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学科 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总体文学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43-05
从克罗齐起，关于比较文学的争论似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争论的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展开的。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恰好是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发出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的谶语。并为比较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级学科，其中含有比较文学，后者是一个有价值的但却是从属的领域。”2004年，作为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起草人的苏源熙，也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像比较文学这样一个由例证(及例证引取理论)构成的学科，很难说有学术上的独立性”。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已经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动下，巴斯奈特又对自己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否定，直接宣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
巴斯奈特等人与比较文学的“较劲”，再次激起了人们讨伐的冲动。在反对者看来，巴斯奈特等人简直是在睁眼说瞎话，君不见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多么庞大、人才培养多么富有成效、学术成果多么令人瞩目。但是，反对者似乎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种层面上认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认为“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也看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确有其繁荣的一面，数十个国家设有分会，相关的杂志、学术会议、研究生项目，以及各种学术组织的繁荣景象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坚实的研究领域而存在”。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否认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而是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他们否认的只是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如果避开这一切人点，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对待比较文学，应该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首先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那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观念，其实是对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误解，人们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问，是假定在这种误解成立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同类其他学科的特殊品格，换言之，它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学科理解的共识。比较文学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一般认为，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不是“比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可以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吗?在此，我们得分析一下我国的学科划分。根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分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11个二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解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话，比较文学就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因素，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学因素的话，其实就是僭越了学科界限，在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苏源熙的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课程的进步倾向本质上已经是比较性的了’，那些被认定为搞比较文学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比如研究韩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与佛教的关系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外来影响。研究英国文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此一来，其他学科的相关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都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令人瞩目”的原因。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
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问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
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艾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
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
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事实上，在欧洲一 些大学，“总体文学”就是指对非国别／民族文学的整体探讨。三是它的性质是文学研究，“总体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总和，也不是文学史的总和，而是对文学史的研究。梵・第根明确指出：“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
‘一般’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梵・第根将美学与心理学凸显出来，强调它的理论性，有意淡化其文学史性质。
由于“总体文学”凸显理论研究，所以被人误认为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事实上，韦勒克说它“原来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和文学原则的”，后来被梵・第根借来指“国际文学史”，而并没有说它就是诗学或文学理论。尽管二者都是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与特点，但“总体文学”是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而文学理论的重点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总体文学”强调比较的视野与国际眼光，强调比较视域及其汇通，强调跨越性的“文学对话”。如梵-第根所说：“站在一个相当宽广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它与比较文学联系在了一起。梵・第根当初借用这一概念，就包含着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意思――“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国外一些大学就是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新索邦大学的课程中就有“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但它又不同于比较文学，梵・第根就说：“一般文学(总体文学)是与各本国文学(国别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种不同并不在于他所说的两种还是两种以上的超越性关系，而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多民族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整体研究，而比较文学并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但要进行“总体文学”研究，就必须要有比较的视野，或者说，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总体文学”。雷马克对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曾经以围墙形象地进行过比喻，他说：“民族文学是在墙内研究文学，比较文学跨过墙去，而总体文学则高于围墙之上。”
我国的学科设置之所以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放在一起，包含着老一辈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它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而是意味着要达到“世界文学”的目的，必须要有“文学对话”意识和“跨界视野”，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世界文学”。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有过论述，除前面提到的吴元迈所说的之外，钱钟书还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杨周翰也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遍的文学理论问题，……这是一国文学内部比较研究所无法达到的。这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用比较的结果来充实他们所谓的‘总体文学’。”所谓通过比较文学之途，也就是巴斯奈特所说的，将比较文学整体看作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比较体育；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1、引言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世界东西方体育模式的融合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它不单纯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世界体育发展大融合的契机。展望东西方体育融合的发展前景，分析过去东西方体育模式的差异性，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分比较，而是要最大限度的挖掘出那些优秀的传统体育对东西方各见其优、各有所长进行客观的分析，这不仅有利于东西方体育的融合和发展，更有利于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更好地融合到世界体育之中。
2、比较体育的产生和发展
比较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时展的产物，比较体育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它自产生起就相当活跃，人们从体育的方方面面上进行比较，例如：体育观念、制度、科研、竞赛、管理等诸多方面，这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增多，为比较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比较体育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开展的相关学术活动越来越多，这更促进了比较体育在我国的迅速发展。
3、比较体育研究方法
比较体育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比较体育这一新兴学科急需建立一整套有特色的理论体系。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广大研究者逐渐开始吸取并借鉴其他相关程度较为密切的学科的一些理论，建立起比较体育的理论体系。80年代中期，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欧美学者更多的把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比较体育的研究中来。比较体育的研究方法很多，例如：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比较、因素分析、区域研究、问题研究等诸多方法，这说明研究方法正在趋向多样化，更表明了比较体育在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研究途径，这就使使比较体育在追求科学性上迈出了一步。
4、我国比较体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我国体育事业要想更好地发展，必须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值得借鉴的东西，因此，对比较体育的研究就尤显重要。比较体育优势独特，发展前景广阔，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更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再加上科技的进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比较体育的又好又快发展。
4.1逐步拓宽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把比较体育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学科，这是因为体育现象已经不再单属于教育的范畴。从研究领域方面来看，我国未来的比较体育将呈现出“需要和体育发展”并举发展的趋势，侧重点在体育与人类发展、体育与经济、体育规划、全民健身等。从研究层次方面来看，我国整体比较体育研究水平在逐步上升。第一，对我国体育的一般性介绍以及表层性描述比较，进一步上升到跨文化层次的比较研究，尽力在比较的同时分析出有规律性的事物。第二，比较体育研究正趋于纯宏观或纯微观的研究，进而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第三，侧重点从内部转向外部的认知效果和社会功能，找出体育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更倾向于评价或肯定某些现象或理论方面的转移。
4.2 注重实践研究，加强研究的应用性
从我国比较体育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看，比较体育研究将更加强化研究的目的性和社会应用性，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比较体育不仅要注重其目的性，还要把研究真正的落实到决策和改革中。在某种程度来说，比较体育促进了我国全民体育的整体发展，其这种作用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加强。这种作用会更加直接得到发挥，进而使比较体育转向参与具体目标的研究，以此达到推动体育的改革的目的。
4.3 加强综合研究，构建学科体系
当前，比较体育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还有待完善。随着比较体育新的研究模式的出现，其研究方法也发生着变革。这一变革是在吸收原有方法的基础上向多样化、科学化发展，日趋综合，更多的是用边缘学科的知识去对具体的体育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研究。90年代以后，多种研究方法被引进到比较体育研究体系中，打破了原有的历史描述、因素分析的格局。新兴的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纵横交错比较等多种研究方法使得比较体育更加多元化，新方法从不同角度观察、研究、分析了特定的体育问题，为全方位多角度的认识现有体育问题创造了条件。
4.4 比较体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
这些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多元分析、定性研究以及三种统计技术方法。体育学科领域的一般性研究方法对比较体育研究来说是有效果的，而且这些研究方法是比较体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我们应该从比较体育的特性角度出发，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分门别类。比较体育的基本特性即：国际性、综合性、跨学科性，直接决定着比较体育方法论的形成。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哲学的方法、一般方法、专门方法。在讨论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之前，我们必须要科学的认识比较体育，对其特性要有一定的认识。现代科学发展表明， 科学的整体化是现代科学进步的重要特点，科学知识的整体化既表现在各个科学领域内部成分之间的综合、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加强， 也表现在科学知识不同领域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加强， 表现在认识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 刘啸霆.方法研究的转型与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从近期出版的几部方法论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1-4.
【关键词】科研成果 层次分析法 评价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成果的评价主要定性方法，如同行评议法、定量分析法。由于定性指标中存在太多主观性，评价结果易偏离公正性：定量指标中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如SCI数据库有限及该数据库严重的语言偏见问题，使得评价结果有失合理性。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各种新兴交叉学科不断产生，社会科学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因素也愈来愈复杂，成果价值的标准除要考虑其学术价值外，还要考虑社会价值、经济社会效益，以及其他相关的因素。定性评价方法愈来愈不能满足成果评价要求，单独使用定量评价的难度比较大，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使成果评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这里使用最广泛的主要是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因素决策分析方法，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做出决策的简易方法，它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如科研成果评价。这种方法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给予数量化，在目标因素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的情况下使用更为方便，因而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应用范围已遍及经济计划和管理、能源政策和分配、行为科学、军事指挥、运输、农业、教育、人才、医疗和环境等领域。但是目前将层次分析法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运用并不多见，本文探讨了层次分析法在建立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具体应用。
二、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和模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将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
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本世纪70年代初，在为美国国防部研究“根据各个工业部门对国家福利的贡献大小而进行电力分配”课题时，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在现实世界中，往往会遇到决策的问题，在决策者做出最后的决定以前，他必须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或者判断准则，最终通过这些准则做出选择。这些因素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这样的复杂系统称为一个决策系统。这些决策系统中很多因素之间的比较往往无法用定量的方式描述，此时需要将半定性、半定量的问题转化为定量计算问题。层次分析法是解决这类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层次分析法将复杂的决策系统层次化，通过逐层比较各种关联因素的重要性来为分析、决策提供定量的依据。
层次分析的四个基本步骤：（1）在确定决策的目标后，对影响目标决策的因素进行分类，建立一个多层次结构；（2）比较同一层次中各因素关于上一层次的同一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构造成对比较矩阵；（3）通过计算，检验成对比较矩阵的一致性，必要时对成对比较矩阵进行修改，以达到可以接受的一致性；（4）在符合一致性检验的前提下，计算与成对比较矩阵最大特征值相对应的特征向量，确定每个因素对上一层次该因素的权重；计算各因素对于系统目标的总排序权重并决策。
运用层次分析法有很多优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简单明了。层次分析法不仅适用于存在不确定性和主观信息的情况，还允许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运用经验、洞察力和直觉。也许层次分析法最大的优点是提出了层次本身，它使得买方能够认真地考虑和衡量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将问题包含的因素分层：最高层（解决问题的目的）；中间层（实现总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必须考虑的准则等。也可称策略层、约束层、准则层等）；最低层（用于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方案等）。把各种所要考虑的因素放在适当的层次内，用层次结构图清晰地表达这些因素的关系。
三、层次分析法与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随着科学水平的不断发展，科研成果的不断产生，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科研成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利于克服在评价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主观臆断；有利于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科技事业的进步和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假设用三个指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学术效益来评价科研成果，并假设在三个科研成果A、B和C中进行考虑，建立层次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这个模式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目标层即为从三个备选科研成果中选出一个获奖项目，准则层设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学术效益三个指标。经济效益一般是通过经济活动中劳动消耗同适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比较来衡量的，在科研成果中，主要是指科研项目的产出同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效益主要是指科研项目的创新程度和先进程度，对整个科研所处学科的带动性和示范性，以及项目对社会的外部效益以及社会对该项目的反馈情况等。学术效益主要指该科研成果在本领域与其他科研成果比较所处的位置，对科技发展的作用。每个准则层下面还可以包括一些子指标，如学术效益准则层下，可再列出论文被引指数、学术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科研团队的建设和培养等等。
层次结构模型建立后，上下层次的隶属关系已经确立，上一层元素支配下一层元素。现在需要对各层元素相对上层准则的相对重要性赋予相应的权重。层次分析主要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导出权重，对指标间两两重要性进行比较和分析判断。每个判断矩阵是同层次各元素对上一层单一准则的两两比较，因此，需要构造4个判断矩阵。首先是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学术效益这三个准则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赋值。赋值过程中要注意重要性之间的连续。这里如表1所示。
在本例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权重分别为0.539、0.297、0.164。因此，经济效益的权重是社会效益的1.8倍（0.539：0.297），是学术效益的3.3倍（0.539：0.164）；社会效益的权重是学术效益的1.8倍（0.297：0.164）。
再接下来就是对A、B和C三个科研成果就每个指标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与建立指标的两两比较矩阵的步骤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对每一个指标都有相应的比较矩阵。评价主体，首先就经济效益对科研成果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再对其他两个指标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重复上述过程。由于每个评价主体两两比较的结果不尽相同，这里不再详细列示三个科研成果两两比较的结果。
最后再将每个科研成果的四种指标排序与指标的权重进行总排序，即可得出最终结果，假设根据排序总分，三个科研成果次序分别为：A＞C＞B；也就是说科研成果A是三个成果中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三个准则，进行权重设置后，得分最高的。
四、层次分析法在科研成果评价中的发展方向
层次分析法在科研成果评价中应用的意义在于，在难以对科研成果的目标进行整体定性或定量评价的情况下，采用对目标系统中的多指标逐级进行两两判断，判断结果具有相对强的可信度。在层次分析法的实际运用中，可借助计算机进行辅助运算，从而有助于评价工作更加准确、快捷。层次分析法擅长多目标、多层次的综合评价，科研成果的评价本身就是个多目标的问题。科研成果评价对全社会、科研管理机构以及科研人员具有重要作用。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能对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还会在全社会树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导向，充分发挥其指挥棒的功能。评价是资助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员认识其工作质量和绩效的一种机制。通过评价，可以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有关证据，分析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向人们揭示成功与失败的过程，同时也可以促进研究人员努力使自己的研究符合评价框架内确定的质量标准，从而影响研究人员的行为。
传统的科研评价易采用统一的客观评价指标，如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看成果完成人在国际国内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以及论文被引用的情况。采用的计量学指标主要有期刊的影响因子（论文论著的公开发表与出版及出版物等级）；学术论著的传播与反响程度（被转载、摘录，被权威检索工具收录情况）；引文分析（学术论著被引用的频次）。而由于现在科研成果的多样性，传统的评价体系也需要适时改进，需要新的评价方法来解决科研成果评价中出现的多目标、多层次综合评价问题。
层次分析法结合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的优点，能将复杂问题分解不同要素，再按性质分为不同层次，对各要素的定性关系进行两两比较，使之定量化，避免了单纯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缺陷，当然，层次分析法决策的正确程度判断矩阵的构造和准则的选择和评分；但是，层次分析法适用的领域也还不十分广泛，而且这种方法又是一种高度公式化的方法，而科研成果又带有很多的抽象性和理论性，不是仅用数学公式就能计算出结果的。因而，科研成果中还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种指标体系都不能十分全面地反映出科研成果的因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应考虑其它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尽可能使决策做到既科学又合理。此外，尽管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人的主观性，但无论是判断矩阵的建立，还是各准则的选择和评分，都是人通过分析，主观确定，从最终的决策结果来看，结果是否正确，取决于判断矩阵的构造和准则的选择与评分，这些都是层次分析法有待完善和补充的，也有待于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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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世纪之交的比较体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选择。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商业化、科学化、产业化 、法制化、职业化、国际化等趋势的不断加强，向比较体育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主题。一方面，学者们开 始试图去解释或说明各种调查资料，揭示各国体育异同的原因及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从政治、经济、地理、文 化、教育、哲学信念、宗教等多种角度，我国学者吴文忠、黄震、熊斗寅、任海等人的研究范畴及国际比较体 育学会会刊登载的一些论文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现代体育与现代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也有着深刻的 内在联系，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迭起，都为现代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因 此，研究并把握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方向，将有助于迎接世纪性的挑战。
1 拓宽研究范围及领域 深入研究层次
比较体育之所以能从比较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由于体育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只属于 教育范畴，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探求其内涵将来自如下两种动因：一是21世纪体育的超前发展，国际化趋 势的不断加强，趋于整合的研究主线将成为主体。二是人类对体育全新发展的认识，要求比较体育在把握现代 体育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从其研究范围看，21世纪比较体育将从4 个方面不断拓宽：其一，将走 出以往以单一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向以世界和以国家为对象的两个基本范围。学者们有的注重跨国研究 ，有的注重国别研究，还有的将从总括角度进行世界性体育比较研究。其二，研究范围以注重体育发达国家转 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两个基本围度，并将不断加重对发展中国家体育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无论 在国家与人口数量上，还是地理面积和资源上，都占绝大多数。因此，他们的发展，将对世界体育的发展局势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关系到人类素质发展的未来。其三，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的体育比较研究将被倡导， 由于体育发展的多样化趋向日益加深，一国内不同区域体育发展差异将日益加大，区域研究以及区域间的比较 研究将成为另一重点。其四，研究范围将突破体育的可比性界限，不仅要研究竞技运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 、娱乐冒险和保健康复等各种体育现象，同时还要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教育 、传统习俗、宗教习惯、地理条件、生活方式、人种特征、心理因素等制约体育运动的各种社会背景，从不同 的发展水平来探讨、揭示现代体育发展的重要规律。
从其研究领域看，未来的比较体育研究将呈现出以各国需要与人类体育共同问题两个中心并举的趋向。除 对各种体育问题及各级各类体育加强研究外，将侧重于体育与人类发展、体育与经济、体育规划、全民健身等 方面的研究。体育发展研究将成为热点，并形成支撑整个体育研究的主体。体育发展不再仅是单纯对发展中国 家体育历史和现状的描述，而是在新的角度上再生体育与发展这一概念的新内涵，并以人类发展的新指标来重 新赋于体育与发展的内容，从而深入研究体育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其研究层次上看，比较体育在研究层次上将日益呈现提高趋向。首先从对各国体育的一般介绍和表层描 述性比较，提升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尤为注重从世界体育发展及体育的整体发展上进行研究，力图从比较分 析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其次，比较体育也将走出纯宏观和纯微观的研究，而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世界 文化频繁交往的今天，单向到双向，纵向到横向，平面到立体的比较已成为必然，同时更多的在追求探索比较 体育研究的界限及运用比较的程度（量和质）上。再次，是从注重内部效果转向注重体育的认知效果和社会功 效，从寻找体育的相似点或不同点，更多地向评价或肯定某些现象或理论的方面转移。
2 注重行动研究 加强研究的应用性
所谓“行动研究”就是指实践者、专家学者和行政管理者在内的“行动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实践中的问 题。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着人们对人和组织的体育行为不断改革要求的呼声与之结合的越来越密 切，20世纪以来，比较体育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但许多学者指出，21世纪比较体育将强化行动研究的目的性 和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即便是理论研究也会以特定的实践为出发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比较体育在加强行动研究的目的性的同时将作用于体育决策和体育改革。这种作用将日益增强，并将在21 世纪大显身手。在某种程度上比较体育推动了90年代的全民健身运动，在未来的世纪中这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 加强，而且随着各国对比较体育研究作用的认识加深和比较体育研究应用性加强，这种作用将从间接性逐步转 向直接性，进而使比较体育转向参与具体目标的研究，从探讨一般规律的研究到把对发展规律研究与具体的发 展策略研究结合起来，以此达到推动体育的改革，进而发展为服务于体育的决策功效。
研究目的向实践转移。由于体育实践的诸多变化促使比较体育要加强研究目的的针对性应用性。一方面， 从单一的借入或借出向“双向”的既借入又借出的模式转变；另一方面，研究的目的直接为构建一种既服从于 体育发展趋势又与具体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育模式服务，使体育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出强劲的生命 力。
面对21世纪各国体育效益的研究日渐突出，必然会导致对比较体育预测功能的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也就是 说今后体育的预测功能得以加强。随着比较体育自身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特别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系统化自 然会使预测功能日益明显化。这种预测将通过各种体育作用因素的分析研究到实践的总体把握，对体育的发展 趋势做出相应的预测，以推动国家和地区体育发展战略及
其规划的制定，从而促进体育的发展。
3 加强综合研究 构建学科体系
就目前而言，比较体育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体育学会是一个尚待完善的组织，研究方法也 在完善之中，在经过7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介入，80年代的调整和9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模式的再次兴起，比较 体育研究方法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在吸收各种原有的方法，在继续向多样化、科学化发展的 基础上，趋于综合，即达到本学科在构建理性框架前提下，利用边缘学科知识，对体育现象进行多视角、多层 次的研究。
学科体系多样综合。7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纷纷被引用到比较体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这就彻底打 破了历史描述、因素分析的原有格局，并兴起了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横纵向综合比较法、区域研究法、 问题研究法、假设验证法、结构功能研究法等十几种研究方法，使比较体育日趋多样化。与二战前后相比，研 究方法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也产生了质的转变。新方法不再成为对旧方式的替代，而且提供了从不同方面 观察、研究、分析、阐述特定体育问题的方式，这对全面认识体育问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学科体系的理性综合。这种综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结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分工合作，相 辅相成，互相补充的有机整合。起初，这些方法是相对立的，如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 法，但在科学的综合使用下，则能成为一种互动着的作用体并从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体育若干问题的重要手 段，成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方法，使比较体育成为对体育规律达到理性把握下的一种自觉行为。这种多样化的 统一，就是学科的内在规律在发展过程定阶段的必然反映。这一反映告诉我们：不能只求对事物认识的局 部性阶段性结论的表述，而应探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部内涵。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表明，外学科方法的引进导 致本学科方法的多样化，而学科内形成自身的方法论时，则意味着学科重大转型的开始；由此我们坚信，21世 纪将迎来比较体育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折并自成体系飞速发展。
4 规范研究模式 加强理念完善
70年代以来比较体育的研究者受到学科规范化问题的困扰，他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由于对学 科认识水平以及现代体育实践水平所限，未能有较大突破。伴随21世纪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对比较体育的研究 会提出更高的水平要求，规范研究模式，加强理念完善将成为首要问题被列入学科发展重点。
建立科学的学科分析框架，这一点进入21世纪将会更加突出。届时，学科中现有的各种理论不会消失，而 且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并日益呈现多元化，但是这些理论都必须服从于理性原则的指导，使各种不同作 用、不同发展方向分析框架构建成具有同一作用方向的，有内在联系的，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模式体系并使其产 生积极的互动作用。
21世纪的比较体育将致力于解决目前因缺乏标准的研究系统而造成的研究无序、定义不明、概念混乱的状 况，这也是规范研究模式的重要内容。比较体育研究具有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的特征，如果不对研究系统 进行统一化、规范化，每位学者都自成系统，那么就很难有学术性和科学性，就很难开展学术交流，更谈不上 进行任何国际比较研究了。因此，比较体育应建立或把握科学的研究程序，使比较体育研究的基本过程或程序 形成研究模式的具体化、理性化、规范化，这也是21世纪比较体育走向的一种必然。
5 研究时空尺度放大 国际化趋势明显
随着国际体育组织的不断完善，国际交流是学科自身存在的与生俱来的发展特性。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 现代社会，学科的分化、综合、交叉、借鉴已成为必然趋势。21世纪将是体育进一步国际化的世纪，它将给比 较体育带来一系列的广泛课题。
上述动因的合力将推动比较体育研究体系趋向国际化，这一点已被世界绝大多数比较体育学者所承认和赞 同，并且在他们的专著中得到体现。例如美国学者布鲁斯·L ·贝内特等人编写的《比较体育》一书中就选择 了35个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国家的体育进行比较研究；法国学者皮埃尔，塞尤林 所著的《世界体育运动》一书中有关于42个国家体育现状的章节；台湾学者吴文忠所著的《比较体育》一书中 选取了62个国家和地区的材料。由此看来对不同国家、地区体育进行跨国度、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将成为比 较体育学科研究的主体。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将成为强劲的发展趋向，因为它既是比较体育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步 骤，又是在实现多样化之中寻求共同利益目标的重要机会。合作研究还将是克服目前比较体育研究中狭隘的、 自以为是的、目光短浅的研究的最重要措施，而且能把世界带入课堂，使远距离教育对体育的促进作用更为深 入。
国际间合作研究会加速国际体育的交流，并使这种交流在21世纪广泛开展，如各国体育人员之间的大交流 ，包括互访、留学、讲学等。体育学术方面的交流包括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等，体育课程 、教材、研究资料的交流，参与国际间体育培训工作，研究国际体育的关系和功能等。使人们透过各国体育纷 繁现象的表面，站在时代最先进的科学高峰来观察我们的体育现实。它是一种全球性胸怀和眼光，一种世界体 育的历史观，它要求打破单项、平面思维，发展双向、立体思维。这种时空尺度放大，历史和辩证法统一的宏 观研究，意味着我们从体育的发展和运动中，从它多层次、多结构、整体及具体的联系和中介中加以科学地把 握。
综上所述，比较体育自身的产生和发展，使它具有动态性。今天的体育是昨天体育的发展，而明天的体育 又是今天体育的发展和延续。这就要求我们从宏观系统角度出发，不仅研究世界各国体育的现状，还要掌握它 的历史，分析和预测它的未来。这样我们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从而获得“最优化”的体育发展方案。
1 熊斗寅.熊斗寅体育文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7
2 熊斗寅.比较体育.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3 比较体育.比较体育编写组.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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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比较政治； 主流学术期刊； 脉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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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教育科学研究 丛书系列 异同比较
【论文摘 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探求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的质与量之间的变化和规律为目的的。本文以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比较分析了其与其他四本同类著作在结构、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异同，认为这些著作中基础理论的有效利用将使我们的教育实践活动更为完整高效。
自从赫巴尔特19世纪初创科学教育学始，教育学家们一直在为教育科学研究努力着。而任何科学都有一个方法问题。科学史告诉我们，每一个重要的科学成果总是伴随着科学方法的突破和创新。一门科学的发展，不仅要表现其理论的意义，更要表现其方法论上的意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因此，教育要改革，教育要发展，就必须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就要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就要正确的、现代化的教育研究法方法。
所谓方法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的日益进步，针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范畴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一个教育科学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其研究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日趋精细。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优秀著作呈现蓬勃之势。笔者通过挑选，并对五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进行大致的比对介绍，同时发表一些个人的心得感想。
笔者以最新的一本书——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与其他四本书（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温忠麟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朱德全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陈时见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在书的结构、书的内容、书的语言表达等方面上进行比较。
一、结构上的比较
1、序的比较
序写在著作正文前的文字，通常是该书的导读和说明，如创作意图，创作原则等。通过阅读这五本书的序，可以比较出作者编著此书的目的。从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序来看，作者的编书目的是为了顺应时代教育的发展，为了满足更多中小学教师的兴趣与要求，在原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增加了其“工具性”的特点。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一本自学考试指导教材。不言而喻，其编书的目的是“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温忠麟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作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系列专业教材之一，其编书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高学历的小学教师，增强他们的探索性、开发性、创造性。朱德全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是“为了适应教师教育改革的需要，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更加体现了对教师的实践性、专业性方面的培养，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陈时见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也是针对教师专业化而编写的一本教材，是“为了师范专业学生和广大在职教师系统学习教育研究方法而编写的教材，旨在促进当前及未来教师的专业发展”。
2、目录的比较
书的目录是为了能让人一目了然的知道这本书所讲的内容，同时也为了方便尽快找到你所想要阅读的内容，从各给出的章节能让人清楚地知道书所讲的框架内容，一目了然。比较这五本教育研究方法的书，可以得出各自不同的编书框架、内容上的不同的侧重点等。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目录包括前言，十一章内容，参考文献及附录。十一章的具体内容是教育科研概述，教育科研的一般步骤，教育科研的选题、抽样、论证和建立假设，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研究，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研究中的统计方法及SPSS操作及教育科研成果的表达。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目录包括十章的内容，后记及自学考试大纲。十章的具体内容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教育科学研究的构思与设计，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教育观察研究，教育调查研究，教育实验研究，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教育科学研究定性资料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定量资料的分析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温忠麟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的目录包括前言，十章内容，附录，各参考文献。十章具体的内容是教育研究概述，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文献检索与综述，教育经验总结，教育调查研究，个案研究，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验，教育实验研究，教育行动研究及教育研究成果表述。朱德全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目录包括前言，七章内容，参考文献及后记。其中七章的具体内容是总论，课题设计与实施，教育研究中的文献检索，教育研究中的调查设计和实施，教育研究中的实验设计与实施，教育研究中的数据搜集与定量分析及教育研究中的论文与研究报告的撰写。陈时见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目录包括六章内容及后记，六章的具体内容是教育研究概述，教育研究的范式，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教育研究的基本技术，教育研究的实施过程及教育研究成果的运用。
从几本书的目录可以看出目录的内容大致相近，从一般的教育研究概念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再到总结性的教育研究成果表达。从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目录可以看出整本书的知识体系是很完整的，从教育科研的概述到教育科研的一般步骤再到教育科研的具体方法及教育科研成果的表达，结构上循序渐进，一目了然。陈时见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在每一个内容上叙述比较仔细，内容虽然只有六章，但具体的内容却很清晰，比如关于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列出了七小节七种主要方法；关于教育研究的基本技术，也列出了七小节七种基本技术。而从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目录可以看出书中的内容理论性较强，在每一个内容上都比较偏向于理论知识。温忠麟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内容则偏向于教育研究方法，对于教育研究方面没有太多的阐述，十章中有八章是讲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从朱德全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目录来看，内容也是很具体进行阐述，但不太全面，在教育研究方法的上，只是讲了文献检索、调查设计、实验设计、数据收集与定量分析。在五本书中，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结构及适用性上相对比较完整，就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只有这两本书讲了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每一门课程都有它的发展历史，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知道这一门课程的来龙去脉，而且一本书中把一个事物的历史也讲出来，可以让读者更好的去把握，这本书也是较完整的。
二、内容上的比较
1、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1）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科学是正确反映教育领域内客观事物的关系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人类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将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那么，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呢？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这样说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而孙亚玲教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学科群中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就是探讨教育研究的一般原理、理论基础的方式和方法。”朱德全教授在《教育研究方法》一书中给出的概念是：所谓教育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教育问题和构建教育理论时，研究者采取的程序、策略、原则、工具、方式的总和。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就是去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新的未知规律的方式的总和。
（2）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现象，但教育研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佐证它具体什么时候出现的，只能说它很早就有了（孙亚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裴娣娜教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将教育研究方法的形成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直觉观察时期、以分析为主的发展时期、系统综合发展时期、辩证法时代。孙亚玲教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把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分为：性研究经验的定阶段、实验的定量研究阶段、系统方法研究阶段。其实，两者对于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期大致相同。直觉观察时期与经验的定性研究阶段相对应，这个时期是在原始社会至16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前，这个时期教育研究没有精确的科学研究手段，依靠经验、直觉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总的分析是笼统的、直观的、综合的认识。实验的定量研究阶段又称分析研究的时期与以分析为主的发展时期相对应。这一时期，教育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分析、实验和量化、重逻辑和分析。第三个阶段“系统方法研究阶段”，裴娣娜教授将这一阶段分为“系统综合发展时期”和“辩证法时代”。孙亚玲教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认为这一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兴起发展至今，强调用系统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教育科学。裴娣娜教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认为系统发展时期在20世纪初，随着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等的提出，概率论的发现为开端。这一时期，最大的进步就在于运用唯物辩证主义进行教育研究。总的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发展历史可分三个时期，即兴研究经验阶段、实验的定量研究阶段、系统方法研究阶段。
（3）教育研究的类型。
类型，就是给事物分类，不同的人可能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事物分成不同的类型。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研究的性质、目的和阶段，按研究范围，按收集事实材料的方法途径构成，按研究对象发展构成，按价值目标构成，按研究方式构成，按研究的质和量的构成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分成了20个类型。裴娣娜教授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研究的普遍适用程度，按研究目的，按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分为了10个类型。朱德全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从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理论服务还是为实践服务的角度，从教育研究是为了探索、描述还是解释的角度，从教育研究的性质，从教育研究的内容为依据将教育研究分为10种类型。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根据教育研究的范围或内容，根据教育研究的目的，根据教育研究的性质及使用的手段，根据教育研究工作场所或资料收集方式将教育研究分为9个类型。而温忠麟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未给出分类标准，只是说“根据不同的标准，教育研究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将教育研究分为7个类型。五本书根据不尽相同的分类标准将教育研究分成了不尽相同的类型，这根据个人的已有经验、知识、偏好而不同，不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少越好，看读者需要罢了。
2、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
科学研究过程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按照李秉德教授的理解：科学研究的思维过程包括四个阶段，即发现问题、了解情况、深入思考和实践验证（孙亚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根据四个阶段，孙亚玲教授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分为确定研究课题，查阅文献、获取和积累科学事实，制定研究计划，收集并整理资料，分析研究、形成并验证科学抽象与假设，检验假设、撰写研究成果。温忠麟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简单地将教育研究过程分为计划、实施、总结三个阶段。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过程是“选题—研究—分析—成果表述与评价”。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课题选择、整理资料、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研究方案、撰写成果。朱德全教授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的开展过程主要包括选择课题，研究设计、研究实施、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成果表述。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不外乎就是选题、研究、总结。相对来说，孙亚玲教授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步骤比较完整，而且最后的成果正不正确也要有检验，在五本书中只有这两本书提到过研究需要经过检验。
3、教育研究方法
比较的这五本书的重心就在教育研究方法了，好的教育研究方法能够给教育学习者和实施者带来好的反应。孙亚玲教授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研究方法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教育叙述法、统计法等。裴娣娜教授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给出的方法有文献法、历史研究、观察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定性定量分析法等。朱德全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方法则包括文献法、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数据搜集与定量分析法等。温忠麟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基础》中教育研究方法有文献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统计与教育测验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而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中有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教育研究的基本技术，主要方法有实验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田野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比较研究等，基本技术有文献检索、问卷编制、数据分析、个别访谈、抽样调查、教育观察、课题申请等。比较起来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教育研究方法是比较详细具体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由不同的类型可以得出不同的方法。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即定性法和定量法。定性法包括教育叙事、行动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定量法包括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
三、语言表达上的比较
在这里将对两本在语言表达上具有代表性的书进行比较，分别是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在20世纪末编写成的，是作为一本全国自学考试指导教材，在语言表达上很传统，体现了严谨、正式，追求准确、详细，倾向于学术性。而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语言表达上在保证了准确之外，还带有一种表达上的清新的风格，显得“不拘小节”，读书里的文字，就好像与人对话，语言通俗、幽默，毫无枯燥之意。在导入“教育研究发展历史”这一内容时，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这样的，“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一样经历了一个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发展变化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历史地把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基本概念及多方面的联系，从而具体揭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基本规律。”孙亚玲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导入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现象。当教育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人类就开始了对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教育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没有确凿的文献来佐证。所以，我们只能说教育研究很早以前就有了。”从这一段文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两本书在语言上表达的不同。
四、结语
教育科学经过两百多年的科学发展，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建立了一套以探求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的质与量之间的变化和规律的方法。诸多教育学家通过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研究积累，以著作的形式更为科学直观的阐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这些著作中基础理论的有效利用将使我们的教育实践活动更为完整、有机、高效。
【参考文献】
［1］马苏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J］.2008，（12）.
［2］孙亚玲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4］温忠麟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注释：
①陈惇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2期，第92-94页，转引自陈惇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陈惇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④曹顺庆教授则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四个基本方法，即：实证性影响研究、文学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参见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⑤参见陈惇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244页。
⑥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⑦曹旭超等，《青年阅读，路在何方？》，新华日报，2011年1月13号。
为加快科研单位自主创新步伐，完善科研机制建设，使科技创新成为核心竞争力，为科研单位长远发展奠定雄厚的科技基础，本文针对近年来科研单位财务管理及科学化管理、科技经费与科研预算、核算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需要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和综合分析，主要采取对比分析法和趋势分析法，通过对科研单位科研状况进行深入调研和典型调查，结合现行体制、机制制定科研预、核算管理办法，提出动态预算管理机制理念，探讨科研经费集中管理办法和适宜的激励机制，开展科研经费预算科目与核算科目趋同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近年来科研预算方法及财务管理进行历史数据统计、分析，征求专家意见，进行专项调研，提出适宜的科研预算方法；通过研究科研预算和财务核算的关系，促进科研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有机融合。
一、科技经费管理现状和使用效果分析
针对科研单位的应用基础研究、攻关、配套推广等不同类型科研项目，按照科技投入、经济效益、专利、人才等产出的实际情况，分析解剖其科技经费管理现状和使用效果。
（一）科技经费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使用效果分析
1.科技投入额度呈“金字塔”式结构，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科技经费整体投入不够，研发投入低，资金使用效率有待优化。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资金来源渠道多，交叉使用，科研低水平重复，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2.科技经费投入尚未完全以需求进行分配。据有关资料分析，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5%左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50%，而国外科技成果转化率为60%―80%，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左右。创新科技成果不多，科研立项低水平重复多。
3.科研经费管理全过程没有纳入财务管理体系，科技规划、计划和过程在财务管理体外循环。
4.科研计划和经费计划下达不同步，往往经费下达在每年的第三季度末，造成年初挪用资金倒账或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发生。
5.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不健全，不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科技激励经费渠道不够畅通，造成人才流失。
6.科研板块经费资本化和费用化管理不够完善，科技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研究与管理及对专有技术的研发和保护不够。
7.科研经费运作不够规范，串花现象严重，使用账面与实际发生不一致，技术外协费劳务及其他费用方面财务管理不够，没有严格按照预算合同执行。
8.财务管理反映职能的综合性和真实性不够，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力度缺位或不够。
（二）国外科研单位科研财务管理现状
1.国外科研单位资金以拨款为主，技术创新成果逐年递增。
2.科研人员实行收入年薪制，与经费无关，科研的投资方、提出方、研发方相对独立。科研单位设立独立的科技评估机构，如评估院、审计员制度，研究中心多为非赢利性机构。
3.科技管理从研发到生产、应用实行全过程管理。
4.注重专有技术的研发与保护。
近年来，国外科研单位越来越多地采用多学科综合协作的方式，集中有关专业的专家，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共享各种信息，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解决科研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不仅重视本科研单位内部的合作，也重视科研单位与外部研究机构的合作。合作研究不仅可以集中力量攻克重大难题，还可以降低单个科研单位的研究费用。
二、科技经费预算方法研究
（一）科研经费预算科目分类
笔者对现行的科研经费预算科目进行了分析比较，对近年来各类型科研的历史数据按经费使用特点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合多位专家对科研经费使用的建议、意见和经验判断，提出科研预算科目与核算科目趋同的想法，对科研进行科学分类。主要归纳为：软科学、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配套集成推广四种。
（二）科研预算科目与核算科目趋同研究
现行科研经费预算与财务核算内容不完全统一，预算与核算的费用科目不一致，可比性小，不利于预算指导性作用的发挥。科研单位自筹资金的科研没有纳入科研核算体系，整体科研费用数据不真实，不能将税收优惠政策完全使用到位。
部分预算费用不能准确归集到核算当中，出现核算不能准确反映科研实际支出情况甚至预算外支出时有发生，因此通过对比分析，重新设定科研预算科目，意在实现科研预算科目与核算科目趋同。趋同后科研预算科目分为两类十一项四十九小项。
两大类：直接费、间接费；十一项：材料费、燃料费、动力费、员工费用、外雇人工费、工程支出、购买劳务及服务、其他直接费用、外部协作费设备和折旧折耗摊销。
（三）预算方法
国内多采用传统的弹性预算、零基预算、概率预算、滚动预算，国外科研单位在发展预算方法上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先后出现了作业基础预算、零基预算、基础预算等诸多方法。这些方法在某一特定环境下都有一定优势，但均未被科研单位普遍接受。这里主要概述最具代表性的作业基础预算（ABB）的研究成果。
ABB方法的精华在于闭环模型，由运营环和财务环组成。第一阶段的运营环：一旦作业和资源消耗需求已知，ABB方法的工作就是实现资源需求和可用资源（容量）的平衡；第二阶段的财务环：在运营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财务计划，当财务计划与预先设定的财务目标相适应时就达到了财务平衡。
ABB方法强调预算是由战略首先驱动运营，在保证运营资源平衡的基础上，实现财务结果和财务目标的平衡。与传统预算相比，ABB使得预算由侧重财务转向以战略为基础的运营计划，强调预算是由运营驱动的，真正发挥了预算的管理功效。
（四）适宜于科研单位的预算方法
经过调研分析表明，科研单位适宜的预算方法是：概率预算和滚动预算相结合，相对比例法和专家评估法相结合。
这两种预算方法相对于传统预算的优势：1.能使科研单位管理层对未来一年的经营活动进行持续不断的计划；2.在预算中保持稳定，而不至于等到原有预算执行快结束时匆促编制新预算；3.有利于保证科研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稳定有序地进行。
（五）动态预算管理机制研究
预算控制是动态预算管理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它是通过建立信息反馈系统，以预算编制为基础，检查其执行进度及结果，及时发现偏差以及产生偏差的原因，并采取措施纠正偏差的一系列活动。差异分析是预算控制的关键环节，通过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预算执行、各项基础管理甚至科研单位战略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科研单位进行业绩考评、调整预算以修正发展战略。
1.中海油动态科研预算管理机制研究
中海油研究中心在充分调研国内外科技经费预算方法基本状况后，根据科研创新性、不确定性的特点，探索依据多指标（类型、研究难度、对科研单位的重要程度、研发团队创新能力、研究周期等）评估科研经费预算的方法，并通过实例验证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预算方法。
中海油的科研分为综合科研和生产科研，属费用管理型动态管理。科研经费预算分管理层、部门经理、经理三个层面管理科研经费，预算分外协费、运行费两部分。
一是按季度进行预算控制，费用统一管理，逐年过渡，动态预算管理，省下来扣留，不足贴补；二是形成“松而不散、紧而不死”的半集权或分权管理模式，通过“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办法严格控制资金流入与流出，对科研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每一项合同收入，必须全部进入财务的网银账户，其所拥有的账户借方只反映预算下拔的款项，不得有其他收入体现；三是财务动态反映预算的执行情况，并通过完整的预算申报、追加、审批的预算管理系统，实现资金管理的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中海油的科研预算管理呈动态管理。
（1）动态预算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先确定预算目标，包括一些关键性的指标，然后将指标分解编制预算草案，草案上报后由预算审批部门加以汇总、协调、调整，形成预算方案，报预算审批部门审定后下达。预算的编制往往不是一个过程就可以完成，而要经过多次的循环，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和了解，既能顾及到整体目标，又充分考虑到个体差异。这样使最终的预算成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较强的可操作性的预算，同时在专项预算指标上采用联合确定基数法来编制预算。
（2）在获得动态数据的基础上实现动态预算管理。
（3）建立完善的库，规范和强化对科研支出的管理，完整体现从立项、论证入库一直到终止的管理全过程。
（4）科研预算管理作为科研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方式，由科研预算编制、科研预算执行、科研预算分析和考核等环节构成。科研预算管理的内容贯穿在科研单位的整个科研活动中，对管理的各个层面、环节及总体目标进行系列、统一地规划和控制；科研预算管理部门应建立例会制度，定期分析科研预算的执行情况，督促检查科研预算的实施。
2.基于信息化的动态预算管理机制研究
（1）科研预算全面采用信息化，采用预算管理信息系统，为动态预算提供技术保障。预算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实际执行的数据和计划数据的对比分析，对预算执行的进度进行实时监控；通过信息在整个系统内和相关系统间实现按权限共享，彻底消除信息孤岛。通过信息系统的使用，完善预算管理，使预算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提升。
（2）信息系统以“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应用导向”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与实际执行的数据和计划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对科研预算执行进度进行实时监控；科研预算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目前科研单位科研预算编制的工作效率。
（3）在获得动态数据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科研预算管理；顺应科研单位科研发展的趋势，提供科研预算政策研究和经验交流的信息化平台，加强各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交流；改善领导获取科研预算相关信息的渠道，向相关领导提供更加准确、及时的决策信息。
（4）基于信息化的动态科研预算管理特点：1）全员参与。科研预算的有效执行要充分发挥科研预算管理的激励作用，营造了激励全体员工的环境，引导科研单位全体员工自主地控制科研预算的执行情况，当科研预算执行出现不利偏差时，及时地、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自觉自愿地完成科研预算目标。2）全程控制。科研预算的监督和控制活动应与实践活动保持动态一致；科研预算控制对业务活动的渗透性操作过程是基于财务角度并延伸出去的辐射性、开放式、主动干预式的管理。科研预算控制系统的真髓在于蒸馏出隐藏在粗放管理中的利润，它是一种事先控制，可以制止无效或低效的行为。科研预算控制是全流程，系统的、逻辑的管理，追求一种全局效率。3）动态管理。科研预算与执行产生的差异信息，必须动态反馈给相关责任实体，以便修正科研预算或调整科研活动。科研预算管理利用科研预算这一手段对长期规划的未来经营年度的科研活动及其目标做出预期安排和计划。
3.基于价值链的动态科研预算管理机制研究
在对国内外科研预算管理现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得出结论：传统的科研预算管理不能给科研单位创造预期价值，根本原因是没有价值链管理思想指导，没有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持。研究科研预算管理的一个新视角――信息技术、价值链、科研预算管理三者结合，研究基于价值链的动态科研预算管理，为完善科研预算管理理论和指导实践提供支持。
传统科研预算管理从思想观念而言，科研单位对科研预算的认识存在误区；从科研预算编制内容和方法而言，内容往往采用静态科研预算编制方法；从科研预算执行力度而言，忽视科研预算控制，缺乏科研预算执行考核与激励。
传统的科研预算管理缺陷包括，传统科研预算与战略及市场环境的矛盾性，传统科研预算流程耗时长且成本高，传统科研预算管理不利于科研单位织内部的沟通等。
针对传统科研预算管理问题，西方发达科研单位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改进方法：一是主张“改进科研预算流程，关注于科研预算的编制问题；二是主张抛弃科研预算，或称为”超越科研预算，关注科研预算管理中的业绩评价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动态科研预算管理主要特征：
1）以战略目标为导向。战略目标着眼于若干年的经营成果，在科研预算之前形成，它为科研预算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框架。科研预算管理将具有长远性和综合性特征的战略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中心和经营期间，使战略目标具有可操作性。这种目标的分解包括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分解和科研单位组织维度上的横向分解，分解的过程应遵循自上而下，逐层分解的原则。
2）以价值活动为驱动。基于价值链的科研预算管理以增值活动为驱动，在科研单位价值链顺畅运转的前提下，识别并量化科研单位各项活动，将科研单位关键资源配置给增值活动，加强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监督控制，以与价值活动有关的关键业绩指标作为分析和考评重点。
3）以全程动态为前提。以战略目标为导向、价值活动为驱动的科研预算管理模式，为科研单位勾画出一幅美好的科研预算管理蓝图。让蓝图转化为现实，为科研单位创造价值，将面临以下几个难题：如何在“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实现快速响应实际活动和环境变化；如何在信息膨胀的时代，准确快速获取关键信息；如何在产品同质化的时代，追求低成本，高效益。
为解决以上难题，基于价值链的科研预算管理必须以全程动态管理为前提。首先，对于科研单位而言，正价值活动和负价值活动在不断变动和转化，对价值活动的识别必须体现动态原则；其次，科研单位的经营环境在不断变化，科研预算应适合经营环境动态变化需要；再次，科研单位的价值活动在经营期间的每个时间点都在发生，基于科研预算的监督和控制活动应与实践活动保持动态一致；最后，科研预算与执行产生的差异信息，必须动态反馈给相关责任实体，以便修正科研预算或调整价值活动，对责任实体进行科学考评。
三、科研经费财务核算研究
（一）科研经费核算管理研究思路
1.在预算工作的基础上，依据会计工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正确划分科研单位日常费用、科研与生产评价费用的界限。
2.正确归集科研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真实、客观的反映科研的经费使用。
3.统一科研会计科目及报表格式，完善科研报表分析比较方法，促进科研财务信息的细化程度。
4.在会计核算中，加强经费核算的监督管理，规范科研外协、采购监控过程，突出经费支出的事前控制、事中管理及事后监督，不断完善科研费用的审批手续。
（二）科研经费核算管理研究
1.依据科研单位对研究开发成本的界定，科研院所为生产开发先期制定的规划设计等生产前期准备工作，不具有创新性质，应列为生产支出。
为提高科研单位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满足科研单位对外披露信息需求，针对科研管理工作流程、工作特点，不断促进科研单位、科研机构及科研费用支出核算与国内外要求相适应，必须确立科研财务核算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分清资本化支出与费用化支出，分清科研支出与生产支出。
2.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技术开发费财务管理若干问题通知》中对企业科研技术开发费的相关规定，从事科研的企业技术中心及分中心、企业内部研发中心、博士站和实验室的全部成本费用及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的成本费用均在科研核算的范畴之内。
3.科研核算的基本内容
（1）按照科研明细专项核算。在目前的财务核算体系中，对科研明细核算没有进行统一规定，有的没有在自定义辅助核算中对科研进行完整定义，造成部分财务核算实体针对明细实际经费开支核算不准确。因此财务部门核算时应按照不同投入渠道、类型，将明细名称在自定义辅助核算中及时添加，保证不同投入渠道、类型及科研成本归集及时、准确与完整。
（2）按照科研费用要素统一核算。科研费用支出与其它成本费用科目费用要素相比，没有体现自身的特点及核算分析要求。科研费用支出应根据特点，各科研单位虽有不同程度差异，但依据会计工作所要求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主要的费用要素应统一核算，以利于各种数据的归集整理。
4.科研核算的分析披露
财务分析以财务报告为依据，对科研费用支出进行评价剖析，从而达到反映其发展趋势、优化其经济决策的目的。
科研核算分析主要采用以下方法：
（1）趋势分析法。一是直接观察其增减变动情况及发展趋势，从而为今后经济决策提供依据；二是通过会计报表间的对比分析，揭示科研费用支出与相关经济业务的比率关系，判断科研费用支出未来发展变化趋势。
（2）比率分析法。比率分析主要包括科研院所经费与科研费用支出对比分析与科研经费、科研费用支出对比分析。此分析方法能够使决策者更好地掌握局部费用与总体之间的比率关系，达到决策科研费用支出更加合理的目的。相关比率分析主要是科研费用支出与科研费用预算比率的对比分析与国内外大型科研单位科研费用支出比率的对比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更好地反映科研费用支出预算的准确程度及支出结构是否合理，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合理的决策信息支持提供依据。
（3）其他分析：在投入产出可以准确核算的前提下，可以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科研的经济效益情况。对相关的研发与推广试验比率进行分析，考察其适用程度等。
（4）科研核算的控制监督
各单位对科研费用支出监管控制力度参差不齐，部分单位财务及审计部门未能真正履行控制监管职责，而科研负责单位财务知识掌握有限，有可能造成一定财务风险。避免风险就需要科研、财务、审计及法规等部门联合对科研核算进行有效控制与监督。
1）科研经费支出前，应由科研、财务及审计部门的专业人员共同研究科研费用支出的金额，确定各项费用指标的支出比率，保证科研费用支出的合理、合规。2）涉及到合同协议、材料及各种工程支出时，还需具有法规、物资及生产部门的专业人员参加，以保证合同协议的合法完整，并准确衡量工作量的大小，确定科研费用支出金额。3）必须确定联合审批制度，例如由负责人提出申请，单位主管领导、领导、总会计师等人联合审批，降低资金风险。4）科研负责人定期与财务核算部门核对经费的使用情况，以保证科研支出的真实、准确。
四、科技经费财务集中管理研究
（一）科技经费集中管理研究思路
1.科技系统资金来源多名义、多渠道、多部门，资金投入整体规划不强，难以集中精力办大事。
2.探索科技资金集中管理的有效办法，整合科技资源，加强资金管理。
（二）科技经费集中管理研究
大量科研单位科技经费在投入、使用中没有集中管理，没有规范科研财务管理流程，不能达到促进科研财务管理的目的。
科研经费逐步集中管理，形成上下联动的经费管理机制。通过搭建经费预算管理与经费集中监控相配合、统一理财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经费管理平台，利用自身网络条件，形成“松而不散、紧而不死”的半集权或分权管理模式，达到调剂经费余缺、提高经费的周转效率、减少经费的沉淀、控制经费流出量的目的。
1.构建经费集中核算系统
（1）账户设置。科研单位及下属各分、子科研单位、外地部门利用现有的在银行开设的基本户、临时户、一般户将其确定为固定的、用于集中核算的专用账户。
（2）与银行直联。通过网银系统自动归集各科研单位分散在各地的经费，实现经费无地域限制自动上划，根据各科研单位上报的经审批的经费计划下拨款项，同时监控经费余额。
（3）对科研单位进行适度分权与集权管理。通过银行与科研单位间的无缝联接，科研单位结算系统会定时从银行系统中获取这些账户的余额和交易信息，经处理后财务部就可以恰到好处地分权或集权管理。
2.对于科研单位全部通过“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办法严格控制其经费流入与流出，对其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大宗物资采购均由科研单位财务部统一结算。
3.结算系统与科研单位实现预算管理过程中经费预算挂接。科研单位的经费管理需要预算管理制度作支撑。各分、子科研单位、部每月要编制经费使用预算并经审批后报科研单位财务部，以利于执行、监督和考评。科研单位财务部门要动态反映各单位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并通过完整的预算申报、追加、审批的预算管理系统，实现科研单位经费管理的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4.考核考评。建立一套对所属单位的内部考核制度体系，加大对直属单位的考核力度，以避免因亏损或应收账款等原因导致经费无法全额上缴情况的发生。
5.构建经费管理系统功能模块。实现包括科研单位本部和所属单位之间经费预算的上报及批复、经费收支的上划及拔付、科研单位所属各子科研单位之间关联交易的转账结算以及通过网络在线操作。
五、科技经费激励机制研究
（一）激励机制研究思路
1.分析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科研人员相关激励政策，结合实际情况，配合科研管理办法，探讨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创新的激励机制。
2.开展科技激励政策研究、科技激励经费渠道研究。结合各科研单位实际情况，配合科研单位出台的科研管理办法，研究能够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创新的激励政策。
（二）激励机制研究
建立激励机制的核心是把个人为科研单位做出的业绩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激励机制在本质上要把个人的利已行为与科研单位效率统一起来，使个人利已行为成为能促进科研单位效率提高的行为。所以说激励机制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科研单位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1.激励机制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1）对科技人员激励措施和奖励力度差别很大，各单位之间很不平衡。
（2）科技――财务――计划――人事四方面结合不够。
（3）科技激励机制不应局限于课题完成后的报奖，应贯彻于科研工作全过程。
（4）激励机制应将物质――精神――科技人员培养发展全面结合起来。
（5）现阶段奖励和激励对象主要是高层技术骨干，管理层技术领导、各级专家及大多数在科研一线的科技人员受益不够，影响积极性。
2.关于科研单位实行自主创新激励分配制度的最新政策
（1）科研单位可以与个人约定，等个人拥有的知识产权投入科研单位实施转化成功后，按照其在近3年累计为科研单位创造净利润的35％比例折价入股。
（2）科研单位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且近3年税后利润形成的净资产增值额占实现转化前净资产总额30％以上的，对关键研发人员可以根据其贡献大小，按一定价格系数将一定比例的股权（股份）出售给有关人员。
奖励股权（股份）和以价格系数体现的奖励额之和，不超过科研单位近3年税后利润形成的净资产增值额的35％，其中，奖励股权（股份）的数额不得超过奖励总额的一半；奖励总额一般在3到5年内统筹安排使用。
（3）与关键研发人员约定，在其任职期间每年按研发成果销售净利润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4）根据盈利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采取合作经营方式，与拥有科研单位发展需要的成熟知识产权的研发人员约定，对合作的收益或者亏损按一定比例进行分成或者分担。
3.建立系统、科学的激励机制，要做到三点
（1）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是激励的主要模式，也是目前科研单位使用得非常普遍的一种激励模式。事实上人类不但有物质上的需要，更有精神方面的需要，因此科研单位单用物质激励不一定能起作用，必须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研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而采用不同精神激励机制，赋予工作以更大的挑战性，培养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次可以运用参与激励，通过参与，形成广大科研人员对科研单位的归属感、认同感，以进一步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2）建立多跑道、多层次的激励机制。联想集团的激励模式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中多层次激励机制的实施是联想创造奇迹的一个秘方。联想集团始终认为激励机制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系统，要随着时代、环境、市场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首先表现在联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激励机制，对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联想人，科研单位主要注重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物质生活基本满足；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一代的联想人对物质要求更为强烈，并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从这些特点出发，联想制定了新的、合理的、有效的激励方案，那就是多一点空间、多一点办法，根据高科技科研单位发展的特点多条跑道激励。
（3）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实行差别激励。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制定激励制度，而且在制定激励机制时一定要考虑到个体差异；在文化方面，有较高学历的人一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包括物质利益方面的，但他们更看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例如工作环境、工作兴趣、工作条件等，这是因为他们在基本需求能够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而追求精神层次的满足，而学历相对较低的人则首要注重的是基本需求的满足；在职务方面，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之间的需求也有不同，因此科研单位在制定激励机制时一定要考虑到科研单位的特点和员工的个体差异，这样才能收到最大的激励效果。
4.激励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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