体行为失范、法制健全程度低、市场监管水平不高等一些特有的限制性因素，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较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市场积极作用的发挥。目前的市场还主要表现为筹资市场，“圈钱”功能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市场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则发挥得很不理想。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除了筹资以外，还有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的功能，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市场失去了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片面强调它的筹资功能，把股市事实上变成了“圈钱”的场所，结果必将是毁掉这一市场。
回顾中国股市10年历程，从最初的中小企业融资的实验田，到为国有企业解困，再到近期的为社保基金筹资，股市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太多本不是份内的责任。市场的扭曲如此严重，以致它已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能力。
四、化解“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对策建议
只有宏观金融环境实现了市场化，整个金融体系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我们没有理由指望继续在一个非市场化而仍带有浓厚或变相行政色彩的宏观金融环境中，借助金融管理当局的某些行政性金融改革措施而人为地造就出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本来就是不符合市场制度演进的逻辑的。
这里迫切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1、全面转变政府职能
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是政府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在社会经济剩余日趋分散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政府对金融活动过度介入，在其可支配的财政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对金融的过度运用便不可避免，金融体系正常的融资功能由此出现“弱化”与“衰竭”。
因此，对政府的功能应进行双重定位：一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应从竞争性投资领域退出，政府重点是从事公益性项目投资，对于一些传统的垄断性行业，随着民间资本的逐步进入和竞争程度的提高，政府的投资比重可逐步降低，政府只是对处于基础性投资中关系国家安全和全社会利益的重点企业实行控股；二是对金融体系的调控应从直接主导、控制向主要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的间接控制转变。
2、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行和由来已久的“投资饥渴症”，是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直接导源。国家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隐含契约关系，也是国家强化对金融体系的主导、控制以维持国有企业低效生存的基本动机。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功能正常运转与作用发挥。要在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同时，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加快政企分开，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收益与风险对称的“融资约束机制”。
3、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的金融体系被赋予了太多的“职能”与“重任”，以至于出现严重的“功能扭曲”，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紊乱”，无法得到正常、有效运转与发挥。“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功能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
基于此，我国金融体系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与国际接轨，即加快“金融国际化”步伐。
在此过程中，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对金融体系“重新定位”。应把原来为国企脱困服务的资本市场定位，转变为服务于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把资本市场的资本支持作为原动力，着力培育一批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同时，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催生和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还要实现功能的转变。即由单纯的筹资功能，向风险定位、产权复合、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功能组合转变。一个仅仅表现为筹资功能的市场，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建立市场的初衷是相悖的，而且，这种市场注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这种转变，不仅是完善和强化市场功能的需要，更为提升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所必需。
五、几点结论性总结
1、转型时期，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阶段（1979——1997）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阶段（1998年——至今）。这种划分是有其相应的数字依据和背景依据。
2、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潜伏着融资功能“紊乱”与“衰竭”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与信贷紧缩；股市“救亡”与“圈钱”运动；国债发行过度与使用效益低下。
3、产生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主要原因有：政府主控金融体系；国有企业转嫁“死亡风险”；金融体系功能极度扭曲。与之相对应，化解“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对策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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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安，2000：《“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及其治理》，《金融研究》第5期。
[关键词]股票增发分离交易可转债资金成本财务风险
2008年，对于中国的证券市场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民币在2008年加速升值，而世界经济正由于美国次级债问题出现了衰退迹象，全球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的证券市场在牛市里也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高通货膨胀率正考验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进行巨额再融资，一时引发了牛市的大回调。
据Wind数据统计显示，自2007年6月以来，剔除增发预案未被通过和已公布方案停止实施的公司，一年来，沪深两市共有220家A股公司计划实施定向增发177次、公募增发43次。以6月12日的收盘价计算，剔除4家尚处停牌的公司，在99家公布了增发价格的公司中，目前已有70家公司的收盘价跌破了预计增发价，占比高达70.71%。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在这样的状况下，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不仅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上市公司带来了损失。为什么上市公司更乐于选择股票增发，而极少采用分离交易可转债方式进行资金筹集，这种现象的背后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本文仅从股票增发和分离交易可转债这两种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财务利弊进行探讨，进而提出对融资风险的防范思考。
一、再融资两种方式的优点分析
目前我国再融资有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等方式。股票增发和分离交易可转债这两种方式在上市公司再融资中占绝大多数。以下分别分析股票增发和分离交易可转债的优点：
1.股票增发
股票增发是向包括原有股东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股票的一种权益类融资方式。
股票增发的优点有如下几方面：
(1)不需要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是公司的永久性资金，股利只有在盈利的情况下需要支付，不是公司的法定费用支出，因而可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加公司的偿债能力；
(2)增发股票，可以提高公司信誉等级，提高公司的信用价值，降低债券筹资的风险，如果此时发行债券，利率就可以适当降低，从而降低债券的筹资成本。
2.分离交易可转债
分离交易可转债的全称是“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它是债券和股票的混合融资品种。分离交易可转债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可转换债券，二是股票权证。可转换债券是上市公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债券，债券在发行的时候规定了到期转换的价格，债权人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把债券转换成股票，也可以把债券持有到期归还本金并获得利息。股票权证是指在未来规定的期限内，按照规定的协议价买卖股票的选择权证明。分离交易可转债是一个双方共赢的创新投融资品种。
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的优点有如下几方面：
（1）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以降低资金成本及降低财务风险。由于分离交易可转债具有权证可交易，以及债券可转换的双重特征，对投资人而言潜在获利的可能性大，而风险相对小，因而，企业发行的债券利率会较低，企业以此方式获取资金的资金成本相对低。同时，在债券转换成股票前，因债券的利息在税前扣除，可获得税收方面的好处。可转换债券的发行费也低于股票的发行费用。如果，可转换债券到期转换为股票，企业无需归还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2）避免股票发行的股本迅速扩张造成每股收益摊薄的问题，减轻企业业绩压力。可转债避免了公司股本在短期内的急剧扩张，并且随着投资者的债转股，企业还债压力也会逐渐下降。
（3）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融资可以优化财务结构。由于可转换债券具有债券和股票双重特征，因而可成为公司股权比重和债务比重的调节器。在资本市场利率很高或企业收益暂时欠佳的情况下，可以使企业实现低成本融资。而当企业发展，可转换债券将完成转换过程，企业不需要还本付息，以权益资本代替了负债资本。
二、两种融资方式的财务风险的分析
我们在认识两种融资方式有优点的同时，也需要充分认识其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
1.股票增发融资的风险
(1)经营业绩指标可能会被稀释，公司股价收到影响。融资后由于股本大大增加，而投资项目的效益短期内难以保持相应的增长速度，企业的经营业绩指标往往被稀释而下滑，从而影响股价；
(2)融资的成本较高。从财务管理理论分析，权益性筹资的成本要大于债务筹资的成本，不仅因为股利要从税后盈余中分配，而且一般权益性筹资的发行费用比较高，因而其融资成本相对较高。
2.分离交易可转债的风险
（1）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债券的本息是企业固定支出，债券越多，偿债能力就越低。当债券利率高于企业资金利润率，就可能会产生负的财务杠杆作用。
（2）可转换债券像其它债券一样，也有偿还风险。若转股不成功，公司就会面临偿还本金的巨大风险，并有可能形成严峻的财务危机，成为股价和经营状况的恶性循环。
（3）有可能导致企业总资本金成本上升。当企业债券比率超过一定限度，企业财务风险增大、信誉等级下降。这时，不但债券的利率要相应提高，同时也会导致股权融资困难，使企业资金成本上升。
三、再融资过程中防范融资风险的若干建议
从财务理论分析，比较理性的融资顺序应为：首先,内部融资，其次,债权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在成熟资本市场，公司债券融资额通常是股票市场的3倍～10倍。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部完善，上市公司不成熟，我国的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股权融资。合理地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兼顾各方投资人的利益，从防范财务风险的角度出发，权衡两种融资的相关因素进行融资决策才是理性的融资行为。
今年以来大量的再融资行为，不仅造成上市公司公共形象受到损害的风险，并对其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也造成了投资人对其公司的信任危机，这可能是在融资之外所没有充分考虑的。
因此，我们认为上市公司考虑筹资方式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首先，公司的盈利状况。当公司财务风险较大时，可发行股票筹资，以降低财务风险、改善财务状况。当公司盈利水平较低时，应发行股票筹资，以避免发行债券所产生的负财务杠杆作用。
其次，严格控制财务风险。根据企业所能承担的财务风险程度确定债券的比率上限，控制债券不超过这个限度。比较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与债券的资金成本水平，避免债券资金成本高于资金利润率。在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或较高的资金利润率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利用债券融资，充分发挥财务杠杆作用。
再次，公司对资金的需要量。如果公司资金需要量较大，可以按原有权益与负债比例，同时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筹资。
最后，市场接受程度。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应事先与投资各方进行有效沟通，在市场接受程度之内进行融资，从而保证再融资行为的正面效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市公司在进行再融资的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内外的环境因素变化，充分考虑风险因素，预防各种风险发生，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上市公司对负债经营的风险应有充分的认识,对防范负债经营风险的措施要准备充分。针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风险规避方案,通过合理的筹资结构来分散风险,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原理来控制投资风险,选择最优化的资金结构,以实现风险与报酬的最优组合。
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成熟的公司，成熟的公司一定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因此，对上市公司而言需要有理性和负责的决策。
参考文献:
[1]/stock/t/20080614/15594982428.shtml
[2]王化成:《高级财务管理》.首都经贸出版社
[3]王雍君:《财务精细化分析与公司管理决策》.中国经济出版社
[摘要]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关键词]风险资本高技术创业企业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论文关键词：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资本运作方式，不仅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活跃有着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我国的本土新兴产业发展亦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于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简单概括来说就是融资，投资，退出的循环往复。资本运作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值，风险投资的真正回报的实现是在退出过程中体现的。所以，退出机制是否完善，决定了风险投资能否成功取得收益。当今世界，无论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还是较为发达的欧洲，或者我国港台地区，其退出机制从具体来看也不尽相同，这主要取决于法律法规，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等因素，而中国是在80年代中期才正式开始有了风险投资，目前来看各方面的体制仍不够完善金融论文，市场不够规范，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本文针对的就是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从现状入手，寻找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根源，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建议。
一、投资退出机制的意义和作用
?风险投资的本性是追求高回报的，这种回报不可能像传统投资一样主要从投资项目利润中得到，而是依赖于在这种“投入—回收—再投入”的不断循环中实现的自身价值增值。所以，风险投资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资本的高度周期流动，流动性的存在构筑了资本退出的有效渠道，使资本在不断循环中实现增值，吸引社会资本加入风险投资行列。投资家只有明晰的看到资本运动的出口，才会积极的将资金投入风险企业。因此，一个顺畅的退出机制也是扩大风险投资来源的关键，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资本循环的良性运作。可以说，退出机制是风险资本循环流动的中心环节。风险投资与一般投资相比风险极高，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追求高额回报，而且由于风险投资企业本身所固有的高风险，使风险投资项目和非风险投资项目相比更容易胎死腹中。一旦风险投资项目失败，不仅获得资本增值的愿望成为泡影，能否收回本金也将成为很大的问题。风险投资家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资金沉淀于项目之中，无法自拔。因此，投资成功的企业需要退出，投资失败的企业更要有通畅的渠道及时退出，如利用公开上市或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企业、规范的破产清算等，以尽可能将损失减少至最低水平。
二、投资退出机制的方式
1、股份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作为国际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退出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外商同样可以通过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在华投资，而且已为一些投资者所采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践，就股份上市的退出机制而言可以采用境外控股公司上市、申请境外上市和申请国内上市三种途径。
2、股权转让
股东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转让权是公司法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在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下，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向所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其他股东或第三方转让所持有的股权而退出原有的投资。根据进行股权交易的主体不同，通过股权转让的退出机制包括离岸股权交易和国内股权交易两种情况。
3、其他退出机制
除了上述的退出机制之外，还有一些退出机制经常为一些境外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创业投资者(即风险基金，Venture Capital)在决定投资的同时作为退出机制条款列入投资协议论文格式。这些退出机制主要有管理层收购(MBO)、股权回购和公司清算等。
三、我国投资退出机制的不足
?根据资料显示金融论文，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中，上市所占比例为15%，相比较美国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显得偏高，但是上市退出比例高并不是因为资本市场的活跃或者牛市所致，主要原因正是国内市场的不发达导致境外上市所占比例过高，其相当境内的1/2，这使得中国国内一些优秀的企业自愿长期游离在外，不利于本国风险投资的长期发展。兼并收购所占比重在所有退出方式中相对最高，截至2003年的累计数为37.4%，而03年新增退出中，收购的比例达到了40.4%，可见采取收购方式退出的项目比例正逐年增多。但是与美国相比较，相差了1倍，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境内非上市或自然人收购，主要原因是法人股交易受限，并购通过现金方式而非股权置换，这就增大了交易难度。退出方式的单一也就使得回购和管理层收购的比例相比国际偏高。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体系的核心机制，是指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相对成熟之后，将所投资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这涉及退出方式和退出场所两方面问题。借鉴国外风险资本实现退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可设计风险投资的退出途径，分步建设我国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发展战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有效的、完善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1、设立适合创业企业特点的二板市场。在证券交易流通市场中，区别于主板市场，专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服务而设立的面向公众股东的资本市场称为二板市场或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是一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主板市场的根本差异在于不同的上市标准和上市对象，其主要功能在于专门为具有成长性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和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因此，二板市场不仅为高新企业开辟了一条资本融通的入口，而且为风险资本退出创业企业提供了顺畅的“出口”，以实现风险资本的增值和循环。 2、调整政策，建立和完善场外交易市场。前面提到，兼并收购和管理层回购也是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渠道，而大宗股权的转让依赖于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但是，目前在我国从产权交易市场中退出风险资本且增值金融论文，或由其它企业并购创业企业是相当困难的。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产权交易成本过高，目前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产权交易的成本远远高于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的税和费，使风险资本在投资不理想或失败后退出较为困难，退出成本高，加大了投资的风险。二是尽管产权交易形式开始趋于多样化，但是非证券化的实物型产权交易仍占主导地位，产权市场允许进行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城市和地区并不多。三是产权交易的监管滞后，阻碍着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使得跨行业跨地区的产权交易困难重重。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设立风险投资项目和风险投资企业的柜台交易并调整政策，降低相关税费，将有助于风险资本的顺利退出，进而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总之，解决风险投资退出机制问题，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以解决。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创业板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体系，为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开辟退出渠道，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搭建平台，使之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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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融资方式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债务融资。这其中主要有银行贷款、船舶抵押、发行债券、船舶融资租赁、私募这几种融资方式，而银行贷款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船舶融资方式。二是股票融资方式。这主要包括船东自出资金、船舶基金、股票发售。三是夹层融资。夹层融资是一种介于股本和债务的灵活融资模式。结合市场动荡及船舶融资自身特点，本文将船舶融资中的风险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主要指市场汇率升降导致的外币兑换风险和银行利率变化致使借贷双方遭受损失的利率风险。首先，船舶在不同港口之间通航结算，必然会有汇率风险。船舶融资中，汇率风险是指资产以外币计价、租金进行国际折算时汇率波动引起价值下跌的风险。船舶融资时间跨度大，以外币结算租金或其他融资收入时，如若本币对外币升值，那么船舶融资方收到的款项就会缩水，导致经济损失。近年来，国际金融总体不稳定，美元对人民币成下跌走势（如图1），国际贸易航运企业进行中长期融资时应当慎重选择融资货币、储备外汇风险金以此来防备汇率走势的风险。其次，利率变化也会使得船舶融资方出现财务风险。银行利率的波动会导致融资方的资成本出现波动，船舶现金流也会遭受损失。此外，船东从事国际货代运输，可能会通过国际银团、国际证券进行融资，所获款项与要偿还的利息或本金的币种的差异，船东以更多的利息去偿还当初所借贷款，蒙受到汇率损失。
2.信用风险船舶融资中的信用风险，主要是指船舶融资租赁中交易当事人未能履行部分或全部协议义务所带来的损失的风险。其一，因出卖人不履行协定不交或者拖延时间交付船只，承租人因此推迟交付租金或者单方面撤销协定，船东因此蒙受的经济损失。其二，船舶租赁双方违约的风险。承租人的因经营不善或船舶破损灭失等而违约给船舶出租人的经济利益带来的损失；或出租人资金周转不灵而未及时交付船款，出卖人推迟交船，承租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
3.船舶优先权、留置权风险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是船舶融资一方的特定法定权利。船舶优先权是一项以法定形式赋予该海事请求人优先受偿的对物诉讼的特定船舶权利，其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担保物权。船舶优先权优先于船舶债权、抵押权受偿，加大了船舶出租人收回租金的风险。船舶留置权通常指修理或者建造船舶时，协议一方未按约定履行协议义务，修理方有权留置船舶，依法从该船舶变卖价款进行优先受偿的权利。该船舶留置权优先于船舶所有权，如果该船舶被留置，船舶出租人则难以收回自有船舶及租金，出租人则面临资产和经济利益损失的风险。还有一些船舶遭遇冰雹、海啸、水灾等不可抗力导致船舶破损灭失的自然灾害风险，此外还有船舶油污索赔的风险以及战争、海盗等风险。为了防范自然灾害风险，通常船东会给航行船舶进行投保，以保证船舶遭遇损害后能获得经济补偿。
二、我国船舶融资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我国的航运业也逐步发展，但我国的船舶融资规模不大、运力不足，融资资金紧张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根据2013上半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我国的航运BDI指数（波罗的海航运指数）长期处于1000上下，航运业运力不足，船东现金流紧张，我国航运业毛利空间小，融资及后续偿付资金压力大。此外，船舶融资周期长、资金需求大，金融机构借款通常要求担保、抵押等保证措施，船舶融资程序繁琐，我国的船舶融资方式单一，船舶融资活动比较困难。我国目前船舶融资主要有以下问题。
1.船舶融资缺乏法律有效保障，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我国尚未对船舶融资专门立法，现有船舶融资法规主要依据《合同法》中的融资租赁合同的一则条款，因此我国船舶融资法律效力十分有限，无法从法律问题上有效规范融资租赁业务。对于船舶留置权、优先权问题，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范，船舶登记、船舶留置扣押及拍卖、船舶损伤责任划定也亟待解决。西方国家往往在融资初期给予船舶公司直接减免税或者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我国对船舶融资的扶持力度较弱，也没有专门针对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银行的贷款信贷范围较窄，船舶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船舶融资风险和成本大。
2.船舶融资模式单一，船舶融资理念及风险防范意识淡薄。虽然船舶融资有多种融资方式，但是就我国实际情况看来，贷款还是我国船舶融资中主导地位的融资方式，船舶融资渠道狭窄。而银行贷款财务风险大，融资成本高，船舶公司的还贷压力较大。国内航运业传统所有权意识较为根深蒂固，大多数国内船舶公司并未树立利用船舶充分融资、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货币交换及远期外汇交易来防范船舶融资风险的意识。
3.船舶融资风险管控能力尚不足，缺乏风险保障机制。航运运行时间长，市场运价和利率波动大，且我国船舶融资行业尚不规范，因资金周转困难违约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加重了船舶出租人的融资风险。大多数中小船舶公司并未严格把关承租人的信用和资金实力，对于船舶留置方面的风险防范措施也比较少。国内船舶企业对于金融市场、汇率变动的风险预警意识不强，风险管控能力不强。
三、对策和建议
1.健全船舶租赁方面立法，加大政府政策补贴和扶持。船舶产业是我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产业，船舶资金回笼期不稳定，船舶融资需国家法规、政策加以扶持，保障船舶企业的合法权益，使得船舶行业长久发展。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将《融资租赁法》列入立法规划，该融资租赁法草案与合同法趋同，对租赁合同生效时间、供货合同无效或解除当事人损失、风险责任承担等方面作了规定，以此来保障融资租赁双方的权利，规定双方应履行的义务，以避免因毁约带来的信用风险。我国还应进一步补充关于船舶抵押、留置方面的条款，以进一步完善我国船舶融资方面的立法。船舶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补贴，政府应当给予船舶融资一定的减免税优惠，银行提供专项融资贷款或基金，进一步解决船舶融资贷款难度大、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
2.拓宽船舶融资渠道，树立船舶融资风险防范理念。我国船舶公司可借鉴国外船舶融资模式，使得我国船舶融资渠道多样化，以平衡船舶融资的风险。2009年，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建我国第一支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对船舶资产和船舶航运产业链进行股权投资，这种船舶基金运作成本低，基金存续期长，是我国船舶融资模式的一种灵活便利的新兴融资选择。我国船舶企业应当树立船舶融资风险防范的意识，调整船舶资金管理方式，对船舶进行充分管理，以防范船舶破损、留置的风险。
操作风险是由于内部系统不完善的操作或者外部因素导致的直接风险或者间接风险，会给金融机构带来一定负面的不利的影响。金融投资操作风险可表述为人为失误、不完善的程序控制等因素导致金融投资的某种损失风险眭。金融投资的操作风险特点如下。首先，风险涉及面广。金融投资其风险贯穿投资操作的各个阶段，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引起操作风险。所以，用相同的方法一成不变地应对各个金融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操作风险，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其次，操作风险具有随意性，很难被控制。会导致操作风险产生的方式多种多样，这无疑增加了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对于操作风险的控制难度。只要有投资机构或是投资人员的存在，就有可能导致操作风险的出现，尤其是业务规模大、交易量大、结构变化迅速的业务领域，出现操作风险的因素更加多，更加难以对操作风险进行控制。
二、金融投资操作风险分类
第一，人为操作风险。操作风险很多时候都是人为因素所致，金融投资市场其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投资操作过程中作为投资主体必须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减小操作风险。金融操作风险是贯穿于整个投资过程当中的，投资者可能因某个阶段操作有误或考虑不全而随时导致风险的产生。金融投资的操作是需要依靠人类这个主体来完成的，这一主体是具有其自身主观思维的，作为金融投资操作者由于个人素养的差异，难免会产生一些错误，从而导致了操作风险的产生。这类风险的存在虽然比较普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只有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才能更好进行金融投资操作的风险管理!第二，内部操作风险。金融投资市场环境是极其复杂的，各金融投资机构相互关联，其内部管理的不合理I生很可能导致操作风险性的形成。一旦金融投资机构业务操作速率过低，这肯定会导致金融投资的内部操作风险陛增大，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金融投资机构的硬件设施如果不能满足投资业技术要求，或是应用软件等基础设施太过陈旧，这都不利于金融信息的准确快速获取，对于金融投资者来说及时准确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硬件设施的不完善，都会增大技术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内部操作风险是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密切相关的，金融投资市场复杂性以及其内部管理的不合理性都可能产生内部操作风险，从而致使金融投资操作风险的产生，为了维护金融投资市场的稳定秩序，就应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减小内部操作风险!第三，市场风险。在金融市场中，价格转变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投资者遇到市场风险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风险。金融投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投资重组的情况，导致投资者的资金变现困难，使投资者所持有的流动资金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支付。这种隋况下很容易造成金融产品价格波动，从而导致市场价格的波动诱发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无疑加大投资者进行投资操作的风险，要想更好的管理金融投资的操作风险就必须更好的进行市场风险的控制。第四，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样，也是金融市场中很常见的一种风险，主要是交易对方未能完成自己的义务导致的一种违约行为，所承担的风险。信用风险也可能因为债券持有发行人没有按照规定支付到期款而引发的金融投资资产损失的风险。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金融投资产品的不断丰富，加大了信用风险产生的可能性，从而诱发金融投资风险，只有减小信用风险的产生，才能更好的进行投资操作风险的管理。
三、金融投资的操作风险管理措施
第一，加强金融投资的操作风险管理要提高职员的素质。金融机构要积极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扩大“高、精、尖”人才的吸收途径。金融风险产生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人为原因，因此要培养员工的专业技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素质。对于已就职的员工，要定期进行技能培训，通过培训可以树立员工的金融风险意识，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可以使员工严于律己，减少员工在工作中的失误，从而推动金融投资操作风险的管理。员工之间要共同学习，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提高员工之间的合作协助能力，促进员工互相交换知识见解，尽量减少操作风险的出现。通过培训还可以倡导员工爱岗敬业。金融机构也要培养良好的工作环境，积极加强金融投资风险管理的宣传，把风险管理的观念和意识慢慢渗透到员工当中，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第二，完善内部管理。在金融投资过程中，要想减小操作风险，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投资机构需要将各部门相关职责具体化，以此来提高金融投资机构操作速率，并根据各金融机构的特点制定出详细的监管条例和相应的惩罚制度，来规范操作行为减小金融投资过程中的操作风险。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来促进风险管理工作的良性健康稳定发展。金融机构还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不仅要做好规避风险的事前工作，当风险出现时，也要及时有应急预案。通过完善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保证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加强了金融操作的管理，减少了操作风险出现的机率。第三，规范操作流程，提高信息技术水平。操作风险存在于金融投资的整个过程，标准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可降低操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标准规范的操作流程应涉及到投资机构的每一个部门，深入到每一项投资决策，投资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周密的投资计划，做到投资决策的标准化、规范化，尽量减小投资风险。要严格要求金融投资人员的操作手法，降低内部操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操作风险为金融投资带来的危害。第四，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做好风险评估。为了有效应对市场风险，减小投资操作风险的可能性，工作人员可根据金融机构的特点为风险管理建立一个范畴以及目标，并且可制定一些短期的具体目标，以确保风险管理的工作可以稳定的发展。如建立一个详细损失事件报告制度，针对风险采取连续的检测并定期进行报告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检测出操作风险管理的需求，持续的检测为分析操作风险积累可参考数据，分析单独的损失事件和风险的过程以及资源的分配，以此来确定特定损失的原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从而得出关键的风险因素。同时，在投资操作过程中参投人员可针对风险进行评估，了解损失事件产生的概率，找出潜在操作风险，明确重要风险。
四、结语
（一）银行对钢铁企业授信基本平稳。全辖17家外汇指定银行中，目前14家对辖内钢铁企业有授信，并在授信额度内开展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业务。钢铁行业作为河北省的传统支柱产业，河北辖内的银行机构大都将钢铁企业列为重点客户。2013年，银行对河北省辖内钢铁企业的授信额度相对平稳（见图2），维持在1700亿元-1800亿元之间。2014年1季度授信总额度增加到2103.34亿元，经了解，辖内两家银行对钢铁企业授信分别增加200亿元、160亿元，主要为辖内某大型钢铁企业新项目提供融资。剔除这一影响因素后，1季度银行对辖内钢铁企业总授信额度为1740亿元，与上年变化不大。
（二）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以实际生产需求为主。2013年至2014年1季度，被调查的辖内19家主要铁矿石进口企业进口铁矿石11145万吨，其中5家钢铁贸易企业进口铁矿石1321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1.9%，铁矿石进口方以钢铁生产企业为主。除5家钢铁贸易企业外，14家钢铁生产企业铁矿石转手交易量占比为7.6%。以铁矿石转手交易为背景的进口贸易融资占比并不大，纯套利性的贸易融资量不会太多。
（三）银行对企业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风险敞口较高。对辖内19家主要铁矿石进口企业调查显示，全部存在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2013年至2014年1季度，这些企业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额累计475.8亿元，占同期铁矿石进口总额932.9亿元的51.0%。其中，融资额排名前三的依次为进口押汇（融资额占76.1%）、海外代付（融资额占15.7%）、信用证承兑①（融资额占5.0%）。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利率一般为3%-4%之间，期限大多控制在90天以内。
二、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增长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现阶段，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并未对跨境资金流动产生明显影响。银行为钢铁企业办理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的期限多在90天以内，而且从对银行的调查结果来看，虽然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占铁矿石进口的比例超过50%，但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本季度变化对下一季度贸易付汇影响并不明显，即本季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额较上季度增加，本季度货物贸易付汇并未出现下降；而本季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额较上季度减少，本季度货物贸易付汇并未出现上升。主要原因是，进口信用证承兑时未产生跨境资金流动，只是确认在到期日付款。信用证款项支付时，客户可以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也可以使用银行融资资金（如进口押汇、境内银行代付等）对外支付，也不会对将来跨境资金流动产生影响。只是海外代付会延缓当期跨境资金流入，但其规模有限且波动较小，并不会对跨境资金流出产生大的冲击。2013年以来河北省钢铁企业的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波动并不大，运行较平稳，并未对货物贸易跨境支出产生明显影响（见图3）。但从银行对铁矿石贸易融资的风险敞口来看，铁矿石贸易融资的占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一旦国外融资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迅速贬值，铁矿石进口价格下降，届时，很可能出现铁矿石进口贸易融资大幅萎缩，国内企业将面临较大的还款压力。
三、相关建议
（一）细化贸易融资政策，区分不同企业资质进行分类管理。贸易融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经济行为，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防范化解由此带来的风险应适当加以引导。在实需的前提下区分不同企业资质（贸易型、生产型）制定不同的贸易融资政策，既满足企业财务运作的需要又防范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二）加强对银行贸易融资产品的管理，制定明确的管理标准。贸易融资产品的出现似乎一直与人民币信贷规模紧张挂钩，为了实现对信贷规模的有效管理，对银行的贸易融资产品需制定出明确的管理标准。具备什么样资质的企业可以做，需要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是由人民银行或银监会根据经济形势进行灵活调整。
（三）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汇率的双向波动避免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人民币汇率在贸易融资产品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升值预期前提下企业做进口融资，如果贬值预期长期存在企业就会做出口融资产品。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是有效管理贸易融资规模的重要手段。
2、筹建阶段(创立期)
在创立期产品创意的商品化已获得成功，这时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用于购买生产设备，建立营销网络和进行后续研发，在这一阶段，由于没有经营记录，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而风险资本恰恰在这一阶段开始介入。
3、扩展阶段(扩充期)
扩充期企业创益产品已开始为市场认同并有经营业绩，但为了进一步开发产品，提高产量和销量，资金需求量也迅速增加，资金需求量也迅速增加。但是企业还达不到上市标准，金融资本因企业自身信用尚难取得。因此，能满足企业资金需要只有风险资本。
4、成熟阶段(成熟期)
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企业上市(IPO)前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时风险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引进资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为公开上市作准备。因此，投资于企业成熟期的风险资本被称为战略投资。战略投资风险较低，目前大多数投资公司都热衷对此阶段的投资。
二、风险企业资金的来源
风险企业的融资渠道
风险资本是风险企业最主要的—个资金来源。能提供风险资本的机构很多，包括政府风险基金、风险投资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一些个人投资者。
启动资金
有资料表明，早期或扩张期公司所需资金一半以上都是由公司创建人以其自有资金和其他个人投资形式提供的。这部分资金通过风险企业的营运获取收益便使企业度过最初的原始积累阶段。
私募
由投资银行或投资机构向其投资人发行认购书来为风险企业筹集股权资本。
首次发行募集(IPO)
对风险企业而言，上市募集提高了风险企业的知名度和融资实力，能够向企业提供电子商务资料库0!!(7#%34:0(7)/足够的资本并且具有流动性高的特点。缺点是交易费用高。
2、国内风险资本主要的资金来源
(1)政府财政资金
融资担保资金
目前北京已设立了类似的政府担保资金，如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担保资金，首期启动资金5000万元，全部由北京市财政拨人。
政府直接投资资金
国内近年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中，政府财政资金也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
例如利用科技部门的财政拨款和信贷额度，按星级制参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帮助建立多样化的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其次，各级政府每年应逐步增加高新技术发展专项资金，并以部分拨款，部分无息或低息贷款的形式专项用于高新技术开发。再次，提供与风险投资相匹配的无息或低息优惠贷款，或设立担保公司、担保基金为给风险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信用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也可以要求被担保人为其提供反担保等，引入风险融资。此外，政府财政对风险投资的支持还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来实现。
(2)机构投资者资金
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各种社会保障基金和信托、财务公司等。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有着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其从事政府指定的投资项目，如从事国债投资等。因此，商业银行直接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存在法律障碍，只能采取间接的方式，如通过银行信贷方式(有政府部门提供的风险投资担保)提供风险资本。
保险公司
目前保险法对保险资金的资金运作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买卖金融债券、买卖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股票市场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资金运作方式。故保险资金要直接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尚不现实，只能采取一些间接方式如通过投资基金的形式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证券公司(投资银行)
证券公司(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营业范围中包括项目融资、资本运作、成立投资公司经营基金等业务，在现实情况下，证券公司应该是提供风险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
信托投资公司
随着证券与信托业分业经营的施行，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将专门从事信托业务，具体包括信托存款、信托贷款、信托投资等信托业务，风险投资应该成为信托资金的一个重要运用方式。财务公司财务公司作为集团企业的金融窗口，可以为其成员的风险企业提供投、融资的资金支持。(3)个人投资者我国居民储蓄水平一直很高，但由于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单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一直不很畅通，而风险投资则便是转化途径之一。但近期内仍有待于各项配套金融措施的完善，如成立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的风险投资基金等。
(4)产业资本
这是目前除政府财政资金外最为现实可行的风险资本来源，国内近年来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中，产业资本也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如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清华同方、首钢总公司等公司注入产业资本成立的。
(5)外国风险资本
这是我国目前最令人关注的风险资金来源，由于外国风险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其直接目的是希望在日后到海外以IPO的方式收回投资，故受到各方面的注视。但该类风险资本往往对项目要求非常严格，非常谨慎，一般只有极少数风险投资项目才能获得他们的关注。
三、获得风险投资的条件
评价风险企业是否满足风险投资标准的过程既是了解风险投资人投资标准的过程，也是从融资角度对风险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风险企业要想从风险投资机构那儿获得投资，必须使自已达到风险投资机构的对投资项目的要求和标准。
风险投资机构对投资项目的评价选择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对投资项目进行筛选，其次是对筛选出来的投资项目进行尽职调查，以进行投资项目决策。
1、风险投资机构对投资项目的迷选
风险投资公司在投资项目的遴选过程中，主要侧重以下方面：
投资产业
风险资本一般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投资重点。从总量上看，高新技术所涉及的产业领域一般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但是，仍然会有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向其他行业中的高科技领域进行投资。
投资项目发展阶段
一个企业的成长通常分为酝酿期(有的也称为“种子期”)、创业期、扩张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对风险资金的需求、未来的收益和风险都不一样，不同风险投资机构会结合自身的特点而选择相应发电子商务资料库/(*:,16$+;9:,:*展阶段的风险企业进行投资。在本世纪80年代以前，风险资本大都投向创业期及其以前阶段，但近年来风险投资有专注于投资风险企业后期发展阶段的趋势。
投资规模
不同的风险投资机构对投资规模的要求有所不同，通常他们会根据其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来确定一个自己认为较为理想投资额。
区位特点
被投资企业的地理位置和人才、信息条件构成了其自身的区位特点。通常认为，人才集中、配套工业齐备、地处信息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被投资企业具有最佳的风险投资环境。
管理团队
风险企业的人才技术条件、以及产品研发出来适应市场的时间和效益显现的节奏。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规划和中心，都是风险投资机构考量的要素。
2、投资决策
风险投资项目在通过初步筛选后，风险投资者即开始对筛选出来的项目开展调查，包括投资前对风险企业现状、成功前景及其管理层所作出的独立的调查。
调查的内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风险资本家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最终决策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效果
风险投资人所希望达到的投资效果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3－5年能收回投资；二是3－5年内能实现5－7倍的收益。
行业
最吸引投资人的是增长快速而且有着超额利润的朝阳行业。
对管理的要求
良好的管理素质是风险投资人关注要方面之一。
其他标准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投资标准外，风险投资人可能还要对下面的问题作出判断：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竞争优势?维持这种优势所需的投资?企业的市场定位是否恰当?市场竞争的程度?现有的销售渠道是否强大并得以保持?与同类企业相比，风险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再投资率和资本密集程度?风险企业的评估价值和价格是多少?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是否满意?
四、国内风险投资的退出途径
风险投资过程的最后阶段是投资退出，退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收回原始投资；二是实现投资收益。
1、退出途径
风险投资通常有三种最基本的退出方式：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public0ffering缩写为IPO)、收购和兼并(Mergersandacquisitions简写为M&A)和执行偿付协议(Liquidityagreement)。(1)首次公开发行(IPO)公开上市往往是一种被优先考虑的退出方式，采取这种退出方式对风险投资人和被投资企业来讲都最为有利可图，但持有期最长，受监管多。(2)收购和兼并(MA)收购与兼并往往是最容易成功的退出方式，但与公开上市不同，被投资企业的管理层一般不太欢迎这种退出方式，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企业被大公司收购而失去其独立性。
(3)执行偿付协议
偿付协议是一种用以帮助投资人把他对风险企业的投资变现的一项合约保证。偿付协议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回购条款
按照该条款风险投资人可以强迫被投资企业按议定的价格回购投资者手中的股份。
买卖契约
风险投资人可以强迫被投资企业管理层或者回购投资人股份或者将其股份卖给投资人。执行该条款会使风险投资人变现投资变得容易一些。
2、国内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及解决途径
(1)目前国内风险投资退出问题现状
目前国内风险投资的最大难题在于“出口”问题。在风险投资的三种退出方式中，国内只有股权转让一种可以操作。而且在国内的股权转让中，由于法人股不能流通，因此只能采取场外转让的方式，风险投资人的资本利得会大大减少。其它两种方式中，偿付协议由于股份回购受限而无法操作，公开上市也因国内主板市场上电子商务资料库4;0+("/4;#7/3!$市标准过高，二板市场尚未建立，境外上市限制较严而难以实现。
因此，要大力发展国内风险投资业，政府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取消股份回购的限制；二是解决法人股流通问题；三是设立二板市场。以上三项措施的实施需要制订完备的退出机制和与此配套的法律环境。
3、间接实现公开上市([PO)的途径
(1)海外上市
主要是在美国NASDAQ、香港创业板市场上市，但由于海外上市要求苛刻，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内风险企业数量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家大的风险企业。
(2)国内间接上市：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间接实现公开上市的目的。
借壳上市
即由上市公司(主要是某些业绩比较差的上市公司)与风险企业进行资本置换或并购上市公司资产方式，从而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
被上市公司收购
关键词：项目融资；风险管理；bot方式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项目融资作为一种筹资方式，在国外的研究中，对项目融资也只是进行了一种方法的介绍。而对项目在融资过程中，如何去志别、分析、控制、管理风险，没有做出系统、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上，对项目融资风险管理的学术机构和学术会议很多，但最重要的也最有影响的国际项目管理机构是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该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项目管理大会，出了论文集《management by projects》，收集大量项目融资风险管理的文章。在出版论文和专著方面，英国的学者j.p. turner的著作《the handbook of project-base management》专辟一章讨论风险管理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是英国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n.kartam与s.kartam从项目订约人角度对科威特建筑行业的风险及风险管理进行研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探讨如何评估、分散以及管理科威特建筑项目的风险，并提出了两种风险管理方法，即预防风险措施与缓和风险措施。
patrick t i lam指出电力、交通、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面要考虑潜在的风险影响，并以bot这种融资方式为例，通过实例分析指出风险因素的种类以及相应的规避方法。
jyoti p gupta和anil k sravat通过分析印度电力项目中融资和建设方面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相关的政策、电力交易、风险因素和融资等，介绍了外国投资的第一个ipp项目，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
mansoor dailami和danny leipziger提出了在bot融资方式中通过特许权协议降低风险的一些策略，如控制关键风险因素的变化，通过法律手段固定项目参与方和贷款银行之间的义务和权利等，并且运用实例进行了分析。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我国风险管理教学、研究和应用也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可惜系统地研究项目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不多。文献首次对项目风险管理作了理论综述，文献详细介绍了风险管理体系，文献论述了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体系及各种风险评估定量方法，另外文献引进了重大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中的综合集成方法。
近年来，我国已经在项目风险管理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双法）项目管理委员会发起并组织开展了中国项目管理知志体系研究，于2001年5月推出了中国项目管理知志体系，建立了项目风险管理的框架结构。目前在国内开展的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项目管理学术研究与培训等工作，使项目风险管理得到了普遍的重视。
目前，国内对项目融资风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项目融资风险管理的研究还不很成熟，主要是一些较为初步的定性分析。
田琦、赵凤（2004）对scert在项目融资风险评估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范小军、王方华、钟根元（2004）分析了大型基础项目融资风险的动态模糊评价方法。张建坤、张璞（2004）对房地产投资项目融资风险的灰色模糊评判进行了研究。屈哲（2003）对项目融资风险引入了动态分析的定量评估。王上铭、李树丞、王贵军（2002）对ahp法在项目融资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李汉军、何亚伯（2000）、张曼、屠梅曾、王为人（2004）提出了项目融资风险动态管理方法。袁业虎（2004）对融资风险测量方法的进行了探讨。钱春沁、孙晓安（2004）建立了项目融资指标体系及其风险评估方法。
徐大鹏、赵梅（1999）、王晶（2000）、李云磊（2000）、薛桦（2001）、屈哲（2002），尹昱、吴旭光（2003）对项目融资的风险规避与控制的措施和技术进行了研究。尹昱（2001）、陈?、张凤明（2004）\范小军、钟根元（2005）、侍玉成（2008）对项目融资中风险分担与博弈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了项目融资的风险分摊和控制机制以及项目融资风险的最优分配模式。
邱晓晨、张颖（2004）对公路建设项目融资风险及其特性进行了分析。丁莉（2002）、王准、彭新民（2004）对水电项目融资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袁俊霞（1999）研究了项目融资在煤炭领域中的应用及其风险分析。
参考文献：
[1] 王卓甫.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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