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更新；公众参与；GIS；城市规划
一、 城市更新发展背景
深圳成立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空间快速扩张，在这种复合型的快速发展背后，面临着比其它大城市更为严重的空间资源“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为弥补深圳市建设用地的不足，未来将采用城市更新的办法来增加建设用地，并成为深圳空间资源供应的主要来源。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市场和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利益诉求日趋分化，需要有新的方式对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可见，无论从经济发展或是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城市更新都可能对深圳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底，深圳市政府公布并出台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系统、全面规范了包括综合整治、功能改变、拆除重建在内的城市更新活动，并与2009年12月份开始实施。《办法》实施一年来，仅政府列入城市更新计划的项目就将近200个，深圳市内的各类旧区纷纷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改造建设。
二、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办法》实施一年来，在旧区的更新改造过程中，由于城市的功能和结构具有保持稳定的趋势和以及惰性，各种各样在城市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仍不断地以各种形式重复出现。
1. 对城市整体功能结构缺乏整体考虑，出现城市布局新的紊乱
《办法》虽然确定了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和年度计划管理制度，并提出了分类更新的政策框架，但在城市更新实施过程中，主要依据原有土地性质和权属来确定更新项目的用地范围，这样就使原有相对完整的区域被分为旧村、旧工业区等零散的空间来实施城市更新。而深圳市多年来城市空间快速扩张，各类用地的分布是犬牙交错的状态，相互之间有分隔和渗透，各类型旧区的空间范围并不能清晰地界定。这也导致深圳许多亟待更新的地区，由于土地权属不清和土地利用状况复杂而难以开展城市更新工作。其次，城市更新单元的范围一般是在法定图则中划定，但法定图则仅对较小区域内的规划建设进行控制，这就容易产生零散的更新项目。这些更新项目往往以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无法全面顾及公众利益、城市整体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城市更新对象进行全面的整合，这依靠法定图则办不到的。即使法定图则可能清晰划分空间范围，由于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不成系统，无法通过统一的规划研究整合，仍会造成更新改造后，城市整体功能不完善，产生新的布局紊乱。
2. 重经济利益，轻生态和空间环境品质的整体理性
城市更新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开发商与拆迁居民，它们三者的目的是不一致的，但是成功的城市更新必须依靠三者的合力。居民的要求是保护他们的租金收益。房地产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为保住利润，只能千方百计通过加高建筑，加大密度，增加拆迁率等手段来提高容积率，或者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对生态环境和城市整体形象漠不关心。而政府希望避免财政压力，对征用权的使用就有极大偏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拆迁成本高，开发时过度强调高密度和高强调开发，不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整体空间环境品质的提升，带来新的城市环境恶化，形成新的城市问题。
3. 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规划实施有一定阻力
目前，深圳市城市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机制仍需进一步的完善。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部门、企业和广大居民，普遍缺乏城市更新公众参与的理念，对公众参与的目标、价值观、行动机制缺乏正确的认识，整个社会还未形成公众参与的积极氛围。城市更新有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缺乏对公众参与的宣传，许多应释放的咨讯未及时，相关非政府组织、社区和居民往往由于不能及时得到相关资讯，无法真正有效地参与到城市更新中。这导致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居民利益诉求不能有效的反馈给相关部门，在城市更新实施过程中，会遇到来各个方面的阻力，给城市更新的实施带来较大的影响。
4. 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难以实现旧城更新的和谐发展
城市更新改造中，在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引导下，将旧区中原来的工业、居住用地大量地置换为办公、商业和高档住宅用地，从而导致城市旧区中大量社区解体，传统的社区居住文化圈被打破。为追求高额利润，在旧区中新建住宅大多数是高档商品房，价格昂贵，因此租金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原有租户只能被迫搬迁到较远的区域，随之而来的产生了就业难、交通难、上学难、购物难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旧区居民不配合政府的改造活动，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5. 城市更新制度建设仍需完善
《办法》虽然对城市更新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完善，使制度管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城市更新制度建设仍存在缺乏统筹与引导，包括对管理机制、相关政策和整合规划的统筹，以及对市场需求和公众需求的引导。制度建设的不足导致公众对城市更新的目标和价值观缺乏认识，难以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对城市更新认识的不足使得市场和利益相关者既缺乏对城市更新过程和结果的合理预期，同时还普遍地存在投机心理。政府为平衡各方的利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多，但得到的社会认同却始终不足。不对城市更新制度进一步的完善，这种矛盾仍然会继续存在。
这些问题暴露出城市更新理论未能有效地指导规划实践。因此必须科学、合理的拓展城市更新规划理论，更清楚的认识高速城市化下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并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因地制宜选择科学的更新改造模式，制定更高效的城市更新策略，实现快速变化中的旧区结构转型，促进城市更新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进行深入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对策研究
1. 加强城市更新规划理论研究
随着深圳市近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供使用的城市建设用地有限，旧区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深圳市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影响因素的错综复杂，需要我们使用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理论，强调有机更新，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对高速城市发展条件下旧区空间结构形态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及相关规律展开研究，真正把握当前城市更新的实质。主要研究方向应包括旧区功能改变和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析，旧区功能改变和空间结构转变的优势与适应度评价，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约束条件和矛盾分析，以及旧区功能、结构变化的特征及趋势分析等。
2. 加强城市更新的政策研究
从城市整体的角度看，城市更新可视为城市用地的空间存量调整,是更有效、更合理的利用城市用地的重要方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用地空间存量调整在性质、规模、形态、时序等方面的协调和平衡，往往由于缺乏整体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被割裂，从而影响到城市功能的整体发挥。目前，深圳市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应加强城市更新中集中与分散的整合机制、旧区功能和机构与城市整体的协调机制，加强城市更新宏观政策与调控机制的研究，并从政策、空间、经济、管理、景观等层面提出措施和建议。
3. 加强城市更新中GIS技术应用研究
当前，深圳城市更新改造规模与速度空前且矛盾众多，使得城市更新规划中的信息收集、分析和整理工作变得相当复杂和繁琐，而在实际的规划管理中，需要对动态变化中的多方案综合评价和论证，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往往使得城市更新主观随意性大，甚至会造成规划决策的失误。GIS的发展为现在的规划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前城市更新现状数据的处理必须借助GIS技术手段，并研究动态的时空模型为城市更新规划决策提供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基于GIS技术的数据处理和决策模型，为城市更新决策提供多源的、动态的、海量的数据以及综合分析的模型，将能较好的充实完善现有的城市更新规划技术和方法。
4. 改革城市规划管理，适应更新管理
随着未来改造用地逐步成为深圳主要的用地供应来源，城市更新将逐步成为城市规划管理的首要内容。需要对现有城市规划体系和相关标准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要在现行规划体制的基础上，纳入城市更新规划管理的目标和需求。如在城市发展策略中提出全市城市更新的总体策略，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全市城市更新的目标和实施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全市城市更新规划研究；在统一、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分区域提出城市更新规划指引，确定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时序和具体目标；法定图则不但要明确城市更新单元的范围，还要对城市更新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提出强制性的控制要求。只有利用法定图则将涉及公共利益的因素从市场博弈中抽离出来，才能使得下一层次的城市更新单元的详细规划具备全面面向市场实施的条件。通过上述调整，也有利于理顺城市更新规划委托编制的关系，使城市更新主体特别是开发商能够主持或参与到城市更新项目实施层面的规划当中。因此，随着未来城市更新的全面铺开，城市规划行业从标准规范、技术方法、管理体制乃至规划师的思想素质方面都需要有所革新，特别是要改变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为多元利益主体的目标需求以及合理的市场博弈留有足够的弹性空间。
四、结语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城市的快速发展使深圳较早的面临着城市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城市更新在中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而在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影响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在城市更新与建设中注重改善城市的功能和结构，发掘城市的内涵和价值，激发城市更新的活力，保持城市的个性、灵魂和理念，不断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把深圳建设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城市。
参考文献：
[1]陈湛.昆明城市更新与发展规划思路的探索.建筑设计管理.20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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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金.深圳城市更新研究历程及发展方向探讨[D].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 国内外城市化进程发展状况
当前，城市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同趋势。联合国的统计资料[1]表明，人口城市化的趋势在不断地加速发展。图1表示了这种发展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50年的世界人口约为25亿，其中仅有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世纪末，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达到世界人口的50%。根据图1所示数据，预计到2025年，城市人口将占据世界人口的60%。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对人居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表1给出了世界上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的增长[1]。从1950-1995年期间，全世界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目由83个增加到325个，说明95年城市数量是50年的3.9倍，这种趋势在第三世界国家尤为明显，同一时期城市的数目增加了6.3倍。
表1 1950-1995年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城市数目
Table 1 City numbers of population beyond one million between 1950 to 1995
年代
1950
1995
1995:1950
第三世界城市数
34
213
6.3
发达国家城市数
49
112
2.3
全世界城市数
83
325
3.9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界同步，近年来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图2给出了我国城市数量增加的数据[2]。
2 城市化促进自然科学新领域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首先以传统的地理学为例。近几十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地理研究发展迅速，内容和影响都超过了传统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对城市进行地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城市需要重建，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加速，这些都要求对城市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规划，促使大批地理学家投入城市研究或城市规划工作。新兴的城市地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区域的空间组织与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两种地域系统的关系。围绕这两种地域系统，具体的研究内容有：城市化研究、城市分类研究、城市体系研究、城市群和大城市集群区研究、城市综合地理研究等。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早期数量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城市信息系统方法、空间抽样调查方法等。此外，地图是地理研究的传统工具。航空像片和卫星像片在城市地理研究中表现出重要作用，是研究城市时空变化关系的基础数据。
附图
图1 全世界城市化城市人口百分比[1]
Fig.1 Percentage of urban population among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world cities
附图
图2 中国城市数目随时间的变化[2]
Fig.2 Number of cities in China
以典型的工程科学——建筑学为例，随着城市化现象的迅速推进，建筑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孤立地、狭隘地研究建筑现象已经说明不了问题，满足不了需要。客观实际已经按照系统工程的规律伸展了它固有的领域。城市及其区域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城市化对建筑科学的影响，使得系统的思想进入到传统的建筑科学，进一步突出了新的建筑科学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3]。钱学森考虑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和自然特色等种种因素，形象地提出了山水城市的理念，这一思想对建筑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以地球物理学为例，城市化问题使得传统地球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20世纪初，地震波证实了地球铁核的存在，证明了2900km深度存在地核与地幔的边界。30年代，地球物理方法发现了地球内核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科学家提出了地球内部分层模型。20世纪中期，各种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初步形成。40～50年代，地球物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勘探固体矿产资源，60～70年代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石油和天然气，80～90年代又增加了水资源。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总而言之，20世纪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资源为主。20世纪末的全球性城市化发展趋势，使21世纪的地球物理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的城市问题。80年代以来，由于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认识到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以及人类活动的重要性，地球科学的发展开始进入地球系统科学的新时代。城市地球物理学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城市地球物理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地球科学国际研究前沿的新兴学科。传统地球物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而城市地球物理学则主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城市地球物理学研究中，除了自然科学问题之外，还应强调科学与社会的结合、各相关学科的综合及与各社会部门的协调。图3表示了城市地球物理学与环境科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关系，这三者既有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又有密切相关的交叉研究内容。
附图
图3 城市地球物理学、环境科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among urban geophysics,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geography
3 城市地球物理研究的社会需求
(1)城市建设。科学家们预计21世纪的城市在向高空发展的同时，也将向地下索取空间，建设深层地下都市已经在科学家构想之中。20世纪平面式的城市功能在21世纪将从地下、地上两个方面重新进行立体配置。在一系列城市建设活动中，迫切需求地学界利用地球物理的观测和预测方法对城市地下空间的结构给出定量的描述，为城市规划积累基础数据。
(2)城市灾害。人类大规模的经济—工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已经达到了与自然地质作用相提并论的程度，而且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大。各种灾害无情地破坏着人类的居住空间，给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这些灾害发生在地学研究的领域，迫切需求地学界利用地球物理的观测和预测方法对各种起因的城市地质灾害和对环境的破坏进行详细的调查。
(3)城市地下污染。原生环境的缺陷以及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地下环境污染，在地下水的作用下，对生态与工业构成极大的危害，迫切需求地学界利用地球物理的观测和预测方法调查地下水的分布，为制定防治规划提供基础数据。
4 城市地球物理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城市地球物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特点是学科的交叉性及其社会服务性，城市地球物理不仅与地学界的其他学科有广泛的交叉性，而且与地学界以外的诸如人文类、社科类学科也有不可缺少的交叉内容。城市地球物理研究的最终任务是服务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体解释为：
(1)城市近地表结构与地质灾害的相互作用关系。天然与人为的地质灾害对城市构成极大的危害。这些灾害改变和破坏近地表地质结构，近地表地质结构从客观上阻止或促成地质灾害的发生。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之一。
(2)城市近地表结构与地下基础设施和地下建筑的相互作用关系。地下基础设施是城市的命脉，地下基础设施的科学规划以及地下建筑计划需要对近地表结构的观测与评价，大型地下建筑有可能改变城市地下应力场的平衡，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未来城市发展中为地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3)城市近地表结构与地下环境污染的相互作用关系。地下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类健康，地下环境污染直接受控于地下水的分布，同时受控于近地表地质结构。对地下水的分布及其浸染走向的研究是防止和治理地下环境污染的重要依据。
城市地球物理学研究方法主要依靠观测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综合评价系统。观测是地球物理学研究得天独厚的手段，数字地震台阵、地球信息系统、INSAR计划、浅层地球物理观测在地学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地球物理观测数据起到了透视地下的作用，是实现地下结构定量化与可视化研究的基本条件。针对城市问题的地球物理观测，需要在提高仪器动态范围的基础上获得高分辨率的数据，需要研究城市特定环境下的观测方式。认识浅层介质的复杂性以及地球物理数据的特殊性是研究城市各类问题数据处理方法的出发点。数据处理方法研究应该从基础研究出发，研究地震波场、电磁场、重力场分布规律以获得清晰的三维地下图像。保证足够的信息量是对城市问题做出准确评价与预测的基础，综合性研究在评价和预测中至关重要。地球物理学中各类方法的优化与组合以及与地学研究领域中其他学科的交叉，包括与非地学研究领域相关学科的交叉是开展城市地球物理评价与预测研究的主要方向。
5 城市地球物理现阶段主要研究内容
(1)城市条件下地球物理观测方法研究。城市条件下的地球物理观测比常规野外条件下的观测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需要在已知的典型地下结构的条件下进行足够多的观测方法实验，针对“源”的问题，研究电磁波与弹性波的聚束发射，研究综合方法的同时观测技术以及时移观测技术，并根据已知条件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对比观测数据与理论数据的差别，分别城市条件下观测噪声与干扰的特殊性，发现规律性，为实际的工业性调查提供指导性方案。
(2)城市介质地球物理正演算法研究。城市地下介质除受到地质构造运动外，更多地受到人为因素的改造，演变成为难以保存其原生地质痕迹的、极其复杂的地下介质。其地球物理响应与以往的地球物理观测必将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因此，必须以城市地下条件的特殊性为介质模型，研究地球物理正演计算方法，认识城市介质条件下观测数据的基本性质和形成规律。
(3)城市地球物理数据处理方法研究。城市地球物理需要采用非常规观测方式，其观测数据包含了大量意想不到的噪声。认识噪声的特征和有效地消除噪声，保护观测数据的分辨率是数据处理的关键问题。针对时移观测数据研究四维数据处理方法。在信号分析与数字处理方法研究中，需要充分吸收现代数字信号技术，开展适用于城市特定问题的处理方法研究，为综合评价提供准确数据。
(4)城市介质三维可视化研究。城市地下介质覆盖在水泥路面、绿地和建筑物之下。传统的钻井或探槽式观察方法在现代化城市中即落后又不适用。这项研究通过对观测数据的有效反演对城市地下介质实现三维空间可视化描述，提供三维精细成像结果。对典型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反演算法研究，为三维精细成像和可视化描述以及综合评价提供有效资料。
6 城市地球物理研究需要社会关注
城市地球物理研究如何落实与如何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应该进行必要的学科调整，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应该积极参与城市地球物理研究相关工程项目，在学科之间进行经常流。工业、商业与企业部门应该面向用户，以市场为导向，为城市地球物理技术的研究提供场所和经济支撑，同时有必要参与各种研究活动，各学术团体应该相互配合，设立城市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在学术刊物上开辟专栏广泛宣传城市地球物理研究的科研成果，各专业学会之间也应进行广泛交流。政府部门应该做出具体计划，以便各职能管理部门统筹安排，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协调，要选择典型城市和典型项目作为依托，开展研究工作，在基础研究方面需要得到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
应该充分估计到地球物理各种方法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的难点，要通过研究地球物理新方法、新技术提出新的认识、加强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始性创新。要集中精力利用地球物理数据编制城市地下三维结构的图像，当前城市地球物理研究的主题是“城市三维地图(3-D Imaging of Urban Underground)”（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内地—香港城市地球物理战略研讨会，香港大学.2001.）。
7 城市地球物理研究的技术支撑条件
近20年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出现，乃至空间数据基础的建设和“数字地球”战略的提出，使得获取地球信息的手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使全球的制图和动态性制图成为可能，而且在环境监测、灾害预警预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方面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1世纪将广泛采用高分辨率的观测系统（地面、海洋和空间对地观测）、高灵敏度和高准确度的分析测试系统（包括微粒、微量、纳米级和超微量）、不同条件下的实验模拟系统、建立在动力学及高性能计算基础上的数值模似以及数字化的地球信息系统，此外，现代化的观测技术与设施也将成为开展城市地球物理研究必要的支撑条件。
圈层相互作用研究是地球科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新发展方向，方兴未艾。这些研究将导致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形成整体性的地球系统科学。地球及其各圈层是一个整体。一些地球科学问题固然有区域性的一面，但这种区域性是寓于全球性之中的。在一定意义上，只有更好地了解全球才能更好地了解区域。同时，区域也是全球的窗口，区域性是通向全球性的大门。地球科学方面的“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研究计划，则为城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科学基础。
8 结语
地球不仅在自然力作用下发生变化，而且人类活动作为地球上有关过程的一种作用力将进一步得到深入研究。21世纪将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审视环境的变化，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基础，使人居环境得到最大限度地改善，同时又要保持地球的“健康”演化。在新千年和新世纪来临之际，地学界应该重新考虑地学发展的方向 和重点，使地学研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新世纪，地学在应用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合理地利用地球资源，帮助工业界解决难题，改善地球的可居住性。为此，作为地学领域主要学科之一的地球物理学应该做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2-01-08；修回日期：2002-05-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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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
（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详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图1）。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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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为经济成长会带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这一观念下，城市方面的很多问题被认为是经济成长中不可避免的次要现象。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减缓或停滞，失业加剧，许多城市的市区开始萧条而郊区继续扩张，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性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学者、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广泛地研究城市问题，并试图从政治、经济的社会总体脉络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城市问题的特征进行新的阐述。本文着重介绍70年代末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研究及其理论动向，并对上述的城市理论问题进行简略的评述。
二、城市理论的一般特点
理论的作用是系统地论述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特定现象，进而预测将来可能要出现的种种情况，因此，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就成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只有在通过经验的探索和以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及形式传播时才被肯定，城市理论也不例外。城市研究方面的不同理论，虽然有时在很多方面论述的内容相近，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假说不同，所以对同一对象说明的方法就不同，其理论观点也就不容易统一。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城市研究理论中有一些争议点，其中代表性的问题是: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还是价值介入(valuerelevance)。马克思·韦伯(MaxWeber)的价值中立观被介绍到社会科学之后，学者们在价值中立和价值介胫洳欢辖姓?城市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研究和与之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间的争论。生态学的研究是把城市看作自然现象中的一个形态，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从为了社会平等的价值介入的立场对城市进行分析。价值中立的立场大致上是把产生城市社会现象的最终原因归结到个人行为，也就是个人主义;而价值介入的立场同结构主义的立场一样，把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归结到社会结构方面。在社会科学中，个人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同哲学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有着无休止的争论。所以，越是这种本质性的问题，越需要结合具体现象或者实践来研究其逻辑关系。为了论述的逻辑性，理论往往只采取一方面的立场，而不是两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理论争论的特点是它并不具有实际性或实践性，而是围绕形式或者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来进行的。因此，如果只注重理论的表面逻辑形式，研究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突破这种理论局限性。
三、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分化
(一)第一流派
1.生态学的研究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是本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中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结合竞争、选择、迁移、支配等生态学的原理，在城市研究中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其空间观点以伯吉斯的同心圆城市模式和土地经济学家霍伊特提出的扇形模式为代表。60年代生态学研究的主题转为社会地域分析。社会地域分析理论的核心是以城市地域在原有的某种层次上能够进行分类的可能性为基础，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其后由于电脑的普及以及因子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应用，用归纳法来说明城市结构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以多种生态学的方法研究城市结构理论的出现，传统的理论也就慢慢地不再为人们所重视了。总第75期城市问题1997年第1期70年代初，这类生态学的研究逐渐降温，因为这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城市模型只靠技术和统计的一般化的分析无法深入认识城市发展的整个机制。
2.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
新城市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脉络上产生的空间研究方法，其模型一般都将城市地域假设成集中生产(综合消费品)的单一中心的同心圆均质地域，进而住宅的需要仅仅与个别地点的规模和立地有关，而与外部效应和公共部门的政策无关，并且它们各自的活动被反映到市场竞争过程中地租的空间分配上。这种以均质地域假设为基础的新城市经济学的模型被用于长期均衡的土地使用决策中。例如，在居住地立地选择模型中，个别家庭的行动目标是其效用最大化，这时的效用同住宅空间面积、距中心商务区的距离、综合消费品的消费等因素存在函数关系，成比例预算受到限制。由于要获得最大效用，所以离中心地越远居住密度就越小。由于新城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70年代及其以后进行的许多研究取消了很多假设，扩张了模型。例如，增加了若干中心地、多种运输手段、公害等外部效应、公共财产等约束条件进行研究。在居住地模型上包括了收入变量、住宅选择的多样性、环境质量、居住地上的人种差别等因素。这些约束条件的增加，与行为主义及其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人文主义者对新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评和其自身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是同时进行的。行为主义者之后的人文主义者批评了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把个人缩小为在抽象市场环境中运作的单纯、合理的意向决定单位，并对非人文化问题也给予了批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以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攻击。他们认为新城市经济学派在其研究模型中是以“城市是消费者选择的反场闭庖恍楣沟募偕栉?进而主张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应转为更有效地促进市场运行、矫正外部效应、限定国家正当干预行为上;他们还批评这些模型把注意力集中到消费者支配和市场过程中，从根本上掩盖了阶级和财产关系等。
3.行为主义的研究
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种类很多，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行为主义是在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生态学的模型及一般的计量模型对人类行为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之后产生的。行为主义在模型的建立上，努力引入环境心理学、人类学、组织形态理论等领域里的实在论(realism)。他们对客观环境和个人或者集团所决定的形象进行基本划分，研究的中心从宏观转移到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微观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是以结果的集合形成模型，而是只强调过程。例如，有些学者在研究有关场所效用、对家具的需求和期待、居住环境压力等意愿决定过程的问题上，试图建立起看来似乎单纯的消费者的购买形态，实际上与大商场的形象有着复杂关系的模型。70年代后期，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它对个人行为的过分强调、认定和对行为关系过于简单化的理解都成了批评的对象。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批评了行为主义过分忽视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限制性因素和所产生的选择、而过分强调个人选择能力的倾向。
(二)第二流派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要求在维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还要对资本积累及积累过程中加剧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因素进行控制，并减缓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此来理解城市化的。60年代以来，西方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也将持续提高。在这样的氛围中，少数学者努力重新发现或重新定义贫困问题，而城市问题只被认为是一种伴随经济增长而行的不可避免的次要现象。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了缓慢发展或停滞的状态，失业现象剧增已危害社会。许多城市内部的衰退极为严重，人口和产业逐步向郊外扩散。随后又出现了政治紧张和社会分裂的新现象，其极端表现就是发生在英国的城市骚乱。由此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方面的学者试图以更广泛、更新颖的方法去研究城市问题。到目前为止，作为城市研究主流的传统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维护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中，把城市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分开来，重点对其进行表象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它们以举着价值中立的科学旗帜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与其说是解决本质问题，不如说是维护现象的一个临时挡箭牌。一些认识到这一局限性的欧美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来说明城市问题。但是，理论基础不同的研究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应用于城市问题的分析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此出现各种名称不同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之间在理论上的对立，他们的研究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从属(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在生产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形式的结合，在消费方面是产品和服务的集体消费单位。因而包括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形态，只能由其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发展规律所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问题是在经济、政治上有着资本利害关系的城市矛盾现象的一种结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姜大基，1977):
第一，以英国的新韦伯主义传统，格拉斯(Glass)、雷克斯(Rex)、费尔(Phal)等学者把资源分配过程看作住宅等级化的过程之后，逐渐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第二，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部分接受了美国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把研究重点放在城市群体消费结构上，其代表学者是麦纽尔·卡斯特斯(M.Castells)。
第三，对60年代由于资源获取而形成的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和矛盾关系进行研究，以美国激进经验主义学者D·哈维(D.Harvey)、布劳纳(Blauner)和高登(Gordon)等为代表。
第四，瓦勒斯坦(Wallerstein)和福兰克(Frank)的世界经济体系论及其从属理论(theTheoryofDepen-dence)的研究方式。最近，查斯·顿(Chase.Dunn)、肯特尔(Kentor)和罗伯特(Roberts)等学者在经济体制论的观点上试图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渗透而引起的各种问题。
在此，本文想要考察研究以最广泛、最能概括学术传统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一些理论的背景和动向。(1)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大为增加，其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之后，社会科学家们逐渐重视能够概括资本主义危机的既有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相统一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支配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态及发展。在这方面，麦纽尔·卡斯特斯和戴维·哈维的贡献最令人瞩目，他们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1麦纽尔·卡斯特斯(ManuelCastells)
麦纽尔·卡斯特斯的著作大体上接近属于砜怂贾饕逖傻姆ü峁怪饕逖伞T凇冻鞘形侍狻?“TheUrbanQuestion”，1972;英译版，1977)一书中他提出了社会体系分析的精辟框架，他将社会体系划分为综合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和以间接方式最终决定整个结构的经济层次。他又阐明了这些层次和各层内部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响将会形成空间结构的理论。卡斯特斯的这种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它表明意识层次将表现于象征空间，政治层次将表现于地方政府对城市行政管理的制度性空间。
对卡斯特斯来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群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和由统治阶级进行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要消除或缓和为创造永久性的消费结构而进行的资本家的活动以及在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他以这种观点理解和把握城市这一共同体的构成和发展，即城市是集体消费单位，而国家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集体消费的经费和服务，并逐渐涉及日常性、家庭性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城市体系和制约它的资本主义体系一样，表现出城市危机并陷入自我矛盾。他还认为，城市规划和国家解64城市问题1997年第1期决体制上的矛盾而采取的干预手段同社会科学的理论之间存在某些关系。卡斯特斯的早期著作由于过分抽象，因而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批判，他也接受了那些对自己早期著作进行批判的观点，因而在后期著作中改变了一些重要理论，试图对阶级、政治及城市矛盾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冷静、综合的分析。在卡斯特斯后期著作《城市和人民》(“TheCityandGrassroots”，1983)中，他把焦点放在城市的社会性移动上，并把它定义为，为了改变历史形成的城市形态和功能以及内在的社会理解和价值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卡斯特斯还对马克思主义过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把诸多理论缩小了，仅仅将它们说成是城市和空间基础上的理论表现。在案例研究中，他想澄清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矛盾、其目标的本质、成功及失败的决定因素、对城市意义和城市形态的影响等关系。简言之，自从卡斯特斯用“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代替“社会矛盾和变化”理论之后，该理论就成为他著作中主要的论点。
2戴维·哈维(DavidHarvey)
哈维在同一基础上沿着与卡斯特斯不同的路径进行研究。他在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和城市》(“ScoialJusticeandtheCity”)，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性的著作，书中前一部分的自由主义形式化只是达到后一部分社会主义形式化的一种过程。他较少受到属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而是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构造。哈维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分别应用于历史上城市功能变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型的分析上。1977年他以“相互关联的资本循环”为基础，简要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城市体系分析中的一般框架(图2)。资本或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在第一次生产循环如果有剩余价值，资金将会流入第二次循环。在第二次循环中，资本用作固定资本或消费基金，这些都表现在建造实体性城市环境中。最后资本又会进入第三次循环，用于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社会的支出。进入第三次循环中的资本将取决于国家干预。哈维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城市危机的动力机制和开发及再开发的循环过程。后来，哈维自己也提到在《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公式存在实验性和不正确的问题，但他的著作与卡斯特斯的相比，则具有一贯性。哈维在其巨著《对资本的限制》(“TheLimitstoCapital”，1982)中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概括性的再解释和再构造，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正义和城市》后半部分的主题。
3布莱恩·罗伯特(BrianRoberts)
罗伯特在其《农民的城市》(“CitiesofPeas-ants”，1978)中，根据从属理论的观点，并结合国家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罗伯特的经济概念不是以单一的地区或国家为单位，而是指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体系的特点是相互依存，具体地说是城市间的相互关联。一个城市不但要受地区和国家的制约，还要受到世界的生产、消费体系的制约。
第二，一个社会在从以农业为主转换成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入大城市，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大城市成为世界体系的连结点，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城市功能。这时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他引入福兰克(Frank)和阿明(Amin)的新殖民主义概念，把中心地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带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看成支配从属关系(subordimaterelationship)，并在落后国家从属发展的过程中理解城市发展。
第三，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及地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独特的城市结构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传统集市经济(bazaareconomy)和企业经济(firmeconomy)的二重经济形态(dualeconomy)，这与最近常说的非正式部门(informalsector)与正式部门(formalsector)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结构导致阶级矛盾，并又按照辨证法的法则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阶级间的利害关系。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其竞争对手新韦伯主义和人文主义者的广泛批评。例如，人文主义者批评新马克思义者把个人意愿所决定的主体行为看成是被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单纯行为，只是在自己的人生和目的上假设了一个抽象的宏观结构(macrostruture)。新韦伯主义的观点虽然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但也对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2)新韦伯主义的研究
新韦伯主义的学术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相对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国家理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和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即生产关系，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重要，或在社会阶级的决定上起着很大的作用。韦伯认为，阶级结构如同生产中的所有关系，在消费领域中也通过与市场的交换关系来实现。韦伯观点的重点是制度分析，即研究在先进工业国中官僚作用的逐渐增多的事实和支配阶级对国家的相对自律性等问题。新韦伯主义对城市发展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雷克斯(Rex)和摩尔(Moore)对英国伯明翰市内稀缺的住宅资源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结合了伯吉斯的理论和韦伯的“住宅等级”理论，把住宅等级定义为各种集团住宅接近时的差别结构。保罗(Paul)继承了这些观点，从与城市稀缺资源接近的社会空间限制要素的角度，阐明了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通过多种规则和程序，来限制城市经营者与稀缺资源接近的“守门”作用，开始受到了人们的瞩目。他的著作促进了对房地产管理人、地主、建筑协会、财政机构等民间要素的作用的研究，尤其是对消除贫民区、政策分配和迁移政策、改善补贴政策、试营住宅的销售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住宅体系内运作过程的资料，并强调了供给上的限制因素，对修改按个人意识决定的新古典模型和行为主义模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对城市经营者的研究方法由于本身的缺点而逐渐受到攻击。反对者批评这个理论未能明确地说明城市经营者范畴内的对象及内容，以及对他们的规律性起限制作用的一些因素的本质。面对这些批评，保罗等人在补充自己理论的同时，考虑把对“城市经营”的思考归结到一贯的、广泛的理论模式中，重新定义了经营者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间发挥中间功能作用的观点。最近几年，新韦伯主义对城市体系进行了更广泛、更有雄心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桑德斯(Saunders)在《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SocialTheoryandtheUrbanQuestion”，1986)中建立的关于城市矛盾、政治和政策建议的研究分析框架。他分析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消费和社会的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元国家的结构和组合国家的结构。他的“双重国家”(dualstate)概念的核心是城市的社会决定和对全社会消费的决定，前者指影响资本家利润的基础设施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间的组合主义的政策决定有关，后者则指社会福利费的支出和城市发展水平等与地方政府竞争性的政治斗争有关。桑德斯认为，在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水平的社会消费项目周围形成的政治集团化的基础不是阶级，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龄层、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费集团，并提出这些消费集团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分裂的主要因素的理论。对阶级、政治及城市发展变化的展望最终引致城市经营主义对理论的再认识，此后对城市经营者功能的研究转向联合政治和竞争政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策及消费政策等问题。他们在特定问题上的这些实验性的研究使新韦伯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新韦伯主义提出的关于阶级和国家的概念，认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联系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的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和危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限制性因素进行深层分析，因此它们有对某时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随机应变的倾向。
2.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卡尔·索亚(CarlSauer)和文化地理学的巴克利(Buckly)学派、法国地志学派、帕克(Park)等学派对自然地区的调查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近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又主要结合“意识哲学”理想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得到发展。人文主义者对第一流派中行为主义理论结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进行了一致的批评。实证主义者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主张科学方法的明确性。相反，人文主义者则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有本质的区别。由于社会科学的主题具有主观意识，因此社会科学的视角必须是对形态和行为的理解。人文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义的不少成果，只是实现人文主义研究的中间阶段。人文主义的研究把焦点放在人们体验周围环境、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上。其研究对象不是对行为规律性的抽象模型的统计，而是分析其意识的差别，并研究社会中将会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的对策。人文主义的方法论是“参与的方法论”，研究者尽量以非参与性的姿态来理解并解释个人和集体对自己环境的主观认识。这要求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和考察，有时还需要与研究对象发展关系，这就提出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人文主义也受到一些批评。部分研究者认为，人文主义研究者因其主观性方法论的局限，过分重视一些特殊的、不起眼的问题，而排斥或忽视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制约，重视个人或小集团的经验，而且人文主义者缺乏理解物质力量的价值创造方式的社会性的一般理论。人文主义者也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见解，这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理想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在理论上也造成不小的分歧。
无
部委动态 (5)
高层信息 (5)
地方信息 (6)
其他 (7)
学会工作郭春英 (8)
乌鲁木齐市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与对策仇保兴 (9)
本刊特稿
基于学科导向与办学背景的探索——城市规划低年级专业基础课课程体系构建段德罡 白宁 王瑾 (17)
更深还是更广——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知识覆盖面的抉择华晨 马倩 (22)
城市规划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公共政策素质培养徐岚 段德罡 (28)
c＋A＋d：城市规划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探索庞磊 杨贵庆 (32)
国外规划研究
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下）张庭伟[美] (35)
社区规划设计的新理念——以美国普雷亚维斯塔社区为例李晴 (42)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市一级）的总体思路探析吴晓 王承慧 王艳红 (49)
城市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于一凡 李继军 (57)
居住区规划与管理
居住小区不因市场而失效——小区理论在市场机制下的理解与应用赵文凯张播 张播 (61)
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30周年院庆专版
资源型区域城镇化动力、特征与战略取向——基于山西的实证翟顺河 郭文炯 景普秋 (67)
平遥古城环城地带风貌格局恢复初探宁学军 (73)
五台山风景区核心景区专项保护规划研究——以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灵峰圣境核心景区为例李喜民 (78)
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重组战略模式研究——以山西省孝义市为例张玉民 郑甲苏 (82)
注册城市规划师
注册城市规划师管理工作十年历程（下） (86)
实例研究
关于大西安战略规划的几点思索和红星 (88)
弹性理念主导下的产业园区规划实践探索——以天津中华自行车王国产业园区为例丁灵鸽 陈天 李磊 (93)
遗珠拾粹
江西瑶里古镇赵逵 (I0001)
城市映像
展示新城风貌 彰显海岛魅力——走进玉环新城规划展示馆钟强 张才傲 (I0003)
人口规模石楠 (1)
规划信息
部委动态 (5)
高层信息 (5)
地方信息 (6)
其他信息 (6)
学会工作 (7)
规划研究
关于“城市空间绩效”及城市规划的作为彭坤焘 赵民 (9)
低碳城市规划建设：成本效益分析叶祖达 (18)
租地权周期与微干预规划设计段进 邱国潮 (24)
重大移民工程区域社会问题及规划理论研究——以三峡库区为例黄勇 史靖塬 (29)
刍议泉州城市规划对宗教旅游的影响苏欣慰 陈金华 (36)
国外规划研究
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上）张庭伟[美] (39)
全球步行化语境下的步行交通策略研究——以苏黎世市为例戴德胜 姚迪 (48)
社区规划
社区配套设施“非属地”现象及规划对策探讨徐鑫 于文波 杨育人 (56)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周年专版
深度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思考杜雁 (61)
市场主导下快速发展演进地区的规划应对——以深圳华强北片区为例黄卫东 张玉娴 (67)
探讨法定图则公众参与的实践过程和发展途径——以深圳市蛇口地区法定图则公众意见处理为例李晨 (73)
规划师随笔
纳撒尼尔·利奇菲尔德及其社会影响规划评价理论周国艳 (79)
注册城市规划师
注册城市规划师管理工作十年历程（上） (84)
实例研究
基于城市增长极培育的城市公园规划实践刘纲 张哲斌 (88)
城市内河的“蓝带”激活——哈尔滨何家沟水系生态景观概念规划与框架研究黄锰 李光皓 张伶伶 (93)
新城乡规划部门规章七一起施行 (5)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获通过 (5)
强调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5)
国务院原则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 (5)
国家部委联合发文指导住房保障规划 (5)
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保规划出台 (5)
《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获通过 (5)
重庆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6)
河北规范新民居建设用地 (6)
江苏沿海开发十大规划 (6)
国土部将对土地违法问责 (6)
我国共制定了30多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 (6)
北京城市设计指导意见 (6)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获批 (6)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培训班在杭州举办曲长虹 (7)
吴良镛院士喜获陈嘉庚技术科学奖 (7)
学会首办城市规划基础教学研讨会潘斌 (7)
上海世博·低碳宜居城市发展论坛举办侯家泽 (7)
学会专家应邀参加澳门滨海城市设计专家座谈会 (8)
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委员会召开年会陈小卉 (8)
2010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在秦皇岛召开 (8)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国际研讨会落幕潘海啸 刘峰成 (8)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召开年会王文彤 (8)
规划研究
论开发控制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9)
消费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季松 (17)
城市休闲方式的若干现象及规划面临的挑战赵守谅 陈婷婷 (23)
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内涵与方法——以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为例胡畔 谢晖 王兴平 (28)
西部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风险评价研究宋锋华 (34)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武汉老工业城市更新发展的规划实践刘奇志 何梅 汪云 朱志兵 (39)
江南文明背景下的运河遗产保护——由大运河产业遗产保护引发的一些思考董卫 柴洋波 王沈玉 陈沂 (44)
对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遗产问题的认识——机遇、问题与对策：以青岛市旧城区老工业改造为例展二鹏 (48)
规划教育
基于交叉学科的地理学类城市规划教学思考——以社会实践调查和规划设计课程为例汪芳 朱以才 (53)
国外规划研究
美国城市规划专业演化的相关逻辑及其借鉴汪劲柏 (62)
“成规院杯”获奖论文专辑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广义原真性得失朱直君 (70)
浅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局部调整唐鹏 (76)
成都市一般镇规划编制技术创新探索——兼述《成都市一般镇规划建设技术导则》姚亚辉 (79)
在都江堰灾后重建实施规划中践行“全程规划”潘庆华 (83)
实例研究
城市设计彰显生态与人文精神——北京昌平新城商务中心区设计方案俞孔坚 刘向军 凌世红 边文光 (87)
构建城市生命屏障——《重庆市主城区突发公共事件防灾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简析杨蜀光 余颖 冉杨 宋恩曼 邓伟平 刘胜洪 (92)
矛盾 (1)
青岛市规划局关于引进高层次优秀规划人才的公告 (45)
高校城市规划专业评估通过学校和有效期情况统计 (54)
规划信息
高层信息 (5)
部委动态 (5)
地方信息 (6)
其他 (7)
学会工作 (8)
本刊特稿
新型城镇化带动西部大开发的几点思考——以南疆为例仇保兴 (9)
适应城市交通综合多样性新发展——电动自行车将是未来中近距离交通的一大需求、一大趋势和一大市场周干峙 (18)
特别关注：规划编制体系改革
规划的变革与变革的规划——上海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两规合一”的实践与思考胡俊 (20)
基于实施的规划编制机制探索张文彤 殷毅 姜涛 (26)
基于城乡统筹思想的重庆市规划编制体系构想舒沐晖 扈万泰 余颖 (31)
国家审批要求下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规院近时期承担国家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审批意见”的解读官大雨 (36)
规划研究
关于“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学术思考赵万民 赵民 毛其智 (46)
论乡村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技术策略与过程模式葛丹东 华晨 (55)
浙江省乡村绿道发展模式创建徐文辉 (60)
专题报道
关于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武汉建议 (64)
城市规划要高度重视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讨会发言摘登 (66)
山地城市之魂——黄光宇先生山地城市生态化规划学术追思闫水玉 杨柳 邢忠 (69)
重庆云阳县城可持续的城市形态规划闫水玉 王正 赵珂 (75)
基于生态理念的重庆双福新城总体城市设计王正 闫水玉 方瑜 (80)
生态区位视角下的地域风貌保护与传承研究——以山地地貌类型丰富的四川省为例翁季 应文 (84)
实例研究
旧城更新区的控规编制——以宁波江北核心区控规为例熊璐 王雨松 (89)
基于人地和谐与生态优先理想的城市设计——以龙泉驿中心城区和皇冠湖为例王波 成受明 程新良 王伯伟 (93)
规划信息 (5)
规划研究
19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城市化差异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张立 (9)
大城市都市区化与规划调控思路的转型胡道生 宗跃光 (18)
大城市空间系统的组织优化——一种基于交通行为选择的规划技术思路韦亚平 (23)
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基于城市经济学的视角洪世键 张京祥 (29)
无
宁波杭州湾新区规划国际方案征集会于2010年5月5日举行 (34)
规划管理
控制性详细规划工作的制度设计探讨徐忠平 (35)
民主的价值与形式——规划决策听证制度的发展方向王郁 董黎黎 李烨洁 (40)
自由裁量之“自由”——兼论规划许可的效能优化邓小兵 车乐 (46)
注册城市规划师
法国城市规划师认证制度概述 (53)
居住问题研究
近年来济南市主城区居住用地布局变迁研究陈有川 尹逸娴 窦家利 (54)
上海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模式及案例研究张棉娴 (59)
几种提高居住密度方法的量化评价陈昌勇 (66)
小城镇规划研究
小城镇灾后重建规划的四点思考——以绵竹市汉旺镇总体规划为例鲁晓军 李建华 翁一峰 陶来利 (72)
差异化援助与大生态建设——阿里地区狮泉河镇规划探索罗彦 何林林 朱荣远 (77)
县域环境人口容量及其空间引导研究——以温州市苍南县为例杨介榜 陈前虎 吴一洲 (82)
实例研究
大尺度城市设计定量方法与技术初探——以“苏州市总体城市设计”为例杨一帆 邓东 肖礼军 伍敏 (88)
川西新型村庄规划探索——以什邡市洛水镇渔江村灾后重建规划为例熊国平 王爱军 盛楠 周梦蝶 吴文昕 何舒炜 (92)
分异石楠 (1)
高层信息 (5)
部委动态 (5)
地方信息 (6)
其他 (7)
学会工作 (8)
规划研究
基于城市规划的国家征收权探讨陈锦富 于澄 (9)
中国中产阶层化过程、特征与评价——以南京为例宋伟轩 朱喜钢 吴启焰 (14)
城市形态研究与城市历史保护规划田银生 谷凯 陶伟 (21)
基于GDP规模分布的中国城市等级变化研究——等级结构扁平化抑或是等级性加强李震 杨永春 (27)
规划编制
基于规划发展单元的总规—控规联动机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孙翔 姚燕华 (32)
城市建设用地敏感度研究初探段德罡 黄博燕 张晓荣 王峰 (38)
城市绿地规划
广州公园绿地的空间差异及社会公平研究江海燕 周春山 肖荣波 (43)
基于Huff模型的洛阳市绿地系统优化设计王胜男 李猛 (49)
国外规划研究
公共交通在德国城市中心步行区发展中的作用——以斯图加特市为例刘涟涟 陆伟 (54)
规划师随笔
对广州大学城规划设计目标的矫正洪惠群 (60)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30周年院庆专版
鲁南地区城镇发展初步研究柴宝贵 扈宁 刘志红 (65)
山东省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探索与实践杨德智 张卫国 (69)
巨型区域：新的城市化空间形态——理论辨析与实证探讨李少星 (74)
港城模式与港口城市发展战略探讨——以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为例杨明俊 林坚 李延成 (80)
实例研究
【关键词】城市管理；城市规划；信息管理；进展
0.引言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以城市作为管理对象的城市规划管理不可避免地需要统筹协调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空间等方面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协调、相应的管理决策及管理规则的实施等需要靠有序的信息管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效率，也相应地促进了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能更好地监控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使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及更及时的信息反馈、更规范的管理等成为可能。
提到信息，不可避免地要将其与简单的数据和未加分析的资料区分开来。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主要是指在计算机辅助下，对城市规划相关资料进行管理，并辅助规划决策的过程。其主要特征和作用体现在：首先，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GIS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转变和规划管理体系的构建，如西方的宗地管理、分区法和公众参与等规划体制的转变和中国的“两证一书”制度的建立等，都对信息管理或者早期的资料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管理的内容和管理的程序；最后，信息化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城市规划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研究又大大地促进了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规划实践的发展。因此，本文分别从与信息管理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技术发展和管理实践等不同的层面，探讨信息化管理的新进展。
1.国内外信息管理的研究进展
1.1城市规划管理体制转变影响下的信息管理
城市规划管理的内容是与其管理的体制和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的，特定的管理思想和相应的技术发展背景，决定了管理的手段和管理的具体内容。以美国为例，其早期的规划是以局部改造更新、城市景观设计等物质性规划和改造行动为主，且建立在宗地管理的基础上，并受技术手段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规划管理的资料主要涉及手工的规划图纸、各类基础设施资料和相关的管理规程等。随着一系列缺乏社会及经济因素考虑的物质性规划的推行，社区分异、社会不公、城市中心衰落等问题日渐突出，并引起了城市政府的关注。因此，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实行土地分区法。除了原先的一系列图纸资料之外，各类图则成为了另一类重要的规划资料，规划管理程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之后，城市规划向综合性规划迈进，即除了物质性规划之外，规划还增加了对群众生活、城市建设、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等各类综合问题的关注，并开展了多项相关的规划活动。受规划内容和重点变化的影响，城市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大大地扩充了。相应的，各类来自社会、经济、环境等相关专项的资料和信息进一步丰富了规划管理的内容。在规划与市场的冲突下，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民权运动，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发展。与此同时，计算机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城市规划领域，使信息处理有了新的工具，相关理论的发展也为信息处理提供了平台，信息类型和形式日趋多元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 网络 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类政府数字化工程的推进和GIS/RS技术的发展，使公众参与的形式日渐多样，信息的管理方式和信息流的组织方式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同样，“两证一书”规划审批制度在国内的建立，决定了规划管理的信息流组织形式和信息的基本内容。城市规划体系的构建，包括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法定程序的界定和相关法规的制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规划信息和资料的类型和管理的具体内容。
1.2城市规划信息管理相关研究的进展
在相关理论与模型研究方面，从20世纪中以来，西方城市研究理论界主要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的数量化革命；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对“数量化”的反思，多学科交叉的“多元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交叉学科和空间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大城市综合模型研究等几个阶段。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的模型和理论研究。根据笔者及有关同志对国内外1980年以来对与城市研究有关的主要期刊的检索和统计，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城市学界在信息化等新领域开展了很多研究，且在总量上和比例上都呈上升趋势，学科的交叉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成为了城市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其主要涉及相关的信息化、赛柏地理学、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城市研究、与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关的城市建模研究等。
其中，基于GIS的研究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近年来，GIS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城市研究者的思路，推动了城市地理学向微观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与宏观的物质空间研究相结合，静态的城市现象描述与动态的演化模拟相结合，定性的分析、判断、总结与定量的归纳、解析、模拟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其中，与城市规划管理密切相关的方向，包括：借助GIS模拟城市发展演变，从而理解其发展演变的动态性，揭示城市微观行为(如人的活动)与宏观结果(如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演变)。利用GIS及数量建模方法，结合社会、经济分析进行研究等正成为城市研究中很活跃的一个发展方向。
1.3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技术手段的革新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城市形态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国内许多大城市控制、引导城市空间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针对城市核心区、城市新的发展中心区域、城市重要景观地带的城市设计工作，既有城市发展战略层面上的概念性设计，也有针对某一街区或节点的局部景观设计，不仅类型繁多，而且各种设计成果在研究内容和深度上都有长足进步。然而，在当前城市设计普及的热潮下，随着研究实践的深入和城市功能的日益复杂化，以前许多被忽略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成为制约我国城市设计研究进一步深化、降低城市设计实效性的主要原因。
1 城市设计成果缺乏深入的调研基础和客观目标
城市设计成果虽然最终涉及城市建筑形态和公共空间环境的控制，但却是一系列政策管理、经济转型、土地开发等城市社会要素的综合反映，并与城市的长远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其核心是保持和创造城市自身的特色和活力；然而，在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城市建设与更新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开发行为已造成了许多城市原有文化和地域特征的丧失，反映到城市设计领域，就是在重视城市建筑形体、景观等表象性研究的同时，忽略了对城市内在经济、人文因素的深层次研究；有的城市设计方案过于强调建筑造型对城市景观和空间的表现作用，在城市公共空间塑造上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宏大”效果，缺乏对方案长期实施的构想和方法，其设计内容已明显偏离了城市设计自身的特点和目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1 城市基础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缺乏深度和广度城市设计作为一门随现代城市发展而产生的新兴学科，涉及城市规划、建筑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城市经济、政策管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明显的以实证研究为核心的学科特点，与我国长期沿用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方式与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基础资料的收集方法和分析运用上，需要大量现场性的调研工作。目前国内许多城市设计缺乏深入细致的现场调研和资料收集，是导致许多城市设计成果徒有“量”却缺乏“质”的内容的主要原因，也是许多城市设计不得不偏重于形体设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针对城市旧城更新的城市设计，除了从城市各相关职能部门收集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料和宏观的经济信息外，通过对场地的实地踏勘和长期跟踪观察来收集相关数据尤为重要，尤其是涉及交通、景观、城市意象、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状况、旧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内容，不实地就近观察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然而，目前许多城市设计任务要求时间短，工作量大，为了保证设计进度而忽略或减少前期准备工作内容就成了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设计所在地没有常驻机构的外来设计单位，一般都缺乏对设计对象城市长期的资料积累和直观感受，在设计前期阶段有限的现场踏堪时间里，外来设计单位很难再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去进行基础性的调查，从而导致其对设计地域的社会、人文地理、城市经济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刻的分析研究，在设计时间较短的压力下，为了赢得投标，照搬国内外的现成模式再冠以一个动听的口号，成为一些设计单位的常用手法；由于没有充分了解设计对象城市的具体情况，缺乏足够的设计依据，设计方案往往比较生硬，与城市原有的生成形态和文化背景产生较大偏差，由此造成许多城市设计成果徒有美好的设想，却缺乏实施的坚实基础。这种不求实效、一味追求奇特视觉效果的设计方法，将使城市设计逐步失去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须对此保持警惕。同时，城市设计成果是一个动态的修正过程而非终极的形象界定，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许多具体的设计成果在经历时间的检验后将会不断得到修正和补充，这就需要参与城市设计的各相关单位随时了解城市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提出针对性的修改意见；因此，建立一个长效、准确的现场信息收集与反馈体系，既是城市设计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保证城市设计成果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1．2 城市设计成果编制缺乏严密论证的现实目标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设计的研究方法、设计原则乃至实施细则都借鉴于西方的城市建设实践，西方的城市设计成果无论从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经验上都远比国内的相关研究丰富；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以及国内不同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许多西方的先进理论乃至成功经验是否真正适用于国内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仍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验证、不断总结和谨慎借鉴的问题，若盲目照搬，并不能有效发挥城市设计的引导性作用。
当前，在国内城市设计领域存在一种追求所谓“国际影响”和“先进设计思路”的风气，许多城市在对城市重要地段进行城市设计竞赛招标时，倾向于邀请知名的境外设计机构；但许多境外设计机构在对当地城市原有的肌理、文脉和地域特征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往往将中国城市作为其新的设计理念的试验场，城市设计方案较少考虑实施的可行性，在方案中标后，既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去跟踪城市设计实施的全过程，也很难了解到自身方案存在的不足而进行针对性的修改，等到后续的国内设计单位接手具体的工作时，许多问题才逐渐暴露出来，其最终结果要么是对原有设计作重大调整，要么根据实际情况重头再来，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浪费。
与此同时，在一些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城市设计已沦为地方行政部门争夺城市资源、表现政绩的一种新手段，因此常出现行政意志扭曲城市设计基本原则的现象，从而造成城市设计成果缺乏从整个城市未来发展角度出发的前瞻性，缺乏对城市存在问题和所面临挑战的清醒认识，也缺乏长期实施设计成果所需的愿望、手段和长效反馈机制。一些所谓城市标志性中心的设计，实际上是地方行政与管理部门求大、求新、求轰动效应的心态在设计中的反应，并未仔细考虑未来实施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同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当地城市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当城市形态的意义在行政意志和商业消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沦落为一种视觉化的广告符号时，它必然会脱离和违反城市本身所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形态生成机制，成为一种完全主观判断下的形式化游戏，这就助长了纯粹追求视觉效果的城市设计方法及其包装手段的盛行。例如，当前许多城市中心区的城市设计特别喜欢强调CBD的概念。但实际上CBD并不是一个可以预设的目标，而是城市经济和市场发展一个自然的选择和形成过程；以CBD为目标的城市设计不仅容易脱离实际，而且很可能为城市今后的发展带来盲目性和巨大的开发浪费，在当前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建设背景下，片面强调超高层建筑在城市整体形态中的标志性作用，往往缺乏市场需求的可靠依据，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极易动摇城市设计成果的核心目标。
有鉴于此，为了平衡好城市近期与远期、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应参照我国城市规划的编制程序，将城市设计流程明确区分为概念性的总体城市设计和实施性的控制性城市设计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设计单位邀集范围、成果深度作出明确规定；概念性城市设计以整体性的城市形态建构为目标，可通过广泛的国内外方案征集获取更多有参考价值的设计理念，对参与的设计机构可不作限制；概念性城市设计成果在经过充分论证和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可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导引性附件，用以指导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工作；实施性的城市设计以具体地域的城市形态控制为目标，应以熟悉当地情况的设计单位为主导，并设置长期性的常驻机构和建立与城市设计成果实施配套的研究、反馈机制，以保证对应城市规划的修编周期和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城市设计成果作周期性的调整。
2 缺乏对长期有效的城市设计控制手段的研究与实践
城市设计这一新的城市形态控制手段的出现，不仅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转变观念，而且需要在管理策略、机构设置、监督体制、人才培养等方面突破现有的城市规划管理模式。目前在我国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真正将城市设计成果纳入到整个城市管理控制体系中并发挥作用的实例还不多，因此，针对城市设计控制手段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中。
2．1 建构新的协调机制和管理模式
城市是各种利益的集合体，城市的发展必须要照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使城市居民、行政管理部门、开发企业都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受益。如果城市设计的决策与实施过程是非透明的，没有各方利益代表的共同参与，必然带来很大的矛盾冲突。因此，建构一个公正的、具有普遍适应性、得到绝大部分利益群体支持的城市形态控制规则是城市设计的核心，这也是城市设计的目标和控制过程得以延续下去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吸收、综合各利益方意见的沟通渠道和对城市设计实施过程进行长期跟踪的控制机制。然而，我国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和方法存在明显的条块分割现象，已不能适应城市设计所要求的灵活性和整合性，政出多门、各行政部门之间缺乏相互协调是实施城市设计成果难度大的主要原因，尤其在主城区和IH城区，相关行政部门的利益互相交织，制约了城市设计的实施和深化。
当前许多城市设计成果往往直接转化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控制城市空间形态的依据，然而城市设计作为一种长期行为，带有明显的研究性质，既需要不断根据新情况而调整、更新局部设计，也需要为不同城市开发主体和开发区段的建设行为提供指导性意见，同时还要协调不同城市管理机构的执法与监督工作；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城市建设的控制，更多的体现在县体的城市功能划分及土地开发强度指标上，缺乏依据变化的城市发展情况不断研究分析的机能；因此，在城市设计的实施过程中，有必要建构一个包含各行业人才、以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为核心、超脱于各个利益团体之上的协调机构，统一对不同地段、不同开发目标的建设项目进行长期、有效的跟踪与反馈，以整合消解各种矛盾，保证城市设计成果实施的有效性和延续性。
在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下，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可尝试设置受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具有长期监督功能和一定裁定权限的城市景观控制体系，包括由各利益方代表组成的城市设计指导委员会，作为专业控制体系的城市总景观师、总建筑师制度，以及作为市民参与途径的公众听证制度和设计方案定期公示制度。城市设计指导委员会是针对某一城市设计区域而设立的长期性的技术指导机构，由于城市设计跨越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学科领域，同时涉及经济、人文、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因此，对城市设计成果进行审核及管理的机构也应具备相关的专业人才和利益代表，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或由专业人员构成的专家委员会，一般应包括来自社区基层的居民代表和居委会成员、涉及城市开发的商贸金融及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代表、涉及城市市容、文化以及交通、市政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相关部门；在城市设计所覆盖的区域内，各个地块的开发活动不仅要满足规划管理所要求的容量、红线后退等硬性规定，还应通过这一区域的城市设计指导委员会的评审，并将评审意见作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执法依据之一。
当前国内许多涉及城市公众利益的法规制定都在尝试实行公众听证制度，以保证法规的公正和透明性；城市设计成果的相关控制原则和措施具有强制实施的作用，已经具备了法规的约束特征，其制定过程也应采用公众听证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和透明性。公众通过参与过程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城市的了解，从而产生更强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2．2 完善实施标准，提升城市设计在城市控制体系中的地位
城市设计在整个城市发展控制体系中尚缺乏一个明确的法规地位，设计成果缺乏规范标准，也是造成其实施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长期以来施行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层次控制体系，重点考虑的是城市的物质构成及功能的合理性，很少涉及人与城市空间环境相互影响的问题，城市设计这一层面研究工作的出现，对原有的规划控制体系具有明显的辅助促进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城市设计的涉及面较广，既有旧城区的更新改造，又有新城区的整体形象塑造，既有几个平方公里的大尺度设计，也有诸如城市广场、城市街道整治等局部性的设计；由于当前城市设计的内容、范围、目标和手段存在较大差异，很难以一个固定的或量化的标准来统一衡量设计成果的优劣，(实际上许多城市设计成果要经历若干年的实施运行后才能显现出其不足的地方)，同时，城市设计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适应城市变化的动态过程，如何界定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成果内容和深度，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以上这些难点，就成了将城市设计成果转化为城市形态控制法规依据的“瓶颈”，而城市设计成果如果不能上升到法规的层面，就很难确定控制的手段和程序，并直接影响到城市设计成果长期的实施效果。近几年来，国内有关城市设计的研究和实践，普遍主张加强城市设计工作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配合作用，并依托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律地位，从技术和城市管理两个方面提出城市形态控制的强制性指标和引导性图则。这种将城市设计成果作为非法律性控制依据的设想，既保持了我国现有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核心作用，又体现出充分的灵活性和弹性运作空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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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旨报告由郭鸿懋主任委员主持,陈栋生教授、杨重光研究员、张可远副局长、马晓冬教授和江曼琦教授做了主旨报告。陈栋生教授以“中国城市/区域的新趋势”为题,阐明了在区域、产业、内外需求、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外资等结构全面调整的新趋势下,中国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时空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论述了城市、区域经济的演变趋势,以及新一轮城市化运动中应当考虑农民工福利等问题。杨重光研究员论述了“新型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强调新型城市化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质量,指出当前的城市化未能带动农村全面发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新型城市化的推进重点应突出中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小城市、中部地区、中部城市、扩大城市中产阶层,促进城市化全面推进。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曼琦教授的“城市新区发展动力与模式研究”,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回答了“新城生长的动因是什么?新城如何才能快速发展?”的问题。指出,新城开发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选择时机,避免在旧城容量还未饱和时盲目开发。从长期来看,产业驱动是新城建设的根本,尤其是具有推进型企业的产业驱动是保持新区(城)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政府在承担一部分推动职能的同时,应避免过多干预,应注重平衡协调新城与旧城的关系,协调好生产与生活、居住与就业的关系,和谐发展城市区域。张可远副局长以“区域中心城市-徐州的发展与规划”为题,介绍了徐州在全省的地位和徐州都市圈的长远发展规划。徐州师范大学淮海发展研究院马晓冬教授的“淮海经济区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研究”,在对淮海经济区城市化进程论证的基础上,运用重力模型分析了淮海经济区的中心性区位优势和城市经济联系特征,得出了城市经济联系势能和综合客运联系以徐州为中枢的结论,并据此构建了“一核心、五组团”的组团式城市群框架。
大会学术研讨分别由王圣学、雷仲敏、王雅莉和李树琮副主任委员主持,根据提交论文的特点,共推选了十三位代表做大会主题发言。这些大会发言主要围绕四个层面:
一是对城市经济学科发展和城市经济理论的回顾、思考与展望。郭鸿懋教授的“作为空间经济学分支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城市经济学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指出国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问题导向和集聚导向两个学派。作为空间经济学一大分支的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资源最优空间配置的科学,其理论体系由四部分构成,即城市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空间区位原理和城市集聚经济原理)、城市内部资源的空间配置、城市外部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中的政府行为。对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的应用推广,郭鸿懋教授还指出,一般的理论研究应区别于城市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前者侧重理论创新,后者则要介绍研究成果和提供研究方法。人民大学付晓东副教授的“60年来城市经济理论的沿革与发展”,梳理了中国当代城市经济理论研究60年来的波澜壮阔历程,对学者们在城市化、城市群、大都市、城市产业、城市竞争力、生态保护、开发区、住宅与土地经济、城市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天津社科院卢卫研究员的“中国城市经济学科建设的新任务和新思路”,认为城市经济学科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城市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创新,强化城市经济学的应用学科特征。青岛科技大学的雷仲敏教授从“新经济危机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对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修正”出发,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学者责任。
二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研究。如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锋的“科学发展与城乡统筹”的报告,特别提到了江苏省统筹城乡的经验。其一是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带乡,建立城乡联系网,推动联动,其二是超越城乡分治,以块为主,协调推进。第三是着力解决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强化农民权益,强化农民收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广西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寿思华的“加快推进工业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则强调要从新型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角度研究三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问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赵培红“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认为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应两端推进,不可或缺,应通过建立产业、空间、就业和帮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山东科技大学陈玉和教授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解析”提出系统思维的观点,建立各方共同参与机制。浙江师范大学的曹荣庆教授以浙江省金华市的婺城区为例,论证了处于经济发达区域的相对落后地区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弯道超车”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选择问题。嘉兴学院的徐桂英教授对嘉兴市统筹城乡就业政策的现状和绩效,从就业政策体系、职业培训体系、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几大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在郑州大学的张合林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王志锋副教授则从更细微的视角深入研究城乡统筹。张合林教授的“城乡土地使用权权能一致下的土地市场模型研究”在剖析我国土地市场制度结构的典型二元特征,城乡土地市场割裂的根源、矛盾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土地使用权权能一致性原理,并据此建立了权能一致下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理论模型。王志锋副教授的“统筹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基于我国地区间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差异化现实,运用2007年省级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在投入水平、服务水平、支付水平、居民参与等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和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是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问题。王明浩副主任阐释了“城市发展的理念”,指出城市发展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市民创造充分就业,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发宜居住宅,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树立节约理念,发展循环经济,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发展绿色建筑;树立“城市是财富”的理念,珍惜城市资源,保护历史建筑,弘扬城市文化;树立城市安全理念,科学设定城市安防标准,确保工程质量,强化安全管理。上海交通大学罗守贵副教授的“上海中心城区区产业转型研究”,以上海市闸北区为例,论证了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区,如何在产业转型中进行合理定位,避免城市空心化的问题,说明了区在经济基础和文化条件都没有明显的优势的前提下,产业转型方向应从自身在大城市综合功能中找到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某项专门功能,并不断予以强化。南京大学王兴平教授等的“基于经济分析的城市规划用地指标研究初探”,认为以规划用地平衡表为代表的常规规划方法已明显滞后,市场经济时期,应把城乡统筹、经营城市、城投融资等规划思想和理念吸收进来,转向以经济平衡为核心的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增量用地的地方财政收益与相应的城建融资等三个方程,对新形势下的城市规划工作方法做了宝贵探索。西南交通大学的董晓松博士的“我国城市公共产品对住宅消费外部性的作用问题研究”,基于“交易不确定论”、“价值忠诚链”以及“认知失调”理论,构建了相应的概念模型,并通过对城市住宅市场的实证调查,阐明了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显著大于感知价值,并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态度。
四是城市与城市群发展问题。东北财经大学的王雅莉教授“对大连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核心城市的思考”,从我国的区域和沿海发展战略出发,论证了大连作为核心城市推动沿海经济带全面形成和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就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高效+国际的物流中心和期货+融资的金融中心”的未来发展定位做了描绘。东北师范大学李秀敏教授的“东北地区城市群集聚经济研究”,以集聚经济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机制这一理论为依据,实证分析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城市群,得出了“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仍处于以资本为主导的要素推动阶段,集聚经济远未得到发挥的”重要结论。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教授的“资源型区域城镇化动力”,以山西省为例,通过对省域层面的时序数据、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化演进中动力机制的双重性及演进中存在的质量不高、集聚能力弱、转型任务重以及资源环境制约等问题,并对资源型区域城镇化演进动力的新趋向做了概括。徐州师范大学欧向军教授的“基于经济联系强度的徐州都市圈空间重组分形研究”,从经济联系强度的角度出发,运用空间分形理论,对徐州都市圈的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发掘了徐州都市圈的空间特征和限制因素,并提出了优化措施。
学者们的精彩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和师生们的热烈反响和讨论。
关键词：体育赛事；城市营销；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5-0026-04
Abstract: To collate the develop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ports events and city marketing, and to get a sally port for the practice of city marketing with sports events, methods of categorizing and induction was used. With the trace of “the impacts of sports events on the cities” and “how to market cities with sports events”, relativ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are summarize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sports events; city marketing; present research status; trend of development
全球化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城市营销作为城市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1］。近年来，体育赛事逐渐成为城市营销产品组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不少学者在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领域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对我国城市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运用体育赛事开展城市营销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 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全球化、产业升级、城市危机等因素的冲击，西方掀起了“城市营销”的热潮，众多学者（如Ashworth&Voogd，1990；Kotler，1993，2005；VandenBerg等，1999）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城市营销”的内涵、城市营销与城市竞争力的联系、城市形象、城市品牌等问题。Kotler就认为“城市营销是满足地区目标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的规划和设计，成功的城市营销应该使居民、企业对其所在的社区感到满意，游客和投资者对城市的期望得到满足”［3］。
近些年，国外学者特别关注体育赛事在城市营销中的重要作用。较早提出这一议题的有Law（1993）、Robertson & Guerrier（1998）和Waitt（1999、2003），Waitt曾提出“城市营销对意识形态有很强的依赖，可以利用特殊事件来进行城市营销，如城市运动会、商品博览会、全国性艺术节等”［4］。此后，不少学者在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领域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国外学者在“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研究方向上，主要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
1.1 对体育赛事各种“影响”或“作用”的证明
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证明体育赛事是否对城市营销有帮助。城市营销的目的是建立新形象、满足现有人口与产业的需求、吸进产业转入、创造就业、发展地方特色、观光人口的增加以及高素质人口的引进等［5］。国外学者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证明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
大多数关于“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的影响”的研究都倾向于关注经济效应。众所周知，由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转折性盈利，体育——尤其是通过举办国际性体育比赛，逐渐被用于推动城市旅游与刺激地方经济增长［6］。目前，体育赛事被公认为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再生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7］。从早期Burns等人（1986）对F1阿德莱德大奖赛的探讨，到Richie等人（Richie, 1984;Richie and Aitken, 1984,1985; Richie andLyons 1987, 1990; Richie and Smith, 1991）对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影响力的一系列深入分析，可以说为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研究开启了大门。学者们乐此不疲地证明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如英国休闲产业研究中心（leisure industry research centre, LIRC）1997、1998、2002年度的研究报告通过康希尔板球赛、游泳冠军赛、Bristol半程马拉松赛和伦敦马拉松赛的实例证明了体育赛事能给举办城市带来直接收入。虽然Mules and Faulkner［8］ (1996)的研究曾指出，“一般情况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经常导致地方政府赔钱 ”，但经济效益不仅体现在直接收入上，研究者纷纷证明了体育赛事对增加城市旅游、创造就业、吸引投资、拉动内需等方面的影响。首先Mules and Faulkner（1996）就在列举体育赛事给澳大利亚几座城市带来亏损的同时，也证明了赛事在拉动内需方面的积极作用；Madrigal［9］（1995）以及Green and Chalip［10］（1998）则专门证明了体育赛事对游客与城市居民的吸引力。
但是，过多的强调经济效应使全面理解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受到了局限。关于其他方面，Hiller［11］（1989，1998）和Ritchie & Smith［12］（1991）最早关注了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影响，如Ritchie & Smith对1988 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的研究指出卡尔加里的城市形象在很多外地居民的眼中有所改善，证明了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产生了积极作用。由此，带动了众多学者对体育赛事社会文化效应的探讨，包括Foley［13］（1991）对谢菲尔德世界学生运动会的研究、Jones［14］（2001）对99年橄榄球世界杯赛的研究……。Waitt在悉尼奥运会前后（1999、2003）对悉尼奥运会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真正的利润不在于举办奥运会本身的盈亏，而在于对城市知名度与形象的强化，并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产生的作用并不全是正面的。由于一些政府高层希望看到体育赛事产生的积极作用，导致有些评价结果具有倾向性(Black & Pape［15］, 1995; Crompton［16］, 1995)。有研究者针对一些问题提出质疑和批评，比如赛事导致的城市受益不均衡，Mules ［17］ (1998)指出赛事举办地附近的住宿、旅游服务是主要受益者，而同一城市距离比赛地较远的地区无法获益；Putsis［18］ (1998)展示了1995年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举办城市的经济效应，发现城市的建设和商业服务皆获益，而中心商业区的营业额则下滑，原因在于居民在赛事举办期间远离了这些区域，而外地游客和参赛运动员则主要在赛事地点附近消费。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在Gamham［19］（1997）关于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锦标赛的研究中得到证明。
1.2 对如何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的探析
这是研究者需要解决的第二层面的问题。体育赛事成为城市营销产品组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呢？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较少，但学者们还是在相关研究中探析了如何更好地管理体育赛事，帮助城市达到营销目的。
Laurence Chalip & Johanne McGuirty［20］（2004）认为城市营销者与赛事组织者经常出现的失误是不能将赛事要素与城市吸引力要素整合，一个有效的手段是将体育赛事要素与城市吸引力要素进行“捆绑”，如购买或消费其中一类要素可获得另外一类要素商品或服务的折扣等一系列措施。其中体育赛事要素主要是体育比赛以及辅助的文化活动，城市吸引力要素主要包括城市旅游、观光、购物以及参加赛事相关活动。
赛事营销与城市营销之间能够产生一种1+1>2的效果。A.M., Hede［21］（2005）指出基于体育赛事的城市营销策略的前提之一是举办城市通过赛事传播城市的形象与信息，特别是大型体育赛事，能够令受众对城市产生积极的看法，这些看法在将来可能演变成积极的购买意愿或投资意愿。研究者认为媒体是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过程中的助推力，以雅典奥运会为案例，提出特别是在赛事规划的早期阶段，应该格外重视城市的媒体曝光率， 这样才能恰当的获得营销效果。他还提出城市应考虑实行长期战略来打造多个城市形象特征，以扩大潜在的营销机会，因此，与媒体的合作十分重要。
Robert Wilson［22］ (2006)则根据规模、举办周期将赛事分类，认为城市在举办体育赛事时，应根据城市的特点选择不同类型的赛事，所谓的一些小型赛事有时更能给城市带来益处，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城市与赛事的匹配度。
以上是西方学者在“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研究方向取得的进展。在文献梳理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澳学者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如奥运会、世界杯、英联邦运动会、游泳、田径世锦赛等，而美国学者较多地探讨了职业体育联盟、大学体育这种联赛制的赛事，关注的不仅有比赛、还有运动队，这与两者在城市发展历史，以及体育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有关。而不同类型的赛事、不同类型的城市，组合在一起要如何经营管理，这也将是“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领域一个重要的议题。
另外，亚洲一些国家的研究者也在探讨“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相关问题。如韩国学者Ick-Keun Oh［23］（2004）通过2002韩日世界杯的经验总结，探讨了一套战略营销方法，试图运用这些方法使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产业的影响最大化；日本群众体育一直开展的较好，很多城市都将举办群众体育赛事作为城市经济复兴的手段。日本的研究者也对群众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如Nogawa［24］等人 (1996)认为，应吸引“赛事观众”参与更多的旅游活动，赛事组织者、旅游局和商业机构应提供最快捷、价格合理且有意义的旅游项目，而且，赛事组织者应该考虑如何规划赛事的时间跨度，以便赛事参与者有足够的时间在其他项目上消费；新加坡的Belinda Yuen［25］（2008）分析了体育赛事与新加坡的城市发展，探讨了新加坡如何从商业城市向体育城市、赛事城市转变，以助推城市营销。
2 国内研究现状
受2008奥运会、2009全运会、2010亚运会等等一系列赛事的影响，许多城市进了积极地探索，一些学者专家也逐渐展开了此领域的理论研究。目前，与该命题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不同的领域：
2.1 总结介绍国外“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经验
沈体雁、杨开忠等人［26］（2006）的译著《体育与城市营销：欧洲经验》，俞林［27］（2005）关于“体育在城市营销及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以及姚领平、吴贻刚［28］（2007）等人关于“欧洲发达城市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实践对上海的启示”，是此类研究的代表。研究者都是基于城市营销理论，通过资料分析，总结、归纳欧美发达城市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现状特征，对我国城市举办国际体育大赛的可行性进行探索，为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2.2 证明体育赛事的影响或作用
这一问题比较系统的研究是余守文［29］（2007）以产业经济学、体育经济学和城市竞争力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体育赛事产业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机制。研究者在论述“赛车赛事产业对上海市的城市品牌效应”时，提及上海F1赛事是一个成功的城市营销活动；并在对策建议中提出借机体育赛事实施城市营销战略。其他研究则极少提及“城市营销”，但学者们探讨体育赛事对城市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的研究还是较为丰富，如探讨举办大型体育比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对北京承办奥运会预期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大都市的要求和产生的经济影响两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分析运动竞赛的社会效益等等。
2.3 探讨如何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
对此问题的探讨，现实情况往往是：研究体育赛事的文献，在对策性建议中提及“要借机实施城市营销”，或是研究城市营销的文献，在文中提出应利用体育赛事。严格的讲，这些论述更多的只是一种理念，无法很好地指导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的实践，真正专题研究“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极少。
而在我国城市中，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实践开展的较好的主要还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此，这些地区的学者也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较好的尝试。如刘东锋［30］（2008）从品牌联合的视角出发，探讨城市在举办赛事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实施城市和知名赛事的“品牌联合”战略，塑造和提升城市的品牌形象，结合上海的实例，针对城市在利用赛事推广和营销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城市管理者更好地选择和利用赛事提升城市品牌提出了建议；纪宁［31］（2008）也以“体育赛事与城市品牌营销”为角度，探讨了北京奥运会与城市品牌营销的机遇和趋势。
3 研究现状述评
3.1 总体评价
从国内外研究总体情况看，目前关于“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问题的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对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3.1.1 实然研究较多，应然研究较少
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数还是停留在“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影响”的层面上，对“如何组织赛事、助推城市营销”层面的探析，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而学者们对体育赛事影响或作用的研究并不是最终目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虽然从体育赛事的影响或作用的角度研究“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此类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影响”问题，并没有着重研究“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具体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策略、方法。因此，只是找到了“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研究的一个突破口，相对于这一研究方向的发展要求来说，才刚刚开始。要使体育赛事真正影响城市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展开“如何利用体育赛事推广和营销城市”的研究。
3.1.2 缺少全局研究，尚未应用多学科理论形成理论框架
国内外专题研究“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一些成果，研究领域主要是“利用体育赛事改善城市形象”、“体育赛事与城市品牌的联盟”等。但从城市形象、城市品牌角度进行“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研究亦有其局限性：首先，城市营销的内容不仅仅只有城市形象，或城市品牌一个方面；其次，此类研究的贡献在于将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引入到研究中来，应用理论、原理相对比较单一。尚无运用多学科理论与原理形成的理论框架作为“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
3.2 对比分析
对比国内外研究，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由于城市营销理论在西方社会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所以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如何使这种策略、模式更加精致化、可操作化。反观国内，城市营销理论、体育赛事产业等内容虽然在学术界得到传播和认可，但如何走向社会、走向实践，如何将国外的经验与本土结合，实现体育赛事带动我国城市营销、城市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国内对“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问题的研究，与国外相比：
3.2.1 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
研究多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多进行定性描述与分析，从理论到理论，而运用数据和科学方法进行定量描述与分析的较少。因此，以数据分析和逻辑分析为支撑、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式对“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探讨有待强化。
3.2.2 宏观探讨较多，微观探讨较少
我国利用体育赛事推广和营销城市的实践也仅仅是刚刚兴起，受此因素影响，学者们在此研究方向上，讨论宏观政策、措施，提出宏观策略、办法的较多，而针对个别城市通过案例分析和具体研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的则相对较少。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的愿望良好，但研究实施标准、具体措施的较少。
4 结 语
“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的研究方向上，主要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证明体育赛事对城市的“影响”或“作用”，以及探讨如何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该研究方向还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作为“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国内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研究深度方面与国外相比都略有差距。但我国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实践活动的展开与深入，已为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诸如“利用体育赛事进行城市营销”的战略、机制、发展策略等问题，个别城市的案例分析，不同类型赛事与城市营销的探讨，以及采用数据分析和科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都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我国“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领域的理论成果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我国城市在新形势下更好的运用体育赛事开展城市营销将产生更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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