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言之有方 中国文化 文论经典 讲演录 教学策略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②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关键词：一流课程建设；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路径
一流课程建设是当下高校教学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大战略契机。2017年8月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决策，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2019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双一流”建设，教育部正式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1万门部级和1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一流课程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契机，其中，教学内容改革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根本与核心，是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改革的基石。以下从立德树人、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体用结合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路径创新。
一.强化课程思政，将立德树人与教授专业知识相结合
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多侧重文学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学生人文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究其原因，主要与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特别多、教学课时比较少有关。古代文学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辽宋金元文学、明清文学，部分高校还会将近代文学纳入其中，可见，古代文学包含了自上古至近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文学本身而言，囊括了众多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化思潮等。显而易见，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具有历时悠长、涉猎广泛、内容繁多、文义多元等特点。因此，教师为赶教学进度，往往以知识讲授为主，而减少文学作品的鉴赏与评析，从而忽视了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对学生人格精神的熏陶与培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仅就《论语》而论，即蕴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入则孝，出则弟”的孝道规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坚毅果敢，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兼济情怀等文化精神，另有君子品格、学习方法等不必赘述。更遑论先秦诸子、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瀚如烟海的文学经典。这些文化精神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格精神的培养目标高度一致，是立德树人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因此，在一流课程建设的战略契机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优化教学内容，强化课程思政。具体来说，既要饱满地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又要深刻挖掘古代文学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时刻以树立学生美好品德、健全学生人格精神为教育目标，并体现在教学实践之中，最终达到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终极教学目的。
二.注重古为今用，将古代经典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距今时日久远，与当今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化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譬如就语言的读法来说，古代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等四声，而如今普通话中已无入声字，而且现代汉语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古代汉语中的平声、上声、去声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古今语言文字理解上的障碍。再如，古代文学中的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诗、盛唐气象、古文运动等文学风格或文学现象，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密不可分，解读古代文学需要知人论世，文化语境的不同又加深了对古代文学理解的难度。又如，律诗和词的创作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讲究平仄格律和对仗押韵，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被创作。另外，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更加剧了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脱离。因而，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古代文学是故纸堆里的“死”学问，不具有时效性和实用价值，从而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古代文学经典也成为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案头作品。鉴于此，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亟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具体来说，应增强现代教学意识，第一，吸收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及时补充教学内容、更新教案与课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用新方法、新材料来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学生常学常新的学习态度和用现代意识、现代材料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方法。第二，强化实践教学，挖掘古代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契合点，用现代方式解读和演绎古代文学，使古代文学“活起来”，以最终达到古为今用、沟通古今的教学目的。第三，在讲授古代文学经典时，除了传统的阅读欣赏、评论鉴赏之外，还可以强化视听体验、经典再创作体验。比如，观看文学经典改编的影视剧，进行比较研究。再如，化用诗词进行现代广告语的编写，对古代戏剧作品进行改编、续写等剧本创作，拍摄抖音等微视频演绎古代文学经典等。总之，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力求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赋予古代文学新的视野与功能，使学生置身古代文学的情境之中，感受古代文学的时代魅力与现代价值。
三.推进中西融汇，将传统文学与西方先进理论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烙印，因此，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一贯采用本民族的传统思维和理论，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亦以彰显民族特色为主。这是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必要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利于学生国际视野的养成。实际上，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在国际上都有着比较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三国演义》早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已传播到朝鲜，英国牛津大学收藏了一本崇祯八年（1569）的明代刊本《三国志传》，目前朝鲜、日本、越南、英国、法国、俄国等多国都有《三国演义》的译本，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三国演义》的国际影响与地位可见一斑。再如元杂剧《赵氏孤儿》曾被国外多位著名作家改编并且搬上舞台，法国伏尔泰就据此编写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出版。《三国演义》《赵氏孤儿》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并不是个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乃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受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必然结果。另外，由于历史的遗留问题，中国许多原始文献曾大量流失到国外，比如敦煌学发源于国内，其第一手文献材料却在国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不能忽视其在国外的现状。另外，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先进理论也是打开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钥匙。比如，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教育学理论等，与国内教学研究与改革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们可以择其善者应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与改革之中，以拓展研究视野。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而应该具备国际眼光，主动探索古代文学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以及国外相关学科的先进研究理论，并存其精华、化为已用，将最新的、客观的文学知识、文学理论传授给学生，以开拓学生视野、培育学生中西结合的先进理念。
四.提倡体用并重，将文学本位与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以文学研究为本位，以历史学和文化学研究为双翼，古代文学的教学同样遵守这一原则。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往往以文学创作为核心，辅以文学传播和文学评论。其中，文学创作又注重分析作者的身世生平，创作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学作品的鉴赏等。这是古代文学常用的教学模式，按部就班，却不利于课程特色与学科品牌的建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具有地域特色、校园特色的地方高校并不少见，比如郑州西亚斯学院地处中原腹地新郑，而新郑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有“炎黄故里”之称。从1992年至今，新郑市每年3月都会举行祭祖大典的活动，该校则承办“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撒贝宁、马东、郦波、康震等文化名人都曾云集于此。此外，新郑市的文物名胜众多，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八处，包括郑韩故城、欧阳修陵墓、始祖山风景区、郑风苑景区与郑王陵博物馆等。可见，郑州西亚斯学院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该校的古代文学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就地取材，增加课外参观文物遗存、观摩国际论坛的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中流过的痕迹。再如，“中华第一古都”安阳市，曾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也曾发掘出甲骨文在内的殷墟遗址。安阳师范学院则利用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成立了“殷商文化研究所”，同时创办了《殷商学刊》。郑州西亚斯学院和安阳师范学院在特色学科建设方面无疑取得了成功。因此，为打造特色学科品牌，建设一流课程，古代文学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需体用结合，将文学本位与地域文化、学校特色结合起来，使古代文学的教学融入地方特色，将历史拉进现实，将文学融入人生，从而使古代文学的教学生动鲜活起来。
古代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情”字，而古代文学艺术中的情，本身反映出来就是一种本真与原创性质的思维痕迹；本文尝试对这个创作特征进行初步探讨，认为赏析古代作品必须高度重视作品中情感因素的分析。
【关键词】
古代文学；情感；体验式思维；本真；原创
文学作品脱离不了关于“情”的描述，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点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脱离“情”字，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也就没有了生命与灵魂；因此，分析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习惯于从“情”字入手，解剖开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情”的元素，也就能够充分把握住古代文学作品的脉搏所在了。
一、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原创意义
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天人合一”为主要特征，其情感体验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情感体验属于一种感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古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出来的“情”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是文化的子项目，其必然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的，因此，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意义，也就自然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其显著的特征就是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对于古人而言，其生存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的成其为一种情感体验类型的文化，所谓“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对这种情感体验文化的直观描写，充分体现了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的文化特征，这也构成我们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古人的情感来自于生活中直观的体验，因此，古代文学中关于情的内涵意义，首先就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意义。
二、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本真规定
情是属于一种人性的本能，是不需要去特意学习而能具备的一种特质，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等等方便，这是一种本能生理需求，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的自然行为；因为情发端于生命的本真，所以情的状物又往往和另外一个用来表述生命存在特征的“性”连接起来使用，通称性情之谓；古人热衷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探究，以追求其本真为目的，古人在建构文化和艺术实践方面，往往是从追求其本真的角度出发，并基于本真的标准来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原理，评判行为的标准。因此，可以理解在古代文学中体现的“情”的要素，本身就是古人对事物本真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所以可以这么说，古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情”，符合本真的规定。
三、古代文学中的“情”具有原创意味
古人的思维形态中，其情发乎于本真，而本真出于血缘亲情，因此，古代文学中的情之一字，是具有原创特征的，其本质上是古人建构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古人通过这种思维形态来关联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并使二者之间不存在于直接明显的界限和区别。古人的情感主要是一种体验型的情感思维模式，其关注点在于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的包含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包括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包含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涉及到社会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对这些情感关系的体验，并细腻真切的表述出这种情感体验，便构成情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四、古代文学中“情”是创生艺术的母体
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明显差异，在于中国古代艺术中往往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要求，这种早熟的抒情艺术，催生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各种形式的创造性涌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形式中最早出现的无疑是音乐，而音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抒情性；音乐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国古代音乐的出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在这种自觉中走向成熟。音乐之外中国古代艺术中另一个很早就出现的艺术形式就是诗，而无论是音乐还是古诗，其都是以抒情为基础，并通过情与乐将诗与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了璀璨的艺术隗宝。音乐与古诗通过情的粘合而为一体，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
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论以“情”为统领
关键词：对外汉语 古汉语 文化观照
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对外汉语专业的一门语言工具课，主要是系统讲述关于古代汉语的基础理论知识，阐明有关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让学生通过学习提高其“语言科学的理论素养”及“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对外汉语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这种转变要求我国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不仅具有教授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能力，还要具备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古代汉语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自然也要服务于汉语国际化的国家长远目标。长期以来，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的繁杂枯燥以及教学时数的不足，导致学生对这门课普遍不感兴趣，教学目的难以实现。如何克服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的困难，成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汉语教学只有自觉进行文化教学，才能使枯燥的语言文字理论变得富有趣味，使学生产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这样做，不但能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且能激发学生课外学习古汉语相关知识的主动性，丰富古汉语课的实践教学内容。
一、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加深学生对字词意义的理解
汉字是表意文字，通过字形来表现词义。古汉语中，大多数词都是多义词，这些意义之间有着或近或远的引申联系，顺着这些引申线索，我们总能追溯到某个字（词）的本义。词的本义就是汉字据以构形的基础。运用汉字的构形理论分析字形与词本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理解古代汉民族的文化，也能更好的理解本义与后世引申义之间的联系，加深对词义的理解。如“年”，甲骨文作“”，上面是“禾”，下面是“人”，像人头上顶着禾的样子，表示谷物成熟后收割了下来，顶在头上拿回家。因此，“年”的本义为谷物成熟。古代一年种一次庄稼，谷物从这次成熟到下次成熟就是一年的时间，因此，“年”就有了时间单位“年岁”的含义，从“年岁”义引申出“年节”义，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关于春节还流传有各种民间传说，兹不赘述。年节一过，人也增加了一岁。于是“年”又引申指人的年龄。《论语·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我们通过分析“年”的字形构造知其本义，又进一步结合古代社会生活和有关传说分析其各意义之间的引申联系，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其意义的理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2]。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对汉字中蕴含的古代文化予以阐释，不但能够提高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而且促使他们做深入的探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学习。
二、精选语法用例，让学生在掌握语法规律的同时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语法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点，内容琐碎而枯燥。各种古汉语句式的不同形式特点，不同词类的虚词的语法功能及与现代汉语虚词之间的对应关系都让学生颇感头疼。如果教师能够精选古代经典中既反映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语法特点的典型例句作为语料，用来分析古汉语的句式和虚词，那么，就会让学生既容易掌握这些句式的形式特点和虚词的功能，又充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如“词类的活用”一节就是讲古代汉语叙述句的谓语不仅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形容词，而且作谓语的名词、形容词可以和宾语形成使动、意动等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以《孟子·尽心上》里面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来说明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也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人的视点越高，视野就越宽广的道理，进而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又如《古代汉语的词序》一节讲宾语前置现象，我们以《论语·学而》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律。因为该句前半部分符合此规律，后半部分因为宾语是名词“人”就不符合此规律的要求，故不能前置。同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体会现实生活中“知人”的必要性。我们总是说知己难觅，其实，等到我们学会了主动去“知人”，“知己”离我们也就不远了。又如学习“者”字结构，我们以《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为例，既让学生掌握“者”字结构的形式和意义，也让学生从圣人言中学习到生活的真谛。这样我们就把优秀传统文化与枯燥的语法教学结合在一起，学生“爱屋及乌”，教学效果自然会好很多。
三、补充文选阅读所需的古代文化常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文选是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选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为了达到“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目的，文选教学一般占到古代汉语教学时数的一半左右，可见文选有多么的重要。与文字、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相比，文选更紧密地联系着中华民族广阔的古代生活以及民族的心理、风物、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等，是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历史记录与写照。所以，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自然就是学习古代汉语所包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是了解民族历史并接受民族思想、情感和精神教育的过程。
文选教学以解释词句为主，只有让学生对文中的词句的意义都懂透了，学生才能举一反三，读懂其它的文言作品。一般而言，只要把文选中重点的词句讲清楚了，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也就差不多了。除了词句的障碍以外，影响学生对文选理解的就是古代文化常识了，这方面内容包括古人的姓氏名号、职官、地理、历法等。在古代汉语课时压缩的情况下，很多高校的古代汉语课都把这一部分通论知识砍掉了，以致这些知识成为了学生文选阅读的真正障碍。基于此，我们认为文选教学不仅要解释词句，也要补充解释文选中有关古代文化的常识内容，帮助学生更好的读懂文言作品。如《郑伯克段于鄢》中称郑武公的妻子为武姜，为什么这样称呼她呢？原来古代姓是用来指婚姻的，女子必须称姓。武公之妻的娘家为姜姓，武是她丈夫的谥号，女子死后常在姓上冠以配偶的谥号来称呼她，所以称她武姜。又庄公的弟弟名段，周代以“伯仲叔季”表示兄弟间排行，段比庄公小三岁，所以叫叔段。叔段后来失败出奔共国，所以又称“共叔段”。又如《鞌之战》中写“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可见古代战车上一般是三个人，教师就有必要介绍他们在车上的位次。原来古代车战时，尊者在左，御者在中，骖乘居右；但君王或战争时的主帅居中，御者在左。又文章开头写“癸酉，师陈於鞌”，教师就有必要介绍古代的干支纪年法。“干”是指十天干，即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支”是指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以十干配十二支，得六十“甲子”，用来纪年。干支纪年法一般认为兴于东汉，西汉以前的逐年干支，是后人逆推附加上去的。这些实例说明古代文化常识对文选阅读的重要性。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予以文化观照的益处。但是也应认识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授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和理论，阐释汉字的文化内涵，精选代表优秀古代文化的典型用例，在文选讲授时补充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都是为了增加古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不能喧宾夺主，把古代汉语课变成古代文化课。
注释：
[1]王宁：《古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一、在现今艺术形式多种多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创建中国古典舞体系?
二、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融合的今天，中国古典舞的历史使命、大中国的地位及其意义是什么?是否需要表现现代人的情感?
(1)古典舞蹈与古典文学、古典音乐等都同属于古典艺术，我们需要古典艺术就如同需要养料一样。它之所以是养料，皆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民族的力量之源、思想的动力。故此，是否需要创建中国古典舞体系，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古典舞蹈有着与其他古典艺术门类所不同的特殊性，由于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随机性、变化性的限制，使得它不可能向其他艺术那样，可以通过文本、古碑、壁画、乐谱等形式将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记录并流传下来。因此，面对着这样的特殊性，中国古典舞蹈该怎样去创建，大家争论了很久。种种争论，主要还是基于对“古代”和“古典”这两个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持有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古代”有着特指性，“古典”有着典范性。“古代舞蹈”是泛指历史上所经历的每一个朝代及在那一朝代中所形成的舞蹈。“古典舞蹈”是在一定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典范性，并且能够概括那一历史时期的审美特点，能够成为典范的舞蹈。古典舞蹈的形成，基于对古代舞蹈的研究。只有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古代舞蹈样式及审美特点，才能从中概括、辨别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舞蹈。这是两者之间必然的联系，所以，搞古典舞蹈所要做的第一步是要对古代舞蹈进行考察，先尽可能地复原它，然后再去概括它。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概括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如若想跳过这一过程，就会使中国古典舞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不同，舞蹈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风格韵味、审美特征等等都不竞相同。因此，必须对古典舞蹈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各历史时期的审美特点，才能从中概括出真正的中国古典舞。虽然我们的最终目的不只是复原古代舞蹈，而是通过它来做为概括古典舞蹈的基础。
(2)我们研究历史舞蹈，真正的目的不单只为复活古代的舞蹈，而是要通过追溯中国历史舞蹈，来考证中华民族的心理历程，来考证中国舞蹈的美的历程。对中国古典舞的研究，应放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进行。用现代人的思考和所处历史高度的优势。来认识我们的文化。体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重新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找回我们曾有过的气势和雄伟的精神。宏扬中华民族积极、自尊、自信的精神气质，抚慰曾经的屈辱，唤起辉煌的记忆，重建民族自信，找回精神力量，真正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谓中西文化的文化交流、融合应该建立在双方都已具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上。在其中“求同存异”，找到共识进行交流，与此同时保持自己的特点。反之则不是“融合”或“交流”，而是一种文化吞并和文化侵略。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正是靠着种种的因袭关系。这不仅单单指外部的皮肤、骨骼、头发上的因袭，更重要的是依赖在民族心理、文化心理上的这种关系，如若不是这样，也许世界上华人都已经变成“香蕉人”了，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换一个角度说，“皮肤、骨骼、结构、DNA都有因袭并且没有改变，那么由此使得他们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也必然发生种种因袭关系。我们在做的事情的目的，是要让国人通过古典舞的这种艺术形式受到震撼，深深地感动他们。制造一个宏大的、广博的磁场，来引发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艺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相信被唤醒的这种精神会更加鼓舞国人，增强国人的斗志，引发他们建立新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信心。这就应该是古典舞在当代存在的价值，也是古典舞存在的历史使命。
在印度，六大派古典舞蹈(婆罗多、卡塔克、卡塔卡利、曼尼普利、奥迪西、库契普通)，有的失传后又被后人挖掘恢复，有的还是在古派别中新生出来的新的古典舞。
在日本，历经一千二百多年的宫廷雅乐(乐舞)，不但未随宫廷生活的衰落而断传，从本世纪初成立“雅乐同志协会”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日本雅乐会”，它又开始在平民和青少年中进行普及。
在欧洲，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古典芭蕾，没有因摩登芭蕾和现代舞的出现而被人们所抛弃，至今它仍与交响乐和歌剧一起被尊为“三大艺术”，而欣赏“三大艺术”仍被看做是高雅的时尚……
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她的“古典舞”何存呢?……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舞蹈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思想情感。那时的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劳动，狩猎，战争，祭祀，娱乐和。可以说，没有一项重大的活动离得开舞蹈。随着社会的发展，舞蹈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也有很大的发展，祭祀祖先、歌颂英雄的乐舞，庄严肃穆、气势雄伟；宴乐娱乐的舞蹈抒情优美、技艺绝伦。至于流传在各族人民中间的舞蹈，更是千姿百态、色彩斑谰。这些传统悠久的人体动态文化，以其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特色和艺术感染力，成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不都去搞现代舞，还要搞古典舞，就因为古典舞是历史，是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经过了几千年所创造的艺术，代表我们的民族智慧，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古代传统。而且，与《史记》、与诱蚀的战国青铜器皿、与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厅、与长城及莫高窟一样，都储存了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记忆。假如我们拆掉故宫、长城，书店一切古书绝迹，关闭历史博物馆，停演古典戏剧(包括外国的)，把莎士比亚、达・芬奇、菲尔丁这些外籍古人也一律赶出中国国境，毁掉、寺、观、宫、苑，禁止仿古工艺，看戏是现代戏，看舞是现代舞，广大农村的节庆活动不准舞龙耍狮子、踩高跷，农民一律改跳迪斯科……，设想一下，中华民族还存在吗?生活将变成一种什么局面?有些青年朋 友把文化艺术的现代化理解为就是向外国，主要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看齐，可否注意到，越是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珍视他们的历史、国粹，越热衷于举行古老的传统节庆活动。为什么呢?古典舞之必然存在，是因为任何国家都十分珍爱自己的历史创造和历史成就，也无妨说是民族感情的需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取消民族、种族在文化上必存的区别，我们既需要健康的现代舞蹈，也需要健康的古典舞蹈。要搞成一套“既能表现古代，又能表现出现代的古典舞”的这种提法，值得讨论、商榷。即便是搞训练体系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毛病。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就不可以存在纯正的古典舞，而必须一窝蜂地都奔现代，就连艺术的性能也不加考虑呢?党明确地提出“双百”方针，目的是促进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造成繁花似锦的局面。而一到实际，何苦非得一刀切，是否只有全变现代舞才算是舞蹈艺术更新革命?现代舞在现代中国一定崛起是无须担心的，古典舞生存于现代社会，也不可避免的会吸收现代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我们是用唯物史观察看待历史，取、舍、扬、弃，也必然反映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然而不是艺术原则、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现代化。如果是现代舞蹈的发展原则是“破格”，不拘泥于任何传统规范，也不存在中外的畛域，为我所用重点表现现代社会；那么古典舞的发展原则是“守成”，不能抛弃古代形成艺术规范和美学传统，必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重点也是表现历史生活而无须强求它表现现代社会。两种舞蹈性质不同，功能不同，各有各的范畴。古典就是古典，现代就是现代。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为什么就不可以分工共存呢。几十年来艺术形式、体裁、内格以及表现题材的一窝蜂现象，是违反艺术发展规律的，也不符合“双百“精神。口头上总是提多样化，而行动上总扎堆，这种实质上“左”的现代。一直阻碍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应该结束了。
关键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430072。
一、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议论的热点话题。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作一界定。就这个概念的构成看，有两个关键词需作厘定，一个是“中国哲学”，另一个是“当代形态”。这里的“中国哲学”，指的是与中国哲学传统相联系而接着讲的哲学思想，是指“中国的哲学”，而不是指“在中国的哲学”。1这里的“当代形态”，指的是“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中所呈现出的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最新延续与发展。这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就有了清楚的界定，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得以明确。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既然是接着中国哲学传统而来建构“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的新形态，这就有三个相关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哲学资源如何获得的问题；(二)哲学话语如何建构的问题；(三)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探讨，而第三个问题最有难度，也最需要加以注意和探讨。这一问题中所说的外来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非西方民族国家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对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精神武器，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思想空间的开放，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再度兴起，强调只有那些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哲学思想，即只有作为“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作为“在中国的哲学”，才能在中国思想世界发挥主导作用。而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所要建构的新形态哲学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哲学”，也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都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回应这一问题。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加以发掘和阐释，从中获得思想启示和哲理支撑，从而作出合理的回应和解决。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发掘和阐释存在明显的限制性。具体地说，对于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哲学资源的获得和哲学话语的建构，这种发掘与阐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它很难解决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实是一个寻找哲学的历史文化之根的问题。因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中，只有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如现代新儒学，才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这种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掘和阐释才是有效的，才能够解决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而近百年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如何中国化，仍然不可能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开展中生发出来的，不可能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仍然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能否解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长期发挥主导作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它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中就会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
要从理论上化解这一危机，就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而这个历史根据、这个结合点、这个历史文化之根，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才能找到。因此，面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诸前提性问题，需要重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这一段哲学历史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探讨，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何谓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自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来，不同时代的人所讲的“古”与“今”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变”有着不同含义。本文所论“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是指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从其源头上看，可以追溯至明清之际。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开展中，即已孕育了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最初萌动，但受当时社会历史和哲学自身等因素的制约，新形态中国哲学并未能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接生出来，出现了侯外庐所说的“中国近代思想难产”①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中国哲学自身的原因。从中国哲学自身看，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十分充分、积淀非常丰厚、传统惰性力极其强大，而早期启蒙思潮的新因素则尚处于破块启蒙之中，远不足以改变这种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和古已有之的思想存在，从中接生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那些导致“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因素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从那时起，随着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获得了用以改造中国古代哲学、更新中国哲学传统的新的思想资源，通过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交流、融会，产生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从而走出了“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困境。这就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首先从哲学形态上表现出来，它经历了两个大的变化阶段：19世纪中叶后的60年间，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严复开始，中国哲学由近代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所谓20世纪中国哲学，实则就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在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同时，尚未脱离中国古代的经学形式，表现为一种哲学与经学、科学的混合物；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则走出了经学时代，开始探讨现代哲学问题，形成现代哲学话语，建构现代哲学体系，表现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这种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变化，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哲学传统也出现了变动和更新，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现代传统。
作为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产生明确的自觉意识，并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一是促成了历史观的更新，形成了从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化；二是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形成了从惟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三是开展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形成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化。这就促成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蓬勃开展和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基本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由此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②
从20世纪30~40年代起，中国哲学家进一步环绕现代哲学问题，融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以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人文主义思潮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科学主义思潮有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等等。这些新形态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标志性成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基线与主体。③
今天人们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在新世纪的延续和深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传统，才能对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获得正确的把握，对这一建构工作面临的诸前提性问题予以合理的回答。
三、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特点
所谓哲学的转型，即哲学形态的转换与更新，是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则是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的划时代转变，形成了与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哲学开展明显的区分和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哲学开展，主要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相对独立、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那么其后的中国哲学则是在中国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后，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也不意味着是用西方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来代替中国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更不意味着要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传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进行的，呈现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
西方近现代哲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获得大规模传播并为中国人多方面吸取，是因为它们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相联系而获得了一种世界性，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这些西方哲学思想，既在传播中显示了自己世界性的一面，又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即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从而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只有这样，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世界，而不是要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自性、特点与传统进行大部的或基本的消解，使之只剩下与中国古代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中国人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引入、吸纳西方哲学，正是为了从中获得这些核心观念，使中国哲学从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和新的理论创造，从而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严复在20世纪初就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②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带给中国哲学的新内容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19世纪中叶起，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中国古代哲学，力图创造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从哲学形态上看，体现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冯契就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哲学历程称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①。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对此予以认肯。早年梁漱溟在开启现代新儒学时就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②晚年冯友兰总结20世纪后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开展时，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开展称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③。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与之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中国哲学在数千年自成一系的开展中，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形成了悠久的传统，以其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种传统的因素和力量，有的会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阻碍作用，有的又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伴随着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与选择、承续与综合。这一点，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就作了明确揭示：“中国以往哲学中假如有好的东西，则这好的东西之维护与发扬，乃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中国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态的、有害的东西，则这病态的、有害的东西之矫正与克服，也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④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实现的。这两种哲学运动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展现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之间复杂的关联与互动。有人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开展片面地归结为“西化”，进而加以贬抑乃至否定。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理上看，正是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些特点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所致。
四、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变动与更新，由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转变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不仅有古代传统，而且有现代传统。
对这两种传统的认识可追溯至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这里的“孔夫子”，指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这里的“孙中山”，指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毛泽东1949年对孙中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含义作了更明确的表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②显然，他所说的“孔夫子”、“乌龟壳”与“孙中山”、“共产党”分别代表着两种传统。③
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两种传统的区分的是冯契。冯契说：“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④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着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并凸显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的意义。他进而认为，伴随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说：“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⑤又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⑥他把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书来表达，实际上正是分别对中国哲学两种传统进行考察与反思。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本文所讲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是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中形成的，积淀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成果与核心内容，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一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古老的哲学因素，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过程中被保存和积淀下来，转化成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如经世致用学风重实际、重现实、重实践的求实精神，公羊三世说所讲的“小康”与“大同”不同阶段的历史演进，民本思想所强调的对“民”的重视、尊重与爱护，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些因素保留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表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间绝非截然的断裂与对立，而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经过中国化过程后，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成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严复所说的“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就是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更是这样的内容。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不同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哲学传统确实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哲学开展中获得了更新。
第三，中国哲学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通过吸取、消化、综合、融贯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创造，通过近代形态哲学体系特别是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哲学家在近现代中国的家国情怀和原创性智慧，标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不是脱离了数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导性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否则，有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很难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变动与更新，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不可简单地将其指责为“反传统”而加以否定。①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不论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还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理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之中。
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革命”取代“维新”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发生了古今之变，由古已有之的“汤武革命”观念，转变成包含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内容的现代革命观念，而这其中就包含了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吸取。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称“顾自马尔克(马克思当时的中译名——引者注)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Socialism)”②，力主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理解孙中山和同盟会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感叹地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③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中国产生了一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积极参与并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这一时期的诸重大哲学问题，不论是历史观的更新、政治哲学的变化，还是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多维度阐释，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学理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焕发出独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论魅力。李大钊主要结合历史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主要结合政治哲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主要结合人类学古史研究阐释唯物史观，杨明斋主要结合东西文化关系问题论争阐释唯物史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李达在其专著《现代社会学》中总结了这些不同维度的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他们又以唯物史观派的身份参与了原本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展开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对代表人文主义思潮的玄学派和代表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派都进行了批判。瞿秋白在论战期间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力主用辩证唯物主义阐明哲学本体论问题。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自己的学理探讨予以了推进和深化。例如，知识客观性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认识论开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曾引起中国哲学家的多方探讨，形成了两种倾向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可以通过经验，把外部世界如实地反映到主体之中，从而使主体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具有客观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人的经验不能如实地反映外部世界，主体通过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经过人的感觉、心理所加工过的东西，不可能具有客观性。这两种看法都以经验为人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中介，而分歧的关节点就在于哲学家对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对这两种倾向性看法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提出：“在知识经验中，就心理上的原始或基本着想，‘有外物’这一命题和‘有官觉’这一命题至少同样地给我们以真实感。这两命题都是知识论所需要的。不承认有官觉，则知识论无从说起，不承认有外物，则经验不能圆融。”①但对于经验何以“有外物”的问题，他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说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认识论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毛泽东则在《实践论》中进一步说明了人是怎样从感觉经验出发，经过实践来获得客观性知识的。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对知识客观性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从认识论上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予以了学理的推进。②
这些哲学史上的事例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方面参与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由此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从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具有了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为了“中国的哲学”，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③
六、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看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
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回答哲学资源如何获得、哲学话语如何建构、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这三个前提性问题，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的新内容，而且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在21世纪的综合创新以建构新形态中国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中获得启示则更有意义。
其次，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使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这种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融会了多种哲学资源，回应了现代哲学问题，表达了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建构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话语体系，面对的是今人而非古人，要讲的是今人话语而非古人话语，因而更需要从中国哲学古今之变所形成的新的话语系统中得到借鉴、获取资源。
一、抚琴目的的现代化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中，古琴关涉政教和修身，古人抚琴多为借琴体道或以琴成德，古琴音乐一定要经过道德和人格的砥砺，上升到道的层面。春秋就有“士无故不彻琴瑟” [1]的说法，儒者视古琴为礼乐教化的工具和“依仁游艺”之一艺。《乐记》和《韩诗外传》都有圣王虞舜用五弦琴演奏《南风》，进而治理天下的典故；《史记》载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十日后师襄就说可以学新曲了，但是孔子要继续“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 ”，发出“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的感叹，使得师襄“辟席再拜”，说“这正是《文王操》 ”，亦可见习琴之旨不在琴艺。汉代古琴的地位上升到“乐之统”，汉儒主张“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白虎通义》），在自上而下的教化中，以外在的琴乐禁止或祛除个人成长路上浮侈、邪僻念头的困扰，培养合格的官员或世家继承人。宋代文人则想要通过琴乐自内而外发扬人固有的善心，培养君子人格。
现代人“研究古琴之专刊”唯有民国 26年（ 1937年）今虞琴社发行之《今虞琴刊》，此刊主张琴是至今独存之“黄胄古乐”，在音律、演奏、旨趣、变调、制作诸方面足以与现代西洋音乐抗衡。李葆珊在此刊《琴学三要》一文中首次提出“儒者之琴”和“乐人之琴”，前者重视性情，目的是自娱；后者音律精确、声调铿锵，目的是表演。 1939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琴道》一书中把古琴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归结于儒释道的共同影响，并提出“琴道形成的基础思想来自儒家”，清楚定位古琴与儒家文化之关系。但因彼时中国遭逢劫难，传播琴艺、研究琴学之环境不良，加上复兴琴学和国粹派、论衡派守护传统文化之行为与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文化之主张相悖，“儒者琴”之专题研究无有后续。
古琴是传统文人眼中的载道之“器”，更是音乐学者眼中的艺术门类，所以“儒者之琴”传承式微之际，“乐人之琴”依然兴盛不衰。民国时期部分学校已聘请琴家专门传授古琴技艺，琴学逐渐成为现代学科之一，习琴之人以表演和研究琴学为目的，琴艺传承方式日趋专业化和现代化。观新中国成立至 2006年之琴学研究文献，乐理探索、打谱创作、指法技巧、斫琴方法、琴曲赏析、琴论编集最多，琴学考证偶有一二，儒学角度之琴理辨析无有。儒学思想是古琴文化的本位思想，儒学与琴学之互动自春秋开始延续两千余年，却为当代人有意无意避开。叙琴史者无法抹杀儒者之主张“琴者，禁也”作为古琴文化主流思想的事实，他们或粗略提及儒教以古琴为教化之器、忽视艺术性之“劣迹”，或将之看做“约束古琴艺术发展的杀威棒”，导致古琴由“家喻户晓”到“鲜为人知”的罪魁祸首。儒家文化于古琴之罪过，何其大也！但奇怪的是，在如此严厉的批判之前，无人分析过“琴者，禁也 ”要“禁”的到底是什么；刘向、班固、韩愈、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都有“以琴正心 ”的思想，也无人探讨过古人到底如何“以琴正心 ”；更无人反思，若非儒家礼乐文化之功，古琴可会和其他上古乐器一样被历史淘汰。
对琴本身的探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琴的制作、琴曲的创作、指法的研习是弹琴的前提，但只关注这些对古琴艺术的发展是不够的。当代古琴的娱乐功能被不断挖掘，修身功能被遗忘或者根本没想起来，抚琴目的的现代化转换中隐藏着“器存而意不存”的危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3年11月7日宣布了世界第二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其中就有中国的古琴。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古琴艺术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于“民间音乐”类。 2008年初，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的名单，吴钊、郑珉中、姚公白、陈长林、吴文光、李祥霆、龚一等琴家被评为古琴艺术的传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与保护单位）、各地的大学及琴社相继举办了“中国古琴艺术节”、“古琴走进大学”一系列活动介绍古琴、演奏琴曲及研讨古琴理论；各地琴馆经常举行琴会，传统的古琴雅集在不断恢复；国内有了古琴考级、古琴比赛，面向社会招收学员的的古琴培训班越来越多；众多媒体也积极地宣传报道，各地学琴者日益增多，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古琴热 ”。
习琴者日多，研究琴学者亦与日俱增，学者把古琴音乐放在文化学领域考察，真正了解古琴文化之后发现，如果仅将古琴看做音乐专业之一，习琴单纯为了表演和传承技艺，会导致古琴渐渐失去文化属性，成为真正的“遗产”。儒家文化对古琴之影响非但不是想象中之“简单粗暴、封建过时”，反而蕴含着古代哲人的深思，对当代人也不无裨益。因此自 2006年之后，批判儒家文化对古琴之不良影响者越来越少，近两年已几不可闻，提倡习琴修身者越来越多，人们对儒家文化与古琴之关系也逐渐重视起来。
二、习琴环境的现代化转换
传统社会中古琴首先为文人修身之用，习琴之内在环境为文人成长之历程；其次，古琴也出现在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中，听众以文人为主，抚琴之外在环境充满文化气息。当代古琴则经常见于琴馆和音乐院校的古琴班中，现代化的设备被应用于古琴传习，学琴的过程经常伴随着琴谱视唱和击打节拍，现代音乐元素充斥其间。
中国传统文化不单纯是知识，还是古人安心立命之所、终生践行之道。古人所信仰之道是要“修”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人之自然禀性为善，依此本性而展开人生便是“道”。但是后天环境会遮蔽甚至损害这种天命之性，所以要“修道”，即坚守本性，拒绝外来之诱惑和伤害，修正被污染的的思想和不当的行为。“率性之谓道”是应然，是形而上的推衍，“修道”却是必然，是“道”在现实界践行的过程。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知道”“行道”不可分开，“道”体现于“知”和“行”。学问不在现实中践行，不经过人格的砥砺，便只是一种知识，“知”道不等于“行”道，学得再好，不过记住而已。
古琴正是古人眼中的“有道之器”，以此辅助修身，事半功倍。欧阳修《江上弹琴》言：“用兹有道器，寄此无景情。经纬文章合，谐和雌雄鸣”。古代文人从自身修起，学六艺，习礼乐，扬善性，为人为事由仁义行，而后推至家国天下，教化天下百姓。礼乐教化之根本在于影响人心，养护天命之性，而非遵守仪式。古琴的作用便是“正心 ”。《大学》中载古人修身次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教与琴理的交点就在“正心 ”环节，古人抚琴之内在环境便是修身之历程，此点尤其应为今人重视。
当下抚琴环境和琴人生活环境与传统社会相比，差别很大。古代琴人要么弹给自己听，要么三两好友共畅其情，面向十几位听众的场景是极少的，而当代琴人的听众动辄成百甚至上千。以营利为目的的琴馆很少单纯教授琴曲，多同时开授二胡、京剧甚至吉他课程。真正的琴人对抚琴环境是挑剔的，同一曲《平沙落雁》，在月朗星稀的秋日晚间，抚琴的人心手如一，听琴的人心领神会；而在琵琶、吉他等各种声音的强行参与下，古琴的余韵被掩盖，意蕴更无从寻觅；琴馆偶尔人稀，能平心静气抚琴一曲了，也总有几个听众在自认为的高潮和结尾处鼓掌叫好，抚琴者只能哭笑不得。于是，一部分琴人为琴曲加入了现代流行元素，节奏的急促、声音的激昂比琵琶甚至电吉他毫不逊色，如此，真的可以避免被其他乐器的声音淹没，但舍弃了古琴本身的特色。
现代化的设备和传播手段无疑拓宽了古琴艺术的存在空间，有利于更多人接触和聆听古琴音乐。当代古琴存在环境的现代化转换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扩音设备的使用扩大了古琴的声音，使之拥有更多听众。但是，抚琴者与听众内心的交流不存在了；一些指法的运用也受到了限制。例如，左手大指的“掩”和右手拍琴板的动作在扩音器中都会出现“砰”的一声；再如，古琴艺术讲究余韵，左手“吟猱”时常产生若有似无的乐音，甚至乐音完全消失，只剩下手指和琴弦细微的摩擦声，类似于绘画中“留白”，现代多数听众的欣赏习惯已经无法体会这种“形断意不断”的境界，反以为弹琴者之失误，为了迎合听众的需求，现代琴人舍弃不利于传播的元素，于“留白”处作文章，左手“吟猱”时用右手拨响琴弦，以便于听众听到演奏的声音。
古琴艺术的传承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其文化内涵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发扬。在传承方面，古琴师资力量整体薄弱，出现了不少“速成”的古琴老师；艺术院校的规范“指法”没有琴派特色；学琴者对传承人独特的“运指”方法不够重视，盲目求新，等等。在社会传播方面，在商业化社会背景下，古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市场化，变成了一些人获取利益和追逐名利的工具；古代有琴社，趣味相投的琴友约定在某处相聚，或在茶香中抚琴听琴，或弹琴赋诗，是为雅集，而非盈利，当下的琴馆虽然也起到传承古琴艺术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以出售古琴、获取更多学费为目的，类似于“私人会所”性质；甚至有的地方要以古琴打造本地的文化品牌，明确表示要把“古琴‘蛋糕’做大”等等。
习琴环境的现代化转换对古琴艺术的传播和发扬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如何在保证古琴艺术本色的前提下对待这一机遇，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古琴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当代人眼中的“古琴文化”仅仅是一种复古的格调，一种美的形式， 1907年，王国维先生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拈出的“古雅”，凝聚着传统审美元素，令当代人缅怀，仅此而已。
借助古代典籍考察古琴之文化生态后可以得出，古琴艺术受儒道释思想的共同影响，道释思想有利于古琴音乐审美境界的领悟和创造，儒家思想则是古琴文化的本位思想，古琴艺术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失落的直接原因是儒者的消失。儒者与当代以研究儒家学术为业的“儒学家”不同，儒者掌握的知识或不如儒学家，但即便将儒家经典倒背如流，儒学家也不一定当得“儒者”之称，关键处在于对于儒学所讲道理是否理解、是否相信、是否践行。读圣贤书者何止千万，但始终信仰和践行夫子之道者在任何时代都不多见。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古代的专职琴人也能由技进于道，由对琴艺的钻研升华为涵养心性，形成独立人格。自宋始，专职琴人多属于某个琴学流派，他们对演奏姿势、琴曲格调和表演环境乃至听众素质都有严格的要求，一为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二为守护人格之尊严。而他们为别人表演又是份内事，因为弹琴是职业，是生存手段。他们不能逃避表演的命运，但可以选择表演的姿态是自卑谄媚还是不卑不亢，演奏的曲目是靡靡之音还是高山流水，更有骨气的专职琴人还会选择听众，面对不懂琴乐还喧哗不已者推琴而去，即使得罪权贵也不违背自己的意志。
但是近代以来，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失落，古琴文化内涵也几乎消失，只剩下少数琴人孤独而执著地传承和延续着古琴传统精神。琴曲《广陵散》内容为聂政刺韩，旋律激昂处有戈矛纵横之气势；琴曲《酒狂》表现阮籍醉酒，曲风张扬、感情激烈，从不臧否人物的阮籍苦闷愤怒等情绪展露无遗，他恸哭啐唾甚至放诞疯癫。这二首琴曲深受当代琴人的喜爱，甚至堪称流行，是当下不少雅集的必弹曲目。然而传统社会的琴人认为《广陵散》杀伐之音太重，《酒狂》非平和之音，因而很少弹奏，直到民国依然如此。梅庵琴派开创者王燕卿，用大猱大撮大注和频繁的轮指改编琴曲《关山月》，喜爱此曲的人很多，但怕被责亵渎“琴品 ”，所以不敢跟他学。就连这样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琴家对《酒狂》的态度也有所保留，其弟子徐立荪忆起学琴情景，说“先师所操《酒狂》不类传世。尤其是用长锁一法，极尽醉骂啐唾之能事， ”但是像《酒狂》《杨柳怨》这类琴曲，“先生仅许学一学，以备一格”。当代人对《酒狂》《广陵散》的态度与古人几乎相反，其原因有审美标准的古今变化，也有古琴文化内涵的失落。
古琴文化内涵的失落并非朝夕之间，明朝嘉靖年间就有一位太常寺的典簿上疏古琴的琴弦多数已经腐烂，就算能弹，音也不正了。清光宣之际的清朝举行重大的祭祀典礼时，负责抚琴的乐工看到琴弦腐烂了，为了掩人耳目，竟然用小麻绳代替琴瑟应该使用的丝弦，而且当时祭祀孔子的释典上，琴瑟笙磬也只是摆设。由汉至清，古琴的生存范围被逐渐压缩在文人阶层，清末民初漂洋过海去西欧求学的学子们很多也随身携带着琴。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提倡新民主、新道德，针对的就是传统文化的糟粕，特殊的历史时期致使“孔圣人 ”变成了“孔老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在各个领域显示着自身的优越性。
一百多年来，国人走出困境迎接辉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终于可以拥有梦想的时候，琴人却发现古琴艺术技法传承未断，但已经远离传统文化，混沌无语地活在民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看似精彩，但稍不注意，“文化遗产”也许就意味着已经或将要消亡。古琴艺术被称作古琴文化，是因为它蕴含着礼乐思想的精华，仅有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古琴艺术会渐渐失去其文化属性，成为历史“遗产”，留存在已逝去的岁月里。
注释：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0.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叶以来，考古学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很大的飞跃，尤其是通过对中外考古学理论的对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学理论在以后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上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们一定要对考古学理论的认识上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而且也决定着考古学以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们对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其中有人们对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对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对古代事物的喜欢，等等。这也许是科学考古学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学考古学在形成之后就在技术和理论的影响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论的发展过程更是曲折，可以说考古学的理论是在不断的否定基础上前进的。下面就谈一谈关于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认识。首先有这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第二，考古学理论是什么？
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犹如废话，可是在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它确实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那么无论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多大的时间和精力，那都只会是徒劳。结合我国考古学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来看，考古学的理论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张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的中文译本的序中提到，最近两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的考古学的研究中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当时受国内的“五四”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史籍中对早期国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于是这就遭到传统史学派的反对，但是他们又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据。所以，双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实物。其次，我国早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也陆续回国，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学的是地质古生物学。李济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人类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决定开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进行初步调查，并与1926年10月到12月开始了对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关于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动机我们可以在《李济文集卷二》里找到，受当时安特生在对我国进行的一些考古发掘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史前文化的认识和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李济先生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与考古发掘找到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进行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掀开了帷幕，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或发掘目的使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向了历史学的范畴，其在发掘过程中对地层和出土物的观察和分类的方法还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并受了现代考古学的专门训练。1930年夏季毕业回国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发掘，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依据考古地层学的证据，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由于这些早期的学者将中国考古学坚定的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考古学引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学有着共同目标的证经补史的道路，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发展是为历史学提供服务的。它的目的只是通过考古发掘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国考古学所运用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都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对于考古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积累，这其中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获取考古材料的途径，二是对获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础性的研究，为后面的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对发掘现场遗迹和遗物的基本信息的获取，在发掘过程中对考古地层学的应用以及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类型学的分析，而且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发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积累方面对考古学理论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对考古学的理论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考古学具体理论的指导，那么对考古学的解释可能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积累的多少。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学科里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积累现象而不去总结规律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些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定理。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是一门学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学科一样在于探索在某一领域的规律，而考古学要探索的规律不只是简单的还原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类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图探索考古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解释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如果古代人们的生活是现象，那么我们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而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全部遗留。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质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的全部遗留物。所以我们要通过仅存的不完整的遗存去探索古代人们生活的规律，其难度无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没有理论的指导，那么其结果就微乎其微。我们可以把考古发掘的遗留物划分为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遗留物，对精神方面的遗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对象，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学探索的问题被西方考古学家用6个“W”来表达，它们是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处或从何而来）、How（怎么回事）和Why（为什么）。②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把他们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放在了后两个方面，也就是对产生事物内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不是对事物外在方面的观察和总结，所以考古学的理论是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来越被重视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论文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
“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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