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景观生态学；优势度值；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应用
中图分类号：X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6-0074-02
1 引言
景观生态学是目前国内外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学术领域中较先进的方法，其研究对象是景观。景观是高于生态系统的自然系统，其空间尺度大体在几平方公里至几百平方公里的范围，煤矿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般在几十平方公里至几百平方公里，因此景观生态学比较适用于煤矿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空间结构分析是景观生态学对生态质量状况的评判的主要内容，而传统生态学中优势度值在空间结构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优势度值在河曲旧县露天煤矿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2 景观生态学优势度理论及计算模型
景观由斑块、基质和廊道组成。从景观生态学结构与功能相匹配的观点出发，结构是否合理可以决定了景观功能状况的优劣。对结构的合理性判断是从对基质的判断入手的，因为基质是景观中一种可以控制环境质量的组分，其类型与属性对生态体系的动态和完整性起主导作用。判断基质有3个标准，即相对面积大，连通程度高，有动态控制功能。判断基质的标准可选用优势度值（Do）。
优势度值的具体定义和计算方法有多种，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生态影响》（J190-2011）中，优势度值由密度（Rd）、频率（Rf）和景观比例（Lp）3个参数计算得出，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密度：Rd=（斑块i的数目/斑块总数）×100%，
频率：Rf=（斑块i出现的样方数/总样方数）×100%，
景观比例：Lp=（斑块i的面积/样地总面积）×100%，
优势度值：Do=0.5×r0.5×（Rd+Rf）+Lp]×100%。
当某一类斑块优势度值明显大于其他各类斑块的优势度值时，可以判断此类斑块是景观体系中的基质，进而可以认为景观体系中的生态特征是由此类基质的生态特征所主导，如果某区域的景观体系以绿地为基质，则表明该区域的生态完整性较优。
3 景优势度值在煤矿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3.1 研究区概况
河曲旧县露天煤矿位于山西黄土高原西北部，黄河东岸，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黄土厚度大，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地形切割剧烈。地形总的趋势是东高西低，标高+970～+1000 m，属中一低山丘陵区。生态评价区面积为88.91 km2。
3.2 基础数据获取
解译使用的信息源主要为法国SPOT遥感影像，多光谱空间分辨率10 m，单光谱空间分辨率2.5 m，数据获取时间2010年10月29日。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卫星影像图，解译出建设项目评价区植被类型、土地利用类型等基础资料，最后利用地理信息软件（ArcGIS）绘制评价区相关生态图件以及各斑块类型的斑块数目、面积统计表，见图1和表1。
3.3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按1 km×1 km对评价区域进行划分，共计得到108个样方，然后计算评价区各斑块类型的优势度值，结果见表2。
由表2数据显示，在上述景观类型中，草地是环境资源拼块中对生态环境质量调控能力最强的高亚稳定性元素类型，其优势度最高，达到了54.8%，连通程度也较高（Rd为55.2%，Rf为85.1%），林地的优势度为20.3%，对环境质量也具有一定的调控能力。在评价区，农田的优势度分别达到了42.1%。说明区域受人为干扰严重，是人为干扰拼块与环境资源拼块交错分布的区域。此外，由区域农田水利及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不完善，土地生产能力及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低。因此，本区域景观自然生态体系的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较弱，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受干扰以后的恢复能力不强。
一、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环境生态
社会环境是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宏观生态环境，它是社会价值观的自然生态基础和社会基础，是社会价值观生成的原发地。同时它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根本的现实生活基础。社会环境以宏观的环境支撑为基础，以社会价值观为价值中介，对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生态效应，从而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社会环境作为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社会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相互作用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影响由此生成。
当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环境生态主要遭遇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建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是网络社会生成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前者是基于制度变迁引起的，后者是基于技术革命引起的。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导致了社会环境和社会现象本身具有复杂性，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多元化，信息爆炸和复杂的网络环境使得大学生价值观趋向多元化。各类新兴媒体在技术、管理、法律法规上的不完善，使得一些虚假不良信息和外来腐朽文化思想混杂于网络中，在刻意炒作和宣传下得以大量快速地传播。大学生还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受心理、知识储备和阅历的局限，对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想观点缺乏社会洞察力和判断力，极易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到群体极化的网络舆论生态当中，这些都直接削弱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
二、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高校环境生态
高校环境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中观生态环境，它以大学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为核心，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态状况会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未来目标的选择以及具体价值观念的塑造。高校环境作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态支撑，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感染和文化熏陶作用。
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规范三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思政教育的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如何在网络社会新常态下把握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效性尤其重要。各种网络新兴媒体传播能使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及时紧跟社会发展步伐，教师们也能从传播渠道获得各种最新的社会资讯和新闻热点追踪。同时，可在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引入网络舆情的探究，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学生的关注热点进行及时有效和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在特色平台的建设上，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开设个人微博微信等渠道，以隐性的方式对学生展开“微教育”。同时，高校教育管理部门还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对学生进行关注，既消除了从其他途径了解学生动态的障碍性和滞后性，又有助于教育者把握价值观教育的最佳时机。
三、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学生环境生态
大学生的具体网络生活环境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微观生态环境，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从主体的内在需求角度看，大学新生有着非常强的求知欲以及建构自身独特价值观系统的需求。大学生具体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是大学生自身独特价值观的反映，核心价值观教育走向大学生生活的微观基础就是大学生的具体网络生活环境的构建，对大学生思想动态及具体网络行为的认识是核心价值观深入大学生生活发挥生活育人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环境影响评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45-05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配套法规的颁布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成为当前规划环评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开展环评，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环境信息，是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性、促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法律要求、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性较强，其核心内容为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生态方面的影响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考虑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宏观结构调整与布局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然而，由于当前规划环评的理论方法体系仍不完善以及中宏观尺度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不足，使很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的实际效果不尽理想。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为代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多是从微观、小流域或长时间尺度等角度考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气候、土壤、水文及不同尺度生态系统的影响[1]，较难应用于中宏观、较短时间尺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规划环评中常用的一些定性方法（如核查表法）虽然在环境影响识别时可操作性较强，但在预测、评估复杂宏观的生态环境影响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单纯定性的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影响的程度，往往使评价结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作为生态学前沿课题之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可以定量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应用生态系统服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
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定量地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的研究概况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2]，国内外学者对其功能的分类至今还未形成共识，如Daily[2]、Costanza等[3]、欧阳志云[4]等均有不同看法，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划分[4]，对某种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5]，对不同类型或尺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6～7]等。
如何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为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定量依据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彭建等[8]利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TM影像，研究了2000年深圳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城市生态管理提出了有益建议；于书霞等[9]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评价指标，对吉林省生态省建设中土地利用政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并针对政策实施引起的负面环境影响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可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作为生态学的前沿课题之一，其研究着眼点正从单纯的自然科学领域向着为满足社会对生态学的需求过渡。因此，规划环评的方法体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吸纳，开辟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工具。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1969年确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明确规定，该法案旨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预防和消除对环境和生物圈的危害。要求政府部门用系统的、人文和自然等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决策可能对环境的影响，使决策在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同时，对当前尚不能量化的环境价值给与恰当的评估(nepa.gov/nepa/regs/nepa/nepaeqia.htm)。几十年来，环境影响评价正是遵循这些核心思想发展起来的。从这点上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有必要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要对规划实施前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益进行估计，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是正确评价土地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为核心的宏观战略措施，其实施将引起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和空间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难以度量和货币化，人们往往更看重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代际公平等外在于市场的价值[10]，如何更好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全面、客观地考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价值损益，为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科学的依据，是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个重要任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能综合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评估结果将以对策和建议的形式反馈给规划决策者，从而促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好地发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调作用。
同时规划环评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门技术，综合性与可操作性是其选择评价工具的重要原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以其指标的综合性、定量化，以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特点相适应性，可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项定量化指标，这种定量的评价结果对于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主要包含以下工作内容：首先，根据规划所确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对规划实施前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次，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指标，核算并比较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第三，根据实际需要及已获得的数据，可以核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量变化，也可重点核算某一类用地类型（如农用地、水域等）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变化。综合评价。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计算结果分析规划目标的环境合理性，比较各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并针对显著的负面影响提出补偿或减缓措施。
3 案例研究
选取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一个城市层面的规划――《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digitalwuhan.省略 /articleshow.asp?NewsId=1923)（以下简称“《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为评价对象，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3.1 研究方法
3.1.1 土地利用数据获取方法
依照《规划》将评价区域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面、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变化数据均源于《规划》。
3.1.2 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反映了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
式中：Ua、Ub分别为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3.1.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核算方法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核算时，供选择的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补偿价值法、生产功能法、造林成本及碳税法等[11]。Costanza等[3]和谢高地等[12]的方法模型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应用。Costanza等[3]将生态系统的功能归为17类，综合应用多种评估技术方法对每种生物群落单位面积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然后乘以该生物群落在地球上的总面积，相加后得到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和。这一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研究空间。谢高地等[12]参考了Costanza等[3]的理论，并针对其不足（如对耕地价值估计过低、对湿地估计偏高等），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12]（见表1），将表1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各项功能服务价值加和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见表2）。本文亦参考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按照公式（2）和表2中的参数，对《规划》实施前后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进行计算。
其中：ESV是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元）；Pi为单位面积上土地利用类型i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元/hm2）；Ai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i的面积（hm2）。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分析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率和动态度见表3。对比1996年现状与2010年规划目标值可见，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园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耕地、水面和未利用地面积均有所减少；牧草地的面积没有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达到12 417.9 hm2，其次是林地，增加11 495.9 hm2；园地增加幅度最大，达到20．04%；未利用地减少面积最多，达到22 507.3 hm2，幅度为34.77%。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总体情况是：园地面积增加的速度最快，其次是林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的速度最快，其次是耕地。从土地利用构成来看，耕地和水面仍是2010年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3.2.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
按照公式（2）和表2、3计算出研究区不同土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见表4）。1996年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09.93亿元；2010年将达到112.06亿元，相当于1996年研究区国民生产总值782.13亿元的14.33%。规划目标年较规划基准年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了2.13亿元，增加幅度为1.94%。生态价值的总增加量2.34亿元中，林地的增加价值最多，占94.78%；生态价值的总减少量0.21亿元中，耕地减少的生态价值损失量占主导地位，为95.27%。但由于林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高，林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大，弥补了耕地和水面减少造成的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由于缺乏对盐碱地和建筑用地等相关研究信息，以及未利用地中各类用地结构的变化数据，该估算结果是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保守估计。
3.2.3 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
总体上看，《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对于保护区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林地的增加对于提高整个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显著的作用。不过，耕地和水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用地的增长是重要原因，《规划》中应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区域土地管理开发中的作用，完善对城镇建设、交通等用地的科学管理和监督措施，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集约利用及土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4 结 论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具有很多优势，主要包括：把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货币形式，表3 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和动态度
Tab.3 Change in area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and their dynamic degrees of research area
土地利用类型1996年2010年面积(hm2)比重(%)面积( hm2)比重(%)
为决策者提供了直观的生态信息，是将生态价值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重要途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作为一项量化指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及规划方案的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评估。核算比较简单（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节省规划环评的时间和资源。
当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还需要在研究和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深入，特别是核算过程中有关参数的确定，需要不断吸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研究成果，例如对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等服务功能价值系数的进一步认识；综合生物量、空间位置及时间变化等多重因素来确定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目前在没有更精准和统一的核算参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该方法的重点应放在对于规划基准年和规划目标年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的核算上，并将此作为评估土地利用目标的环境合理性以及比较和选择环境友好性规划方案的重要参考。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研究，特别是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层次、土地生态系统分类及其特点相结合，建立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基础数据库，为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便利。还可以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3S”技术相结合，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判断，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应用于国家、省、市等不同空间层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如冉圣宏等学者已经针对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有关的探索[13]。总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引进，实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方法体系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推进了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决策，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蔡玉梅等.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J].地理科学进展,2003,22(6):567～575.[Cai Yumei et al.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Land Use Plann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3, 22(6):567～575.]
[2]Daily G C.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M].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3]Costanza R. 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7,387:253～260.
[4]欧阳志云,王如松,赵景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评价[J].应用生态学报,1999,10(5):635～640.[Ouyang Zhiyun,Wangrusong,Zhaojingzhu.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ir Economic Valu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1999, 10(5):635～640.]
[5]靳芳,鲁绍伟,余新晓.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J].应用生态学报，2005,16(8):1531～1536.[Jin Fang,Lu shaowei,Yu xiaoxin.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and its Evaluation in China[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05,16(8):1531～1536.]
[6]张志强,徐中民,王建等.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J].冰川冻土,2001,4 (23):360～366.[Zhang Zhiqiang,Xu Zhongmin,Wang Jian et al.Value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J].Journal of Glaciology and Geocryology,2001,4 (23):360～366.]
[7]陈仲新,张新时.中国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J].科学通报,2000,45(1):17～22.[Chen Zhongxin,Zhang Shixin. Value of Ecosystem Benefit in China[J].science Aviso,2000,45 (1):17～22.]
[8]彭建,王仰麟,陈燕飞等.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初探-以深圳市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41( 4):594～604.[Peng jian，Wangyanglin，Chenyanfei et al, Economic Value of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A Case Study in Shenzhen[J].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2005,41(4):594～604.]
[9]于书霞,尚金城,郭怀成.基于生态价值核算的土地利用政策环境评价[J].地理科学,2004, 24(6):727～732.[Yu Shuxia, Shang Jincheng, Guo Huaicheng.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Landuse Policy[J].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04,24(6):727～732.]
[10]蔡运龙.土地管理如何贯穿科学发展观[J].中国土地,2005,(6):15～16.[Cai Yunlong. Integra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to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J].China Land,2005,(6):15～16.]
[11]于书霞,尚金城,郭怀成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核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5):42～44.[Yu Shuxiao,Shang Jincheng,Guo Huaicheng et al,The Economical Assess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ement,2004,14(5):42～44.]
[12]谢高地,鲁春霞,冷允法等.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2):189～195.[Xie gaodi,Lu Chunxia,Leng Yunfa et al.Ecological Assets Valuation of Tibetan Plateau[J].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2003,18(2):189～195.]
[13]冉圣宏，吕昌河，贾克敬等.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J].环境科学，2006，27(10)：2139～2144.[Ran Shenghong,Lv Changhe,Jian Kejing et al.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J].Environmental Science,2006,27(10):2139～2144.][ZK)][FL)]
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TANG Tao ZHU Tan XU He WANG Zhe GUO Liang YANG Fa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IA Law) was approved in 2003. According to the EIA law,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Plans (PEIA)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landuse planning sector. PEIA is a useful tool for developing an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landuse master plan. The effective, systematic and universal methodology of PEIA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is still not developed,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obstacle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 new approach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cosystem result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use master plan by using the chang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ESV) as one of the assessment indexes. Taking Wuhan city for instance, the authors discussed the methodology of apply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the PEIA of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landuse master plan of Wuhan city is generally environmentallyfeasible from the ecosystem protection perspectives, while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was considered to be a synthetic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the PEIA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SV parameter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further studies.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荃础上，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论的荃本理念。在循环经济活动中人们以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复杂劳动主要包括通过科技创新对工业工艺流程进行改造，通过系统工程协调工业布局。人们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创造了价值而且保护、节省和储存了生态价值，因为循环经济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出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单一追求，意味着对生态价值的忽视，这是工业经济发展思路狭隘的致命之处。生态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富有特色的价值形态，体现了循环经济将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兼顾和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经济活动应该具有环境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价值是在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对立关系基础上实现统一关系的产物，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关系辩证法。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 :quality of bing useful。:desir- 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 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 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 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人类现在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要兼顾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系统，相比较生态系统来说，它只是一个微观的系统，该系统的健康运行要受到其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活动的环境就是包括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内的宏观系统。有人说，经济学家把生态环境当作经济活动的一个微观系统来研究，而生态学家则把经济活动当作生态系统的一个微观部分来研究。这话说的是对的，学科研究的视角差异必然造成世界理解的差异。简单比较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谁比谁更宏观，没有太大的意义。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是一个谁包含谁的关系。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交叉关系结构，两个系统有一个巨大的重合部分。如果说这两个系统没有重合的部分分别体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个重合的部分就体现了生态经济价值。只有这一部分才最有价值，真正体现了这两个系统关系发展的前景，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期望。
论文摘要：伴随着经济增长和 工业 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阻碍着经济的 发展 速度。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其目的就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意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 金融 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 自然 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 规律 ，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 科学 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 历史 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性服务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性功能，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 企业 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 经济 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 计算 ，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 自然 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 规律 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 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 现代 化 企业 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 工业 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4．4健全相关法制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一、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房地产价值由建造房地产所耗费或补偿的土地资源、建材、劳动力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房地产价格表现为受需求和供给对比变化影响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区间。价值决定论是成本法评估房地产价值的理论基础。影响房地产价格表现的因素纷繁复杂,通常可分为一般因素、区位因素和个别因素。
1、一般因素,是指对广泛区域房地产价格水平普遍有所影响的因素,如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通胀率、产业信贷政策等,是否限购、限贷等通常还会产生普遍的较大影响。
区位因素,是指对某特定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水平有所影响的因素,如交通、环境污染、基础设施等,区位因素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导因素。
个别因素,指与房地产自身状况有关的影响因素,如土地的位置、面积、形状、地势,房屋的楼层、面积、朝向、建筑质量等。
2、区位因素是房地产价格众多影响因素中最主导的因素。房地产的区位概念涵盖地理位置(或坐落) 、周边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景观等) 、交通便利度和配套设施(包括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度等多个方面。环境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统称生态环境,侧重于表现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 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包括生物因子(如植物、动物等)和非生物因子(如光、水分、大气、土壤等),我国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已达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为各地、各行业普遍认可。
二、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及其价值影响途径
1、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内涵
生态环境是指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条件的总和,是由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中的各个生物非生物“元素”共同组成的系统,包括人类活动、植被群落、动物栖息、土壤、水文、日照等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局地气候、景观、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和相关环境卫生问题,其内涵十分丰富,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
第一是自然环境影响因素,表现为特定的地形地貌、地质、水文、动植物群落分布等的自然背景状况,也就是房地产所依存的基本自然环境。
第二是污染环境影响因素,突出表现为近年来人类不合理活动造成的各种环境污染影响,如有毒有害气体、扬尘、污水、噪声、垃圾堆放、电磁干扰等给房地产使用功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是生物环境影响因素,自然界的微循环通过生物和微生物作用达到稀释自净,通过生物系统和生物与非生物系统的作用平衡维护生态平衡和持续进化,房地产项目是系统循环的分子之一。
第四是景观环境影响因素,表现为人的视觉美感、协调性,所谓赏心悦目。
2、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价值影响途径
(1)正负外部性与交互影响
其他条件相近情况下,将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视为外部性,生态环境会给区域房地产的价格表现产生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原始的、优良的、适度开发生态环境下的房地产项目,生态环境因素对价值的影响是正向的,反之多为反向。对于城镇房地产而言,由于资源开发强度大,工业和人类活动频繁,导致目前较多的是反向影响,比如一个毗邻煤化工或者钢铁厂的房屋往往表现出低于其他同类房屋的价格,正是由于可能存在的空气或噪声等污染环境给房地产价值带来的负外部性。
同时,生态环境是个开放的系统,房地产项目本身也被纳入这一系统,与生态环境发生交互影响,注重生态设计、适度开发、保护环境的房地产项目往往容易融入所处的生态环境系统,并与之相协调、共生。
(2)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
生态环境因素通过开发成本进入房地产价值,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途径称为直接影响。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处于较优生态环境区位的土地价格往往较较差生态环境区位的土地价格高,二是处于较优生态环境区位的房地产项目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以保证项目本身在建设期和建成后仍能维持自身和区位周边较优生态环境因素,三是处于较差生态环境区位的房地产项目可能需要投入一定的治理成本以确保项目定量化指标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及设计规范。
优良的生态环境增强了人们对房地产使用价值扩大的心理预期,比如景观预期、健康预期等,进而导致需求增加和价格期望值升高,最终影响房地产价格抬升的影响途径为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在生态环境因素作用于房地产价格时同时存在。
三、生态环境影响在房地产估价中的应用方法
1、房地产价格生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
房地产的价值评估成果体现为基准日的参考价格。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纳入货币化表现的房地产价格,要做的就是对作用于房地产的生态环境影响做经济损益分析。可选用矩阵法做经济损益分析:
第一步,细分确定影响项目指标及影响方向,如空气质量,景观资源,植被盖度等项目指标;
第二步,对每个影响项目赋予不同权重(合计为100%)并视特定房地产合理赋值;
第三步,通过市场类比调查或其他方式对个项目指标赋值进行货币化计量;
第四步,根据指标权重、货币化赋值综合计算生态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纳入房地产价格经济核算体系。
2、旅行费用法和防护费用法
旅行费用法和防护费用法从正反两个方向给出了定量化房地产价格生态环境影响的更直观描述。事实上,广义上来说,旅行费用法和防护费用法是分别基于生态环境因素对房地产价格正向和反向影响的两个估价方法群组。
关键词 环境冲突；环境伦理；实践困境；利益冲突；价值生态；认知冲突；伦理调适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5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22
在一般意义上，环境冲突是主体（人）与对立方（自然、人）之间的一种对抗性互动过程，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前者是由作为类主体的人类的片面认识和错误实践而导致的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尖锐对立；后者则是对人类内部而言的，表现为由于环境问题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对抗。但从根本上讲，“类主体”可以作为审视环境问题的理论视角，却很难成为现实实践的主体，自然环境也缺乏与人对等的道德回应能力。而在社会实践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必然会传导至社会层面，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因此，人们通常将环境冲突定义为因环境问题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冲突。伴随着对环境问题日益深入的反思，环境伦理已经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环境伦理研究，重新审视了人类的价值观，考察了自然的价值和权力问题，论证了人类行为的价值规范和环境责任，在从物质生产、政府决策、日常消费等日益广泛的领域内充当着激进的批判者。正如贝克所讲，“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遭到生态伦理学抨击的人。”[1]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冲突集中体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伦理实现的困难性。环境冲突展现出的，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直接的是对生存于环境中的人的伤害。它不仅成为人际伦理和环境伦理对话的平台，也由此成为环境伦理介入现实的重要领域。深刻分析环境冲突产生的根源，认识环境伦理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可能具有的价值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现实问题。
1 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维视域下的环境冲突成因
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环境冲突有其发生发展的一般逻辑：冲突源――导致主体利益受损――主体挫折感产生――否定性言语产生――否定产生（对其他个体、群体或政府的反抗）。冲突的主体是利益受损群体与利益获得群体[2]。就其过程而言，环境冲突汇聚了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情况下受害者的集体行动。于建嵘在分析农村环境冲突事件时指出，环境冲突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引进污染企业，民众因污染受害四处告状得不到处理而采取自救式维权；地方政府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动用警力，进而发生警民冲突，维权民众被以妨害公务罪或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厂矿企业，而随着地方政府包庇或推卸责任，地方政府或主管官员的不作为和恶作为也在民众控告之列。因此，冲突的主体包括政府、污染企业和受污染的民众[3]。对环境冲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冲突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社会各方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认知冲突综合作用的结果。
1.1 环境冲突的利益维度：从利益多元化到利益冲突
人类对生态环境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不论是清洁的水、空气，还是土壤、动物、植物、矿产资源，这些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资源，都只能来自环境。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永续利用既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个体良好生存的需要。因此，环境利益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利益诉求。当某些个体通过自身对环境的影响而威胁到他者的利益时，就会造成冲突。
在市场机制中，利润是企业的直接目标和核心利益。由于环境的公共属性和市场环保机制的缺失，企业具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聚敛财富的倾向，而缺乏保护环境的动机。其结果，作为污染者的企业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公众（尤其是居民）却被迫承担了由此而带来的代价。污染直接影响了他们生存和生活的环境，不仅降低了他们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严重威胁到了其生命健康和基本生存。一个个被称为癌症村、垃圾村、毒地的污染场所，集中体现了这种影响及其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和生命健康的摧残。在这种意义上，环境冲突中企业的种种行为，只是为了私己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民众的过激行为，则成为生存威胁所激发出来的充满悲怆气息的为生存而战。
相对而言，地方政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既有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利益的一致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上，企业是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利税的主要来源。其直接表征就是直接影响官员绩效和仕途的数字――GDP。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污染企业是监管者与被监管的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以及科学发展态势，也是其不得已地考量。而且，这种考量伴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一再提升而得到强化。但从个体角度来讲，如果不被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成为切实影响其前途的关键指标，干部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就只能取决于官员的自觉性和区域发展特质。而即使将环保纳入考核体系，由于环境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实质性的环境保护难以在短期内奏效，由绩效考核而激发的环保动机也很难单方面取得预期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冲突首先是一种利益冲突，是不同群体在环境资源和环境利益分配的冲突。它源于环境的公共性与环境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而导致的利益分割，既是企业个体和官员私己利益与公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是面向未来的长远利益与短视的暂时利益之间的冲突。
1.2 环境冲突的价值维度：从价值多元化到价值冲突
利益并非完全自明的概念，对利益的认识、判断和获取，与价值观存在关联。任何利益主体都可以找到为其利益辩护的价值观念，而这种选择的价值观又会反过来合理化其行为。因此，环境冲突利益层面的冲突，更深刻地源于价值观的冲突。现实情境中，政府、居民和企业等“每一主体都必然要首先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进行选择，这就会导致对生态环境的多元化立场和态度。”[4]有调查表明，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 91.95%的市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仅有6.51%的市长认为“不会”。这种环境价值认知的明显差异，直接影响着其对环境污染的价值判断和态度。
站在经济发展的立场上，地方政府往往会认为，“总不能不发展吧”，“发展总是要有代价的吧”，并据此秉持一种“应该”的态度，把特定区域视为整体发展所不得不牺牲的“局部利益和个别利益”，有意无意地容忍污染，甚至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代言人。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固有的惯性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环境上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即经济发展之初会导致环境恶化，但其结果最终将会改善环境），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辩护。在污染企业对当地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与政府官员利益直接关联时，这种理论的官方认同尤其强烈。
对于居民而言，环境是其终生居住的家园、赖以生产生活的基本。环境污染所破坏的，不仅仅是自在的环境，而重要的是人们的生存空间。因此，居民更倾向于对污染问题的零容忍，因为哪怕是仅有的一次污染也可能使其受到严重影响，承受不可承受的代价。而在社会关注和居民的反对之下，作为污染者的企业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达致价值观层面的认同，因此不能通过技术创新而适应公众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实质性的转变，而往往只是做一些姿态上的表示和附庸式的迎合，或者采用非法手段躲避监管，或者通过与某些政府部门的合谋，推诿应负的环境责任，拒绝向居民妥协。
总之，企业一如既往的牟利驱动，居民难以消解的质疑和批判，官员“为老百姓办事，为什么得不到百姓的支持？”的抱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民众权益的有意冷落和“不管他们，该怎样怎样”的现实选择，既出自各自的价值理念，也成为环境冲突各方博弈的基点。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冲突不仅是各方基于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冲突，是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冲突，也是国家和区域层面不同发展观之间的冲突。
1.3 环境冲突的认知维度：从认知多元化到认知冲突
环境冲突往往并非一蹴即发，而有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问题出现后，群众长期反映，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政府部门对问题重视不够，估计不足，决策延误；领导和工作人员不能及时引导群众理性地认识污染治理的科学规律；在事件发生后不能及时听取专家意见，盲目决策，缺乏应对复杂情况的经验和手段；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应对能力明显不足[5]。这些问题的持续性存在，导致冲突事件的最终爆发。从上述冲突的形成过程来看，正是相关各方对环境污染及其影响的认知差异，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沟通的缺乏和失效，导致了环境冲突。
从执行的角度看，“基层官僚视自己为决策者，他们所作的决定是基于对规范的选择，而不是对法律、程序或政策做出回应的机能。”[6]在实践上，政府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判定，主要依据片段式的执法检查和技术评估；而公众尤其是居民则是凭借其常态化的生活体验和近距离接触。居民在常态化的生活接触中，深刻体验到环境污染对自身及身边的人带来的直接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科学资源，他们所赖以判断和决策的，除了一些常规知识以外，更多的是自己的感觉和生活经验。正如史蒂芬・布雷耶所讲，“当公众声称某物质有危险时，科学家和规制机构很难去加以回应”[7]。污染物的判断和责任认定，存在客观的困难，如污染源的多样化和异质性，污染时间和地点的动态性，污染物影响机理的复杂性，凡此种种，既使得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得到确认，也使得来自居民的诉求很难得到相关机构的有力支持。而且，在片段式的检查中，污染企业总是可以调动财力、物理和社会资源来应付（甚至是违法手段），从而影响政府的检查和判断。
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行动所依据的并非纯粹客观的现实，而是其知觉到的现实。环境污染及其引发的种种恶果，也只能在进入公众知觉的视野后，才是现实的存在。相关各方认知层面上的重大差距将可能导致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质疑。在居民看来，政府在谈起宏观层面的理念时，往往是言之凿凿，但在处理具体案例时，又往往相互推诿，言之不详。而政府树立的诸多被冠以“绿色企业”、“污染减排领军企业”的企业，却被民众视为污染大户，不乏环境恶举。政府决策者或执行者并不是污染区域的居住者，他们解释的逻辑和村民的生活逻辑存在严重不对等。而居民如果长期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符合其生活经验的解答，就有可能停止对政府的期待，而转向自我行动。从根本上讲，由于环境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全局性和敏感性，政府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在所难免，但公众认同感的缺失，将会使其成为恶化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重要肇因，并由此导致双方的对立和对抗。
综上，环境冲突是主体利益、认知和价值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才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难以在多方反复的博弈中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最终演变为包括武力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事件。
2 环境伦理对环境冲突的调适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社会，社会主体利益、价值以及认知的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多元化本身也并不必然导致恶性的对立和冲突。环境冲突治理的核心与关键，不在于彻底消弭各方的客观存在的利益、价值及认知差异，而在于在和谐、互利与共生的伦理指引下，形成各方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调适的生态格局。
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制订出一套涵盖一切问题的完善的环境法律法规，以此禁绝一切环境污染现象。环境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有赖于人们道德意识的自觉规范。环境伦理学从价值与伦理的层面反思生态环境问题，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信念、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理论体系。就整体而言，环境伦理并不是一个自洽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更像是充满了歧见和争议的交流空间和平台。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环境伦理学聚集了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各种环境伦理学流派；在人与自然协调并进的视域下，学界提出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环境伦理、环境协同论等环境伦理理论；在正义论的视野中，提出了环境正义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和对峙，有些理论还因过激和偏颇而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冲动，甚至被冠之以为反人类、的恶名。但环境伦理将伦理和道德的视角引进自然和环境问题，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更具文明特质的判断标准和衡量尺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跳出传统伦理狭隘视点的限制和约束，拓展审视和看待事物的视野。伦理学介入生态环境，将会更加自觉地调动人的理智作用，使个体对他者更加宽容和尊重，对客观规律更加理性和认同，最终使得互利共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成为可能。
伦理是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人的利益、认知和价值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环境伦理对价值的阐释，必将会带来利益观的重塑以及知识中心及认知方式的偏移。应该看到，社会主体的知识或认知、价值观、利益和代价分配等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适度的差异既也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但如果各方将这种差异推向绝对化，走向对立，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冲突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对环境冲突问题的主要作用在于，它通过对环境价值的辩护，彰显了自然环境的先在性和他者利益的重要性，由此催生一种互利与共生的精神理念和价值体系，调适和推动主体的利益、价值和认知由恶性的对立和冲突走向建设性的生态互动。
2.1 环境伦理对利益冲突的调适：从利益冲突到利益生态
环境冲突作为环境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现实性互动，集中展现了环境治理工作中纠缠的千头万绪的利益关系和难以变革的利益格局。但环境并不是机械被动的存在物，而是内在相关的复杂系统，通过其内在机制的耦合，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利益高度相关、不可分割。环境冲突的解决有两种可能的路径，其一是双方建立基于环境污染的利益共享的同盟，各方都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从而使受害者也成为共谋者；其二是建立基于环境可持续面向长远的利益共享同盟。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的环境冲突、环境抗争都不是以“环保”为取向的，只要污染方提供合适的物质补偿或就业岗位，农民的抗争就会偃旗息鼓[8]。这种状况，凸显了第一条路径的现实可能性。
然而，环境冲突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个案，而是工业文明冲击环境边界的必然结果。环境问题具有深刻的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和复杂性特征，若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就必然会与他者利益产生耦合，导致对他者的利益侵害，导致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在未来时代的人类缺位，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行动者很难出现的情况下，基于狭隘的利益观，通过对环境的共同破坏而获得的环境分配利益的和谐，虽然短时间内可以避免环境冲突，但从根本上讲却只不过一种短暂与短视的妥协。伴随着环境破坏的持续进行，人类生存空间的日益压缩，不必说未来人会怎样，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当代人陷入更大的冲突之中。环境冲突的化解，必须要有容纳更多主体、更多内涵的视野更为开阔的利益观。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中，与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相对，动物解放论对动物的利益进行了辩护。生物中心主义提出了生物利益的概念，承认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均有其必须满足的物质和生态需要，扩展了利益的内涵[9]。环境正义理论把环境和资源利益的公平延伸向未来时代。大地伦理学的捍卫者克里斯特则提出了人类、动物和大地“三维一体”的整体生态利益模式。深层生态学等对人的利益与其他存在物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提供了解决的方案。总体上看，不论是西方意义上的伦理扩展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还是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环境伦理学；无论是个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还是整体主义导向的环境伦理学，都从不同的角度、立场、视域中探讨利益主体的问题，阐释了不同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由此启发了较之于传统伦理观念更为开阔的道德和利益框架。
这些环境伦理理论的传播，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生物个体与生态系统及人类的利益关系，并由此带来对他者利益的道德认知，对弱化和抵制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利益观，进而更新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框架。环境伦理的普及，有可能引发公共舆论的生态关注，使环境利益成为利益格局的一种新的参考点，通过对环境利益的提升和强化，调节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以及代际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平衡社会利益心态，打造更趋向于包容和均衡的利益生态，消解人们由于个体利益而破坏环境的动机。
2.2 环境伦理对价值冲突的调适：从价值冲突到价值生态
环境冲突的深层根源在于工业文明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及其确立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表现为将人和自然分离、对立起来，把人确立为唯一的价值和目的中心，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表现为个体与其他个体及社会的价值分割，以狭隘的个体或小集团为价值和目的中心，不尊重他者的价值，图谋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彼此不肯相让。这种价值观贯彻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必然会导致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个体价值和整体价值的分割，引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各主体间的怨恨和冲突。化解这种冲突的现实路径，不在于非此即彼的用一种价值取代或否决另一种价值，而是在生态价值到经济价值、个体价值到整体价值的价值生态谱系中，寻找一个合理、适度的平衡点，并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成熟向着生态优化的方向动态偏移。
在对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体系进行修补完善的基础上，环境伦理构建了涵括人与自然物的最为宽泛的价值体系。自然的价值问题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核心主题，环境伦理学围绕着“自然界是否有不依赖人类的价值”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把道德关怀的资格赋予了某些动物；生物中心主义则认为一切生命之物皆有其内在价值；生态中心主义要求承认一切自然存在都有内在价值。这些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甚至引起质疑和批判，但却无疑唤起了人们对作为他者的自然界的价值反思，凸显了价值理念的相对性和开放性，为拓展人的价值视野，更新价值观念创造了条件，具有价值启蒙的重要作用。正如环境心理学家保罗・贝尔所讲，“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使现代人从征服者的角色变成大地的一个平等的成员和公民，接纳了这些伦理思想虽然并不一定导致一贯的亲环境行为，但肯定会导致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完全地重构并走向生态导向。”[10]
理论上，环境伦理不仅仅把价值赋予人类，还将其拓展到自然存在物、赋予动物、植物、大地、山川等，发起了一场价值观的革命，确立起一种生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建基于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及其统一性的生态学认知，把人与自然看成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以互利、共生与和谐的观点来处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个层面的关系。它要求人类尊重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他者，尊重生命形式的价值和延续性，确立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和伙伴关系，维护人―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多样性。环境伦理学探究的环境价值和交往规范，可以渗透进人类的精神世界，塑造人的世界观，丰富和充实价值规范体系。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协同并进、和谐共生等理念，既为解决自然世界的环境污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原则，也为人类社会的精神污染提供了诊疗和对策。它将影响人的心智，调适其偏执扭曲的价值观念，进而在面向环境问题的责任反思和价值澄清过程中，使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个体价值、他者价值及整体价值有可能在相互制约、相互观照中达成和解，实现一种有益的价值生态改变。
2.3 环境伦理对认知冲突的调适：从认知冲突到认知生态
认知是个体对环境、他人及自身行为的看法、信念、知识和态度的总和。个体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认知结构。冲突各方对环境认知的片面性与片断性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一种基本原因。污染企业缺乏对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乃至自身关联性的认知，缺乏个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利害关系的认同，并因此无视自然的先在性，漠视其他群体的合理诉求；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政府部门，对其职责、国家环境理念及政策体系地位的认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策执行偏差；作为污染的受害者，民众对污染治理的复杂性以及对政府、企业环保意愿的偏激认知，等等。因此，化解环境冲突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要搭建起各方相互宽容和理解的智识空间，调适其认知结构及形态。
任何认知活动都不是在人类心灵白板上进行的从无到有的描绘，而是在原有观念和认知基础上的调适和改进。这种调适的可能性在于知识具有认知、伦理、未来等多重价值，可以导致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变革。不仅认识到环境价值的丰富性本身就会促进面向生态环境的知识创新体系构建，即使已有的技术手段，其应用方式也有赖于价值观的指导。只有对于具有生态价值、认同环境伦理的人，科学与技术才会成为生态创新体系中的有机组成。在一定意义上，“生态学并没有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当这种观念在参与了自我并被应用以后，确实需要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图景。如果用人与自然一体来替换人与自然分离的方式看自然，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11]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就基于这种对生态与伦理同一性的认识。它一旦进入个体的知识体系，就会作为一种新异的观念冲击甚至颠覆个体既有的认知状态，并通过认知失调产生行为改变的张力。
如马克思所讲，“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对矿物的美和特性也没有感觉。”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自然环境呈现不同的形态，价值各异。而个体对知识获取所具有的路径依赖，也使得那些符合个体情感和价值观、满足个体需求的知识更容易受到关注，获得优先发展。环境伦理以现代生态学为认知基础而对环境问题展开的价值反思和批判，必然会引导人们对环境价值的关注，并由此引发相关知识的积累，创造生态化的知识体系，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环境认知，冲击工业化生产体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知识，克服局限于个体利益、部门利益的认知方式，形成更加全面和接近客观规律的生态化的认知结构，由此在引导各方的互动过程中协调和优化人们的环境行为。
总之，环境伦理对于环境冲突中政府、企业及民众各主体的利益、价值和认知状况具有重要的调适作用，尽管这种伦理意义上的调适还不足以彻底化解环境冲突，但这种观念层次的改变将成为各方协调冲突的起点，由此而形成的各方生态互动的对话平台，将会使各种引致冲突的因素得到及时合理的释放，使环境冲突演变为一种建设性冲突而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引导冲突各方伦理进化和观念更新，使其在环境与发展的张力中达成新的共识，提升各方的环境责任和心理预期，增强个体投入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意愿，进而以生态文明为框架协调彼此的行动，凝聚力量，在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构造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逐渐化解直至消除环境冲突。
3 结 语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断深入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解读环境问题和更新理念的智力资源。环境伦理学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也正在于此。就其内容而言，环境伦理是高度“情境化”的，适应于现实实践的环境规范必然各方互动博弈的结果，而非伦理学家的静态设计。但由于社会主体利益、认知、价值观的分散性乃至对立，环境伦理学不仅要有普适性的价值判断，为环境实践提供一种作为各方行为底线的环境伦理共识；还应该给出基于现实生活的具有操作性的方案，促进环境友好的生存方式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必须高度关注环境社会科学，建立与环境心理学、环境行为学、生态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的联盟，深入环境实践，具体分析人们之间的矛盾，对环境伦理规范的实际可操作性、可行性问题做出实质性回应。对于当下而言，环境伦理研究，一方面，要在相互尊重和宽容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务实的研究，弥补理论的分歧和冲突，进而构建相对完整而又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环境伦理体系；一方面要使之走进环境实践，成为决策者、企业、公众等各类群体活动的结构性要素，通过优化相关各方的心智结构和社会心理，调适和对抗工业文明中被不断制度化的生态缺失，在一种面向未来和生态的观念指引之下构建主体之间的利益生态、价值生态和认知生态，达致一种相互理解与彼此宽容，从而有可能化冲突为动力，引导环境冲突更有效的解决，为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33.[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M].Nanjing： Yilin Press 2004：33]
[2]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的社会冲突性质[J].学海，2009，（1）：69-78.[Zhu Li.On Society Risk in ChinaThe Nature of the Mass Incidents of Social Conflict[J]. Academia Bimestris， 2009，（1）：69-78.]
[3]于建嵘.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冲突的主要特征及对策[J].世界环境，2008，（1）：58-59.[Yu Jianrong. The Main Feature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flict in Rural Areas and Countermeasures [J].World Environment，2008，（1）：58-59.]
[4]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48[Li Deshun. Theory of Value [M]. Be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7：448.]
[5]戴备军.环境处置的实践与思考[N].中国环境报，2006-08-18[Dai Beijun.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Disposal o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N].China Environment News，2006-08-18.]
[6]迈克・希尔，彼特・休普. 执行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1.9 ，P38.[Michael Hill & Peter Hupe.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 [M].Beijing：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2011：9，38.]
[7]史蒂芬・布雷耶. 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7：47.[Stephen Breyer. 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Toward Effective Risk Regulation [M]. Beij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8]熊易寒.环保教育、环境运动与国家战略[J].绿叶，2010，（3）：66-72.[Xiong Yih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J].Green Leaves，，2010，（3）：66-72.]
[9]余谋昌，王耀先. 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P184.[Yu Mouchang， Wang Yaoxian. Environmental Ethics [M].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4：184.]
【关键词】旅游资源 环境经济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风险损失 损益分析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它对于生态环境社会等方面的消极影响逐渐暴露出来。如何对开发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在开发中保护生态环境，使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是目前首要研究的问题。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价值，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完全替代。
旅游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旅游行为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环境耗损和地方特色的消失。当前，对于旅游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人们往往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认为其是无烟产业，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而旅游消费又是一种精神消费过程，旅游资源不存在枯竭问题。实际上，过度开展旅游活动、不合理开发和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会排出废物、污染环境、消耗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自然资源破坏、旅游资源破坏、生态破坏、社会污染。
一、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1、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人们的思维惯性认为，自然生态区如果没有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它的存在就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某些专业旅游人士也存在这样的看法。原因在于：虽然它的存在有其自身价值，但这种价值并没有通过货币形式体现出来，或只体现其中的一部分价值可以通过货币形式得以体现，而一旦进行旅游资源开发，门票收入、住宿收入、出售纪念品的收入等等大量的资金收益，让人们看到资源开发后形成旅游区带来的利益，进一步认识到开发的价值。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使人们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一味只重视开发后的经济收益，忽略资源的固有价值。导致对资源的野蛮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在旅游开发的时候要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考虑在内。
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通过一系列方法可以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如印度加尔各达农业大学德斯教授就曾经对一棵树的生态价值进行了计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以累计计算，产生氧气的价值约为200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美元；涵养水源价值37500美元；为鸟类及其它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31250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价值约196000美元。
根据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为两类：（1）替代市场技术法。它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价方法很多，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等。（2）模拟市场技术法。又称假设市场技术法，它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其评价方法为条件价值法。目前，常用的方法为条件价值法、费用支出法和市场价值法。
二、旅游资源开发的风险损失评估
1、旅游资源开发风险评估步骤与方法
（1）充分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地区自然和环境的基本状况，包括地质构造、气候、土壤、河湖分布、植被分布、社区分布等等。社会经济状况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旅游开发项目的社会经济调查围绕项目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人群健康以及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展开。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情况、毗邻的工矿企业等。具体包括区域总人口、城乡比例、人口密度、人均耕地与水资源、收入水平与主要来源、居住特点与村镇分布、占地拆迁问题及安置办法、区域社会文化特点，有无特别风俗、教育普及程度、人口文化素质、人文景观与历史文化保护目标。
（2）分析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影响的地区范围。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影响的地区范围包括开发活动的直接影响范围和间接影响范围。按照程序，可分为调查范围、分析范围和影响范围。按照受影响因子的性质，可分为植被、动物、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等不同因子相应的调查与评价范围。一般确定此范围所考虑的因素是：地表水系特征、道路交通状况、地形地貌特征、生态特征、旅游开发项目特征等。可以把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及其影响范围分为三级，如表1所示。
（3）风险识别。逐项分析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对自然环境社会因子各方面的影响，综合分析风险种类及风险发生概率。历史记录法——历史上许多类型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不断重演，如一定频率的暴雨、洪水都有出现期。通过查阅区域的地方志可了解当地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及灾害事件，再根据区域旅游开发活动的现状，分析历史环境破坏在当前条件下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损失。成因分析法——对于自然环境破坏不仅可分析发生原因，还可以找出其发生的规律，揭示其发生的可能性及时空分布。预测法——根据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区域旅游开发的性质和强度，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4）风险估算。不同的风险种类具有不同的风险估算方法，应用这些方法，分析各种风险可能产生的损失，最后进行加和，得到总的风险损失，估算方法如表2所示。
（5）风险评价。对风险损失严重程度进行评价，计算规避风险可能付出的代价，进行全面动态综合比较，以确定具体的旅游资源开发活动是否应在这些可能产生风险的地方有所规避，或进行先期预防，并制定风险规避防范对策与建议。其中主要包括：主要对象——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主要目的——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解决优美和持续性问题，为旅游资源开发区域长远发展利益服务。评价因子——生物及其生境，污染的生态效应，根据旅游开发活动影响性质、强度和环境特点来筛选。评价方法——重生态分析和保护措施，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综合分析评价。工作解度——阐明生态环境影响的性质、程度和后果。评估生态风险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使生态环境功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措施——合理利用资源、寻求保护、恢复途径和补偿、建设方案及替代方案。评价标准——法定标准、背景与本底、类比及其它、具有研究性质。
三、旅游资源开发的损益分析
通常，在对旅游资源开发收益情况进行分析时，一般考虑开发的费效比问题，即开发后产生的经济收益与开发所需的资金及日常维护费用之间的差值，而忽略生态环境的价值，低估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在市场中环境的社会价值通常得不到正确的反映，造成市场失效。这主要由于以下因素导致：第一，由于很难制定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正如空气一样。第二，有些从环境中获取的资源可以市场化，而其它的则不能，比如森林、木材可以市场化，由分水岭保护而产生的环境服务则不能市场化。因此，一些非市场的收益经常被忽视。第三，公共可取性资源导致它们可以被所有人开发。如开发者并没有认识到森林资源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大量开采。
在将生态环境价值和损失纳入到分析系统中之后，旅游资源开发的最终收益及区域最终长远价值计算不再只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包括了3个方面：自然生态区未开发前的自然环境价值a；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潜在风险损失b；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的费效比（旅游资源开发后产生的收益——开发所需的资金及日常维护费用）c。
在将生态环境经济价值及生态环境损失纳入到旅游资源开发的损益评价之中去后，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最终收益将变为：c-b，而不是简单经济增长计算中的c，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后的最终长远价值将为：a＋c-b。通过这种方法，在对自然生态区进行资源开发之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进行货币化计算，是将环境问题外在化处理的一种方法。这种计算，把旅游区未开发前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价值与开发的潜在风险损失，纳入到开发的收益和旅游区的长远价值计算中去，使开发的损益分析前后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样，旅游工作者们在制定旅游规划时，以及在进行资源开发时，就不会单纯考虑到开发的费效比c的最大化问题。而是把原生态环境经济价值a与开发的风险损失b一并考虑进行计算。因此，通过这样的方法和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开发的盲目性及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旅游开发行为对区域整体环境造成的长远破坏，从而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关键领域寻求一种平衡，促进旅游业可待续发展（见图1）。
【参考文献】
[1]曾贤刚：环境影响经济评价[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2]马彦：我国西部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j]，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1.
[3]t.阿姆达尔：挪威风险评估的新准则[j]，水利水电快报，2001.
关键词：湿地；健康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生态价值评价；综述
湿地（wetlands）是水陆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处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的自然综合体，与森林、海洋一起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国际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为：“湿地是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 m的海水水域。”然而，全球湿地普遍存在着面积减小及湿地生境恶化等问题，亟须加大对湿地的保护力度，以扭转这些不利局面[1][2]。
对湿地开展评价是湿地保护的基础，通过构建系统科学的湿地评价指标体系，可为湿地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对提高湿地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本文整理了国内湿地评价方法，以期筛选出最能反映湿地生态特征和自然环境质量的指标，为建立适用性广泛、可操作性强的湿地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1. 湿地评价简介
湿地评价是对湿地的功能类型、功能容量和阈值进行确认和度量，对湿地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对湿地开发项目、对湿地功能和环境影响大小与湿地演变趋势进行评价的过程[4]，包括健康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价值评价三方面[5]。
2. 湿地健康评价研究进展
湿地生态健康，不但要看其能否提供调蓄洪水和净化水质等特殊功能，还要看其是否具有维持自身系统的动态稳定的能力，如具有从环境扰动中自行恢复其结构功能以达到最佳动态平衡的能力。目前，我国湿地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主要集中在化学和生物指标上，如湿地沉积物和有机物的化学组成，湿地物种的密度、丰度，种群动态平衡，生物多样性，生物量及生产率等方面。
然而，多尺度研究评价过程必须在社会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基础之上进行。同时，亦需结合湿地健康评价指标的发展历程来优化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如，由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尺度越来越大，需要将过去由单一环境胁迫引起的局部影响转向多因子环境胁迫对区域尺度的全局性影响评价。同时，如今理想的自然湿地状态已日趋消失，大部分湿地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评价指标的确定不应过多地依赖纯自然状态的指标，需重点对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自协调性及自我平衡性进行评价。再者，亟须建立模型化、网络化的健康评价系统，以对受损湿地系统进行预测评价及诊断[6]。
3. 湿地环境影响评价研究进展
湿地环境影响评价是对湿地资源开发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它是评价湿地资源开发是否合理的有效工具，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7]。其评价过程包括全面系统地总结湿地资源开发过程，分析其所带来的各种生态环境影响，预测湿地资源未来的状况，并对不良影响进行调控，防止湿地生境进一步恶化[8]。对于即将开发的湿地，必须开展湿地环境影响评价，对其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同时进行费用―效益分析，作为决策的依据[9]。
同时，监测是湿地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一环。由于湿地资源生态环境监测范围广泛，时空跨度大，且监测重点具有特殊性，因此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有别于一般的环境监测。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RS（遥感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及无人机技术等，提供背景数据，并以监测数据构建网络体系，实现生态环境预警[10]。
4. 湿地生态价值评价
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多种服务价值，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宝库和生存环境。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课题。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是指湿地生态系统及所属物种所提供的能够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即湿地生态系统发生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为人类提供的各项服务，包括提品、防洪减灾、调节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社会文化载体等。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量化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的过程。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两类。目前关于湿地生态价值评价方法，国内学者大多采用美国的或者根据其修改来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条件价值法、碳税法、影子工程法、提示偏好法、陈述偏好法、模糊评价法等。经多年实践证明，市场价值法的可信度最高，陈述偏好法可信度最低。
由于生态系统的性质决定了生态系统价值估算不同于一般商品，不同湿地系统的服务内涵侧重不同。如以珍稀动植物保护为主的湿地注重生物多样性的服务， 以景观休闲等为主的湿地注重社会文化载体的服务，以防洪护堤为主的湿地注重调节径流和防洪减灾的服务等。同时，由于湿地系统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多重性（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如湿地保持土壤、淤积造地的同时也导致了蓄洪防洪功能的减弱；污染物一旦超出湿地降解和吸纳污染物的容量限制，就可能导致地方性疾病的产生，因此在生态评价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只对一种或几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适用，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5. 结语
湿地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只有将湿地评价的功能评价、经济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三个组成部分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进行湿地健康评价、环境影响评价与生态价值评价，从而为湿地保护提供更准确有效的技术支撑。同时，扩充评价过程的法律依据，对评价指标进行多尺度、动态性的研究与分析，利用高新技术强化监测手段（如3S技术、遥感技术、无人机技术等）亦是提高湿地评价准确度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D Xie，H Zhou，H Ji，et 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Wetlands in China[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3，4（1）：63-69.
[2]申 兵.中国“湿地红线”或被突破[J].生态经济，2016，32（5）： 6-9.
[3]杨 波.我国湿地评价研究综述[J]. 生态学杂志，2004（4）.
[4]武海涛，吕宪国.中国湿地评价研究进展与展望[J].世界林业研究，2005，18（4）.
[5]李文艳，陈庆锋，李 平.湿地评价方法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15）.
[6]冯 倩，刘聚涛，韩 柳，等.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J].水生态学杂志，2016，37（4）.
[7]吕宪国，王起超，刘吉平.湿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初步探讨[J].生态学杂志，2004，23（1）：83-85.
[8]王 容，袁 婷，张 亚.湿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的进展[J].青海环境，2015，25（4）：187-190.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