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公共信息就是公共领域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信息，是知识单元应获得性的社会符号体系。公共信息管理就是人类借助于技术的、经济的、政策的、法律的、人文的方法和手段对公共信息进行引导、指挥、控制、协调，以提高公共信息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信息效用为目的的一种活动。近些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大量的研究工作关注描述和理解社会信息系统中集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演进的过程，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舆论传播，就是社会公众对他们所关切问题的意见、态度、信念在社会群体和大众媒介中的公开表达，并且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强烈性的共同社会意识，以及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过程。既包括舆论形成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也包括舆论形成后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
舆论传播最早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的舆论学研究，之前的研究范畴也多限于此，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多是新闻传播和党政宣传领域，但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互联网和无线移动通信终端的日益普及，舆论传播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情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世界已经进入了突发危机时代，而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则给突发危机的实时、全面呈现提供了平台，但同时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便利，公共话语权由相对集中向相对扩散发展，由此，由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终端引发的集聚突发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给社会系统与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其中也蕴含了极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值得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舆论传播原来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多是基于逻辑分析与定性推导，而当前的舆论传播已逐渐过渡到公共信息管理的研究范畴之内，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演进成为多学科多领域多种理论方法多种技术工具交叉集成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学科领域大量的研究注意力资源，呈现出蓬勃迅猛的发展态势。
虽然之前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对舆论传播现状、发展趋势进行过探讨和分析，但由于近些年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普及，其研究对象的依存、演化的环境与条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情况、新问题、新背景下已不能较为全面、真实、详尽地反映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应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与方向。受到文献的启发与帮助，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视角出发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舆论传播的最新文献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论文为依据，以此科学客观地了解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探索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前景，并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视角出发对2001～2011年间公开发表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舆论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由于各种因素，本文实施的这次检索一定会遗漏部分相关论文，但可以视为一种大规模抽样统计，是能够较大程度反映该领域状况的。从本次检索结果看，2001年只有67篇论文，但2002年文章总数达到了104篇，数据增幅55.2%，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的研究持续得到发展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此间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体现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核心著者的公式为：m?艿0.749×■(式中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著者论文数，m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统计得到核心著者已达到60多名。由此可见，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核心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资助力度最大，资助文献达到了78篇和75篇，居各种资助来源之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紧随其后。其他部级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也给予了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较大支持，近几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资助，而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仍需要各大基金项目更大力度的支持。
三、讨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信息管理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其涵盖信息管理、公共管理、通信传播、党政宣传等众多学科领域，成交叉化集成化发展，在当前高速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其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巨大。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则在当前互联网和无线通信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焕发出新的光芒，尤其是当今社会突发事件频现，而网络则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发挥出令人惊讶的能量，给众多学科领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通过对年载文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文献量每年的总量持续高走，并且近几年更呈现出区别与前些年的高速率增长，这正是一个研究方向蓬勃发展、日益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具体表现，当然也反映出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者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感与关注，从当前的数据可以判断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一个研究热点，其在公共信息管理的视域下更具包容性与交叉性，势必引发更多的学科领域以及研究人员与机构的介入，其蓬勃之势可以想见，而且根据知识管理与计量分析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大量研究资源的进入之后，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也会由渐高而变得渐大，有可能从舆论传播或舆情传播这一单一论题而逐渐扩展，从多个角度层次对该研究方向进行论述与刻画。而发文著者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方面做出较多工作的个人，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人员在该研究方向上的重视与实力，是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主要力量的代表。
另外，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舆论传播从一个新闻传播领域的传统研究方向进而在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逐渐成为众多其他学科领域关注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更彰显出其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价值。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理论、研究角度多种多样，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细致，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共享互通的舆论场，而公共信息管理也把舆论传播研究带入了一个超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的研究场域，众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在这里碰撞交汇、互补协进，势必带动整个学科领域的飞跃发展与质变突进。
但从中我们也发现，相当数量的文献结论具有相似性和表面性，且多为定性主观判断，尚缺少相关的数据支持与仿真呈现，这应该是该研究领域进一步工作的方向，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偏移，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集成的研究态势，既不泛泛而谈，也不囿于技术工具，定性与定量研究两者协同共进，促进该研究方向的良好发展。研究资助来源分析体现当前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的来自科研领域的主要推动力与支持者，现在的丰硕成果得益于这些资助，而今后更大的发展仍需要相关项目课题的进一步支持。我们的数据计量是以科研文献为对象，科研文献的资助来源多为纵向项目，资助者多以各级政府或事业团体为主，从资助来源分析能够看出当前各级政府与事业团体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的重视与关注。但应看到，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在坊间，尤其是应用方面的发展也同样蓬勃迅猛，舆情监测软件和舆论公关公司近年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些机构或个人也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未必能较为明显的反映在科研文献上，但他们的工作和成果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情况同样印证了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大众对公共事务与自身权益的关注与表达诉求愿望的日益提高，都使得公共信息管理这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理好公共信息，管理好公共信息，使得公共信息的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通过公共信息管理促进社会系统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都是需要我们研究与考虑的问题，公共信息管理关系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因而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实时的大信息化环境、大信息系统、大信息网络中做到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似乎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可以看成复杂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流的扩散与传播，其中夹杂着社会各界的诉求与愿景，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构建的共享交互信息场域中或汇流成巨或相互消抵，将网下态势反映为网上情景，将想法、情感成具为信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从舆论传播的引导与管理出发对公共信息管理进行优化，即对公共信息流进行合理的处理与管理，减少公共信息的沟通障碍，减少和对冲有害公共信息波涌的形成，增进良性公共信息的交流融合，促进公共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公共信息如同我们社会肌体的血液一般，以和谐有序的流动带走危害与损失，带来发展与共赢，终而实现公共信息生态的良好构建与健康发展。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 公众 信息沟通
[分类号]G209
引言
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需要在内部和外部与多个对象开展信息沟通，其中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沟通最为关键。公共危机事件能否得到妥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与社会公众实现良好的信息沟通。因此，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问题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国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而我国直到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随着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不断升温，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问题才开始引起各界的共同关注，进人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信息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野，相关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笔者分别以“公共危机”、“信息沟通”、“信息传播”、“信息公开”、“舆情管理”以及“crisis communication”作为关键词，在CNKI系列全文数据库与EBSCO、Emerald与ScienceDi―rect(Elsevier)等外文数据库中找到与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的相关文献92篇，并从中筛选了30篇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找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2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对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危机管理尤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更加深入。基于这一背景，更多学者投入到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领域，其中除了管理学者，更多的是公共关系学和传播学的学者。国外有关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下三个主题展开：
2.1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策略
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策略是危机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危机信息沟通的原则与方式两个方面。英国危机公关专家Michael Regestar 曾在&isis Management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突发公共事件沟通“三T”原则：第一，以我为主提供情况；第二，提供全部情况；第三，尽快提供情况。这一原则至今仍被奉为危机信息沟通的圭臬。Jonathan Bernstein则侧重于从程序上研究危机信息沟通的策略。他将危机沟通划分为lO个操作性较强的步骤：①组建危机沟通小组；②指定发言人；③发言人培训；④制定危机沟通计划；⑤识别并确认公众；⑥危机预警；⑦评估危机形势；⑧识别关键信息；⑨决定沟通方法；⑩实施危机沟通。w.Timothy coombs的研究较为微观，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在危机沟通中使用视频或使用印刷品公布信息在效果上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2.2公共危机传播
随着传播学的研究视角被引入危机管理，“crisiscommunication”更多地被理解为“危机传播”，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传播学学者看来，危机传播不过是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可以从效果、媒介与受众等变量着手进行研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Kathleen Feam―Banks，他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美国学者Surges D.Ll则提出了四阶段危机传播论，他认为有效的危机传播需要使所传播的内容满足公众在危机不同发展阶段的信息需求，并强调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有一种传播内容占据主导地位，且与其他阶段相关的传播内容也可以视情况使用。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沟通
公共卫生事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最为常见，往往难于预测，对公众危害较大，因而国外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沟通问题也有较多的专门研究。Bar-uch FischhoffL认为要坚持以受众为中心的、意思明确的传播原则，否则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会感到更加惊恐和无助。印度学者Mathew Doily试图将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内部沟通与外部沟通结合起来考虑，他介绍了南亚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通过信息技术保障有效信息沟通的模式，并指出了构建这种模式必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公共卫生和灾难信息网络、互联网社区中心。这一模式能使这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信息、数据和知识在民族间、国家间以及地区问实现在线共享。Deborah C.GlikYs。在他的著作中说明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沟通的一些基本原理，并借鉴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沟通，得到若干启示。
国外对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主要是从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视角进行的探讨，不容否认，这些理论成果对于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背景和条件与西方国家并不相同，因而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要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理论运用到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实践中，必须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修正与创新。
3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有关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研究主要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公共危机信息公开与公共危机舆情管理等角度展开。事实上，危机信息沟通与危机信息传播都源于国外“crisis communication"一词，都是强调在应对危机事件时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双向交流的过程。公共危机信息公开则专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向公众单向传送相关信息，公共危机舆情管理指政府收集与分析公众输出的反馈信息，两者分别对应于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信息沟通过程两个方面。
3.1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研究
当前国内对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存在宏观与微观两种思路。宏观研究侧重于探讨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机制，微观研究则侧重于探讨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具体策略。
3.1.1 沟通机制 对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机制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重点关注沟通主体之间关系的调整。例如，冯晓依照沟通路径，将政府、媒体、公众界定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外部信息沟通机制的主体，并提出通过改善三者间互助互动的关系构建和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外部信息沟通机制。陈世瑞在博士论文中对危机沟通的主体、客体以及第三人，亦即政府、公众、媒体，在危机沟通中的角色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三者关系多元契合在于价值取向问题，公共危机沟通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认同。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试图从政府组织机构形式与运作模式优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例如，汤敏轩认为适度的组织机构整合是信息沟通机制的基础，首次从政府组
织机构整合角度构建了一套以拉兹洛信息流程系统模型为基础的危机管理体制中信息流程模型，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模型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法律与制度建设对于改善政府危机信息沟通的重要性。例如，赖英腾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在主观认知、信息系统、沟通管理方面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加强危机信息沟通制度化建设的建议。现有关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宏观研究主要从以上三个维度展开，已经具备了较为宽广的视野，但由于缺乏对社会现状、权力关系的深层反思与批判，因而在深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3.1.2 沟通策略沟通的策略直接影响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效果，因而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例如，吕孝礼研究发现，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为应急管理部门直接与公众沟通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与网络工具，绕开媒体直接面向受众的沟通可以拉近沟通的距离，减少沟通的信息误差。陈晓剑等的研究表明，要基于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和公众认知形成过程，了解危机状态下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期望，通过定制沟通信息的内容，帮助公众建立针对危机事件的积极认知，提高危机沟通的效率。吴小兵较为成功地运用归因理论与组织形象修复理论，根据危机的不同归因与发展阶段，分别提出了自然灾害危机、人为事故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冲突危机与谣言危机的沟通策略，并指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选择合适的沟通策略，可以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并有助于政府形象的恢复。杨秋菊首次提出，要在应急管理中整合人际沟通、组织沟通和大众沟通等沟通类型，实现信息沟通渠道的多样化，以实现最佳沟通效果。以上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改善沟通方式的角度来探讨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策略，但事实上沟通方式并非影响危机信息沟通效果的唯一因素，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效果还要受诸如政治体制与环境、社会文化因素、新媒体的出现与应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内有待于从这些角度进一步开展研究，从而为政府制定真正具有适用性的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策略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3.2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研究
传播是沟通的代名词，两者在涵义上有互通性。国内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研究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也较为相似，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的问题：①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例如，李春华等认为，在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是信息传播的主导者，媒体是传递者与监督者，公众则是受众与参与者，政府、媒体与公众以信息为载体发生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周海生则提出，公共危机的信息传播的传播主体政府、媒体及公众具有各自的传播功能，其中政府具有制度建设及制度保障功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具有监测环境、引导教育、议程设置、缓释、舆论监督、反思功能，公众有参与及塑造功能。②危机信息传播的策略研究。例如，陈晓剑等根据小世界网络的基本特性构建起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复杂网络模型，通过改变特殊的参数来对网络演变进行调节。模拟结果显示，政府及时准确危机信息，提高网络传递效率，增加信息覆盖范围，以及有效疏通、监控各种谣言是危机信息管理的重要环节。李志宏等提出了基于信息流强弱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传播过程的时段性特征，针对所提出的模型和5个阶段的特征，就政府如何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提出了若干建议。汤敏慧等针对2008年广州火车站春运雪灾危机，通过对《人民日报》和《广州日报》两个平面报纸媒体的调查，提出统一口径防止信息矛盾，考虑公众心理以防误导，针对不同危机利益相关者施行不同的信息传播策略，灵活运用信息传播手段增加信息接受性，重要部门应改善信息和协调机制等改善政府危机信息传播的措施。区别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上述有关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研究主要运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因而尽管两者研究内容雷同，但在研究结论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
3.3公共危机信息公开研究
国内有关公共危机信息公开的研究焦点主要是如何确保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及时、有效、权威地相关信息，妥善应对公共危机。针对这一问题，国内主要有两种研究倾向。部分学者主要探讨微观层面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与策略。例如，胡文静等通过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理论和认识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探讨了危机事件中政府如何确定信息公开程度和公开渠道以及制定公开策略。左志富的研究极富实践指导意义，他认为在应对危机时，政府信息的要遵循一种梯度规则，即：政府最高层首先信息，其次是危机涉及到的具体部门信息，然后是危机应对现场的负责部门信息，最后由专业技术人员信息。相比上述研究，李德华、许敏与蒋明敏等人的研究则较为宏观。李德华尖锐地指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水平低、知情权意识薄弱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许敏等提出要公开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信息，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发挥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和加快危机信息平台的建设。蒋明敏则认为消解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的障碍，必须将制度、文化建设和行为改进相结合，发挥政府、媒体、民间组织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合力。事实上，推进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观念、技术等各个层面采取措施。虽然当前我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信息公开行为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在公开速度、公开方式与信息质量上仍有欠缺，有待于理论界对此作进一步的探索。
3.4公共危机舆情管理研究
理论与事实证明，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危机恢复等各个危机管理阶段能否及时有效地掌握舆情信息并根据舆情信息准确及时地采取响应措施，对于提升危机管理的效能至关重要。国内对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主要是从危机处置者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角度展开，对危机舆情管理的关注较少，只有少数学者涉足这一领域。例如，王来华根据突发性的阶段性，提出了包括预防预警机制、应急反应机制、分析甄别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等4项机制的突发性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叶皓在总结我国政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理念、机制和方法。随着因特网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如何对网络舆情实施有效的管理与控制，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杨发坤等专门就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张雅蕊重点探讨了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情的采集机制建设的路径。舆情管理是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对于公共危机舆情管理的研究数量不多，且大都是套用一般舆情管理的理论模式，未能结合公共危机与信息沟通的特点予以专门探讨。4后续研究展望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可知，国内外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问题的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众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的保障条件。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的正常开展需要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机构与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保障条件，探讨这一系列条件的具体作用方式与理想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机制的策略与途径，需要综合多个视角，融合与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立足更为宏观的视野开展研究。
・网络环境下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网络环境为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沟通活动的对象、内容、方式与渠道都极大改观，运作过程与影响因素更为复杂。那么，区别于传统环境下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在网络环境下，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具体有何变化，有何规律，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沟通?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做更深入的探讨与论证。
・公共危机管理中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对于公共危机的处理有着巨大的影响。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要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重视对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防止公共危机的裂变与恶化。如前所述，国内外对于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主要是从危机处置者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角度展开，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网络舆情管理的研究力度偏小。随着互联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
关键词 公共管理 研究方法 教与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SUN Yuantai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The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more teaching policy and public management， clear teaching goal， perfecting the teaching system， enrich the teaching means learn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 deep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expanding course learning goals， promote and apply ability in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o achieve teaching is learn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of teaching proces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有力支撑，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成熟程度，是判断学科独立性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成熟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向科学性、合理性、现实性方向发展。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的规范性有所提升，但与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的科研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其关键在于国内研究方法还较为落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也不例外。“公共管理学科的方法论教育，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不仅影响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质量，而且制约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①因此，从公共管理规范发展的视角出发，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育，有助于推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普及与发展。
1 多策并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
“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依赖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进步。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育也有赖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授学生。尽管公共管理学的肇端就伴随着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但对于国内而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是一门较新的课程，因而需要去探索和总结如何更好地做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
首先，明确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目标。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的课程传授知识，其更多地是对思维模式的训练。因此，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目标就不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是让其运用所学知识去研究现实问题。尤其是学生在学习了一些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之后，应该通过研究方法的学习，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问题。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目标定位：一是培养学生创造知识的能力。大学阶段的学习要从接受知识向创造知识转变，通过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育，让学生学会去分析和解释公共管理中的现象，从而验证已有的公共管理知识或者得出新的结论。二是让学生把握创造知识的逻辑。创造知识不是拍脑袋式的思辨，其依赖于一定的程序和手段，即科学研究的逻辑。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的教育，都要从科学研究的逻辑出发，让学生了解和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三是让学生掌握创造知识的工具。面对公共管理实践中繁多的信息，知识创造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重在方法，尤其是一些操作层面的分析技术，即整理信息的技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使得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信息成为公共管理知识。
其次，完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体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育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自身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演绎到归纳、从理论到实证、从定性到定量，研究规范性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数据分析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统计变量从单元到多元，统计手段从手工到信息化的演进过程。”②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尚没有形成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完整体系，教材之间的差异较大，尤其是一些教材简单照抄国外教材或者社会研究方法的教材。结合科学研究的逻辑，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学可以分为三部分：理论部分、实践部分和操作部分。一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理论部分。这部分主要解决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形成研究设计。理论部分具体包括三个核心问题：研究者运用什么样的知识观；什么样的研究策略贯穿研究过程；用什么样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③二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实践部分。这部分主要解决资料搜集的问题。公共管理研究常用的资料搜集方法包括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法。每种方法都有一个完备的过程，在课堂上要把这些过程详细地说明，尤其是指出容易出现误差的地方。三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操作部分。这部分主要解决资料分析的问题。大致而言，公共管理研究搜集的资料可以分为质性资料和量化资料两大类型。质性资料和量化资料都有专门的分析技术，而且质性资料可以进行量化分析，量化资料也可以进行质性分析，这些都是操作性很强的内容。
最后，丰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手段。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效果取决于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手段。如果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育中依然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其结果是学生掌握了一些概念和原理，而思维模式的转换、创造知识能力的培养等目标则难以实现。因此，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学要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手段。一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互动式教学。这是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方平等交流探讨的过程中，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进而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达成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二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案例教学。公共管理学一向注重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改变了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在研究方法教学中可以一方面选择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经典案例进行剖析，另一方面让学生自己选择案例进行研究，伴随着教学的进度不断推进案例分析。三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分组教学。通过分组教学，让学生以分组的形式完成不同的研究，培养他们研究过程中分工与合作意识，塑造团队精神。四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操作式教学。如果学生很好地掌握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和基本逻辑，不能在操作层面有所突破的话，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就是失败的。因此，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应该坚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让他们通过分析资料形成研究结论。
2 注重参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学
在实践中很多学生认为，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仅仅是诸多课程的一种，像学习其他课程一样学习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这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一种误区，影响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学习效果。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是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有效手段。学生在学习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过程中要以参与式的学习方式，逐步改变心智模式，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去解释和解决公共管理实践中的问题。
首先，参与课堂，深度融入教学过程。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学习中，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处于主体地位，在研究方法学习中发挥着创造作用。基于教师与学生的主体间性，二者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依赖。教师的教学效果取决于学生，学生的学习效果取决于教师。因此，学生要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参与课堂的互动，参与课堂的过程。如可以让学生在规定的期刊上选取一些文献进行分析，找出包括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在内的研究逻辑。
其次，参与研究，拓展课程学习目标。适应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学目标定位要求，学生的学习目标也要随之转换，即从获取知识到创造知识。学习研究方法，学生首要的是掌握研究设计的基本要素与研究过程，包括提出问题、综述文献、选择方法、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撰写报告等。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应利用所学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研究设计。如可以结合当前高校开展“挑战杯”竞赛或论文大赛的实际情况，要求学生以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某一现象或问题为研究对象，设计一个研究方案，开展公共管理研究。
最后，参与操作，提升学以致用能力。能否把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转换为公共管理的概念和语言，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学习的关键。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是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手段，其核心环节就是操作分析。一些重要的结论或重大的发现都是基于资料分析发现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演示的方式展示操作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自己亲自动手操作。惟有如此，学生才能更好地掌握资料的分析技术。在学生没有搜集资料的情况下，教师可以把学科领域一些典型资料或者自己的数据给学生，使其能够结合这些资料更好地学习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3 教学相长中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是一门新兴的课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学也是一个较新的过程。正因如此，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共同致力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学效果的提升，在互动中创造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本体知识和教学模式。古语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出自礼记）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一种自反意识。“自我意识清醒的常规科学行为不仅会为我们带来更清楚的研究焦点，而且会让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认识新的、关键的、被错误忽视的东西。”④对于教师而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本身不是一个完整和成熟的体系，自身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也不是那么娴熟；对于学生而言，研究方法的学习有其独到性，不同于一般课程的记忆性学习。因此，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对于教师的教学是一种挑战，对于学生的学习也是一种挑战。这就要求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打破二元对立，成为互为主客体的教学共同体。在这种新的共同体中，对于教师而言，要放低姿态注重自身的学习提高，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学生为教学过程的中心，而不是教材或者自身；对于学生而言，要突破思维定式转变学习模式，注重发挥自身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以参与式的学习模式创造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学知识和研究实践。
注释
① 李学.浅析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方法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培养[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5）.
② 范柏乃，楼晓靖.我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及演进路径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3（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龚翔荣.知识管理: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新理念[J].甘肃社会科学,2016（3）
[2]朱立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动力与源泉[J].公共管理学报,2014(2)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1]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2]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3]（P408）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4]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5]（P10-11）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6]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7]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8]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9]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10]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11]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优势财经类大学经济管理类师资力量雄厚，他们教学经验丰富，研究成果丰硕，再加上财经类大学完备的经管类课程实验实训设施，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搭建高层次，多角度的理论和实践平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其他综合类及理工类院校相比，通过跨院系的学科资源整合和师资力量组合，财经类大学具有开设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公共部门财务、公共项目预算与管理、政府部门现金与债务管理，公共投资分析等技术性课程的条件，而这些技术性课程的开设，是以政治学、社会学、公共伦理学等公共管理学科传统的价值性和理论性课程作为基础。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能够有效打通学生从理论学习转化为实践技能的“瓶颈”。也能避免目前公共管理学科普遍存在的教学内容空泛、枯燥，学生实践能力差的缺陷。(二)劣势1．学科基础薄弱从财经类大学各专业的发展情况看，许多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前后才得以创立，发展时间短，远没有达到财政、金融、会计、工商等强势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学科基础较弱，学术影响较小。其开设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专业建设、教学特色、教学方法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综合性院校，还没有形成适合于财经类大学的专业发展模式。与财政、金融、会计、工商等强势学科相比，公共管理学科在财经类大学兴办的各学科专业中普遍处于边缘弱势的地位，且其各二级学科力量分散，学科整体被人为的“肢解”。在学科基础本来就较弱的情况下，这种狭隘的“小财经”办学理念和部门利益的博弈更进一步限制了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空间。2．专业定位模糊公共管理涉及多个公共部门，而这些部门或组织的专业性差距很大，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各类高校就试图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办学。综合性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强调综合性和理论性，医学类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突出医疗卫生管理特色，师范类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突出教育管理特色。而许多财经类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在专业定位上却遭遇了在“宽与窄之间艰难取舍”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想如综合性大学那样追求“大而全”，另一方面又想突出财经特色，结果却是哪方面的目标也没达到。培养出的毕业生似乎什么都懂都会，但到实际应用中却又什么都不精。这种模糊的学科专业定位，培养出来学生也变得不伦不类，既缺少公共管理学科知识，又没有系统的财经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招聘和求职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也就可想而知。
二、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
(一)培养目标上个世纪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进行学科结构的调整，重大举措之一就是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五个二级学科。任何新的一级学科诞生必然伴随着学科的内部整合。由于公共管理下属的许多二级学科原来分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如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整合的任务对它来说尤为繁重。自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成立以来，由于我国学界在理论研究上的不足，学科整合状况很不理想，各二级学科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学科知识体系框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能够确立起来。一级学科合理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它的研究范畴能构成理想的基础平台，既允许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合理分工从而形成二级学科，又能确保二级学科之间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从而产生学科共通的理论和知识。公共管理二级学科之间缺乏有机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四个学科上。这些学科划分的基础是横向的领域分工，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且原来就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但这些二级学科之间在研究范畴上有哪些内在联系?从事分领域的研究又需要哪些共通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目前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或基本的共识。如果说理想的学科结构是树状结构的话，那么目前公共管理基本上处于袋状结构，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没有确立，主要靠公共管理这一外壳来维系。［2］在公共管理各二级学科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还没有确立之前，要确立一个统摄各二级学科，逻辑严密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培养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许多财经类大学也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开设了各二级学科专业，下一步除了要完成学科教研机构建制上的形式整合外，在实质上打通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内存联系是更为重要的任务。立足于财经类高校的实际，其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培养目标大致可以概括为“培养具有财经特色的实践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二)培养要求1．公共性要求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公共性要求体现在学科建设和整合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公共性本色。当前不少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因为学生就业情况不佳就“病急乱投医”，随意调整教学方案，添加了很多非公共管理类的课程，或把提升学生就业率的希望寄托于“二学位”上。这种泛财经化的不良倾向，导致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属性更加模糊，任由其发展甚至将引发学科发展的合法性危机。为了有效解决学科发展与学生就业之间的矛盾，应当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贯彻“大公共领域”的概念，即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部门人才需求，还应该包括企业部门的公共管理人才需求。因为现代企业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由竞争者，一方面普遍存在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另一方面社会进步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现代企业除了搞好生产经营以外，还要处理好与政府和社会的公共关系。这就要求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关素质，而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正好可以满足这种逐渐增长的人才需求。2．应用性要求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关注的焦点会有一些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核心争议话题主要是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问题。［3］一般认为，19世纪末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和古德诺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成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4］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公共管理得以从政治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实际上，在公共管理学科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的学科分界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都存在强烈的“政治学倾向”。所以，要化解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危机”，就应该重申“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意义和价值。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框架下，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也正在向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变。但这并不代表“政治与行政二分”已经过时，在现代社会多方参与的公共治理视角下，“政治与行政二分”可以被引申为“政治与公共管理二分”。那么，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公共管理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而公共管理问题都是一些十分具体的知识应用性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问题如公共政策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公共部门财务、公共项目预算与管理、政府部门现金与债务管理、公共投资分析等都与财经知识和技能的应用紧密关联。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正是财经类大学的优势所在，故而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应该依托自身的经管学科优势进行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课时分配等各个环节突出应用性，淡化目前过分偏重价值分析和理论知识的“政治学倾向”教学方式。3．复合技能性要求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的复合技能性要求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公共管理学科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因应近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实践快速变化的产物。在人类社会最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涉及人们活动公共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日趋庞杂。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政府面临的社会治理任务日趋繁重，政府的职能也急剧扩张，当今社会公共管理几乎涉及了人类事务的每一个领域。作为专门研究公共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也不得不紧跟实践加速变化的“步伐”，研究的主题和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的复杂性。随着公共管理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为了满足公共管理实践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门类的知识被吸纳到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当中，包括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随着公共管理二级学科成员的不断增加，甚至一些理工类学科的知识也被引入到公共管理的课程当中，如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就开设了土地资源学、测量学、土地信息系统等理工科性质的课程。公共管理实践的快速发展，对公共管理专业研究和教学方法的革新提出严峻的挑战。传统上偏重于定性研究和理论教学的教研方式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进步的要求，定量和实证方法的大量应用应该成为公共管理专业教研方式革新的基本方向。财经类大学开设的各类经管专业从性质上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接合的软科学领域，其教研方式普遍注重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综合应用，这是综合性院校和理工类院校所不具备的条件。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在办学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扬财经类大学在教研方法上的这种优秀传统，并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以适应培养复合技能型人才的要求。
三、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定位与实现途径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兴起
战略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指指导战争的谋略，即克敌制胜的良策。比如，春秋时代，孙武的《孙子兵法》就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在西方，战略（strate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或演变出的stragia，前者意为将军，后者意为战役、谋略，均指指挥军队的艺术和科学。二战后，战略概念开始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的学者们主要强调战略计划的必要性，在70年代后，人们又在企业战略研究中引入了战略管理一词，战略管理的思想和方法随后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战略管理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管理引起了公共部门的重视。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特别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停滞、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滞胀导致了政府的严重财政危机、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受挫。然而，对于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根本无能为力。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行为能力，增强公众对公共权力效能和未来的希望，政府部门迫切需要采用新的管理技术或管理系统，以提高政府管理绩效，摆脱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兴起的。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各国的政府改革为先导，迅速席卷了世界各国。尽管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议程、战略、改革范围和改革力度等不尽相同，但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这就是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例如，波立特（C·Plitt）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它强调商业管理理论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运用。在这一时期，私营部门的大量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被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比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战略管理等。由于公共管理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布鲁得利、沃图勒和雷利指出，公共管理研究者主要来自三个领域：公共行政学、商业或管理学和公共政策学。其中，一些来自工商管理领域的学者从战略管理理论出发，试图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同时，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公共政策者也认识到战略管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们开始大胆地借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正是来自于工商管理领域、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学者们的推动，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公共管理研究的浪潮中诞生了。比如，哈伯德（MHubbard）将管理主义模式（即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归纳为十大趋势中就提到战略管理，主管的战略角度和战略管理实践的强化；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分离，即核心部门集中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设立独立执行机构来执行政策。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内容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计划在公共部门中出现。和私营部门相同，公共部门采用战略管理的最初阶段旨在计划而非管理，即形成战略计划。在最初阶段，战略计划被当作政府中的冒险行为，人们对能否将产生、成长于军队、工商部门的战略计划模式运用到公共部门中持怀疑态度。学者们集中讨论的是：战略是什么？如何形成战略计划？私营部门战略计划能否适用于公共部门？
对于战略概念的理解，主要来自于企业战略概念。这一时期的战略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战略是一种模式。战略是一系列的活动，它是组织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的重要决策、采取的途径和行动以及对资源进行分配的一种模式。第二类，战略是一种计划。战略是有意识、有预计的行动程序。第三类，战略是一种决策，是一种关于组织方向、性质的决策。第四类，战略是一种组合，即战略是计划（plan）、计谋（ploy）、模式（pattern）、定位（position）、观念（perspective）等的某种适当组合。
在这一时期，侧重于战略计划，忽视战略执行是政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战略计划被当作是涉及高层管理者的根本决策，它弥补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关注中低层决策，而忽视高层决策的缺陷。比如，奥尔森和伊迪认为，战略计划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为确定政府计划性质和方向的基本决策所进行的专业性努力。战略计划过程被认为是正式的、程序化的管理过程。比如布莱森认为，战略计划是一整套用来协助领导和管理者完成任务的概念、程序和工具。并且，学者们参照私营部门战略计划模式，提出了公共部门战略计划模式。比如，布莱森的八步骤计划模式。这八个步骤是：开始制定战略计划过程并取得一致意见；明确组织权限；阐明组织任务和价值；对外界环境进行评价（机会和危机）；对组织内部状况进行评价（优势和劣势）；确定组织面对的战略性问题；制定战备处理问题；制定有效的、未来的组织蓝图。
对私营部门战略计划能否适应、在多大范围内适应于公共部门的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对于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是，但是。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公私部门存在着相似之处，某些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技术能为公共部门所借用。比如，波兹曼和史陶斯曼认为，所有的组织都是公共的，公共性是理解组织方式的关键。虽然这种将所有组织都称为公共组织的观点有点极端，但不可否认，所有组织都具有公共 特征，受到公共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略管理既适应私营部门，同样也适应公共部门。另一方面，公共部门在目标、运作方式、组织结构、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比如，与私营部门相比较，公共部门战略管理涉及到法律、法规、管辖权限、稀缺资源、政治因素、客户和委托人的利益等因素。因此，不能将私营部门战略管理完全照搬到公共部门中。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发现，许多成功的战略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与私营部门一样，学者们再次把注意力投向战略执行行为，并引入了战略管理一词。对战略执行行为的关注，意味着公共部门战略研究已经由战略计划阶段进入了战略管理阶段。在战略管理阶段，由于受公共管理运动和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的影响，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在方向、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杰克·科廷（Koteen，Jack）认为，为适应严重的财政紧缩时期的迅速、急剧的环境变化，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开始不断地演进、调整。它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出现了大量用于重塑政府或变革非赢利组织的备选战略方案；二是从侧重于战略计划，转向关注战略执行；三是战略计划过程分权化，许多项目管理者参与战略制定；四是战略过程变得灵活；五是在传统的战略计划的有限的、但为所有战略所共有的组织部分上，增加了新的战略特征；六是政府和非赢利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
综合而言，近10多年来，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战略概念的理解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一时期，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战略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战略是一种意象（intent），即战略是组织渴望得到的远大前程和领先地位。这种观点要求组织更加注重未来，寻求发展机会。它强调的是组织的突破和创新。第二类，战略是一种选择（choice），即战略是对组织方向、服务对象等的选择。这种观点要求关注战略分析、战略决策。第三类，战略是一种革命（revolution），即组织应当以战略为杠杆，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观点认为，在当代社会，公众需求不断变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公共部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公共组织应该积极进行战略性的思考，以战略为杠杆来变革组织，从而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这种观点最终引发了学者对战略变革的研究。
（2）战略管理被作为既包括战略制定，又包括战略执行、战略执行过程的控制和战略结果评价的全面、动态的管理过程。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战略管理包括战略计划的两个方面，并把战略扩大到包含战略执行和战略控制在内的更大范围。在这一时期，学者们逐渐加强了对战略执行、战略控制、战略结果评价的研究。比如，杰克·科廷在《公共部门和非赢利组织的战略管理》的修订版中，特别增加了战略执行、战略控制、战略评价三节。
（3）强调对特殊战略的研究。一些普遍适用的特殊战略引起了学者的兴趣，比如公私合作战略、政府间合作战略、顾客导向战略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战略的内容、运作过程、方法、成效等进行了详细地研究。比如，奥斯本和普拉斯特里克提出了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核心战略、后果战略、顾客战略、控制战略和文化战略。
总的来说，战略计划阶段和战略管理阶段在时间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主要差别就在于它们的研究内容不同。在战略计划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学者们侧重于战略计划的形成过程，而在战略管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研究的内容更广，包括战略计划、战略执行、战略控制、战略评价等一系列功能活动。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几点建议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研究内容，也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学者陈振明认为，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这使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制等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可以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中，战略性思维是没有地位的，政治官员被假定为制定战略和对其负责。然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变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和顾客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公共行政存在的只考虑组织内部和短期目标的倾向，已完全不适应管理的需要。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加强对组织外部环境的管理，而战略管理的外部取向和未来导向的特征恰恰迎合了公共部门的需要。在实施战略管理的公共部门中，公务员不再只是简单地接受政治官员的政策，他们可以通过分析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自己确定组织目标、愿景和任务，战略性地配置组织资源，以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例如，伽森和欧弗曼指出，公共管理中的战略管理主要涉及通过一个有意识的理性决策过程使组织形成自己的目标，执行目标并进行监督，当环境和组织条件需要时进行适应。目标是根据组织资源及内部的能力与弱点，以及外部环境中的存在的机会和威胁而制定的。
在西方国家，战略管理过程正在被应用于无数的非赢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中，例如，商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公共设施、图书馆和政府机构。在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该法案要求不迟于1997年9月30日，每一个机关的首长要向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和国会提交计划活动的战略规划。自此以后，各政府机构纷纷制定、实施和评价自己的经营战略，以证明自己能更好地提供服务，以最高的成本效率使用纳税人的金钱。学者们也纷纷展开了对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研究，并对战略管理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正面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布莱森提出，就最好的情况而论，战略计划要求大范围收集信息，研究预备方案，强调决策对未来的作用。它可以促进沟通与参与，协调利益与价值差异，推动有序决策的制定和开展。然而，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质，在发展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加强对公共部门的战略分析和战略选择研究。一个组织要变得有效，就必须了解组织内外部环境，因此，也就必须对公共部门进行战略分析。在进行战略分析时，除了充分运用战略分析工具，包括SWOT分析、PEST分析和利益相关者分析外，还应该考虑公共部门特殊的环境因素，包括公共权力的设立依据和范围、预算拨款、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影响力以及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因素。在对公共部门进行战略分析之后，接下来就是战略选择阶段，即制定备选方案和评估备选方案。战略选择实质上也就是对战略分析中识别的大量压力和影响因素作出回应。在战略选择阶段，公共部门要广泛地制定备选方案，并客观、公正地评估备选方案，以有利于最终作出决策。并且，公共部门在进行战略抉择时，必须慎重考虑效率和公平。
2．关注公共部门战略执行行为。战略管理是指包括战略制定、执行、监督和控制的全面、动态的管理过程。在公共部门 中实施战略管理，不仅要关注战略计划的形成，更要关注战略执行行为。战略制定过程所形成的战略计划只不过是一纸文本，它不会自然地付诸实现。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公共部门战略将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研究公共部门战略执行时，除了考虑影响战略执行的一般因素外，还应该考虑公共部门的特殊的影响因素，包括如何获得和分配预算资金，如何按程序规范地执行战略，如何抵制组织内部员工、政治家、政府官僚和公众舆论的干扰以及如何应付政治突变等因素。
摘要：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管理的活动学科。随着社会发展形态的不断变革，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新的管理学科，相继在各国政府与社会的治理中应运而生。现代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综合治理的具体运用中也出现了管理性质、管理范围、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原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适应时展的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与发展方式做出了初步的分析，旨在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好地完成转型与创新。
关键词：现代；公共管理学；新视野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8-0216-02
一、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背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管理学首先在西方国家的治理中得到应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据有关资料显示，他们对公共管理的分析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来自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二是来自大学商学院的“商业途径”。起初的公共管理学虽然不是一种观点完全一致的学科，但在具体的应用建设中，它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学并成为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管理的三大途径之一，为日后公共管理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现代公共管理面临的问题解读
1.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亟待完善。纵观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政府与公民的信任问题始终是政府公共治理的核心所在。政府希望在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同时达到集权化的自身效果，但公民却始终中意于自身权利的不断完善与所得。这就造成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内部方向性矛盾，虽然外部建设是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但怎样从内部机制做出改变，形成真正民主意义上的政府仍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2.如何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新型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民主型管理机制、学习型管理机制、网络化管理机制以及半民主半官僚的管理机制都是人们向往的政府组织管理机制类型。虽然人们的意见不一，政府的改革也在不断的摸索和发现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组织管理机制一定是稳定的、民主的、大众的、透明的，应该为广大的公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管理系统，让政府更好地与公民建立长久有效的和谐发展关系。
3.怎样完善政府市场的双重发展模式。在公共管理系统中，虽然政府起到了绝对化的管理作用。但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自然离不开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与相互推进。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和过分偏颇市场机制的作用都不利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稳固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的前进发展和长治久安。
4.“官僚制”发展模式的落后性。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官僚制政府公共管理方式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了，官僚制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在权力合法、管理规范和手段独到的社会化管理中，官僚制正好迎合了所有的管理特点，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另外，研究资料可以发现，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官僚制的发展与推广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使得官僚制首先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得以运用，但随着发达国家经济膨胀现象的出F，人们开始对官僚制的管理模式提出质疑，力求寻找新的突破口进行创新与完善。
三、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特点
1.管理范围更加广泛。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加强调横向的拓展和延伸，不再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上，也明确地将其他国家机关纳入管理的范围之内，例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重要组织机构，也开始关注其他公共组织的活动内容，将公共组织的发展一并纳入到公共管理的范围之内，使得研究对象和管理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入，更好地适应了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国家的整体进步和稳步繁荣。
2.研究焦点发生转移。放眼发展中的公共管理学研究焦点，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主要将研究中心放在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上，而现代的公共管理学更加注重结果与绩效的长效探索，从而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结果、绩效评估成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焦点，并且研究比重不断加大且正在慢慢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发展方向。
3.注重具体实践的应用。现代社会讲求具体的发展探索与脚踏实地的实践发展，因此，“实践分析”成为了现代公共管理的一种全新研究方法，与以往的规范化研究模式不同，这种研究即讲求实证，又讲求规范，既重视经验的汲取，又强调绝对化的规范行为，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产生新的理论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反过来成为指导实践的高效发展模式。
4.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现代公共管理学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学，现代公共管理学在传统的官僚制建设模式基础上，充分汲取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经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是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基础，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工商管理学理论逐渐应用到现代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中。因此，发展基础更加稳固、扎实，发展模式更加现代化，更具有广泛的学科融合基底。
四、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与策略
1.公共管理学研究途径探索。20世纪前期，公共管理学注重对一般行政管理原则进行探索与概括。随着时代的发展，受政治改革的影响，公共管理强调“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观察、实验、抽检、调研等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才被广泛地应用于多数基础学科的分析当中，例如数学、计算机应用学、系统分析、案例研究等。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多的以经济学理论为研究基础，采用经济学假说、经济学概念模式和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整体的发展探索与研究。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策略。公共管理学在公共行政学与政策科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因此，研究策略上也带有传统的行政学研究踪影，更加突出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途径。随着发展的日益多样化，公共管理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与研究策略，其中基本的研究策略主要有：（1）综合性研究策略。所谓综合性分析就是以客观事物的发展为基础，运用矛盾的整体性分析方法，从事物的整体出发，结合部分发展原理，将部分、环境、层次、结构、功能等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系统的分析思维，充分理解分析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鼓舞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引导人们注重系统建设中的结构、功能与作用，开拓管理视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2）对比分析研究策略。所谓对比分析就是通过对不同事物和不同事物的发展阶段进行探索，找出存在的不同之处，并加以比较分析，从中找出共同点和本质性的发展规律，最后得出创造性见解的过程。公共管理学中的比较分析要求按照对比分析的基本特性，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共管理系统以及公共特征加以比较分析，从中既找出公共管理学一般的组织特性，又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找出整个公共管理学系统的研究方法。（3）实践分析研究策略。实践分析研究的本质是模拟设计实验，将事物发展的各个因素、事物的发展过程再次表现出来。实践分析的要点是对已经发生的公共管理事件进行客观的描述分析，旨在呈现与事件相关的真实性观点、环境烘托与渲染力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因为实践分析讲求具体的分析策略，而不是抽象的描绘与刻画，因此是现代公共管理学发展机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策略。
五、结语
现代公共管理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其问题探索、发展特点、研究途径和研究策略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更迭与完善。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政治制度的日益规范化，要想在原有的公共行政学基础上不断拓宽现代管理学的新视野，就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的创新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一套完备的现代公共管理发展机制，以更好地实现公共管理的知名度、美誉度、透明度和满意度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现代化社会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三种倾向，即“启蒙发端型”、“概念界定型”和“实证先行型”。其中，启蒙发端型侧重于公共管理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的范围。概念界定型侧重于公共管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内涵、外延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基本价值的考证和目标的确定。实证先行型并不主张在基本概念上争论，认为这是一种无味的学术游戏，强调侧重点应该突出公共管理案例的实证分析，譬如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的问题，最终提出可供公共管理主体参考的方案。三种研究并没有核心层面的冲突，但由此展开的学术争论日益彰显，焦点集中在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与实证研究孰轻孰重，哪个先行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论理解不透彻、对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的程度如何以及对中国公共管理事实认识不清是主要原因。
一、有限性与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5]任晓林.中国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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