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安全；国家安全；政治安全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3-0069-07
“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政治安全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我国政治学界就出现了关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观与新安全观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一般认为，在传统安全观中，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占据核心地位，主要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颠覆势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军事因素上的威胁。随着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的整体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抓住30年改革开放的契机，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因此，对国家安全的探讨也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转移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正说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观念，“军事一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安全无疑也将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获得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研究路径。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政治安全问题。《易·系辞下》指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近年来，对隐含在我国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政治安全因素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围绕着政治安全的核心内涵，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以及促进政治安全的战略、策略、原则等方面的问题，学者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研究视角出发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试就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问题的主要观点做以下综述和评析。
一、关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概念的准确界定是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给政治安全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所言：“也许由于社会领域已被定义，政治领域就变成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被介于军事和社会领域之间”，“说起来自相矛盾，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却也是一个多余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
从现有出版文献来看，不少学者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界限并没有严格区分，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外部防范机制探讨较多，而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内生机制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从总体上看，目前对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各有侧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说。这种观点强调了国家是政治安全的主体，所谓政治安全即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和国际压力的情况下，防止其他国家的政治干预和颠覆活动，以维护本国和政权的完整性。从早期的文献来看，从国家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安全问题代表了主流的研究方向，并且这一领域也集中了众多从事安全研究的学者。按照以往的观点，政治安全一直是与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概念，甚至在很多语境下等同于国防安全，关注的热点也主要是与维护国家与领土完整相关的国际事务领域。
如马振超、马维野等人认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家的和人权；民族尊严不受污辱，维护国家政权的独立自主，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①。
尹淑艳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重新做出界定，将维护国家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内涵和实质。认为政治安全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状态，也就是客观上国家政治制度不受威胁的状态，主观上国民也不会出现因国家政权的完整性受到威胁而产生恐惧心理。
2.制度因素说。这种观点主要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稳定的角度来阐述政治安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新观念》中提出：政治安全即保持政治领导层的团结一致，提出令社会信任的政府工作日程和战略目标，不断实行制度性的自我革新和各种“微调”，避免公开的权力争斗和大政方针的非连续性，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
梁艳菊和宋晓梅等人认为，政治安全的内容就是保障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政治动乱，促进政治发展。杨宁认为，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主要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三方面基本要素。
沈伟烈和陆俊元把主体意识形态纳入政治安全内涵，认为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保障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安全：政治安全的主体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政治体制及其主导这种制度与体制的主体意识形态。政治安全要求：国家确立的基本制度得以保持，政治体制要相对稳定，主体意识形态得以维护。
3.意识形态说。这种观点尤其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如刘祎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其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4.执政安全说。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一国范围内执政党的执政安全的角度来界定政治安全。如有学者指出，政治安全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体安全”，“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崛起，执政党和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的阻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成了其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挑战。
从以上第二、三、四种观点可以看出，从国内政治因素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安全的学者，对政治安全的主体有相对统一的态度，即政治安全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而且涉及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当然，以上观点虽各有其侧重点，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从政治制度、主体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执政安全等多方面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安全。在这部分学者看来，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就是保障国家主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定、维护执政党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把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以防止社会的政治动乱，从而促进国家的正常稳定发展。然而这类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其政治安全问题应该放在国际层面进行审视，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可以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在。
5.综合因素说。这种观点综合了国家说和其他政治因素说，强调要从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认为政治安全既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国家内部的基本政治制度、执政党执政活动、政治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安全。
如有学者认为，政治安全表现为一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防止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以及各种危险因素，保障国家的，同时也表现为在国内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保持权力机构对政治过程的控制，从而赢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邓卫永和李屏南同样也提出，政治安全的内涵是指确保国家政治制度的安全、稳定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增强国际地位。
陆俊元在《界定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中提出，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政治稳定，独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稳定。
李忠杰在《怎样认识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中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其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全、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政府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内。
刘跃进认为，所谓政治安全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土、政权和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不受别国的干涉和破坏，社会政治稳定，政权巩固，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
田玉才对此也做了比较清晰的概括：政治安全是指国家、领土、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我国表现为：对外保持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对内保持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社会稳定。
可见，综合因素说从过去的以一国静态的政治安全逐步拓展到全球动态的政治安全，从而开辟了新形势下政治安全观的新认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活动更加紧密相连，一国的政治活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即时地传遍全球并给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同时，网络社会的诸多便利也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网络政治，而网络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也正在改变着原有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相对于国家说和其他政治因素说等传统观点而言，现实社会中政治安全的外延和内涵开始不断拓展。可以预见的是，围绕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系统研究国家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文化安全、政治秩序安全、执政党执政安全、网络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将外部防范机制和内部生长机制紧密结合的政治安全研究，将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6.广义政治说。巴瑞·布赞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五个领域的影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有学者据此认为政治安全涵盖了军事安全、安全、国民安全、国土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经济安全、贩毒走私、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甚至包括严重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等要素。这实际上已经把政治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了，而事实上两者是有一定边界的，各自的侧重也有所不同。不可否认，从广义政治的视角看待政治安全问题是个全新的值得借鉴的方法，但如果将人类面临的大多数重要的社会问题都当成政治安全问题，那就难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政治安全问题了，同时也无法正确区分政治安全与其他社会问题的界限，这样政治安全概念将失去其特定的意义，而且政治安全问题的研究也将失去其特定的对象。
7.政治状态说。与狭义的国家说和广义政治说不同，有学者主张政治安全问题应该围绕政治这个主轴展开，所谓政治安全应该是指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这样才能与其他诸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区别开来。虞崇胜等即认为：“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应该说，从政治体系的角度，将政治安全理解为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状态，并针对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进而从根本上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不无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政治安全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广义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但又与传统的狭义国家安全不同。当然，政治安全内涵的界定会随着政治环境的不同，其侧重点相应也发生变化。因此，政治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纯学理的问题，它需要理性思维，但同时也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二、关于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分析
特定的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安全的结构是不同的，也就说，任何国家的政治安全都不是由单一要素支撑的，而是受到该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性质与状态的影响并由多种要素构成，不过，在这种政治安全结构中，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要素会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
国家独立无疑是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不然，连国家和人民的尊严都无法保障，只能依附于其他国家，那又何谈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当代政治安全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安全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不然，“安全就是残缺的，甚至会导致不安全”。
针对影响中国当前政治安全的要素，刘普和林毅认为：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的视角来考虑政治安全问题，而应该树立一种立体的综合安全观。如刘文认为，从构成要素上看，政治安全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国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稳定、民族尊严得到尊重和捍卫。在信息时代，政治安全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了。应该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把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相结合，综合加以考虑。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趋向相对稳定，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摒弃军事政治思维，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王逸舟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出现越来越明显的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互动融合趋势。这说明，经济已逐渐成为政治安全结构的基础和核心要素，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正在为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所取代。
除此之外，有学者还认为，全球化进程也是政治安全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素。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加强，同时，全球化浪潮也使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从而使政治安全受到挑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也曾说过：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可见，相对于传统的安全观的影响因素，全球化趋势使得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理念、价值观念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些软武器的威力和长远影响甚至远远大于直接的武力威胁，从而使政治安全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应用冲破了国家有效控制政治参与的阀门，人们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亨廷顿曾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动乱”的公式来说明，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和成熟的情况下，随意扩充和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将必然导致政治动乱。因此，对于许多政治制度不够完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会对网络政治参与采取适度的控制，以确保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防止政治动乱。在这里，网络政治安全就成为一个影响政治安全的新要素。
我们认为，广义的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状态，它包括构成国家政治体系的国家、国家政权、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执政党地位、政治秩序等要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处于安全状态，通常可以从国家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
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各国政治、经济交往更加密切，随着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也在不断出现分化的趋势，可以想象的是，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会不断发生变化，具体要素的影响力也会不断调整。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系统化的视角和寻求合作的理念来分析政治安全的要素问题。
三、关于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
我国政治安全在新形势下无疑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上厘清思路还是从关注现实的层面上研究这个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政治安全的挑战进行了论述。
1.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近年来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向我国输入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我国的民族精神进行瓦解和分裂。如作为西方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念，“自由主义”就一味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鼓吹多党制，鼓吹私有制，并鼓吹全面市场化，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削弱公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中，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值得引起国内的学者反思，如反对垄断、鼓励竞争等，但在社会的转型期，如果国家过早地放弃了某些经济功能，尤其是宏观调控职能，将可能使市场经济改革陷入失控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动荡。
2.社会认同感缺乏的挑战。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概念。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
3.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挑战。执政党执政能力除了体现为客观的行政能力，还体现为主观的行政动机，即依法定职责高效履行公务和依内在道德约束廉洁从政的能力。因此，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讨论执政党能力建设是经常被提及的。有学者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能力建设，才能确保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安全。权力的垄断性和扩张性，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特权是产生腐败的终极根源。而特权现象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体制内的保守性的必然产物。虞崇胜认为，任何体制都内含有进取和保守两个层面的因子，当原有体制的保守性大于其进取性，就必然产生特权现象，因为这时候要维护原有体制就只有巩固原有的权力关系，而官员享有某种特权和维护这些特权的动机，将促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必然阻碍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们也可以视其为政治安全面临的制度层面的挑战。
4.各种宗教组织进行渗透活动带来的挑战。陈蔚结合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026000）的出台，提出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各种西方利用宗教渗透，传播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宗教渗透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政治渗透。他们通过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从而对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形成挑战，并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
5.经济活动政治化带来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不同国家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目的使得经济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考虑。西方国家常常利用多种经济政策来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如通过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政策、汇率政策等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政治安全。
6.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挑战。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不同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安云初从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在信息时代必然面临的全球信息化挑战。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全球性和开放性趋势，敌意和恶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执政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得多。网络为各种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提供了便利，而恶意和敌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具有对执政安全的巨大的破坏力量。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控性，而参与膨胀引起的利益实现障碍容易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形成挑战。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普世价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等等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应该说，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变得复杂而多变，因此，抓住核心问题，并掌握必要的原则才能真正应对这些随时存在的挑战和威胁。
四、关于政治安全战略与策略
对于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邓卫永和李屏南认为，有必要确立政治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如国家利益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协调原则等。同时，我国政治安全战略应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用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力量，从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来实现我国政治安全的目标。
1.建立新的政治安全观。关于如何促进国家的政治安全，有学者指出，首要的是创新观念，树立适应时展要求的新型政治安全观。因为信息时代的政治安全已突破了传统的军事安全范畴，还涉及经济、社会、信息、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这无疑扩大了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考虑到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要制定和实施新的国家政治安全战略就必须根据当今社会的内在特点，把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结合起来，综合加以考虑，树立立体的综合安全观，而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安全的实现。
2.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马振超认为，在国家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外部的直接政治颠覆、干涉和军事入侵等威胁的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主要集中于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直接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以及扰乱社会稳定的企图。针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必须针锋相对，给予有效回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围绕国家政治安全的主题，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抵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活动。
3.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扬优、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应该充分借鉴和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借鉴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创新是政治体制充满生机、活力的源泉；创新能力是政治体制生命力之所在，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因此，尤其要注重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规范政治行为，维护政治秩序，保障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
4.加强执政党建设。要提高国家政治安全水平，执政党执政安全不可回避。执政党在国家的各个领域活动中都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执政党的建设水平及执政能力，必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整体安全带来重大影响。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水平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因为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果党的执政地位丧失了，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丧失，意味着国家政局的动荡和混乱，意味着中国政治安全的丧失。因此，党的执政地位，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安全水平的高低。
5.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应对政治安全威胁的基础物质条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政治安全的内在要求。不可否认，经济安全现今在政治安全中处于主导地位，绝不能将经济安全建立在对其他大国的依附上，也不能一味地依靠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来谋求一时的安全，更不能在国际社会的夹缝中去谋取安全环境。姜川认为，维护政治安全，改善安全处境，不仅要从外部人手，也要从内部寻找出路，中国的安全要依靠自己的发展才能获得根本解决。一个国家没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就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
6.确保我国信息安全。在全球信息时代，政治安全的外延由现实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网络发展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威胁与挑战。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我国在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有利影响的同时，只有采取相应对策，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才能有效防范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如建立完善的信息立法机制，加强网络监督管理，同时有效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确保信息安全，从而促进政治安全。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国家综合安全，它是由多种安全协调组成的系统工程，其中政治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的根本要素。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政治安全就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就难以维系。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国家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国防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国家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政治安全受到威胁，国家综合安全就丧失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国家政治安全也是构成一个系统。构成国家政治安全系统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独立与政权稳定;执政党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成熟的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政治制度合适与政治秩序良好;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包容;政治发展有序，以及能营造相适合的外部政治环境。国家政治安全一般是政治制度合理有效性、意识形态正当性、国家独立性、领土完整性等多种形式的综合表现。
国家政治安全一般可以包括国家内部的政治安全与外部的政治安全。国内政治安全是根本，是关键;国际政治安全与外交安全是依托，其根本出发点首先是有助于维护国内政治安全。
二、执政党的领导安全是政治安全体系中的核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原则。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是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与领导作用都是成功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必然成为国家政治安全体系中的核心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本质上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思想、理论与作风的先进性，保持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代表性安全;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保持强大的依法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安全。
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只要政治安全基本得到保障，其他安全要素一时缺失与不够完善尚可补救与替代，例如，经济安全出现暂时的波动，社会安全发生一些事件，一般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综合安全，往往可以找到替代缓解的方法，但是一旦执政党的领导安全遭遇危机，就难较快克服，国家综合安全也容易陷入困境。
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可能遭遇的危机表现主要有：
1.如果执政党党员普遍出现理想信念动摇，党纪松弛，党风涣散，党群关系紧张现象，如果执政党长期无力治理公权力的腐败顽症，执政党就会丧失政治先进性与领导话语权，难以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执政党就可能遭遇代表性危机。
2.如果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进程中，执政党缺乏依宪治国理政的能力，导致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问题丛丛，经济凋敝、贫富差距悬殊、文化颓废，民生不振，执政党就会丧失执政的话语权与合法性，遭遇执政能力危机。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实际上是一种领导话语权安全，执政合法性安全，归根到底是执政党能否赢得人民大众信任与支持的政治安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直接决定国家的政治安全，继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领导安全曾经遭遇过多次危机。在革命战争年代，王明、李立三等领导集体的左倾路线几乎使党与人民军队遭遇全军覆没的危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话语权与合法性遭遇严重危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重塑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内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话语权，迎得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话语权与执政合法性。
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领导并发动的“”运动，几乎使中国共产党丧失领导话语权。在“”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将党内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作为无产阶级的对象，几乎导致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瘫痪，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陷入停滞不前，“”的一系列错误，严重侵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话语权，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的领导安全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牢记历史教训，执政党应该从思想理念、工作作风、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各个方面全面系统推进执政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话语权与执政合法性，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与国家的政治安全。
三、维护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的几点思考
从综合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待政治安全，重视维护与不断完善执政党的领导安全，需要紧紧抓住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与党的领导干部
维护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全面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武器，武装全党，尤其是武装党的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首先“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上”，〔1〕增强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与制度的自信，坚定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是维护与完善执政党领导安全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从严治党以加强执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建设
维护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需要依托执政党自身强大的政治动员与组织领导能力。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来自于自身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一个政党只有具备严密的组织与纪律，一致的行动步伐，才可能产生统一强大的政治动员与组织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历经90多年的磨练，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就是来自党的组织纪律的严明。
改革开放时期，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对党内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引发不少消极后果，包括组织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松懈;重大问题处理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对领导个人负责，不对组织负责等等，“组织纪律松懈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2〕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切实加强党组织的管理，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发扬党的组织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只有从严治党。党不管党，组织必然涣散无力。只有从严治党，充分发扬党的严明组织纪律的政治组织优势，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依法治国理政，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根本的权威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制度保障。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大课题，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还有许多不足，未来还可能遭遇一系列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任务，维护自身的领导安全，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不断推进治国理政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为此需要依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干部需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水平，才能不断取得治国理政的新成果，不断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3〕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执政党依宪治国理政的执政合法性，只有依宪治国理政，执政党的领导安全才具有法律基础与制度保障。
（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断完善党的群众工作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本身绝无私利可图”。〔4〕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5〕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与党的群众工作成功的根本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成功有效的群众工作，有力维护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在建设年代依然需要有效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有效维护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党的群众工作是一项关乎党的事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本质都是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并内化为群众对党的理解、支持与拥护的实际行动，从而使党的主张与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党领导的事业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历史地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党的首要任务与工作重心也从革命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此同时，由于人民群众发生明显的阶层分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群众的独立性、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日益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以便构建党群关系的新模式。
构建党群关系的新模式，首先需要认真考虑不同阶层的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特点，执政党必须代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需要提高不同利益的协调能力;其次，需要积极引导与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行为，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政治权利，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当家作主;第三，整肃党的作风，厉行反腐倡廉，用制度监督约束公权力。整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加强党的纪律检查、监察与巡视等制度建设，遏制党内不正之风的蔓延，防止其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关系，使党丧失民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党的宗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更加重视党的群众工作，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才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 只有千百万群众的真心拥护与支持，才是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国家政治安全与综合安全的根本保证。
四、政治安全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需要党政联手、党群团结，协力推进国家综合安全体系建设
尽管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但是作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它也离不开其他安全要素的支撑与依托，它最终是为实现人民安全服务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个安全部分的目标实现都需要其他安全部分的协调与配合。在国家政治安全中，执政党的领导安全的重要性尽管十分明显，但是不能片面地把政治安全简单地归为执政党的事，简单地归为政府公家的事，或者仅仅关乎领导干部的事。在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目标时，如果党所领导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得不到广大群众认同、没有人民大众真心实意地维护与遵守，没有广大公务员的忠实贯彻落实，这些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就可能丧失它们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成为一纸空文;同样党所领导制定的确保政治安全的各项制度，如果没有广大干部与群众认同并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
国家政治安全需要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抓住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夯实党群关系。不断完善执政党自身的领导安全，也需要全体国民团结一致，积极支持执政党的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主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维护与发展国家政治安全。
〔参考文献〕
〔1〕〔2〕〔3〕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66，765，464.
【关键词】 国家治理； 国家经济安全； 政府审计； 理论体系
一、提出论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项被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多年，理论界对政府审计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对审计理论体系探讨的较多，而径直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当然，前者对政府审计理论的设计与构造不乏借鉴参考作用。
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冯均科，2002），有的学者认为审计理论体系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王会金，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王晓霞，2008）等；这些理论体系架构将审计本质、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依据、审计准则、审计组织、审计模式、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诸多概念或元素在各个理论模块中进行编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设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审计而论，主要考虑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现了审计发展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
审计理论发展如同审计实践一样，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由于我国政府审计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探讨摸索阶段，审计实践的土壤尚不肥沃，不足滋养理论这样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不同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它受国情、政体、政策法规等审计环境的影响较大，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到较多限制，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方法之偏差，理论集中于构造审计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理论体系的“运动”，而没有进入理论体系内容研究之核心。而今，我国政府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既具理论开发与研究基础，又具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持续努力；政府审计实践的土壤逐渐肥沃，审计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得以总结和凝练；国外审计理论和实务得以借鉴与参考；政府审计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审计业务规范的出台，审计事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相关职能的社会分工也趋于明晰，特别是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界分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金华，2004）、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刘家义，2010）、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刘家义，2008）等理论观点的提出与创新，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必要引领。由此可见，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政府审计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如何构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审计目标导向的审计理论演绎，提出了一种源于审计职业实践的观点和新的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冯均科，2002）。笔者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因为篇幅限制不作证明和说明）。那么，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刘家义（2008）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潘博（2010）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张庆龙、谢志华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应关注国家治理，构筑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平台。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政府审计如何担当历史重任，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功能，筑起稳固的安全屏障，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巩固与持久，关系到传统审计的改造与现代政府审计的定位与发展。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目标，这是关键性、引导性的理论命题，学术价值殊然；同时，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政府审计龙头性、系统性的实践问题，对于政府审计有效履责、发挥作用、产生效益，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现实意义显著。因此实施国家治理、维护经济安全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中起目标牵引、导向作用。
二、实施治理、维护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
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定位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借鉴国外，放眼未来，指导实践，具有全面性、开放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绪论。即综合百家之说，立政府审计之论。绪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学术研究的成果归纳、整合的问题。任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借鉴、参考与运用、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之结果，对于审计这一应用性、复合性极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理应涵盖理论研究，借鉴与参考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融会贯通、优化整合并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理论建设规律表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都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连续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充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提高理论研究起点，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是绪论的先行命题。所以，全面归纳总结现有理论成果，总结实验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既包括围绕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府审计，系统归纳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包括及时总结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将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理论，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较高学术平台之上。
2.史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史料、史鉴的问题。明显区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政府审计产生与演进史长达数千年之久，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垫。2004年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是至今我国最完整的审计史作，其主要叙述的是政府审计发展历史。利用政府审计，优化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上已具充分记载，亦不乏成功案例和经典事例，对于如今政府审计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无不具有参考价值；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宝藏，以史为鉴，解剖历史重要事件，分析政府审计兴衰与国家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研判政府审计发挥经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的环境与条件，发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这不仅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审计发展历史，审计诞生的原始动因萌生于安全忧患和治理需要，政府审计与国家同生，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旨在强化国家政治、经济功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史料证明：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首要驱动；政府审计内置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依照统治者意志发生作用；政府审计与国家安全具有天然联系，审计的兴衰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经济安全寓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中，经济服务政治，政治受制于经济，政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紧密相联。为了追求国家政权安全，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牺牲经济安全，而缺乏经济安全保障的治理安排，其维护力和可持续力是极其有限和相当脆弱的，如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明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固卫疆域”，清朝“清海空域”以防海寇入侵等安稳之举等，系劳民伤财，耗尽国力，防外患则生内乱，终难维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正反史例也是不胜枚数的，如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军事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确立国防优势，倾其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安全遭严重破坏，引发政治（权）安全的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事例正是当今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借鉴与参考，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与必要的前车之鉴，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开拓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说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深邃的眼力，是目前理论研究表浅、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之一。
3.法论。解决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法律支持及互应的问题。现代审计的重要理念是依法审计、规范行政。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是法律许可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政府审计行为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审计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从事审计监督与评价活动。因此，审计理论须涉足法律法规研究，“法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之一。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须系统地研读宪法、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政府审计的活动领域和行为边界，明确审计行为的执行程序与操作方式，同时及时发现与有效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障碍，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实施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行为保障，为政府审计改革、创新与发展做好审计法制建设预研和相关方面立法或修法的理论准备。
4.立论。即政府审计基础理论，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政府审计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核心，故称之为“立”。这里所说的理论是狭义的，属基本范畴；广义的理论则包括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和实践内容均可以落入“理论”范畴。本部分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机理与运行规律的问题。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建设任务最重的组成内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涵：
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元素，包括审计本质、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特征、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环境等。这些理论概念或元素，一部分政府审计与一般审计理论（或者说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通用性，如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方法等，政府审计可以借用而不必与其他主体审计严格区分，但与此同时政府审计亦有其特殊性，需要研究且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述，部分概念或元素，如政府审计的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较大差异，不得不“自立门户”。
就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特殊性方面，笔者认为须着力研究：
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治理、经济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关系及互动性理论；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遵循理论和原则依据：系统论、受托经济责任论、国家治理论、“免疫系统”论和审计规制论等；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必要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
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以及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与能效；
政府审计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与措施；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序与方法；
政府审计与财政金融安全、资源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和民生安全、国防安全、权力运行安全等理论。
5.实论。解答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效能的问题，即通过对政府审计实际运行过程与结果数据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评价，证明政府审计实施前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性实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审计与不审计的结果差异），分析政府审计绩效指标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指标的关联性（分析审计绩效与治理绩效和安全绩效的相关性与结果差异），以发现政府审计运行实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提供校正参数与实践指导依据，进而提出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影响因子。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仅仅能证明政府审计应当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否能发挥这些作用，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以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才能明判。由于部分政府审计项目资料的保密性，以及现行审计结果公告所公布数据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其公告的程序与手续的复杂性和谨慎性，使得有关政府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研究；加之政府审计的运行受制于诸多政治、政策因素，其运行曲线难以准确绘制，难以在一个较短时期找到其基本规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证分析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没有实际数据和数量定义的定性理论，不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政府理论发展看，实证分析的缺位，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实证分析与检验是构筑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引导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待加强与突破的重要领域。
6.例论。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战案例积累及经验总结与提升的问题。国外政府审计机关非常重视经典案例解析，案例库（分为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两类）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编成审计人员案头书，作为审计实践开拓和理论研发的首要依据。目前，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府审计实践尚未全面、普遍、规则地开展，审计数据未形成一定规模且足以支持实证分析的时候，审计案例的研究与积累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案例个体的“点”足够之多，才能连成“面”，形成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库与案例群。再之，案例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重要素材，反映了审计主体对审计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案例解剖能够发现与评价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发挥的作用，发现审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审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限。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审计案例的分析研究与总结提升不够，经常将审计例子与审计案例混为一谈，不注意对审计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深入剖析，出于保密等诸多原因，很多成功经验得不到总结推广，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引以为戒，更不能及时上升为审计的理性认识和对审计规律的认知，成为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因而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常常低层次重复，甚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7.综论。解答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制度优化、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的问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内部职能转变和资源优化整合，而且需要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社会环境，需要更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全面的能力保障。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机制和审计制度与管理安排，要根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改革与完善，需要进行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审计方法手段需要更多地注入现代审计元素，更多地融入现代科技，更多地配置现代化装备。具体说：
现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研究。针对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设置、政府审计机关双重角色（隶属政府与监督政府）、双重领导制、“两个报告”制及审计公告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着力研究解决目前审计机关，主要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审计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双重领导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审计经费的落实保障问题、审计查处难处罚难和落实更难的问题等。
审计队伍建设与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审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审计队伍，建立健全审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机制和制度，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审计人员培训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多元化激励机制，这些都亟待政府审计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
审计规范化建设研究。加速审计工作与审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包括审计主体资格的规范、审计业务类别与工作目标的规范、审计计划的规范、审计业务执行过程的规范、审计成果的规范、审计质量控制与责任的规范、信息技术环境下审计的规范和对审计管理的规范等，实施科学性、开放性的规划与建设，以提高政府审计“三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成本，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效率与能效，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持续研究的内容。
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研究。为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着力开展包括推行科技强审策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工作技术含量；增强审计主体驾驭信息系统的能力，提高审计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开展计算机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审计的整体胜任能力；提高审计主体在复杂审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大案要案的审计攻坚能力等方面内容的开拓探索。
审计文化建设研究。审计文化是伴随着审计事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进、积淀起来的，是审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审计文化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涵着目标使命、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职业习性等元素，具有引导、聚向、激励、约束、感化、宣传等多重功能，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完善先进审计文化的建设体制与机制，以先进的审计文化引领和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8.兼论。解答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兼融并举，即与其他学科理论和其他领域实践、与国（境）外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互动互鉴之命题。理论建设是开放式，学术研究的合理延伸、广引博证、拾遗补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研究的死角和盲区，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领域、丰富与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如中国政府审计体制与西方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体制的比较分析，在不同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色定位和环境依赖，不同的职责界定和路径选择，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审计效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等，对政府审计理论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作用；又如政府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联系与区别，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配备、契合，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最大限度发挥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系统功能，也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如应用经济学、理财学的基本理论，对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下政府审计规制与其他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的执行成本和效能的对比分析，对其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统合评判，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的综合评估等，无疑能够优化政府审计策略与措施，改善国家治理，提高治理对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兼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点，一是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构筑，这是理论大厦之桩基，是其他部分依托的基础，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所有论述均应从基础理论中找到依据，并以此为引导进行延伸与细化；这一基础越宽厚、越牢靠，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就越稳固、越丰富；可以说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政府审计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故须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二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与实现路径的论证，这是政府审计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政府审计功能深化、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具有直接作用，也是各国审计界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因此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地位独特。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难点，一是“实论”，因为实证检验中衡量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改善程度的指标及其指标值的确定、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结果中政府审计实际贡献度的确定等，均无现成范式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不多，现行统计体系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完整数据，国外的做法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他国与中国国情存有较大差异，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实论”研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理论建设颇具摸索性。二是“综论”和“廉论”，其范围广泛，定义域不甚清晰，理论容量很大，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是创新性的，如国家经济安全策略与绩效的审计评估属全新课题，它与现行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不尽相同，但却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欲完成基础性研究和相应的应用性研究颇具挑战性；又如，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政府审计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动用既有经济监管力量，加强外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表明的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是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理论重新研发与重新构造，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资源，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组合和完善，并且根据我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平台，作理论的再加工和再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和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植入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1.以实施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对于政府审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安全不等于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的成本扩张、超越社会承受，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多维的、立体化的概念，即是“下海冲浪”而非“立岸”或“浅水区”的安全，是完善市场正向机制而非损伤效率与公平的安全，是投入产出正效益而非净投入、负效益的安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持综合安全观，追求实质性、长久的安全利益，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安全。目前政府审计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与纠正防范形象工程掩盖下的经济泡沫，以及牺牲长远利益而谋取一时安全利益的做法。近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专项调查已触及到这一敏感话题，体现了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度关注，理论研究应反映这一特征。
2.依据审计本质及其职能定位，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作为防范与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制手段，应当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抵御防范、监控检测、识别预警、自滤除疾、校正调适、升级优化等能效，这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定位，是政府审计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或者说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须以国家审计（此处笔者认为与政府审计同义，与同）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社会免疫系统的学说为指导，这是近年政府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继续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学说。
3.根据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在现行法律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着力点和实现路径是信息保障、国家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维护、权力监督、经济运行监测、管理问责、政策评估和风险预警干预等，这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的比较优势所在，且以此为基础，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形成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即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甚为重要。
4.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是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巨额投入，其成本是可折分、可解析和可监控的；成本与能效的审计评估能够完善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提升经济安全策略的兑现力和持续力；审计监督侧重于社会经济的价值运动（这也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分工），政府审计具有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评估的资格与胜任性；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审计评估是现行政府绩效审计的功能延伸和深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按照“绪论铺垫――史论借鉴――法论支撑――理论构筑――实论检验――例论剖析――综论统合――兼论补充”的逻辑思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种摸索性的理论尝试，其结果正待理论进一步证明和实践的深入检验。对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八论”的划分也具有相对性，各部分内容肯定存在一定的交集，有的内容置于哪一部分并无严格的划分标准。“八论”仅仅是提供了认识政府审计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完成了展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线索的功能而已。当然，这一设计不具有排他性，其他设计，也许就是更优的方案。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开放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笔者乐见各位同仁的商榷与指教。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均科，等.审计理论体系研究［J］.陕西审计，2002（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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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企业；保卫；
前言：在现代企业生产生活的各项任务中，企业保卫是维持企业稳定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是保障企业工作人员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最基本工作。而为了让企业保卫工作能够更有效的施行，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企业保卫方面的重要能力了，通过对企业安保负责人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培养一支思想坚定且能力出众的安保队伍。
一、企业保卫工作内容及其现状
（一）企业保卫工作内容
企业保卫工作就是对企业日常生产生活的各项活动的安全负责的一项企业运营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不仅要负责维护企业日常安全秩序，保障企业工作人员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也要注重对治安防卫与消防灾情防卫，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内部发生案件或事故的几率。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企业内部电子设备越来越多，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就需要安保人员加强对消防管理，对重点防火区域进行重点管理，定期检查，同时还需要及早制定一套完善的企业内部消防机制，预防与救灾两手抓[1]。
（二）企业保卫工作现状
目前我国企业保卫队伍中大部分安保人员都能够做到认真负责，时刻关注企业各项安全问题，为企业日常安全稳定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这其中也存在许多不足，有一部分安保人员尽管忠于职守，但是对其工作范围认识不清，有些日常保卫的内容并没有被认识到，也就谈不上实施。而另一部分工作人员则由于工作量较大且工作内容重复性强，同时各项待遇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因此在工作中偷工减料，给企业日常生活带了安全隐患。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下几点上。
首先安保人员对企业保卫工作内容认识不足，很多人将企业保卫工作简单地当做站岗、巡逻与看门，没有认识到企业内部人员治安问题与消防安全问题等，这样一来他们会任务企业保卫工作可有可无，二来真正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在某些条件艰苦的企业中，其工作环境不如大多数企业舒适，安全保卫工作的任务却比大多数企业艰巨，就导致部分安保人员对本职工作抱有不满，带着这种情绪参与工作，必然会影响工作效率。
最后，有许多工作人员尽管参加了企业保卫工作，却缺乏安全责任意识，不能明确安全防卫工作在企业生活中的重要性，将之视为一项混日子的工作，对企业安保工作缺乏热情，遇事得过且过。这些都是目前我国企业保卫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重点问题[2]。
二.企业保卫工作的特点及思想政治工作对其的影响。
（一）企业保卫工作的特点
首先，企业保卫工作具有复杂性。企业保卫工作就其工作性质来说类似公安基层组织，但是又并不是公安基层组织，只是企业内部各部门中的一个，这就要求企业安保工作既要进行治安保卫工作，同时还要兼顾企业内部管理工作，这就使企业保卫工作充满复杂性。
其次，企业保卫工作具有重要性。企业保卫工作本身并不是企业生产的一部分，无法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在部分企业中保卫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这些企业忽视了只有依靠保卫工作的有效实施，企业其他工作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重要前提[3]。
最后，企业保卫工作具有危险性。企业保卫工作的本质就是将危害安全的各项因素排除在企业生产生活之外，这就决定了这项工作本身有其危险性，一旦出现不法分子想要对企业生活造成威胁或因企业生活中安全意识不到位而发生事故时，企业安保人员就需要站在所有企业工作人员之前，保障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企业保卫工作进步
由于企业保卫工作的危险性以及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经常需要值夜班，使很多安保人员对这份工作缺乏热爱工作作积极性较低，这样就导致企业保卫工作效率也随之降低。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对安保人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提升他们的职业自信与职业热情，从心理用嫔咸岣咚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坚定性。
思想政治工作还能够加强安保人员对本职工作的认识，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工作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自己的工作效率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稳定安全，培养他们是安全保卫意识与责任意识，提升他们对本职工作的认同感，也提升他们进行保卫工作的勇气，发生紧急事件时能够及时履行其保卫职责[4]。
思想政治工作也包括对安保工作指导思想的教育，部分安保人员有着足够的工作热情，但是由于他们缺少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在发生紧急事件时会因为策略失误而造成事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来培养他们梳理科学合理的保卫工作观念，这样一方面得到科学理论指导的保卫工作更加有效率，很多突发事件能够在其未发生之前就得到解决，避免了事态扩大；另一方面也能使安保人员在投身保卫工作的同时，保证自身不受到伤害。
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与公司奖惩制度相结合，目前大部分公司的资金都用于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中去了，因此对企业保卫工作的投入资金较少，导致企业保卫工作缺乏资金支持，其中就包括对安保人员工作待遇的提升，奖金福利的发放等方面。这些待遇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到安保人员的工作热情。这就需要企业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奖惩制度相结合，在不能减少对安保人员的福利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安保人员的思想政治考核，把思想政治学习也计入考核范围内，对思想政治学习优秀的安保人员不仅进行物质奖励，还要进行公开嘉奖，而那些各方面不甚理想的安保人员则要进行重点思想教育[5]。
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只面向安保人员，也应当面向整个企业。企业可定期由各部门分别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让所有参与企业日常生产生活工作的人都能够意识到企业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使他们在工作中有意识地配合企业保卫工作进行。这样既可以减轻安保人员的工作压力与工作强度，同时也能更好的推动企业安全发展。
结论：企业保卫工作是维护企业稳定的重要工作，企业安保人员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必须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企业也必须要为安保人员创造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培养安保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与职业道德，将企业保卫工作重视起来，切实提高企业各项工作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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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有学者指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提高四个能力，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的管理和自治能力、提高依法治国能力。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家治理最实质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制度现代化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我党国家治理的上下篇。今后的研究要重视把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二、国家政治安全
1.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巨大。我们一要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核心，五要提升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传播能力，六要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环境。
2.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有学者认为，伴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的持续深入，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现象，以及国际格局有着革命性意义的转变，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着综合战略谋划不足、安全战略的地域部署上重点不突、军事力量对于国家利益的支撑作用发挥不够等挑战。因此，有专家指出，中国安全的主要目标是捍卫国家领土领海权益、维护国土完整、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
3.关于中国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具体包括：国家安全、政权安全、执政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有序渐进改善等，也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的大局安全。有专家强调，需要对政治安全分类，不同层次的政治安全采取分类治理，而不能以简单的方式“眉毛胡子一把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其混为一谈，导致治理不当等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今后应加强政治安全的学理建构和实践研究。
三、法治中国建设
1.关于法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法治经验总结。有学者指出，法国建立的“双轨制”的政府间纵向关系体制克服了集权型政府间纵向关系体制的弊端为我国提供了经验与启示，还有学者认为新加坡建成法治社会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2.关于依宪治国。学者们认为，依宪治国首先要树立宪法权威，其次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制度。学界提出了几种方案，一是着手建立宪法解释机制;二是在全国人大增设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三是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关。
煤矿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职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方面，要想加强企业职工的思想素养和职能素养，就应该加强工会引导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由于煤矿企业的自身特性，企业职工的思想会受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这样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和谐健康发展和安全生产，煤矿企业应该通过工会创新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形式和方法。同时提出创新的管理方式，提高企业职工的文化素养和思想素养，要充分的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在企业中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由此来促进职工自身的进步，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煤矿企业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长期性
煤矿的工作场所在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地质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并且其自身的工作性质就具有特殊性。这样的自然条件和客观条件，就决定了煤矿企业工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周期长的特点。应该对职工进行不断地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够改变生产的方式和职工的思想。
（二）思想政治工作具有连续性
煤矿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作业的时间较长，一般都是全天候的作业，这样就会给职工的心理素质和生理素质造成影响。要想保证煤矿企业的职工进行安全的生产创造活动，就需要不间断的对于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三）思想政治工作具有艰难性
在煤矿井下生产活动的劳动强度较大，并且从事工作的相关人员具有素质较低的特点。这就让企业工会在进行思想政治公的开展过程中遇到困难。
（四）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灵活性
经常的对职工进行教育，会导致职工产生厌烦的心里。这就要求企业工会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可以采用合适的方法和手段，这就要求教育工作具有灵活性，可以便于职工对于教育的理解和接受。
三、煤矿企业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的意义
煤矿企业的管理由于自身的特点，导致了管理工作的复杂性。煤矿企业的管理包括生产活动、经营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目前煤矿工作的管理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包含许多方面的员工。这就要在管理中充分的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安全的煤矿企业。
四、煤炭企业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和方法
（一）采用多样化管理形式和方法
要想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安全意识，就要不断地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让职工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能够严格地按照操作流程和规范来进行，做到安全生产。职工的安全思想政治呢教育是企业安全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要注重教育方式的改变和创新，一直用同一种教育方式进行职工教育的效果不好，容易让职工产生厌烦的心理。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和工作方法，来加强对于职工的教育。比如直观的教育方式，在对于职工的思想教育中应该注重职工自身的启发。在井上或者走廊中可以设置警示的文化标语。帮助职工树立安全意识，进行安全生产活动。
（二）重视心理形式的教育，可以开展相关活动
在煤矿企业中可以定期地举行关于思想政治安全教育的讲座，或者可以运用晚会的方式开展。在对于职工的教育中可以开展组织教育，让再生产活动中进行文章的人员进行讲话，让职工可以在心理上感受到安全的教育是为了自己。同时开展组织活动，运用案例、宣传、讲话等方式，让职工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让职工了解生命的珍贵很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在宣传内容方面要选择能够打动职工的内心，注重主题应该明确同时监督职工自觉地遵守安全意识。利用娱乐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开展安全教育相关主题的晚会或者活动，把教育与娱乐活动相结合，提高职工对于安全教育的兴趣，并且更加的便于职工接受和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可以利用小品、快板、歌曲、舞蹈等表现形式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这样的女方是具有简单移动的特点，同时还能够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五、结语
煤矿企业工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形式，应该不断地创新和改变，要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有效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同时让煤矿企业的职工能够加强思想政治安全教育，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
作者:谢巍巍 单位: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变革 治安治理 善治 共治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迁转型过程中，治安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形势日益复杂，这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显著特点。当前，我国政府正在加快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治安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社会治理视角更广泛更深刻地观察治安治理，才能找到更好的提升和改善思路。如何推进社会治安治理思维和方式现代化，这是治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因此，在法治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讨论治安治理现状和走向，分析治安治理的特征维度及目标追求，这理应是社会治安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社会变革的内涵
社会变革是一个价值变迁、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社会变革必然经历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从社会学范畴来看，社会变革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社会变革的过程从社会形态来说就是转型社会，即由前一种社会存在类型向后一种社会存在类型转型中的“过程态”。①应当说社会变革核心是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从概念提出以来，一直都是社会思潮的热点、公共讨论的前沿课题。从我国社会变革来看，社会变革主要经历了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封闭逐步向开放社会的发展；从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过渡；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变。②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变革是指中国在以下方面的变化：一是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在政治上从人治向法治、从全能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三是在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上从封闭的礼俗社会向开放的法理社会的转变。③特别是作为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和文化，也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变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计划走向市场、由人治走向法治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不仅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同时也打破了旧的利益格局。新旧价值观念交错，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演绎出的多元价值观，正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产生冲击，给社会带来大量不稳定因素，利益主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寻求新的位置与平衡，利益博弈最终会表现为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社会变革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崇尚法治精神的同时，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也大量累积，利益分配日渐失衡、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地区差距明显拉大，加之诸多社会矛盾千头万绪。若不能有效解决或改善，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就在意料之中。④因此，必然要求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关乎社会治安秩序的治安治理理念和方式能满足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
治安治理现状与走向：政府主导与政府服务
“治理”其本意有“操舵、驾驶、领路”的意思。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从实质来讲是公共组织在特定框架内运用公共权力控制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治理价值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治理主体运用合适的方式引导、规范或控制社会活动，以最优方式促进公共利益。可以说，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⑤塞纳尔克伦斯认为，社会责任并不是政府独立运用并垄断权力，一些社会机构和组织也有维护秩序、参与社会调节的责任。
社会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复杂化、动态化与多样化，传统中国治安治理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各种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遏制日趋严峻的治安形势，确保治安问题在社会秩序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不仅是我国治安治理的关键使命，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平安转型的基本保障。
政府主导型治理。目前，社会治安治理总体上还属于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安管理，此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治理输入机制的单向度⑥。在政府主导型的治安管理体制中，普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联结，仅仅是政府输出的机制，而社会输入机制十分有限。由于社会组织的利益和诉求得不到表达和重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长期累积得不到处理和释放，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二是社会自治能力的不足。社会本身自治功能不足，政府不得不强化对社会的行政干预，这一状况并未改善。社会总是依赖于政府，政府力量的调控和社会自治无法达到平衡。三是全能型政府现状没改变。政府权力最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最大。全能型政府必然不能全部履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履行完全社会公共责任，这与社会期望相背，导致社会对其不满而容易产生社会冲突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对的主要手段是强制或准强制的压服手段，却不能解决根本性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政府控制社会越全面，越易导致社会对政府过度依赖，往往导致国家完全陷入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中不能脱身。
走向服务型治理。在社会变革中，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不断凸现，不断被激发出来。在中国由总体性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社会冲突这一现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过渡性的不稳定，加剧社会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变革是社会冲突产生与加剧的社会温床；而另一方面，社会变革又不断解决社会冲突，达到和谐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变革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因此，如何化解这种社会冲突，就成为当前社会治安治理的新要求。一般认为，在社会管理中，控制关系弱化，社会主体之间服务关系生成并日益增强，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之间是一种互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这种新型社会互动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具有服务属性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也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特征和努力方向。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发展的视角来讲，治理机制建构需要转变全能管控型社会治理范式，弱化社会控制和监管职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重视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社会治理的基本特性就是要改变传统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建构市场化、社会化等治理机制，与非公共部门共享社会治理，重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网络。但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对传统官僚层级制管理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是正向的，是起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发展。在社会治理框架下，依靠参与者结成伙伴、协调和合作等组成的合作互动关系执行公共决策，达成公共目标，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体等权力、利益的平衡。目前，尽管服务合作型社会治理在解决公共难题时有许多优势，而且许多国家在公共治理实践中迅速推广到许多层面和不同公共领域，但这些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政府领导和主导的角色地位，也不能消除公共部门权威，政府仍然扮演决策、制定规则、组织等权威性角色。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有最终决定权。政府及政府中的核心人员在治理层级中居于重要地位，他们有影响法律、法规和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能力。这种治理模式谁来领导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公共部门拥有国家层面及社会广泛资源，领导和引领者的角色由政府及部门来扮演既是必然也是合适的选择。
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作为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链条的关键。社会变革中治安治理首先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主导型的政府服务型治理体制。社会治安直接对应的是社会安全，是以社会公众的安全需求为核心诉求，社会稳定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公众对社会安全需求的满意程度。因此，社会变革中社会治安治理，治理主体应是多元的，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承担起治理治安的责任。政府在其中只是一个掌舵者，起到领航的作用，政府不断开拓渠道、建立机制，吸引和带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协同社会治理，同时，公众也积极培养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有序地、自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最终达到建立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秩序稳定、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兼具的社会治安治理的理想形态。
治安治理特征维度：善治、共治
善治。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会出现暂时性失衡，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同时存在，传统和现代冲突因素此消彼长，原有社会机制没有完全退出，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普遍建立，社会冲突和失范生成和累积已成常态。⑦从现实需求看，当前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犯罪现象普遍存在、犯罪率长期波动上升、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等。维护社会治安需要完善健全的法治方式调整各种社会关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需要“善治”⑧。社会治安治理是顺应转型社会的需求，回应时代的呼唤，以法治为出发点积极探索治安善治新路径。
俞可平教授总结国内外关于善治的观点认为：善治就是社会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最优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本质特征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来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最佳状态的关系。
社会治安治理追求“善治”，逻辑起点是法治，是通过全新的治理思维和实践实现社会治安问题及相关关系处理的目标。治安善治会触及制度创新、机制重构等深层面的问题，社会治安治理体系建立、治安治理机制的转型也是顺应社会公共管理的全面战略性转型的大趋势（即全能性政府的失灵，管制、监督的统治性管理体制与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由治安管理走向治安治理，并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即“善治”。在我国，长期以来采取集权性治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社会治安，这种科层纵向管理体制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控制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表现突出，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错综复杂，这种治安管控的体制已面临困境或已失灵，为应对这种管理困境，只有走社会治安治理道路并实现善治，才是治安和社会稳定战略和发展的理性选择。
当然，善治不仅不否认政府治理的作用，而且更加注重政府在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发挥与工作质量及效率。因此，治安善治强调政府治理的作用，也倡导并主动引入其他社会组织与成员的参与介入，治安善治主体之间是合作共赢关系，反映出治安善治放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结构，选择的是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治安善治结构和模式的重大变化，也蕴含了丰富治理新内容。社会治安善治从根本上来讲是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实现最大化治安效益。⑨
共治。“共治”与“善治”一脉相承，社会治理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在多元合作中，政府不仅要减少对市场的控制，还要减少对社会的控制，同时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评价政府工作的优劣，从而影响政务向善的方面发展，向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向前进，以达致和谐善治之境。
当前，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权利保障的新特点，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市场经济唤醒并增强了人们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和自由、平等观念。二是民主政治发展催生并推进了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活动。三是崇尚理性、崇尚法律权威等法治文化逐步向传统文化渗透、传播。公众也把自身能够并愿意参与政务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表现。公众若能够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满足了自己不断增加的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等方面的需要和愿望，深层意义还在于其可以化解政府与公众之间，尤其是干群之间、警民之间的矛盾和误解。
笔者认为治安治理把“共治”作为一种路径，通过公众参与对治安治理工作，保障其知情、表达和参与等权利。公众参与也是一种载体，落实了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公众参与更是一种科学的治理机制，形成政府和公众之间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和权益，这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是治安治理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形式。
从治安“共治”的基础条件来看，承担社会治安治理职能的政府部门、社会自治组织（包括村居委会的治保会、调解会、各种治安联防组织与义务巡逻队等）和市场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行业自律组织等）等已经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庞大组织网络系统，这种具有群防群治性质的网络化治理结构，使治安“共治”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治安治理绩效，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
社会变革中治安治理是根据执法服务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为指导的一种创新的治理之道。这种改变和创新，可以说是具有实质内容变化的，是治安工作从过去的威慑到现在的亲民，从过去的单点的、抽象的民主到当今具体的、多点的、可以实践的民主，从集中统一管理到新公共管理、多方面合作的治理。以公众参与为导向，建立政府与公民、社区、企业等多方面的伙伴关系，形成治安治理共同体，根本改变治安工作一言堂、权力集中家长制的做法，进而转变为以公众的真正需要和意愿为出发点的治安工作新机制，最终实现治安工作与公众需要的高度统一。
治安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同时，亦不可忽视治安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造福于民。“人民群众更加幸福、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的核心内容，治安治理亦不例外。如果没有群众的良好互动与参与，没有这种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主体力量的支持，任何转型都是非常困难或者是危险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保障社会治安稳定的工作机制，具体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我国在推进社会治安治理战略中，应借鉴现代治理理论的最新成果，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安治理理论与政策法律，在治安实践中改革和创新治理。
（作者为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8页。
②许韬：《治道变革与公众参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③梅建明：“社会政策与犯罪预防―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挑战”，《社会公共安全》，2000年第3期。
④张勇：“试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行政与法》，2009年第12期。
⑤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⑥夏建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页。
⑦付子堂：“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论纲”，《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⑧王晓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新进展”，《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结构体系；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228-02
公安院校作为培养公安类高层次人才的特殊行业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更大、要求更高、地位更重要。公安院校既具有普通高校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公安教育的特殊规律；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既符合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发展规律，又具有预备警官的自身特点。因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既要与普通高校保持一致，又要彰显独特价值。也就是说，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在覆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遵循公安教育规律和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规律，结合警察职业特点，科学设置思想政治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格局。
一、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是全国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要求，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五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主要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物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该课程旨在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一门侧重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和理论成果的课程。该课程旨在培养大学生确立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正确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念、政治理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主要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内在规律，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深刻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增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胜信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侧重于解决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行为规范的课程，它以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为主线，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
二、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
作为特殊行业的高等院校，在学校的教学政策、课程设置等方面往往比较注重应用型技能的培养，而相对忽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就必然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根据警校学生特点及课程设置要求，应该而且完全可以酌情开设相应的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的开设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锻炼思维，另一方面又可以有力地支撑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使大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更好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除开设中央统一规定的必修课之外，还应根据中央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精神，开设相应的选修课，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中西哲学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的开设要按照“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重要思想，根据学生实际，选择有代表性的马列经典著作和党的重要领导人有代表性的著作、讲话、文稿等。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当前实际结合起来，通过重要文献的学习，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中西哲学史》课程主要讲述中西哲学发展史，以及中西哲学史上代表性人物的哲学思想。通过哲学史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养成哲学思维，提高学生洞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古今中外哲学学习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提高学生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实际运用能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主要通过讲授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热点问题，使学生通晓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事务，懂得中国政治经济与世界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形成良好的世界观念、全球视野与民族国家意识。同时，使学生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等相关理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公安院校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提升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实用性具有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改造大学生主观世界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任何时候都要与中心工作、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公安院校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组成部分，“公安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公安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必须把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卫士作为首要任务，这决定了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具有特殊性。”[1]因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更加突出实践指导意义，要围绕公安人才培养的中心目标合理设置课程体系，构建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
（一）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特殊领域的体现，建设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一般规定，即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全部覆盖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完成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任务，实现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公安领域拓展深入，与公安实践相结合、与公安专业相链接、与公安人才培养相促进。
与公安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然而理论性并不是脱离实践，恰恰相反，理论性越强，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越迫切。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紧密结合公安实践，以公安实践确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真理性、价值性，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力量促进公安实践发展。与公安专业相链接。思想政治理论课向公安领域拓展、深入，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专业课相链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具备公安专业特色，使公安专业课蕴含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专业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实现最大合力。与公安人才培养相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教学的形式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服务，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所应坚持的根本原则和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显然要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而进行，这与公安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目标的一致性，然而人才培养是具体的、实际的，只有结合具体的人才培养而不是空泛地谈人才培养才能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
（二）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基本方向
根据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基本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公安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向公安领域深入、拓展的基本形态主要体现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警察思想政治教育》等。其中《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是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紧密联系的一门课，最鲜明地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院校的密切结合。在实际的教学中应该把两门课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既能够对学生进行普遍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有利于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警察忠诚教育、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廉洁从警教育、执法规范化教育等等。《警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公安领域的体现和拓展，一方面是对人民警察进行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等教育，另一方面是要深入研究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使学生善于把握思想规律，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警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正确有效处理警民关系等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也应该建设成为一门专业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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