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层民主决策中的问题
我国基层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之中，对于其治理机构的领导人在民主的决策方面不难发现以下弊端：首先，是决策中的盲目性和主观性太强。在基层的管理决策工作之中，不够科学客观，自治机构的领导有很多做不到民主决策，由主观想法决定，十分武断。在他们的决策观念中，狭隘地认为决策仅仅只是事项审批、资金筹划以及人事任免等工作，不了解当前的先进有效的决策管理方式，也没有学习以及引进现代决策的理论和技术。这就形成和延续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机制。比如：其一，由经验决定。在决策今天的工作时依赖昨天的工作结果，“刻舟求剑”的心态和现象严重，错误的经验主义盛行。其二，直觉性决策，对于需要决策的工作，不愿与人交流，也不去实地进行考察调研，而是闭门造车，依据“恍然大悟”的突发奇想进行工作的决策。其三，举棋不定类决策。决策的过程之中拖拖拉拉，耽误了最佳的决策时机，使得基层决策的效果收到了严重的影响。一项决策是否科学合理，要看该决策是否遵循着问题分析、目标制定、方案设计和择优以及最终的最终反馈等完整的环节步骤。
1.2问题产生的原因
经过对基层民主决策的实际考察及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两个影响民主决策的制约因素：首先是决策中对现代先进理论以及科技的重视程度不足，使得决策的手段变得陈腐过时。决策者的主观决断比较普遍，这种现象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工作中普遍存在。由于受限于决策者本身的经验水平以及知识储备，判断和决策产生出的结果很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如果决策不能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话，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和问题。现代化基层的决策要求必须结合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科学理论为依据，确保基层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对于基层民主决策问题的解决路径
2.1转变决策观念
决策者一定要以科学先进的决策理论作为决策指导，同时不断提升决策者自身的额综合素养。决策的进行需要具体的客观环境，如果决策者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不能独立进行决策的时候，其就会出现误差，背离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正确轨道。这就要求决策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除此之外，决策者要有合理的思维结构。一种是创新思维，这是因为民主科学的决策需要及时研究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总结新的经验以及提出新的思路，时刻保持创新的心态，灵活地进行决策。第二，决策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的素养，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在决策时需要考量这些基本学识，以便更好地做出决策。第三种是民主思维，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真正创造者是群众，决策者要真正听取人民群众的观点，集思广益，才能发扬民主作风，最终实现决策的民主化。最后一种是果敢性思维，决策的时效性要求决策的制定要及时，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决定的时候要果敢，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效果。
2.2善于咨询专家的意见
为了使得决策尽可能的趋向民主及科学化，决策者应该多参考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在某一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其相关知识的储备以及阅历都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决策过程之中为了使得最终的决策结果符合科学性及民主性，最好咨询相应的专家。不过这其中也存在相应的缺陷，因此在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后，要防止专家组意见的片面性。这是由于基层的民主决策不单单是某一领域的事情，它会涉及到基层多方面的实际情况，需要结合全方位的考察与思量，结合不同方面的各个影响因素。再者，要务必确保该制度的独立，防止出现领导进行决策，专家最后“圆场”现象，确保该决策方式的真切落实。
2.3听证决策过程以及论证结果
建立决策过程的听证机制，这就是允许民众、非政府组织运用网络、多媒体及报纸等方式参与决策过程的协商，积极发动基层自治主体的广泛参与进来，共同商讨决策的科学性及可行性，使得决策过程可以得到广大群众的监督。建立听证制度可以很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确保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开透明，使得形式主义得到了杜绝。该制度位于最终决定与议案形成雏形之间的步骤环节，比较独立。而决策论证的作用是可以查出和修改决策在初级形成时的缺陷，基本是以专家证明、会议协商、及社会讨论和群体发言的形式进行的。其考量的因素包含了本社区的文化、经济等，所以决策论证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其全面性、民主性及科学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合理，可以更好地实现基层治理工作健康有序进行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教育决策研究；描述；解释；建议；评估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4A-0010-04
现代教育治理理念指导下的基础教育管理决策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决策研究。基础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点多面广、地区差异大的现实决定了许多问题需要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从地区实际、阶段工作特点出发加强研究，科学决策。基础教育决策研究是以我国的教育方针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对拟解决的基础教育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供决策参考和咨询的研究活动。为决策服务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特征决定了描述、解释、建议、评估是基础教育决策研究的基本任务。
一、描述：全面客观，立体呈现，说明“是什么”
描述就是对问题的状态加以刻画。描述着眼的是说明“是什么”，即全面地刻画问题及其相关要素的状态，划清问题的边界，通过“摆事实”为决策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按照“全面客观，立体呈现”的思路，充分利用数据和案例对问题的历史状态、当前状态和未来趋势加以多视角、多层次地全景式描述，有利于准确地揭示问题与其关联要素的内在关系，进而使决策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
1.描述要注重全面真实
对问题的客观事实加以全面、准确把握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首先，力求动静结合。问题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只有揭示问题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和一定时间段的表现及其发展趋势、涉及的具体对象与范围等，方能较好地将问题进行情境化还原，促进决策与实践的对接。其次，力求点面结合。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既可能出现在特殊的点上，也可能发生在较大的面上。运用恰当的工具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切入，对问题加以描述，既突出问题的特殊性、典型性，又突出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广泛性，能够明确、生动地揭示问题牵涉的具体对象和范围，较好地展现问题的全面性，有助于从整体上对问题进行把握。再次，力求内外结合。教育领域的问题往往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集中反映。全面地分析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等，方能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把握问题，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2.描述要精选事实
从问题涉及的众多表象中选择真实的、准确的事实方能准确地说明问题的状态。首先，要精选数据。数据是问题的数量化表现，能够较好地对问题进行定量刻画，能够反映问题的局部特征或整体特征。宜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整理和挖掘，通过多维的、结构化的数据组，多角度、多层次地实现对问题的精确刻画，有效地反映问题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点或时段上的特征和变化，增强决策的针对性、时效性。其次，要精选案例。案例是问题的质性特征的表现，能够较好地ξ侍饨行情境化还原，生动地反映问题的特殊情况和典型特征。宜利用典型案例，为研究和改进决策提供具体的参考样本。在表达方式上，按照图文并茂的要求，将数据与图表、案例与分析结合起来，实现问题描述的直观性与概括性的统一、生动性与抽象性的统一。
描述要把握住关键点。描述是以全面占有相关信息为基础，以条理化为表征。首先，加强资料收集。资料是描述和分析的基本素材。资料可以来源于文献，也可以来源于调研。数据类资料，宜根据研究的问题从相关的专题文献资料，如权威部门的统计公报、各单位的总结汇报等材料中选取，或设计开发一定的调研工具，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形成调研数据。案例类资料，可以通过对问题涉及的主体的自我总结、反思进行概括提炼形成，也可以通过座谈、文献分析等方式了解问题在实践中的具体状态，总结概括形成。其次，注重框架建构。框架是对问题进行描述的基本逻辑结构，宜从决策分析和评估的实际需要出发，建构问题描述的基本框架。其关键是要着眼于将问题从背景中独立出来，明确描述的基本视角、维度，进一步使问题具体化，并成为决策研究的基本对象。再次，突出直观呈现。时空结合、数例结合、图文结合，将概括性与直观性结合起来，从而使问题由抽象变得具体，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刻把握。
二、解释：客观辩证，揭示本质，探究“为什么”
解释是对问题的关系加以系统说明。解释着眼的是揭示“为什么”，即系统阐述事实及其关联要素的关系，探究问题产生的缘由，通过“讲道理”为决策提供理论支撑。按照“客观辩证，揭示本质”的思路，以事实为基本证据，以逻辑分析为基本方法，将教育问题融入时代改革和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就问题的性质、产生原因、发展过程与特征、趋势等形成关联性结论，使解释反映时代变革的基本特征，促进决策与时俱进、科学理性。
1.解释要注重证据分析
解释是对问题的表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的辨析。首先，要注重辩证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解释的基本要求，将问题置于其产生的背景，使其与关联要素结合起来，依据事实对问题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其次，要突出有理有据。“有理”就是有理论指导，有理性辨析，有理论建构，反映对规律的遵从和概括。“有据”就是依据的客观事实要能够成为相关的理性辨析、理论建构的直接证据，成为印证客观规律的实事载体。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揭示事实与理论之间的直接关系。再次，要去伪存真。剔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厘清关联因素的作用，明确决定性因素对问题的作用机理和方式，科学揭示不同因素与问题的关系。
2.解释要坚持服务决策
解释是实现改进和发展的理性基础，是实践的先导。首先，要坚持面向实践。对实践的干预是实现决策意图的基本路径，对实践的准确判断分析则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坚持决策积极回应实践需要，为干预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使决策从实践出发，回归实践是解释的首要任务。其次，要注重揭示规律。问题的发展变化是其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宜透过问题的外在表现将问题存在与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揭示出来。再次，要注重成果转化。着眼于问题解决和事业发展，将已有的基本理论、政策与实际结合，为创造性地形成能够适用于本地、本校的实际操作方案，奠定理论基础。
3.解释要力求揭示本质
解释是基于问题背景，对问题涉及要素内在关系的揭示。首先，要注重纵横比较。对问题在不同时间点、不同时间段的状态、特征宜进行前后比较，对问题与周围环境、与时展的重大事件进行横向比较，找准问题在社会改革、教育改革中的坐标，辨明问题的重要性，揭示问题的基本性质、特征。其次，要注重数据挖掘。宜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加大对数据的收集、整理、挖掘，建立适应实践需要和决策需要的分析模型，并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推演、检验，揭示数据之间的必然关系和背后隐藏的内在本质。再次，要注重系统综合。将事实还原于情境中，用系统的观念、综合的方法将局部的刻画、分析结合起来，揭示问题内部要素之间、问题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对问题的整体把握，抽象出问题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
三、建议：聚焦问题，注重实效，阐明“怎么办”
建议是对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的对策性构思。建议着眼的是阐明“怎么办”，即系统阐述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步骤，通过“找方法”为决策提供参考方案。按照“聚焦问题，注重实效”的思路，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定位于解决问题、促进发展，以顶层设计为统率，以对策设计为重点，以实践应用为归宿，构建操作性对策体系，可以加速成果转化，提高决策效益。
1.建议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
建议是决策研究的精髓，直接决定着决策研究对于决策的价值。首先，要遵从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是教育事业最核心的要素。一切改革和发展决策都要以人为基础，以人为目标，做到目中有人，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促进全面健康的人的发展为归宿。其次，要体现依法治教的基本理念。遵守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将教育规律的应用与现实条件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执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依法治教的理念提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方案。再次，要有的放矢。基于已有的描述和解释，明确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以什么为基点，提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达成目标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举措。
2.建议要突出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以系统性为基本内核，注重整体合力的生成，决定着问题解决的力度和程度。首先，要树立整体意识。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民生问题。既要把解决问题置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又要把问题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加以思考，建构具有整体性的可操作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体系。其次，要把握关键节点。关键节点在问题的发生、发展和解决过程中至关重要，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等关键节点提出对策建议，方能使问题解决事半功倍。再次，要顺应发展变化。教育问题及其解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解决问题的策略要能够随着问题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完善，以增强解决问题的实效性。
3.建议要着眼于决策应用
以应用为目标，对已有的解决问题的体系加以改造、优化是建议的内在要求。首先，宜把握类型特点。建议包括政策建议和实践建议两种基本类型。政策建议要体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突出如何贯彻执行某项政策或如何制定和完善某项政策；实践建议宜着眼于问题解决，提出解决问题的实践思路、程序和具体办法。其次，要注重推陈出新。实践是变化发展的，宜跳出思维定势，打破常规，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地区实际提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再次，宜组合灵活。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整体上可以与其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相互配合，成为宏观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内部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组合，克服单一方法的局限和不足。通过不同的组合展现其在不同层面的价值，为决策者权衡、选择留足空间，发挥其最大的效益。
四、评估：多维研判，精益求精，回答“怎么样”
评估是对成果及其形成过程与实践应用的价值预测和判断。评估着眼的是回答“怎么样”，即全面阐述研究过程与结果的科学性、应用的实效性，通过“权衡利弊”为决策提供决心和信心。按照“多维研判，精益求精”的思路，以对决策研究的过程论证分析和事实评判为基础，以对成果内容的科学判断为重点，运用多种方法对决策研究的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估，有助于实现决策研究集思广益，不断优化决策质量。
1.评估要坚持实事求是
评估是对研究的批判性反思，是保证描述、解释、建议的科学性的必备环节。首先，突出全程全面。对研究的基本设计与实施、问题的基本属性、问题把握的准确程度、成果与建议等进行全面的反思与判断。其次，坚持事实评判。对数据、案例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再核校，数据选择是否恰当、案例分析是否合理等作出判断。再次，注重时效分析。问题始终与背景紧密联系，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作出判断，为趋利避害提供基本的认识前提和事实依据。
2.评估要回应决策实践
决策研究成果是在实践应用中实现其价值的。任何决策一旦付诸实施，必然会产生实际的影响。针对决策实践的关键环节，进行充分的A测、分析，积极防范、避免决策风险，保证决策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首先是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决策研究和决策的灵魂，是保障决策研究的正确性的根本前提。当前，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健康发展，推进教育公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基本取向和判断标准。其次，是执行分析。解决问题需要哪些前提保障、制度保障，在执行过程中不同的力量如何协调配合，如何保证执行的效率、防止政策走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斟酌，以达到方案的最优化。再次，是风险分析。对成果应用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社会风险进行模拟测评，作出预测性判断，权衡利弊，进而提出防范风险的办法。
3.评估要坚持多路径互证
多路径互证有助于提升评估的客观性，促进决策创新性与稳妥性的统一。首先是专家论证。邀请不同行业、专业背景的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过程与结果进行咨询论证，促进对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提高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质量。其次是公众评议。将研究过程与结果通过网络平台等展示出来，接受公众评议，听取公众意见，吸取合理建议，从而使决策建议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更接“地气”。再次，实证反馈。在可控范围内开展试点，并利用专题调研、民意测评等方式收集群众对决策的意见，了解决策产生的实践效果，分析决策的得失，为后续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提供新的依据。
总之，在探究问题的本质与形成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描述、解释、建议、评估融合为一体，展现了基础教育决策研究由表及里、以知促行的基本轨迹。其关系如图所示：
描述、解释、建议、评估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四者紧密结合方能促进决策研究从思辨研究、经验总结转向实证研究，促进决策从依靠经验转向依靠实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基础教育领域的具体问题出发，实现四者紧密结合，是基础教育决策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情绪 标准化决策理论 描述性决策理论 进化论决策理论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53－03
人类的一切行为可以说都是决策的结果。决策的规律与科学性不仅关系到个体和家庭的幸福和谐，也影响着企业乃至国家的兴衰成败。从古至今，数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等对决策做了许多研究，并随着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决策心理学。由于决策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所以它的研究范式还没有统一，主要的研究范式有标准化范式、描述性范式和进化论范式。近年来，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美国著名决策研究专家R•Hastie［1］在展望判断与决策未来的研究趋势时指出：情绪问题是决策领域未来需要解决的16个问题之一。当然，在决策的三种研究范式中，有关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一、标准化范式
1．标准化决策理论
标准化范式的理论基础是客观世界决定论、理性经纪人假设、贝叶斯公理。Adam Smith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命题：第一，个体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的利益；第二，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经济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会自然而然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贝叶斯公理则提供了一个推断事物客观概率的良好测量工具。
标准化决策理论认为决策者是无限理性的，能做出符合理性原则的决策。借助数理运算建立起一套决策行为的公理，认为个体决策遵循这套公理，并追求效用最大化。该理论并不关心个体如何做出决策，而是从构建好的数学模型出发，规定决策者应该怎么做出决策。标准化范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有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据经济人假设提出的最大期望效用理论以及Savage［2］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
2．情绪与标准化决策理论的关系
早期的决策理论始于“博弈”，博弈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人类许多的情感（如冒险、刺激、恐惧等）。基于这种理论，Bernouli指出人们的判断和估计不依赖于获益本身，而依赖于获益后的心理满足或愉悦程度。例如，对一个穷人来说，赢得100法郎所带来的满足和愉悦是巨大的，而对一个百万富翁来说，赢得100法郎带来的满足或愉悦程度就低得多。Bernouli将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或愉悦称为效用，提出了效用理论：效用是收益的对数函数，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效用最大化。Bentham［3］发展了Bernouli的效用概念，认为效用是愉悦与痛苦之差。在这些奠定古典效用理论基础的简单概念里已包含了对情绪的关注。
20世纪中期，数学上的重大突破催发了现代效用理论的产生，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提出“最大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这里“效用”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而成为可测量的客观指标。7年后，Savage［2］提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效用不以事物的客观概率而以主观概率来计算。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迅速成为标准化决策的主导方法。但无论是最大期望理论还是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在追求客观性和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均抛弃了古典效用理论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尤其排除了情感因素，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在增强了客观性的同时丧失了对许多现象的解释能力。且上述两种理论无法解释“偏转反转”现象。
标准化决策理论的研究者们把效用视为理性世界的客观实在，假定效用可以被测量、比较、运算，并且满足传递性、替代性、完全性等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标准化模型，忽略了作为行为者心理体验的效用的主观性、个体性、易变性、复杂性。所以情绪在标准化决策范式中是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的。但在古典效用理论的概念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情绪的萌芽。
二、描述性范式
1．描述性决策理论
描述性范式是决策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它是在继承和批判标准化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描述性范式以Simon在1955年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为指导思想。“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感知、记忆、分析、处理信息等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做出像标准化范式所假设的经济人那种全智全能的理。描述性范式使用实验和过程跟踪技术，研究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详细地描述了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思维及其他心理过程的作用。其中较著名的有Kahneman和Tversky［4］的前景理论，以及我国学者李纾提出的“齐当别”模型［5］。
前景理论是描述性范式最具代表性的决策理论。前景理论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包括编码和评价两个部分。在编码过程中，个体凭借“框架”、“参照点”等对信息进行编码、转化等加工处理；在此基础上，个体依据价值函数、权重函数赋予选项不同的效用值并做出决策。“齐当别”模型认为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无法胜任最优化所需要的精确定量计算，该模型假定：左右人类风险决策行为的机制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种形式的期望值，而是某种形式上辨察选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优势性”关系，并利用“弱优势”原则做出决策。人们必须在一个或几个维度上将差别较小的可能结果人为地“齐同”掉，而在差别较大的维度上选择出具有较大优势的选项。哪个维度上的差别被“齐同”掉，是由维度内的差异大小所决定的。
2．情绪与描述性决策理论的关系
Kahneman和Tversky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效用受决策现状（参照点）和未来效益变化的影响，在小风险条件下，人们在获益领域表现出“风险规避”，在损失领域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向。对决策过程中的反常现象做出解释的还有另外一些理论，称为“等级和信号依赖理论”。 ［8］该理论假设决策权重随结果出现的概率、信号以及等级发生变化。而在这些理论中，已然出现了一些富有感彩的词语，如希望与恐惧、乐观与悲观等。但无论是前景理论还是等级和信号依赖理论，它们在将参照点和决策权重等概念引入决策时，虽然不得不提及某些情绪因素，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将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一个参数加以考虑。
Loomes等人认为预期情绪可以作为参照点改变效用函数，首先提出后悔理论，用以说明预期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该理论假设：如果决策者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的结果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反之，就会产生愉悦情绪，而后，有很多研究证明了后悔理论。几年后，Loomes、Sugden又提出失望理论。该理论假设失望是当同时有几个结果，而自己的结果较差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与后悔理论一样，预期到的失望情绪通过改变效用函数影响决策，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避失望情绪的产生。后悔和失望理论均通过比较将预期情绪引入决策过程：后悔理论强调不同选择间的比较，失望理论强调同一选择内不同结果间的比较。这种基于选项间的比较而形成的参照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强调决策中各选项间价值的相互依赖和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两种理论对所假定的预期情绪均缺乏直接的验证。
1999年Mellers［7］等人在情感判定理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情绪选择的模型，即主观预期愉悦理论。该理论的模型认为，决策者首先要对两个的总体情绪进行评估。根据效用理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追求愉悦情绪的最大化。个体对决策结果的预期情绪受结果、比较和对结果出现的信心的影响。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用预期情绪代替效用，并将多个参照点引入决策过程，增强了理论本身的预测功能和解释能力，向描述真实决策情形迈近了一大步。但是此理论自身也存在困难，关键在于人们对情绪的主观预期是否准确。Mellers等人设计实验对人们的预期情绪和真实情绪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预期的和真实的情绪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性，情感判定既可以描述预期情绪，也可以描述真实情绪。
无论是后悔理论、失望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愉悦理论都是在最大期望效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均为预期效用模型的变式。这类模型有一个不言而喻、也很少受到质疑的理论定位，即都采用了基于结果和认知的理论视角。在情绪、认知与决策三者之间，情绪的作用即是通过认知评估这一中介来实现的。
三、进化论范式
1．进化论决策理论
进化论范式则采用了与前述两种范式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强调环境的作用，不再坚持占优性、一致性等传统理性观，转而注意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环境的适应，提倡生态理性，不再把人类判断过程与逻辑和概率规则进行比较，而是考察它在现实环境中的效用。进化论范式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寻找人类决策的启发式，但这些启发式的内涵不再是人类非理性的表现，而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是生态理性的表现。
生态理性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强调了个体适应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认识的合理性不在于认识形式本身，而在于具体的认知结构是否与具体情境中的信息结构相吻合。该观点首先强调了“决策制定的机制就是充分利用环境中的信息结构以得出具有适应价值的有用结果”的过程；其次强调了个体适应环境过程中获得的识别环境信息结构的功能作用。［9］简单来说就是论述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和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认知。生态理性不仅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而且对行为结果的评价也使用新的标准――对应性标准。［10］所谓对应性标准是指对决策制定策略与外部世界相适应而不是与内在连贯性相比较的评价标准，即不把人类判断过程与逻辑和概率规则相比较，而是考察它在现实环境中的效用。
2．情绪与进化论决策理论的关系
风险决策研究的进化论范式――生态理性，强调风险决策行为对环境结构的拟合，强调反映环境结构信息功能系统的重要性，而情绪恰恰是环境塑造的结果，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其功能作用必然有助于人们快速做出决策，因此情绪理所当然成为进化论范式关注的焦点。庄锦英［8］在其博士论文“情绪影响决策内隐认知机制的实验研究”中，从情绪与环境信息结构的关系来讨论情绪的生态理性，指出：①情绪是环境信息结构的天然携带者，是对环境结构的直接反映和内隐表达；②情绪整合环境结构信息，自动影响决策过程。并描述了在生态理性视角下影响决策的因素。从该情绪的生态理性模型中，我们可以得知：情绪可以通过直觉（启发式）的方式直接对决策起作用，也可以通过改变认知评估而对决策产生影响。此外，环境信息所激起的与决策任务无关的情绪也影响着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如有研究表明，当出现紧急情况时，负性情绪（如愤怒和恐惧）能够唤起大脑的警觉水平，人们对负性情绪刺激具有某种特殊的敏感性，与正性和中性事件相比，负性刺激似乎拥有一种加工上的优先权。
四、小 结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标准化决策范式和描述性范式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标准化决策是试图建立和寻找理性决策的模式，而描述性范式是在寻找和发现违反理性决策的现象。描述性决策理论是在标准化决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进化论范式则使用全新的标准，肯定个体使用启发式的有效性，肯定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主动性。大量的研究已表明情绪影响着决策，标准化范式中研究者几乎撇开情绪这一因素来研究决策理论。而已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描述性范式来探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机制的。进化论范式的出现，使得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建设性作用及其适应性价值。本文只是试图概括在不同决策研究范式中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对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并未完全具体呈现。而关于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具体化，并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作为效用的预期情绪，还存在“即时”情绪，它们可以在没有认知评估参与的情况下产生，可以反过来影响认知评估，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神经经济学为洞察构成人类行为基础的神经过程提供了可能，他不仅从神经角度证实了经济学和心理学关于情绪与决策的一些发现，其研究结果更从内在机制上解释传统研究中尚未得以进一步解释的一些现象。我们相信神经经济学以及其他新兴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应用，必将会促进这一学科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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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hneman D ,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Econometrica, 1979, 47: 26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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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庄锦英.论情绪的生态理性［J］.心理科学进展，2004（6）
「关键词成本会计；现代管理会计；后现代管理会计
会计国际化是近年来国内外会计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然而，对会计问题的研究讨论不能脱离会计所处的环境。我认为，对我国会计国际化问题的讨论应该结合我国所处的具体环境和背景，也就是说，要建立在对我国会计环境有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我国当前会计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当前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和要点所在。为此，在必要对我国当前的会计环境有充分的认识。
一、会计演化问题的研究要以历史观、哲学观为指导
会计问题的研究，不能就会计论会计，从单纯的技术观来、研究相关问题，而应提到的高度进行分析、论证。从技术层面认识问题，还是从理论层面认识问题，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就象工匠与学者之间的差别一样。工匠（能工巧匠）造器可以做到巧夺天工，对的贡献很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一个社会，单有工匠还不够，还需要学者。学者的任务是研究问题，从大处着眼，往深处探索，超越现有水平，作出原创性的发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其理论成果可导致人们的认识在总体上实现新的飞跃，并产生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
从工匠与学者的关系，可以看到理论的重要性。而理论又是有层次的。历史观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最高层次。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只有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既不割断历史、也不超越历史，所作的研究才能体现历史真实，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会计演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其有关问题的研究自然更应如此。
再说哲学观。一般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最高层次，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可以说，哲学是人类的“大智慧”（Mega wisdom）。所以哲学观是对所有学科的研究都起指导作用的，会计学科自然也不例外。
总起来说，研究问题以历史观、哲学观为指导，意思是：研究问题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哲学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高屋建瓴，又具非凡的洞察力。
二、管理会计形成、发展的“三阶段论”
一个世纪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可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即成本会计（Cost accounting）、现代管理会计（Modern management accounting）和后现代管理会计（Post—Management accounting）三大阶段。以下依次进行论述：
（一）“成本会计”阶段
成本会计是化的产物。成本会计的形成与发展，历时半个世纪，即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期）。在这一期间，成本会计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为：
1.从账外发展到账内计算。严格地说，账外计算并不是会计，只是生产的附带工作的一部分——生产人员在生产中进行工、料和其他耗费的计算。而账内计算，是指将成本的发生、积累和结转纳入复式记账系统，由会计专业人员进行业务处理，借以为会计期间终了编制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提供相关的成本数据。可见成本的账内计算虽已纳入的会计系统，但并不具独立性，实际上只是财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2.依据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建立“标准成本会计”，实行事前计算与事后分析相结合，以促进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提高效率，减少浪费，为企业加强内部的成本管理（控制）服务。可见“标准成本会计”不同于成本的账内计算，它大大超越了传统财务会计的基本框架，而为会计直接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标准成本会计”的这一特性，使它能履行管理会计的一定职能，因而在20世纪50年以后，随着现代管理会计的兴起，它被纳入“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作为“执行性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发挥作用，是很自然的。
但也必须看到，导源于泰罗制的“标准成本会计”，实施的有效性，有赖于整个社会大的社会环境和企业内部生产技术系统的稳定，表现为长期大量生产具有稳定的市场需求的较少品种的产品。如果不是这样，原始意义上的“标准成本会计”就难于有效地运作了，这是它的局限性。
总的说来，在成本会计阶段，认识和分析问题，基本上还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这可以说是一个总体性的缺陷。但美国会计学家J.M.Clark于1923年出版的《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Overhead Costs》一书中提出的“不同的成本服务于不同的目的”（Different Costs for Different Purposes）的论断，却富有哲理性，至今仍为众多学者反复引用。可见其理论价值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损，反而在管理会计以后的发展阶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理论的重要性也于此可见一斑，足以发人深省。
（二）“现代管理会计”阶段
这一阶段约起于20世纪50年代终于20世纪的90年代之初。这一历史阶段，管理会计所取得的进展，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完成从执行性会计向决策性管理会计转变。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会计系统重点放在为企业内部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并不涉及决策咨询方面的问题。因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中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企业面临的经济大环境是：社会物资缺乏，供不应求，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不愁没有销路。因而经营决策问题并没有在企业管理中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被排除在会计视野之外。20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从此资本主义经济陆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大规模于生产，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十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进一步集中，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经营日趋复杂，企业外部的市场情况瞬息万变，竞争更加剧烈。这些新的环境和条件，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要求实施“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重心在决策”的指导方针，把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放在首位。
与此相适应，在现代管理科学（包括运筹学和预测、决策科学等）的指引下，形成的决策性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主导的地位。它突破了原有执行性会计系统的局限，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重大发展。
2.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管理会计主要在以下各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创新。（1）企业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形成作业成本计算与作业管理；（2）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形成目标成本计算和与之相联系的KAIZEN成本计算；（3）以成本的“社会观”为指导形成产品生命期成本计算；（4）管理会计中行为科学的引进与应用；（5）创建着眼于企业与市场共生互动的资本成本会计；（6）创建着眼于社会价值链优化的战略管理会计；（7）创建服务于正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环境管理会计；（8）创建服务于正确实施全球发展战略的国际管理会计。
由此可见，现代管理会计已成长为一棵以基础性管理会计为主体的“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的大树！
以上各个领域的进展和创新，使现代管理会计从广度、深度和高度上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提供信息对内深化与对外扩展并举；（2）应用的指标力求从滞后性向前导性转变；（3）涉及的更趋多学科化。
（三）后现代管理会计阶段
这一阶段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初，将延伸到以后较长的岁月，不断由较低级阶段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为什么说“后现代”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初呢？
1993年，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出版《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书认为“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使“知识经济”成为“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因是“知识”的“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s）特性。后资本主义社会同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不是来自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而是来自知识的创新与运用。
那么，进入“后现代”以后，在管理会计领域有哪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创新呢？
1.“后现代管理会计”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总起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管理会计的创新不只在技术上，而首先是在思想观念上。我认为，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比技术方法上的创新更具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因为思想观念上的创新对许许多多具体应用于相关领域的技术方法上的创新具有导向作用，可以使许多工作在第一线的专业人员在局部的摸索中少走弯路，正如前面所说的工匠与学者的关系一样。
而这里所说的管理会计思想观念上的创新，又是以对管理会计特性的重新认识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管理是融管理与会计于一体的一个专门领域，是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其特性是依管理的特性为转移，并随着管理特性的而发展。
关于管理的特性，传统的认识是：管理既是、也是，具有双重性。但强调面不同，就会引发出一系列相关。
强调管理的科学性，必然强调：的精确性、管理决策的最优化、复杂数学的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奇妙功能。这样一个思路，是环环相扣、顺理成章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强调管理的科学性，是西方管界的主流思想，管理决策奉行最优化准则；强调管理中复杂数学方法的应用，具有权威性的Robert S. Kaplan的著作《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在1982年的第1版中就广泛地应用了许多复杂的数学方法。管理科学领域的数学热，形成一个高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
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带头强调管理的艺术性，认为管理是一种自由度较大的艺术（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与此相联系，强调“衡量”（Measuring）重于“计算”（Counting）、“认知性”（Cognition）重于“精确性”（Precision）。“认知性”重在整体的质的把握，精确性重在细节的量的描述，前者属于人文思维，后者属于科学思维。
Robert S. Kaplan与Anthony A. Atkinson合著的《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1989年第2版，1998年第3版）也删去了绝大部分用较复杂的数学方法表述的，而把的重点转移到有关管理的体制、组织和决策等方面来。与此同时，诺贝尔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倡导的管理决策目标从“最优化准则”向“满意性准则”转变，也在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管理特性的重新定位所导致的管理会计思想观念上的创新，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即从科学观向人文观发展的趋向！由此而导致的一些具体创新成果将体现在下文关于“管理会计在决策支持层面取得的进展”中。
2.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综合记分卡》的设计与应用。Robert S.Kaplan与David P.Norton合著的《综合记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1996年出版以后，在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的，世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所体现的“五个结合”：战略与战术、当前与未来、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经营目标与业绩评价、财务衡量与非财务衡量相结合，无论从理论认识还是从实际应用上看，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它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会计的局限，而成为新的条件下创建新的综合性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后管理会计”阶段迄今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综合性创新成果！
三、管理会计在“决策支持层面”取得的进展
在“现代管理会计”阶段，完成了从“执行性会计”向“决策性会计”转变以后，管理会计师，作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主要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为决策系统中的决策人员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是管理会计师最重要的职能。因为使参谋人员的“多谋”与决策人员的“善断”实现“智能互补”，是卓有成效地提高企业决策与管理水平的重要一环。
从管理发展史看，管理体系中的决策模式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决策支持模式自然也是这样。
从管理会计形成与发展的三大阶段看：
（一）“成本会计”阶段的决策支持模式
在这一历史时期，企业的生产规模还不大，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激烈，总体上是以卖方市场居主导地位。企业内、外的环境和条件，使决策的地位在整个管理体系中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由管理人员靠经验、凭直觉进行管理决策，主观随意性较大。会计系统中成本计算员提供的成本数据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经验型决策不产生直接影响。
（二）“现代管理会计”阶段的决策支持模式
在这一历史阶段，现代管理科学（包括运筹学、预测、决策科学等）的形成与发展，在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对决策性管理会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科学观决策模式的形成和广泛应用。科学观决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决策目标遵循“最优化准则”，要求从“客观理性”出发，寻求在一定条件下目标函数的“最优解”。方法的核心是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并通过严密的数量，求解数学模型，从中引出基本的结论。可见这一决策模式，是把重点放在分析性的技术方法上。
与此相适应，作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管理会计师，自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具体特点，对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改制，找出存在于有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借助于模型对研究的对象进行严密的定量描述，以掌握有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把数学数型和最优化方法（技术）结合起来，确定有关变量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数量关系，为决策者最终得到决策目标的“最优解”提供信息支持。
（三）“后现代管理会计”阶段的决策支持模式
一、开展学习实践活动重在组织落实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0*年10月针灸研究所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启动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完善机制、科学发展”为主题，以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按照“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推动科学发展”为目标，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总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力、执行力和创造力。发挥三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发挥组织指导优势。针灸研究所党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和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专题研究，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统一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部署上来。
二是发挥宣传教育的优势。宣传教育是我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一大优势，按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求，制定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向广大党员宣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三是发挥协调服务的优势。2005年针灸研究所实施科技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强化职能部门职能，这是改革以来在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新优势，围绕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和科、医、教等部门的工作特点，积极做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服务工作，不断提升组织管理工作水平。
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重在提升践行效能
针灸研究所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来，在院党委的领导下，研究所领导班子学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稳妥推动各项改革，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总结分析了当前针灸学科领域的发展态势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在针灸学科的建设发展，系统研究针灸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的关键问题方面，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制度建设方面，突出针灸研究的特点，提高针灸临床疗效，促进针灸基础理论的发展和针灸学的现代化。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注重用学习的成果指导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识。主要三点体现：
一是在深化理论武装上下功夫。抓好自身学习，深刻把握和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真正领会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使学习实践活动过程成为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转变理念、凝聚共识、提升素质的过程，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突出理论学习的思想性和实践性，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是在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注重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对科技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研究所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着重找差距、理思路、定措施、办实事。我的体会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在工作中多一点沟通就多一分理解，多一点关心就多一分亲近，多一点交流就少一点隔阂，努力解决好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三是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注重学习与完善工作制度相结合。为切实保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研究所的改革发展，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励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改革创新的紧迫感，积极探索既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又符合研究所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三、开展学习实践活动重在取得实效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最根本、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运用创新的理论解决在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而达到解放思想、统一思想、团结奋进的目的。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使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转化为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四点体会：
一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用科学的发展思路、科学的发展举措和科学的发展方法推进研究所科、医、教及党的工作建设和发展。
二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特别注重学习把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精神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三是提高驾驭全局、谋大事、干大事的能力。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要求，始终坚持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重大问题，严格按程序进行决策，加大决策监督力度。
四是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深刻理解在发展的实践中发展创新的理论，以发展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论的真谛，也是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原则。
四、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要把握全局整体推进
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性
（一）系统分析方法概述
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复杂集合。系统分析可被视为由定性、定量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组成的一个集合，其方法论源于科学方法论、系统论以及为数众多的涉及选择现象的科学分支。应用系统分析的目的，在于改进公共的和私营的人类组织系统。系统分析既是一种解释性的，又是一种规定性的方法论。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能达到的效果：决策者能更充分地考虑面临的各种不同选择；稀缺而昂贵的人力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能够更好更省地达到目的；肯定能够在有关资源合理分配、政策贯彻、目标设定、解决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问题等等方面，加强决策能力。
（二）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性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系统性。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一方面，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理论成果系统，由此，科学发展观则成为这一系统的要素之一，这体现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承继性；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是在现阶段国际国内深刻变革背景下形成的，其自身又构成一个能反映时代内涵的最新理论成果系统，这体现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发展性。因此，学习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大系统之中，同时又要认识到科学发展观自身作为理论成果系统存在的重要性。
第二，科学发展观理论系统的权变性。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换句话说，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主观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而客观的现实世界本身又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社会系统。科学发展观理论系统的形成依赖于两个过程：其一是在社会系统的大背景之下，历史变迁过程、时代需要以及经济社会等现实因素成为包含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和基础；其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对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外在社会系统起到指导作用；其三是随着社会系统各要素的不断变化与重新组合，科学发展观理论系统也必然会得到完善与充实。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理论系统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它还通过这一体系而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理论系统的权变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理论系统有其形成和构建的逻辑基础，学习科学发展观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作为系统存在的，认清科学发展自身理论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好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基本脉络。
二、系统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系统分析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资源合理分配、政策贯彻、目标设定、解决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问题等方面，加强决策能力，这恰好与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相吻合，坚持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是要求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各组成要素，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全面协调起来，因此，运用系统观能够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
第一，系统观在发展全面性方面的体现。系统所具备的特征有：整体性；组织化的复杂性；相互依存；格式塔现象，即总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可以看出，影响系统变化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其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只有充分认识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复杂性，才能提高系统整体效果。发展系统实际上是由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的，强调发展必须兼顾发展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这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全面发展进步，唯有此，发展的总体效果才能得到不断强化。
第二，系统观在发展协调性方面的体现。系统各组成部分互感相关，即系统内某一行动会诱发其他动作，而且系统还具备等同性，即不同的初始状态可达到某一相同的最终状态，或者同一初始状态可有多种不同的最终状态。发展系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只有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才能避免系统失调、失衡。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会自动保证社会公正、公平、和谐、稳定等社会发展综合目标的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畸重畸轻，而应协调共进，即统筹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与国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发展系统不偏向。
第三，系统观在发展可持续性方面的体现。系统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成长、延滞、随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或受到外部干扰而动态变化的，包括发展观念、发展客观物质条件、发展历史环境等在内的发展系统是在不断变化的，用动态眼光审视发展问题，才能创新发展模式、优化发展机制、提升发展质量，才能使发展系统更好地适应社会系统变化，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文效益的统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四，系统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问题，运用系统观进行方法论自身剖析，对更好地坚持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有重要意义。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协调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三者之间即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体现着发展系统的不同侧重点，全面性是协调性与可持续性的前提和基础，协调性是全面性和可持续性的保证，可持续性则是全面性和协调性的方向，三者密切联系，缺一不可。运用系统观，将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作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的组成要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系统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的运用
学习实践的方法问题直接影响和作用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好的方法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注重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及实践操作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能够避免学习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从而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效性。
（一）理论学习层面
从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并受外在社会系统的影响，因此，运用系统观思考和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就必须从两方面进行把握：第一，理清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基点，从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在充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学习科学发展观不能仅停留在对现有理论知识的了解，而应当探究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社会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正真掌握科学发展观生命力之所在。第二，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主观意识，但它又不可能脱离客观世界孤立存在，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学习，应当注重对其现实意义的把握。科学发展观理论系统存在权变性特征，它与外部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对理论体系进行全面把握的同时，一定要将科学发展观与现实联系起来，科学发展观并非“空中楼阁”，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唯有将理论的全面学习与现实意义的深入领会相结合，才能称之为全面系统的理论学习。
（二）实践操作层面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实际上是科学发展观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应用问题，它要求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可行具体的办法。而系统分析方法所期望的效果之一就是在有关资源合理分配、政策贯彻、目标设定、解决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问题等等方面，加强决策能力。可见，系统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发展目标的系统设定。科学发展观首先是通过政策目标设定而作用于实践的，政策目标设定全面合理，能提高发展的科学性和促进发展的实效性；政策目标单纯片面，则发展过程必然失衡。可见，系统观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首先就在于，要进行发展目标的系统设定，即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人文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承载力，这些是决定发展轨迹的前提和基础，也成为衡量发展是否科学的重要指标。发展目标的设定，是推动发展的指南，提高发展目标的系统性，注重平衡系统各目标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发展的实效。因此，注重对发展目标的系统设定，成为科学发展观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关键。
2．发展难题破解路径的系统性选择。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发展难题破解路径的选择过程，如果找不到一条符合现实需要和经济社会全面长远发展的道路，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更何谈发展的科学性。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何领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和静止的，因此，必须对破解发展难题的路径进行系统性选择，即避免解决办法成为“单项选择”。当然，确定选项比选择更重要，因为任何选项之间、选项要素之间都会相互影响，在对发展难题的破解路径进行选择时，要充分考虑到系统要素的整体性、关联性等特征，这样才能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进行最全面的权衡。运用系统观选择出来的发展路径，可能不是“最优”，但一定要“最合理”，这要求决策者进行综合考量和理性决策。
附图
图1 情报学学科发展论文随年代变化的曲线
图1表明，自1989年至2000年，我国有关情报学发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从2001年开始，数量有了较大增长，2002年达到最高峰。笔者在全面参考国内外关于情报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概念，拟对我国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进行初步探讨。
1、情报学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科技文献数量的飞速增长，内容交叉综合，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文献载体和出版形式呈现多样化，新陈代谢加快，出现所谓的“信息爆炸”的现象。另一方面，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收集、加工、组织和利用信息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正式诞生。1945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As We May Think”，被认为是情报学出现的标志。情报学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科贡献。梁战平先生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情报学及情报工作的“七项贡献”[1]。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形态逐渐由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情报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研究长期无重大突破的局面，也使情报学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压力。20世纪80年代，在图书情报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至少有15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情报学院被迫关闭。在我国，经历了“情报”改“信息”的风波后，学科专业名称也经历了图书情报学情报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多次转变。学科名称的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情报学研究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阐明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没有获得解决[2]。相关学科的扩展和蚕食，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科学研究市场化导向的日趋强烈，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3]，引起了“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等激烈争论[4]，甚至出现了“不知自己学科是干什么的”的情报学“迷失”现象[5]。
针对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观。不同发展观在促进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缺点：大多是针对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提出的发展观，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忽略用户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后缺乏后续深入系统的研究，无实际指导价值等。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全局意义、能够统领整个情报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整个学科的第二次革命。
2、国内外情报学发展观简介
2.1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之中，具体包括：
2.1.1 布鲁克斯的知识观 布鲁克斯（B.C.Brooks）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他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并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一样”。他建立了用以表达知识与情报关系的著名方程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地图”、“知识地图”等概念。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组织和利用，重视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布鲁克斯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6]。
2.1.2 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 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 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 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 约维茨的决策观 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 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 贝尔金（N.J.Belkin）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主要倡导者，其著名理论为“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即ASK理论。认知观是情报学在吸收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形成的。1977年，德梅（M.Demey）首次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概念。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B.C.Griffith）认为，“情报处理过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8]。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英格沃森、德尔文、约兰德都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认知观作出了贡献。情报学认知观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传播。
[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复试；熵值法；改进理想点法
[中图分类号] G64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4634（2015）04-0041-05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将达到200万。关注数量更要重视质量，选拔优秀生源是整个研究生培养的起点，更是提高培养质量的关键点。复试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招生选拔质量的重要环节。实现复试选拔工作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经济有效，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和培养质量，还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兴国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硕士研究生复试选拔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对考生的评价涉及方方面面，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复试指标体系并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价排序是问题的关键，对此进行针对性研究，摸索出一套科学的复试评价方法并应用于招生实践，不但有助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效地选拔优质生源，更有利于促进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不断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硕士研究生复试指标体系的文献资料并不多，即使有少数文献涉及这一问题，也集中在复试中的面试环节。刘洪彪、殷小飞主张运用结构化面试[1]；王凤兰、张守金提出了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与加法合成法相结合进行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评分的方法[2]；徐淼建议在复试环节引入现代人才测评技术，建立较为客观、全面的标准化指标体系，并通过层次分析法给出各指标权重[3]；丁水汀、李秋实提出建立以兴趣和潜质为导向的多元选拔录取机制，强调学生对于自主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本能与浓厚兴趣[4]。
当前各高校对复试考生的评价与排序仅仅是对各考核指标的简单线性集结，缺乏对各个考核指标重要性的个别关注，存在权重均衡化的弊端，因此，需要选取决策理论中优化算法建立评价排序模型，以提高选拔决策的合理性及正确性。多属性决策方法是方案优选和综合评价的有力工具，在工程、经济、社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将多属性决策理论应用于人才考核方面的文献却非常少，仅限于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高校教师综合评价等方面的探索。例如：张振刚等将多属性决策方法应用于新增博士点遴选中，利用熵值法对属性客观赋权，采用理想点法求解多个候选点的排序问题[5]；陈素娜等利用多属性决策方法的相关知识，运用离差最大化关系下的权重确定方法，对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进行集结和排序[6]；张利萍等根据模糊属性评价原理，利用AHM法对大学生综合测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运用线性加权法得到各方案的综合属性值，进而对大学生综合素质作出综合评价[7]。将其应用于硕士研究生复试评价与选拔方面的文章没有检索到。
2 熵值法修正复试指标主观权重
硕士研究生复试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是由专家根据自身经验赋值，再经过简单代数运算得出的。专家选取的不同，得出的权重也不同，因此该权重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大，需要对其进一步修正以提高决策结果的精度。
熵本身所具有的物理意义及特性决定其应用在多属性决策上是一个很理想的尺度。某项指标之间值的差距越大，区分度越高，所携带和传输的信息就越多，该指标的熵值就会越小，在总体评价中起到的作用越大；相反，某项指标之间值的差距越小，区分度越低，所携带和传输的信息就越少，该指标的熵值就会越大，在总体评价中起到的作用越小。因此本文采用计算偏差度的方法求出客观权重，再利用客观权重对专家评价出的主观权重进行修正，得出综合权重。与其他客观赋权方法相比，该方法不仅是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还以决策者预先确定的偏好系数为基础，把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和待评价对象的固有信息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得出的权值更准确。具体方法如下。
1）求复试指标客观权重。利用公式（1），求出各指标客观权重wj，由各指标权重值构成基于熵值法的客观权重向量WEN=（w1，w2，…wn），其中
2）确定复试指标综合权重。使用计算得到的熵值权重向量WEN对主观权重向量WDM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综合权重向量W。此外，为了使计算结果更加精确，本文引入权重系数θ的概念，其含义为主观权重WDM在综合权重W中的比重。θ值的大小取决于WDM与WEN的肯德尔相关系数Kkd，将肯德尔相关系数Kkd划分为20个置信区间，对应θ的取值如表1所列。
3 基于改进理想点法建立复试考生评价排序模型
理想点法全称为逼近理想点法，也称作TOPSIS法。该方法是一种用于排序或选优的综合评价方法，它考虑了各方案同一指标的相对优越性，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计算过程简单、结果可靠。该方法的主体思想是通过测算评价方案与正理想解、负理想解的距离远近来对其进行排序，如果某方案最靠近正理想解同时又最远离负理想解，那么该方案即为最优，否则即为最劣。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均为并不一定存在的虚拟解，其中，正理想解是假定的最优方案，其各属性值同时达到方案集中各备选方案的最好值；负理想解则是假定的最劣方案，其各属性值同时达到方案集中各备选方案的最坏值。
3.1 理想点法的不足及改进办法
TOPSIS法的一般解法存在以下不足：对初始决策矩阵所有指标的规范化处理没有区别；事先确定的权重值往往是主观值；取评估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作为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当评估目标个数改变时需要重新计算，可能出现前后结果相互矛盾的逆排序问题；目标值与理想值二者间的欧氏距离无法和权重建立起联系等等。针对这些弊端，本文逐项提出了改进办法，力争保留TOPSIS法优点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克服其不足，详见表2。
表2 TOPSIS法的改进办法
TOPSIS法的一般解法改进办法
不足一对初始决策矩阵中所有指标进行相同的规范化处理，不能保证其具有性能越优属性值越大的特点将初始决策矩阵中的指标划分成效益型指标、经济型指标和成本型指标三类，对不同类型的指标按不同公式进行规范化处理，消除不同属性类型、量纲和数量级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不足二权重是事先确定的，其值通常是主观值，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利用熵值法求出客观权重，并用其修正主观权重，得到综合权重
不足三取评估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正、负理想解，当评估目标个数改变时需要全部重新计算，新的评估结果可能出现与原评估结果相矛盾的逆排序问题采用求绝对理想解（指标的最高标准为绝对正理想解、指标的最低标准为绝对负理想解）的方法代替原来的正、负理想解，可以很好地解决逆排序问题
不足四目标值与理想值之间的欧氏距离不能够与权重建立起联系，缺乏科学性求目标值与理想值之间的加权欧式距离，使结果与权重紧密关联
3.2 改进理想点法算法
假设某专业有m位考生，复试时对每位考生从n个方面进行考核，利用改进理想点法对复试考生进行评价排序，其基本步骤如下。
1）构建初始决策矩阵。用xij表示专家对第i位考生第j个指标的评价值，因而得到复试考生评价指标的初始数据矩阵为X=[xij]m×n。
2）指标的规范化处理。将建立的硕士研究生复试指标体系进行指标特性细分，对不同类型的指标按不同公式进行规范化处理，得到规范化的标准矩阵Y=[yij]m×n。
3）综合权重的确定。利用公式（2）和（3），对主观权重进行修正后便可得到综合权重j。
4）利用规范化矩阵和综合权重构造加权判断矩阵Z=[zij]m×n。
5）确定绝对理想解。本文中采用求绝对理想解的方法对传统理想点法进行改进，可以很好地解决逆排序问题。
式中，“1”和“0”分别代表该指标最高和最低标准；T1为效益型指标，T2为成本型指标。
6）第i位考生到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进行加权改进后的公式
7）计算各方案的相对贴近度Ci，Ci越大代表离理想方案越近。
8）根据Ci值的大小对各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排序，从而得到最终评价结果。
针对TOPSIS法一般解法的权重及逆排序等问题，本文首先由复试指标体系得出复试考核指标主观权重向量，并对初始决策矩阵进行规范化，再利用熵值法计算复试考核指标的客观熵值权重，进而修正主观权重得到综合权重，最后根据改进的TOPSIS法对硕士研究生复试考生评价排序模型进行计算，整个计算步骤如图1所示。
4 实例分析
以2014年燕山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的44名复试考生为例，考生复试成绩如表3所示，运用上述方法对其复试成绩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和排序。
Step4：根据相对贴近度大小得出要淘汰的6名考生为2#、34#、43#、32#、41#、39#。
考虑到计算的复杂性及本方法的操作性，编写了相应的Matlab程序，借助Matlab强大的计算功能使基于多属性决策理论的硕士研究生复试选拔方法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输入初始决策矩阵，就可以得到属性权重、相对贴近度、排序结果等所有信息。
5 结论
本文基于多属性决策理论建立的复试考生评价排序模型，将熵值法和改进理想点法相结合，使主观因素产生的可能性及其带来的偏差降到最低，进而实现择优选拔的目的。在具体实现过程中，熵值法用于修正复试指标的主观权重，改进理想点法则主要根据最大贴近度原则对复试考生的优劣进行评价与排序。选取这两种多属性决策算法进行有效的求解，其优势在于所考虑的因素比较具体而全面，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复试指标权重的主观偏差，而且将复试考生参考序列之间的理想点作为出发点，使各项指标数据已有的客观信息和隐含的内在关系均得以充分利用。与传统的简单线性集结方法相比，该方法更具准确性、科学性、公正性，为科学评价和选拔优秀生源提供了新思路，在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参考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洪彪，殷晓飞.结构化面试在研究生复试中的应用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3）：115-117.
[2]王凤兰，张守金.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评价方法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28-132.
[3]徐淼.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标准化指标体系设计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6（3）：133-137.
[4]丁水汀，李秋实.深化综合改革促拔尖人才培养[J].中国高等教育，2013，（19）：22-25.
[5]张振刚，刘源，张茂龙.基于多属性决策方法的新增博士点遴选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2）：25-28.
日前，副主席又对《兰考工作汇报》作了重要批示。这无疑是对我们又一次鞭策、鼓舞与支持。笔者认为，只有做到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科学发展，才是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根本所在。
艰苦奋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指出：“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才能使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思想上真正扎根、在行动上自觉体现。”这一重要论述，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入理解，防止和克服“过时论”、“吃亏论”、“对立论”等，切实明确，艰苦奋斗并不是要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要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担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中加强党性锻炼，加强世界观改造，不断校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要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进取、艰苦创业、模范带头、率先垂范、与时俱进地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要保持为政清廉的思想基础。为政清廉是对每个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当年，焦裕禄同志身上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交通工具也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下乡大多时候靠着一双“铁脚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带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才能有效地抵制贪图享受、奢侈腐败之风的侵蚀，才能在各种考验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副主席曾在兰考调研时指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工作作风，还是一种人生态度。我们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深入调查研究，真正把求真务实融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今天，我们更应注重改进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做弘扬求真务实作风的带头人。首先，要端正对基层干群的根本态度。牢固树立基层至上、群众第一的观念，坚持走群众路线，对涉及经济建设的大项任务、大项活动、大项工作安排，特别是一些关系基层的重大决策，要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增强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其次，要改进指导帮带服务基层的方法。为基层服务，既包括给钱给物，丰富物质生活，又包括固本强基，培植干事创业精神；既包括加大投入、完善硬件设施，又包括建章立制、提高管理水平；既包括面上指导、把握建设方向，又包括具体帮带、增强自建能力。通过办实事、解难题、教方法、强素质，促进基层建设的协调发展、整体推进。要扑下身子服务基层。埋头苦干抓基层，既要帮助基层做好容易出成绩的工作，又要重视做好那些一时难以看到明显成果，但对基层长远建设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服务基层，要带头讲真话、报实情、重实绩、求实效，带头作敬业奉献的表率、求真务实的表率。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把是否有利于单位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地方经济的振兴、有利于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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