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业生态思想；王祯；元代
中图分类号：F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125-03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以及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如何保持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护农业生态平衡，引起了全人类的高度关注。在寻找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中，人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对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讨。王祯《农书》也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农书之一，该书集中国古代农业生态思想之大成，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处理人类、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王祯是元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据《旌德县志》记载，元贞元年（1295年）至大德八年（1304年），王祯担任宣州旌德县令，“往任六载，山斋肃然，尝著农器图谱，农桑通诀，教民勤树艺，又兼施医药，以救贫疾。”后来调任信州永丰县令。在任职期间，王祯勤政爱民，关注民生，在总结各地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出13万字的《农书》。全书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个部分，其中《农桑通诀》相当于农业总论，概述了我国农业生产的起源，阐发了天时、地利、人和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它将耕、耙、种、锄、粪、灌、收各个环节加以归纳总结，同时对各种树木的种植和嫁接，马、牛、羊、猪等家禽的饲养以及养鱼等生产技术知识也作了简要的介绍。《百谷谱》则属于农业分论的范畴，分别介绍了80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起源、品种和栽种方法。《农器图谱》占全书的五分之四，用306幅图形象地记录了宋代以来农业生产工具、农产品加工机械和各种生活器具，并绘出古代已经失传的机械复原图，是该书最有特色和价值的内容。该书是一部综合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的大型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主要探讨《农书》中所蕴含的农业生态思想，进而分析其农业生态思想的现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1.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对天、地、人、物之间协调关系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生态化的传统农业技术、理论及思想等。其主要精髓是通过精耕细作、循环利用、用养结合、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等手段，达到人与农业生产系统内外部诸要素间的和谐与统一。在《农书》中，王祯以传统的“三才论”为核心，对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农业生产与土壤肥力的关系、农林牧业综合经营、农田水利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
1.1 继承“三才论”思想，强调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
“三才论”是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的有机系统论思想，它认为天、地、人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三才”的交互作用演变世界万物。在中国古代农学著作《吕氏春秋•审时》、《胜之书》、《齐民要术》等著作中，均把“三才”理论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整体，强调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在《农书》中，王祯首先阐发了“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 的农业生态思想［1］。他认为，“天气有阴阳寒燠之异，地势有高下燥湿之别”，所以要“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2］。这就是说，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要协调生物有机体与外界环境条件(天和地)的关系，使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阴阳二气的进退消长的规律相适应，做到“人与天合，物乘气至”。
那么，如何实现“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呢？王祯认为，首先要顺应“天时”或“农时”。在他看来，“四季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虽有智者，不能冬种而春收”［3］。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必须遵守农时，根据季节变化合理安排农业生产。为了准确地掌握农时，他还“取天地南北之中气作标准”，制成《授时指掌活法之图》，使百姓“考历推图，以定种艺”［4］。其次要"因地之宜"。在《农桑通诀•地利篇》中，他提出了“风土论”的观念：“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这里所说的“风”是指气候条件，“土”是指土壤条件。意思是说，各地的气候和土质不同，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也就不同，因此，在进行农业生产时要充分认识土地的不同特性，“审方域田壤之异以分其类，参土化土会之法以辨其种”，这样才能“不失种土之宜，而能尽稼穑之利”［5］。他还根据自己调查掌握的资料，编写了“全国农业情况图”，为各地开展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要发挥人的生产潜能，勤于农事。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6］，农业产量取决于人们付出劳动的多少，必须把握好垦耕、播种、施肥、灌溉等每个环节，才能获得较好的收成。
按照现代生态学的理论，王祯在对待天地人物关系的问题上，把农业生产看做是一个人工生态关系，并明确提出环境因子、生物因子和人工调控的统一辩证关系。这种以天时、地利、人和为主要内容的“三才”论，是对中国古代农业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对明清时期农业生态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2 用养结合，保持地力永续利用
对农业生产而言，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保持土地肥力不衰，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王祯认为，可以通过秋耕和施肥来增加土壤的肥力，保持地力不衰。
首先，重视秋耕，提高土壤肥力。元代时期，由于连作制和复种制指数的提高，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是当时农学家们面临的难题。在《农书•耕垦篇》中，王祯认为秋耕是增加土壤养分和温度、蓄水保墒、抗旱增产的有效办法。“凡地除种麦外，并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极省锄功……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迟。秋耕宜早者，乘天气未寒时，将阳和之气掩在地中，其苗易荣；过秋天气寒冷有霜时，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气在地内，令地薄不收子粒”［7］。也就是说，秋耕具有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加肥力、抗病灭虫的功能。通过秋耕，增强土壤的透气性，促进微生物繁殖活动，加速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从而积累有效养分，供作物吸收利用。此外，秋耕还能够清除田间杂草和病虫害，消灭地下病菌和虫卵，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其次，积极运用“粪肥之法”，改良土质。在《农书•粪壤篇》中，王祯认为“田有良薄，土有肥饶，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成不减”，说明他已认识到肥料在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中的作用。《农书》还记载了踏粪、积粪、苗粪、草粪、火粪、泥粪、石灰、生活垃圾等有机肥的积制和施用方法，认为“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8］。同时，还要考虑因地制宜，如江淮以北的地方适合施用苗粪，以补充土地的氮肥和有机质；江南地区适合施用火粪和石灰粪，既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磷钾肥成分，还可使土地升温。
1.3 实行农林牧业综合经营，保持生态平衡
农林牧综合经营是保持生态平衡或是恢复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春秋战国以来，我们祖先就懂得依靠农副产品养猪，以猪粪肥田；以桑叶养羊，以养粪壅桑；以螺蛳水草养鱼，以鱼粪肥桑等实现生态平衡的方法。王祯《农书•农桑通诀》中也蕴含了大量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思想。在“种植篇”中，专门论述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和林业技术，认为“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自生自长，不费衣食，不忧水旱，其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余又可以易换诸物；若能多广栽种，不惟无凶年之患，抑亦有久远之利焉。”在“畜养篇”中，专门论述畜养的重要性和畜牧家禽养殖技术。如养羊，“每岁得羔，可居大群，多则贩鬻，及所剪毫毛作毡，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养蜜蜂，“春夏合蜂及蜡，每巢可得大绢一匹。有牧养分息数巢者，不必他求而可致富也”；养猪，“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在“蚕缫篇”中，还专门论述养蚕缫丝技术，认为养蚕缫丝“岁岁必得，庶上以广府库之货资，下以备生民之纩帛，开利之源，莫此为大。”可见，王祯充分认识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优势，对当时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4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开发水利资源
传统农业是在“平治水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农书》中，王祯强调“灌溉之事，为农务之大本，国家之远利”［9］，要求政府重视水利建设，根据各地水文状况，“或通为沟渠，或蓄为陂塘，以资灌溉”，这样才能做到旱涝无虞，地无遗利。因此，他主张大搞水利设施建设，兴修水闸，“如遇旱涸，则撤水溉田，民赖其利，又得通济舟楫，转激碾，实水利之总揆也”；修建陂塘，不仅可以灌溉田地，还可以“畜育鱼鳖，栽种菱藕之类”，获得丰厚的利益。出于这种认识，王祯非常重视设计和改进水利器具。鉴于当时很多水利器具失传，他“多方搜摘，既述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或设机械以借其力”［10］，经他设计的水利器具就有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等。
以上简要介绍了王祯的农业生态思想。可以看出，实现“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是王祯农业生态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是其农业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用养结合，保持地力永续利用；实行农林牧业综合经营，保持生态平衡；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开发水利资源，则是其农业生态思想的实现路径和具体体现。总的来看，王祯已经从总体上认识到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重视对农业资源的多层次利用，由此派生的用养结合、多种经营、综合防治、循环利用等的经验和技术，这是符合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
2.20世纪以来，在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许多国家农业也开始由“传统农业”向“石油农业”过渡。“石油农业”又称为“无机农业”、“能量集约式农业”，其能量主要来自石化燃料，虽然具有高产出的特点，但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本性，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等问题，影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反思“石油农业”的弊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农业的价值。尽管王祯的农业生态思想还没有形成体系，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解释，但他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对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综合经营的认识，对于当今农业持续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 重视人地关系，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
人地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追求人地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根本保证,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选择和最终归宿。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之所以在数千年农业生产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就在于它强调农业生产系统内部诸要素间的协调统一，强调人与农业生态外部环境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王祯提出“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把天时、地宜、人力“三才”看做农业生产中三个相互制约的基本因素，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更不能破坏要素和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是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违背了自然规律，就必然要受到惩罚。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我国农业生产出现了很多问题。无限制地扩大垦殖规模，破坏了地表生态系统，导致人地关系日趋恶化，草地和森林面积减少，水土严重流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过分重视石化能源的使用，导致各种有害物质大量侵入空气、水体和土壤中，大大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了农村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面对严酷的现实，今后我们在开发利用农业资源的过程中，要从生态伦理的高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抛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建立科学的发展指标体系，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2.2 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养地，用养结合，保持地力常新
我国传统农业持续几千年而没有出现地力衰竭，这是外国学者一直试图揭开的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那就是人们对地力有正确的认识，能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理用地和养地的关系，能够做到“用养结合”。早在汉代，人们就提出“人工肥力观”，认为土壤的肥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贫瘠土壤，只要“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南宋时，又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认为土壤属于可再生资源，“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王祯也强调“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成不减”，他不仅提倡施用有机肥，并总结出粪肥、绿肥、草肥等“肥田之法”。这些措施，对于今天我们解决地力衰竭、减少“无机农业”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耕地只有18.3亿亩，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即便如此，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水土流失的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路子，只能通过改良土壤，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注意培育土地肥力，保持土地的永续利用。
2.3 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促进农业生态平衡
我国传统农业是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人们除了生产粮食以外，还要栽种蔬菜、瓜果、油料作物，还要种桑、养蚕、种麻、种棉，甚至从事渔业、林业以及农产品加工等。从生态学上来看，农林牧合理布局是实现生态平衡的唯一途径，可以调整生物群体与环境的关系，实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取消了林牧副业，导致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种类较少，不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更主要的是，破坏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因此，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因地制宜，适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协调发展，形成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农作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 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415.
［2］［7］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22，22.
［3］［4］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授时篇［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10，11.
［5］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地利篇［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15.
［6］［9］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灌溉篇［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41，42.
［8］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粪壤篇［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37.
［10］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321.
我国的传统农业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长久的农业实践活动，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节气、气候和环境都形成了规律的认识。最初的生态农业思想也逐渐形成，如《吕氏春秋》记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讲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观念。
1.1集约思想
重视土地的利用效率是中国的传统农业最显著的特点。集约思想在耕种方法和技术方面都有体现，例如：注重合理的种植密度，合理利用自然光照和热量；采用轮作复种、套种的方式，轮作即粮食作物和豆科作物轮番耕作，合理安排农作物的前后茬关系，达到用地养地的双重目的；套种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种植两种以上的作物，不同的作物之间能构成符合作物种群，共同抵御病虫害，抑制杂草生长，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桑基鱼塘”系统，太湖地区有“农牧桑蚕鱼”系统，增强了农业生态系统当中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物质传递，体现了传统农业的集约思想。
1.2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我国传统农业的另一特点和优势就是用地与养地结合，这也是几千年来我国土地久种不衰重要原因。古人将施肥比作用药，根据不同的情况“用粪得理”，通过施粪肥来为土壤提供肥力，保持土地的活力。土壤微生物能提高养分利用效率，是土地肥力标准之一，古人通过反复的整地，改善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环境，促进微生物繁衍。此外，利用豆禾谷轮作、秸秆还田实现以田养田，达到增产的目的，体现了“地力常新”的观点。合理施肥能够节约资源，保护大气和水资源的不受污染，轮作措施提高耕地的利用率，古人将用地与养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产量增长的同时，维持土地的活力，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1.3生态循环
我国农业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农业与畜牧业互相依存、互相补充。自战国以后，粮食生产趋于多样化，逐步形成小型综合农业。如太湖流域的“农牧桑蚕鱼”系统，通过池塘养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蚕粪喂鱼的生态循环，充分利用农业内部的物质循环，实现能量的转换，这种多种经营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生态可持续发展。另外，将动物和人的粪便混同果皮、菜叶植物灰烬等一起做成肥料，被土地利用，由此构成另一个生态循环系统。
2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采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成果，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手段，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循环。但是生态农业的发展存在3方面的问题。
2.1认识存在片面
在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过度追求短期效益而忽略长远利益、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的现象依然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一些农民和基层领导干部过度重视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略了长远利益和生态发展，不愿采用生态环保的技术，而知识追求见效的速度。这些都是人们对生态环境和生态农业片面认识造成的。
2.2施肥安全
生态农业提倡少量用化肥和农药，但是随着人地矛盾的不断加剧，加重了土地生产压力，化肥与农药的安全问题变摆在面前。农药残留超标危害人身健康，过度施肥导致土地板结生产力下降，大量的化肥挥发到空气中造成大气的污染，流失到土壤和河流中的化肥使水域富营养化，同时威胁饮水安全等等。有机肥与化肥一样，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上述问题。
2.3经营模式
生态农业的经营模式尚未成熟，并且缺少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技术体系，没有专门服务于农门的组织，对生态农业的认同度不高等等。
3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有效结合
3.1完善生态模式
完善生态模式，首先要对传统农业与生态农业有正确的认识，国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让农民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主动认识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将“天人合一”的传统农业思想与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观相结合，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低能耗、低成本是传统农业的优点，传统农业的生态较为稳定，有助于解决现代农业环境和资源问题，要可持续发展，低能耗、低成本、高效率是必由之路，因此，需要借鉴传统农业优点来解决现今生态与经济矛盾等方面问题，完善现有生态农业模式。
3.2精耕细作解决施肥安全问题
现代生态农业存在过度使用农药与施肥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实现土地的“用养结合”。而“用养结合”正是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关键环节。借鉴精耕细作，实现农业生态化生产，首先要解决化肥的安全问题。传统农业的长久实践证明有机肥能有效保持土地的活力，因此，国家应加大有机肥的研制力度，借鉴传统农业粪肥还田的循环系统，利用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为生态农业提供安全的有机肥料。同时，采用传统农业施肥犹如“用药”的施肥方法，合理施肥，提高有机肥料的施肥效率，控制肥料的使用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实现农业生产的科学、高效、环保，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4结合现代技术
农具是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比如，古人使用三角犁铧耕地，达到土壤的用养结合，保持中国土地几千年地力常新。同时，在三角犁铧的基础上，创立了虚实结合的耕种技术，已发了一系列虚实结合的良好耕种效应，因此，应该在继承传统农业虚实结合、用养结合等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当下先进的科技手段，开发农具、创新技术，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合理发展。
5小结
[关键词]农村成人教育 适应性 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
[作者简介]周忠生（1962- ），男，江西瑞昌人，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江西 九江 332005）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2-0098-0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立以来，其农村的发展如火如荼，成绩喜人。但近年来，由于农村人才的匮乏，羁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了出来。长此以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就会步履维艰，其前景堪忧。因此，必须加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教育特别是农村成人教育改革的步伐，增强其适应性，培养符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其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建设人才。然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存在许多需要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重视停留在口头上，轻视体现在行动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的成人教育存在的缺乏经费保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稳定、工作系统性不强、培训手段单一、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都与地方部分领导存在的思想和行动误区以及许多农民再教育观念淡薄、参与相关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有关。一些领导对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和以此作为振兴农村生态经济的举措，从理论上是能够理解、认同和接受的，但在思想认识上很不到位，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不支持，或者是敷衍塞责，重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轻视则实实在在体现在行动中。同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接受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对农村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理论层面上是肯定的，但在参与成人教育的行为上不积极，缺乏自主性，严重影响了农村成人教育的良性发展。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农村成人教育社会适应性不强有关，难以使领导和农民切实体验到农民接受成人教育后所获得的巨大利益，以及对地方生态经济发展起到的强大作用。
2.重视职业技术培训，轻视思想意识塑造。在各种各样的成人教育中，人们往往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民学习并掌握一两门职业技术，胜任相关的劳动，获取比较高的报酬。从最近农村成人教育的情况来看，重视举办各种有利于就业的培训班，为农民外出或在本地务工创造条件，或者举办各种有关农业种植和养殖的培训班，为农民发家致富提供保障。这种类似的培训，能够为农民直接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深受其欢迎。然而，由于没有有效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意识的塑造，导致农民的思想观念陈旧，认识问题肤浅，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较弱，喜欢因循守旧等，反过来又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如2011年，瑞昌盲目扩大山药的种植面积，且又喜获丰收，但种植山药的农民是增产不增收，因为山药增产了而价格下降了。这就是农民以传统增产增收的思维观念而没有用市场经济理念认识事物来处理好产量与收益关系的结果，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是说产量越高经济效益就会越好，效益的高低不只是受产量高低的影响，还会受供求关系变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必须通过教育帮助农民更新思想意识，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3.重视外出务工教育，轻视本地务农教育。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严重脱离了本地实际，热衷于对农民进行外出务工所需要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与训练，较少对农民进行符合本地实际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思想教育。有许多青壮年农民在接受了一定的职业技术教育并掌握了职业技能后，宁愿漂在“北上广”和发达地区，也不愿意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务工，导致本地出现“民工荒”。近年来，尽管有关部门加大宣传“不出家门也能就业、致富”的力度，但仍然难以彻底解决本地“民工荒”的问题。至于掌握了农业技术在农村务农的青壮年农民就少之又少了。出现这样的结果，既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较少密切联系本地实际进行相应的培训有关，又与没有对农民进行有效的爱农、亲农和爱家乡，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而努力的教育有关。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必须联系本地的实际，在重视务工教育的同时加强务农知识、技能和情感等方面的教育，增强成人教育的适应性，为发展农村生态经济作贡献。
4.重视传统职业教育，轻视现代科技教育。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个体掌握某个方面的职业技术以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要是缺乏了解市场和具备市场风险意识、运用先进科学知识和现念管理生产、不断更新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等，就难免不会出现被市场严重冲击、降低农民收入的事情。近几年来，农村出现盲目发展某种生产而出现的增产不增收、产品滞销和农民严重亏损的案例不胜枚举，这无不说明对农民进行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但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还没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停留在使农民掌握某方面职业技术的层次上，重视传统的职业教育，让农民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技巧，轻视对农民进行市场经济相关理论、生产与经营风险、信息捕捉和运用、产品营销等方面的现代科技教育，导致农民生产和经营的被动性，如农民总是习惯等人上门收购产品，增加了产品收益的风险，很少依靠互联网交易平台灵活地了解市场信息、进行产品销售等。互联网是人们及时获取各种信息、调整决策，以及进行学习与提高、产品买卖等的重要手段，是现代人适应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民对互联网知之甚少，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此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还存在领导体制不完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师资缺乏、体系不健全、层次不分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积极稳妥地解决。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主要对策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先进、健全、科学的成人教育体系。因此，必须加大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改革的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强其社会适应性，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保障和动力支持。
1.完善领导体制，加强政策落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呈现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且又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各部门分工不明确，职、权、责混乱，一有事情就相互推诿。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时，相关部门领导都信誓旦旦地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切实贯彻农村成人教育的政策，搞好成人教育工作，而会后又是另一种态度，具体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制定的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往往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因此，要确实搞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的成人教育工作，服务好“三农”，就必须健全管理机构，理顺领导和管理体制，保证必要的管理力量，明确职权责，确保领导管理到位，政策畅通，体现出成人教育的实效。这样一来，既有助于加强上级政策的落实，脚踏实地地完成任务，而不只是表现为一种形式，又可以使农民感受到接受成人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接受再教育的思想认识，形成农民积极主动学习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促进农村成人教育的顺利发展。
2.彻底转变观念，注重全面教育。长期以来，农村成人教育的培养目标单一，只是强调对农民进行扫盲、职业技术培训等工作，教育内容也比较狭窄，教育效果缺乏长效性。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部门必须彻底解放思想，转变陈旧的观念，克服“短视行为”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大局观念，从长远利益出发，依据农村成人教育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在重视对农民进行扫盲、职业技术培训等的基础上，加强对他们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包括对农民进行重新再学习的意义和价值教育，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公民意识等政治和文化的教育，爱农和爱家乡的情感教育，谋生方面的职业知识与技能教育，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的教育，农村生活及与组织工作有关的教育，农业多种经营和管理的教育，结合地方优势产品实际进行产品深加工的教育，创业和创新的教育等，使农民成为爱家乡、善学习、观念新、懂技术、会管理、能营销的新型农民，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培养大批素质全面的职业技术人才，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3.结合本地实际，强化务农教育。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步增加，加强对这些人员的职业技能的教育十分重要，不能掉以轻心。但也必须认识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自《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以来，生态农业的发展迅速，对建设生态农业人才的需求也很迫切。如果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总是因得不到培训而缺乏相应知识技能，只能依靠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而不是运用科学来务农，那么，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的生态农业和生态经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的发展目标也将成为泡影。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尤其是结合本地的优势农业，在重视务工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务农教育，培养有利于当地农业发展的人才，为农村发展生态农业、呵护特色农业和农民发家致富提供智力支持，推动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紧跟时展步伐，增强现代科技教育。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农业和生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科技，现代科技是加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提高农民现代农业科技的素质，成为当今农村成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成人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在重视科学种植、养殖的基础上增强现代农业科技的教育，通过加强对农民创业、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教育，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风险教育，农产品的规模、效益与营销技术教育，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教育，农业信息化技术与应用教育，特色农业的开拓、保护和发展教育，创新农业科学技术与应用教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与深加工教育，高新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教育，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教育，农业多种经营与管理教育等，丰富他们的现代科技素质，以适应当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骨干农民逐步培养成思想活跃、善于学习、能创市场、捕获信息、擅长营销和会管理甚至能创业的实用型、学习型、创新型人才，确保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后劲。
此外，积极采取认真落实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的战略、加大农村成人教育投入、稳定师资队伍和改善教学设施、整合教育资源、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健全培训机构、强化管理、充分发挥因特网、广播电视及其他声像媒体教育网络优势等措施，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劳动力进行先进思想、各种专业技能和农业技术等的教育，培养一批适应时代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有利于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四个服务”宗旨；治国理政“三新”；思想政治工作；主阵地
DOI：10.15938/ki.iper.2017.02.002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2-0005-07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服务”是我国高等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宗旨，治国理政“三新”思想是党的十以来形成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把治国理政“三新”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服务”宗旨融为一体，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主阵地，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是现阶段高校“思政课”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
一、“四个服务”宗旨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体现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显著特征，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对社会主义高校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这一明确定位，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的，具有实H内涵。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是具体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德育教育的主渠道，和“四个服务”宗旨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解决好现阶段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把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三新”思想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正能量。
治国理政是执政党领导国家管理事务的基本方略，是党执政能力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具体体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显示了治国理政清晰的“三新”思想发展脉络。“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战略布局内容的具体化，治国理政是“四个全面”在思想、理念、战略高度的进一步提升。
“四个服务”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德育教育的内容，立德树人是立身之本。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德育教育既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也要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四个服务”培养目标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中国德育教育的特色。我们既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遵循教书育人、遵循学生成长的三个一般规律，更要强化我国德育教育“四个服务”宗旨的特殊规律，把德育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的现实体现。
说，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总书记阐述的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对人才培养内在关系的辨证论述，是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在观念上的引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一流大学的标志是培养出一流人才，一流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德树人，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有了精准定位，智育体育美育教育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离开了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就会在培养一流人才目标上出现偏差。
遵循社会主义一流人才的培养规律，指出人才离开了德，就不是真正的人才，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是负能量、甚至是有损于社会的人，一个具有高尚思想道德的人才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去学好各种知识；是否能用好各种知识，最终也是由德决定的。在顺应时代、有利于国家、社会、人类的问题上德育始终放在第一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作为高校、作为培养机构和教育者必须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认识。
二、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三新”的具体体现
中共十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是为发展奠定基础和创造更好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治国理政不仅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必须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当前新常态面临的新问题，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 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对理论发展和创新的迫切需要，更是体现我们党的治国方略和理政能力的重要展示。治国理政更重要的是对解决现实问题要能够拿出得到人民群众认可的方案和有效措施，在新常态下继续引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对党中央治国理政能力直接的现实考验和挑战，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源。
1.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经济在持续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到2010年代，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特征，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们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当前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出发点。
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大角度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经济新状态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在时间上，新常态是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在空间上，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我国依靠出口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发生变化，必须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的变化，就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是对发展形成的新的巨大挑战。
认识新常态要抛弃旧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用创新理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辩证法，在理论上做出新概括，在政策上做出前瞻性安排，实现要素更合理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坏来判断，它是一个客观经济发展的状态，具有内在必然性，新常态也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把不好的现象、难做的事情都归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我们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也是我们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据和要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不能再沿用原来的发展方式、理念、战略和政策措施，必须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出发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如何面对新的经济特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一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走内涵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三是从要素驱动、出口驱动、投资驱动促进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首先，认识必须准确到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其客观性，在持续了几十年的高增长以后，我们需要休身养息，有一个发展相对平稳的调整期，在发展的各种要素都绷得很紧的情况下不可能去解决许多存在的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结构问题、分配问题、各种社会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等 。就象一个人在长期付出高强度的劳动以后，需要暂缓一段得到恢复。这样的发展符合规律，新常态不是不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只是发展的速度慢一点，缓一点。
其次，新常态要重点解决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突出的是结构问题、生态问题、房地产问题、创新问题、国际环境问题，这些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些问题会被掩盖，但长期积累的结果会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稳一点、慢一点发展，使能够有精力着重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新常态重点要着力解决问题，是集中解决问题的时期。目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加快D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包容性发展，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新机制，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把转变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扎实推进结构深度调整，以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完善相关政策，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产业新体系。
再次，新常态时期也是重新积蓄力量、蓄势待发的时期，我们把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把经济关系理顺了，把各方面的问题协调好了，就有更好的发展基础。在这过程中，随着新的理念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将引领我们更高质量的发展，不仅实现发展动能的转换，而且能够更高质量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这也是新常态时期要实现的目标。
认识新常态的特点，适应新常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约束，引领新常态条件下的新发展，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新常态基本特点、科学内涵作了精辟阐释，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下怎么干，提出了明确要求，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与时俱进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三大转变：即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结构转变、发展动力转变，既是我们原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实际出发当然要研究“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实际，从理论上解释和回答各种问题，研究和解决面临的现实难题，更好地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
第一，新常态下已经不可能再出现过去两位数的持续高增长，要保持稳定的高增长是努力要实现的目标，虽然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也在增加，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和条件将越来越严峻，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市场约束、增长方式的约束、土地约束等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发展观念的约束也将成为软约束，过去粗放型的增长不仅不能再存在，而且成为制约增长的主要障碍，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又不是轻而易举，短时间内就能够实现，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说过去实现粗放型增长的高速度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现在实现内涵型的中高速增长就具有更大的难度。“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解决的是降速度的难题：即粗放型增长的高速度增长转变为内涵型的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我们不再是追求快，而是追求好、追求优。
第二，新常态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经济结构既是在经济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结果，又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条件，经济结构不合理、失衡既和长期追求高增长有直接关系，又和我们在很多方面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发展有关。调结构、结构优化、升级更是一个伤筋动骨的事情，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的变化，市场的变化等等，还关系到生活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等，从根本意义上说，还是一个生产结构问题，生产是出发点，生产结构改不过来，结构升级和优化也是实现不了的。
第三，新常态下必须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源的转变，从要素驱动发展转向创新驱动，过去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的要素驱动是我们的传统习惯做法，现在习惯的做法不能用了，不习惯的做法成为主要驱动力。增长源的转变对企业、对整个社会都是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面临的经济环境不一样了，过去我们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对手主要是世界的超强企业，我们现在和世界一流企业的主要差距在于创新能力不强，我们的大多数工业产品不具有世界的品牌，只能处在低端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创新不只是一句口号，需要有理念、制度、体制、市场竞争、利益机制保证等各方面的条件保障，创新才能成为社会共识和共同行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不是通过到处宣传才真正成为每一个企业的生存之道。我们的企业只有真正做大做强做优了，才能真正具有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成槿帽鹑送而生畏的企业和产品品牌。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落脚点在于引领新常态，具体如何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如何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理论上回答、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遇到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也不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国原来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来说也是全新的问题。因此，不会有现成的理论、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实践提出的问题，需要在实践发展中来总结经验、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模式。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的变化一定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从而推动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实际，把它作为治国理政解决现实问题的着力点和聚焦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新提法，内涵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提出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我国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治国理政“三新”的重要内容，在理论上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突破了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主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把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通过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促进发展的目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上，比较多的是运用扩大总需求的手段，例如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就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侧重需求管理带来的问题是经济结构性的矛盾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发展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新的需求能够激发供给的改善和发展。需求侧管理，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理，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结构更好地符合需求结构的要求，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给，不是以需求量的扩大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通过调整供给结构，优化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使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从提高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入手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在调整结构。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同时也存在着产能严重过剩，我国迫切需要的大量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要依赖进口，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很好适应市场需求，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的“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发展。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翻版，也不是宏观调控简单的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而是把重点放在改革供给结构，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创新和结构改革为动力，是从我国实践情况出发的理论创新。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有益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提升经济发展整体质量，也是当前治国理政要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集中体现。
3.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实践
中共十报告指出： “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3]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城镇化是关系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深刻变革的伟大实践，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破坏环境的老路走不通了。我们必须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是“四化”同步推进，指出：“解决好人地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城镇化最基本的趋势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4]
城镇化和工业化良性互动，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劳动力吸纳器，也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没有工业化的相应发展，城镇化就没有内在动力，也解决不了劳动力往哪里去的问题，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导致城镇化的发展，二者实际上是同一过程在两种不同领域的表现，没有离开工业化的城镇化。所以，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措施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发展，而不是离开工业化去采取政策和措施加快城镇化发展，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根本而在做效果有限的事情。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化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其内涵比传统工业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包含了各种非农产业的发展。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城镇化就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过程是农业中实现较少劳动力和大规模土地的结合，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用较少的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就能够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从事非农产业，人口和大量劳动力随之进入城镇，实现城镇化。由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释放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关系是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劳动力、人口不仅居住在城镇，而是在城镇从事工作、学习、生活，真正成为城镇的人，生活方式的真正改变才是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变为一元结构，才是城镇化的核心所在。
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上，必须要把握的是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城镇化，而不是相反，这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关键。我们应该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否则，不符合二者的发展关系和先后的自然顺序。新型城镇化内涵还包含了人和信息化结合人的现代化，体现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治国理政新战略的重要热葜一。
4.农民、农业、农村“三农”发展理论和实践
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解决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低下，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发展全面落后。农民是我国人口中最大的群体，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我国社会的主体，“三农”问题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也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
“三农”问题的存在有较长的历史，这和我国的传统的农业国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一问题又会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某个时期会比较突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农业的跨越式发展，“三农”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三农”问题没有得到较好发展，持续徘徊了一段时间，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就显得明显滞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打好解决“三农”问题的攻坚战。
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如何在这中间寻找一个突破口是关键，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核心要抓住农业这一关键。农民收入低下，农村发展全面落后，都源于农业在产业中处于弱势地位，即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农业，具有小农特征的生产方式严重拖累了“三农”的发展，也拖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这是“三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农业在产业中的弱势地位。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基本遵循以下的思路：
第一，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我国有13亿以上的人口，必须立足国内生产粮食，实现基本自给。提出：“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产业……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定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的大事，”[5] 我国13亿人口的国情决定了把粮食问题寄希望于国际市场来满足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做到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粮食安全实际上就是口粮安全。在我国，粮食安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是基本的底线。
第二，加快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生产关系的重大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业经济体制进行了巨大的改革，农业生产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体制改革为今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体制，但是，改革还要不断深化，重点是集体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土地制度条件，中央提出的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我们当前深化改革要打的攻坚战。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农业经营主体的转换，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由个体农民变为农业企业、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极大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从治国理政“三新”出发解决“三农”问题的大思路。
把治国理政“三新”落实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使“思政课”教学更紧密联系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更贴近现实，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更好认识新常态。
三、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思政课”教学的核心是深化内容改革
的治国理政“三新”是“思政课”教学的主旋律，也是不断改进、深化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中心任务，要把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作为加强“思政课”建设的核心，使教学更好地践行“四个服务”宗旨。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思政课”教师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求把时代进步和实践创新作为教学内容改革与时俱进发展的根本依据。
因事而化，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化为治国理政的“三新”内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离开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解释今天中国的实际，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今天治国理政“三新”思想就是和中国国情和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时而进，是按照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离开了时代变化，我们的思想进步就会失去汲取养分的母体。时代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并存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但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之难前所未有，我们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势而新，是随时间和形势变化理论不断创新，思想和理论总是随着时间和形势发展而更新，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不能停留在二十世纪，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多年前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断，不能以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思考今天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不能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中的而化、而进、而新就是要因事、因时、因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政课”水平高不高、效果好不好、阵地牢不牢。全国高校要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以实际行动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迈上新台阶。”
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必须把教学内容改革和科研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教学和科研都是自己的职责，要树立教学是天职、科研是本份的强烈思想意识，在不断提高教学能力的同时提高科研水平，切实改变“思政课”教师教学强、科研弱这样不平衡的负面现象。提升科研水平，关键在于自己去寻找课题，除了纯理论研究课题以外，在教学方法中、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中都有大量的科研题目。“思政课”教师在这方面比其他教师有更大的优势和潜力。在科研上没有方向，根本的问题是自己没有找到科研的问题，有问题就有题目，我们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去年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治国理政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6]这就是我们要努力遵循的科研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2-12（1）.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2（1）.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3.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64-03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我国近代农业保险思想的产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农业保险思想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他们在吸取我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近代保险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理论和思想。为发展民族农业保险，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但多以失败告终。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保险的原理、方法和观念，但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其影响极其有限。
3.建国后我国保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我国的农业险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家保险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农业保险业从创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财政性保险”的特征，虽然也发挥着风险补偿、防灾防损等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目的，业务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的。制度建立以后，农业保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并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在重新培育，但迄今仍然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农业保险道路，仍没有在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由于制度缺失，我国农业保险陷入了“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二、我国发展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几千年来中国保险思想发展史，非正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植于农业社会、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保险思想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形成，但却阻碍了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贯注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作用的历史惯性，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中寻找依据和方法，这就使得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再加上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投资，也使人们形成了注重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思维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适应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建构尚未完成，而非正式制度的匾乏影响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
非正式制度通过双重作用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强力剂。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作为一种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交易工具，形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选择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也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习惯，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内在的凝聚作用规范了社会成员行为。尽管这种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其本身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往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功的遏制“搭便车”、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从某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力资本更是效果显著，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当然，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持续性等特点也往往使其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陈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难免会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也会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的历史发展沿革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在正式保险制度移植中简单的工具性的移植和借用是存在问题的，任何制度不能脱离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文化。不顾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完全可能造成制度实际运行中的扭曲，最终增大制度运行本身和未来变迁的社会成本。这也是近代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运行产生南桔北枳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是一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的标志，但法治国家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制定出完整和先进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重要的培育法治的契约文化，文化的培育就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受制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农民文化观念的变化高度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及变迁的规律决定了非正式保险制度的长期存在，如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诚信意识问题等等。
无论怎样发展农业保险，一旦其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出现了问题，由于监督人的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环境里就会无法实现，便不可能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地正常运行。
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
由于非正式制度存在形式上的分散性、变迁上的自发性、连续性特征，因而其创新具有与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特点，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易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形式，可以采取诱致变迁的形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我们要重视习俗影响和塑造道德理念。现代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以英美为主的具有浓厚契约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从逐渐引入西方现代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虽然机制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但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和充分发挥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消除那些与市场观念矛盾的道德和习俗观念，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仔细甄别，除去陋习，保留精华。
其次，我们要塑造道德理念。自愿互利的农业保险其实就是一种市场交易，而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保险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通常，道德规范建设具有系统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参与者诚信或失信的识别机制，形成俱乐部规范，诚信或失信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需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制度建设，特别是信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建设实际上是形成农业保险主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诚信就是现代农业保险中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功能是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觉性。因此，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是使守信成为自觉的行为，自觉的遵从。当然，我们不仅要反对泛道德主义，也要反对那种泛法律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传统儒家伦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规范，而是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人们在生活中更多地不是从规则、规范里学会道德的行为，而是从家人、父母、邻居、同伴以及历史生活的实例、榜样中来学习和培养道德感、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克服目前农业保险乃至社会所面临的诚信、责任问题，而培养健全的人格，依靠“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使人们的品质得到升华、认可和尊重。
最后，我们要建构新型保险文化。在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保险文化转型的任务，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建立起与保险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努力营造一种自由、自主、竞争、效率、契约的保险文化，不断探索和积累反映保险运行规律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以支持保险经济的有效运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保险文化，从根本上促进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变迁。尤其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的情况下，当农业保险机制的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时，如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支持，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不发生变迁或变迁速度过慢，这势必会影响农业保险正式制度甚至金融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而根本的方法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制，扩大保险思想文化意识的教育与影响，切实推进保险文化基础的建立，加强相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宣传。只有处理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保证农业保险长期、稳定发展并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降低其运行成本。
四、结论
实践证明，非正式制度因素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今天，我们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就必须尊重国情和传统，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努力寻找文化传统与现代农业保险体制之间的契合点，不断试探、不断融合，才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实现制度创新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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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失.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44.
(一)突出施以“德政”的农政思想教育
国泰民安的社会理念和价值取向对孔子思想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他要求为官者以民为本,格守政德,体恤民生。一方面,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据《论语》记载:子路问君子。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在他看来,为政者治理天下首先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身作则,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对民众实行“德政”。《论语?为政》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如果为官者用道德诱导、感化民众,用礼教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民众就会心悦诚服。他坚持“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4]如此,四方民众就会被感召纷纷来投奔了。他教育弟子必须懂得为政之“所重”在于民(人民)、食(粮食),同时,还教导弟子为政为官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5]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不要过度“伤民”、“害民”,而尽可能“仁民”、“爱民”,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6]的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
(二)主张“富民”的经济思想教育
孔子认为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需求,是谋求社会秩序和谐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策略。孔子本人虽然鄙视生产劳动,但是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要求“使民以时”,不妨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对劳动者要慎重、宽厚,使民安心于农业生产。“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2]孔子把足食放在了第一位。人之为人,足食也。在此基础之上孔子主张富民。《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4]孔子一方面提倡“富民”,另一方面主张对富人加以限制,实施轻摇薄利。“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7]孔子看到了富人的聚敛与百姓之苦,主张减轻百姓税赋,与百姓共度时艰。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何之?”有若对曰:“盍彻乎。”有若的回答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思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孔子认为,为政者应该时刻为民众着想,考虑其负担和承受能力。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富民”、“爱民”的经济思想。
(三)倡导以“仁义”为价值取向的教化
孔子的基本思想是以德政“庶民”,然后发展生产而“富之”,而致富之后的守成之路是“教之”以化民成俗,使国泰民安以致天下太平。在《四书集注》里朱熹阐释孔子“庶、富、教”的思想说:“庶,众也。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孔子力图通过“教之”以使民做到“富而无骄”和“富而好礼”。为此,他格外关注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提倡教化百姓,让百姓懂得“仁义”之道。他认为,弘扬“仁义”之德性,无论是对个人、对家人、对社会,还是对国家,都极为重要。一方面,孔子特别强调“仁”。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以追求“仁”道为己任,教育弟子树立“无求生以害仁”的理想人格和“有杀身以成仁”的崇高气节。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是一种值得付出个人生命去实现的人生价值目标。而“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孔子看来,人们要做到仁,就应爱心广博,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他倡导爱人要推己及人,做人不仅应该爱自己的亲人,还应该将此亲爱之心推及到社会,实行广博的爱,即从“亲亲之爱”到“泛爱众而亲仁”[5]。同时,他认为,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应当具有类的意识,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即以广博的胸襟对待他人,使其与自己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孔子特别重视“义”。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所以,孔子一再指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10]以此来实现人格的完善和人生境界的追求与提升。
(四)注重“生态”保护的思想教育
先秦儒家提倡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但蕴涵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表明儒家文化与深层生态哲学的有机融合。儒家的生态哲学开始于孔子的“仁”。“仁”就是爱,爱他人,爱自然,他将仁爱泛投于人间生命。据《礼记?祭义》记载:“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主张“不时不食”、“取物以时”,如果不遵照时令,即便是砍一棵树,杀一只野兽,都是不孝。孔子非常重视动物的永续利用,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行为,于是他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1]的思想。他很注重对动物的保护。在他看来,人对万物应持一种通他物之情,能与天下万物和谐共处,共存共荣,否则就是不人道。同时,孔子十分喜爱大自然,他用自然的山水来与人的精神品格相比拟,认为人与山水、与道融为一体,不仅乐在其中,还能从大自然中获得生活的启示,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9]
二、孔子农业教育思想对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启示
孔子的教育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发展至今,所蕴含的思想和精髓,超越时空界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借鉴和利用。孔子在毕生的教学实践中虽然反对他的学生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但是他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才能确保国泰民安以致天下太平。对于其有关发展农业方面的思想,尽管在当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对我们今天高等农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在当前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运用于教育改革实践中。“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待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2]为此,在今天的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改革中,我们对待孔子的农业教育思想,应该是扬弃而不该抛弃否定,是借鉴而不是泥古,是一个发掘、提炼、再创造的过程,以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合理转换吸纳,使传统思想富有时代特色,达到灵活运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1)借鉴孔子主张“德政”的思想,大力加强农业类大学生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孔子所主张的“仁政德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更好推进“以德治国”方略有启示意义,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今天的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来看,在教育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大学生如何应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为政为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服务观,时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仁民”、“爱民”,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千乘之国”办事之人,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2)发扬孔子的“富民”思想,对于实现富民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3]可见,农业不仅关系到人的生命存续,更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发展与社会稳定。“我国十多亿人口,八亿多在农村。农村稳定了,农民安居乐业了,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全局的稳定。”[14]鉴于此,作为农业类院校,要教育大学生认识到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第一需要,要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大学生热爱农业事业、积极投身农村基层、服务“三农”事业,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发展农业、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中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和体会人生存在的意义;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要大力发扬孔子的“富民”思想,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引领民众不断探寻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达到最终实现富民强国战略,其作用深远,意义重大。
纵观我国各个地区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基本上都是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来进行发展，虽然这是一个发展的基本路径，然而通过“圈地”等方式强占农田进行不合理开发，加上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就会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对于环境的破坏性大，二是项目自身的竞争力有限，生存期限有限。按照国际惯例，农业旅游区半径大于9.5公里的区域（面积）时，才能发挥最佳经济效益，而我国多个生态农业旅游是小于这个规模的，项目鳞次栉比、林林总总，不仅造成市场范围狭小，客源不足，效益低下，更是导致单位面积内环境的过载。除了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本身对于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之外，一个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开展之后，纷至沓来的游客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是目前项目所难以承担的。国人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加上旅游期间疲劳等问题，导致每逢节假日，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中都会留下诸多生活垃圾、餐厨垃圾，这些垃圾的存在本身就加大了地域的环境压力。我国的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经营者，多数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成，在兴办起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时，他们自身对于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问题根本不甚了解，造成在建设时期就缺失环保措施。而在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开展起来之后，又往往更加重视盈利而忽略环境保护，不注重保护环境，甚至为了满足游客需求盲目引进外地物种，这种思想与行为造成了诸多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外部物种入侵等环境问题。
二、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归因与对策分析
（一）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归因分析
生态农业旅游导致环境问题，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对于生态农业项目的监管不到位。目前我国诸多生态农业旅游项目，都缺乏合理的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通常是在政府的提议下，在市场的催生中，由当地的农民自发的发展起来的。这种规划、建设通常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也没有进行环境评估，地方政府和农民本着“先搞起来再慢慢发展”的理念，先从资源下手，进行野蛮的开发，全然不顾环境承载力。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关键还是在于生态农业旅游的从业人员本身环保意识不足，以及其对于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诚然，我国近年来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发展使得部分农民转业从业人员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这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转变其思想，向环境要效益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而没有取得很好经济效益的项目管理者就更缺乏环保意识，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是能够主动牺牲环境的。归根结底，还是从业人员自身眼界与素质的问题，从业人员准入机制、环境评价体系的缺失也纵容了这些思想的蔓延。而我国游客本身的综合素质问题，也是导致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在特定时间出现严重环境问题的导火索。节假日比较集中、游客行程紧张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使得这一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游客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不仅仅是游客单方面的事情，同样需要多方面来综合考量与处置。
（二）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对策分析
要解决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必须针对问题的原因来对症下药的解决。生态农业旅游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其牵涉到社会公德问题、政府管理问题、行业准入制度问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问题等，需要各个击破。
1.我国政府需要切实的对于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来。
在前期规划上，一方面，要加强对于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前期规划，保证其在建设初期能够考虑到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要将生态农业旅游划在环境保护区的红线之外，形成对于环境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要剪辑健全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准入机制，出台对于生态旅游项目的环境保护标准，隔绝一批不达到标准的企业，拒绝其进入本行业，同时要在准入机制的基础上加强追则，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相关项目不符合准入机制标准的，要一家家查并关停。如此，从事前和事后进行规范，则能够使得政府的调控功能发挥完全，形成有效的环保屏障。除此之外，为了给予从业人员提升环境保护硬件设施的空间，政府还应当在别的层面给予具有环保思想的项目以一定的政策、资金上的支撑。如日本制定了《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政府在硬件配套设施方面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大大解决了休闲农业建园的资金成本；意大利对给予开展农业旅游的单位开辟通路，使其享受政府的有关农业低息优惠信贷和税收减免政策。我国政府可以政策和支撑促进生态农业旅游的环保建设，帮助从业人员解决切实的困难。
2.针对生态农业旅游的从业人员本身环保意识不足的问题。
政府需要负起责任，对于从业人员进行管理和培训，在意识上对于其进行指导。而最为关键的是，从业人员需要从自身的角度来扭转思想，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要意识到，企业的长期发展不是靠消耗环境来进行的，而是要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谐发展才能够实现的。台湾休闲农业充分利用占全台面积50%以上的森林资源，融合当地自然、文史资源及特有的农村生产、景观等，在亲和自然的同时实现了很好的盈利。这一案例对于生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的启事是，相关从业人员还需要开拓眼界，要将具体的发展策略作更为细致、科学的判断，要主动降低自身项目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要逐步实现靠农产品和旅游服务实现效益，靠独特的旅游文化分为和旅游体验项目来实现效益，要真正将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向服务业转化，拜托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收”的思想理念。实现以上两点，最为重要的还是相关从业人员要加强学习和思考，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提升环保意识和发展意识，对于自身企业的发展也会有很有效的提升。
3.从目前造成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直接原因———游客旅游导致的环境污染这一问题来看，解决需要的也是多方面的支撑。
一方面，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在规划时，就需要在硬件设施上考虑到普通消费者的需求，要符合人性化的需求，在合适的地点放置足够的垃圾收纳器具，使得游客能够轻松的完成垃圾的分类、丢弃，不会因为客观原因导致对于环境的勿扰。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以及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本身，都要注重对于旅游文明、生态文明的宣传工作，例如，在环境周期间集中宣传旅游文明，或者在景区的导视系统、大屏幕上进行旅游文明、生态文明的宣传，要使得游客在出行的时候能够有一盏保护环境的明灯在于心中，在不断的提醒中加强对于自身的自律。在精神文明建设开展数十年的当下，主动去污染环境的游客数量还是少的，只要景区服务到位，应当能够有效的环节游客旅游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三、结论
关键词：现阶段；农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07-03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据我国一半人口的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他们的思想状态，特别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这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必须紧紧依靠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人民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现阶段，随着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我国农民生活、生产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由此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适应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农民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开始主动参与政治生活；而且生活态度更加积极，对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普遍持肯定态度，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期待。但是，农民的思想中还是存在政治信仰缺失、国家意识淡漠、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凸显等问题。我国农民在思想观念上的这些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因此，从理论上探索提高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对策，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力量。
一、不断满足农民合理的利益要求，建立良好的认同支撑
主流意识形态只有深入人心，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才能真正提高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团结社会各族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干预破坏，进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就农民而言，要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广大农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必须不断满足农民合理的利益需求，建立良好的认同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91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因此“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物质力量、发达的科技水平、物质生活的改善、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2]217。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286主流意识形态如果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同也就无从谈起。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主张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正是因为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提高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必须从其根本利益出发。而利益需求的满足，首先需要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提供支持。不仅要进一步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以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要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开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要通过民生工程和惠民政策，解决农民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将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切实解决农民生存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广大干部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做到关心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4]既要满足农民的物质利益需求，又要兼顾农民的情感需要，为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营造良好的认同环境。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善基层党员干部的形象
在农村，存在着基层党组织涣散、党员干部战斗堡垒作用丧失、党的政策无法落实等现象，导致农民对党员干部不信任，普遍认为农村缺乏“好干部”。“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相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仰，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任和信赖，这种信任和信赖是源于对党员干部的信任。”[5]也就是说，农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尤其是对基层党员干部的信任是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提高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应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善党员干部作风，在农民群众中树立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正面形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与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将农民群众的意见、困难和需求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同时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基层党组织贯彻落实到农民群众中去。
第二，健全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代表，是承担基层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人员。一方面，应当改进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设一支能够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在工作中言行一致，不贪污腐化损害党的形象，真正成为农民群众心中的楷模。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促进党员干部提高工作效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同时要建立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促进党员干部踏实工作，为民谋利。
第三，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需要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也需要宣传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党员干部形象魅力。一是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接受意识形态教育。除了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要积极向农民群众传播党的理论，帮助农民群众提高政治素养。二是要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基层党员干部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以期在农民群众中产生较好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从而带动广大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认同感。
三、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营造有利认同的文化氛围
目前，我国农村的物质条件逐步改善，但精神文化发展滞后，普遍缺乏积极的文化生活和必要的文化设施，这种现状，也制约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教育。农民既有物质的需求，也有文化的需求，现阶段，应更加关注文化方面的投入，实现从物质利益统筹到文化统筹的转变。因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认同的文化氛围。
一是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意识。“农民群众既是农村文化的享受主体，也是农村文化的建设主体”[6]。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投入到文化建设中来。可以让普通农民策划和组织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政府和基层组织从中加以引导即可，对在文化活动中表现优秀者予以奖励，营造一种积极进取、争当先进的氛围。
二是完善基础文化设施。国家对农村的经费投入，往往只重视对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方面的投入，而忽视了对文化设施的投入。因此，必须加大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诸如图书阅览室、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器材等等，通过建设较完善的硬件设施，来满足农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三是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将主流意识形态贯彻到活动中，使农民在活动中受到意识形态教育，提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知晓和认同。针对目前农村文化生活单调乏味，缺乏吸引力的问题，可以通过丰富文化内容、改变活动形式等方法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另外，由于青年人多外出务工，而留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和小孩，所以在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
四是大力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农民自身开展自我教育，提升文化素质，形成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建设能力的人才队伍。这些文化人才要能够传承农村民间文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带动其他村民参与文化生活的积极性。
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意识形态认同的认知基础
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并非单纯地对意识形态倡导的理论观点的接受，而是有一个思考和判断的过程。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巩固和变化、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主体（认同者）、客体（认同对象）和介体（也叫环体、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2]59-60 ，因此要实现意识形态认同必须具备主体、客体和环境三方面的条件。其中的主体条件就是要求认同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价值判断能力，主动学习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并且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引下从事社会实践，又在实践中深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主体条件取决于认同者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
在我国农村，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文化程度大多数在初中及以下。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我国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整体认知水平低，接触政策信息的渠道单一，对事情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多问题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客观的分析能力。因此，加强农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农村文化教育是增强农民素质和提高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水平的必然要求。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更需要一批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的投入；另一方面，教育的内容要丰富多样，注重农民实际需求。教育过程中不能纯粹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需科学文化知识、法律常识、职业技能等教育内容，各种教育要充分结合起来，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另外，在农村开展文化教育要有针对性，将文化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结合起来。对于农村的中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传统思想观念浓厚，对主流意识形态缺乏理解和认识，对意识形态建设关心程度低。对于这一群体，除了比较浅层次的文化教育外，更多是通过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引导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中老年人对生活有满足感，进而会转化为对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政策的信任感，无形之中就提高了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而农村青年是文化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点对象，他们文化素质较高，思想开放，易于接受新知识，为增强意识形态认同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因此要进一步加强青年人的文化教育，发挥青年人的骨干作用，增强农村活力。
五、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加强意识形态通俗化传播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思想意识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加强农民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因为“农民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农民和全球化之间矛盾的调和，更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能够真正抓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7]415
列宁在《怎么办？》中阐明：“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8]317相对于工人而言，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低，加大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难度，要求转变传统的灌输方法。因为传统方法只重视理论观点的灌输，往往忽视了农民自身的思想意识。而“在接受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中，农民自身意识形态既起了中介作用，又起到价值标准和裁剪尺度的作用”[9]185。这就要求在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农民的思想意识，围绕农民的切身利益展开，不断进行自身的内容创新和教育方法创新。另外，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入，而且存在对理论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度要低于相对通俗易懂的新农村政策的现象。由此说明，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更加通俗化和社会化，也是提高我国农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有效途径。
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通俗化传播，首先，必须构建贴近农村生活实际，贴近农民自身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要增强核心价值观对农民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意识形态内容来源于生活，立足于实践，主流意识形态同样如此。因此，必须密切联系现阶段农民的实际生活，使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充满生活色彩，反映生活本质。其次，意识形态教育要从农民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事情出发，“要把做群众思想工作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通过解决现实问题引导群众提高精神境界、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10]95使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表面上认同，在心理上也能认同。再次，对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要采用农民乐于接受的方式，教育内容要有层次性和针对性。应多宣传与农民生活环境和实际利益相关的事例，宣传的内容要尽可能通俗易懂，充分考虑不同文化层次群体的接受程度，避免空洞的说教。
“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既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坚实的政治基础、完备的制度和法治，也要靠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稳定；而社会成员思想的统一要靠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来实现，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就不会有社会成员思想的统一，更不会有社会的稳定。”[12]215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和指南。通过满足农民利益要求、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普及宣传、改善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能力等对策，提高我国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有利于在农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将广大农民团结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来，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02-14.
[5]孔德永.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6）.
[6]唐金培.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着力点[J].求实，2008（6）.
[7]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8]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土地革命 经济思想 经营模式
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实质上看，是从传统的农耕到现代化技术的转型，而中国社会的变迁第一步，便是从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化经济。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促使这种改变走向了第一波。对面入侵，中国被卷入了无尽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这个道路上，传统的农业经济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传统的农业正以惊人的生命力生存，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中国早期的工业现代化只在很小的一部分乡村得到认同。
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对于乡村治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初期，国家政策还没有完全触及到乡村，乡绅的传统治理模式还占主导地位。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农民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在经济上获得了自由，他们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并很自然地把这种感恩的心态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上。但是伴随着的深入推进，国家权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农民在土地革命中产生了多样化的心态，特别的平均主义的滋生。
一、土地革命中农民的多样化心态
就早期土地革命中农民的心态而言，一般来说，一方面与中共迫切动员民众参加暴动、投入土地革命有联系。在此相关，农民在获得土地的同时，夹杂着各种因素的仇富心理应运而生。过去的私人恩怨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乱砍乱伐的思想逐一膨胀。
在关于农村社会经济变动的进程中发现：农民阶级觉悟提高后，土地革命中经济上翻身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是很高。而之后的社会现象也表明，土地革命中农民的平均主义心态其后期效应是持久的、强烈的，并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共领导的合作化运动中左右着农民的思维。
二、农村社会的租佃和雇佣经营模式
是从租佃经营中带有封建主义的落后性，而雇佣经营更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变革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探究。在的大量文稿中，一般把依靠雇佣经营的地主称为“经营地主”或富农，而将这种经营模式称为新富农经济。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富农减少或削弱，雇农很少了。中农经济的发展将是以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后，在晋西北兴县14个自然村围绕土地进行了翔实调查。通过分析农村阶级变化，指出农村资本主义在量上有某些增加；地主向经营地主及富农转化；地主已经觉得自己种地与雇人耕种比收租利益大，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地主可以不经土地革命而向资本主义发展。雇佣经营更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这是改善农民生活的根本所在，而不能依靠分配别人的财富。
就中共对农村阶级成份的划分来看，中农、新富农的内涵常常变动不居。抗战胜利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日渐强化，农民要求突破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直接分配土地的愿望变得越来越明朗。事实上，雇佣经营是与中国农村实际相贴近的一种生产模式，在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乡村社会变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农村租佃经营与雇佣经营的探讨是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角度切入，直击租佃经营中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及对佃r超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对雇佣经营模式始终予以赞许、鼓励。同时，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解读，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过程是与佃农独立性的增加、对地主依附关系的削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土地革命农村经济发展新趋向的争论
而在此过程中出现一定的贫富差异及人口分化是必然的结果。农村的中农化趋势与阶层的分化表明中农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角色，他们的生产实力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再是缺这少那的封建经济体制下的农户，其精神面貌和思想也较前有所改善，这是农村社会中一个深刻而伟大的变革。中共领导人曾一度提出：“企图在否定农民的私有财产是不可能的，是改良主义。”[1]
对争论中的几大焦点，如农村阶级分化、农业人口转移的趋势、土地的使用等作了一个判断：是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不同表现。指出土地革命后的农村要以回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不应夸大阶级分化。之后，他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合理性建议。关于新富农问题，他坚持认为其产生是土地革命后农民个体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党不能不容许少数新富农的产生与在某种程度内的发展。同时还强调新富农的道路与合作化道路是农村发财致富的两条道路。关于农业人口向工业、矿业转移问题：就副业发展而言，副业是农村分工分业的开始，会促使许多新的行业崛起，提高农村社会生产力作用很大，可以引导一部分人将副业变成专业。[2]关于劳动互助问题，他调查分析后认为，临时性的、季节性的插犋换工的劳动互助这几种形式适合当前生产工具落后，应该作为一个当时时期内主要的普遍的形式。
关注土地革命前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向是经济思想的一个内容，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中，他还提出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主张，并先后在合江、东北局和辽东推动这项实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社是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与准备农村合作社的中心环节，其流程是先供销合作后生产合作。于1949年8月完整地提出这一思想，同时规划了社员分红的设想，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办法得到了积极而稳步的发展。这一举措也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副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生产力。
土地革命可以迅速地解决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同时具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而农民在当时的土地革命中也伴随着不同的心态，在土地革命中的经济思想始终坚持真理，他的一系列理论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转型。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共在理论制度方面提供了保障，经济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经济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思想正是在逆境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坚持真理的意志，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土地革命为大背景，依托广大农村，触摸到了社会主要阶层的心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宣传家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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