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域因素；城市公园；共设施
一、解读公共设施
1、城市公共设施的概念
对于城市公共设施的定义，由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因研究方向和着眼点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公共设施这种叫法最早出现在欧洲，“罗布.克里尔认为：城市公共设计就是指城市内开放的用于室外活动的、人们可感知的设施，它具有几何特征和美学质量，包括公共的、半公共的供内部使用的设施。我国学者认为：城市公共设施是指向大众敞开的、为多数民众服务的设施。不仅指公园绿地这些自然景观，城市的景观、广场、庭院等都在公共设施范围内。综合分析以上相关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公共设施主要是为了提供公众某种服务或某项功能，装置在都市公共空间里的私人或公共物件或设备的总称。“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是城市环境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是城市的细部设计，它的主要目的是完善城市的使用功能，满足共公环境中人们的生活需求，方便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2、城市公共设施的功能
城市公共设施的物质功能
（1）休息功能
公共设施可以营造出温馨、亲切的生活空间，为居民提供良好的休息和交往的场所。
（2）安全功能
利用公共设施对场地边缘的处理，避免居民在公园里发生安全事故。
（3）便利功能
垃圾箱、公厕、电话间、指示牌、座椅等公共设施的设计，为居民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服务。
（4）遮蔽功能
如亭、廊、公共汽车站等公共设施的设计，在空间环境中起到为人们遮风挡雨的作用。
（5）城市公共设施的精神功能
公共设施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符号，除了使空间环境更加舒适、有趣外，还增加了空间的可识别性与地域性，同时，兼有装饰和文化传播的作用。
二、地域环境影响下的城市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自然的地域特征是形成城市特色的基础，也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需要尊重的前提。自然特征不仅是塑造城市景观的依据，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主要元素。当我们在描述一个城市时，人们时常都是把本城市的自然特点作为参照来介绍，是“丘陵城市”、“海滨城市”、还是“平原城市”？作为当今的设计师，在进行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时，适当的强调城市的地域特征是展现城市特色的基本方法。
1、自然因素
城市的自然环境是塑造城市景观的基础，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在一定阶段的地理环境中发展的产物。不同的自然环境塑造的城市布局、功能结构和面貌也都是不同的，例如大连的老虎滩、杭州的西湖、重庆的洪崖洞等，这些城市所特有的名胜古迹都与本城市所特有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地貌特征丰富。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理环境都给城市带来了不同的自然资源。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时，我们需要充分的利用这些地域特色的自然资源。例如，我国西南地区竹资源丰富，设计师可以利用这些竹子做一些家具、手工艺品、指示牌等。
不同城市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城市家具的设计。例如，我国南北纬度跨越大，南北温差悬殊，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就必须考虑到南北方功能的特殊要求，南方要求遮阳、防雨；北方保暖、防风。另外，不同地区有其特有的材料，在公共设施设计时，注重对本土材料的运用，即可以节约成本，又在侧面呼应了地域文化。
2、社会因素
社会环境，又称人工环境、人文环境。人们不断地以自己的力量改变着自身生活的环境，力图为自己营造安乐、舒适的生存条件，形成了人和自然的生存环境。
三、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1、人文因素
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城市公共设施设计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城市和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社会学的理论，生活方式是指同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的人们生活活动的典型途径及其特征的总和。这就是说，生活方式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世客观方面的，即人的生活活动的社会条件；二是主观方面的，即人对这些客观条件的态度和活动途径。通俗的说，生活方式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对时间和金钱的消费途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总要求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时代对家庭生活方式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西方之间、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存都存在着差异。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体现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会受到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例如，在我国一线城市，由于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节奏的加快，这些人群所需要的设施或者产品，使用功能是第一位的；而在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1.5县级城市，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压力，那么快的工作节奏。这些人群对公共设施的要求，不仅要满足使用功能，精神功能同等重要。
2、民俗因素
除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外，一个地域特有的文化与习俗，都是地域性不可缺少的组成。
民俗文化是社区与社区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民俗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民俗成为一个不问断的连续存在。因为风俗习惯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感情而且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俗的体现是全方位的，从衣食住行，处处都有民俗文化的烙印。它产生自历史，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地方性是民俗在空间上所显示出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可以叫做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因为这个特征是在民俗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并显示出来的。俗话说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这种地方性的很好说明。民俗的地域性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无论哪一类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所制约，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地方色彩。例如，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庙会和民间社火。同时，带有地域性的民俗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这个特征对于民俗事象的存在和发展来说，是一个主要特征，具有普遍性。民俗在发展过程中有相对稳定性。即使民俗事象有了某些改变，往往也可以找到这种传承特点所显示的继承与发展的脉络。
参考文献
[1]孙树楠，地域文化在城市主题公园中表达研究—以邯郸赵王城遗址公园为例，河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8.
【关键词】城市化 农民工 征地 工业化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如何来理解城市化概念,不同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
视角做出了回答。人口学关注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变化;地理学则强调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大;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化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前苏联学者斯捷潘年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从生产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生产活动的集中过程、交往密切的过程来理解城市化;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城市化。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过程,这种规模扩大包括面积扩大和人口增长两个方面,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迅速向周围的扩张渗透。从实质上来看,城市化是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和扩散的过程。
从城市化的的概念出发,我们将城市化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城市化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研究既要注重结果,也要关注过程;二是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点,其产生、扩大的过程都将被视为城市化;三是城市的面积扩大与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城市文明的扩散和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将被视为城市化的重要过程;四是城镇作为小城市模型,城镇化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据此,我们将对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即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以及乡村工业化型进行比较研究。
二、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路径或模式的研究非常多,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也向来就有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论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小城镇发展之路,实现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这种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通过保持原有的地缘关系,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而大城市论则认为小城镇道路忽视了大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当然,也有比较折中的观点则主张中等城市论或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并不去争论中国目前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化道路,而只是对已经呈现出的三种城市化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分析各自的适应性特点。
1、选择依据
我国三种城市化的路径分别是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和乡村工业化型。从城市化的概念出发,三者都应该符合城市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城市化的不同过程表现形式,是实现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不同道路选择,因此也使城市化有了不同结果的表现。
(1)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可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使用方式。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于周边土地的需求也成为一种必然,征地成为解决城市扩张的主要手段,城市扩张,面积和人口的增加都是城市化的表现。当然,由于各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城市征地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千差万别,在形式和结果等方面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比如著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征地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掠夺式、剥削式的征地方式。因此在性质上与我国采取的征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2)农民工外流型。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农民工进城务工似乎与城市化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城市化的一条路径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农民工进城,有一部分就留在了城市,并成为市民,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将逐渐享受市民待遇,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将成长为城市的新市民。二是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和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影响和扩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断地受到城市的制度、规则、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农民越来越多的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个过程也被看作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三是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西方国家是以大批农民破产为代价的,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转变为市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
(3)乡村工业化型。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我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问题上就存在着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我国制度框架内,特别是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性区别,但城镇居民与农民身份和职业等方面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也是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之一。而乡村工业化正是通过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走小城镇的发展之路,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有本地的工业、企业的支撑,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密不可分,乡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
2、路径比较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发展也出现了不同路径选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的地方形成了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有的地方强调外力的拉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种路径均有各自适性特点。
(1)农民工外流型。农民进城务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填补了城市急剧发展所需的建设力量的空缺。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联,但又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化的概念之中,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到城市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中间过程,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居住。在我国现行的户籍等相关制度的框架内,他们依然是农民。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还存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市民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留守儿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也存在被继续强化的风险。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境地,在城乡关系中,农村还是处在弱势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城市在城市新市民的道路上率先开始探索,开展新市民活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制定,农民工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居民在制度的框架内享受更加公平的权利和待遇。事实上,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产业和人口的双重集聚,许多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有产业的集聚而没有人口的集聚势必会造成或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2)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是一种传统型的城市化路径。通过城市发展的幅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人口进入到城市,城市处于主动位置,而周边被征地区域处于相对被动位置,因此,这也被视作是外边城市化之路。失地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就业能力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型。不可避免遭遇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全方位抵触和冲突,必须接受城市生活秩序和工业文明的规则。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这是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
(3)乡村工业化型。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道路的实践。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则是通过发展自身的工业企业,增强经济势力,带动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实现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市民的全面转型,从就业结构、生产方式到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也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因此,乡镇工业化型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路径。相对农民工外流之路,乡村工业化之路对城市的依赖较小,而且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和转型,离土不离乡,在亲缘、地缘、业缘等方面的关系成本相对要小得多,农民自身也不存在被城市边缘化的问题,相对征地吸入型,乡村工业化之路则要经历相对较长的发展过程,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暴露也相对缓慢,因而整个城市化的转型较为平稳。在城市化水平方面,乡村工业化之路也相对而言较低,征地吸入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城市较集中、较高水平的辐射,而乡村工业化型则要经历更多的探索过程。
三、小结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多种类型的选择,关键是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的三种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对于不同的农村地区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是并行不悖的,重要的是结合自身的发展实情和先进的发展理念创造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值得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应该是发达与落后的竞争并和谐发展的关系。因此,较为合适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在发展城市、富裕农村的同时,要不断地缩小城乡的差距,而不是强化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化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关系。不同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中农民的主体作用不容忽视,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的城市化,包括身份、职业、观念全面地融入城市生活秩序,接纳现代化的文明理念。
【参考文献】
[1]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一、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广州城市总体城市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实施，在落实广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广州城市区域不能无限制的蔓延，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边缘区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绿带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得以保持而不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淹没。
2、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与广州市毗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广州正处在产业转型期，新农村社区需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结合居住社区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例如，南村镇的新基村紧邻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华南新城，新基村发展必然要受到华南新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走一条房地产商、村民集体和政府三赢的道路。
3、特色保留。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各具特色，构成了广州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不少建设性破坏工作，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场所景观。
4、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5、渐进发展。城市边缘区新农村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改造。一方面，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也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照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展开滚动式发展。
6、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方法必然是综合性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针对规划对象的社会结构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7、可持续利用。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家允许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的新政策，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采用生态的规划方法与建设科技，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新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模式，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不断融合进城市社区的特点，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而新农村社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进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规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在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尝试以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进行规划设计。抛砖引玉，珠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具有自身特点，考虑地域特征条件下的新农村社区规划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杨山．城市边缘区空间动态演变及机制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3)，19—23．
[2]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李绍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城乡关系；社会整体；城市化；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2-0023-05
城乡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当社会发展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时，这一问题会进一步凸现出来，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应该看到，有关城乡关系问题的讨论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从总体上说，这些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某些具体学科的层面，局限于社会的某些具体领域。要把这方面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还必须从社会哲学的高度，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对城乡关系做出整体性的研究和审视。
一、社会与社会发展：城乡关系的整体规定
对于社会这一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而从社会哲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社会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而是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体系不是各种事物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其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由此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与此相应，社会哲学上所说的社会发展，也不仅仅是指社会的某个具体领域的发展，而是指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并且这种社会发展不是各个构成领域各自发展的互不相干的具体过程的简单汇集，而是它们之间按照其固有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进程。因此，当我们考察社会和社会发展进程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结构体系、把握社会发展进程，而现实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也都应该置于这种整体视野之中去认识。目前有关城乡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便是如此。
在已有的讨论中，人们首先侧重于从经济领域着眼去考察城乡关系问题。这自然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城乡关系中无疑也具有基础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城乡分离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分工而产生的。在长期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出现了很多变化，但直到今天，二者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分仍是经济结构的不同：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而城市则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正是基于经济结构的这种区分，城市和农村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如果说在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中，城乡之间的差别还主要是同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差别。那么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差别就进一步扩大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差别：现代工业在城市中迅速兴起，使城市较快地迈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农村却在很长时期内依然延续着传统农业，从而这样或那样地继续滞留在旧的发展阶段上。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正是基于对这种现象的考察，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而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也正是当前我国城乡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经济领域的考察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来说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所谓城乡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还需要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去把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经济领域存在的差别，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使这些领域也产生相应的差别。并且由于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差别会在实际过程中呈现出种种错综交织的情况。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领域大体上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同构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域中的差别也同样是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的。一般说来，由于农业是传统社会生产力的主干，社会的经济重心在农村，因而农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往往比城市占有更多的优势，结果是农村统治城市。这一点在西欧中世纪的庄园领主制下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古代虽然表面上不同于西欧，集权体制的统治中心设在城市，似乎是城市统治农村。但实际上国家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主要支撑力依然是在农村。当然，城市由于具有特殊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会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特殊优势。从历史上看，正是西欧那些在封建领地的夹缝里生长起来的工商业城市酝酿产生了新的变革因素，最终将整个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而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进入新的工业时代之后，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都一起被扩大了。不仅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而且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也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二元化了，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都成为一种二元结构。这种状况，可以称为“二元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城市不仅在经济领域里进入了工业经济的发展阶段，并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也都会相应地形成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特征：而农村不仅在经济领域滞留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阶段上，并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相应地保留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特征。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关系正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整体性的二元社会结构。
从归属上说，城市和农村无疑同属于一个统一的社会结构体系；但另一方面，二者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它们各自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这些不同领域的特征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形成了同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结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都具有相应的完整性。而我们所要考察的城乡关系，正是这两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现代化与城市化：城乡关系的整体演变
当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城乡关系的演变也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趋向。人们使用“城市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趋向，并将城市化理解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通常对于城市化的理解，往往过于褊狭，只是将其局限于城乡关系的某些具体方面。例如，一种流行的观点把城市化理解为农村人
口向城市的“转移”或“集中”，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被看做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对此，讨论中已有一些论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并试图对城市化的内涵进行拓展。如有的论者提出“城市化的主体有两个：人口和产业(资本)”，“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和产业的同时流动”；有的论者认为城市化(城镇化)的内涵应从“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转变”、“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等不同方面去把握；还有的论者主张“融合多学科的知识，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剖析城市化的外在表象下掩盖的内在动因”，认为“综合地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这些不同角度的探讨。对于全面认识城市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仅有这些仍然是不够的。
如前所述，所谓城市和农村属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都具有相应的完整性，都应该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的统一去把握。同样，我们在研究城市化问题的时候，也不能仅仅看到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子系统之间关系的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方面，而应该着眼于这两个子系统的完整结构。从整体的高度去认识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化应该是社会结构体系中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子系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升级、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集中，也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中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等的变化，而且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化；它是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生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基本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变化，是城乡关系的整体演变。
要理解城市化的这种整体规定，先要理解作为它的形成背景的社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所谓社会现代化本身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化，是一种完整的社会转型。从本来的含义上说，所谓传统社会主要是指农业社会，而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指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亦即社会现代化，也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当然，在现阶段的实践中，工业社会的前锋又在向新的信息社会过渡，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于讨论中提出的“两次现代化”的观点，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理解为第一次现代化，而将工业社会进一步走向信息社会理解为第二次现代化。但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都不仅仅是着眼于社会的某个特殊领域，而是具有整体的规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这些概念应该属于技术社会形态的范畴，即在不同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社会类型：这些技术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需要从社会整体上加以把握。相应地，所谓社会现代化作为这种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需要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去把握。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整体进程，而城市化就是这一整体进程的直接体现。从历史上看，城市化的发生首先是与第一次现代化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相联系的。农业社会的技术基础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与之相应的技术特征包括生产关系层面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政治领域中集权的或专制的政体形式以及文化领域中愚昧和迷信的普遍存在等等；而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则是以现代工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与之相应的技术特征包括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市场经济形式、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政体形式以及文化领域中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生长等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便是要以现代工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取代以传统农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特征的转换；于是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科学化等等便构成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展开，势必要对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城乡结构形成冲击：首先是城市本身发生变革，现代工业发展起来，工业社会的各种技术特征随之形成；继而带动农村的变革，以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曾在农村长期存在的那些农业社会的技术特征也会逐步被改变。而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必然是城市的不断扩张和农村的不断缩减，其中包括许多农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逐渐转化为城市。而剩余的部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其技术基础和各领域的技术特征已越来越与城市趋同，从而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便是所有这些变革过程的统一和总汇。当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城乡关系中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当城市已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农村仍会在一定时期中继续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这样便出现了前面提到过的二元社会结构。但总的趋势是要朝着工业社会的方向转化的，而促进农村的社会现代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城市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继第一次现代化之后，还有第二次现代化，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而城市化过程也将随着第二次现代化的到来继续推进。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将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干的新的生产力体系，因此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首先便是促使工业社会的生产力体系向这种新的生产力体系转化，亦即信息化。在此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将形成新的技术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但讨论中也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A・托夫勒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市场化行将告终”；而按照J・奈斯比特的看法，一种“共同参与民主制”将取代“代议民主制”。可以预期，第二次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也将在信息化的基础上融入各种新的内容，信息社会的新的技术特征将渗透在城市和农村的各个领域，使城市化的水平得到新的提升。
三、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城乡关系的整体协调
了解了城乡关系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整体规定，以及它在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整体演变，我们便可以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如何从整体的高度协调好城乡关系，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真正合理地统筹起来，推动城市化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展开。这也正是中国现阶段所面对的实践问题，因而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农村发展，多年来已有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而自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之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综合起来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城乡关系的不同情况和做法，总结了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经验和教训：有些论者还侧重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
具体考察了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等不同的模式或类型。二是回顾和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在处理城乡关系方面的具体实践，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现实，突出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包括如何进一步加快城市发展，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如何更加重视农村发展，加大各项支持力度，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如何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等等。此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围绕这一主题又进行了许多新的讨论，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研究热点。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已有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出其中所存在的一个缺憾和不足，即在许多论者那里仍主要是从经济领域着眼去谈论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即便涉及社会发展，也主要是某些狭义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也往往这样被看待。无疑地，我们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然首先要从经济领域入手，并相应推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如讨论中所提出的，要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要发展农业科技，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努力建设现代农业；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新型农业支撑体系；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发展新型经济合作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住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改革户籍制度，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要求和主张，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又应指出，仅仅着眼于这些问题，还是很不够的。这便涉及上面所强调的整体性认识：既然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结构体系的两个子系统而具有各自的整体规定，而二者在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同样具有整体要求，那么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时，就必须强调城乡关系的整体协调。这就不仅要着眼于经济领域，而且要着眼于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不仅要着眼于某些狭义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要着眼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同样是如此。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本身就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各个方面，这正是体现了一种整体性要求，因而也必须从整体的高度去把握，而不能片面地加以理解。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我国农村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例如，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和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克服实际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偏差：如何进一步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扫除各种愚昧和迷信现象，并逐步克服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的狭隘局限。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这些问题的解决，与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进一步说，只有在解决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同时，一并解决好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才能从整体上推进农村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从各个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在以往的实践中，一些农村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反过来影响了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还有的则是经济领域借助于某些特殊的条件较快地发展起来了，但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没有跟上，结果出现了种种扭曲和畸变现象，仍然无法摆脱整体上的落后地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结合起来；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城市都应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村解决好相关问题。
关键词：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群体；认同；社会融合
城市贫困人口是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它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变迁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大量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失业，致使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贫困群体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尤其在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越来越远离主流社会，因此，他们必然面临着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的问题。
认同概念及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问题
认同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认同就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①这一解释已经表明，个人与他人或社会保持一致的过程，就是认同。他当初提出认同这一概念时，仅把它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将认同理解为一个主客体相结合的过程，通过仿效榜样的行为，满足个人的归属感。简金斯对认同的含义做了考察，他指出认同有两个含义，第一，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由此可见，“认同”揭示了“相似”与“差别”的关系。“同一”（或相似）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霍那斯进一步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分析了认同。从时间的角度看，认同指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认同是指在较长跨度的时期中可被识别和辨认的某些较为稳定的属性和 特性。从空间的角度看，个人认同是指把个人的各个方面结合成某种连贯性的结构性模式，而社会（或集体）认同则是散布在空间中的人们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的相同和一致，而是异中之同。认同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成’。”
认同可以分为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社会认同是有关某个集体的共同认同。简金斯认为，社会认同包括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前者是指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后者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成员的群体归类和划分。可见，社会认同是群体认同和社会分类这两个过程互动的产物。在简金斯看来，社会认同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体现。“社会认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社会认同乃是我们对关于“我们”是什么人和“他们”是什么人的理解。“没有社会认同，事实上就没有社会”。所有人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均是社会认同。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相对应，个体认同也涉及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内在方面指的是个人在主观上的自我认同；外在方面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分类和综合评价。个体认同是个人人生经历的综合，但它并不排除社会认同。实际上，个体认同融合了个人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如年龄、性别、职业等），是各种社会认同要素在个人身上的独特的综合。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因而构成辩证的统一。
认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首先，人们必须对“我(们)是谁？”有一个定位和概念。人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认同的形式和定型的过程。认同使人有了一个本体的支点，它是人们对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定位。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认同是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缺乏这种可接受的认同，人们就会陷入认同危机，处在彷徨和焦虑状态。其次，人们不但在心理上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和接受态度，而且对“他人”的认同，即“你（们）是谁？”“他（们）是谁？”也有了解和分类的必要。为了进行社会交流和互动，人们首先要对对方的身份、社会特征或社会认同有一个大概的识别，即对他人进行社会分类，人们总是根据某种分类规则和范畴而将别人放在社会结构中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对他人进行社会分类是我们建构自己的认同的另一种方式，“对他人的分类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我们自己的认同的资源”。
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是指贫困人口对自己是否属于贫困群体的认识，是其对贫困群体的归属感。贫困群体尽管不是个实体，不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份，但是一种社会标签，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对他们来说，贫困群体的身份是客观的，是社会对其进行社会分类的结果，那么，城市贫困人口是否认同贫困群体？他们如何看待贫困群体的身份？
本研究运用实证调查(采取问卷的形式，进行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调查在2002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之间进行。问卷通过北京丰台区民政局在丰台区发放。丰台区所有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为调查的总体，共向丰台区所属的各个社区发放了350份问卷。问卷回收了314份，问卷回收率为89.7％，其中有效问卷308份，问卷有效率为88％。调查结果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城市贫困人口的贫困群体的认同
贫困群体也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的形成是个过程。在模糊的群体关系之中，这是相同类别的人群就其相似性的强化过程，也是不同类别的人群之间就其差异性的强化过程，强化的结果产生了类型的分化。社会身份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这种两人以上的社会群体分享着共同的身份，是一种相同的社会类别，群体的属性就是其基本特征。城市贫困人口通过在社会互动中强化其身份，获得对其是否属于贫困群体的认同。
1．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的认同
为了解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身份的认同，我们在问卷中首先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目前社会是否可以划分出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调查结果表明，回答“是”的有200人，占64.9％；回答“不是”的只有8人，仅占2.6％；而回答“说不清”的有88人，占28.6％；其余的人未回答。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城市贫困人口认为社会上已经可以划分出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
在城市贫困人口对以上相应的社会现象作出评价之后，我们问到了涉及被调查者自身的问题，“您认为您是否属于贫困群体？”。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是，回答“是”的有246人，占79.9％；回答“不是”的有15人，占4.9％；回答“说不清”的有37人，占12.0％；其余的人未回答。由此可见，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贫困群体，只有很少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不属于贫困群体。还有一小部分人对此的回答是“不清楚”，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现了模糊的认同。
2．影响认同的因素分析
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认同上的不一致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留下了空间，具有哪些特征的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为此，研究中选取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身体状况及家庭人数作为自变量。性别变量为定类变量，职业变量分为“有职业”与“没有职业”两种情况，这两个变量可以转变为虚拟变量。而其他的自变量都是定序变量，也可看作定距变量用于统计分析。
把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的认同作为因变量，而由于因变量是一个超过两个选项的定类变量，因此可以采用多元逻辑回归的方法来分析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多元逻辑回归是在因变量的构成类别中选择一项作为基准类，然后构成一组对数比率方程组，将基准类的概率与其他类的概率进行比较。本研究将因变量对贫困群体的认同中选择“说不清”这一类的作为基准类，然后比较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贫困人口选择“是”和“不是”的概率与选择“说不清”的概率的差别。多元逻辑回归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选择“是”的职业因素和选择“不是”的身体状况因素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分别为0．003和0．05。
从回归系数检验的显著性水平来看，显著性水平越低，表示自变量越有可能对因变量有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两个趋势：第一，是有职业的城市贫困人口选择“说不清”的可能性比选择认同贫困群体的可能性要高，就是说更可能在贫困群体的认同上持模糊的认同；第二，身体状况越差的城市贫困人口选择“说不清”的可能性比选择不认同贫困群体的可能性要高，就是说这些人口更可能在贫困群体的认同上持模糊的认同。
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
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提出，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可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凡是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关系密切，对群体的归属感强的群体，就是内群体。外群体是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
1．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
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是把贫困群体作为内群体来看待的。内群体的划分依据完全是心理性的，因为它主要依赖成员对群体的认同而不必然依赖交往。内群体的形成，也就是心理群体的形成，是在个体广义的自我概念中镶嵌进去一个“成员”的类别意识，以便个体通过群体获取仅仅依靠个体无法获得的东西，是个体对一个外在的、相对抽象的群体所具有的类特征表示认同的结果，是个体分别的、自主的选择。②
内群体所具有的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就表现为贫困群体的特征。那么，城市贫困人口在心理上区分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依据是什么？他们所认同的贫困群体具有哪些一致性呢？事实上，对于贫困群体的特征具有哪些特征，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从认同的角度看，由于群体认同是有边界的，认同的边界是我们确立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界限的依据。我们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来说明贫困群体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类型”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理想的”的类型，它只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这种极端的类型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我们为研究的方便而作的一种抽象。我们设想的贫困群体的“理想类型”是：贫困群体的成员具有爱面子的心理、较低的自尊心、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冷漠的人际交往观、孤独无助感、压力感、宿命感和不公平感。
通过抽样调查可测量出城市贫困人口所具有的贫困群体特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同意“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我家穷”、“我经常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经常感到自己是个无用的人”、“由于贫困，我不愿与人交往”、“经常有孤独无助的感觉”、“我感到生活的压力很大”、“我感到自己改变不了贫困的命运”及“我感到社会是不公平的”这些说法，从回答中就可反映出他们所具有的贫困群体特征。
为综合反映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我们对以上贫困群体的特征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计算这八个进行因子分析的贫困群体特征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结果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值都比较大，除了有一个相关系数值小于0.3以外，其余的都大于0.3。而相关系数值越大越适合做因子分析。另外，从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测度值的计算结果来看，它的值为0.904。一般认为，当kmo的值大于0.9时，表明对观测量做因子分析有非常好的效果。
因子分析运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子，根据此分析法产生的特征值，结果有一个因子被抽取。其因子负荷值在0．612至0．808之间，相差不大。最低有0．612，表示所抽取的这个因子与不公平感的相关程度最低，而最高在0．808，表示所抽取的这个因子与宿命感的相关程度最高。但总体看来，由于因子负荷值相差不大，所抽取的这一个因子与这八个方面的特征的相关程度最低都比较高。因此，这个因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述八个方面的特征，而这八个方面的特征反映了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程度，因此，我们将这个因子命名为“认同度”。
因子分析所抽取的一个因子对变量的解释力可用这个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占所有变量总方差来衡量。从分析结果来看，这一因子解释了所有变量总方差的53.967%。
2．影响认同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城市贫困人口所具有的群体特征的把握，就可以判断出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程度。在因子分析的过程中，对应分析结果中的因子，每个观察值都会生成一个因子得分，因子得分反映了每个被调查者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把这些因子得分作一个新变量保存起来作为因变量，仍然把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以及家庭人口数作为自变量，分析这些自变量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他们对贫困群体特征认同的差异。由于自变量是二分变量或定序变量，而因变量的因子得分是一个定距变量，因此，可以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这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只有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最小，为0.049，通过了概率为0.05的检验。文化程度影响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文化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程度也就越高。其他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标准回归系数值都很小，而且都不能通过概率为p<0.05的检验。这表明，这些其他的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变化没有影响。
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融合
正如克拉顿和阿克罗夫的少数人贫困理论所强调的身份的作用那样，人们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做出行为的选择。贫困者第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接受主流社会中的主流文化所赋予他们的身份，即不认同他们的贫困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所认同；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这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现实的状况所决定的社会分类的身份，对贫困者来说，就是接受贫困的身份。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身份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身份对个体地位是不利的。
进一步从文化的层次看，由于结构变动导致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产生，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存在一旦不再是暂时的，而是较为长期的现象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种群体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由它们所决定的行为特征。因为文化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持续性，它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成员适应社会生活的结果。由于群体成员的适应能力不同，这种结果在文化上表现为，要么是劣势群体的成员认同代表社会主流文化的优势群体文化，但他们却不能享有优势群体的地位，在一种扭曲的理性文化中求生；要么是劣势群体的成员不认同优势群体文化，生活在自己的劣势群体文化中。
调查结果表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他们属于贫困群体的身份，具有较强的贫困群体归属感。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基本不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人数这些自变量的影响，而且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程度也不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人数这些自变量的影响，从而使贫困人口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些自变量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
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的结果是与社会的分离，而不是与社会的融合。认同与融合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认同的概念揭示了“同一”与“差别”的关系，“同一”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而融合就意味着“同一”。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意味着他们与贫困群体达到了“同一”，与非贫困群体出现了“差别”，表现出社会分离的倾向；相反，如果他们不认同贫困群体，则意味着他们与贫困群体形成了“差别”， 与非贫困群体出现了“同一”，表现出社会融合的倾向。由于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会把自己看作为贫困群体的一员，与社会上非贫困群体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在其心理上拉开与社会距离，从而逐渐远离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断裂开来。因此，他们由于认同贫困群体必然面临社会融合问题。
一、城市和城市品牌
城市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产物，城市产生和发展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早在1993年，联合国在东京的一次专业会议上就提出：“21世纪将是一个新的城市世纪。”1996年6月，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府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通过的宣言中指出：“城镇是文明中心，他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精神及科学的进步。”可以预见，城市的这种伟大动力和中心作用未来将继续发展。
何谓城市品牌呢？城市品牌是一个城市在推广自身城市形象的过程中，根据城市的发展战略定位所传递给社会大众并得到社会认可的核心概念。具体是指地理名称在某一空间区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所传递信息的总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感知、认知与联想，是城市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人及城市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等品牌的综合。
美国杜克大学富奎商学院vein Lane Keller教授认为：城市品牌应该具备四大特征：一是城市品牌是一个相对固定地理名称，体现着城市的个性和价值取向；二是城市品牌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综合象征；三是城市品牌是一个品牌体系，是城市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面所创造的品牌的综合；四是城市品牌是城市的一种资源和无形资产。城市品牌是城市个性化的沉淀，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所引起的受众偏好的重要识别特征，是城市在长期的经营或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是一种系统合力的体现，对城市受众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巨大而长远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受众的生活质量，体现了城市的生存能力，并可以带动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最终可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城市自身角度来看，好的城市品牌既能为受众带来信任和满意，又可以把城市现有价值经营成未来的资产，能为城市带来增值的市场和价值，这已经成为赢得受众忠诚、求得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城市品牌既是城市的性质、名称、历史、声誉以及承诺的无形总和，同时也使目标受众对城市产生清晰明确的印象和美好联想，既是城市个性化的表现，也是城市经济活力的增益和城市精神的塑造，可以实现受众、城市、社会三者关系的协调发展，综合体现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全球城市化普遍推进、国际市场品牌主导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国际国内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城市为核心、以城市为载体、以城市为平台的综合实力竞争。而城市品牌作为特色和象征已越来越被各个城市所看重，没有品牌的城市就缺乏魅力，就缺乏竞争力。
二、文化与品牌文化
文化是指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群体组织和其它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也说：文化指一群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造环境。走进城市，就是走进文化群落。城市和人一样，既形神兼备又个性迥异。上海的里弄、北京的四合院、苏州的园林，观察千千万万城市组群，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显著区别在于这座城市整体所特有的思想、文化特色和蕴含。
“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城市催生文化，文化滋养城市，这种良性的生态圈是城市生生不息的动力。城市文化是城市的形象和灵魂，是维系现代城市生存的基本要素。城市文化包括城市的历史沿革、历史遗存、名人典故 、山水风物、地方风俗传说甚至特色小吃等。而它更多地融在一个城市悠久的历史内涵中，也正因为这历史内涵，才显示出每一个城市与众不同的个性。更具体点说，城市文化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一个灵魂。纵观中外现代城市，其超越时空的辉煌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巨大魅力，在于以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去启迪，熏陶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发人们对民族历史的追怀和对未来的进取。李坚、李锐提出城市的个性就是源于文化的积淀和创新：“表面上看，城市的个性是通过城市的建筑、城市的颜色、城市的形态、城市的象征和标识等外部特征表现出来的，然而更深层次的是，城市的个性是城市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所以，打造城市品牌的核心应是增加城市文化含量，提升核心竞争力。
文化与品牌联系密切。品牌的一半是文化，品牌的内涵是文化，品牌也属于文化价值的范畴，是社会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统一体，是现代社会的消费心理和文化价值取向的结合。品牌文化是指文化特质在品牌中的沉积，是存在于品牌活动中一切文化现象。
品牌包含着文化，品牌以文化来增加附加值。文化支撑着品牌的丰富内涵，品牌展示着其代表的独特文化魅力。总之，文化与品牌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创造品牌，更不可能成就名牌。文化内涵给与品牌的充实，常使品牌充满生机，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三、城市品牌建设中的文化内涵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市品牌建设，应是全面、协调的可待续发展。即在一定时空尺度上，以长期持续的城市增长及其结构变化，着眼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保证城市各方面的相互衔接、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使得城市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的和谐演进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高度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满足当代城市和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其中，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强调城市建设发展进程中的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具体说来，城市品牌中文化内涵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城市定位――文化引领
城市定位主要由定性(城市性质）、定向(发展方向）、定形（城市形象）、定量（城市规模)四个方面组成，涉及城市在不同尺度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社会文化联系、经济分工关系及空间区位关系等）、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特色三个层次。决定城市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历史背景、经济地理位置、产业发展现状、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关联情况等。城市定位在中心战略上,着重的是发展目标;明确定位，有明确的竞争力城市作为战略参照物，识别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选择一个有利的定位，采用相应的保护性策略;独特而准确的目标定位具有城市竞争优势。以规划为龙头，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将城市文化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研究制定文化强市发展战略，加强对本地文化研究，深入发掘本土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研究城市的个性、风貌及其载体展现。一个没有以文化作灵魂的城市不可能有永久健康的持续发展。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城市群，也很难保持持久的吸引力和快速的发展速度。高品位的城市文化能为城市经济及各方面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2.城市形象――文化延续
城市形象就是城市软硬件系统各构成要素长期综合效应的反映。美国著名品牌大师大卫・奥格威在品牌形象论中指出:“未来最终决定品牌市场地位的是品牌总体上的性格，而不是产品间微不足道的差异。”塑城市形象，聚城市合力,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从根本上促进城市的更新和经济腾飞。形象是品牌表现出来的特征，反映了品牌实力与品牌实质。品牌形象由顾客评价使之成为赢得顾客忠诚的重要途径。俗话说:产品是企业的,品牌却都在消费者的心里。要想在消费者心里建立起一定的品牌，没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很难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有位置。所以，不管是世界名城，还是国内大都市，或者中小城市，对城市形象建设都尤为重视。城市文化是以“遗传基因”为片段，通过不断编译、解码的过程代代相传，有条不紊地引导城市的产生、发展、聚集，从而使城市的文脉得以延续。城市文化是城市形象的综合概括。越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也就越有独特之处。
城市形象的展现，不仅在于它的外观形象，更重要的是其外观形象所蕴涵的“精、气、神”和市民素质。如果仅从建设广场,修扩园林,栽种花草等来塑造城市形象，对其理解就有失偏颇。只有致力于塑造高素质的市民，营造美好的社会生活空间，创造宜人的生产生活环境，才能真正树立起良好的城市形象，从而使城市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协调同步。可以说，在城市形象建设中，增加文化含量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建设。总之，“活文化、活物质”的动态文化氛围，让城市发展充满坚强的后劲，
3.城市灵魂――文化特色
城市是包容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凝聚城市精神的灵魂。文化特色就是城市生命的体现，是城市的魂灵。“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城市也是如此。那么，城市文化特色就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统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曲《大风歌》,生动地传达徐州传统文化的神韵。徐州在城市建设上,一直秉着特色文化与现代名城建设相融合的原则,致力于保护、开发、利用两汉文化、名人文化、军事文化等特色文化优势，把物态的文化遗存汇入现代城市文明,发挥城市独特个性与魅力，提升城市档次、拉动城市经济。通过系列文化特色活动,完善城市魂灵，彰显城市精神，把全市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上，提高市民的自信心,激发市民内在的干事创业的热情，实现向城市现代化建设事业主力军的转变。总之，城市建设有了特色，才会有生命力,有了特色才会有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密切融合,保持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强化个性,才能创出特色,走出城市品牌之路。
4.城市宣传――文化发掘
在现代城市现代生活中，公共艺术越来越多地被容入到城市建设之中，担负着传播文化艺术、塑造城市环境、改变生存状态、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职责，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
1公共艺术的概念
公共艺术，又被称为社会艺术，形成于八十年代的新词。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德国。公共艺术可以理解为：设计者为特定的空间所设计的公共艺术作品。它存在于公共空间，是公众的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其主要特征是，社会群众所有、体现公共精神，以及能够与社会群众产生互动。 随着人们精神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2国内公共艺术发展的现状
公共艺术虽然起源于欧洲，但是我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八十年代初逐渐应用于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开始步入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进程。首先在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较大城市，还专门为此作为成立公共艺术建设管理机构。并结合城市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城市风格、城市品位等相继出台了有关公共艺术管理及措施规定，为我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保障。到了九十年代，公共艺术的发展是以塑造城市格调、提升城市环境、增加文化气息为目的，已成为展现城市文化的最为亮丽风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很多城市都大力发展公共艺术，将公共艺术带进社区、广场、商服中心、城市绿地等公共场所。在为公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公共艺术带来的文化氛围，城市的文化品位提升以及城市独特的个性。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的城市文化发展并不均衡性，不少地方也出现很多偏差。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破坏，许多象征城市历史与文化气息的重要标志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建筑和现代化的设施。当前我们正处在挽救城市文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城市的历史痕迹，传承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在加快现代城市建设步伐的同时，更要重视加强公共艺术的发展，使每个城市都能保留展现出独特的个性。
3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座城市因受到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展现出城市的文化特色也各不相同，有自己特有的一条发展轨迹。在城市文化传承中也蕴含着许多公众社会的风俗文化、历史变迁等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公共艺术恰恰就是通过自身独特鲜明的魅力将城市文化内涵彰显出来，表现出这个城市的个性特征和历史文脉。由此可见，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艺术可映拖城市的时代特征。在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中总会体现时代特征，彰显这座城市特有的拼搏、创新、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例如，就两座“牛”雕塑来说，中国深圳的一头是《开荒牛》，充分表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和我??向世界开放的窗口，生动地再现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开放、奋斗、勤勉、自信的精神气质。美国华尔街的另一头是《华尔街铜牛》它立足于世界金融中心纽约证交所门前，只要铜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寓意着力量和勇敢。两头雕塑的牛虽然创意有所不同，但是反映时代积极向上精神寓意特征相同。
（2）公共艺术可传承城市文化传统。通过独特城市公共艺术作品，彰显特有的公共艺术象征，可以使我们感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气息。例如，当我们看到《五羊群雕》马上就会联想到广州，这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创作的，象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羊城”便是由此而得名，这座雕塑也成为广州的标志性雕塑。
（3）公共艺术可展现城市的光辉历史。优秀的公共艺术品都集中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历史故事。例如，比利时首都的标志性雕塑《尿童》，这座雕像位于布鲁塞尔中心广场，其背后流传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当侵略者想用炸药将城市炸毁紧急时刻，小于连急中生智，用尿液浇灭了导火索，布鲁塞尔因此获得了重生。人民为了纪念和感激它就塑造了这座雕像。它因此成为勇敢、光荣、爱国、胜利的象征，而这座雕像则让世人记住了小于连和布鲁塞尔。
（4）公共艺术可为城市增添了文化气息。城市文化离不开公共艺术作品的烘托，公共艺术以其开放性、娱乐性、审美性为社会公众带来更多美好的享受。公共艺术和城市建筑，道路景观等公共设施的结合，不断地深入到公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的城市整体布局，美丽环保的城市绿地为民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新颖别致的城市雕塑，为民众的文化生活注入了丰富的内涵，增添城市的文化气息。
【关键词】雕塑；特征；城市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130-1.5
一、公众参与的互动性特征
（一）雕塑形式的可读性
当城市雕塑走下圣坛，融入到社会当中，与公众平等的对话的时候，它必定表现出新的价值取向和语言表达方式。为了使城市雕塑更和谐的融入到城市的支脉里，便于公众接受并
引起互动，必须保证公众对城市雕塑的创作语言喜闻乐见。城市雕塑的社会功用决定了其语言表达必须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这也是城市雕塑区别于个人雕塑藏品的重要特性。因此雕塑创作需要注意艺术语言的通俗性，避免雕塑家个人形式语言探索在城市雕塑作品中带来曲高和寡的境况。
（二）与社会生活的共融
以深圳城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为例，由于打工族只有微薄的薪水，在深圳这样高消费的城市难以享受需要金钱支付的消费，因此《深圳人的一天》雕塑群为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接触艺术场所，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出城市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公共性与和谐的“市民精神”。有调查显示，外来打工者对《深圳人的一天》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虽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表达不清楚为何如此喜爱这个雕塑，但是多数调查者都情不自禁的用“亲切”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见《深圳人的一天》引起了公众心灵的共鸣，拉近了五湖四海、素昧平生的深圳人的距离。
二、文化生态的融合性特征
现代城市在社会文化或物质形态方面都产生了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变化，城市文化环境面临着流行性文化的侵蚀以及学术性文化的冲击，呈现出一种不同文化层次交流、互动和共存的多元景观。它们相互依托、交流，形成一种动态的有机组织，城市环境日益显现出开放和流动的特点，使现代城市雕塑创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城市雕塑家要将作品置于现代城市公共环境，就必须考虑环境因素的变量，考虑城市雕塑的观念形态与大众口常生活审美形态这样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冲撞与结合。这就需要现代城市雕塑的创作除了考虑美学等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要考虑与城市环境相融合的生态关系.
（一）与城市环境的互动
我们知道城市雕塑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具有信息的传递的功能，它使人们在视觉体验中获得一定的视觉信息，这是其生活体验中获得的交往基础；其二是沟通，即通过现代城市环境的信息表达，获得一种文化意义的沟通，实现社会信息的交往，从而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沟通的方式包括视觉因素的直接作用，各种媒介的引导和人们之间的直接对话等；其三是同构，即通过交往、沟通，实现对现代城市环境意义认识上的升华，使现代城市环境发挥其对人们的教化作用。
（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话
在城市环境中，城市雕塑的艺术价值与环境价值的有机结合，需要通过人的参与，在观赏者-主体，与城市空间环境-客体之间的互动，整合中得以实现。
城市雕塑给予人们视觉感受的综合印象，是人们心中对城市环境的体验和历史的关联，使自然和人文景观获得象征意义。因此，成功的城市雕塑，必须实现与环境之间的对话，才能在城市环境中表达它特定的环境语言含义，因为它必定是处于城市场所精神的约束之下的。在人、城市雕塑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对话中，城市雕塑以其简洁的造型表达了深层的文化隐喻，并与城市环境完美地统一起来。
三、公共空间的标志性特征
（一）区域识别性
城市雕塑无论从主题、形式以及意义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因为城市雕塑是在城市当中具有深刻语意的文化象征物，它要与区域的传统、历史和生活习惯相融合，它承载着如何唤起风土、传统、历史等在城市中失去的记忆。虽然雕塑是从抽象观念中诞生出来的，但是雕塑在“建造”时，已经存在一个多样性的价值积累的“场”，因此必须有对话交流。雕塑如果没有与他者的关系是不能够存在的。
正如深圳市的著名城市雕塑《孺子牛》，这拓荒牛的精神反映了当时深圳各行各业所共同具有的开拓精神，同时也体现了深圳这所城市的时代风貌。它记录了深圳的城市发展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人类不断开创未来的进步精神。正因为《孺子牛》记录了深圳市的区域传统和历史精神，所以该雕塑才成为了深圳市的象征。
（二）城市标识性
城市雕塑“标识性”的功能无疑是增强了城市的可识别性，可识别性伴随着的是城市的识别、记忆与联想。城市雕塑的标志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首先，城市雕塑在城市中具有定向与导向的功能，它本身所具有的识别物、参照物的功能使其更容易被记忆。其易记忆性增强了城市空间的识别性与可记忆性，因此城市标志性雕塑也成为唤起城市记忆的关键要梦。
其次，城市雕塑在形象上具酌了可识别性与唤起城市空间记忆的功能的前提之下，当这种空间记忆成为一种历史，当城市雕塑成为人们对一个城市产生联想的城市符号，就使它具有了标志性含义，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城市雕塑。也许这个雕塑体量并不是很大，只要是具有视觉的识别性并具有由此而引发的唤起城市记忆的功能，加之人们对它有一份深刻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
四、消费时代的世俗性特征
（一）多元化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简单地说，它开始真正走向一个世俗的社会。世俗社会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所带来的影响，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世俗社会的重心和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相比也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价值多元、物质主义、大众主义、消费文化这些都成为中国最具有当代性的问题。
如果说此前的中国雕塑更多的是从美的形式出发，把雕塑看做一种形式的创造的话，那么此时，文化的意识、观念的表达成为更加关注的内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雕塑家们开始关注社会，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与过去“政治标签式艺术”时代最大的区别是它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艺术家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出发，表达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心。雕塑家们不再迷信权威，而是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挑战政治标签式艺术，对其进行消解，体现出一种清醒、冷静的批判意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再是红色年代的大而空的形式主义，而是回归到了人们的口常生活，由此去发现问题，通过艺术形式隐喻问题，从而唤起人们对问题的关注。
（二）娱乐化倾向
世俗社会这个基本走向给当代雕塑所带来的变化是以解构、颠覆、调侃、反讽、挪用等方式，消解雕塑在内容上，乃至在形式上的刻板。当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正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消费主义的发展带来的日常生活价值的改变，大众文化的崛起所带来的高雅文化的危机，这两者都使得更年轻的当代雕塑家们选择了“虚拟的、嬉戏的身体”。于是，虚拟嬉戏的这种模式放弃了对深度的追求，它强调幽默、调侃和娱乐性而不强调雕塑技术性的难度和思考体验的深度，因此它自然转向了娱乐化和片通化。
【参考文献】
[1]牟运道.浅谈公共环境雕塑的价值[J].雕塑，2005.
[2]孙振华.城市公共雕塑与城市文化[J].雕塑，2005.
关键词：工业遗产；文化景观：城市名片
中图分类号：TU113.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2-0057-02
1、引言
工业遗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所在城市的文化景观对工业遗产具有深刻影响。传统文化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城市景观，人们通过对城市所具有的特色来了解这个城市，体验独特的文化遗产。
一个城市从诞生开始无论经过任何的历史时期，都会体现出不同的城市风景。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是这个城市所具有独特魅力的地方。工业遗产是城市景观中的一部分，是与城市中的文化景观同步发展而产生的，是城市地域化特征的具体表现，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着城市的风俗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工业遗产是城市的一种标识，是经济的增长点，是任何时代创作与革新的出发点。文化景观是城市中工业遗产与现代化城市的集中体现。全球化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得具有特殊的地域文化正在逐渐的消失，人们传统地域空间正在逐步的相互融合。统一的机械化大生产扼杀了城市中的特有空间文化。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背景下，工业遗产是具有浓厚的历史背景的，是城市之间竞争力的表现之一，是这个城市发展的时代脉络，是历史文脉的继承和文明发展的载体。
与任何系统一样，景观系统也不是孤立、静止不变的，它的产生是文化交融的过程，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并且无时无刻不与外界环境发生广泛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观点，从城市名片的视野出发对于工业遗产文化进行整合改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城市整体形像塑造
我国目前对工业遗产的开发和利用一直是以“个体”为单位，这种单一性、零散的开发模式如同一片散沙，不具有规模效应。不易商业开发和后期运作。因而我们要对城市中的工业遗产进行整合，注重区域内的整体性和一体化。工业遗产地的规划特征，决定了遗产地内部各个建筑、各个部件的零散性，必须对他们化零为整，才能集中体现出地域特色、文化内涵和经济优势。
城市文化是城市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发展的内部推动力，城市是人类文化聚集的载体。当一座城市的经济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过去历史之于今天、过去之于现在才显得意味深长而颇有意义。而这一切却是今天之于将来的延续。追溯一座城市自身的文化原点，即历史文脉景观，对于提纯、凝练这座城市的人文意蕴、提升城市的自信与公信度有着积极地作用和意义。我们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精神的厚重感的认识，主要基于对其固有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站在与外界历史于文化平等的基点上，才有可能得到一种可持续的人文精神与永不磨灭的灵魂支柱，才有可能与外界平等对话。
3、传承工业历史文化展现城市文明
工业遗产大多相对完善地保留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工业文明和地域特色，废旧斑驳的肌理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地域的经济水平、文化特征、科学技术等多重社会结构。也反映出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社会文化内容和独特文化情感的价值体现。对它的保护并非顽固守旧，而是对人类进程中的某个片段的充分肯定，是对一个时代的精神认同。因而，工业遗产担负着教化民众的重要社会职能。
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其首要目的就是使遗产不会遭受损坏并且延长其“寿命”，能够持续发挥功能。政府若是希望使城市特色具有持续性和延展性，就需对工业遗产地进行长期有效的开发、保养、维护和管理，将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工业遗产更充分和完美的展示出来。工业化已经成为城市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而美化和重塑城市中的工业环境成为城市特色文化展示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同时也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开放程度。如果一个工业遗产地改造的成功，它将会成为一座城市的代言和象征，能够体现出一个地区和城市的工业发展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工业遗产景观是彰显一座城市独有的历史底蕴、文化修养、风俗人情的开放性空间，是反应当地人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的窗口，是表现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地区的地域性特色和本土化特征的舞台。
4、城市地域性特征是本土化语言的延续
历史文化构成传统城市的地域特征，它构成了现代社会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社会自身又是不断发展的，在新技术、新观念、新环境、新经济形势下，现代城市的地域性特征更加具有现代社会特征。面对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消费、更加脆弱的生态系统、更加深度的干扰，效率与技术成为现代人文生态系统发展的内涵与核心。因此，传统的地域文化景观塑造是某一特定城市本土化建筑语汇的表征，城市本土化景观语言是特定的传统文化景观的研究对象，其两者之间密切相关，不可分割。
5、精神文明建设与科研教育的基地
从城市的布局来看，大中型城市是工业企业集中的地方，据统计，有超过80％的工业布局在于城市，上世纪50到70年代，由于缺乏对城市用地规划的合理规划布局，现如今有不少工矿企业位于居民区、水源区、文化商业区、风景名胜区等处。所以，我们对待工业遗产已经不能仅仅是对老厂房的重复再利用，更要统筹考虑周边城市区域的环境、功能、交通、文化等等各个要素。我们的工业遗产开发利用必须准确把握尺度、运用适当的办法与合理的途径。注重城市大环境的整体性，注重遗产地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系与融合。工业遗产景观在进行改造后，能够为市民提供适宜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是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工业文明、宣传教育建设的重要场所。通过展示、宣传、公益、娱乐等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可以使市民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陶冶市民的情操，另一方面也可形成特有的大众文化，使工业遗产景观开发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6、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融合
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打破了国家、民族的地域界限，在高科技的支撑下，将社会关系中的时空差距压缩使信息更加快速的交流、传播、互动和融合。景观设计作为文化、经济的载体，不可避免的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从积极一面看，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各国各民族的科技、文化成果得到共享，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从消极一面看，全球化的趋势导致传统地域空间与人的分割，地域性和本土化特征日益消解。然而，在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中，地域文化也会吸收对自己有利的外来文化特征，尤其是符合审美规律的文化特征并使其融入到自身民族文化当中，因而地域文化并非一尘不变，而是不断发展、不断生长、不断更新自我的。因此，园林景观设计不应该排挤外来文化，同时又要兼顾自身文化特色，使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