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园林植物；城镇绿地；植物群落；群落设计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city of one of the key contents of landscape, but also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garden plant community and the design of concrete analysis,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to fellow.
Keywords: garden plants; Town green space; Plant community; Community design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
近年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居质量，正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园林绿化工作已成为美化城市，建设城市的主力军，园林绿化施工主要是园林植物的栽植过程。植物材料基本是移植而来的，移植成活率及植物长势是园林绿化施工质量的重要反指标，而植物群落的设计对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应用探源
自从植物群落性质的个体论观点得到20世纪中叶兴起的植被梯度分析与排序等定量研究结果的支持以来，虽然不能完全解决有关植物群落性质的机体论与个体论之间这2种对立观点的争端，但客观上促使了植物群落的概念被广为应用到人工营建的植被，包括园林绿地等城镇植被，国内园林植物群落的概念应用也由此开端。20世纪90年代初，园林植物群落的概念应用在我国开始见诸报导，历经10余年酝酿、积累，近年来文献激增，形成城镇园林绿地对象研究的热点主题之一。
2 有关园林植物群落概念的讨论
早在国内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开始广泛应用之初，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园林植物群落的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但是对于有关园林植物群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仍然缺乏进一步的针对性讨论，概念应用的准确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否，完全依赖于个人专业素养，能否对园林学专业知识与群落生态学理论兼收并蓄，找到两者间合适的结合点。因而，有关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及其应用问题，对园林植物群落的研究、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目前，园林植物群落概念的广泛应用，仅仅是因为植物群落概念应用抛弃了严格限定的条件，是在城镇园林绿地这一特定对象或风景园林专业这一特定领域中的植物群落概念应用的一种模糊的外延式扩展。概念应用的大体脉络可理解为，植物群落是一定地域内不同植物种的个体聚合，那么园林植物群落，即是一定园林绿地范围内不同植物种的个体聚合。这种简单化的扩展延伸，从目前来说并不存在理论逻辑上的障碍，但是关键在于概念应用的真正意义与实际价值，即是否能真正有效地提高人们对实际对象的理解，是否能切实可行地寻求深化的理论诠释，是否能推进实践技术的实质性进步。
笔者以为，园林植物群落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一定地域范围的园林绿地空间内，具有特定的群落生态学意义、满足特定视角的群落生态学要求的不同植物种个体的聚合。
该表述着重强调，园林植物群落概念的应用，可以不完全具备或满足自然的植物群落特征，但必须考虑概念应用的实际作用与意义，因此要求具有特定的群落生态学意义或者具有特定的群落生态学视角。这样在概念应用之初，会首先探询概念应用的前提与目标，从而减少概念应用的随意性，保持概念应用的科学严谨。
3 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应用的问题分析
目前园林植物群落的概念应用，主要存在2个显著问题，一个是理论概念如何落实到具体群落的鉴定，另一个是有关群落性质问题的悖论体现。
3.1 园林植物群落的鉴定问题
从理论概念到具体群落的鉴定，是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环节，对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存在重要影响。在自然植被的群落生态学研究中，虽然通过群落鉴定确定研究对象及其方法应用也是一个难点问题，但是由于可以依据自然群落发育过程、空间地带性规律、群落外貌特征，以及地形、地貌、土壤等环境异质性形成的自然边界，使具备一定专业素养与实践经验的研究人员能够较为客观地实施鉴定。而城镇园林绿地群落，人工构建于城市地区强烈干扰或退化的环境，片断化甚至高度破碎化，导致要较清晰地确定研究对象的类型，以及研究对象的边界、结构与外貌特征等内容，都存在很高的难度，这就决定了适于自然植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并不能简单应用于园林植物群落这一特定对象，这也是目前园林植物群落研究普遍存在、且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根本问题之一。
3.2 有关群落性质的悖论问题
有关群落性质问题的悖论体现，主要表现在，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得以扩展应用，源自于群落个体论观点的实证，群落个体论观点本质上为园林植物配置的技术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在许多的园林植物群落研究或营建实践中，有意、无意间，却更多追求的是机体论观点的内容，即以植物种间关系为核心的群落整体性，并把它作为群落概念在园林应用的根本价值所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现象。有关自然植物群落性质的个体论、机体论这2种对立的观点间，在植物适应环境、植物与环境的整体性关系上并没有大的分歧，根本区别在于如何看待群落内的种间关系。机体论观点强调群落植物种间的整体性联系，事实上的确存在有些种群对群落具有强烈依附性的现象，但是群落种间关联研究也证实了个体论观点，群落内植物种间关系更为普遍的是零相关或弱相关，而且有的相关性更适合从植物共同适应环境的角度加以解释。Tansley(1920)一方面认为机体论观点过于假设性，另一方面又强调植物群落在许多方面是表现为整体性的，应作为整体来研究，这种见解后来发展成为生态系统概念。因此，从自然植被的群落生态学研究发展进程看，似乎可以认为，群落的整体性应更多考虑植物共同适应环境的特征、植物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相对于园林植物群落尤其如此，园林植物群落，除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外，同时它还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艺术性，为了保证其功能实现，并不排除必要的维护管理，因此即或是植物与环境关系的整体性，也不一定成为园林植物群落构建的主要目标。设计构建种间关系密切、群落与环境和谐，并且自然性、社会性、艺术性兼具的园林植物群落，很可能只是一种理想，较为现实的是在保证既定设计目标的前提下，协调植物与环境的关系，增强群落适应环境的整体性，借此提高自然属性、降低管护成本，或是适宜倡导的发展方向。
上述2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源于对植物群落生态学的继承本身，不过在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应用中表现更加突出。问题的解决，既同其概念界定、概念理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又并不完全在于园林植物群落的概念该如何定义，而在于适宜的应用视角，以及应用过程中合理的尺度把握。不过保持清晰的概念、明确概念应用的目的，明确概念边界及其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将有助于对问题的重视与解决，从而促进群落生态学理论、方法在园林中的科学理解与适宜应用。
4 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方法进展与建议
4.1 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方法进展
在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得以应用的同时，就提出“设计人工植物群落，提高园林绿地质量”。正式开展了城市园林植物群落设计的探索性研究应用，针对湖北省城镇园林绿地建设，提出了知识型、抗逆型、保健型、观赏型、生产型、文化型、防护型7种植物生态群落的类型，强调从功能角度进行植物选择，并提出具体的设计配置。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以植物群落为基本单位”，认为“绿化系统内建立大量开敞绿地的同时，应注意植物群落结构构建的研究，因为在自然界，植物都是以群落状态存在的”；以及借鉴“接近自然的林业”的理论观点，为实现“回归自然”的理想，“还必须有生态学的理论指导，以现存的人工植物群落为基础予以保护、改造和发展”。
综上所述，有关园林植物群落设计的研究，主要从特定功能目标要求、特定群落结构特征或特定景观美学特征，进行园林植物群落植物选择与配置的研究。历经多年探索与讨论，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构建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得以不断完善，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并解决几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推进技术实践。
4.2 园林植物群落设计发展建议
4.2.1 明确合理的技术定位
对于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技术，在城市园林绿化技术体系中要有合理适宜的技术定位。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是以群落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侧重群落结构功能关系进行植物配置的技术方法之一，服务于提升植物造景的目标。汪菊渊先生在为《植物造景》(苏雪痕编著)一书所作的序中，对植物景观、植物造景、园林植物配置等概念性内容都有明确的论述，强调性重复了书中 “完美的植物景观，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2方面的高度统一，即既满足植物与环境在生态适应上的统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理体现出植物个体及群体的形式美，及人们在欣赏时所产生的意境美”这一植物造景的基本原则，指出“掌握自然植物群落的形成和发育，其种类、结构、层次和外貌等是搞好植物造景的基础”。讨论园林植物造景的设计艺术与构建时，介绍了园林植物造景生态设计、区域设计、文化与科学艺术设计、立体设计4大设计艺术，探讨了植物造景中的植物配置、群落构建，较好地体现了对植物造景、植物配置与植物群落构建概念关系的把握。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技术，是园林植物配置技术的基础与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结合园林艺术开展园林植物景观设计，能更好地服务于植物造景的目标。
4.2.2 落实具体的“群落单位”
以植物群落为基本单位的设计思想，对小尺度城镇绿地建设特别是植物景观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寻求技术实现。前文在讨论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应用存在的问题时，已经提及鉴定一个园林植物群落的困难程度及其影响，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实际对象，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从群落角度设计的结果。然而，对于新建城镇园林绿地的植物景观设计，倒是完全可能根据基质的性质、地形、土壤类型与土壤性质、功能分区、园路等自然与人工设计要素，进行空间单元的区划，落实园林植物群落设计的“群落单位”，真正做到以群落为单位进行植物景观设计，为今后园林植物群落的景观变化、环境效应等方面的动态研究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也是植物群落设计方法不断优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4.2.3细化群落的设计内容
园林植物配置包括2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考虑植物种类的选择，树丛的组合，平面和立面的构图、色彩、季相以及园林意境；另一方面是园林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如山石、水体、建筑、园路等相互之间的配置，重点要求设计说明植物种类选择、配置方式、植物造景的艺术性特点与植物空间的构成等。前苏联的园林植物配置，首先将园林植物按其观赏特性进行分类分级，如将冠型分为椭圆形、卵形、球形、圆锥形、宝塔形、伞形、自然形、垂枝形、匍匐形等多种，绿色的叶子按色度分为青绿、黄绿、灰绿3类，将花形花序分为6类，配置植物时从平面、立体、色彩、树丛疏密度等方面考虑到植物的艺术构图和风格，同时还从林学的角度注意配置的乔、灌木比例，针、阔叶树比例，树木密度和树种比例等，形成园林植物配置理论。
园林植物群落设计可以考虑以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为主体，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吸纳、融合园林植物配置的技术内容与要求，深化、细化设计内容。目前的植物群落设计，较多是参照植被分类的群丛单位，提出各群落不同层片的优势种，作为群落构建的依据。单就群落物种构成而言，从群落生态学角度，也有深化、细化的余地，如亚优势种、伴生种、随遇种与偶见种的确定与应用，以及群落空间结构基本特点的设计限定等方面的内容。
4.2.4 重视环境背景与环境效应
模拟地带性植被以及近自然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构建技术，为园林植物群落的科学营建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但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实际的环境背景。自然植被生态系统的发育演化过程，是植被生物系统与土壤等环境系统的协同进化过程。在强度干扰、甚至高度退化的城市环境中，很难具体判断能与环境协同的植被演化阶段，这就使得“近自然”的植物群落完全有可能没有获得与之匹配适宜的“近自然”环境，群落的自然属性及其稳定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离预期相差甚远。因此，无论从前文所述群落性质的环境决定机制，还是从植物群落及其环境协同的生态演替原理，都要高度重视环境背景对园林植物群落构建的关键性影响。而日益丰富的有关园林植物群落环境效应的研究，是基于结构功能关系的生态学原理设计构建特定园林植物群落的主要科学依据，也是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构建技术有别于传统园林植物配置方法的一个根本特征。
4.2.5 建立园林植物公共服务平台
合理优化的园林植物群落设计，必须基于对园林植物的深入了解。在这一方面，目前我国存在2大问题，一是设计人员普遍缺乏较深厚的园林植物专业素养，另外就是相关基础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有关园林植物生长数据，成为园林植物群落科学设计的关键制约。在美国，基本上每个州都有其绿化树种资源的开放式数据库，包括分类特征描述及其图片、生态习性与分布、开花时间与景观特点等，为科学绿化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值得借鉴。
【关键词】绿色城市；基础设施；生态；规划
1.绿色经济
1.1 绿色经济的基本概念
绿色经济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经济是黄色经济和传统工业经济是黑色
经济而言的，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理念。绿色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绿色经济的早期代表。他认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的宇宙飞船，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人们不合理地开发资源和破坏环境，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就会向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应该从线性特征转向反馈特征。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后果，而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始终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外。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潮流的近几年，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才替代末端治理成为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真正主流，零敲碎打的做法才有可能整合成为一套系统的绿色经济战略。
实际上，绿色经济是兼顾发展经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一体化战略。一个理想的绿色经济系统通常包括资源开采者、处理者（制造商）、消费者和废物处理者，他们之间由于存在反馈式、网络状的相互联系，系统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出入系统的物质流。
2.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2.1 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
生态城市的概念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升华而提出来的。城市作为人们改造自然最彻底的一种人居环境，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造自然的价值观和意志的真实体现。生态城市不仅反映了人类谋求自身发展的意愿，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更加丰富的规律的认识。
生态城市（英文说法有ecocity、ecologicalcity、ecopolis、ecoville、ecovillage等），又称生态社区。1980年展起来的生态城市理论认为城市发展存在生态极限。其理论从最初在城市中运用生态学原理，已发展到包括城市自然生态观、城市经济生态观、城市社会生态观和复合生态观等的综合城市生态理论，并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解决城市弊病的一系列对策。
3.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及相关内容
3.1 生态基础设施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生态基础设施一词最早见于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中。MAB的研究推动了生态城市研究在全球内的进展，它提出的五项原则也奠定了后来生态城市理论发展的基础。这里生态基础设施主要指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此后，有西方学者将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表示栖息地网络、自然政策规划等方面，都是从环境资源及生物的保护角度加以引用。
3.2 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意义
生态基础设施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系统的基础性结构，由关键性的生态系统所构成，它保障为城市和居民持续地提供自然产品和服务，并使我们的后代能获得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城市的生态安全，维护了城市的生态卫生，也在城市生态产业代谢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同时促进了城市生态景观整合，培养社会各阶层的生态意识。
4.生态城设计策略
生态城规划设计的核心理念是把景观作为生态基础设施，使多种多样的自然和文化过程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融合在一起，为居民提供多样、便捷的服务，为城市的空间发展提供引导。
（1）用以水为主的生态基础设施构成城市的基本肌理。沿现存水系和地形构建生态基础设施，使雨水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在这片土地上，同时净化雨水。通过对不同的降水强度模拟来确定池塘和湿地系统的面积和类型，以便所有的雨水都能保留在原地并且对当地的水系统产生微弱的影响。这不仅将减少地下排水管道的建造费用，同时还保护或创造了本土动植物和湿地植物生长的栖息地，比如莲花、茭白、荸荠 、菱角和竹芋。
（2）将公共空间与生态基础设施整合在一起。设计三种不同级别的绿色廊道或河道廊道：主廊道宽120到150米，它能够在强降水时吸收来自整个区域中的径流；次级廊道宽60到90米，它能够在中等强度降水时吸收来自分水岭支流的径流；三级廊道宽20到30米，可吸收小强度的降水。
4.1生态城市的构建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发
4.1.1生态城市的构建有赖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前瞻性建设
国外有学者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理念，认为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先行考虑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一样，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前瞻性，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蓝宝石项链”――由波斯顿的公园、林荫道与查尔斯河谷以及沼泽、荒地被连接起来的绿地系统，这个早在一百多年前规划时仍在郊区的一块绿地，现在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也成为居民身心再生的场所。
4.1.2合理规划和建设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生态基础设施注重“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综合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如果能够合理规划和建设，就能够在优化城市结构、整合城市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从根源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5]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城市结构，不健全不到位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建设优化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从而整合城市结构，可保留必要的天然或人工的城市绿地成为城市绿肺或绿心，或以河流、铁路、公路、农田防护林为载体建立城乡连续的生物廊道网络，给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新鲜的“氧气”，这在优化城市结构、缓解工业化带来的各类环境污染问题上将发挥重要作用。
5.结语
在中国，对于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及思想方法的探讨不断出现，主要集中在对于城市湿地系统、森林生态网络等方面，一些城市在城市发展战略中也提出了和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的概念。生态基础设施概念的提出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轰轰烈烈进程中对于人地关系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标志着人类在追求生态城市道路上的又一大进步。
生态城市的建设在中国正火热开展。国内外建设生态城市也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效果。而运用生态基础设施进行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条新思路。我国关于生态保护的研究范围比较广、内容也比较全面，人们对生态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强，完全具备了进行系统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和研究的条件。总之，运用生态基础设施来进行生态城市建设我们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 Shmuel Burmil， 彭敏.关于生态城市的思考[J].规划师，2003（1）：11-12.
关键词：马尔可夫 绿色住宅 可持续发展 需求预测
一、引言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给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负担。各种资源、环境危机频发，迫使人们努力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系列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公害事件之后，可持续发展概念应运而生。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深远影响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威胁自己生存的地球上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各地纷纷兴起绿色革命，人类的2l世纪必将成为一个“绿色世纪”[1]。
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指导下，建筑行业也开始探索有关可持续发展建筑的发展战略与技术。根据联合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建筑应具有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内容。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建筑概念的提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低能耗、零能耗建筑为第一阶段；能效建筑、环境友好建筑为第二阶段；绿色建筑和生态建筑为第三阶段。
人们在对住宅的需求上，也将越来越趋向于绿色住宅。积极营建绿色住宅是我国房地产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2]。所谓绿色住宅，是基于人与自然持续共生原则和资源高效利用原则而设计建造的一种能使住宅内外物质能源系统良性循环，无废、无污、能源实现一定程度自给的新型住宅模式，是以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在住宅的建设与使用过程中，从经济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学科出发，以人为本，综合处理人、建筑和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节能减污，进而为住户营造舒适、优美和洁净的居住空间[3，4]。
本文以马尔可夫链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基于马尔可夫链的绿色住宅需求预测模型，对绿色住宅市场需求进行预测，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住宅产品开发提供决策依据。
二、预测模型
1.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链是一种动态随机数学模型，它是建立在系统“状态”和“状态转移”的概念基础上的[5-7]。所谓状态是表示系统的最小一组变量。当确定了一组变量的值时，也就确定了系统某一时刻的行为，并说明系统处于某一状态。系统状态常用向量表示，称为状态向量。当系统由某一状态转变为另一状态时，称之为状态转移，一般用转移概率和转移矩阵描述。
1.1概率向量。对任意的行向量（列向量），如果每个元素非负且总和等于1，则该行向量（列向量）为概率向量；
1.2概率矩阵。由概率向量所构成的矩阵称为概率矩阵；
1.3转移概率矩阵。设系统状态共有n个，系统状态i一次转移到状态j的概率为Pij，则系统一次转移概率的全体所组成的矩阵称为转移概率矩阵，可用下式表示：
（公式1）
矩阵P的每一行均为一概率向量，它表示由状态i转移到其他状态的概率。转移概率矩阵的运算规则与矩阵相同。
假设系统的状态不是经过一次转移，而是经过k次转移，则可以用k次转移概率矩阵来表示，并记k次转移概率矩阵为P（k），则有定义可知：
（公式2）
（公式3）
这说明k次转移概率矩阵就是一次转移概率矩阵的k次方；若设系统互不相容的状态有n个，系统的初始状态向量S（0）为：
（公式4）
Si（0）（i=1，2，…，n）为系统处在状态i的初始概率。由以上分析可知，表示马尔可夫链的分布情况仅取决于它的初始状态和状态转移概率。若经过k次转移后处在状态i的概率为Si（k），则其矩阵表示形式为：
（公式5）
2.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表示绿色住宅需求状态的转移概率矩阵不随时间而变化，即变化为平稳的马尔可夫过程；预测期间需求状态的个数受上一周期的影响，如消费者的购房行为受上期购房的影响[8]。
3.模型的建立过程
模型的建立过程如图1所示
三、运用举例
某市绿色住宅市场上有1、2、3三种房型的绿色住宅，今年它们在绿色住宅市场上所占的比率分别为0.50、0.30、0.20，根据市场调查得知，消费者对三种房型的爱好变化如下表1所示，试预测明年上半年在绿色住宅市场上三种房型的市场需求。
表1 消费者对三种房型的需求爱好变化概率
解：所描述的情况表示成初始状态和转移概率矩阵的形式为：
假设近期内转移概率（即消费者对三种房型需求爱好的变化）基本不变，根据马尔可夫链的基本原理及绿色住宅需求预测的马尔可夫模型的建立过程，可预测出今年下半年三种房型在绿色住宅市场上的需求比率S（1）为：
同理，可预测出明年上半年三种房型在绿色住宅市场上的需求比率S（2）：
预测结果表明，在转移概率（即消费者对三种房型需求爱好的变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明年上半年1、2、3三种房型在绿色住宅市场上的需求比率分别为34%，26%，40%。由此可见，第1种房型的需求量将在明年有明显的减少，第3种房型的需求量将在明年有明显的增加。房地产企业需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产品开发结构。
四、结论
基于马尔可夫链的绿色住宅需求预测模型能充分利用绿色住宅市场占有率及消费者需求爱好概率等历史数据进行市场需求预测。分析表明该模型对绿色住宅市场需求预测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准确性，可以为房地产企业进行产品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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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苍靖，绿色住宅的潜在价值及其消费需求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3：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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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家生、刘嘉锟，随机过程基础[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7]杨健等，经济数学模型化过程分析[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一）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不同理解近年来，理论界已对生态文明的概念从不同角度探讨，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如从理论视角、文明维度、制度与政策等层面进行探索，但主要从理论视角和文明维度进行不同的理解。理论视角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的理解的角度，一种是从自然生态系统的角度，即把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种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文明维度也有两种方式来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一是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二是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联的，是一个全新的文明组成部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中探析，研究人员更多是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后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文明形式。
（二）生态文明不同理解下的共同问题虽然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的理解，但从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该问题已经开始向理论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其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生态文明也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既有物质性的内容，又有精神性和制度性的内容。物质性的内容包括改造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运行及其结果，如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适度消费的生态文明模式；精神性内容包括一些适应精神文化的成果，如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及生态建设和生态文化等相关概念；制度性的内容系统包括了人和自然、人与人（社会）的重要因素，如经济、政治、法律、人口、社会系统结果的有效监管与制度成就。
（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的理性思考的产物。生态文明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目标追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强调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和其社会通过生态生产方法在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各个方面的关系时取得相关的积极成果，以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的形成体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物力，人力相结合的道德制度成果。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这表明人类应该用更加文明的方法来对待自然。
二、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效应
俯瞰整个社会文明史，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双重效应。
（一）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效应其实人类的每一次科技发展都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时期、萌芽时期、发展和繁荣时期以及进一步发展时期，即人类文明进化的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的提炼和概括，是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技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认识的进步，也是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科学技术的特性来看，它不仅具有生产力的功能，而且还有形成正确意识形态，知道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组合元素，从而促进经济繁荣，改善物质水平，加速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人的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
（二）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科技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使人类文明进步陷入困境。在原始文明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影响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对自然一种恐惧，依赖和从属，人与自然之间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但是这时的生态平衡只是处于一个贫穷的经济水平，因而不是我们所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这时人类对科技的研究开始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潜意识到有意识，作为科学和技术的萌芽时期，它被植根于农业生产，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一次人类提供现成的食物，不再依赖于自然世界，而是对自然的开发和适应积极利用，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但是，水土流失、荒漠化和其他问题也伴随着开始出现，从一个和谐的整体逐渐变为局部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利用技术来控制和改变自然，且达到了顶峰，随着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天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了生态危机，严重危及当代以及后代的生存利益。
三、建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观
生态文明的优势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融合，顺应大自然的自然转化，而且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含量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但传统观念强调人类征服自然，以掠夺自然资源为价值取向，所以科学和技术在作出显着贡献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多的人类认识到，自然与社会需要和谐发展，人们必须开始考虑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体系和相应概念的科学和技术，即生态文明型社会及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面对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技能，扬长避短。一方面，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资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合理地选择科学技术，规范和制衡科学技术的发展。催化作用，努力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规范作用，可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二）树立新型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综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价值。一方面，在理论中，克服传统的经济理论单一带来的非经济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指导人们以科学的眼光评估科学和技术成就，消除只有一个指标来衡量的科学和技术成和片面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整体效率的低下。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确立科学的价值观，避免科技成果的盲目应用，使得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利益平衡，以确保这三者之间协调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120－08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研究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活跃的领域，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当前学术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念的探讨；既有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又有对当前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理论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原则性规定都是由他们确立的。尤其是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理论，意识形态才引起世界范围内如此广泛的关注，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论争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是探讨其意识形态思想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此，俞吾金等提出：“总起来看，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否定性的概念，可以说是抓住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倾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其根本特征是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p.c.罗兹也坚持类似观点，他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指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
杨生平等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性说，即相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认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利益的观念反映：“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则是指思想家们通过对特定社会关系反映后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其本身并无褒贬之分。
侯惠勤则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综合说，即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表达不同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三种含义，即作为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作为革命意识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既有中性用法又有否定性用法。英国学者汤普森则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为论战概念、副现象概念、潜在概念，通过分析其具体使用时的特定理论背景，来说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此外，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做出其他解读。麦克里兰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远不清晰，这一概念的很多重要部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则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使用有矛盾之处，整个看来，他们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去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一定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意识，认为其反映某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社会存在。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反映出我们仍然没有准确把握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观念，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至少表明，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颇具影响的看法，譬如‘意识形态’一向只是一个借以攻击论敌的标签或工具，譬如马克思著述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含混不清晰的，譬如他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只是‘顺便提到的’、他‘从未进行系统的论述’，等等，这些‘成见’并不能成立”。
(二)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现有的研究一般都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历史分期及每一阶段的历史定位上尚有分歧。
俞吾金的三阶段说是：1845—185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创立阶段，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本质和基本特征；1
857—1870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深化阶段，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被物与物之间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1871－1895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得到完整论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捍卫并发展。杨生平认为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缺乏系统分析，他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5-1856年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时期，1857年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化时期，而19世纪70年代到1895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系统化时期。
张秀琴则依据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及概念表述的完整性，认为1840年到1844年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的萌芽时期，1845年到186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正式形成时期，1867年之后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成熟发展时期。
英国学者jorge larrain则将马克思、恩格斯分开，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早期著作到1844年；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到1857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到《资本论》的完成。实际上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作为独立的思想主体来看待。
当然，在这种主流的“三阶段说”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解读。葛晓梅就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准备、形成与确立、深化与拓展的长期过程，它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于1845年至1856年间，在1850年至60年代末得到深化，于1871年至1895年则得以继续拓展。王宏伟则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将这一过程分为哲学批判阶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时间上大致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移居伦敦为界。
(三)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探讨
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学者们大都认为是与他开创的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并以之为哲学基础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亡、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地位与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辩证关系等问题。但是就各个具体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来说，周宏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分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把握、对意识形态起源和基础的探讨、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综合性特征的描述、对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的阐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主要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渊源、历程、原则和方法。 在认真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首先分析了意识形态产生和消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方法—_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人们的真实生活过程，通过实践改变其社会基础，最后则分别对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维护功能及文化发展功能作出了阐释。
张秀琴将实践性作为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线索，基于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独立性，没有独立的发展和历史；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起着“软国家机器”作用，一方面是各种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思想体系；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的意识形态，以阶级实践为自己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指导；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载体的意识形态，承担人类文化发展重要场所或载体的角色。同时也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主要包括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批判及全面的批判。
二、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在列宁时期确立的，但是由于列宁去世太早，他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还远不充分，主要局限于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上。
还在上世纪90年代，俞吾金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并根据时代需要对意识形态含义作出新的说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列宁强调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主张对工人队伍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新概念，强调了哲学上的党派斗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提出建设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任务，强调发扬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做好意识形
工作。
后来，郑永廷等人研究得出结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体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基础上作出新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新概念，阐述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原理；列宁把理论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阐明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周宏强调了列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主要内容包括列宁对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林国标认为，列宁一方面继续坚持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则发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中立性含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不同性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强调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重要能动作用，提出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及原则；在批判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继承性。
直到最近两年，包毅才对列宁的意识形态观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索，认为列宁依据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他认为列宁通过提出意识形态党性原则、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灌输论、意识形态继承与批判等，开创了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为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邹放鸣则对列宁晚年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梳理，发现列宁晚年基于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强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文化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社会主义胜利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认为，列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政策，正确对待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和国外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建设。而列宁晚年的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文化建设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后，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具体内容、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应对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大环境出现新情况发生新变化的需要。胡映兰撰文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她认为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很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地位的新认识，对其四个基本层面内容的新丰富，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路径的新探索。
杨海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鲜明的时代性、严谨的科学性、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大众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功能和作用是学术界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姜国俊、李建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包括思想引领功能、文化创新功能、共识凝聚功能、利益整合功能以及制度调适功能。乔法容、赵增彦则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极富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具有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和创新功能。高静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位为对社会主义价值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因而在社会发展中有导向和规范功能、调节和协调功能、人格塑造功能以及定向整合功能。卢岳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键所在，它 们精神迷惘、加快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中，能够积极发挥导向凝聚、主导控制、兼容整合、规范自律、教育矫正和支撑保障等诸多功能。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其某一方面的功能进行专门论述。比如，石国亮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余乃忠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功能，吴晓璇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整合功能，网卢凤菊则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嘴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则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李建华、牛磊等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认为在准确抓住社会思潮的本质、把握“引领”的正当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张晓永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和方法，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教育社会思潮传播主体，规范和发展社会思潮传播载体。顾红亮则在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问题，将“一致而百虑”看作主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地理解作为“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作为“百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王秀阁则进一步从机制建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她指出，有效的引领机制应该具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疏导同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抗御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应该是一个纵贯引领始终、关涉引领各方的复杂系统，在机制建构上要注重其各项基本条件：充分认识其必要性、制定具体完善的政策、提高引领队伍素质、探索有效的引领方式等方面。
最近一年多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有学者以公民道德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学者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新性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性研究，主要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世界局势和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这种创新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探索。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这一方面出现了不少比较优秀的成果。王永贵等人的专著《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在阐述全球化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探索和构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发展思路和实践形式，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保证，加快实施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支撑。
明栋才研究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极大挑战，甚至遭遇危机，资本主义借机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打压。在此情形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需要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存在”的意识形态格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主流地位，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
马振清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
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力量的竞争引起的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较量，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战略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的政治导向策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
刘霞、杨菲蓉则梳理了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哲学理路，要求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普世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科学性与阶级性的辩证统一。
(二)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在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有关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吴玉荣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遵循与传统意识形态建设不同的原则，采取不同的方法。并且呼吁适应网络发展，要探讨互联网上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在虚拟空间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顾洪英全面地分析了信息网络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即加强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建立规范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杨立英、曾盛聪在《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一书中，在分析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对网络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们分析了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挑战，探索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对之策和自身发展之道，探寻了网络化境遇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理念与方法，认为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性转换。
(三)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黄传新、吴兆雪等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中，以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主线，着重探讨了和谐社会视域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创新路径，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建设的广泛性，努力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艺术性，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许多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二者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杜敏、李英田研究认为，从理念价值意义上讲，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这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综合性功能，着眼于 和谐社会这一目标，须在目标定位、内容任务、方法途径等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肖应红则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挑战，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王勇桂、邱斌一方面强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李方祥撰文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基础，并且探讨了新条件下对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坚持与创新，论述了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规律。
也有学者专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相对深入的探讨。张艳新等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王翠芳明确地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刘梅则对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探讨。另外，吴俊清、刘瑞贤对和谐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想文化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代玉启则总结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
五、相关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探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着可以继续发掘的余地。
第一，现有的研究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但其中最具前提意义、最具基础作用的问题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却很少有人探讨，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将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相关研究都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究竟要表达什么含义都有着共同、清晰的理解。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各种具体的讨论、争鸣中往往会出现自说白话的情况，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学术界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尚无明确的界定，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第二，一般介绍性研究较多而比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反思性研究较少。在涉及到对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的探讨时，往往只就意识形态本身进行叙述性研究，比如一般性地进行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研究。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却鲜有人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由此总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思想只是一般地叙述，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其中的发展变化和经历过的曲折进行重新的认识，难以对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生活力”、“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双力大解放”理论将会创新出一种新的“应用学”学科体系，并将会成为类似“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等形式的以中国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础与文化体系。
关键词：生活力；生产力；双力大解放；应用学；经贸文化；文化经贸
“生活力”概念，可能是未来5～10年在中国，乃至“一带一路”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概念。“生活力”与“生产力”构成的“双力”互促大解放文化体系可能会成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全新文化。“双力大解放”概念可能会是继“中国梦”之后的又一个代表中国国家信仰的文化概念。
作者在此重点对“生活力”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与介绍。
1、“生活力”的基本概念
人类创造和谐环境、和谐生活、和谐社会，提高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水平的能力。
2、“双力大解放”的基本概念
“生产力”与“生活力”互促大解放，被称为“双力大解放”。
3、“生活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3.1、生活力工程建设的内容、依据与路径
构成“生活力”建设的主要要素；“生活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形态；“生活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要表现形态；“生活力”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所表现出的主要形态；“生活力”要素在企、事业单位层面所表现出的主要形态；“生活力”要素在家庭生活层面所表现出的主要形态；“生活力”工程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生活力”要素在个体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内容和形态；家庭生活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企业生活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企业“生活力”建设的战略要件；企业生活力建设过程中资产运作层面的资金运作形态；产业生活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一路一带”上生活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形态.......
3.2、“生产力”与其内环境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外环境相对应的“生活力”之间的关系研究。
4、“生活力”研究的目标与未来成果的评价标准
“生活力”研究的目标是“探讨构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梦国际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创新孵化我国新的“经贸文化和文化经贸体系”，以及如何提高人民群众创造和谐环境、和谐生活，提高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水平的能力。
“生活力”研究的评价标准如下：
“生活力”的研究对生产力解放与提高的贡献率；“生活力”的研究对群众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率；“生活力”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市场、产业等发展的贡献率；“生活力”的研究对中国内陆开放经济的发展、对中阿经贸博览会的深化发展、对中国做为“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力的贡献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生活力”对政策孵化的促进力等等......
5、“生活力”概念的基本特征
5.1、总体而言，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社会生活力水平。
5.2、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同一个时代中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生活力水平。
5.3、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了社会生活力水平的平衡状态。
5.4、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生活力的水平和形态。
5.5、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技能与职业决定着一个人生活力的水平与形态。
5.6、家庭的祥和程度、家庭文化程度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家庭生活力的水平与形态。
6、“双力大解放”这一理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6.1、首先，对“生活力”的研究来自作者几十年来对“生产力”的研究。
6.2、来自作者20多年来的企业策划、产业孵化、文化研究、市场营销等实践和对政策的总结。
6.3、来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6.4、继续回到“生产力”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中去。
6.5、继续回到经济研究与市场建设中去。
6.6、继续回到产业的发展与新型产业的孵化实践中去。
6.7、继续回到企业文化建设与市场营销的实践中去。
6.8、将深入到家庭文化的建设中去。
6.9、将深入到个体文化的培育和修养的实践中去。
6.10、将转化运用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去。
7、为什么说“生活力”的创新文化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追求的两大目标是生命质量与生产力解放。这两大目标合而为一的终极目的就是生活力――人类创造和谐环境、和谐生活、和谐社会，提高健康生命水平和生活质量水平的能力。
中国社会生活力的核心文化内涵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高度概括了生活力的表现内容。“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则强调了生活力发展的环境与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生活力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精神气质与文明修养的人格形象。
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一例外地不是在追求着生活力水平的提高。
“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就是向人民提供提高生活力水平的保障。因此，生活力的创新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扭住“生活力”的目标去发展生产力，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一定会实现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和生态环境，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又增添了一个着力点。
8、为什么说“双力大解放”这一概念很有可能会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成为我国新的国家信仰的概念？
国家信仰的概念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概念。这一概念需要具有科学性、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普世性、前瞻性、认同性、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可行性、延展性、大众性、普及性和文化的连贯性等特性。
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发展、文明积淀、中国梦、“一带一路”、国际经济一体化、民族复兴、执政目标、社会走向、民族互促发展、文化认同、普世价值等等......
象百流入海一样，以上所有概念的聚焦点就是“提高生活力水平”；就是对“双力大解放”的探索与实践。
9、“生活力”作为未来新国家信仰概念的可预测性？
10年前作者曾预测出我们国家今后5～10年会提出“圆梦”这一概念的国家信仰。
随着“一带一路”工程建设和中国经济国际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必将伴随着“改革出行”局面的出现，我们国家必将会呈现出“西天取经”与“西天送经”并存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建设出以中国经济为主导的国际主流经济旋涡区、国际主流市场旋涡区和国际主流文化漩涡区。这需要我们首先要做好建设国际主流文化旋涡区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因为，文化将决定未来的一切。“生活力”做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体系一定会构建起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梦”国际化的理论体系；一定会创新孵化出在一带一路上我国新的“经贸文化”与“文化经贸”体系。
10、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
关于生活力的概念，从网络和有关文献中查到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生活力是指植物在一定外界环境条件下所具有的生存能力，又称生活强度；二是认为生活力是指生物体维持其生存延续的能力，亦谓活力、生命力；三是认为生活力是指生物群落中生物体正常生长发育兴衰程度。这些概念解释的共同特点是，所言生活力的主体都是生物，或者说都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界定的。
从文化的角度系统地对“生活力”的研究，目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相关国内外的文献较少。特别是相对于“生产力”的“生活力”研究，以及“双力互促大解放”的研究是全新的领域。
“生活力”这一概念起源自国外，起源自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
在国外的研究中，生活力的概念多散见于植物学、经典遗传学等学科之中。例如：“生活力”概念最早的解释是：种子生活力（viability）。是指种子的发芽潜在能力和种胚所具有的生命力，通常是指一批种子中具有生命力（即活的）种子数占种子总数的百分率。后见于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在孟德尔遗传定律中被解释为“生物体维持其生存延续的能力”。
上世纪，国外对“生活力”的研究较为沉寂。但国内的研究工作却正在兴起。研究领域正在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文献有吴国良、陈正其撰写的《全域统筹，激发小城市内生活力》；《中国教育》2010年第11期由作者陈复兴撰写的《校园生活力：一种核心教育力》；《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1月刊发的由作者高谦民创作的《培养生活力是“生活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由作者秦德林创作的《教师生活力及其提升》等文献。
目前国内对生活力的研究，侧重于社科领域，并在其中又创新了一个全新的子领域。这个子领域主要是指“生活力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三者融合而成的“应用学”领域。我们将其称之为“双力大解放”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主要研究内容目前仍是国内外研究领域的空白。
11、“双力大解放”理论的学科属性
“双力大解放”中的“生活力”理论是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市场学、管理学、人文学、养生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理论。
“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环境对应的是“生产关系”，并与生产关系组成了生产力系统的学科体系，基本属于经济学、管理学范畴。“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外环境对应的是“生活力”，并与生活力组成了生活力系统的学科体系。当生产力与生活力相对应而形成“双力大解放”理论时便超出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范畴。
“双力大解放”的理论将会形成全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将会更加突出应用学的特性。从而也可以设定认为：“双力大解放”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论属性――即：应用学。例如：应用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应用市场学、应用伦理学、应用养生学、应用人文学等等......
12、“生活力”研究的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迅速蓬勃的建设、内陆开放经济试验区的、自贸区的发展......
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走向“改革融合”。中国需要引领世界的文化；需要建设无数个国际主流经济漩涡区和国际主流市场漩涡区。这首先要求中国要有创造国际主流文化漩涡区的能力和行为。创造国际主流文化漩涡区，需要有既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又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概念和内涵的文化体系。“双力大解放”这一文化概念做为“中国梦”的实现与深化发展结果的新概念必将会形成全新的文化体系而促进中国新的“经贸文化”和“文化经贸”体系的形成，并以此创造出以中国经济为主导的国际主流文化漩涡区。
开展“双力大解放”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对“双力大解放”的研究将以市场链创新、文化链创新、产业链创新、技术链创新为主要内容为产业形态、文化形态、市场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创新发展奠定基础，有利于促进中国各类形态经济的腾飞。
（2）这是一个促使资源、资产、经济三合一运作的研究领域
有利于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上投资拉动的市场向消费拉动的市场转化，再更大规模地促进投资拉动的市场发展。
（3）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经济生成新的发展模式。
对“双力大解放”的研究将会从市场链、文化链、创新链、政策链、经济链、管理链等的多维方面综合创新出新的产业发展模式而融入到传统的产业发展之中，使之形成全新意义上具有显著文化特征的产业链。
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产业链，更能够创造以中国经济为主导的国际主流文化漩涡区和国际主流经济漩涡区，进而形成具有机制性拉动国际经济发展能力的产业链。
只要能够形成两个国际主流旋涡区，或使中国的产业经济进入到这两个国际主流旋涡区中去，就能促进中国产业和经济实现革命性的发展模式的改变。因此，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研究领域。
（4）有利于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和中国多点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设推进，中国必将会呈现出“西天取经”与“西天送经”并存的发展状态，形成新的中国“经贸文化”和建设“文化经贸”体系的基本内容，为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提供强大的新型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张进海，《宁夏文化蓝皮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12ISBN978-7-227-05931-8.
[2]陶行知，我们的信条[J] 新教育评论 1926（2）.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R]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4]吴国良、陈正其，《全域统筹，激发小城市内生活力》.
[5]陈复兴，《校园生活力：一种核心教育力》《中国教育》2010年第11期.
[6]秦德林，《教师生活力及其提升》《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1月 .
关键词：概念；概念改变；述评
本文将系统梳理有关概念改变的几种理论，讨论这些理论的特点。
一、不满和概念替换理论
Posner等人提出的概念改变模式在科学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概念改变的理论基础是皮亚杰(Piaget)的认知发展的动机理论，他认为要在儿童原有概念和要学概念之间，创设失衡、不满或者不一致，而解决这种认知冲突的努力会导致对新观念的“同化”和“顺应”过程。
Strike和Posner(1985)概念改变的模型扩展了Piaget通过同化和顺应学习概念的观点。他们描述了概念改变的四个条件：(1)首先 ，学习者对当前的概念产生不满，即当前的概念不能解释新的事件或者不能解决当前遇到的 问题；(2)新的概念必须是可理解的，学习者能明白新概念的含义，理解其意义，发现表征它的方式；(3)新概念必须是合理的，并能够与学习者所认同的其他概念相符；(4)新概念必须是富有成效的，不仅可理解、合理，而且对学习者来说，还必须有价值，能够解决其他概念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学习者认为有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由Strike和Posner提出的概念改变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在概念情境——概念生态中，新概念可被理解、判 断、获得或者拒绝。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因素影响概念改变，而非仅概念自身。他们认为学 习者在概念改变的过程中可能经历停止、开始甚至沿原路退回等状态变化。
在这以后，Strike和Posner(1992)又修改了其概念改变的理论，扩展了概念生态的作用。他们认为，错误概念不是被人们明确表达的观点的产物，而是在概念生态中产生的。 他们提出稳定性的问题，认为错误概念是相对松散的、暂时的、不一致的；事实上，它们是 受概念生态的影响。另外他们还提出了概念结构的问题，并关注概念网络的系统本质。
Strike和Posner理论的重要性有两点：(1)对一些因素的关注，例如影响学习者形成概念生态的动机和目标；(2)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他们的理论已经成为大多数概念改变教 学的里程碑，但是该模型没有充分地提出如何建构相异的概念的过程，不过一旦概念改变过 程和机制的理论弄清楚，研究者要想改变别人的概念，就要返回到这个模型上。
二、知识建构理论
知识建构理论认为某一概念是嵌于稳定而复杂的其他概念的网络中，这些网络能够表征朴素的个人理论，而最基本的思维单元，如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点，构成了对因果的自我 解释，这些自我解释一起支持了个人的朴素理论，它将帮我们揭示普遍存在于科学学习的错 误概念。下面阐释两个知识建构理论。
(一)Vosniadou的理论
Vosniadou认为概念根植于并被限定在一个更大的理论结构中。它区分了两种不同水平的理论控制学习者的观念：朴素的框架理论和各种具体的理论。
Vosniadou提出框架理论不为意识所觉察；虽然意识不到，但框架理论限制学习者获得物 理世界的真实知识。它是由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组成的。另一方面，具体理论是意识可觉察 到的，并且由一套相互关联的命题组成，这些命题能描述物体可观察到的行为。也就是说， 具体理论是基于个体观察，还有教学信息，并在框架理论的假设限定下逐渐出现的。这两种 理论联合在一起构成了概念结构，学习者通过它们能建立对世界的因果解释。
Vosniadou区分了两种概念改变的方式：丰富和修正。前者被描述为在原有知识上新信息的增加，并且通过累加过程可以获得。后者是发生在新信息与具体理论或框架 理论不一致的时候，是学习者要实现的实质性变化。她认为，新信息和框架理论之间的不一 致比与具体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更难于解决。
Vosniadou认为在修正的过程中有些概念很难改变，因为框架理论是解释的连贯系统，这些解释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以多年的证据为依托的，从而形成相应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而概念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根基的，所以概念改变都会引发框架理论系统的变化。这个 论断相似于Strike和Posner的概念生态的含义。学生未能学习某一概念，就是因为要学知识与框架理论之间存在不一致。当儿童力图把一些信息加到错误的原有心理结构上时，就会 产生不一致。错误概念就是学习者努力协调不一致信息块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混合 的模型。这种解释异常数据的尝试类似于解决认知冲突。
Vosniadou(1994)的实证研究表明：(1)存在一个概念获得的顺序；(2)概念结构的重要性就在于对知识获得过程的限定。这些结论引发了这样的理论假设，即概念改变是一 个渐进的，并能导致错误概念的过程。她们也认为，在概念改变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1)起初的心理模型；(2)混合的心理模型——学习者力图将起初的模型和科学模型协调起来；(3)科学的心理模型。
最近，Vosniadou和Ioannides对原始模型作了两个主要的精致，首先，她们对概念改变的类型做了区分，表明概念改变可能是：(1)自发的，或者(2)基于教学的。前一种类型是源自在社会学习情境中丰富的观察所带来的一种变化，而非正式的科学教学，其中一个例 子就是语言学习，它是社会化的结果。后者是正式教学的结果，它要求建立混合的模型，力 图把科学教学协调到原有的理论中。第二，她们对Vosniadou关于精致过程的原有论断做了进一步阐释。元概念意识所起的作用被加强了，精致被看作“带有更系统、连贯和 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的发展。
(二)diSessa的理论
diSessa和Sherin(1998)非常关注概念形成和概念改变的过程和机制等更深入的问题。以朴素学习者占有空乏的因果模型这一假设为基础，理解物理概念的学习，提出了概念形 成的理论。他认为因果观点由现象本源(phenomenological primitives简称p-prim)组成， 现象本源是从一般的经验中抽取出来的，P-prims是特定知识成分的最小单元，并能产生解释 。p-prims直观地等同于物理定律，并构成了人们所见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因此，p-prims能 解释diSessa所称的因果网络的结构。而p-prims并不是概念自身，多个p-prims涉及到因果网络的创设。
因果网络近似符合人们直观期望的因果。他们认为：“因果网络大致是‘在观察背后的理论’的替代品，或者是蕴含在基于理论的种类观点中”(diSessa & Sherin)。因此 ，因果网络可被描述为用于理解世界的基于推论的解释，这反过来构成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理论基础。他们通过一个结构成分，即联合种类，把这种解释机制与概念获得联系起来。为了理解这个复杂的成分交织情形，我们需要一些背景信息。
diSessa和Sherin首先认为所有概念都是不相同的。事实上，像“知更鸟”这样的概念不同于像“速度”或者“力”这样的概念，理解它们需要不同的认知过程。人们需要将前者分类到鸟的类似种类的概念中，人们需要将后者分到一个特殊种类的概念中，他们将其称为联合种类，这些联合种类由结构成分构成，结构成分执行两个明显不同的活动：(1 )围绕通过选择所“看”到的(称为“读出策略”)事物收集信息；(2)以已经提及的因果网络活动为基础。
第一部分，读出策略，或者信息收集，相当于一个隐喻的“看”，“看”的方式上的转 变被看作是概念改变的核心问题。他们表示：“在许多例子中，这种‘看’是学习的实质完成 ，并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人们基本的知觉能力。此外，‘看’的这些形式有时涉及明确的策略和扩展的推论”。
因此，diSessa和Sherin把概念改变定义为在读出策略中和在因果网络中的不同变化的介入。他们同时还举例说明，有可能现有的读出策略会被逐渐组织起来，以不同方式使用。在因果网络方面，可能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因果网络，或者可能需要发展和再组织一个的因果网络。
因果网络是学校中学习物理学科的困难源泉。因此他们建议：“在其他事情中，它(因果网络)需要更系统的组织起来，恒定和整合的观点可能在要使用的因果网络的组织和选择中起到作用”(diSessa和Sherin)。但是他们并没有阐释，在因果网络中发生了什么 样的变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关注新的因果关系，需要什么填补这个空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转向Chi的概念改变的理论。
三、Chi的概念改变的本体类别理论
Chi等人(1994)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学习者在学习概念的时候，可能已经将这些概念归到某一本体类别中。因此，概念改变就被定义为种类分配上的变化。据此，Chi的概念改变理论的最重要方面是概念从某一本体树种类重新分配到另一本体树种类中。在某一树的种类特征本体上不同于另一本体树的种类特征。
Chi的概念改变的理论(Chi te al．，1994)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1)一个认识论 假设，它是关于本体论上的分配和世界上实体本质的观点，由这一假设可以定义“相异”的标准；(2)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它是关于特定科学概念的本质；(3)一个心理假设，它是关于学习者的朴素概念和揭示出的错误概念的分类。
Chi等人(2002)的概念改变理论有两个主要变化。第一，在错误概念移除上的难度；第二，种类的结构。她澄清了嵌于朴素理论中的概念结构的观点。此外，她明确承认朴素 理论和科学理论的假设是不相容的。她认为概念改变的主要挑战源自于这样的事实，“学生 可能缺乏什么时候需要转变的意识和可能缺乏转变后的另一种类”。她们假设，科学上适当 种类的缺乏会阻止学生进行必要的重新分类：“如果实现概念转变不可能，那么学生就不能 修改错误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某些错误概念比其他概念更难于修改的原因”。
Limon(2001)称：“尽管我们已经报告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可能使用认知冲突策略研究所得到的最突出的结论就是，学生缺乏效力去达到一个强大的概念重建，和随后深入理 解新的信息。有时，学生可以达到部分的变化，但是在某些案例中，教学介入后的短暂时期 内部分变化会消失。为什么即使学生意识到冲突，他们还如此抵抗变化?为什么学生能部分 修改观念和理论，而保持起初理论的核心成分?”。
Chi的概念改变理论恰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正如她所说：“问题是除非学生有一个不同种类，把概念分配到这个种类中，不然这种教学将不会有效。”
四、评述
从概念改变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概念背后的东西，概念生态、因果网络、具体理论、框架理论、本体类别等等，其中有些描述具体的知识领 域的概念，如具体理论和因果网络等等，然而比较这几个理论的发展变化，研究者越来越认识 到有些从具体知识领域中抽取出来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框架理论和本体类别等的重要性， 这些往往是概念难于改变的最根本原因。第二，概念改变并不仅仅是改变概念本身，还要 触及到支持概念的复杂的知识体系，有些概念非常难于改变，就是因为其背后有一个完整的 、连贯的、复杂的知识体系，所以对概念的理解和学习要放到与之相联系的复杂的知识网络中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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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园林的概念和科学内涵
目前对生态园林的概念理解主要存在2个误区：第一，简单的认为生态园林就是园林绿地的生态效益，即园林植物的生态功能：滞尘、杀菌、吸收有害气体、降低噪声等功能；第二，认为生态园林就是植物造景；建立疏林草坪，绿篱花坛，减少园林建筑物比例，片面追求植物“绿量”，最大限度地提高绿化率；以为“绿量”大了，生态水平就高了。
“生态园林”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我国，30多年来，其概念及内涵不断地有新的解读。著名的园林专家程绪珂认为生态园林应当遵循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原理，以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以植物为主体，发挥园林的多种功能，使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融为一体的同步发展，通过一定的工程和艺术手段，建成有园林化面貌，在可能条件下生产各类园林产品，而且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创造出最佳、清洁、舒适、优美、文明的现代化环境[1]。它具有公共性、无界性、调节性3个特征[2]，即城市生态园林的建设，要求在整个城市的地域上，形成一个以绿色材料为主体的生态系统，从客观上打破了城市园林绿化的狭隘小圈子、小范围的概念，在范围上远远超过局限于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传统观念，它还涉及到社会单位绿化、城市郊区森林、农田林网、果园等所有能起到调节城市生态环境的绿色植物群落，实行城市大环境一体化绿化建设；调节性即生态园林从微观的角度能起到调节城市生态环境的作用，净化城市大气、改善小气候，防尘、防风、减弱噪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保护土壤、水系，保护自然景观；为居民创造安静、舒适、优美、有益健康的环境。
2 生态园林的构建原则
2.1 遵循园林植物的生态习性
遵循园林植物的生态习性是构建生态园林的基础。构建生态园林必须首先要了解植物的生态习性，即掌握所选植物对光照、土壤、水分等自然环境的要求和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如在医院疗养院应选择具有杀菌和保健功能强的种类如松柏类植物作为重点；滨海地区要选择耐盐碱树种，如洋白蜡、旱柳等；水边绿化要选择耐水湿的树种，如垂柳、枫杨等。
2.2 应充分考虑物种的种间关系，合理选配植物
根据植物互惠共生的原则，良性调整植物间的关系，避免植物间直接竞争，如桧柏与蔷薇科的梨、海棠、苹果等植物配植在一起，就容易使蔷薇科植物感染锈病，所以两者搭配必须栽种距离要在 5km 以上。而白蜡与七里香、豆科与根瘤菌类、香樟与爬山虎、朴树与薜荔等在一起种植时，都有互相显著的促进生长作用。
2.3 乡土树种为主，乔灌草科学合理搭配
生态园林的构建要保持城市本土特色，所以当地绿化应以乡土树种为主，以保障城市个性的发展。此外，根据生态学原理，一个相对稳定的群落系统，各个物种在环境资源与生态利用等方面应是互利互补的关系，物种越丰富，种类越复杂，则结构越稳定。因此园林绿化要杜绝单纯的使用草本或灌木孤立种植，避免空间结构上缺乏群落分层，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园林种植设计应尽可能的乔灌草科学合理搭配种植，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复合植物群落。阳性树种与阴性树种、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的生态位配置，保证群落环境有一定的植物种类，以利于物种问互相补充，既充分利用环境资源，又能形成优美的景观。
2.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景观环境
生态园林的建设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因此在进行园林景观建设过程中要始终遵循 “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以营造和谐的景观环境，即人与物的和谐、人与境的和谐、物与物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即人与建筑和设施的和谐，生态园林建设要充分考虑这些建筑和设施与人的活动的方便度、舒适度、美观度之间的关系；人与境的和谐即人与环境的和谐，生态园林建设既要继承历史传统文化，又要维护原有生态环境。物与物的和谐即生物之间的和谐。生态园林的建设就是要营造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系统，宜人且宜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 结语
生态园林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园林设计、施工者和养护者的共同努力，以及政府的拥护与支持。建设生态园林可以改善人们居住的环境质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党的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因此，生态园林的建设发展不仅是园林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是园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程绪珂.生态园林论文集[M].上海市绿化委员会编，1993
关键词：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相对关系
中图分类号： 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经济建设的指示、国际接轨的需要，城市的扩建工作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重点已经成为政府建设规划的重点内容，要想使我国城市建设过程更有计划和成果，难么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就必须要做好城市规划内容，而就就目前的城市规划现状来看，仍然存在诸多与城市规划初衷想违背的内容，如对土地的利用不合理、土地使用浪费等等一系列问题，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城市发展现状就必须先明确规划与土地利用的相对关系，透彻理解城市规划的概念，以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城市发展问题。
一 优质的国外发达国家中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对关系
城市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对关系，这没有一个统一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但我们可以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经验，用来确立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就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演变过程来看，大体可以将其分成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城镇化”阶段，这个主要是一个“聚集”的过程，使发展较好城镇的周边城镇聚集过来，逐渐形式一个中心区域，并得到集中发展，最终形成城市；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外扩”阶段，是指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向着城市周边农村地区扩展，在这一发展阶段中能够使城市发展与建设范围扩张，并同时提高城市周边农村的生产化水平，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打破两者之间的二元化发展界限，使城市与农村形成一体化的发展形势，从而有效约束了城市建设的规模和对土地利用的要求。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了农村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环境上还是生活环境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隔膜正变得越来越小，从而实现了国家城市化这一整体的宏观概念，国家城市化这一概念是城市规划的终极目标，也是使城市扩建与农村土地占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的重要方式，是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关系的本质。
二 如何优化土地利用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相对关系
借鉴城市规划结果较好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经验，并且切实结合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的实质性内容，将其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引入我国城市建设之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出一套有地域特色有针对性的城市规划理念，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强化我国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对关系。
（一）在探讨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的相对关系时要注意强调区域的发展概念
就当前的城市发展观念而言，城市规划再也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规划理念，而已一个整体理念，城市规划要立足于满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各个区域的均衡，利用发展较快的、发展较好的经济地区带动发展速度较慢的区域，不仅要考虑城市内部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同时也要兼顾城市周边农村发展换环境与城市城市的发展关系，将“统一建设、整体发展”理念切实的融入到城市规划的理念之中不仅能使我国国家城市建设进程加快，更能从内部限制土地利用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发展中占用的土地使用更合理、利用率更高、占用的资源土地更少、开发的贫瘠土地更多。在城市土地分配利用过程中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正确的土地建设、社会发展等相关政策，把握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样才能使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工作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
（二）在探讨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的相对关系是要紧密结合政治、经济、社会这些要素
城市规划是城市土地建设的基础，而城市土地建设则是社会行为、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城市规划设计阶段要注意提高对土地的合理利用，这里所指的利用并不是单单指对的资源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对贫瘠土地的建设处理，土地利用在城市建设中所含有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对城市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利用，城市规划是一个统筹的概念，而土地利用是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在规划过程中设计者根据城市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然后对城市土地的使用内容进行整合编排，合理安排各个区域部分的组成框架以及城市分化区，对外要将周边农村的土地利用计划一并考虑进来，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化的发展势态，使两者能够形成一个共融的整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城市扩展内容更明确、对内对外的土地利用内容更科学合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形势被确立、发展过程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和谐共融，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能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三）在探讨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的相关关系时要注意生态发展这一概念
生态发展是当今的重要主题，其触角已经延伸到经济、政治、发展、建设以及社会活动中的方方面面，对于城市发展当然也不例外，土地利用是生态建设的基本基本内容之一，在城市的生态建设过程中城市规划为土地利用提供基本方向，而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计划又反过来对城市规划起到限制性作用，使建设范围、规划内容不至于超出生态建设的总概念范围之外。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要更精准地确立哪些是生态建设区、哪些是生态储备区、哪些是可控发展区、哪些是不可控发展区，准确掌握影响城市生态建设的主要因素，并在设计计划中对这些重点内容作重点处理。在土地编制利用阶段，要做好土地的地质调查、土壤取样分析、土层结构分析、土质类型分析等等，做好对土地基本组成结构的调查和分析之后才能更全面、细致、准确地对土地的建设内容进行确立，最大程度的提高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率，同时也为城市的生态建设规划指明了方向。
总结：
城市建设是我国未来的城市发展内容的重点所在，也是我国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要想使城市建设得效果更理想，我们就必须优化城市建设规划、提高对土地的综合利用率，明确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和本质上的统一性，在大力开展城市建设过程中以城市规划为指导、以土地利用为具体的实施方式，掌握好两者的相对关系，使两者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出在城市建设过程之中的实质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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