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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经济 现状 对策
一、中国绿色经济从何而来
低碳经济实质上是议论如何合理利用能源的问题。一是如何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因为化石能源要排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二是要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三是要节约能源。有些非化石能源，即可再生能源，要充分利用它。低碳经济主要是围绕能源的使用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循环经济主要是针对资源来说的。环保常常有句话，“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中国最早把从事“环保”工作称为“三废”，1973年成立了“三废”办公室。当时很多专家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认为实际上是一种放错了位置的Y源。如何使这些资源能够循环再利用，是循环经济需要解决和研究的课题。既包括可再生的，也包括不可再生的资源。循环经济重点解决的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如各种矿产资源，但是能源不在此列。能源一般不讨论循环问题。它只能接替利用，不能循环。循环主要针对资源来说。特点是不可更新的资源。综合这两点的概念，针对资源方面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
二、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
伴随改革开放劈风斩浪四十多年的历程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经济发展的背后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即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和浪费、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绿色经济”，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以达到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目的。同时，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重要特征，以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为内涵，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会上对还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市场竞争等九方面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这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是符合当今我国基本国情的。只有以“绿色经济”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
（一）有关主题绿色意识较为淡薄
第一，地方政府的绿色意识不强，一味的为了追求政绩，对于只要能够有利于提高GDP的产业，任由任何企业自由发展。其中包括严重污染的企业。很多企业认为环境保护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并削弱其竞争力。其次，大众的绿色消费理念淡薄。目前大多数公民虽然具有一定的绿色消费意识，但是离真正的绿色消费行为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在就餐时使用一次性纸筷和餐具，还有在购买物品时大量使用白色塑料袋，对于垃圾分类没有任何概念，有时购买过度包装的商品等等一系列不绿色行为。
（二）整体战略规划不科学
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统筹规划、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和管理不力等等，一些地区违法、违规审批，并且滋养了一系列腐败现象。这样不仅仅事绿色经济的发展不健康，也有一定的不持续性，缺乏规划。例如近几年许多地方没有充分考虑资源条件和市场价格等等因素，便让很多计划匆匆上马，帮助了这些过度浪费资源的发展。
四、如何推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绿色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不仅可以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可以到达保护环境的作用，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绿色经济”发展有内在统一性，“绿色经济”要适应新常态的发展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平常心态，使经济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越，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为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绿色经济”在中国土地开花结果，我们需要作出以下措施。首先，从国家层面上，政府要继续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通过税费等方式引导企业进行高技术、低污染产品的研发，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过剩产能，以补贴的方式推动节能产品的市场推广。其次，从企业层面上，生产经营者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最后，在社会层面上，我们要坚决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节能环保，为中国绿色经济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2014年中央经济会议报告[R].北京，2014.
[2]皮尔斯.绿色经济的蓝图[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城市建设 生态伦理 生态价值观 生态利益 社会正义 生态文化
城市建设所涉及和应对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生态伦理问题，是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问题（王如松等，2000）。城市可以看成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构成的“五位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每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共同支撑这一复合系统持续、协调运行。城市建设如何运行？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如何得以体现？生态伦理所起的“杠杆作用”如何发挥效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各子系统之间综合功能的整合。
一个生态城市不仅仅有技术层面等外在规定，从更深层面上，应体现为城市积极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就是指整个城市的伦理精神，这种城市伦理精神透过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融合形成整个城市的价值合理性，这样的城市才是和谐、生态、安康、幸福的。如果生态城市建设不与整个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只局限在技术层面，那么，所谓的生态城市建设充其量只能是生态硬件建设，缺乏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即缺乏伦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价值之间的有机共生、辩证互动。
建设生态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指出：“生态伦理是否需要的问题，公众对此辩论甚为热烈。事实上，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假使没有一个生态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就会崩溃”。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实施是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的反映，而这种意识的文化基础则是生态价值观教育。缺乏生态价值观的主体认知仅限于自然利用性价值——没有认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权力。对此，有必要从城市建设的生态伦理问题出发进行剖析，对生态伦理的内在根源进行把握，从而进一步分析城市建设的生态价值观教育。
从经济利益转向生态利益：生态城市的伦理问责
城市是一个以人类行为为主导、自然生态系统为依托、生态过程所驱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建设生态城市，首先面临的一个基本价值问题是如何看待城市中的自然，即如何看待这些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和其他生灵的价值—是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还是对人有用的工具性价值？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该坚持怎样的生态伦理原则—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利益是对自己的幸福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河中，人们对利益的解读产生偏差，利益被片面地认同于经济利益，并且以此作为衡量一切存在物的价值或评判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尺。在奉行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的“经营城市”理念的支配下，“经济优先”、“发展优先”的思想和对GDP不断上升的追求，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生态利益的优先牺牲。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杠杆和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其他目的都沦为从属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霍尔巴赫，1999）。究其缘由，除了像土地这样的生态要素可以物化为商品，并用商品货币形式来衡量价值以外，其他的生态要素以及关联要素通常难以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衡量价值。这一推理从字面上得出了“只有商品货币才有价值”的悖论。与生态利益相比，经济利益作为一种直接利益，能够很快地给投资者带来回报，因而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而生态利益是一种间接利益，它所带来的价值和成效需要长时间才能凸显，虽然它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甚至能够保障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却因不能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因而常常被忽视和放弃。
如何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做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厘清第一种生态价值观—“伦理-经济生态”。法国学者巴斯夏提出了“和谐经济论”的著名命题，认为经济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和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人的行为及其动力的和谐，即“需要-努力-满足”的行为动力模式。这一模式与韦伯、贝尔、查尔斯以及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经济理论对伦理-经济关系的研究相结合，勾画出伦理-经济生态价值合理性的建构所需要的理念和载体，即生态经济共赢的发展理念和生态伦理建设的有形载体。
城市建设中生态伦理的功能，不是消解主体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而是要合理地调节物质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各种关系，使主体的经济行为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通过生态经济建设，维护良好的生态系统，形成宜居的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的融合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从经济利益过渡到生态利益的根本标志。倡导低碳生活和绿色生产，降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一理念是生态经济价值合理性的具体体现。
新教伦理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因为它在把谋利理解为“蒙恩”的同时，更理解为“天职”。在这种理解下，谋利处于宗教伦理的规范下，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经济努力就获得了价值的合理性。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伦理精神还处于转轨和转换时期，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难题只能在伦理-经济生态中得到合理现实的统一，其有形载体无外乎“需要-努力-满足”这一动力反馈机制。谋利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是需要的品性，谋利的合理性是努力的品性，节俭是满足的品性。加快推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破解城市基本现代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优化发展途径，营造发展优势，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这一有形载体是生态价值可行性的具体体现。
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
社会正义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质是社会赋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都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实现，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司法的公正（尹国均，2008）。笔者认为，所谓的其他利益包含生态利益，而生态利益又涉及到一种公正，即环境正义。更进一步说，这种环境正义包含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乔治·弗雷德里克森，2003）。作为国际环境正义运动的先驱者，美国社会学家Bullard指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要将环境问题与环境正义联系起来。但是，囿于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城市建设将公平正义局限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分配，忽视了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贯彻“公平原则”，同时达到环境保护和环境正义的目的。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权益的分配与责任的承担之间的不对等成为生态城市建设中有失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污染物多，而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重新选择生活环境，以补偿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害；普通市民没有能力重新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因此便成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随着城市工业布局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地区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渐转移到农村地区，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污染逐步向农村转移与扩散，恶化了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的生存条件。
可见，环境正义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准则。生存环境的差距与环境的不公，不仅拉开了公众的物质生活层次，更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恶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环境不公不仅会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会直接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反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环境领域的公平正义与政治领域的民主正义密切相关。民主政治是环境正义的前提；而环境公正是政治平等的重要构成和实现条件，更是“伦理-政治生态”在环境领域的纵向延伸和特殊表现。传统的伦理政治一旦在现实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运作，一旦把伦理与政治放到一个有机的生态中考察，其合理性就受到质疑。如何构建生态城市中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需要厘清第二种生态价值观—“伦理-政治生态”。健康互动的伦理—政治生态的建构，有待民主的伦理精神和伦理性格的培育。
日本的环境正义专家户田清认为，人们在享受环境利益、遭受环境损失以及在环境责任分担上的不平等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精英主义，环境问题上的不公正起因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当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消除环境问题上的非正义，就必须首先实现政治正义。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是城市建设中必须建构的生态伦理精神。
伦理-文化生态：探寻生态城市的根源性力量
过去指导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追求完全客观地将事实与价值分裂的“科学性”，这就造成许多建设成果是违背生态和环境原则的，甚至是反生态的。为此，重新树立环境与生态的价值取向，是解决城市生态伦理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生态伦理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伦理革命。这场“革命”的表象是坚决反对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公众对生态伦理认知上的偏差，认为“建设生态伦理，就是少吃少喝，甚至于不吃不喝”。在面对生存的压力，受多种利益的驱使时，公众也趋向选择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道德规范，而忽视接受生态伦理思想的熏陶。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隐蔽性、积累性和长期性，造成的后果具有突出性、间接性和全局性，鉴于此，由生态环境意识内化为生态德性尚需时日，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环境治理效果。在生态城市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诸多问题，利益的平衡、价值的选择等均需通过行为方式的选择得以体现。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文化将发挥深层次的作用。伦理是文化的生态因子，伦理生态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伦理的文化本性与文化定位，不仅是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的前提，也是实践合理性的基础。如何实践生态城市中伦理精神的现实合理性，需要厘清第三种生态价值观—“伦理-文化生态”。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
伦理精神生态的“文化诠释”需要加强生态伦理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教育。罗尔斯顿曾说，生态伦理是一个人道德境界新的试金石。在建设生态城市中积极开展生态伦理道德知识教育，才能提高市民的生态觉悟，才能使广大市民自觉遵循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才能履行好对生命和自然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而生态伦理知识教育的最终目的则在于改变公众对自然的傲慢态度，其终极意义在于让这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态度与思想的转变落于实处，从而发挥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
伦理-社会生态：实践生态城市的价值观教育
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领域的社会，是自然伦理分化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已经不是自然社会的伦理实体中的“家庭成员”，而是基于各自特殊需要的市民社会的“市民”。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是内在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精神的基本矛盾。伦理精神以至善为价值目标，一旦由自然社会进入市民社会，伦理的善就是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中的善，即社会至善，其价值合理性的现实体现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樊浩，2007）。于是，伦理-法律的生态互动、必须与应当的辩证整合，是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的基本原理。透过道德与法律的价值整合，伦理精神便由市民社会向政治社会辩证发展。在政治社会中，对伦理-社会生态的建构及其价值合理性影响最深刻的，是伦理精神的政治品质和制度品质。因此，“伦理-社会生态”是实践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三种生态价值观，其养成教育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理解、建构、确证、把握伦理精神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追求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从“经济自我”转化为“生态自我”
马克思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丰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超越自然和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断向自由和解放迈进的过程。人与自然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包含着如何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的“创造性基础”，而且包含着如何使人类自身成为“合乎人类性的存在”，两者的辩证关系使人类社会统一于“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从而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城市生态环境，把爱和奉献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中的一切生命体，通过更加宽广的生态层面来履行生态德性，使得公众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素质和质量，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把“经济自我”成就为一个“生态自我”，将自然、经济、人类、社会看作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将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诉诸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全面进步，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统一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二）确立生态城市建设的新正义观
人们通常所说的正义主要是一种“分”的正义，即指社会成员在其所处的法律制度和道德体系中各得其所地分配资源，从而实现正义原则；反之，则是不正义的。那么，如何将这一传统的正义观改造为新正义观，进而指导生态城市建设？如何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好生态城市建设中政治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关系；二是如何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三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谋求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的关系，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关系问题。作为城市生态环境道德主体的人类，应该既对人类成员施行政治民主，也对非人类的存在物施行环境正义，做到兼顾政治民主与环境正义。
（三）提升生态城市的生态德性
环境行为影响的滞后性和间接性影响了公众从自身的行为来判断是否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也影响了社会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及时奖励或惩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生态伦理道德的约束力。生态伦理道德是形成生态德性的重要条件，生态德性是生态伦理道德的内化，是公众对生态伦理规范的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如果仅仅以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要手段来调节公众的环境行为和态度，就显得苍白无力，而生态德性建设可以较好地弥补这种不足。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诞生在西方，引入中国的时间不过30多年。所以，有必要参考借鉴国外生态伦理教育在走向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避免生态伦理教育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实践的二元分裂，培养兼具环境技能与生态伦理良知的实践者（韩立新，2006）。
（四）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
人类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缺乏理性的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利用价值）；人类是所有价值的源泉，道德规范只是用于调节人类之间的行为准则，非人类的其他存在物不属于人类伦理体系的成员；人类是非人类存在物的主宰者，应该通过征服自然来奠定并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余谋昌等，2004）。在这一系列狭隘的价值观视域下，人类对自然界展开了无情的控制和掠夺。可以说，当前之所以出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方法论在实践中推进的后果。事实上，要建设生态城市，要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率先应该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人类延伸到自然，展现更宽广的道德情怀和修养。
“生态伦理学之父”利奥波德曾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用这一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当前的生态城市建设，就是要把市民的道德关怀从自身扩展到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中的每个构成要素，扩展到存在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每一位成员，即将人类以外的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对象范畴。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更为合理的价值观，其主张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和谐共生原则，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这种城市生态伦理观念要求确立的是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取向的生态整体利益观。
将生态伦理与实践相结合。生态伦理思想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拓宽原有交叉学科的视野，使学科交叉更加广泛，增强生态城市建设的道德属性，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建设好生态城市，须逐步将城市共同体的伦理观渗透到市民的审美情趣中，树立与城市共同体的伦理观相适应的审美观，即一种以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完整为美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审美观。通过对市民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生态伦理教育目标得以向实践飞跃。外在的要求和规范会逐渐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一种信念和追求，从而有利于生态道德能力的形成。所谓生态伦理道德能力，是指对生态伦理知识的吸收、消化、运用并加以提升和发展的能力。
生态城市由绿色建筑发展而来，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生态伦理问题属于根本的观念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生态社区、生态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法就很难深化和推广。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生态伦理知识的学习和生态道德能力的培养，生态伦理规范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成为市民的习惯，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过渡和转换，并逐步达到“自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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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创新；工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1
引言
在我国，传统的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实体经济的主要体现，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心骨。新常态（所^新常态是指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恢复正常状态，本文的新常态是指经济的新常态和工业的新常态）的到来，对传统的工业发展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新的动向，抓住改革带来的机会，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新常态下工业的特征
新常态的到来，使我国传统工业有了一下几点新特征：
1.工业增速下降，从高速增长下降到了中速增长；
2.工业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工业向新型产业方向发展，出现了传统船业和新兴产业共同协调发展的格局；
3.促进工业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高投资促进工业发展，转向投资效率的大幅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促使经济发展；
4.强调可持续发展，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的绿色、环保、生态长久，更加重视人才和科技的力量，以传统工业为基础，依靠创新的力量，构造新的竞争优势。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机遇：新常态下，国家推出了财税改革政策，实行营改增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工业经济培育新增长提供了机遇。除此，随着财务、价格、市场等改革的不断深化，创新体系也足部完善起来，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得创新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也极大的推动了我国传统工业的国际化脚步。
2.面临的挑战及遇到的问题：①随着新常态时期的到来，工业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企业实力不够的企业很可能会有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而且传统工业中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加的突出，这都会导致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有出现恶性竞争的可能，很可能会造成行业洗牌，导致一些企业的破产倒闭。②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工业需要加快创新、协调发展，只有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才能跟得上市场经济的脚步，当然这一系列的发展也面临这诸多问题：思路不清晰，战略不落地、政府职能无法转变、政策不到位、科技园区没有技术支撑、工业产业链脱节等。
三、如何在新常态下创新工业发展
1.改变思想，适应新常态，以新思路谋划新发展
进入到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则不能再用传统的眼光看问题，要放弃单纯追求规模和利润的方式转变成从国内外经济科技发展的角度，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明确出能促使企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的方法和策略。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石，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企业重组，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把企业做大、做强、左右，打造能让工业各版块协调发展的组织结构。
2.强化工业的系统发展，把传统产业与全球创新资源相结合，充分几何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信息，在工业中进行信息化建设，进行产业配套、多远融合、网络整合、空间拓展等方式的转型。以科技创新为中心，做好网络与传统工业的结合，实行互联网+，从根本解决工业创新无的放矢、各自为战的情况，推动经济、社会、科技等的共同发展，实现转型升级。
3.鼓励差异化，鼓励企业进行自护创新，提高优势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差异化的发展战略，进行新技术的研发、专业化的生产、互联网+的销售模式、创新型的服务等方式来冲破传统工业的发展瓶颈，使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以此优化传统工业的经济结构及经营服务，建立具有特殊的新兴产业，建设研发、设计、生产的工业产业链，推动科技产业园的转型升级。
4.实施链接发展，充分利用创新与转型带来的体制机制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建立起跨界合作、多元协作的经济链管理，如：与高等院校联手，进行校企联合，培养企业所需高科技创新性人才。整合与企业有关的知识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校企联合，以创新为主，推进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并以此来进行创新驱动链接，实现科技产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
5.加快协调发展，合理引导投资，注重效率，以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关键技术和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提升工业基础能力，通过实施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的一体化进程，推动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构筑新常态下工业创新的协调发展。
6.提高企业劳动者素质，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提高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专业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企业的自主创新奠定基础，使传统的工业企业能够更好的适应新常态工业的发展。
7.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晚上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同时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对企业的制度、文化、政策、氛围进行建设，注重创新和创意以及标准版管理，寻找更有效的管理模式，创造价值，把控风险，让我国的工业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四、结语
总之，在新经济、新工业的状态下，工业发展需以国家利益及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围绕着“稳步前进、结构调整、优化创新”几个目标去发展，加快创新、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优化创新布局。在发展的过程中，企业还需要注意避免新常态下创新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蜂窝经济、闭环产能、空壳规划、网络泡沫经济等）只有这样，我国的工业发展才能从传统的生产为主转型成科学发展、研发创新的新型企业，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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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中国经济正处于“凤凰涅、腾笼换鸟”的关键期。中国发展动力构成如何？有哪些新动力正在形成？旧动力如何在新常态下发挥效力？新动力如何培育？等等问题，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扣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提出了“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强劲活力。
近期，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精心组织了“中国发展新动力构成”专题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与之前相比，当前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在整体上提高了。按照推动中国发展新动力作用发挥程度得分排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互联网+”、“新型城镇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查还发现，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不高，成为国家发展新动力在当前发挥作用的关键制约，而“不断地科技创新”和“持续地改革开放”一直都是促进国家发展动力形成的两个重要源泉。
理性认识中国发展新动力。为什么要区分新旧动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涌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点，在上一阶段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动力，不一定在下一阶段中再起主导作用，而伴随阶段性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也在发生着新老交替。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孕育新的动力，但是动力的转换有一个过程，甚至需要较长的时期。我们不能将国民经济这辆车停下来换发动机，而是需要在不停地运行过程中升级旧的发动机和安装新的发动机。
着力培育中国发展新动力。“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下，旧的动力逐步减退，新的动力正在孕育成长。“四个全面”的谋篇布局，形成新的战略驱动力；中央重拳反腐，改善政治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政治动力；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内源动力；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技术创新，为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挖掘和培育好这些发展新动力，将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充分释放中国发展新动力。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其发展本身需要一系列动力的推动。只有充分释放中国发展的新动力，才能助推中国经济实现新的辉煌。当下，中国经济面临深刻调整，增长速度适度下调，增长方式亟待转变。充分释放发展新动力，而不是坐等新动力来临，显得尤为重要。释放中国发展新动力，需要我们不断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发展效益，减少发展代价，管控发展风险，保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的共赢。
在此背景下，中国品牌将会迎来数字经济的新时代，新品牌将会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么，在数字经济“风口”上，如何塑造品牌？如何创新？成为企业家和品牌专家新的课题，我们决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
正如说“不进则退”。在数字经济时代里，新、老品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老品牌将面临数字经济新的业态冲击，比如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信用本位、消费创富等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创新品牌的激烈竞争，但也会迎来新的机遇。
在新的“风口”上，老品牌可以华丽转身，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新品牌凭着新技术和新模式，迅速占领目标市场，成就自己品牌。在第四次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领导者，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万多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如今中国企业面临着“海阔天空任鸟飞”的千载难逢机会，它与世界品牌企业同歌共舞，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比如，传统的空调行业，节能环保、智能化是发展大趋势。物联网的出现，万物互联互通，传统的空调面临着智能化更新换代，将会迎来新的蓝海，同时，它所产生的大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又可以提升客服水平，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有人说“数据是新的石油，是本世纪最为珍贵的财产”。为此，大数据将会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人民生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数字化，是新时代的“风口”，也是品牌建设的新课题。
比如，如何精准品牌定位？如何大数据营销？如何整合创新发展等新模式，随着品牌生态的改变，也会全新改变，品牌更迭将会更快、更短，新老品牌竞争面临同一个“风口”竞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会颠覆很多传统理论，品牌出现“早、高、短、快”等特点。
又比如，共享单车摩拜品牌，载着共享经济的春风，不到一年时间，迅速 打开品牌知名度，品牌传播速度十分快。而竞争品牌小蓝单车，从品牌建立再到品牌倒下也不过一年时间，可见，“速度”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正如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数字经济时代，品牌竞争容不得半点闪失，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在竞争中修正，只有在品牌成立之前，一切都要“预”，否者，很容易“废”呀！由此看来，发挥长板效应是塑造品牌的重要法宝，让品牌优势发展到极致，在市场竞争中独立鸡群，尽管品牌仍然有很多非致命短板，在新风口下，“补短板”的传统理论将会颠覆。
我们知道，在信息化及创新发展的推动下，笔者认为，第四次全球化将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信用本位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它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国家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表现为包容性竞争，合作共赢是必然发展趋势。
5月30日下午，荔波县，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小康》杂志社、荔波县人民政府、德安杰环球顾问集团联合主办，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协办的首届中国西部全面小康论坛分论坛“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如期举行。
作为本场论坛的嘉宾，中共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清华大学金砖国家经济智库副秘书长冯兴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创新创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杜跃平，贵州德万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东华就该题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本场论坛主持人的《小康》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殷云亦参与了讨论。
守护青山绿水，发展生态经济
中共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表述了应该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与荔波的发展相结合，在他看来，这其中有四个要点。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尹德俊认为，生态文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大趋势。“荔波由于人口较少，加上少数民族都对自然环境怀有敬畏之心，对环境破坏非常小，所以留下了现在的青山绿水。”尹德俊说，荔波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开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为荔波经济新发展带来历史的机遇。尹德俊说，由于广西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地点，而荔波地理位置和广西交界，南北交流、承东起西，交通便利，是黔桂合作的区域，是贵州离出海口最近的县。“荔波与广西的合作走向实际性的合作，为深入推进荔波与广西的合作，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尹德俊说，除此之外，荔波还面临了一个重要的机遇，那就是中国小康的逐步实现，中国的中产阶级逐步形成壮大，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特点是把旅游作为生活方式，从而为荔波带来机遇。
第三，坚持推进生态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尹德俊说，根据自身生态良好的条件，荔波选择了生态、经济之路。在他看来，荔波的青山绿水就是它最大价值的表现，拥有这个核心价值，永远拥有可以开发生态经济样本的底蕴。
第四，生态经济，应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荔波的思考。尹德俊说，对荔波而言山川秀美，生态和旅游应该是荔波最具竞争力的优势资源，也是荔波发展的资源，这些都决定了荔波只可能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之路。在城镇方面，荔波可以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宜居城市。同时建立完善旅游的要素，比如，目前新建的一批旅游酒店正在筹备开业。除此之外，尹德俊认为荔波还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快推进全域化的策划和规划，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金融与旅游合作。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非常同意中共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的观点，在周为民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在创造发展的新机遇。在这样大的发展背景之下，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荔波要在其中寻求发展机遇。首先，在交通方面的发展，会使得荔波的贸易、投资等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显著地活跃起来。
周为民说，荔波是世界自然遗产，已经处在全球化的发展当中，它已经是世界所留意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全球化的环境中，如何把握、创造新机遇也十分重要。
其次，全面小康必须以富民为先，以民生为重。周为民认为，在荔波争取全面小康的进程当中，需要贯彻富民目标，以生态经济的发展形式让老百姓富起来，不断改善民生。
“一带一路”是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本
清华大学金砖国家经济智库副秘书长冯兴科认为，从我国内部而言，“一带一路”相当于是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
在冯兴科看来，“一带一路”的出台和实施，让西部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有利于西部打破过去的旧的体系捆绑，完全推动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有利于西部发挥自有优势，尤其是和毗邻国家的区位优势，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样不仅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东中西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能解决社会、安全、政治等多方面问题。
而关于西部大开发要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冯兴科有三点建议。第一，以“丝路精神”为统领，放眼全球，解放思想。他举例表示，贵州完全可以利用优势特色的生态环境和多样性、包容性的文化生态，联合打造具有包容性的、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特色的世界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使“一带一路”旅游线路成为不同文明交流合作的纽带，培育情感共同体。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冯兴科说，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如何“后发制人”，只能依靠技术创新驱动，方能实现弯道超车。贵州近期就推出了“云上贵州”行动，推动贵州建设云基地和大数据中心，冯兴科建议贵州在大数据基础上，可探索“一带一路”数据库的建设。
第三，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引导”。冯兴科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和企业的定位要明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多通过政府“引导”的角色，推动企业，特别是民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
西部大开发为“一带一路”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创新创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杜跃平表示，全面小康是一个前期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推进当中进入新常态，而在新常态的条件下，西部的发展和“一带一路”为近期的全面小康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所以，全面小康问题在西部是特别紧迫的。
而另一方面，三驾马车要拉动消费，西部地区的消费潜力巨大。西部的进出口能力，西部开发的能力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不断提升，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的速度，保持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能够发出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O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045-06
降低经济发展成本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成本的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经济发展，但在经济发展中要使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损害和自然资源利用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成本达到合理状态。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将经济发展成本降低到合理范围内，依据这一基本思想，本文研究经济发展成本分析的基本模型建立问题。
1 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经济发展成本最小化
1．1 经济发展成本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发展是否有代价，无代价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可能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否必然干预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干预行为是否危及生态的平衡?二是人类在取得经济发展的收益时，他们所支付的成本与他们之间所得收益之间合理的度如何确定。三是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征，在资源稀缺的状况下，人类能否超越‘零和博弈’关系的限制，从而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四是人类是否可以充分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后果。”
从第一个条件来看，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持生存，人类一刻也不能停止消费，也必然不可能停止生产。只要人类存在，就必须不断的向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农牧时代，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人类要不断地从自然界采集各种地上动植物，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地上动植物不能满足生存需要时，就开始农牧生活，开垦土地发展种植，利用天然资源进行放牧。到工业经济时代人类在技术进步推动下，加快了向自然界掠夺的深度与广度。因此，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发展的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
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的本质与起源被解释为：人们根一致同意的契约而订立法律以避免相互的伤害。守法践约即为正义。显然，正义作为社会德性的性质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正义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行为准则和暗示，它意味着既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损害他人而致力于自己的一种德性张扬。
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大海里，经济正义何以偏斜？从经济理性的维度反思经济正义的范畴，应当有着时代大背景的考量。在深度金融化的世界里，首先需要我们由未加反思状态进入反思状态。21世纪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已经深陷四大二律背反：一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二是技术向度和人本向度的矛盾冲突，三是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冲突，四是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矛盾冲突。世界如何实现全球经济正义，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最大化地追求资本收益率的分配逻辑，转向具有全球经济正义原则的分配逻辑；如何把“让富人更富”的金融理性逻辑，转向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正义逻辑；如何把高度私向化的个人主义财富积累逻辑，转向具有利他主义价值观的财富共享逻辑。
哲学家休谟一语破的地告诫我们，正义这一德性完全从其对人类的交往和社会状态的必须用途而派生出其实存，这乃是一个真理。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国际间以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原有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态被打破，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则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积极推动以及牵制和挤压程度明显加剧。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经济正义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上的争论。说到底，这是个制度伦理与制度效率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所讨论的中心话题似乎是：如何解决经济利益目标的多样性与经济正义价值尺度的差异性矛盾问题。一体化旨在消除不同国家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而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国别之间在理解经济正义价值内涵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自觉维护经济正义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其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这样就很难做到相互之间交易行为的自由和平等。其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能力的不平衡性。其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解释或修改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各种条约和规则的权利的不平等性。
上述困难的存在，需要发展中国家拿出相应的对策。首先，自觉维护经济正义原则需要有一种学习态度，熟悉国际商务和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熟悉国际经济法和经济伦理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经济正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它本质上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博弈过程，客观上需要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不间断地与发达国家在各种既定的国际经济规则或条约方面进行谈判。每个经济行为者在市场交易活动中都应当维护自己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要素和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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