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起诉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起诉的多，商业银行起诉的少。我县法院2004年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诉的占收案总数的 80%；银行向法院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起诉、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起诉，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起诉；金融部门不及时起诉，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二、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经济政策原因。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方面的原因。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方面的原因。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三、 防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对策：
（一）树立全民诚信观念，努力创建信用城市。诚实信用是安身立业之本，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信用东营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全民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使政府成为群众信赖满意的政府，企业成为社会公认、放心的企业，个人成为“明理守信”的公民。
2014年9月，东阳一红木企业家具被抢事件备受业内与媒体关注，抢家具事件始末缘起于红木企业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向当地另外一家企业借款，因其未及时归还欠款引发抢家具纠纷。本刊就此事件引发的民间借贷风波采访了法律专家，希望给业内企业予以警示和防范。
受访专家介绍，民间借贷是当前很多行业内默认流行的借贷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快速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增强企业自我调解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红木行业也不例外。但民间借贷游离于规范金融机构之外，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借贷双方容易发生纠纷的缺陷。随着民间借贷利率持续走高，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纠纷案件也居高不下，诸如借款合同纠纷，暴力追债、集资诈骗等各种刑事犯罪案件随之不断涌现。
因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高、管制严格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和矛盾，再加上红木行业较其他行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企业借不到或者很难贷到银行的资金时，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方式来解一时之需。
专家告诫：各红木企业进行民间借贷时，需谨防借贷前后的几大风险。
借款前的合同风险
企业首先要了解借贷机构、企业的背景、借贷实力以及借贷程序。很多红木企业看到民间借贷资金办款时间短、资金到位快、手续简便等优势且较之银行借贷省去不必要的麻烦，盲目凭借企业或者个人信誉借贷，只进行口头协定不签订借款合同，缺乏书面证据，在还款时引起各种纠纷甚至是官司、债务缠身。
借款时的利率风险
借贷利率是民间借贷的核心，企业借款时必须了解民间借贷的利息计算方式，借款人若是对此不敏感，就会使企业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内目前对民间借贷利率没有统一的条文或规范出台，地方上也是根据自身情势发展因地制宜的制定约束条款。很多民间借贷案件中，大部分企业与民间借款方约定了较高利息，甚至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最终失去法律效力的保护，企业主失去还款或者还息能力引发诉讼纠纷。因此，很多地区各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每年都以两位数速度递增。
还款时的期限风险
民间借贷资金只能用于解决临时周转等急需问题，不能用于长期创业投资，再加上利率高极有可能在还款时不能向借贷企业归还借款，最终因为复利等因素，造成还款额度更高。
还款中的资金往来风险
民间借贷过程中，借贷双方当事人为了追求速度，或者碍于情面，没有要求对方写下借条，收条，很多红木企业就约定以物抵债等方式进行还款或者抵债，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在进行以物抵债前，应该引入公证处、会计、律师、担保机构、银行结算等服务机构介入，邀请借贷方对本企业资产（物品）进行价值估算，待双方约定合理的产品估值，以书面条款的形式形成法律效力，减少借贷双方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
借贷时第三方的担保风险
诉讼时效风险
由于当事人在催款时，没有留下催款依据，造成诉讼时效过期，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的多,商业银行的少。
我国目前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的占收案总数的80%;银行向法院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
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金融部门不及时,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
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
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 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三、产生借款合同纠纷的因素
(一)经济政策因素。
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的因素。
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 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的因素。
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四、借款纠纷案的处理办法
审理借款合同纠纷重点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准确地列明借款合同的当事人
一般情况下在借款合同中主要就是原告和被告,原告多为债权人,即出借人,被告多为借款人。在特殊情况下原告可能是借款人即原债务人,所谓特殊情况是在债务人认为债权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可能向法院,如债权人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扣收贷款,或者债务人重复还款等。除这些情况外:
1、借款同时有保证人的保证人是共同被告;
2、行为人以他人名义 借款的,借款人知道行为人同时也知道借款人的,应以行为人和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3、“私贷公用”情况下当事人的确定。实
践中有些地方出现“私贷公用”的情况, 所谓“私借公用”是有的“公”即企业,由于已经有逾期贷款未还等原因而不能贷款,于是便由个人或私营企业以自己名义代为贷款,所贷款项由企业使用。这就是所谓“私贷公用”。私贷公用以合同法的规定,应该属于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借人为原告没有异议。如何列被告,应考虑以下情况:
(1)出借人不知道贷款人是企业,贷款后贷款人也未披露企业用款情况,企业也未主动介入还款事宜的,应以借款人为被告;
(2)贷款后借款人披露了实际用款人,出借人选择借款人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仍然应列借款人为被告;
(3)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出借人选择用款人为被告,可以用款企业为被告。如出借人坚持以借款和用款人为共同被告,法院也应允许,因为出借人有形式上的诉权。
4、借款单位或者担保单位发生了变化,如合并、分立、改制、破产等,原告谁,包括与该企业有关系的单位如上级主管部门或母公司,即列为被告。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关于当前民事审判的有关问题《关于企业歇业、被撤并或吊销营业执照后的诉讼主体的确认问题》中认为:第一,诉讼主体的确认。企业在歇业、被撤并或吊销营业执照后,是否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以确认诉讼主体。应当注意的是,无论在企业歇业、被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情形中如果存在多个清算主体的,均应成为共同清算主体。第二,清算主体的认定。由于将企业因歇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情形中的清算主体确定为诉讼主体,因此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如何确定其清算主体就成为诉讼程序的关键。依据我国《公司法》第191条和192条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清算主体是其上级主管部门;集体企业的清算主体是其开办单位;联营企业的清算主体是其联营各方;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主体是其全体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主体是其控股股东。因此,如法院立案时初步审查认为不应列为被告的,可以提出参考意见,如原告坚持列为被告应尊重原告意见,是否应承担责任,应在审理中解决。
(二)认真审查借款合同的效力
借款合同的效力直接关系到借贷关系是否受到人民法院的保护。因此在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时,应该认真审查借款合同的效力。
1、进行非法活动的借款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三)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最高院1991年7月2日作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货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11条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比如有的企业见炒股或者买卖烟草赚钱,便买通金融机构某些承办人编造假的贷款理由如扩大再生产、购买原材料等签订借款合同贷出款项,这种违反政策和法律的借款合同无效。
2、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规定“一方以欺许、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借贷意见》第10 条规定“一方以欺许、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因为此意见是在1991年作出的,与当时的《经济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合同法》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仅规定了欺诈、胁迫形成的合同当其损害了国家利益时才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对此种情况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撤销和变更。所以在掌握是否无效时应该与原来的认定有区别。不能把可以撤销和变更的合同当无效认定,否则会在适用法律上出现错误。
3、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合同法》之所以在规定两大类借款合同纠纷中没有将企业间的借贷纳入,其主要原因是该种借货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不是我国法律所认可的合法合同。因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只有金融机构有权经营借贷业务,如果任何企业都可以经营金融业务从事借贷我国的金融秩序就乱了,那就不需要金融机构的存在了。借款人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归还本金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4、不具备借贷主体资格的金融机构从事借贷业务的借款合同无效。在金融机构内部也有明确的分工,可以从事借贷业务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机构。其他内设机构和下属部门只有一些行政事务或吸收存款的业务,绝对没有对外进行借贷的业务。这些部门如果因为手中掌握一些资金,为了得到利息,而进行借贷,其签订的合同也是无效的。
(三)认真审查担保的效力
在大多数借款合同中,都有担保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在主债务人不能履行还款义务时,能保证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收回。但在实践中,有的是业务不熟,有的是人情作怪,有的是行政命令,往往出现担保无效的情况。担保无效主要有以下几类:
1、担保的主体不合格。按照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有些部门和机构不能进行担保,就是说没有担保资格。国家法规规定,学校、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不能进行担保。因为这些部门和机构从事的是社会的教育和福利工作,其财产为国家所有,与此同时,这些部门的工作又具有不可中断性。不可能因为其进行担保而将其财产执行而造成学校停学,医院停诊。
2、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内部机构或内部职能部门担保无效。最高院1994年4月15日发出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以下简称《保证规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同意,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保证规定》18项“法人的内部职能部门未经法人同意,为他人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根据其过错大小,由法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公司董事、 经理私自所为的担保无效。《担保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是其他个人债务提供 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
4、欺诈、胁迫、恶意串通造成的担保合同无效。《保证规定》第19项“主合同债权人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恶意串通,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责任。
5、以禁止流通物提供担保的合同无效。《担保法解》第五条规定“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
6、未经批准及无权设立的对外担保无效。在对外担保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法规有严格的限制。《担保法解释》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一)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二)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三)为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文投资部分的对外债务提供担保的;(五)主合同变更或者债权人将对外担保项下的权利转让,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7、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保证规定》第20项”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合同无效而仍然为之提供保证的,主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正确审查债权行使时间
债权人行使债权的时间,就是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时间。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也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的由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时间。约定的履行债务的时间到了,债权人就可以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而做为债务人也就可以向债权人履行偿还义务了。如果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到来后行使权利,就是合法。如果未届履行期限则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不能行使权利。但是如果是约定分期偿还借款,则可以在每一期还款时间届至时行使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提前行使权利。一是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在债务人偿还债务的能力明显下降时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对此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规定的也比较细致。第二种情况是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申报债权,也可以直接保证人。这是因为,债务人破产,说明其已经不能履行到期债务,到期债务尚不能履行,未到债务当然也不能履行。所以此时此种债务应该视为到期债务。
关键词：民间金融；民间借贷纠纷；贷款利率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或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双方当事人表示真实即认定有效的借贷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而正规金融又不能有效满足需求时的必然产物。近几年，我国民间借贷空前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也愈加深刻，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探寻规范、有序发展之策。
传统观点认为，民间借贷会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一直采取比较严厉的管制态度。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据此，所谓民间高利贷，是指发生在自然人与自然人以及自然人与单位之间的借贷利率超过了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情况。
注：1.判例抽样于武侯区人民法院，2007年、2008年、2009年分别为7份、51份、5份。 2.判例中无因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限制引起纠纷的案例。
从所收集到的案例分析看，民间借贷纠纷中没有一例是因为借款利率超过四倍利率限制引发的纠纷。现实中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四倍限制是存在的，高利率也特别容易引起纠纷，可是法院为什么没有相关判例呢？
第一，民间借贷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四倍利率限制太好规避。借贷双方自愿合意交易，在民间借贷四倍利率限制下产生了大量的机会主义，为了突破四倍利率限制，现实中往往采取收咨询费、手续费、把利息纳入本金计算等等方式规避。
第二，高利贷债主通常雇用打手讨债等行为，对届时归还不了借款的债务人往往利用黑势力“一讨二逼三要命”，除了威胁债务人本人，有时还会找到债务人的亲友威胁逼讨，要求他们代还。相关纠纷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所以法院几乎没有相关判例。
目前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仍然比较狭窄，选择到银行存款仍是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由于银行存款收益过低，部分闲散资金必然寻找其他出路，这就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许多中小企业也会经常遇到资金短缺或周转不过来，他们也只能千方百计去借高利贷渡过难关。民间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这是民间借贷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相对银行放贷而言，民间借贷由于自身的特点，如短期资本行为，长期风险投资成本等，成本高、风险大，贷方需要提高利率，一次性获得回报。现实中总是想方设法突破四倍利率限制，对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限制规避得合法、合理、正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规定无用武之地，成了执行不了的法律。
从法律上讲，民间融资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位，民间借贷通常被称作“地下金融”、“灰色金融”。而由于“吴英非法吸存案”等事件的出现，更是给民间金融蒙上了灰色调。正常的民间金融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长期以来，民间金融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对于民间金融，应该理性看待其作用，运用积极的手段进行规范。如何既保持民间资本的活力，又能使民间借贷不滑向高利贷，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什么样的利率水平才能算做是高利贷，这是一个随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的概念很难用一个恒久不变的统一标准来涵盖。因此，对高利贷设限必须考虑到民间金融市场上高利率存在的合理性，在标准的设立上要尽量宽松，否则将使一些原本正常的借贷行为转入地下，加大高利贷的风险溢价，使被保护者承受更高的代价。解决高利贷利息过高，必须采用“疏”而不是“堵”的办法。一方面，我们应该在社会文化上承认民间借贷对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建设令放贷人的权益得到保护，这两个方面直接决定有多少人愿意放贷和有多少钱用于放贷，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资金供应就会随之增多，供求趋于平衡，高利贷的利息也就可以降下来。
为了规范民间金融，使之在阳光下运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民间借贷因其资金来源以个人为主，其融资渠道和形式已趋于多元化，除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集股)外，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自发性金融与产业协作组织等机构都有大量参与。对机构参与者，要加强引导和监管，例如在银监会、央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开放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名额，允许民间资本利用自有资金做借贷业务，对单笔贷款金额占自有资金的比例进行限制，贷款在符合司法部门规定的前提下放开上限，让市场调节。
第二，各地人行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监测，然后定期予以公布。这对一些机构制定贷款利率有指导作用，而借贷人心中也知道自己的借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借贷是一种游离于银行信用之外的信用行为，未纳入国家统计范畴，此举有利于包括央行在内的宏观调控部门及时准确掌握其具体动态，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态作出准确判断，从而制定正确的经济金融政策。
第三，为了不让民间金融滑向地下钱庄，非法吸存等，对于私募基金、合会或抬会以及“高利贷”类的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组织要坚决取缔，对于那些欺行霸市的高利贷行为，地下钱庄圈钱放贷雇用打手讨债等扰乱了信用环境，威胁社会稳定与安全的行为，要坚决打击。(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重庆市400067)
主要参考文献：
[1] 郭晓鸣.农村金融:现实挑战与发展选择[J].经济学家，2005，(03):107-112.
[2]邱兆祥，史明坤.关于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03):21-24.
借条存在的陷阱和避免方法
在民间借贷行为中，当事人书写的借条是最直接、最关键的证据。但由于缺乏法律常识和防范意识。没有预料到借条背后隐藏的诸多玄机，往往令人防不胜防。从法律的角度看，借条是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一般由债务人书写并签章，表明债务人已经欠下债权人借条注明金额的债务。借条主要由五个基本部分组成，简单的借条中主要包括名称、当事人、金额、时间、签名。当事人是借条中必备的部分，是明确借贷关系双方的标识,因此借条中当事人的名字也尤为重要。
一、名字的意义及在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地位
名字是人的称号。古人不仅有名，而且有字。名字是由姓和名组成，称之为姓名，名字是一个人区别与其他人的重要符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由于有了姓名，人类才能正常有序的交往，让其让人加以区别。《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八条：公民变更姓名，依照下列规定办理：18周岁以上公民需要变更姓名时，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了，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从以上我国法律对名字的明文规定中，可以看出，名字对于每个公民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公民进行民间借贷等法律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关系着公民的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由此可见，在民事诉讼活动中需要找准案件当事人，了解当事人的姓名。姓名是公民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性材料之一，是公民顺利进行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的门槛。
二、民间借贷案中名字书写存在的陷阱
(一)借条中借贷一方的名字出现同音字
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每个字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同一个字不同的音有不同的意义，同一个音不同的字之间也差别甚大。在借条中，出现同音字也特别的常见。常见的有小和晓、兵和斌、杨和扬等等，因为名字中的同音字导致民间借贷案无法顺利进行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张某向陈某借款30000元后消失，陈某遂张某。状送达时发现张某的名字不符，随后发现此人意向多人借款，均署名张x斌，实际上其身份姓名为张x兵。
第二种情形：李某向朋友谢景文借款5000元.署名时李某存心将谢景文写为谢井文。还款期到后方前去索债可李某以从未向方借款为由拒还，谢景文持借条将其告上法院。
(二)借条中借贷一方的名字为日常习惯称谓
亲戚、朋友间的拆借是我们常见的民间借贷类型。出借人与借款人往往关系密切，或是亲戚关系，或是朋友关系，借款时很容易将日常习惯称谓(小名、外号、绰号等)写入借条。有的借条中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以为朋友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这个称呼就是此人，在书写借条时也没有很在意，但在法律上是无法明显区分的。因为姓名是一人区别于其他人的重要标志，姓名具有完整性，在书写借条时，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都容易导致时间一长，因对方赖账而发生纠纷。万一借款人逾期还款，出借人想到法院，往往因债权、债务人不明确，使出借人花更多时间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纠纷。
(三)借条中借贷一方的名字为读音一致的方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广人多，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在笔者所处的基层法院，是属于客家语言，很多音都不加区分，特别是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黄和王，在客家语言中都读王。在民间借贷中，也有出现过这类案例，出借人为黄某，借款人在书写借条时将黄某写为了王某，出借人当时也没有注意，在借款人迟迟没有还款的情况下，出借人持着这张借条将借款人诉至人民法院，由此引发了黄某是否是借贷当事人的争议。相比之前的两种名字错误，这种方言差异引发的名字错误，其举证和法律认定更加复杂。
以上几类案件审理较为麻烦，原告人需提供证据证明两个姓名为同一人。若无法证明两个姓名为同一人，对方又否认借款行为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时将认为双方存在借贷合同关系证据不足，驳回原告人的诉讼请求。
三、借条中名字错误的法律救济途径
(一)降低门槛，法官全面、细致的审查案情
1、立案时降低门槛，实行立案登记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条件的，应当接收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在当事人持着名字书写错误的借条向法院提讼时，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法院就应当登记立案，给予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的机会，并阐明诉讼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让当事人对诉讼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2、法庭审理中，法官应利用经验法则，全面、客观的审查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另一事实。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在此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明确提出的运用日常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①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构成日常经验法则的要素包括：其一，所依的生活经验必须是日常生活经验中反复发生的常态现象;其二，这种生活经验必须为社会常人所能体察和感受;其三，这种经验法则所依据的生活经验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所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是不证自明的。即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条中出现名字书写错误，如方言读音和借条读音不一致时，原告只持有一张借条，又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可以结合证据，利用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判断，认定客观事实，以更好的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这样，就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的合法利益才不会受损，我们的法律环境也会更加优化。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文件)《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规定：对于大额借款，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虽然这是上海高法制定的实施意见，仅对上海市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裁判有指导意义，但是可以对此种类型的诉讼纠纷从法理的角度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法官在审理这类纠纷时要全面、客观的审查案件。当借贷关系出现争议时，法官应全面的审查案件，了解借贷双方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大额借贷中，应了解出借人的收入状况，是否有能力提供借款;通过对借款人的笔迹鉴定，确认是否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以全面、辩证、联系的眼光看待证据，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二)出借人承担举证责任，需证明两个姓名为同一人，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交付借款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出借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借条中一方当事人的名字与其身份证上的姓名不一致时，出借人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这两个姓名为同一人。
当借条名字与借款人的实际名字不一致时，如果借条名字是借款人的曾用名、小名，可通过借款人所在派出所、居(村)委会出具一张证明，证明此人即是彼人。如果有见证人在场，出借人可以找见证人作证，以证明这两个姓名是同一人，以此来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若没有见证人，借款人又不承认借贷关系的存在，法院受理后，原告可申请笔迹鉴定，证明此借条的签名出自借款人之手，以证明借条的真实性、关联性。
(三)出借人可以实际履行的凭证来证明与借款人的借贷关系
借条是借、贷双方在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其内容基本上具有借贷合同的几个要素，它是由债权人实施将自己的钱物借给债务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借条的性质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出借人应当就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明确宣告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即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前提条件。借条的内容证明了借款的时间、金额，并有被告的签名，双方的借款协议成立。但由于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因此除借据外，还必须有实际交付借款的行为，合同才能生效。借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合同生效与否需要原告继续举证，因此原告应当就其向被告交付了钱款举证，在借贷关系中，最好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来交付，当发生纠纷时，可以银行转账凭证来证明这借贷合同的成立;也可要求朋友作为见证人，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实现。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募集资金非法集资罪与非罪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及建筑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公民与组织之间的金融活动日益增多，其总量十分庞大，因而不断由此引发各类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阻滞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法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国《刑法》的若干规定落后于社会转型，显得不够详尽与清晰，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未及时跟进，故有关部门在处理金融纠纷时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由于《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素及其司法解释比较粗略，因而容易产生理解和罪名适用上的误区，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的适用有扩大化的趋势。因此，必须划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募集资金以及非法集资等行为的界限；既准确惩处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活动，又依法保护正当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的活跃与发展。
1 《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
我国1979年的《刑法》未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于资本市场的日趋活跃，金融领域的纠纷不断增多，必须及时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故而全国人大常员会于1995年6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中第七条确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列为第176条，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做出解释。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相同的活动。当然，这一解释并不详尽具体，也不具有立法解释或是司法解释的效力。
我国对金融业实行特许专属经营，采取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吸收公众存款这样的金融业务必须由依法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依法进行；否则，就是非法的。为了准确把握此罪名的罪与非罪之界限，有必要辨析法条中的下列概念：
（1）“非法”主要指：主体不合法，即不具备吸收存款资格的主体从事了该项业务；行为方式、内容不合法，即以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抬高利率做诱饵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2）“公众”是指多数人或不特定人（包括组织）。
（3）此罪的“主体”，一是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却从事此项业务的；二是取得了经营金融业务资格，而以擅自提高利率等非法方式吸取公众存款，因而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
（4）“存款”指客户在其金融机构设立的账户上存入的货币资金。应当明确的是，法律允许金融机构吸收存款，旨在放贷或向国家银行存款，或者为获得更大收益而进行投资，即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
（5）“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不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他有批准权的国家机关的批准，通过诸如投资、集资入股、各种基金会等形式或名义，向不特定群体吸纳资金，以规避“吸收公众存款”的形式。
上述几个概念的明确，有利于正确理解立法者的真实意图。即法律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真正目的在于禁止公民和其它组织未经国家批准从事金融业务、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的行为。
此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通过所谓“经营”而非法盈利的目的。尽管在操作过程中有些弄虚作假的行为，但不是以诈骗方法非法占有所吸收的公众存款；否则，即属于集资诈骗罪了。
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募集资金行为的区别
为了搞活市场经营，国家允许民间借贷与募集资金的活动；民法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但其前提是必须依法而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行为属合法之列，但应注意遵守“民间借贷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规定。根据民法以及依据民法而由相应的市场管理机关制订的募集资金的管理办法、规定、细则等，也表明法律是保护正常的募集资金行为的。正当的募集资金活动，必须依照法定的条件与程序，通过向公众发行股票、债券或利用融资租赁、合资、联营等方式募集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否则，即为非法集资的行为。
民间借贷、募集资金行为关乎当事人、参与者的切身利益，一旦违规、违法运行，极易引发利益纷争、人际冲突与强力伤害，直至发生集会、上访、围攻政府机关等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面对这样的后果，司法机关容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查处违规、违法的操作者；因而造成该罪名扩大化。可见，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募集资金行为的区别，是正确司法实践之必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目的与参与主体的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而牟利，表现为资本、货币的经营活动，吸收的对象为不特定的群体。民间借贷行为属于民间调剂资金余缺的行为，一般也不表现纯粹的资本、货币经营活动；借贷行为涉及的人员属于特定的少数对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募集资金行为的区别，在于是否合乎法律及行为目标的不同。它们都表现为金融业务活动，而且对象均为不特定的多数对象。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的、或不具有金融经营资质、或违反规定进行经营，实施资本、货币经营的目的是非法牟取利益；而募集资金行是合法的，经过国家有关管理机构的审查并批准，符合经营的条件与程序，未进行存贷款业务与货币的经营，筹集资金的目的是用于扩大、完善生产经营。
我国《刑法》虽然设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不意味着禁止一切民间借贷和募集资金的行为。现实生活中的民间借贷、募集资金的行为也比较常见；法律对此不能禁止，也不会做出禁止性的规定；在操作层面上也难以禁止。国家立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界定为犯罪，旨在维护金融经营的专属性，严格禁止公民和社会组织未经批准而从事金融业务，以维护国家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募集资金有多种形式，诸如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或募集资金，企业向职工筹措资金、认购股份等等，尽管也往往表现为吸纳资金、计算利息而预期高额的回报，且未经金融管理机构批准，但是由于这些行为不具备经营资本与货币的目的性，因而不构成犯罪。因此，是否具有经营资本和货币的目的与行为，是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募集资金行为的关键环节。
3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法集资行为的区别
根据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月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谓“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刑法》第192条规定，“使用诈骗方法实施非法集资的，才构成犯罪”。《刑法》规定的非法集资行为中，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60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或企业债券罪（第179条）、集资诈骗罪（第192条）等，均属于刑事犯罪。
非法集资行为的特点如下：第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第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除了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可能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而不是特定的少数人；第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法集资行为均属非法的金融活动，二者是并列关系，互不包含；如果认定为构成非法集资行为，则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比较此二者，存在以下区别：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法定的犯罪；“非法集资行为”有的属于犯罪，有的不属于犯罪。
（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非法的贷款业务与货币经营的形式营利；“非法集资行为”以非法的形式筹集资金。
（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具有非法占有所吸收存款的目的，只具有利用其非法营利的主观方面。“非法集资行为”中有的不具有非法占有所筹集资金的目的(如擅自发行股票或公司、企业债券)；而有的却具有非法占有所筹集资金的目的(如集资诈骗)。
（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未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有的未使用诈骗方法，而有的（如集资诈骗），则使用了诈骗方法。
（5）“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国家对于金融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制度。“非法集资行为”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同时侵犯国家对于金融活动的监管制度和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
4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扩大化的社会心理原因
法律旨在调整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刑法是惩处犯罪的法律武器，是部门法的保障法；只有当部门法不能充分调整和保护相应的社会关系，不足以处罚并遏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需要刑法的调整和保护。正如以下观点所说的：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强有力的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因此，刑法是法律保护的最后防线，刑罚是最具强制力、手段最激烈、成本最高的抗制犯罪方式；社会矛盾能用道德调整的则不用法律，能用其他法律调整的则不用刑法。刑法应尽可能地不干预或少干预经济活动和经济纠纷；能够以民事、行政手段合理解决的纠纷，就不要以刑罚处置，这也是由于刑法的谦抑性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广泛而且复杂，如果动辄以刑罚手段介入，极易忽视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力的界限，使问题更趋于复杂，矛盾更加激化，反而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从长远看更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再者，由于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的法定原则，更不能将《刑法》未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以犯罪加以惩治；刑罚的扩大化，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然而，在现今经济活动中，却不乏对上述精神和原则违反的案例。其原因之一，在于社会心理尤其是民间集资活动中蒙受损失的投资者的怨恨情绪，以及受其影响的司法官员非理性的司法操作，致使司法机关不能依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原意来妥善地处理纠纷。中国民众五千年的法治文化心理之一，便是对执政者的强烈尊崇和依赖心理。在经济投资领域，由于公众的上述心理，以及对投资风险的心理准备不足，加上金融投资市场的不成熟、不规范，一旦投资失败，心理不成熟的公众便难以冷静地、理性地依靠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解决并挽回损失；当解决不够及时、不够理想的时候，则往往以集会、上访的形式施加压力。当然，有些地方的政府也不恰当地扮演了为引资者宣传或为投资者进行担保的角色，这都是政府职能角色异化和利益驱动等因素造成的，极易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又缺乏法治理念，不能依法办事，便会为尽快平息所谓“民愤”而非理性地以行政手段干预司法。其中，最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则是指示司法机关动用刑事司法手段解决经济纠纷；如果具体涉及民间借贷、募集资金甚至非法集资等行为时，便扩大化使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企业为扩大或完善生产经营而募集民间资金，公众为获利而相应地投资，属于正当的经济活动。这一过程的风险与利益同在，集资者、投资者都应当理性面对。政府在处置此类活动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应当正确引导公众通过法治渠道来解决问题，而不应该一味地迁就。对于本应用民事、行政手段解决的纠纷，绝对不能以刑事犯罪来定性并且处罚。如果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扩展性使用，便会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背离，影响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5 结论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本质特征在于：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主体非法从事存贷款业务，或者虽然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主体以非法的方式从事存贷款的业务，并从中谋取利益，从而扰乱金融秩序。正常的民间借贷或者募集资金，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2）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属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两者是并列关系，互不包含。如果认定构成非法集资，则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严格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对该罪进行扩张性的解释。同样，未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非法集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犯罪，更不应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3）执政者应引导社会公众理性面对投资风险，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种经济模式与经营方式，应依法对待，不能随意以公法干涉本属私法领域、应由私法处置的问题，更不能随意动用刑罚手段干预并非犯罪行为的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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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第1条.
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范文一
质押人： (以下简称甲方)
质押权人：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甲方以自有(本单位)车辆：
型号：
车牌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作质物在乙方质押，向乙方借款人民币 元。甲方保证该车辆属本人(本单位)所有，在质押前未将该质物转让、抵押、质押、担保及依法保全等，无任何经济纠纷，如有纠纷甲方愿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条：借款履行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条：质押借款综合费率按月 %计算。在乙方发放借款时预扣壹个月综合费用共计 元。其他各月均按月提前预交，借款利率按月 %计算，按月计收，即每月 元，逾期交纳综合费用及利息按借款金额日加收0.5%违约金。超五日甲方未交综合费及利息，乙方有权终止合同按规定处置质物。
第四条：甲方将质物相关品(详见质物清单)交由乙方占管，在质押期间甲方不得将质物及占管品挂失或转让、抵押、质押等权属转移行为。否则甲方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五条：质押期间质物交由乙方占管。因乙方原因造成质物丢失或损失，乙方按评估值赔偿。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质物损坏及殃及部分，乙方不负赔偿。
第六条：如果甲方购置的车辆为分期付款车，甲方必须每月按期归还银行贷款，如果不能按期归还贷款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甲方承担一切责任。
第七条：甲方保证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偿还借款，如甲方不能按期偿还借款，甲方同意乙方处置质物或委托当地拍卖行拍卖。乙方处置质物所得款项，除收回借款本金、利息、综合费和可能发生的孳息、违约金以及扣除、处置质物所需费用外，剩余部分退还甲方，不足部分有权向甲方继续追偿。
第八条：甲方承诺声明：本合同质押物一旦发生被乙方处分，甲方无条件、无偿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过户手续。
第九条：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证件妥善保管，不得遗失、损毁，否则补办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条：本合同在甲方还清借款、利息、综合费用后，乙方将甲方提供的质物和证件等返还甲方。本合同自行终止。
第十一条：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甲方(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范文二
甲方(质押人)： 证件号码：
乙方(质押权人)：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甲方因经营需要，以自有车辆作为质押向乙方借款，经与乙 方协商一致，特订立本质押合同。
一、车辆品牌 车牌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颜色 上述车辆为甲方所有。
二、质押期限为 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质押款为 (大写)。 (小写)。
三、甲方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诈骗、套牌、租赁、涉案车辆。 保证是该质押物的合法所有人，今后如因该质押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并因此引起乙方的损失时，甲方应负责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四、在本合同签订之后，甲方应将与质押物有关的一切原始单 证，票据交给乙方。
五、本合同期满，甲方尚不能还清借款，乙方有权将质押物转让、出售、再抵押、转押或其他方式处理，甲方不得有任何异议。
质押人： 质押权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范文三
甲方(借款人)：身份证号：
住址：电话：
乙方(贷款人)：身份证号：
住址：电话：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甲方以自有机动车辆：型号：车牌号：发动机号：车架号：作为质物向乙方质押，借款人民币元大写元。甲方保证该车辆属本人所有，在质押前未将该质物转让、抵押、质押、担保及依法保全等，且质物共有人和同住人一致同意质押，无任何经济纠纷，如有纠纷甲方愿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条：借款履行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第三条：逾期三日甲方不能偿还乙方借款，乙方可随意处置甲方质押车辆。
第四条：甲方必须连同与车辆相关的钥匙、机动车登记证书、行车证、购置税、保险单据、身份证复印件交由乙方占管，在质押期间甲方不得将质物及占管品挂失或转让、抵押、质押等机属转移行为。否则甲方承担由此 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五条：在质押期间，乙方无偿使用该车辆，保证该车辆无任何交通事故及违章，若是由于车辆自身原因或自然损坏，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免除乙方赔偿责任。
第六条：如果甲方购置的车辆为分期付款车，甲方必须每月按期归还银行贷款，如果不能按期归还贷款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甲方承担一切责任。
第七条：质押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乙方有权提前处置质押物
1、借款人被宣告失踪，而其财产代管人拒绝履行本合同的;
2、借款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而监护人拒绝履行本合同的;
3、借款人死亡或宣告死亡而其财产合法继承人拒绝履行本合同的;
4、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或有其他缺乏偿债诚意的行为;
5、借款人卷入或将卷入重大的诉论或仲裁程序及其他法律纠纷，足以影响其偿债能力;
6、借款人变更住所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等事项未在5日内及时通知的。
第八条：本合同发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一致同意提交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甲方承担乙方在诉论中的一切费用。
双方一致同意：在甲方不能履行或不通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时，乙方向人民法院提论时，甲方自愿放弃抗辩权，自愿接受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经甲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论文关键词 民间融资 金融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这起长达6年的吴英案似乎划上了句号，但其带给金融界和法学界的讨论仍在继续。早在3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就已经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否意味着吴英案的结束正标志着我国民间金融改革的开始？
一、民间融资困境下的法律障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民营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金融体系十分僵化，民营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所以“非法集资”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现今民间融资难的困境纵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法律的障碍却是重要原因。
（一）罪名立法上的不明确性
从我国民间融资的现状看，不论是2003年的孙大午案、2006年的德隆案，还是2012年的吴英案都引起了社会关于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的讨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度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从行为主体看当然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即不具有吸收存款业务的自然人和金融机构才可以构成本罪。但问题是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
2.“公众存款”的模糊性
对“公众”范围存在的不同理解，其包括哪些人和单位，法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合个案的经验判断。因此学界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持不特定且多数说。另一种观点持不特定或多数说。不论是“不特定”还是“多数”都仍然是模糊的概念，只有具体结合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程度以及吸收对象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广泛性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接近对“公众”范围的把握。
其次是对“存款”的争议。“存款”按照我国《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所谓“存款”必须是存入银行的资金，其相对应的是“贷款”。然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因为犯罪主体本身不具备银行的资格，因此也就无所谓的“存款”，可见法条中将“存款”和“资金”的概念混同。为此不少学者建议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修改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罪”。
3.“扰乱金融秩序”的误解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所谓“扰乱金融秩序”一句也存在较大误解。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本身就可以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还是必须要求有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争议。换句话说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规定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还是结果？这一点法律并没有规定清楚。
（二）法规、司法解释上的矛盾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表述，既不是简单罪状，因为其犯罪特征并不被众人所知，无需描述；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空白罪状，因为其没有指明参照的其他法律、法令。如此一来，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的解释则各执一说，甚至前后矛盾标准不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1997年刑法修正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律，之后第一个也是运用最广的法律解释就是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但该解释并没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和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区别开来，其实质是对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行为严格管控，不失有打击“扩大化”之嫌。
正因为以上弊端的影响，因此2010年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三个条文细化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但过于苛刻的犯罪特征事实上又限制了对该罪的认定。
（三）司法适用上的随意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入罪带有很强的刑事政策性，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动用刑事法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情况。例如一些个体老板大量借债后无法归还，而被借款人诉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时也存在不少侦查人员假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插手民事纠纷的情况。
二是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大多迫于刑事政策。例如社会上民间借贷、吸收资金的行为比比皆是，即使违法只要能按时按息归还一般司法机关都不会主动追究，只有当大量债务无法偿还引发借款人上访、缠访等后，才迫于形势而追究债务人的刑事责任，以平民愤。这种事后追究的方式确实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构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特征来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
概括起来，其非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体非法，即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不管其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也不管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亦或是以实物或物质性利益的方法，只要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是主体合法但行为非法，即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以不法提高利率的方式或是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也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吸收公众存款的公开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公开性。笔者认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理解不应当过于严苛，而要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把握，否则就会出现放纵犯罪的可能。例如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实际上也能起到公开宣传的效果，因此不应当排除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
（三）吸收公众存款的高额回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三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应具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如果以利息数量来衡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肯定构成“高额回报”。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地区经济差异，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谓“高额回报”不能完全按照以上标准，而要视具体情况而言。
（四）吸收公众存款的不特定性
所谓“不特定性”是指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的不特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四款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单位内部或是亲友属于特定对象，那么如果是向单位内部集资而职工又向其亲友吸资是否还是“特定”？亲友又向亲友吸资是否还算“特定”？因此吸收存款的对象是否特定，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把握，而不应严格划分。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把握，不仅要从法律条文上知悉其犯罪构成和特征，而且要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才能达到刑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以下就以司法实践的角度正确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一）正确区分其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两点：
1.是否存在公开宣传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公开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其公开宣传的方式可能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也可能通过“口口相传”，“推销、传销”等方式。但合法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不会采取公开的方式，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是不愿公开进行；二是借款的对象也是有选择的，并非来者不拒，往往就是一对一地进行。
2.借款对象是否特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对外“大张旗鼓”地宣传借款信息，其目的就是扩大借款对象的范围，可见犯罪嫌疑人在吸资前对借款对象的人数、范围、构成等因素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民间借贷由于目的性明确，所以其选择借款对象往往需要考虑人数、范围、亲疏程度、安全系数、利率高低等等因素，因此最终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必然是相对特定的对象。
（二）防止运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在正确区分金融犯罪和民事纠纷的关系外，还需要在实践中防止以下行为的出现：一是当事人因为民事纠纷解决不当，而控告另一方当事人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二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利用经侦职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插手民事纠纷，人为提高立案率。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应当加强法院对民事纠纷的定纷止争作用，只有法院抓住关键，有效地解决双方的纠纷，就能防止矛盾的激化。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正本清源加强对侦查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才能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
（三）宽严相济地适用刑事手段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为民间合法融资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要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相比较1998年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言，笔者认为只有宽严相济的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手段，才能在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的基础上，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反犯罪行为。
一方面，对于司法实践中已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诸如“附条件不批捕”，“附条件不”的决定。如果可以达成刑事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返还所借款项或是制定还款计划，将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点，则可以作为从轻、减轻甚至是免于刑罚的情节。如此，“宽”的一面不仅可以减少危害行为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避免引发新的矛盾产生。
【关键词】我国民间金融 发展策略 选择
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是在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要使民间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在对民间金融监管中应该摆正自身的位置,以引导、监控为己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曾经在广大农村兴盛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作为政府,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金融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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