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城管执法 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城市形象
【论文摘要】在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大潮的推动下，城管执法工作的开拓性、创新性更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的规模多大，城管执法的范围就有多大。城管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通过对市容市貌的执法管理，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为经济提供一个和谐的发展空间，直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大潮的推动下，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城管工作，思路有新的突破，观念有新的改变，作风有新的表现，能力有新的提高。通过创建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服务和服从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1]
一、城市形象管理的重要性
（一）城乡一体化建设决定了城管的重要性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区域中，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维护城市形象的城管工作，对于做好城市管理意义重大。
（二）城市的发展壮大决定了城管的重要性
城市的特点是人口密集，企业集中。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包括大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居民的生活、学习、休息和娱乐活动，以及衣食住行，所有这些如果任其无序发展，那么城市马路再宽也要拥挤，城市建筑再好，也要被垃圾污染。城市三分建、七分管，维护城市发展和人们生活正常有序，就需要城管保证这一切有序进行，这就决定了城管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
二、城市管理工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要用国际化的标准来衡量，国力的竞争就是国家中心城市经济的竞争。环境是资本、是品牌、是生产力，优化城市管理体制和模式，充分发挥城市管理的作用，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良好的城市环境，就会吸引人、吸引资金。人流物流的增加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维护城市形象的城市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优美的城市环境，配套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是新时期我国城市管理的“主力军”，通过行政执法改善城区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文明城市创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障碍物清理、维护本市形象、促进本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城管工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栽下梧桐引来金凤凰，投资环境吸引企业来落户，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城管应该是构筑这个平台的得力人选。[2]
（一）提高使命感，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管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一个大的范畴，我们都羡慕新加坡的城市文明，这个文明是靠严厉的执法得来的。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体现。”把城市管理同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味、推动经济建设、促进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个城市的建设，会投入巨额资金，这是社会上纳税人的血汗钱，维护好城市的建设，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贡献，是城管工作的历史使命，充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以管好城市为己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二）规范执法，保护经济发展
城市管理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规划建设水平密切相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也只是城市管理的一个方面。确定正确的执法理念，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城管工作是以“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当地、服务群众”为工作目标，改变人们心目中城管“抢称、掀摊、追贩子、没收罚款”的不良形象，通过沟通讲解。让百姓理解并支持城管工作。切实为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市容秩序，打造一流投资环境。做到依法执法、规范执法、科学执法，数字化城管，以服务与人民和社会的心态做好城管工作，是保护区域经济发展的必须。[3]
（三）人性化执法，推动经济发展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市城管执法人员耍威风打死路人，触犯刑律被逮捕；2008年4月23日，南京市城管执法人员群殴市民事件；2009年3月11日，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城管执法局，滥用暴力，致使当事人受伤，引起市民众怒；这样的报道频频，与城管没有实现人性化执法有很大关系。执法必然涉及到处罚，处罚势必会带来抵触。怎样实行人性化执法，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城管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强化公民法律意识，提高执法质量和效果。我们龙港镇作为全国第一座农民城正处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容环卫设施相对滞后，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与人口素质和文明卫生习惯养成相对滞后的矛盾，给城管执法工作带来困难和挑战。人性化执法的深化和完善，是执法技巧、管理模式、服务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外在体现。城管工作难点的违章建筑、占道经营、城市三乱、街巷卫生、渣土抛洒等。通过规范的人性化的城管执法，推动本市经济的发展。
结语
维护城市形象，促进经济发展，杜绝被各种“禁止、不准”束缚，该干的事没干好，该取缔的项目没有取缔的不作为；处理棘手问题和驾驭现场局势的能力弱，不按程序执法、导致矛盾激化的现象时有发生的乱作为，是目前我们城管执法的工作重点。
参考文献：
[1]张凤英.试论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系统运行体制改革[J].甘肃农业，2010(12).
摘要：近十年来，我国中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滞后息息相关。一是区域内各自为战的“诸侯经济”形态和以GDP为政绩考核的行政制度双重约束下，中心城市更多地是利用自身优势单向度地吸附区域周边的人力与资本而缺少参与区域合作的动力；二是区域内的“福利差异”导致中心城市拥有诸多优于中小城市的福利待遇吸引外来人员，两者相加引起人口过度集中。因此，只有使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相统一，将区域内原有的省（市）间影响一体化进程的种种利益矛盾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加以解决，才能实现产业与人口的合理流动，进而发挥中小城市的空间优势，最终减缓中心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
关键词：极化效应；回程效应；诸侯经济；福利差别；行政区划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05-05
一、问题的提出：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的房价上涨过快主要是来自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等。虽然2011年3月底各地先后公布了2011年房地产调控目标，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价格下降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城市房价仍在上涨。
根源何在？当前，有关房价上涨过快的研究文献多如牛毛，本文不再一一回顾与评述。我们主要是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产业与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的视角，探究大城市房价上涨的根源。
按照一般国际经验，现代化初期的进程也是城市化进程，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是一个必然趋势。由于极化效应，中心城市劳动效率更高，收入增长更快是吸引人们的根本因素，也是导致住房需求强劲的内在推动力。但在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不止于此。其背后还有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原因。其一是在现行体制下，各省（市）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高增长的目标，形成了相互竞争、各自为战的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诸侯经济”。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惜与周边省份争夺资源，导致产业雷同、人口持续膨胀。政府过度干预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相反，中心城市的发展更多地引发了回程效应，即资源进一步回归大城市，如京津地区对外地人员的吸引力。其次，区域内福利差异造成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所谓的福利差异是指由历史、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在收入、医疗、文化、娱乐、机会、视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这无疑进一步导致中心城市人口过快增长，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对产业、人口的吸附力不强，两者相加就造成一个人所共知的普遍现象：人口流动偏向中心城市。而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又为中心城市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刚性需求。
本文立足于这个简明的表象，首先通过实证确认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增长的同步关系。其次，分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诱导下的中心城市人口持续膨胀的历史、制度和政策性根源，并以京津冀为例加以说明。国际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无法脱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推动，因此我们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重新规划行政区域版图，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确保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促使资源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合理流动，这才是解决我国高房价的终极出路。
二、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上升的同步关系
本文通过比较两次①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5个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结构进行分析。数据表明10年间样本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主要由外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所引起，同时这10年也是中国城市房价高涨的10年，因而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与中心城市的房价增长是同步的。
表1为两次人口普查相关城市的人口数据，从人口的总量来看，201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常住人口13.39亿人，比10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12.65亿人多了7 390万人，增长5.84%，年均增长0.57%。同时各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一致，呈现出大城市人口增长快，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增长相对较慢的趋势。
从人口的结构来看，大城市外来人口持续增加，成为常住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来京人员共计704.5万人②，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陡升至2010年的35.9%。和北京相似，从2000年到2010年间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增长159.08%，平均每年增加55.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9.99%，与2000年相比，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中，有87.5%是外省来沪人员。
过去的事实也验证了上述说法，人口的增加与城市房价具有趋同性。表2中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心城市房价的数据选自中国指数研究院中房住宅指数，该修正指数是以2000年12月北京市商品房价格为基期值1 000点，各城市在报告期内的平均价格与基期值相比较，从而计算出各城市在报告期内中房住宅指数值，属于定基指数。修正后的中房价格指数是以月度为单位向外公布的，考虑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取5个部级中心城市基期和报告期12月份的中房指数作为年末数据，用以衡量样本时期的住宅价格。
10年来，伴随着中国一线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房价也随之飙升。表2所列城市2010年底与2000年相比，房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9.29%，楼市增长不可谓不猛烈。北京市房价增长最快，年均增长11.61%，增长相对较慢的广州市10年间房价也增长了85.89%，平均每年增长6.40%。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人口与房价虽然增长的速度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变化方向。10年里中心城市人口的膨胀伴随着房价的攀升，而人口的波动是与这些年来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密不可分的。作为三大城市群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楼市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其余地区，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是一方面，但外来居民住房需求旺盛无疑是推动这些区域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控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与控制人口向中心城市过度聚集是分不开的，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受到内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三、“诸侯经济”形态与中心城市人口的增长
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曾经阐述过一段精辟的思想：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索取经验，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诺斯启示我们，观察一切制度现象都离不开历史维度，而所有变革的前提也都离不开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形成的历史性反思。
关键词：区域性中心城市 扩散效应 聚集效应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城镇化的道路的选择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讨的热点。关于城镇化的道路最早的理论是德国经济地理学家沃而特.克离思塔特（Waiter Christaller）于1933年提出的，理论的主要焦点是市区或中心地区的存在给它们周围的地区提供了商品与服务，于是诸如零售、批发、银行业务、保险和闲暇等服务业的生产者都要为他们的设施确定区位，以赢得消费者的支出 。同时他指出作出这样的选择有两个原因：1）生产厂家必须选择地址以便得到最低限度的需求；2）消费者愿意购买商品而愿意走的距离。这个理论被公认是有效的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是什么决定了它们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地区和国家里的次序是如何排列的理论。
最近一个时期，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未来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构想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主要内容是：在着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地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和综合管理水平，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的道路。所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的安排是这样的：首先 界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义与其功能；其次，分析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一些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二）对区域性中心城市内涵的界定
中心城市是相对于经济区和城镇体系而言的，对与一般城市来讲，是指在经济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城市，它具有较强的吸引能力和辐射能力，同时有着综合的服务能力；从区域的角度上讲，区域中心城市是经济区域中的经济发达，功能完善，能够渗透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统一体。中心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产物，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极核点：从规模上和结构上表现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它是周围城市的增长极。
具体地讲，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1） 经济集中程度高，规模大，势力强。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聚集点和经济 交流的枢纽，它的经济规模比较可观，整体实力比较雄厚，其GDP和人均GDP高于区域的平均水平。这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最基本的经济特征，是发挥其巨大的经济作用的基础。
2） 社会分工发达，产业结构优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社会化生产程度高，生产的社会分工细致，协作紧密，是专业分工协作最强的地方。另外，这种分工协作不仅发生在城市的内部，而且蔓延到周围的地区和更远的地方，与其他的城市的分工和协作增强了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组织区域经济的能力。
3） 科研能力强，人口素质高。区域中心城市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聚集地，是区域人才，技术，科研等聚集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水平高的高等院校，而且有先进的和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与先进的科研设备。
4） 具有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同时是经济文化管理和社会文化的中心。
基于以上的认识，区域中心城市具有下面的功能：
1） 聚集与扩散功能：先来看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美国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富特指出：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的本质功能是将各种社会成分集中起来，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封闭的场所，使之能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对于聚集的功能，英国城市理论学家艾别日泽.霍华德形象地称之为“磁力”。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主要源于它的规模效应，市场效应，信息效应，以及人才效应。其次来看区域中心城市的扩散功能，磁力理论是这样解释城市的扩散功能的：通过城市的磁场的作用磁化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换言之被磁化的载体即使离开了城市，进而到了偏远的小山村，他仍然带有城市的“烙印”，成为传播城市文明的重要的媒介物。这样区域中心城市在不断地聚集成为发展极的同时，也存在着扩散效应。
聚集与扩散效应是有一定的规律，具体表现如下：首先，聚集与扩散随着中心城市的综合势力的提高而提高，关于这一点与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一样，区域中心城市对外界的作用是随着城市的“质量”的提高而增强，然而“质量”在一开始是模糊不清的，但是随着专家的多年的探索已经变得比较清晰了，“质量”是城市的综合实力。其次聚集和扩散效应是随着传输费用的提高而呈现衰退的趋势。最后，聚集与扩散的效应趋向于生产力布局的优区位，中心城市是经济区综合性的最优区位点，所以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生产力的指向目标，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并由此吸引着更为广泛的经济活动，形成了经济活动的新的聚集；这种新的聚集由提高了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区位功能，增强了聚集与扩散力。
2）区域中心城市的多方面功能与作用：首先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市场经济的内生优势，企业是市场的主题，区域中心城市的活力是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活力紧密正相关的；其次，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外向度高，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合作，它是工业和各种服务业的聚集地，因而具有综合经济功能，产业结构层次和外向度高，主导产业基本是输出产业，域中心城市拥有大量的资本，同时它也可以吸引外地的资本；再次，基础设施是发挥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基本保证；最后，区域中心城市具有科技创新与扩散作用，同时它的管理机构健全，具备经济调节的功能。
区域中心城市是国民经济主要增长点，所以发展和完善区域中心城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我国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的历程中，总体而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这期间仍然有不少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现实。
首先从内在方面来讲，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1）多数的地区级的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进而影响了城市的基本功能的完善和发挥。总体而言我国的地区级的城市的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的格局，即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以及科教文化等各种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第三产业总量不足，比重过低，特别是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
2）一批资源城市面临资源枯竭和市区分散带来的经济转型，转变城市功能的巨大压力，资源型城市是指主要功能或重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资源型的产品以及初加工产品的城市，在我国资源型城市大约有100多个，在整个城市群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城市在过去曾经辉煌过，但是随着资源枯竭和经济效益滑坡，面对科技的进步其经济发展水平每况愈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任务尤为紧迫；同时资源型城市的职能比较单一，多数是“先有工业，后有城市”，这样它们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就存在先天不足。
3）一些地区级城市经济实力与辖区的面积不相适应，从而制约了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地区级的城市发展定位不明确，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之间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调。在我国，各级政府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体，由于政府的参与其结果是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而忽略了城市发展的其它功能。
4）城市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从而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同时地区级城市规模相差很大，地域分布极为不平衡。目前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重视程度的不同，城市的发展呈现两极分化（详见《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五十二期）
其次从外在的方面来看，我们又可以从下面的两方面说明：
一）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表明我国的城市政策是“规模政策”。
二）城市行政区划改革与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相脱节，地区级城市的设置是行政区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这些城市既受制于宏观经济区划的制约又有自身的特点。另外城市的基础资金缺口大，资金来源不稳定。
四）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通过对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理论和对我国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完善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不可缺少的部分，笔者认为，完善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从完善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原则上，首先以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为出发点； 其次以城市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和功能完善的城市网络极核点；再次遵循城市经济功能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规律，减少行政区域规划的干预；最后充分考虑科技进步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
（二）从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方向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充分考虑完善区域中心城市的积聚和扩散功能，为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综合水平的提高提供良好的平台；其次完善中心城市的生产中心功能，为区域中心城市提业支撑；再次完善区域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为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全面高效的条件；最后完善区域中心城市的创新功能，为中心城市的聚集和扩散功能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完善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城市行政管理功能，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条件。
（三）从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对策建议方面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快完善地区级中心城市功能的步伐，增强城市体系的中小极核点；（2）通过调整行政区划功能提升城市功能；（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增强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4）加强城市的基础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5）合理调整城市功能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区布局形态；（6）改进政府对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引导和管理，同时加快经济社会制度创新，优化中心城市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教程》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版
（2） 袁朱等著：〈加快建设地区级城市，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 〈经济研究参考〉 2002年第五十二期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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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株潭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行政区划调整
中图分类号:F239.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052-03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行政区划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株潭城市群处于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事实证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没能摆脱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促进长株潭城市群更快更好地发展乃当务之急。
一、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阶段,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为界而展开的。行政区划的设置和变更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必然受到行政区内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权力、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影响。行政区划作为国家划分和配置地方各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从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着资源开发、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战略选择和规划制定,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当行政区划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时,就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就会产生所谓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即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现象将导致行政分割的矛盾很大,进而导致区域经济无法实现一盘棋式的共同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置、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纵向权力结构确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或分权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与调控能力,影响着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政府产业、财税、金融、投融资等政策,反映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意图,体现政府基本政策倾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干预,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很强的导向乃至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组织、管理、调控区域经济的具体政府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区域经济活动,作用于区域资源配置,对区域优势发挥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更为直接、突出、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下,受制于施政范围限制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在对涉及到跨行政区,涉及区际利益关系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处理上,能否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采取相互合作、因势利导的理方式,将会对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成长、发育、发展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此外,行政区划等级不同,地方政府在行政体制中地位不同,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大小,对区域经济发挥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1 300万,经济总量2 818亿元,分别占湖南全省的13.3%、19.2%、37.6%,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地区发展目标被定为形成长株潭三市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基础设施完备和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存共生、要素市场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的高效率、高品质的多中心型城市群地区。目前,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经济虽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大量事实表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仍然在按行政区经济规律运行。行政区经济界限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长株潭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产生着刚性制约。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跨区域的需求就越来越多,而长株潭地区的行政区划却越来越无法满足其需求。
1.现有的市管县体制与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适应,妨碍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而现行市管县体制却越来越成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市管县体制是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诸多方面都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区县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市视县为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县的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这两个利益主体的经济发展冲突,使市管县演变成为市压县或市刮县。在市管县体制背景下,市的发展偏向于中心城市而轻视所管辖的县(市),不仅没有带动县(市)经济发展,反而使其发展受到压抑。例如,株洲市所辖南部的茶陵县、炎陵县距离株洲市实在太远,不仅没有带动其发展,推动城乡耦合,反而要为其中心城市株洲发展提供资源,限制了自身发展。
2.城镇型政区数量小,规模不大,集聚辐射功能较弱,影响区域经济的资源整合
城镇型政区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及文化活动的最基本单元。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城镇型行政区划建制在整个行政区划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城镇型行政区划空间的不足正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 这就迫切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政区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城镇作为经济的中心,集聚了比较高的能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四周放射其能量,这也是由城镇经济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城镇发展必须以周边地区为腹地,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周边地区需要借助城镇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带动和影响当地产业的发展,实现与城镇对接,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长株潭城镇体系受自然、历史、政治、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但在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城镇型政区数量偏小,规模不大。长株潭地区现有大城市仅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三个,且三市市区人口、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对区域城镇的影响是以“极化效应”为主,辐射和带动力不强。长株潭地区现设乡镇数量为293个,远低于国内发达地区水平。(2)市辖区结构不甚合理,特别是新区(郊区)和县城偏小。市中心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造成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区(郊区)和县城发展缓慢,规模偏小,功能单一,没有形成明显的集聚规模,尤其缺少中等城镇这一重要环节作为地域辐射中心,城镇体系尚待完善。(3)各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较弱,各城镇职能结构趋同,城镇之间的联系松散,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协作。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市中心区的服务功能较差,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力较弱,市域内各城镇职能雷同,外向型经济不发达,缺少互补性。(4)城镇化水平低,地域差异较大。株洲所辖四县一市中除株洲县城镇化水平较高外,炎陵、茶陵、醴陵和攸县的城镇化水平都很低。全市城镇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在地域分布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靠近市中心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边缘地带。(5)有些市辖区范围狭小,管理幅度较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产业的快速集聚,中心城市城区的发展空间基本饱和,人口过密的状况逐渐严重,经济建设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缺乏布局空间,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导致长株潭地区行政分割现象比较突出,生产要素很难在区内自由流动、配置和整合,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
3.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行政管理成本大,制约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长株潭地区部分地方乡、镇政府规模虽小,可公务员动辄上百人,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成为行政重负。这样的状况不便于管理,而且机构繁多,严重影响了办事的效率,对经济发展也很不利。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目前长株潭地区共有乡镇数量293个,乡镇平均人口数量约为16 587人。一方面,这样的基层行政建制规模在现今“行政区经济”作用下,受到了行政区划体制的限制,农村生产要素难以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配置,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时,往往各搞一套,无法统筹规划、集中建设,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不利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镇的班子委员会一个也不能少,导致官民比例偏高,造成基层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
三、长株潭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建议
为了适应长株潭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必须在遵循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一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结合长株潭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措施。
1.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实施省直辖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区域特点和区划结构,对我国行政区划层次与管理幅度有科学的认识,应该以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作为突破口,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出于实际考虑,长株潭城市群实施省直辖县的具体步骤为:首先,认真总结并推广浙江和湖北等地“扩权强县”、“留利农村”的经验,结合行政审批制度、从扩大县财权、事权、人事权入手,逐步弱化地级市干预县级政府公共事务的行政能力。其次,认真总结海南省“小政府,大社会”以及省直辖县市和设置重庆直辖市的经验,并根据自然地形与周围省级政区调整,逐步形成省――县――乡三级制。最后,根据宪法规定,长株潭地区的12个县(市)除长沙县、望城县、株洲县、醴陵市、湘潭县、湘乡市外的6个县(市)归湖南省管,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不辖县(市)。
2.调整不合理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株潭地区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应当逐步形成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和中心结点的放射性城镇布局,以三纵两横(即一主两次两辅)的“冉”字型结构支撑起整个区域的城镇发展空间。长株潭地区城镇将形成省域中心城市组群――区域中心城市组群――重点镇――一般建制镇四级结构。根据这个设想,特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根据自身特点,以区域资源开发最优化为前提,依据地域分工原则,积极扶持主城区(含新区、镇)的发展,培育小城镇,建立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逐步由“点”开发向“轴”开发过渡,最终向网络化推进,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区域均衡发展,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优势产业群和城市群,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支撑点和依托地。(2)以市域主城区(含新区)为核心,以县城(含县级市)为次级中心,以市域城镇为片区乡镇地区中心,形成主城区(含新区)――县城(含县级市――建制镇三级结构,带动广大乡镇,加速城乡一体化,提高城市化水平。
在实行省直辖县、县脱离地级市管辖之后,必须预留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适当扩大市辖区范围,调整原有市辖区格局,使其能够满足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人居环境建设等对空间的需求,吸纳更多的外部要素,增强城市发展的能量;同时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形成合理的内部分工,优化内部功能分区、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中心城市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3.合理扩大乡镇规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乡镇撤并,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通讯的发达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行政区域的管辖幅度可以增大一些,管辖下一级行政区的数量可以增加一些,管理机构则可以精简一些。“撤并乡镇”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乡镇行政人员和财政开支,降低管理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镇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小城镇体系,促进小城镇建设,从而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尽可能地减轻国家负担并让农民富裕起来。设立乡镇的标准应较1984年民政部的设镇标准有所改变,具体来说合并后的乡镇总人口应在5―8万为宜,面积应在100平方公里以上。长株潭地区乡镇调整完全能够达到该标准或者适当超过该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乡镇的历史沿革和当地居民多年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不能搞一刀切。乡镇撤并以后,要严肃编制管理,按一类乡镇39名、二类乡镇37名、三类乡镇32名定编,实行“一人一编一卡”,同时为了增强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减少社会动荡,应采取相关措施,多渠道分流富余人员。
参考文献:
[1]常黎.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河南省案例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陈秀山,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侯景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一、研究原则
战略性原则。县域经济功能定位不能局限于现有的基础,应该放眼更大的区域范围,从更高的层次上定位,以此确定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目标。
阶段性原则。县域经济功能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时期要制定适合该阶段县域经济功能的定位目标,逐步推进县域经济功能的完善。
突出优势原则。地理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都可以形成县域经济的特殊功能,突出县域的地方性优势,重点培养主导功能是县域功能定位的原则之一。
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确定县域经济功能定位时,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影响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经济地理条件、交通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状况等先天因素从整体上决定了县域经济功能的发展方向。
历史传统的影响。一个地区如果在先期被作为重镇来对待,则后来者往往会因观念或物质上的诸多便利条件而延续这一传统。
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影响。某个时期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和区域整体发展战略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县域经济功能的走向。
其他影响因素。其它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县域经济功能定位,包括经济实力、主导产业及行政区划等。
三、京津冀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辐射研究
(一)利用中心城市及其发展优势
中心城市具有先进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与之相联系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作腹地,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集中的场所,特别是一个地区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中心地。京津冀都市圈是由若干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城市群体构成的,具有一定的集聚与扩散能力。县域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对接、全面融入。
(二)发挥中心城市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灵敏及时的经济信息,发达的科技力量,方便的交通通讯网络,在一个地区和国家经济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主要表现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挥中心;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中枢;区域的服务与管理中心;区域的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区域的对外交流中心;区域的创新中心。
(三)解析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一般而言,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扩张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制约双重作用。中心城市发展和扩张过程从本质上讲是通过不断形成与强化经济增长极的同时,产生吸引与辐射的双重作用,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产生规模效益和形成集聚效果,促进自身并推动其它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产业转移;技术扩散;资本扩张;人才回流。
(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周边县域发展
从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发展状况看,京津两大城市有较强的带动力,有绝对能力向周边扩散技术,但是区域范围大的状况就决定了京津的带动作用不可能辐射到该区域的每一个角落,此时次级中心城市和三级中心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的带动作用会大于京津的作用,因此就需要分层次完善区域城市网络。
从区域城市布局看,城市布局有待进一步完善,应加快石家庄、唐山等次级中心城市的建设,发挥它们对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从经济带动作用看,围绕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建成3个工业城镇群落。对于中部及经济欠发达的北部地区,充分发挥京津两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建设以北京、天津两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中、北部工业城镇群,主要应从两个层次的推进,首先以北京、天津带动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昌平等建设成为次级中心,再以次级中心为主要动力带动周边小城镇的工业发展。对于南部地区,围绕石家庄等经济条件好,发展速度快的大、中城市,建设南部工业城镇群。对于工业基础较好的东部,依靠唐山的工业优势和秦皇岛,加快建设以次级中心城市唐山为核心的东部工业城镇群。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业、消费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业；中心城市与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城市密集区的形成与发展，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也是世界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密集区是区域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国家或区域综合竞争能力的空间表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日益深入，城市密集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本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时期中，对城市密集区进行研究，对其未来发展做出总体判断和长远谋划，既符合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又有利于整合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协调地域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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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密集区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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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城镇密集区的发展现状
城市密集区是特定地域城市密集发展的群体空间，城镇密度大、城市化水平高、区域整体性强、结构层次多是其基本特征。依据城市密集地区的空间形态或发育程度，也常将其称之为“城市群”、“都市带”、“大都市圈”、“都市连绵区”、“都市密集区”等不同名称。
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密集区成长迅速，一批城市密集区正在形成和发展，已成为我国人口、经济、城镇集聚的重点地区。从总体上看，我国大陆已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以广州和香港（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唐城市密集区，以沈阳和大连为中心的辽中南城市密集区，以济南和青岛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城市密集区，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的闽东南沿海城市密集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密集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城市密集区，以及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密集区。
此外，正在形成的规模稍小但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城市密集区还有：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城市密集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密集区。
这些城市密集区，由于在发展条件、历史基础、经济结构、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其发展状况、规模大小、影响范围及演化趋势也各有特点。
1、从发育程度看，我国城市密集区的形成发展大体适应了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具有阶段性差异。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发育相对成熟。这两个城市密集区城镇分布密集，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基本处于工业化后期，有着较发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密切，呈网络化发展态势，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大都市带的基本特征。
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闽东南、中原、江汉平原、成渝等城市密集区，正处于成长阶段，城镇较密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进程正从中期向后期迈进，城镇空间沿轴线发展态势明显。受大城市不断增强的扩散效应和乡村非农化的双重影响，城市化地域正快速扩展，在区域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城市辐射范围开始出现重叠，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强化。
关中、湘中等城市密集区已具雏形，但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规模较小，正处于形成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核心区和空间发展轴线已经形成。这些地区已经分布了较多的城镇，具备了城市密集区的雏形，但区域城镇整体规模较小，发展水平较低；中心城市辐射功能较弱，仍处在以集聚为主、不断扩展之中；地域发展差异较大，城市之间仍存在大片的非农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城市化地域分散，主要沿空间发展轴线相连，城市间联系强度较弱。
2、从规模等级看，我国城市密集区的规模大小、影响范围具有明显差异，呈现多层次发展的特点。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城市密集区是跨省级行政区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型城市密集区，有望培育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带。这三大城市密集区不仅拥有国际性城市（如上海、香港、北京），与世界经济联系广泛，而且有大经济区中心城市或副中心城市即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华东经济区的南京、杭州，华北经济区的天津，华南经济区的广州、深圳），具有相当大的地域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不论是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程度，还是中心城市规模和辐射范围，都居全国前列。城市密集区经济辐射能力强，影响范围可达全国各地。
其它城市密集区，如辽东南、山东半岛、闽东南、中原地区、江汉平原、成渝等，从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程度、中心城市规模和辐射范围看，均是具有区域性影响的城市密集区。这些城市密集区是一个较大区域内城镇、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空间，都拥有一个或两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东北经济区的沈阳、大连，华北经济区的济南、青岛，华南经济区的厦门，华中经济区的武汉、郑州，西南经济区的成都、重庆），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在各所在省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各省区的经济核心区，经济辐射范围覆盖全省，有的已经影响到相邻省区。
关中和湘中城市密集区虽然城市数量、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略小，但在所在省区的地位十分重要，同样拥有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华中经济区的副中心城市长沙、西北经济区的中心城市西安），因此也属于区域性影响的城市密集区。这些区域性城市密集区一般是所在大区内最重要的投资区位、最具综合竞争力和成长性的地区，经过一个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将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战略作用。
3、从地域分布看，我国城市密集区东、中、西部梯度递进，呈多样性发展的特征。
与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适应，我国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呈现地带性差异，在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具有区域性影响的11个城市密集区中，6个分布在东部地带，3个分布在中部地带，2个分布在西部地带。东部沿海地带城市密集区数量多、规模大，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东南、山东半岛、闽东南等6个大型城市密集区，整体发展水平高，呈强势发展状态。中部地带分布有中原、江汉平原、湘中3个城市密集区，整体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呈加速发展状态。西部地带分布有成渝、关中2个城市密集区，整体规模和发展水平略逊于中部地区。我国城市密集区的宏观分布态势，为实施东部带动、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战略，以城市密集区为核心推进全国区域经济整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域基础。
二、我国城镇密集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
首先，城市群网络体系的内部结构存在较大的缺陷。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结构比较合理外，其余两大城市群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如珠三角城市群区域内的特区城市和小城镇在特殊政策和"三来一补"工业推动下，急速膨胀，整个城市体系缺乏有效的中间传承环节，有此城镇在产业的选择上，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增加了城市统一规划，土地合理利用的困难，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京津冀地区京津两大城市双雄并立，周边能与京津两市产业衔接的中小城市数量很少，小城市的产业水平低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产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势差，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较难发挥，整体实力增长慢。
第二，区内各城镇横向联系弱，竖向联系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发展，城市间的积极而恶性的竞争得到膨胀，城市之间在产业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合作与协调。结果资源不能在区域内有效配置，难以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厚重的产业链。
第三，区域基础设施因缺乏统一规划，造成不合理布局或重复建设，浪费了宝贵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甚至造成一些城市政府长期的财政负担。尽管城镇密集区并非一个行政区划实体，但客观的发展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全方位的对其内部各城镇功能、设施、规模定位。
第四，连绵区正在成为吸引人才，吸引投资和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巨大磁石。那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及他们的家人、员工，不仅要求有大量超级办公楼，而且要求最高级的住房和生活设施，形成了一股与本地居民竞争的社会力量，而且打乱了原来的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甚至把原居民"赶到"城市边缘区，引起矛盾和加速老城市的重建。
第五，城市群在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明显不平衡。东部地区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其发展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与程度，目前正在向一体化方向推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尚处于雏形状态，一般规模小，且仅限于省域内部地区。西部地域广阔，但城市数量少，目前仅有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略具雏形。城市群的不平衡发展在客观上不仅加剧了东、中、西部发展失衡，而且还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地区差距。
对于城镇密集区内的各城镇，将不再是从个体上而是从群体上参与劳动分工和区域市场的竞争，所以现在迫切需要打破以行政区域为界，冲破行政区的"诸候经济"羁绊，树立城镇不论大小，都要自觉融入“区域”，加强城镇密集区的协调，加快实现区域一体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应该要有联合协作的意识，要有"协同共赢"的理念，在现有城市行政体制下，各城市宜定期调整和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依据所在区域的发展，及时修订长远发展策略和总体规划，使城市发展既要适合自身，也要适合外部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以城市密集区为核心推进全国区域经济的整合发展，使我国的城市化有一个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朱熹钢：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论文摘要：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技术的全球化和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等也日趋明显，因此面向开放系统的城市全球化过程、全球化程度、对外开放战略分析的研究日渐重要。同时，区域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区域竞争力、城市一区域的整合度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加入WTO，中国城市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快速发展。本文阐述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优势，并对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1全球化与地方化：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和竞争的外部环境
一般城市发展和竞争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但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城市竞争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激励”或“滞缓”影响。在研究“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后，Thrift和Amin发现即使用最通俗的解释，全球化也要求地方走向全球；而有些地方相反，是全球走向地方。全球化与地方化(或“在地化”)是重塑世界格局的两大潮流，学者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看成一体关系——“全球地方化”(gloealization)：全球化意味着地方／区域之间的连接。波特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持久的竞争优势日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对手不能模仿的事物——知识、关系网络、动机等[，3l。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的特征在于网络社会，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产生了一个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或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与此相对应，基于全球化的区段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区域空间规模尺度的网络空间则为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流动空间、地方空间以及全球化、地方化作为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城市竞争潜力发挥提供机遇和威胁，是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1．1城市发展的全球化分析：全球化与城市竞争的全球网络优势
全球化是经济开放度、贸易自由度、资本融合度和市场集中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引发的场所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最终融合的不断变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革新和跨国金融制度的建立，产业资本主义加速了全球经济的增长。Castells阐述了技术革新，特别是围绕信息技术的革新，重新组织了物质基础的社会。全球化反映在空间上，就是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也称为地方空间。在评述1990年以后信息化社会所浮现的结构性趋势时，Castells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在结构过程中的重大转化之一是全球空间逐步取代地方空间，也就是全球跨越实质地理界限的、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空间接合取代传统地方发展的自我范畴局限。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必须透过一些必要条件与全球城市构成网络和体系密切接合。
全球空间是一种网络空间，网络构建有其自身的规则。通过网络结构分析，全球城市体系是一种由节点、路径和流组成的空间结构图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节点。构成全球空间网络节点的是那些能够孵化出创新环境，同时又处于地方空间网络体系的顶级位置的全球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发育史和庞大的人口、空间规模，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跨国公司的总部云集地、创新中心地或生产、加工地。全球城市的空间排列和等级关系决定网络特质。全球城市的竞争关系是网络的空间结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流是平衡力量，控制流的权力大小决定城市的地位和等级序列。信息时代的城市竞争主要吸引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的资源，而作为具有网络结构的全球空间，资源配置是其功能之一。网络配置资源既不是通过市场的分散交换机制，更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和国家意志，而是通过网络机制。全球空间的独特功能在于其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这是任何其它空间组织形式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全球空间的网络关系提供了城市竞争的外部环境条件，那些位于网络节点位置的城市有机会接近、吸纳各种机遇和资源，从而创造城市竞争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因此，在全球化空间发展模式下，当今城市的张力是镶嵌在全球化脉络下进行的，一般(西欧的一些地区和城市也许因为全球化过程而呈现一定阶段的暂时衰落现象，如欧洲、北美的一些城市)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迅速，新领域得到发展，新网络获得延伸，城市得到重振(如柏林、维也纳等)；另一方面，远离全球化的地区、国家、城市和个人的边缘化倾向明显，经济两极分化，其最终结果是全球化导致区域变迁。这种源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城市竞争优势可以称为全球城市网络优势(global networks based advantages)或城市体系优势，即城市的竞争优势与城市在全球城镇体系架构网络的节点、路径、流等密切相关。
1．2城市发展的地方化分析：地方化与城市竞争的地方据点优势分析
1．2．1基于资源要素、交易成本的地方经济资本的高速流动和全球化使得地方或区域经济失去意义，形成O’Brien所谓的“地理学的终结”(the end of geography)，该说法一方面假定资本可以随意流动，向有利的地方投资，以及生产的资源因素(如土地、人力、资本、交通运输甚至信息等)不构成限制条件。另一方面也假定各地的生产已经标准化，因此资本可以随意配置，使用当地劳动力、基础建设条件和劳动组织形式，以强化竞争力并占据市场。但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假定有很多问题，首先不同商品资源因素的限制性不相同。其次，交易成本构成资本移动的限制因素。1)资源要素与区域经济。资源要素是区域和城市竞争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城市和区域竞争的主要目标之一。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包括劳动力、原料、土地、交通运输，还有信息的获取。有些商品的生产需要特定区域的人力、原料、信息，其受制于地域条件的程度较高。另外，某些商品则不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如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高流动性廉价劳动力就是最主要的成本比较优势来源；而一些高技术产业则需要技术和设计能力，受到资源因素的限制。因此，资源因素尤其是人力并非随地可得，而是相当依赖地区的社会制度、学习机制、网络和地区知识。在全球化阶段，虽然商品或者资本有高度的流动性，但是区域经济的某些商品，由于有一些社会制度特质，并不会失去重要性，“地理学的终结”此种说法被过分夸大。2)交易成本理论与区域经济。交易成本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从该理论出发，资本全球化也不会使区域经济消失。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关注生产组织，也关注制度对区域和城市发展、竞争的重要性。“制度为交换提供了结构(加上被采用的技术)而决定交易和转换的成本”。不同的地方，由于不同的文化社会规范，形成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交易成本，因而制度促使区域、城市等不同层面的“地方”主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域尺度”。许多学者对决定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社会和制度因子作了大量研究，诞生了“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注重“规则、作用渠道”以及使“学习”成为可能的组织和合作行为方式。Amin和Thrift引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全球化进程对镶嵌在“地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将其定义为制度“集中度”或“密度”(institutionalt lickness)，凭借其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创造地方强有力的经济节点。
因此，从资源因素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地方经济不会因为高度的全球流动而失去重要地位。相反，全球竞争的激烈、知识经济的出现刺激了基于地方、内生资源的相反趋势。技术进步和政治转型使竞争加剧，也促进地方或国家经济脱离各种制约和社会的根植，引入新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使区域经济或者地方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1．2．2地方经济、地方空间与城市地方据点竞争优势与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相比较，基于“区域和地方经济”的地方空间是一种物质性空间，是物质的载体。地方空间规模的扩张是区域经济竞争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区域中心城市的组织、服务能力及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全球经济特征是国家之间有根本的不对称情形。全球经济的实际运作和结构牵涉的只有经济部门、国家以及区域的部分区段，而其所占比例视部门、国家或区域在国际分工的特定位置而定。这种全球化的区段化(segmentation)特征给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从这方面讲，无论是位于全球城市网络上的区段，还是网络外的区段，它们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地方”的空间单元，对区段内城市的竞争优势有很大的影响。上述分析中，地方空间一方面是区域一体化、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发展推动地方空间与全球空间的融合过程。
从城市的外部竞争环境角度看，城市竞争优势一方面源于全球城市体系优势，另一方面地方化趋势和过程使城市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所在区域和地方，包括区域竞争力、城市与区域的整合程度等，这可以认为是城市竞争的区域优势或城市竞争的据点优势(1ocation—based advantages)。总之，“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需要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重视全球链接，更应重视城市与区域所具有的地方发展能力，需要可持续的地方发展。
2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2．1分析理念与指标体系(图1)
当前全球经济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城市再结构(restructure)的机会和威胁，然而这只是一个大环境下的趋势，要掌握城市竞争优势的外部环境源泉，还必须透过地方向度加以决定，界定城市发展优势面向，这才是建立与其它城市进行全球竞争的基础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地方基础”(1oc~basis)。
借鉴意大利的一项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的指标体系以及假设前提，本文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指标体系选取参考表1、表2。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2中国城市全球化程度分析
根据表1，本文采用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地级以上城市(本研究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城市)全球化程度进行分析。将前述关于全球化的指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最终城市全球化程度得分如表3。
2．3中国城市地方化程度分析
关于地方化过程的城市区域整合的实证分析，近几年意大利等国家对其研究比较深入，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过程并不能使城市脱离区域城市网络或者城市发展文脉J。地方化程度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区域竞争力。地方化深刻、长远地影响城市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影响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地方化趋势使城市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处的区域竞争力，尤其是区域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能力。2)城市区域整合度与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除与所在区域竞争力密切相关外，城市与区域的整合关系也不能忽视。一个城市所在的区域竞争力再强，一旦城市与区域关系脱离，区域竞争力也不会有助于城市竞争力的方面：一是区域产业整合发展，主要是指区域产业群提高。城市与区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0n)包括两的发展；二是区域空间的整合发展程度。
2．3．1区域竞争力分析以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基本的区域分析单元，根据表2选取区域人均GDP、GDP总量、地均GDP作为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等省、市区竞争力最高；其次为河北、黑龙江、湖北、海南、新疆、吉林、河南、湖南、安徽；其余省、市区竞争力相对较低。
2．3．2城市区域整合度分析选取的10个指标经主成分分析后归为3方面的主成分因子：1)人均产品销售收入、人均GDP、地均GDP、人均批发零售贸易额反映的是城市的生产率；2)市域GDP总量、市域客运总量反映的是城市的总量经济，其中两个反映生产业的指标，金融保险业从业人数和科研综合技术从业人数也被归纳为总量经济中；3)市域客运量和地均客运总量则反映了城市的交通流状况，据此得出全国地级城市的城市一区域整合度。
2．3．3城市地方化程度综合分析区域发展要经历极核发展、点轴发展和网络发展3个阶段。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区域发展阶段可划分为低水平均衡期、极核发展阶段、扩散阶段、高水平均衡4个阶段。一般按照区域竞争力(A)和城市区域整合关系(B)的不同分为4种(表4)：A与B均高的属于高水平均衡期(I)，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明显；A与B均低的属于低水平均衡期(Ⅳ)，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弱；A高B低的是集聚期(Ⅲ)，城市区域关系开始密切，城市地方据点优势尚较弱；A低B高的是扩散期(Ⅱ)，城市地方据点优势较强。根据表4将城市区域整合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结果连接起来，得出中国城市的地方化程度(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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