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用工需求的现状
1、本地工业园区迅速发展，企业用工需求增加近年来，随着我市工业园区的不断成长，园区企业缺工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2、中小型企业用工缺口较大
调查显示，大型企业的用工短缺现象不明显，一方面因为大型企业管理规范、人员流动性小；另一方面因为待遇较好，招工难度相对较低。而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由于工资相对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劳动强度大等原因，对求职者的吸引力相对不高，从而使招工越来越难。部分中小企业反映“招工难”，无法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这是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原因。多数企业反映，近期订单量迅速增多，现有人员即使加班加点也难以顺利完成，企业一时又招不到工人。一些企业反映，招工难导致开工率不足、机器闲置，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
3、一线工人用工需求较大
经调查，企业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量最大，技术岗位有部分缺口，行政管理岗位缺口较小，一线操作工需求最为旺盛，占到需求总数的80%以上；其他管理型、技能型、研发型人才以及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需求比例，约占需求总数20%。我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高，再加上其投资小、成本低、灵活性高等特点，使得中小工业企业用工需求相对旺盛，尤其是对普通劳动工人以及初中级技术工人需求较大，而对高级工和高级技师等高层次人才需求则相对不大。
4、企业技术工人和季节性用工短缺
一些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更新换代快的行业技术工人短缺。如电子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等，这些企业为保持或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加产品科技含量，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的工人。而一些产品销售淡旺季分界线较明显的企业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一般不会与雇佣工人签订长期劳动合同，而偏向于使用季节工。旺季时大量雇佣人员，淡季时只支付较低的工资，迫使雇佣人员主动离职，这些企业往往在生产旺季难以招到满足生产需求的工人。
二、企业“招工难”的原因及存在问题
1、经济迅猛发展促使用工需求不断扩大
去年，我市工业增产又增效，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岗位需求。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迅速回暖，企业订单不断增多，因生产能力扩大造成岗位需求量大。
2、劳动力结构性错位导致部分行业出现用工短缺
[关键词]技术工人；短缺；经济原因；对策
[作者简介]路继业，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116025
[中图分类号]F249．21；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3－0035－03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而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工人急需再就业；同时，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短缺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对我国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短缺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并基于此提出更有效且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我国企业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现象
我国城镇企业现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7000万人。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左右，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仅为3.5％。而在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技术工人约占35％，中级工约占50％，初级工约占15％。我国技术工人的组成结构造成了企业中传统工种“十人争一个岗位”，而新兴工种、高技术工种却少有人问津的局面。
(一)高级技工数量严重短缺．高级技工人数少且比例结构严重失衡
广州市“十五”规划中提出需求技师10万人，而目前不足8000人，其中高级技工不足300人。更严峻的是我国在岗技术工人的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高级技工大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对上海60家制造企业完成的调查显示，目前上海的技术工人队伍中，年龄在22岁以下的仅占3％，23岁至35岁的占40％左右；36岁以下的高级技工一个也没有。
(二)高级技工流失严重
现在一方面企业急需技术工人，一方面面临着现有的技术骨干被“挖墙角”的危险。由于使用中国本土技术工人的成本较低，我国的外资企业纷纷到国有企业中挖走其“高级蓝领”，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情况。
二、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经济后果
(一)产品质量差
某汽车厂从国外引进了一条汽车生产线，但组装出来的车辆有很多方面达不到标准。分析原因，多为技术工人操作不当所致，而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整车的质量。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品合格率不到70％，不合格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
(二)现有设备正常运行无法保证
技工缺乏使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和生产线无法正常运转，造成设备的生产率降低或闲置，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损失是本可以避免的。
(三)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弱化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非常低，所以我国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也正是看到了这点，将其生产和研发中心迁至中国。我国技术工人的短缺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虽然劳动成本低，但工人劳动生产率也较低，因此，低劳动成本和低劳动生产率并存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在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弱化将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三、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经济原因
(一)人力投资激励不足导致技工短缺
1 厂商对人力投资的激励不足
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级技术工人大部分存在于大中型国有企业之中，国有企业通常都开办有自己的职工技术学校和夜校，通过这些学校从工人队伍中培养自己的技术工人。而开办这些学校各种费用一般都以各种形式的预算报给国家并由国家负担这部分费用。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工人进行人力投资的部分成本是由国家而不是由企业承担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此，企业可以收回其对人力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厂商从人力投资中获得了大部分收益，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环境为厂商进行人力投资提供了激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环境已经荡然无存。首先，国有企业改革使政府和国家不再是企业的靠山，国有企业必须在市场环境中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展开竞争。现在国有企业开办职工技校和夜校的费用一般由企业自身负担，本已不适应残酷市场竞争的国有企业，其经济效益在不断下降，有的甚至负债累累，很少有企业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对职工进行培训。因此，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短缺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其次，我国还对就业制度进行了改革。为了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更好地得到利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我国改革了计划经济时代僵硬的就业制度，取而代之以灵活多样就业体制。这固然对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水平非常有利，但也给还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在不同行业和本行业流动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企业获得了大部分人力投资的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工人的工资水平，而国有企业支付给技术工人的工资往往较低，因此市场上的高工资会促使工人离开国有企业，而到工资更高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就业。这就使进行了人力投资的国有企业因工人的离开而无法获得其投资收益。收益的降低也使国有企业进行人力投资的激励降低，从而使技术工人的供给大大降低，这就使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2 对个人激励的不足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工人的职业阶梯较长，因为通过个人努力还是可以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国家干部，整个制度给工人提供了机会。而工人把握此机会最有利的途径就是在技术上过得硬，也就是通过不断学习使自己成为技术工人从而提高自己的待遇和职业生涯前景。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自身进行人力投资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职业阶梯较短，市场经济对企业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从一个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的机率已经很低了。
一个普通工人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至成长为高级技工，其间通常要经历20－30年的时间，而最终成为高级技工的人更是少数，所以，高级技工是一项成才周期长且风险高的投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必须有高的收益才有人愿意进行这种投资。进行高级技工这项人力资本投资必须具有高的收益才能激励人们进行这种投资，否则，就会导致技工短缺。我国工人的工资长期偏低，这就导致了人力投资的收益也很
低，所以，愿意从事这种投资的个人就很少。
(二)经济结构变化使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粗放型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以集约型增长方式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集约型增长就要求有大量的技术工人来操作先进的设备，但技术工人的生产是有周期的，即技术工人的短期供给弹性是较小的。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短期内的增加导致了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外部因素导致技术工人短缺的恶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这些巨额外资在带来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操作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外企的大部分技术工人并非自己培养的，而是通过高工资、高待遇从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引进。目前，国有企业缺乏培养高级技工的激励，因而高级技工的供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外资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大量的FDI涌入中国，这就导致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技术工人短缺的程度。四、解决我国高级技工短缺的对策思路
从上面技工短缺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高级技术工人的短缺：第一，由于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的变化导致技工短缺；第二，高级技术工人供给的不足导致的技工短缺。笔者认为，解决我国当前技工短缺的根本措施在于使高级技术工人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增加以适应需求的变化。
(一)微观对策
1 对个人的激励措施
要刺激个人对人力投资的积极性就要从提高人力投资的收益率人手。要提高人力投资的收益率，也就是说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不仅应提高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还应提高普通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高级技工的成才周期长，如果仅提高高级技工的工资水平并不能提高此项人力投资的收益水平。因为高级技工从开始获得高工资到退休的时间不是很长，也就是说高级技工的收益期比较短。因此，只有提高工人的普遍工资水平，才能提高此项人力投资的预期收益水平从而提高人们对该项人力投资的积极性。
2 对厂商的激励措施
厂商之所以不愿意对工人进行人力投资是因为此投资的风险较大，为降低这一风险，企业内部就要建立一个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该机制使工人离开企业也同样遭受损失，这就会大大降低工人的离职率，从而降低企业人力投资的风险。
因此，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拓展工人的职业阶梯等措施使工人和企业利益一致，降低离职率和该项人力投资的风险，从而刺激厂商进行人力投资，提高技术工人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二)宏观对策
政府应在解决我国技术工人短缺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应该借鉴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德国约有30％的适龄青年人上大学，那些不能或不愿上大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80％－90％)则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其中又以接受双元制职业培训为主(约为70％)。“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是德国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就是整个培训过程是在私营的工厂企业和国家的职业学校进行，又以企业培训为主，企业中的实践和在职业学校中的理论教学密切结合。按联邦制的特点，德联邦制订职业培训的有关法律、培训条例和职业分类等关系国家职业体系一致性的有关制度，各州政府则主管职业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支付职业学校的费用，企业方面的培训条例和学校教学计划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相互协调，具体的培训则通常由国家委托各地工商协会负责监督。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摘 要】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我省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本文通过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山东省纺织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性，基于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 用工短缺；纺织业；转型升级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EYD045）。
作者简介：张洪营（1980—），男，山东济宁人，硕士，讲师、经济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0 引言
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为我省纺织业指明了方向。山东省是我国纺织大省，也是中国纺织服装重点生产基地，纺织“上青天”就包括我省的青岛。然而近年来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国际贸易摩擦、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短缺及价格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省纺织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针对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对其深入研究将对我省纺织业顺利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加快转型升级，提出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通过阐述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我省纺织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出基于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的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
1 用工短缺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但随之明显暴露出用工短缺的问题，给企业的正常生产和扩大规模带来很大影响。用工短缺主要指“民工荒”，正式提出“民工荒”这一概念是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后，媒体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一时间“民工荒”成为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问题以来，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认识逐步深入。陈民强(2005)指出民工荒的根源就是权利荒，并从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不平等、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限制以及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三个方面加以说明。李宝元、王泽强(2009)认为“民工荒”主要不是一种总量上的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凸显，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渐进扩散性、素质结构矛盾以及年龄性别差异性。贾先文、黄正泉(2010)就认为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是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用脚投票的一种理性选择。简新华(2010)认为民工荒是与劳动力供求和价格有关的因素，因而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王呈斌、毛晓燕(2010)通过市场问卷调查分析了“民工荒”的现状、特征，认为劳动力流动相对收益减少是其根本原因。综合国内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可以现阶段用工短缺现象的存在的必然性。
2 用工短缺对我省纺织业的影响
2．1 积极影响
用工短缺在短期内会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迫使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推动企业转型，彻底转变盈利和发展方式，并通过行业洗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茅于拭(2011)指出，那种认为工资上涨会使中国丧失比较优势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势头的观点是短视的，从长远目标来看，“民工荒”带来的工资上涨正在帮助产业升级这一经济结构调整的实现。同时他认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进行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
2.2 消极影响
用工短缺不但减少了企业可以雇佣到的劳动力，也降低了可雇得的农民工的素质，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过程的持续协调开展，降低了企业利润的提高和生产积极性。
用工短缺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我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西部甚至国外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和国家转移。伴随产业转移将会使得我省在纺织业的投资不断减少，最终出现行业性或地区性产业空白现象，影响我省纺织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
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为我省纺织业指明了宏观方向。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的体现在两端的研发和品牌，而处于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理论为我省纺织业提供可供参考的具体的转型升级方向。
为了使我省纺织业顺利的转型升级，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本文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如图1。Humphrey和Schmitz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升级的理论路径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方式。
3.1 变革企业理念
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中过程变革理论的阐述，企业变革遵循：解冻—变革—再冻结的三过程。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短缺导致用工成本上升，开始解冻，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企业丧失竞争力，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变革，变革理念先行。
企业改变过去低成本、低利润的传统观念， 转移到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价值观念中来，引导企业在体制机制、管理制度、组织形式、企业文化等方面创新。不断增加企业的品牌内涵价值和内涵，为企业的业务优化和战略转型做好准备。
3．2 实施业务优化
纺织企业实施业务优化战略，实施品牌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发展“四大”战略，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纺织企业加快推广节能环保工艺技术，发展新型纤维、差别化纤维、功能性纤维、多组分纤维面料的染整以及特殊功能整理；同时加强复合技术、功能性整理技术、整体成型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提高产品档次，丰富产品品种，提升企业的创新内涵。
3．3 加快战略转型
在企业理念变革和业务优化的基础上，加快纺织企业的战略转型，提高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青岛大学部级新纤维材料技术中心，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提升纺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战略转型，实施品牌建设战略。加快品牌创新，由品牌加工向自主品牌转变，提升和扩大大众时尚品牌产品制造，借助国际品牌构筑我省服装的顶级品牌和一线品牌。
加快战略转型，实施市场优化建设。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网络经销商合作，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合资、合作、自营等方式，建立和进入主流销售渠道，提升市场占有率，从而建立完善的市场网络，增加市场份额。
3．4 优化企业管理
在业务优化的基础上，优化企业管理。积极引入和采用国际先进管理模式，推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全行业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大自主品牌培植力度，加强产品设计及系列产品的配套开发，坚持走新型制造、精品制造、高端制造道路，把山东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服装制造基地。加强新型管理人才培养，不断提升管理者的素质，开通管理者的视野，为纺织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3．5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中过程变革理论的阐述，企业变革遵循：解冻—变革—再冻结的三过程。纺织业经过优化企业管理和实施战略转型，依托我省纺织业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装备优势、文化优势、区域品牌优势，加快发展纺织服装、印染、新型纤维和产业用纺织品业，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阐述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山东省纺织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性，基于Rajagopalan & 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我省纺织业通过变革企业理念、实施业务优化、加快战略转型、优化企业管理，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保障我省纺织业在用工短缺背景下顺利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陈民强.“民工荒”的根源是“权利荒”:兼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4):13-17.
［2］贾先文,黄正泉.“刘易斯拐点”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J].统计与决策,20010(15):76.
［3］李宝元,王泽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契机:关于近年来“民工(技工)荒”现象的劳动经济学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3):64-68.
［4］简新华.“劳工荒”的原因、利弊分析与合理应对[J].中国经济问题,2010(3):9-13.
［5］王呈斌,毛晓燕.后危机时代民营企业“用工荒”现象探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4):74-79.
［6］茅于轼.工人加薪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J].传承,2011(1):43.
论文摘要：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一、“民工荒”状况研究综述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沿海地区用工短缺的现象又开始出现，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自“民工荒”问题出现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认识逐步深人。目前对“民工荒”问题的基本判断主要有五类观点。一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论:“民工荒”并不是民工绝对数量不足，而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综合作用，、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民工结构短缺论:“民工荒”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而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即由特定人群短缺而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年龄、性别、地域和技能型民工荒，真正能够实现流动又能满足流人地需求的劳动力数量有限。三是民工数量短缺论:“民工荒”并非是特定区域或产业的劳动力短缺，也不是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是数量性短缺，中国正面临全面性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即使现行的劳动力周期性缺工不能表明劳动力已陷人长期短缺，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孕育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趋势。四是民工权益缺失论:长期以来企业漠视民工权益，社会保障制度又将民工置于制度之外，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都严重缺失。与此同时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收益的预期，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民工荒”揭示了民工维权意识增强，是民工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开始“用脚投票”的结果。五是产业优化发展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使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导致劳动力不能有效供给，尤其是素质型民工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要保障中国产业的持续发展、转型和升级，必须要培育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的产业工人队伍，而不能依靠民工来长久支撑中国工业化。
相关研究大多隐性假设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在劳资博弈中处于劣势，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是“用脚投票”也是无奈的极端选择，因此把“民工荒”问题归结为体制、结构或政策原因。本文却认为随着“民工荒”问题的严峻化，领导层已经认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技能也在提高，内外诸多因素使农民工的经济权力在逐渐增强，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进而修正“刘易斯模型”，认为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的提前到达，并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二、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一个分析视角
经济权力即经济主体凭借其掌握的资源而形成的对他人或资源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传统意义上雇佣方与劳动者之间天然存在着权力察赋的差异，在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及民工群体的弱势状态特性下，雇佣方的经济权力体现强权特征，民工经济权力被完全剥夺，民工工资只由雇佣方的经济权力决定，雇佣方与民工的经济权力两极化作用的均衡结果是，劳动力供给曲线从倾斜逐步变化为水平线，具有无限弹性，此时的民工需求量与均衡工资完全依靠需求曲线来决定，这种民工的工资决定与经济权力的动态转变过程如图1所示。
(一)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
随着“民工潮”的兴起，民工权益问题得到领导层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法律政策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使农民工外显的经济权力得到增强。全国总工会调研组2006年的(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研报告》中称民工权益保障取得一定成效，表现为一是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逐步提高;二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逐渐削减;三是农民工就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日趋改善;四是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日益好转;五是农民工对自身享受权益情况满意度上升。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年龄18岁到25岁.表现出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等“三高一低”的特征。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教育增强了民工的自然察赋，民工劳动知识和技能，乃至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提高，促使民工内化的经济权力也得到提升。另外近几年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民对农业收益产生了良好的预期，致使大量农民留乡种粮，部分民工弃城返乡，拓宽了民工的就业途径，也相对提高了民工的经济权力，在劳资博弈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民工的工资决定与经济权力的动态转变过程如图2所示。
(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粘性效应
由图2可知，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使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线逐渐向右上方倾斜，农民工工资水平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却存在粘性效应，农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从部门间生产效率及工资变化看，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工业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出应该减少，生产率降低，但2000年以后我国城市传统部门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投资也增加，从1990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倍，年均增长率22.5%，投资的增加使其生产率并没有降低，相反在提高。在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的同时，工资增长却没有以相应的速度提高，城市传统部门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工资比如表1所示，2005年城市传统部门生产效率与农业部门比高达7.10，但是城市传统部门工资与农业部门比却仅有1.88，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再者，从城乡收人差距看，中国经济结构性增长中农民工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他们在收人分配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999年到2004年，农民工资性收人(即农民工外出务工收人)占人均纯收人的比重分别为28.5%，31%，32. 6%，34%，35%和34%，呈现稳定小幅上升态势。但2004年城乡人均纯收人分别为9421.6元2396. 4元，相差3.93倍。2004年城市工人年平均工资约为巧000元，高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近一倍。可见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过低。
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客观上要求工资水平的提高，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工资存在粘性效应，没有相应提高，导致雇佣方在粘性工资水平下招不到工人，民工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的现象。因此农民工经济权力和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动态水平面非静态水平线: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一)刘易斯模型简述
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即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对于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说，是一种“劳动无限供给”条件。“动无限供给”是指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土能够获得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如图3所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中，OA为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平均收人，即生存收人;OW为城市中工业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城市中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资本规模(从K1到K2再到K3)，由此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从D1到D2再到D3)，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L1到L2再到L3)。如此循环往复，城市中工业部门的资本越是扩张，就越是将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吸收过去。只要传统的农业部门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工业部门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利用这些劳动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也就是农业生产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会使农业产值减少。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会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这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的结构由此发生变化，并处于平衡发展状态。最终结果就是城乡差别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的经济结构，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迈进。
(二)刘易斯模型的改造和应用
根据上述图2，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刘易斯模型可以改造成如图4所示。在初始状态下，农村劳动力供给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供给曲线为水平线，随着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劳动力供给处于动态的有限供给状态，其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企业及时提高工人工资解决工人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矛盾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又恢复水平状态。
即当Y=WO，工资为WO，供给和需求曲线均衡点为(L2，W0)，民工经济权力增强，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若雇佣方仍然只提供WO的粘性工资水平，则雇佣到的工人数量仅为LO，出现劳动力的短缺现象(L2-LO)，在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阶段，工资水平的粘性效应使劳动力净收人的下降，必然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指相对于即期需求来讲)。当工资水平提高到W1，供给需求曲线新的均衡点为(L1，W1)，此时劳动力的供给量为L1，仍存在劳动力的短缺现象(L2-Ll)，而且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假如雇佣方提供的粘性工资水平没有及时调整，劳动力短缺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和严重。只有当工资水平调整到W2，才能暂时实现动态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实际情况也表明，企业没有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劳动力价格对供求的反应显得不够敏感.是“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当企业给予农民工以较高工资的时候，是不会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的。根据人社部的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3月10日，广东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90万人下降到70万人，下降了18%;福建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28万人下降到20万人，下降了29%;浙江省从2月23日到3月10日，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从1.5:1降为1.2:1。用工荒已经趋缓，工资超1800元的岗位基本不缺人。
因此本文认为刘易斯曲线不仅仅是是静态的水平线，应当是动态的水平面，并且不断调整，循环往复，一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结构发生变化，实现平衡发展状态。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会加剧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三)农村劳动力供给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正在快速进人老龄化社会。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我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14.6亿，并开始转入负增长，无论从人口总量还是人口结构来看，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
由表2可知，2005-2016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为51880万人，以后各年逐渐上升，到2011年达到波峰，为54415万人，7年净增2535万人。2011年以后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有所下降，2016年为54143万人，比波峰净减少272万人。20052016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较稳定，维持在2.5亿人。 2005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25370万人，2006年到达最高点，为25798万人，以后各年逐渐减少，到2016年减少至25047万人，净减少751万青壮年劳动力。期间我国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直至为负数。2012年、2013年和2015年新增劳动力出现负数，即净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从2006年到2016年我国农村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也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并不是无限。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刘易斯模型在中国表现为动态调整的水平面，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会加剧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同时相关数据也表明我国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因此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一)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促进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
市场机制作用下民工工资的提高可作为调整收人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人差距的重要内容。劳动力价格并不单纯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察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的廉价工资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察赋所致，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失衡的一个结果，因此要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成效，破除人为制度障碍，赋予民工各种社会福利及保障权利，促进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民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拥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共同决定工资福利等。由此作为调整收人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契机，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缩小居民间不合理的收人差距，把基尼系数严格控制在安全的水平。
(二)民工素质的层级和提高幅度与产业结构的梯度和调整速度相匹配
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将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的加工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即把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富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交通便利、市场广阔、土地成本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着重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使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呈现更加合理的梯度分布。同时加大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培育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使民工的知识、技能构成符合产业结构的梯度分布要求。
关键词：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拐点”；民工荒
一、二元经济模型与“刘易斯拐点”
二元经济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建立的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着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这两大部门。前者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而现代部门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可向传统生产部门支付比传统部门稍高的工资以获得近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图1所示，在发展中国家中，A为传统部门工资水平（生存水平工资），W为现代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现代部门依靠稍高的工资吸收劳动力，在W不变的情况下将利润用于再投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只要传统部门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就能够以一定的工资水平吸收劳动力，扩大投资规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即S点，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后的劳动力转出将会影响到本部门的生产力总水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这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的结构由此发生变化，并处于平衡发展状态，二者工资差异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最终结构是变为一元的经济结构。
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该理论加以修改和补充，使其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最经典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的劳动力，和边际生产力不为零但低于其所获得的平均产品的劳动力（伪装失业者），他们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不同。劳动力转移过程应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部门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劳动力流出，但不影响其总产出；第二阶段，传统部门中伪装失业者被吸收完；第三阶段，已无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根据费-拉扩展，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实质上是一个隐形的、渐进的拐点。
需要解释的是，传统部门的分配是按照产品共享的分配方式进行的，所有成员都取得其维持生存的劳动平均成本。这个工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入现代部门后，留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以保持总产出不变，同时因为人数减少而工资是平均分配的，留在传统部门后他们会得到一个略有增加的报酬。
二、民工荒现象及其成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加深，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曾一度受到“民工潮”的困扰。而在2003年末、2004年初，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劳动力供需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现象。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被公认的“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为何会发生民工短缺？三十年来要素市场的经济状况是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考察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1、实际工资
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最主要因素是净收入，即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的下降成为民工荒现象的重要原因。首先，农民工名义工资上涨水平低，直接影响了实际工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农民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其工资水平却一直未有较大提高。根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课题组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公布的一项调查，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其次，物价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样影响了实际工资。近几年来，中国的物价大幅度上涨，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尽管农民工所取得的名义工资基本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加，但如果综合考虑物价等因素，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实质上是“不升反降”的。这无疑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实质上是下降的。除上述原因外，各地还存在针对农民工乱收费等现象。最终各种因素同时导致了农民工实际工资下降。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严重减少劳动力输出量。假设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传统部门的总生产力不变，且总产出P将被平均分配，则
W・L=P
若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总量微变L，有
（W+ΔW）・（L＋ΔL）=P
即
W・L+ΔW・L+W・ΔL+ΔW・ΔL=P
由于ΔW为高阶无穷小，将其省略，得
W・L+ΔW・L+W・ΔL=P
综合上式可得
由于在劳动力转移的初期，现代部门以比传统部门略高的工资吸收劳动力，则可近似认为将两部门工资水平相等。如今在中国，传统部门中劳动力总量（L）很大而工资（W）普遍偏低，所以工资状况对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输出量的影响很大。在像珠三角这样的东部地区名义工资上涨甚微甚至不上涨，实际工资在近些年CPI过高的背景下实质上是负增长，由此必将导致珠三角的民工荒现象。
2、机会成本
农村通过税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务农成本有所降低。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下发了4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有力地支撑了农民收入增长。此外，国家也取消农业税、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比税改前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00亿元，惠农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也使得外出打工的热情相应降低。同时，近两年来农产品价格上升，涉农收入有很大提高。2006秋冬以来，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大宗农产品中的玉米、小麦、食用、油价、猪肉价格先后上涨。并且科技进步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现代农业的推进提高了农业效益，许多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使务农者有了更多增收点。这对农民增收是非常有利的。统计表明，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三年超过6%，是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名义工资不变，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而留在农村收入却会增加。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加大，农民理性选择留在家乡种地，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群体行为时，民工荒现象自然就发生了。
3、区域短期替代
从国家角度看，区域短期替代是产生“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本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东部富余资本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该地区的外出人口流量，使当地人能就地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现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外出农民工分流明显，是民工荒发生的一个深层原因。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使得供给出现了新的困难。四川省流出省外的人口613万人，是全国跨省流出人口最多的省份，其主要流向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和重庆、云南等相邻省市；主要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流动。由于四川灾后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劳动力留在四川支持灾后重建，形成劳动力回流的局面，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四川的劳动力输出。从劳动力方面的因素考虑，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是广州等一些主要城市吸收劳动力的省份，这次地震可能造成劳动力成本增加。
（二）社会因素
《劳动法》上的条款，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是一纸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文。在城市中，农民工经常被视为下等人，他们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既无城市户口，又无固定居所，工作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收入的低下，在城里是没有地位，经常被视为下等人、城市的“边缘人”。工时长，工资低，经常性加班，没有劳动合同，工作不稳定，克扣或者拖欠工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福利保障，这都是外来工劳动权益受损的表现。
外来工遭遇的社会排斥，表面原因是由歧视的社会环境引起，实则来自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
制是以“户籍属地管理”为依据，将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置于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在管理内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虽然近年来一些城市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但优先保护城市户籍就业人口的政策导向，使其对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内容远不及户籍人口。
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配套的相关制度共同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外来工遭遇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而劳动力市场实效所导致的社会排斥，最直接导致了外来工在就业方面的社会排斥，导致外来工在劳动权益上缺乏保护与保障。
三、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日前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结合现今突出的“民工荒”现象，这种说法有不少支持者。他们普遍认为，民工荒作为一种现象，背后隐藏的就是二元经济模型中“过剩劳动力转移完毕”的实质。
上文已经介绍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根据模型我们可以获得判断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标准。剩余劳动力简单的定义意味着一些劳动力可从传统部门退出而不降低传统部门产出的劳动力。用技术术语就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零――边际产品低，这是本质。根据费-拉扩展，如果劳动力转移达到第二阶段，即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转出已经影响到本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则认为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而现实状况却并不支持“已经到达拐点”的论断。实际状况中，作为劳动力输出的重要来源，中国第一产业确实含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表1所示）。
在中国农村，有着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第一产业劳动力资源。但是有专家称，在中国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和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以一个农民平均种植60亩地的标准计算（在没有其他大的问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的农业人口达到3000万就足够了。而且，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其生产能力还将进一步的提高，农业人口必需量将会进一步下降。可是目前我们农村劳动力除了进城的，还有2亿。每年转移800万也还需要转移20年。结合上述数据，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潜力还相当大，“‘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论断为时尚早。
但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居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又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虽然同样缺工，但较之长三角，珠三角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工现象。珠三角外来工的境况不如长三角外来工，并且两者差异显著。珠三角其他处理劳资关系的基本模式是“市场型”，而长三角则是“人情型”和“法制型”。而在“市场型”的模式中，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并且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在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劳动力需求状况下，外来工工资是由企业片面地决定的。珠三角农民工工资较长三角低266元，不能不引起区域性民工荒。低工资加之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共同导致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和高流动性，外来工在这样的博弈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地只能是用脚投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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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林平,万向东.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本文为中国矿业大学08-09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编号：080927）。
关键词：人口压力，历史，当代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03-08
人口压力本质上是人口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的压力，它有农业社会与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之别。在农业经济为主导、农业人口占多数、农村为基本居住环境的社会中，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短缺。多数情况下是指人口数量增长较快，而生活资料没有相应增加，或增加滞后，导致小范围或一定区域内民众生活水平、生存质量下降，社会冲突因此增多。相对来说，近代以前局部性人口压力曾经出现过，全国性压力并不常见。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中，多数人离开直接谋取生活资料的农耕环境，通过非农就业和所挣工资来维持个人和家庭成员所需。能否保证劳动年龄人口获得就业岗位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还有其他形式的人口压力表现，如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这与人口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条件是否可持续有关。本文将主要从生活资料和谋生方式角度考察人口压力，并就其阶段差异加以说明。
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人口压力有绝对与相对之分。
1.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压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绝对人口压力是指人口数量增长超过了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和养育能力，这是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是，人口数量变动不大，但生存资料生产能力明显萎缩或产量降低，也会出现绝对人口压力。绝对人口压力之下，民众生活资料普遍匮乏，饥荒频繁发生；政府和民间组织不掌握足够的粮食资源对民众实施救济，人口死亡增加。在形成绝对人口压力的环境中，食物短缺是刚性的，内部不足和外部失援并存。绝对人口压力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往往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战乱。
相对人口压力是因一定区域范围内发生自然灾害，或社会政策失当，农业生产条件被破坏，粮食减产，人口正常生活资料需求难以满足。一旦灾害消失或缓解，政策得到调整，粮食生产得到恢复，人口压力便会减轻，乃至消失。传统农业社会相对人口压力有这样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由于自然灾害（水、旱、冰雹等）发生，粮食减产，特别是面对连续性灾害，缺少粮食储备的民众难以应对，轻者节衣缩食，重者乞讨他乡。二是赋役沉重，民众收获物交赋税后，剩余部分不足于维持家庭人口的生存所需；徭役频征，农民正常的农耕活动受到影响，粮食减产。三是私有土地制度下，租佃农民往往将收成的50%及以上交给田主，剩余部分不足，难以维持生存所需，当这一人口群体所占比例较大时，也会产生相对人口压力。可见，相对人口压力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的作用，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上述因素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以合力的形式出现。
关于近代之前农业社会人口压力的表现和成因，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18世纪就已经表述过：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须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必然会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强烈地感受到。①可以说，在人工避孕工具发明和推行之前的历史时期，高生育率在适宜的条件下会克服高死亡率对人口增长所具有的约束作用（近代之前多数时期人口增长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由缓慢增长变为较快增长，民众对粮食等生存资料的需求增大。若可垦殖荒地有限，粮食亩产难以提高，区域人口生活资料出现短缺，人口压力增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低（近代之前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甚至更低，这是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之前、中国近代之前比较普遍的情形），很大程度上使人口增长所形成的人口压力得以缓解，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绝对人口压力到来的时间。
2.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人口压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1）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绝对人口压力的基本解决
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的绝对人口压力仍以食物这一基本生存资料短缺为表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的基础上，大批农民离开土地从事非农活动。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革命的成果在粮食种植上得到体现，种子改良，广施化肥，同时农田灌溉系统建立，粮食亩产和总产量大幅度增加。另外，农耕机械化作业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粮食短缺问题虽不能说从根本上消除，但却已基本解决。一定意义上讲，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国家，基本生活资料短缺形式的绝对人口压力已基本不存在。马尔萨斯曾说：
人口增值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地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体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如何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②
马尔萨斯低估了近代以后工业革命成果对“土地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如果马尔萨斯所下断语是针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但反观工业革命后的世界人口变迁和民众生存状况，这一断语则是一种误判。身处工业革命之前的马尔萨斯难以预料工业革命及其相关的化学工业发展、种子改良、灌溉推广以及经营方式变化对粮食增产的效果。
（2）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相对人口压力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仍有相对人口压力，不过其表现形式发生变化。多数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相对人口压力已非间歇式生存资料短缺问题，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中其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中，由于人口转变（形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实现得较早（20世纪前期），人口总量增长得到控制，甚至出现负增长，因而人口就业压力，特别是结构性就业压力虽然存在，尚不严重；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不明显。但在后发国家尚有多种压力表现出来。其从高出生、低死亡和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转化来得比较晚，即人口高自然增长率持续时间较长，人口基数有较大扩张。当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车道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而当代城市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减少，吸纳就业的能力降低。城市自身也有大量新增劳动力就业困难。此外，短期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未能及时解决，资源短缺往往形成发展的瓶颈。此外住房需求增大，交通拥挤等。这些城市病一定程度上也是区域人口压力的反映。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生存质量构成制约。
城市化社会中人口压力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失业问题。近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土地已不是人们唯一的生存依赖。非农就业者可以将工资等收入用于购买粮食等生活资料。而对无土地的城镇劳动力来说，一旦失去工作或者找不到就业岗位便意味生存条件丧失。劳动力多于工作岗位的提供能力，也是相对人口压力的重要表现。城市社会中，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岗位就如同农业社会劳动力没有土地耕种一样。当然，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暂时实业者获得社会机构所给予的经济性救助，生存困难就不至于变为刚性压力。
需要指出，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始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还占较大比例，粮食的商品化率还比较低。商品粮短缺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生活资料短缺意义上的人口压力仍有所表现。
（3）人口压力与人口过剩的关系
与人口压力相伴随的一个名词是人口过剩，后者甚至较前者使用得更广泛。人口过剩同样分人口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两种。人口绝对过剩指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物质资料增长的承受能力，人口死亡率因此上升，人口增长受到抑制。可见，人口绝对过剩和绝对人口压力的结果和表现是一致的。而人口相对过剩的解释主要从就业角度着眼。一般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甚至绝对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由此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出现相对过剩人口。还有的研究将相对过剩人口分成两类：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过快，生产力落后，无法吸收过多人口，形成人口压迫生产力，它多存在于人口众多而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二是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采用机器生产，大批劳动力被排挤出去，形成生产力压迫人口，多存在于发达国家。但现代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率降低，劳动力供给也会减少，从而缓解就业等压力。此外，当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时，第三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加。在后发国家初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相对人口压力的上述表现是存在的。
中国农业社会延续时间悠久，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开始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尤其是南方沿海和沿江地区，近代工商业城镇兴起。但20世纪前半期受制于内乱和外侵，城市化发展之路并不顺畅。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策主导下的城市化发展和抑制并存，其背景与农业产出不足、人口生存压力存在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社会一直占主导地位。因而，对这之前的人口压力作一梳理很有必要。
前面的探讨是基于一般理论的认识，那么人口压力在不同时期的实际表现如何？下面作一分析，主要着重于对典型时期事件和事实的考察。
1.食物短缺，生存困难
可以说，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口压力的突出表现是生存资料短缺，即食物不足问题始终未从根本上解决。多数情况下，若风调雨顺，基本食物需求尚能满足。一旦持续干旱，农业减产，缺少粮食储备的小农家庭便会陷入困境。北宋皇■年间官员贾黯即指出过这一点：
今天下无事，年谷丰熟，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①
粮食充足的时期，社会矛盾较少。史载：清朝乾隆六十年中，各省绝鲜大水旱，故百姓充实，丁粮鲜逋欠者。②
自然灾害引发的食物短缺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表现。西汉元帝即位初，“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③成帝时“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④明代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天，“江南地区发生大旱，蜚蝗蔽天，焦禾杀稼，是岁大饥”。第二年春天，地方官员劝缙绅富室捐米煮粥，分地而给：
饥民远近响应，提携襁负，络绎不绝。甚者不及到厂而毙于路，或饱粥方归而殒于途，道馑相望，婴儿遗弃，妇女流离，有望门投止，无或收惜而转死于沟壑者。⑤
可以说，这种局面与“靠天吃饭”的农耕环境有直接关系，加之“食之者众”，剩余物不足，储备有限，小灾尚可应付，大的灾害则难以抗御。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导致食物短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战乱，这在王朝更替时期尤其严重。民众揭竿而起，各种军事势力集团持续攻伐，争夺政权，百姓四散躲避，难于安心南亩；或被驱迫至战场，死于兵刃，以致无人生产。由于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破，粮食减产，人口压力增大。若追问战乱的原因，除了政治集团争权夺利引发的厮杀外，农民起义和暴动多与生存环境恶化、食物资料短缺有关。它构成一个具有关系的链条：食物短缺――官方未实施适时救助甚至继续征纳赋税――民众为生存而起事――战乱持续――生存更为蹙迫。这一过程中区域甚至全国人口锐减。
一般来说，王朝末年是人口压力的凸显期，它多表现为生存资料占有和分配不均型食物短缺，中下层民众生存条件恶化；王朝更替时期则是生产不足型短缺，在新王朝建国初期最为显著。西汉初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①南宋初年，“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于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②
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农业生产活动中断，由此出现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口流亡，死亡骤增，人口数量锐减，这成为中国历史人口变动的重要循环模式。
2.土地紧缺，农业谋生方式不足
土地紧缺，农业所获不足于维持日常所需，民众生存困难显现，并非中国近代才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形在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中即出现过。如《商君书・徕民篇》所言：晋和韩、魏：
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
以农耕社会生产资料条件来衡量，韩、魏二国已出现土地承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民众不得不依赖非农业活动为生。劳动力不足的秦国可因势采取诱迁之策，即使己方人口得以充实，同时也削弱了对方。不过，若韩、魏百姓觉得从非农领域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那么秦国的土地吸引政策则不会有成效。
秦汉之后，尽管民众生存区域扩展，但区域性土地紧缺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伴随着人口增长，逐渐呈现扩大趋势。
隋开皇后期，“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③为筹措解决之道，文帝还“命诸州考使议之”，还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但这些人“竟无长算”。④可见，局部性人口压力问题对当时民生已产生影响。
南宋时，“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庆元元年，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被宁宗批准。⑤
明代的南方地区，特别东南一些地区出现了靠耕作难以为生者，其原因也与土地紧缺有关。浙江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⑥
清代中期之后，人地矛盾的范围更大，可以说除边疆地区外，全国内地多数地方有此表现：
（湖南不少地方）山多田少，刀耕火种之民终岁勤动，虽遇有秋之年犹必借助于荼蓼薇蕨，最称艰苦。滨湖之田，遇丰岁尚可有余，但舟航四达，般盘者多，民无蓄聚，间有谷多之家，则又贪图厚价不肯零粜，以至处贫民挑负空橐奔走终日，而不能购买升斗，有钱无籴，年丰而啼饥者比比然也。⑦
河南孟县，负山滨河，乾隆末年，人多地狭，素封之家田不数顷，平民或仅数亩，虽力耕作苦，犹不能自给，而取给于纺织棉布之值，是以佣而代租。⑧
民国时期，全国人地矛盾继续发展：
（山东德平县）地狭人稠，平均每人占田二亩八分……百亩之富户既不多觏，贫无立锥者亦鲜有所闻。全县农民占百分之八五，概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丰收之年每亩平均获粟三百斤，足供全县食用，而有余分销邻省，藉以维持生活之所需。一遇荒旱则束手无策，因而荡析流离，甚至铤而走险。二十年来地方不靖，此亦主要之原因。出外谋生以在东北三省作苦工者较多，栉风沐雨，佣工于数千里外，而能减衣缩食无亏事……出外人数最多之时达二万六千余人，邮局汇款一年曾达百万余元……九一八后，侨居东省多被迫回籍，收入顿减。生计困顿感穷促矣。①
（河南滑县）每人平均土地不足半亩（人口62万，土地3028顷），城乡富户百无一二，大抵多中人之产，或经商以权子母，或作贾以竞锥刀，除消耗外罕有赢余。次及做工以觅口食，年丰粮贱之时尚能赡身养家，尚遇饥馑荐臻，薪米昂贵，则不免于饥饿。②
可以说这种状况在华北平原是比较普遍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广西陆川，地狭人稠，田少租贵。农人每岁所入，除输租外，所余无几，终年吃粥，尚多不敷。每当青黄不接，唯借薯、芋等杂粮充饥。③
人地矛盾的突出表现是，较低的人均耕地所产不足于维持农业人口的最低消费水平。在中国近代之前水利灌溉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北方，正常年景收获物不仅应能满足本年度所需，而且还要剩余一部分备荒年之急。但实际上，不少地方收获物只能基本满足本年生活，不足于应对灾歉。由此，人口生存危机开始频繁发生。
3.区域性“人满”问题已经出现
“人满”本质上也与人地矛盾有关，不过，人满的影响、后果和所产生的人口压力更大。除了耕地不足、本地粮食难以满足本地人口所需外，还有区域内就业机会少，谋生条件不稳定，生存压力增大等因素。
一般来说，“人满”最早出现在生存条件较优越的地区，如北方的平原沃地，南方濒河临江、灌溉便利之区。农耕条件好就意味着适于生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高，人口数量增长较快。若干年后人均土地面积减少，进而形成“人满”局面。
在农耕时代，局部地区“人满”的结果是，本地生存条件困难者不得不流动至区域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他们首先选择适宜耕种之地。平原无地可耕，则向丘陵、山林进发。近代之前，政府希望民众在现有秩序之下解决生存问题，一旦超出范围，进入统治力量薄弱地区，则会受到抑制。如明代湖北西北的郧阳“介河南、湖广、陕西、四川四省，山谷厄塞，林箐蒙密，既多旷土，又有草木可采掘而食，自古为逋流之地”。④明中期，饥民徙入。政府出于治安考虑，强行驱赶，引发剧烈官民冲突；驱而复返，最终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设郧阳府。它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在原籍已无地可耕情况下所选择的道路。
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另一种形式的“人满”问题，市镇经济发达地区人口高度集聚，本地资源已难以满足生存所需：
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麟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市居民也。⑤
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
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飘过海，故台、温闭耀，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⑥
这种“人满”是区域产业结构初步发生转变的结果，工商业成为其中不少人谋生的方式，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开始改变。
清代中期北方具有“人满”特征的地区如山东、河北民众则纷纷向关外寻求垦荒之地，尽管清朝政府出于对满族“发祥之地”的保护而设关堵截，但挡不住各种形式的“偷越”行为，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南方地区无地者则前往山区垦种，被称之为“棚民”。政府虽欲驱离，却难奏效，后允许将其编入当地保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性“人满”因素促就。当然，也有一些人满地区百姓走上经商之途。北方山西，翼城“土狭人满，每挟赀走四方”。⑦
浙江地区的“人满”情形至清代更甚。清乾隆末年官员秦瀛指出：
温处之俗有育女不举者，余既严申其令，喟然长叹曰：人无不爱其孳息者，孳孳而忍溺之，非尽其父母之不仁也。盖由国家承平百数十年，生齿日众，山陬海■之民，其所产不足以给其所养，不得已忍而出此。此为民上这之责也。无何而余奉命迁调来杭，杭财赋拟三吴，商贾辐辏，人物蕃富，非温处比。顾闾巷井陌之间贫民殆十居七八，其甚者，子女或幼鬻于人，或生弃于途，皆所不免。①
中南、西南地区在康熙朝之前尚处于大动乱后的恢复发展阶段，人口压力尚不明显。如湖北：
户口未繁，俗尚俭朴，谷每有余，而上游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贩日至，是以价贱。迨户口渐增，不独本地余米无几，即川南贩运亦少，谷寡价昂。且民生既繁，争相置产，田价渐贵，农家按本计利，但愿价增无减。②
就近代之前而言，局部地区“人满”之后，从中溢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多数没有实现职业“转型”，仍以农耕为追求，缺少自有土地者则靠佃耕和佣工为生。它主要与当时城市及非农行业缺少足够的吸纳能力有关。但也应看到，明清之后，一些市镇中通过工商业养家糊口者已大有人在。明人王士性这样记述：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偷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橐中装装粮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囊无资斧者，且暂逋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雇，盖忧生务本，俗之至美，是犹有《蟋蟀》《流火》之风焉。③
但如此生活的群体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比较弱小的。只有到了近代以后，中国才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新兴工商业兴起的城镇大规模转移之势。以往“人满”溢出劳动力完全在农业领域“转悠”的时代开始改变。但这一过程比较曲折，20世纪前半期城市发展受到战乱的抑制。20世纪50年代，农村劳动力在经历了有较快的向非农领域转移之后，在60年代出现逆向转移。直至70年代才有所改变。而深刻的变革和人口城市化大发展时代在8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
中国当代人口压力及其变化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短缺所表现的传统人口压力大为缓解；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新形式的人口压力不断出现。
1.当代人口压力的缓解方式
（1）农耕方式的改进推动粮食增产
中国食物短缺所形成的相对人口压力从传统社会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直存在，并成为不同时期政府力求解决的问题。而这一过程表明，靠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即使人口缓慢增长，人口压力仍难以解决。近代之前，虽然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较大，但由于传统农业建立在人力和有限的蓄力基础上，人均耕作面积有限；加之灌溉条件较差，收成受天气条件影响颇大，种子选育方法落后，施肥不足，这些都使粮食亩产停留在较低水平，耕地承载人口数量受限。比如在民国时期，华北农村，正常年景下，3亩耕地的收入才能维持一个人基本生存所需。④所以近代之前，尽管90%左右的人从事农耕活动，但并没有摆脱人口的生存压力。
中国则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加大了化肥生产和粮食品种改良力度，同时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制约中国农业生产的瓶颈被打破，粮食亩产大幅度提高。因粮食短缺不能满足人口需求的局面有了根本改观。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人口总量大幅度提高之后，人均有限的土地（北方地区人均一亩多一点，南方则不足一亩）由于产量提高，人口生存压力并没有增大。它本质上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当然也与制度变迁（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等）有关。不过，还不能说中国摆脱了粮食短缺的禁锢，因为中国人口总量在突破13亿之后仍在继续增加；耕地总面积由于城市扩张而减少；北方产粮区土地灌溉对地下水开采过度，可持续性降低；干旱气候增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粮食继续稳产高产，今后唯一的期望是更高产粮食品种出现。即使存有上述制约因素，也必须承认，中国的粮食问题已不再靠投入大量劳动力来解决。
（2）控制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压力
通过减少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来缓解人口压力尽管曾为中外学者所提出，但近代之前却很少形成政策。在中国，当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口总量由5亿增至6亿、7亿时，政府意识到直接控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在减轻人口压力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推行晚（婚）、稀（加大生育间隔）、少（生）政策；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的最明显作用是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其变动数值如下：1970年为5.81，1975年3.57，1980年2.24，1985年2.20，1990年2.31，1995年1.99，达到更替水平（2.1）以下。根据有关研究者所作统计，1971年至1998年间中国因计划生育共少生3.38亿人。①这有效降低了人口对食物资料、教育、就业等所构成的压力。
2.社会转型时代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压力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形态所发生的基本变化，在中国现阶段则表现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以农业经营为主社会向以非农经营社会为主、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工商业人口为主社会的转化。应该说，中国社会转型的起步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之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显露端倪，现在尚处于转型的初期。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口压力的核心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人口总规模庞大。中国人口总量在2005年突破13亿之后仍在增长，2020年之后将突破14亿，并有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水平，接近15亿。可以说这一人口规模是诸多相对人口生存压力产生的基础。在笔者看来，我国当代面临三个与人口有关的压力源：
一是人口就业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粮食种植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降低。农村劳动力起初农闲季节出外务工，到现在全年沉淀于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劳动，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村新一代则基本上与农耕脱离。城市化进程加速，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服务业和不同形式的工厂，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场所。但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减少，城市白领行业所能提供的岗位有限，青年人学非所用，难以适应就业需求，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农耕为主的时代，对劳动力而言，生产和生存条件是一体的，土地种植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获得了生存资料。当代人口压力最主要的表现是，比例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找不到适合自己从事的工作岗位，进而丧失养活自己和赡养家人的能力。当然，这一问题的程度往往会有周期性变化。为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者创造就业机会成为转型时代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工作，为失业者提供社会救助更是不可忽视。
二是人口与生态环境压力。在当代短期内迅速推行的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环境保护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江河湖海污染、空气质量污染、城市垃圾污染等，直接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存环境。一些污染严重地区可能将不适宜人类居住，这是对人动空间的挤压，直接加大人口压力。这些压力通过改进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是可以逐步解决的，重要的是政府须加大治理污染投入，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
三是资源短缺压力。资源短缺压力表现之一是水资源短缺，其对当代中国人口生存的压力是全方位的。中国当代农业的稳产高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灌溉条件的改善，而在北方主要依赖抽取地下水，地下水位在下降，灌溉成本上升，长期下去，地下水也会枯竭，其对粮食生产将带来严重威胁。城市化、都市化在改善人类生存方式的同时，也使民众对水资源的消费加大，城镇自身发展和维系受水资源短缺的制约越来越显著。这需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同时，用科学手段增加水的来源。第二是能源短缺问题。当代中国所需石油资源的主要部分已依赖进口，国内煤炭资源可开采年限缩短。能源短缺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进而对人口生存条件产生影响。
上述压力是否能解决，不仅关系到中国民众的生存条件改善，而且与生存质量改善、生活品质提高密切相关。在人口基本生存资料的压力缓解之后，人口生存质量的压力、生存条件的可持续维系问题日益凸显。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负反馈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分类
所谓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动态的和相对的概念,它随着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科学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剩余是相对的剩余,即隐形或不充分就业的剩余,其边际生产率为零。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积累型剩余农业劳动力。指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的需求而日渐增多的剩余劳动力。二是效益型剩余农业劳动力。指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新技术的应用、产业的更替等原因使部分劳动力剩余。三是结构型农业剩余劳动力。指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经济不合理,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及工矿企业转移,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单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自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产生的剩余。四是季节农业剩余劳动力。指由于农业生产自身具有季节性特点,农忙时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较多,农闲时对劳动力需求较少,在农闲时产生部分剩余劳动力。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原因
第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的不适应性剩余。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加快,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由于新兴的产业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而农民大部分素质较低,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用人需要,因此造成农村劳动力剩余;同时随着传统农业及农产品工业资本存量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下降,也致使一部分人无事可干,从而导致农村富余人员增加。
第二,农业边际报酬率递减造成的弃地剩余。随着农民物资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农业边际报酬递减促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因此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更加突出,致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农民家庭直接减收。不断减少的土地回报率使农民的收入逐年减少,有的地区甚至仅能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农民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更无法满足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最终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隐形失业者。
第三,农业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的资源短缺性剩余。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近1.3亩,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的1/4左右。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对土地的不合理的使用,我国耕地正在以每年500万亩-700万亩的速度减少。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却以每年1000万人-1300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使得我国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第四,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相对性剩余。随着我国农业科技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农业科技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技成果得以广泛的实施。在农业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如高效农药的使用、良种的推广、收割机等机器的使用都极大地减少了农民为施肥、收种、除草、灭虫等田间管理的劳动时间;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技术效益不断增加也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相应地提高,使农业对活劳动的需求减少,也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反馈
(一)造成流出地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尚处于自发、分散、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初级阶段,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社会问题,在农村人力结构上不利于农业生产,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使农村发展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本来就不高,加上年轻有文化或有一技之长青壮年随“流”而去,另一部分人转入当地第二、三产业,使得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在农村出现了“断层”,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逆转,实现收益与预期相背,“青壮去务工,种田童老姑”的现象极为普遍。农田耕作效率下降,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有的地区甚至造成田地荒芜。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后果之一。在我们调查的湖南澧县宜万乡、桃源县桃花源镇、双峰县石牛乡等三个乡镇的数据看,三个乡的总劳动力人口为60653人,其中外出务工人数为20572人,占总劳动力人口的34%。外出务工农民趋于年轻化,综合素质相比于长期滞留农村的中老年人口较高。青壮年劳动力一直是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力,特别是18岁-40岁之间的青壮年一直在历次调查中占了绝大部分。而本次的调查中35岁-39岁年龄段留村村民大大增多,也就是说35岁以下年轻人成为了外出务工的主力军。这可以从留村村民,即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得以印证。从问卷结果来看,参加问卷调查的留村农民40岁-45岁之间的比例最高,为17.0%,45岁-49岁、50岁-54岁、55岁-59岁年龄段的比例明显高于40以下各年龄段的比例。而在40岁以下年龄段中,35岁-39岁年龄段人口比例明显较高,19岁以下、20岁-24岁、25岁-29岁、30岁-3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非常少。
青壮年劳动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无疑是新农村建设的绝对中坚力量。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村经济建设面临着主体缺位的难题。调查中,几乎所有村民都反映由于人手缺乏,现在乡村公共事业开展困难,比如乡村公路修建、水利基本建设维护、危桥改造等,甚至有些地方连丧葬都产生了困难。实际上,对公共基础设施维修已经很难像过去一样采取按户分摊劳动力的形式,而是转而通过分摊资金从外面雇佣劳动力来进行建设。调查中五个乡镇一致反映,举办公益事业缺少足够的劳动力,主要依靠分摊资金才能开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地方以劳代资,需要投入足量劳力完成项目建设,但在工程实施时,即使留守劳动力全部到位,工地上仍人影稀疏。
(二)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地的农地荒废
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大多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而家中留守老人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只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耕地处于一种新的耕地抛荒或隐性抛荒状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积极作用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实现了转移就会自动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现行的土地产权安排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分散在各农户家庭,土地产权不许自由买卖,但使用权可以转让。农民比较利益很低,负担重,务农净收益微不足道,这就决定了农民转租责任田的净收益不大,租赁别人的责任田的净收益也很少,以至于这种出租使用权的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而且出租土地还有可能形成地力下降,利益权衡的结果导致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干脆抛荒责任田,一门心思打工。正如农民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表明:田不可不种,但不可多种。责任田尤如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见,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进而使土地抛荒,必将浪费农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还需要土地产权安排做出相应的变更,使得土地能够通过产权交易适当集中而不至于荒废,浪费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源。
如在我们调查的五个乡镇中,如双峰县某镇镇共39000亩耕地,但是全镇抛荒土地累计竟高达500亩,抛荒率为1.3%,而且原种双季稻改种一季稻的亩数高达到1800亩。在抽样调查中,只有85.9%的农户耕地是自己正常耕种,有29.5%的农户土地对外出租,3.7%农户土地存在部分抛荒,0.4%的农户是全部抛荒,可见,如果综合统计,这些地区的土地抛荒绝对量也是不容小视的。在调查中,有12.6%的人认为如果务工经商收入稳定,能够养活一家人就会放弃土地承包权,26.7%的选择了出租土地,只有60.7%的人选择了自己经营土地。可见即便是选择留守从事耕种的农民也有相当部分希望外出务工。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老幼妇孺成为农村留守者,青壮年虽然放弃了农业生产,但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把土地转包出去,土地基本都留给家中老人或妇女耕种。问卷调查中57.0%的人反映村里劳动力外出后田地由家中的老人耕种。留守老人或妇女劳动力有限,再加上带孩子做家务等琐事占据了很大的精力,他们只能种一些易于管理的庄稼,或将部分农田改作单季稻而形成土地荒芜,像在衡山白果镇的岳北和同兴两个村子进行调查时,虽然这两个村土地抛荒的极少,但还是有20%左右的土地改种了单季稻,无形中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三)抬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本,使农村劳动力投入产出效率下降
近两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及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绝大多数有文化知识、懂技术的农村劳动力仍然长年在外务工,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不能形成,农产品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得不到升级。在现代农业的国际大趋势下,如果农村经济发展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和高技术的支撑,农村经济就只能永远在低效率下发展,永远不能融入世界市场,从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就低下。在低下的发展效率下,更加不能留住优秀的农村经济人才,例如,有的村庄连个村干部都选不出来,原因是有能力当村干部的人都“转移”出去了。
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甚至连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常劳动力也不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不是剩余而是短缺了,当前某些农村许多所谓的“空心村”就是这样。这种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错位,特别是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劳动力减少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价格就会上升,加上农业的化肥、农药价格的上升,农业的发展成本就更加大,进而带动农村其他物资价格的上涨,势必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本上升,造成新的农村发展问题。
此外,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时间比较集中,使铁路运输更趋紧张,形成不容忽视的民工潮和春运高峰。他们进城后,由于信息不灵、目标不准,又缺少统一领导,一旦找不到工作就无以为业,由最初的对社会不满继而可能铤而走险,给社会安定构成威胁。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的公共交通、卫生、教育、环保、工商管理、税收、计划生育等各方面工作受到冲击,影响了城市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城市发展格局。农民工对城市造成的压力也将影响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农民为主体地位,农民应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激发自身的创造力,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低效与廉价外流,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低效与主体缺失,影响了农村区域经济的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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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斌,周宇飞.试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中国商贸工业,2008(8).
一、基本情况
1、企业用工难较往年突出。××县是××省有名的劳动力输出大县，本地企业向来可以满足用工需求。但进入20__年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从我们抽样的8个企业中，有4个企业，即新洲乡井塘村拦河坝沙场、灵官镇安攸砖厂、平背乡兴旺机砖厂、清溪镇刘水金木厂出现了“民工荒”，都缺少一线工人，出现短工的企业占全部抽样企业的50%。
2、劳动工资出现普遍性上涨。8个抽样企业无一例外地出现劳动工资上涨，其中又以一线工人工资上涨最快。并且，在安平自来水公司首次出现了使用外地回流人员的情况，这也是本地企业首次出现该类情况。
3、招工难相对集中在建筑材料、木材加工类企业。在出现用工难的4个企业中，有2个砖厂、1个沙场和1个木材加工厂。
二、原因分析
1、经济复苏使得企业用工需求增加。从我们抽样的情况来看，有这种情形的企业所占比例达到了(来源：文秘站 ）37.5%，80%的企业用工需求增长在10%以上。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全面、整体地回升，“民工荒”的规模和影响范围会持续增大，短期内难以好转。
2、民工的工资与待遇长期没有得到改善。尽管包括××在内的××全市最低工资保障近年来有了不同程度地的提高，但比起增长过快的生活费用支出，仍显过低而缺乏吸引力。例如：××县20__年1月份，一些困难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660元/月，明显低于同期全市和全省平均水平，与民工们的期望值有不小的差距，故县内企业不管是对外来民工还是对本地民工均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3、新一代民工族的自我意识在提高。新一代的民工族，己经不再像父辈那样拼命打工赚钱，更多的是想能够在四十岁前有一定的积蓄和发展，原因很简单，这些民工早就意识到，40岁以后，企业将不需要这样的员工。所以他们在40岁前需要迅速积累一笔财富，然后自己创业。所以尽管有些企业提高了福利和待遇，但仍然会有民工的流失的现象。在我们抽样的8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出现过民工流失现象。
4、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投入大量资金到“三农”中。农村税费改革后，不但减免了农民的农业税，还给农民每亩地补贴10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又大步上升，农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拍手称好。这可以说是“民工荒”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因此，农业税全面取消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家乡或转入第三产业，更拉大了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而作为国家产粮大县，××在得到国家、省、市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帮持后，本地民工在家“务农”自然有比过去更大的吸引力。
三、对策与建议
1、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劳动者权益。要注意保护劳动者权益，防止以牺牲劳动者权益的承诺来吸引外资。要进一步充实加强劳动监察力量，加大执法力度，下大力气查处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着重解决企业拖欠工资和劳动条件差等突出的问题。
2、改变目前的低成本低技术的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实际走的是一条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的路线。作为企业来讲，除了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员工收入外,还要注重增加员工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支出。因为再先进的技术也要靠人去掌握和运用。未来谁拥有了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谁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关键词：人力资源短缺；劳动力供求关系；人力资源规划；预测；创新工艺
JD企业是一家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葡萄酒类制造企业，企业模式是在以葡萄酒生产为核心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发展和酒店服务。因此它的企业构成就比较复杂，横跨两个行业：传统制造企业和旅游酒店业。两种行业，两种管理模式，并存于一家企业，而且都存在着共同的难题，就是人力资源的短缺。
一、JD企业人力资源短缺现状
1.在葡萄酒行业的表现（1）本地独特的地理优势导致人才竞争激烈，基础人力供应短缺。JD企业所在的葡萄酒行业是近年新兴产业，行业发展快速，前景广阔；加之企业所在城市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是各种类型的葡萄酒企业聚集之地，因此行业内竞争非常激烈，相应地这种竞争也延伸到相关专业人才的竞争。JD企业需要大量技能类工人，故在招聘过程中更倾向于食品、生物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这部分人员在校学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入职培训后会很快进入工作状态，在日后人力资源规划中，内部选拔晋升的机会也很大。但是无奈现实是，现在很多诸如此类的毕业生，并不愿意从事所学专业一线岗位。（2）葡萄酒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培养不足，供应有限目前社会上开办生物技术专业的院校非常多，而开设葡萄与葡萄酒专业的院校非常少，目前这个专业比较知名的也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两个专业在理论和实操上大同小异，但是对于葡萄酒文化的理解上，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社会上专业人才少，企业需求量大，呈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薪酬也自然水涨船高，同时也给企业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2.在酒店行业的表现酒店业众所周知，本身就是个朝阳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可以说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源的短缺。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有两方面因素。（1）一方面是行业特点决定业内的人员流动频繁。酒店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淡旺季比较明显，行业内的人员流动频繁，喜欢跳槽式发展，对于想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员工来说，接触不同的酒店运营模式，能够学习新的管理理念，掌握更先进的服务技能，对个人事业发展是有好处的。（2）另一方面是传统观念导致的偏见，使服务人员不安于工作，人员流失率高。在国内，传统的观念影响着大多数人的择业观，大部分人对服务行业的是有偏见的，认为服务员就是伺候人的活，职业的从业者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不安于工作。
二、企业人力资源短缺情况的原因分析
上述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短缺情况的原因，表面上看各有不同，其实分析下来都是有其共同的深层次原因：1.企业受外部大环境影响（1）受经济环境影响。企业处于扩张时期，对人力资源需求量会增加。（2）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不平衡，甚至是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企业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合适就业机会，两者呈现一种错位的态势。（3）人口环境影响，一个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口环境对企业获取人力资源有着重要的影响。人口环境包括劳动力年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差异性。2.受企业内部环境影响（1）企业的行业特点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企业的行业属性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不同。如JD企业的酿酒行业需要的是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酒店行业门槛低，普通的服务员岗位也只在年龄方面稍作要求，但是因为酒店行业淡旺季明显的特点，淡季人员富余，旺季人员短缺的现状或许仍将长期存在。（2）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好的适合的企业文化,能加强企业凝聚力,增强员工的进取精神,稳定员工队伍,企业的人力资源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少一些,有利于人员的规划。JD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就稍有欠缺，管理人员还没有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意义，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有意识的去促进形成一种统一的共同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缺乏企业文化，使员工缺乏凝聚力，缺少归属感，降低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流失率增高。（3）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企业人力资源系统既包括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特征，也包括人力资源战略、培训制度、薪酬激励制度、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等功能模块，这些都对人员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JD企业在基础制度建设方面有一定基础，例如培训制度、薪酬激励制度，但是这些已经形成的制度都是在独立执行，并没有很好地联动起来，使人力资源工资工作缺少系统性。
三、企业人力资源短缺状况的对策研究
1.针对行业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管理中，采取以下几种措施来避免人力资资源短缺状况的出现（1）少量岗位空缺，可以采用临时性调岗解决，在尊重员工意愿的基础上，将相对富余状态的人员调往空缺岗位。（2）改进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增强技术创新意识，尽可能发展机械操作代替手工操作，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人工的依赖性，提高劳动生产率。（3）如果短缺现象不严重，可以制定一种短期的应急措施，就是在尊重员工意愿的基础上，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4）制定聘用临时用工计划，根据本企业的现状，聘用一定的临时用工，来解决临时出现的人力资源短缺。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工种，尤其是酒店行业门槛低，淡旺季分明，旺季企业可以通过劳务派遣机构补充临时用工；技术含量高的，可以与相关专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2.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工作（1）人力资源规划一方面是做好人力资源预测，结合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实际经营情况，提前对人力资源配置情况、人员需求情况作出计划，避免陷入临时性人员短缺情况，给企业造成损失。（2）另一方面是在预测的基础上，切实做好现有员工的规划，这包括人员的培训开发计划、人员的晋升计划、薪酬的激励计划、员工职业生涯的规划还有其他的员工援助计划等等。（3）构建完整人力资源系统，实现人力资源各个模块的有效联动，使员工明确自身发展路径，帮助员工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最终使员工发展目标与公司战略发展相适应。3.做好企业文化建设改变现有的公司组织架构，对管理人员素质意识及管理能力进行培训，使其意识到企业文化在企业长期发展中发挥的促进作用。以管理人员的身体力行，建设企业的精神文化。适当开展多种多样的比赛活动，丰富员工日常生活，体现人文关怀，增强员工凝聚力，加强员工归属感，提高员工忠诚度。总之是尽最大可能的稳定现有的员工队伍，并提升现有员工队伍的素质，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人力资源短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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