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中国古代朝贡贸易体系中，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中国古代王朝的辉煌，当然是一种文明的辉煌，一种生活方式的辉煌。来自中央王朝的生活时尚，尤其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对周边朝贡国家具有不亚于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东亚的朝鲜和日本，它们在全面模仿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在全面模仿中国的禅、道、儒的传统。当然，它们模仿的还有中国的汉字、诗书。而早在唐宋时代，中国的饮茶早已成为生活时尚，成为一门融合了各种艺术、哲学趣味的生活艺术。因此，中国茶、中国茶生活也迅速蔓延到朝鲜和日本的上流社会，因为在当时，茶，不仅是优越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之一，也是一种融摄了中国的禅、道、儒、诗、书、画、歌舞等各种哲学艺术风尚的一个主要生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品茶，不仅是切身触摸体验来自中国的神奇味道，也是切身体会中国精神，中国之心的重要渠道。
如今，中国茶再也不是一种硬实力了，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茶都不再是一种硬实力了。和石油、能源、矿产、汽车、电器等世界主要贸易商品相比，茶的贸易量实在太低，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茶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却依旧在当今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异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正在呼唤软实力!正在重建软实力!正在重塑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应该具备的足够影响力。
其次，我们应该异常清醒地认识到：茶，作为中国曾经的一种辉煌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和中国各种哲学、艺术趣味的重要承载方式和粘合方式，需要复兴，并且必须复兴!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和必须复兴中国茶文化，并且把这作为复兴和提升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式。
为此，有必要检讨我们近年来的茶产业发展战略的一些问题。
而首先需要检讨的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是否太过重视茶的经济因素，大把茶当作一种“经济产业”，而不是一种“文化产业”来做?
诚然，我们不可能不会意识不到中国茶中的文化因素，但对中国茶中的文化因素是否真正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比如，我们是否注意到：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家茶叶科学研究所，但专业性的中国茶文化研究所呢?我们到底有几家?答案并不是那么令人乐观。
还需要检讨的是：即使我们已经把茶当作一种文化产业来做，但我们的文化整合功夫做得够吗?到位吗?
近10年来，我们在中国茶的文化整合上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西湖龙井、铁观音、普洱茶的文化整合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普洱茶的文化整合工作做得最为风生水起，热热闹闹，从一个10年前不大为人所知的茶种，成为今天声誉最为卓著的一大茶类。但中国茶总的文化整合功夫，我们做得到家吗?又有谁，有什么机构真正认真去做这个工作?或者说，在中国茶的文化整合工作中，我们真正形成合力，从政府到民间，从各个茶类到各个地方，大家身体力行，团结一致地去努力做了吗?要知道，中国茶文化的整合与复兴，应该是一个民族性的文化大工程，我们从国家文化工程的角度去认真做了吗?
还有，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中国茶基础性的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不断付出艰苦的努力。比如，中国那么多茶类，如何建构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生态有机标准体系?以及如何让这些体系和通行的国际体系有效接轨并认真执行这些体系，建立起中国茶的质量信誉?
关键词：紫砂器；茶文化；紫砂壶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033-01
宜兴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着极大的推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
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购藏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作为新时代的艺人首先必须要有创新意识，古人云：“方非一式，圆不一相。”艺术的创新是指作者以自己特有的创作语言来表达作品的内涵，且涵盖的是前人或传统艺术品中所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它包括作品的创作理念、制作技巧、表现手法以及所使用的材质、工具等。创新不仅可使作者从普遍性中脱胎而生，而且这种独创性能是艺术发展的生命和动力。每个紫砂艺人在他的壶艺创作活动中都具备传统的经验。但如果完全依赖传统模式，至多只能重复以往的经验，也易于被别人重复，从而淹没在普遍性中，完全失掉自己的特点。
纵观紫砂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继承与创新的交融史，如果没有历代艺人不懈的探索，不断的创新，也就没有紫砂的今天。明代的时大彬把当时常用的粗糙大壶改变成既实用，又具观赏性的精巧工艺壶，真是前所未有。这一变化，也改变了紫砂壶的历史，把它单一的使用功能，演化为具有使用性和观赏性的双重功能，让紫砂壶进入了艺术的殿堂。清代的陈鸣远用“物为我用”的观点对自然界的物品创造性地进行仿生，创造出许多珍品。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自然形态形似的仿照，而是作者通过自己对事物的感悟、体验，把自己的思想、语言、感情以及制作技艺融化到作品中去，赋予作品新的思想和生命，创造出形神兼备、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作品，开创了紫砂艺术的历史新篇章。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名家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壶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壶艺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 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紫砂器是中国茶文化的骄傲，它永远是中华民族茶文化史上闪烁光芒的灿烂明珠。
对于文人而言，茶的先苦后甘的自然属性，正暗合了士阶层追求理想所走的人生道路，故而这一时期文人饮茶之风兴起，茶成为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竹林七贤”亦时不时地以茶代酒，以表清高。同时，有关茶的诗歌也层出不穷，如杜育的《（chuǎn）赋》是专门歌咏茶事的诗赋，它完整地阐述了茶叶的种植生长、采摘时节、烹茶用水、茶具选择、饮茶功效等，奠定了中国古代早期茶文化的基础。从诗赋中不难看出，这时已开唐宋茶道之先声。
唐代茶文化得以快速发展，陆羽《茶经》不仅对茶的起源、种类、特征、制法、烹煮、茶具、饮茶风俗、名茶产地等作了全面论述，更为重要的是把儒、释、道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创造了中国茶道精神，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茶道文化因陆羽《茶经》而形成的一套崭新的文化体系受到了文人、僧侣乃至皇室贵族的接受和推崇。在陆羽茶道普及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斐汶《茶述》、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广《十六汤品》等茶事、茶道专著。
唐代茶道的形成亦与禅教的兴起有关。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要求参禅的僧人“跏趺而坐”“过午不食”，并排除所有的杂念，以达到身心一致。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效用，能促进入静专思，摒除杂念，因而成为禅僧首选的饮料，遂有“茶禅一味”之说。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形成茶道中的寺院茶礼。寺院内设有“茶堂”“茶寮”，是专供禅僧礼宾、品茗的地方；还设职“茶头”，专司烧水煮茶、礼佛待客。在寺院茶礼中，有着固定的程序、严格的等级，用于不同的场合，形成独特的寺院茶道，并融入寺院生活的仪轨。诗人刘禹锡参拜西山寺时，曾受到过寺僧以茶礼款待。
唐代文人士大夫更是茶道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如颜真卿、李德裕、刘禹锡、皮日休、白居易等均是茶道中人。诗人白居易就亲自辟茶园，种茶烹茗，乐天安命，并经常举办“茶会”，以茶会友。茶会是当时文人们一种常见的联谊方式，成为文人相互结识，联络感情，切磋茶技的重要场合。在茶会中，这些文人雅士自然免不了品茗吟诗，内容也多以茶事为题。而且常常采用联诗和韵的形式，即由一人开启始端，其余的人按韵联诗。到了晚唐，茶会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出现了品评新茶的“斗新”及音乐歌舞等助兴内容。
僧人与文人士大夫饮茶之风也悄然吹进深宫，宫廷茶道随之盛行起来，陆羽的师父智积禅师曾被召入宫中为皇帝煮茶。唐朝已有贡茶制度，除州郡所进贡茶外，大历元年（766年）与大历五年，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作为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的基地。每年新茶下来后，即分批通过驿道，用快马日夜兼程赶在清明节前贡奉到京城。每年宫廷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参加人员不仅有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还有外邦使者等。
宫廷对茶道的重视和喜爱，促进了唐代茶具制作工艺的发展。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见图）。据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唐僖宗奉献于法门寺的这批皇家茶具是最高礼遇的佛教茶供养，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宫廷茶道的奢华。这批茶具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为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金银茶具，每一件都是完美的艺术精品。
宋代伴随着都市商业的繁荣，文化艺术异常活跃，茶文化亦步入鼎盛时期。宋代社会各阶层，上自帝王，下至乞丐，无不以饮茶为乐事。时人李觏《盱江集・富国策》云：“……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临川集・议茶法》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宋太祖赵匡胤更是位嗜茶的主，朝臣们自然纷纷媚上效仿皇帝的喜好，一时间宫廷茶道日盛。朝廷设有专门的事茶机构，掌管宫廷茶事。宫廷用茶有严格的等级，龙茶供皇帝专用，有时皇帝也将其赐予王公大臣，而其他不同等级的茶则按宫廷成员地位高低有所区别。
宋代文人茶道之盛，更是超越前朝，出现了专门的茶会社团“汤社”。当时的茶道中人大多是著名文人，如徐铉、王禹（chēng）、林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梅尧臣等。他们或诗茶唱和，或将琴棋书画这些文人的雅兴融入茶道中，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茶道的兴盛促使了宋代茶学大兴，一批研究茶事的论著纷纷问世，如丁谓《建安茶录》、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赵汝砺《北苑别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以及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就连身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亦痴迷于茶事研究，著有《大观茶论》。这些论著无疑对当时茶道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茶道文化在宋代的普及已深入到民间各个阶层，特别是在当时的都市中，茶肆、茶坊林立，茶会此起彼伏。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展现了当时汴京开封茶事的繁荣景象，画卷中除了诸多店铺、摊贩外，茶肆、茶坊错落期间，“茶旗”随风摇曳。甚至到了深夜，还有提壶叫卖者，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载：“至三更天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
宋代茶道有“点茶”之法，即将茶饼碾磨成粉，过罗筛细，放于茶盏中直接用沸水冲泡。以此法品评茶叶质量优劣、茶道艺能高下的活动又被称为“斗茶”。宋代“斗茶”的情景我们从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可窥知一二。宋代茶道文化相对唐代而言，在茶叶生产的过程、成品的样式、点茶技艺、茶艺器具、鉴赏标准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远比唐代精细，更注重感官体验和艺术审美。宋代茶点成后，茶色尚白，茶盏尚黑，建窑所产绀黑色茶碗就有兔毫盏、油滴盏、曜变盏等多种，黑色的碗壁映衬着白色的茶汤，这种反差对比强烈的审美情趣极具时代特色。
我父亲是做房地产的，之前我也是从事房地产行业。不过，一次与茶的偶然相遇，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五年前，我受福建省相关部门的邀请参加了一场光彩事业扶贫活动，深入坦洋工夫茶的发源地――福安。在福安坦洋工夫红茶茶场，我从制茶师那里得知了坦洋工夫红茶的辉煌历史以及独特的制作技艺，并被深深吸引。然而，眼看着曾经名震天下的坦洋工夫红茶辉煌不再，正面临着“红”改“绿”的问题，产量大幅减少。红茶在自己的故乡没有发展起来，我很震惊，也感到作为归国华侨有能力也有责任为红茶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国家兴盛，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我相信红茶走上复兴的道路完全是有可能的。于是，复兴中国红茶产业的理念在脑中根深蒂固，从承包面临生存危机的坦洋工夫茶场开始，我们又发现及推广正山小种、白琳工夫等18种中国经典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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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已是世界性饮料，要借鉴国际推广经验。”
2006年11月开始，我们在福建福州开设了“红茶世界”，面向国际、国内的红茶界专业人士。2007年，我们在福建省会城市福州设立首家红茶屋Tea House，这是中国首家以经营红茶产品为主题、融中国传统文化、英式红茶馆及意大利咖啡馆文化于一体的红茶屋。开设这样一家红茶屋，一方面是想借助西方咖啡文化来推广中国的红茶文化，另一方面，考虑中国的红茶在国外流行了四百多年，已是世界性饮料，要借鉴国际推广经验。红茶屋推出后受到了茶客的普遍欢迎，目前我们在福州已有4家这样的红茶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朋友，都可在红茶屋中以茶会友、以茶谈商、以茶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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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开始做茶是出于一片爱国心，那么如今做茶则是因为喜欢中国茶文化，而红茶的复兴离不开红茶文化的推广。从2007年开始，我们举办“元泰杯”红茶世界征文比赛，到今年已连续举办四届，第五届征文比赛又启动在即，希望届时会有更多的中国红茶爱好者参与其中；我们每年还都会推出“元泰中国红茶节”活动，活动中的“茶通擂台赛”环节总是能让消费者免费品尝来自全国各地的红茶，并从中获取对中国红茶的进一步认识；2009年至2010年期间，我们将每月28日定为“盛典红茶日”，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红茶主产区的专家来为红茶爱好者讲授红茶知识，截至目前，基本上已经为广大红茶爱好者呈现了18种中国经典红茶，让广大红茶爱好者对红茶有了更理性的认识……2010年，企业董事长陈安妮继2009年《话说福建红茶》之后，又推出了《中国红茶经典》，将元泰茶业于2008~2009年举行的“盛典红茶日”红茶知识讲座授课老师的讲稿内容统一编整成书，系统地介绍了正山小种、祁门红茶、苏红工夫等18种具有代表性和特色的中国红茶。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断开拓红茶休闲文化的探索之路，提出“让中国红茶成为休闲文化的载体”之理念，从中国红茶的时尚、美丽、浪漫与健康阐述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茶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精彩的休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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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由魏氏兄弟在日本九州创立元泰洋行。20世纪70-80年代期间，从事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日本土特产、传统工艺品贸易。1993年7月，在中国成立福州东英商贸有限公司，从事国内贸易业务。2006年9月，公司更名为福建元泰茶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100000元整，寓意红茶走出国门年份（公元1610年），继续沿用元泰商号至今。
公司以经营红茶为主，拥有“元泰红茶屋”等品牌，在中国福州、北京、上海、广州设立元泰茶业分公司，并在香港和日本分别设立元泰茶业办事处。
“自古岭北不植茶，唯有泾阳出砖茶”。泾阳茯砖茶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它兴于宋，盛于明、清和民国时期，数百年来与粮、奶、肉―起成为西北地区少数民矬活的必需品，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黑黄金、神秘之茶、生命之荼’。
据史料考证，从唐代起就开始了丝茶路上茶叶与马匹之间的交易。至明代初年，这种贸易更是达到了国家垄断经营的程度。到了明代中叶，陕西商人发现，由于陕南绿茶味淡、产量有限，加之不是紧压茶，不便于包装、运转和长期保存，不能适应西域少数民族的普遍需求。而湖南安化地区所产的红茶味重、产量大，又为粗枝茶，便于紧压，遂冲破明政府“陕茶不得输境贩卖”的政策规定，贩运湖南安化的“湖茶”到陕西泾阳，压制成“茶砖”，即“泾阳青砖”，也叫“黑砖茶”，运至西域。这就是明中叶的“湖茶”，也就是“茯茶”的兴起。
这一贸易品种的调整，使陕甘茶马古道的下限向湖南延伸。陕西商人将安化、湘潭各地的茶叶原料装船入洞庭湖进入长江水道，再经“九省通衢”的汉口导入汉江，由汉江趋两河口换小船人丹江至龙驹寨起旱，用骡马驮运翻秦岭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沿西安至兰州的丝绸之路输入西北各地以至于西域各国，从而使陕甘茶马古道与安化茶马古道相衔接，演化为陕、甘、湘茶马古道，贯穿了几乎大半个中国。这条古道在陕西泾阳又与古丝绸之路并轨，直通西域丝路沿线各国和欧洲，从而使丝绸之路真正成为连接欧亚地区的贸易大陆桥。从明代中叶起，每年有2000万公斤左右茶叶被输往西域，满足西域各国的需求，使丝绸之路成为真正的茶叶之路。
在再加工的过程中，陕西商人总结出了一套特殊的制作工艺。让茶叶在伏天的高温中“发花”。这种花颜色金黄，当地人叫“金花”。金花其实是一种菌，学界叫“冠突散囊菌”，有化腻健胃、御寒提神的功效。由于泾阳人在夏天制作茯茶，饮用效用类似中药茯苓，形似砖块，故名“茯砖茶”。后来也被美誉为“福荼”、“福砖”。因其当时系官引制造，购销都受官府严控，亦称“官茶”。
作为历史上历朝各代用于“茶马交易”的主要茶品，泾阳茯茶源源不断地为丝荼路注入勃勃生机，陕西商帮正是因为茯茶的远销一举奠定了华夏第一商帮的地位。《陕西通志》上记载：“睦邻不以金樽，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惟其茶乎？”茯茶不仅拥有巨大的商品价值，更成为国家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
传承 600年历史的延续
咸阳茯茶有着悠久的加工制作历史，曾被作为一张城市的名片，屹立数百年。然而到了当代，茯荼却在咸阳一度消失了半个多世纪。
“陕茶最大优势是文化厚重。茯砖茶有600多年历史，沉积着很多文化元素，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光大。”陕西省茶业协会会长纪晓明说。
不仅如此，茯茶还契合了当代人的健康需求。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研究，黑茶是中国六大基本荼类之一，具有降脂、降压等保健功效。而咸阳的茯茶，正是黑茶的一种。它属于纯发酵茶，是茶叶国标中唯一有“金花”标准的荼品，是黑茶珍品。经常泡饮这种带有“金花”的茯茶，茶汤醇厚温和，回味甘甜，尤其是调适身体内循环作用明显。
此外，茯茶在历史上还曾有“三不离”之说，即离了泾阳特有的水质、独特的气候、独有的加工制作工艺不能制造。
为了拯救600年造就的泾阳茯砖茶这一传统产品，传承这一让如今世人神秘莫测的传统工艺绝技，从2008年起，陕西有识之士找到了几位已八九十岁高龄的老茶工和一批制茶历史资料，搜寻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制茶工具、模具，对传统的工艺技术进行了紧急的保护性恢复研究，并根据整理出的工艺技术数据成功恢复筑制出复制产品，经专家和老茶工品审，品质风味已完全实现复原。
2011年，“泾阳砖茶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泾溜茯茶”产品入选农业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随着陕茶复兴计划的出台，咸阳市紧紧围绕“传承历史文化、复兴茯茶产业”这一战略思路，积极保护传承“泾阳茯砖茶”文化品牌。一方面，加快企业标准化生产线升级改造。依托省级茶产业发展项目，以泾阳县茯茶产业园建设为重点，推进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发展，促进茯砖茶产品的销售、物流、科研等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拉动。另一方面，通过聘请陕西茶叶体系相关专家授课，举办全市茯茶加工技术暨行业管理培训班等方式，加强行业管理人员培训。同时，加强产业宣传，积极参加各种展会，大力推介咸阳茯茶。
据统计，目前咸阳市共有茯茶生产企业40家，销售企业53家，主要从事生产、研发、销售从业人员1万余人。生产茯茶主要销往广东、上海、新疆、、内蒙古等地，并初步打开了美国、日本、俄罗斯及西亚等国际市场。
创新 续写茯茶新辉煌
如果说继承是对历史的尊重，那么，创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延续。
6月24日，“2016北京国际茶业展暨201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隆重举行，咸阳茯茶的优秀企业代表泾渭茯茶公司推出的茯茶柱荣获“茶叶产品评选推介活动”金奖。和传统意义上的砖性茯茶不同，茯荼柱是一款柱形茯茶，手工筑制，在打破原有砖形结构的同时又保证了茯茶发花的质量。茶柱由粽叶包裹，金花繁茂，颗粒饱满。
陕西省茶业协会会长、陕西苍山茶业董事长纪晓明说，泾渭茯茶是有潜质成为中国味道乃至世界时尚的。为了这个目标，泾溜茯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茶叶科技研发。在陕西的荼企里，泾渭茯茶公司技术人才最多，研发投入也最多。目前泾渭茯荼建有国内先进的茶叶研究所，拥有技术研发人员60多名，获得了20多项国家专利和科技成果。
关键词 唐茶 具体时间 原则变化 私贩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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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征茶税是在唐代，然而封建史家的记载错漏百出，十分含混。本文从唐代始征茶税的时间、征茶原则的变化、茶商的私贩活动三个方面加以考述。
一、始征茶税的具体时间
茶税肇于唐代，唐代又起于何时？其实作为地主政府的横征暴敛，早在天宝末年以后就已出现了。《通典》卷11《杂税》记载：
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复之后，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
既然地方官吏已在交通要道、贸易场所征商税，那么茶叶作为商品的一种，自然也就列入征税范围之中。可见茶叶征税早在安史之乱时就有了。不过这种暴征，只是地方官府的行为，尚非唐代中央政府征茶的开始。
唐代中央政府征茶始于何时呢？史籍记载颇有歧异。兹略录如下。
《唐会要》卷84《杂税》云：
建中元年（780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常平轻重本钱， 从之。赞于是条葵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
《旧唐书》卷12《德宗纪》曰：
建中三年九月丁亥，“判度支赵赞上言，请为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贮斛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估收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旧唐书》卷49《食货志》称：
（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
《旧唐书》卷49《食货志》载：
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初税茶。先是， 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钱拯赡。
上述记载自相矛盾。其一、唐政府征茶时间到底是德宗建中年间，还是贞元年间？其二、如果是建中年间，究竟又是哪一年呢？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知识浅陋，无从考证。好在建中年间时间不长，仅有4 年（780～783年）。姑且称之为建中元年，或笼统称之为建中年间。但第一个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对此，《资治通鉴音注》作者胡三省解释说：“榷茶之说，始于赵赞，至张滂而始行。”〔1 〕清人罗士琳也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建中三年，赵赞上言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至贞元九年，初税茶，又从张滂之奏，盖始于赞，行于滂，盐铁既开其利，而计及于他货，亦必至之势也。”〔2 〕两位史家都把税茶说成“至张滂而始行”，是不大妥当的，但他们把税茶分为两个阶段则是可取的。根据他们的提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唐政府正式税茶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当时茶与竹木漆同列入课税之中，还不是专为茶而设税的，但不管是同列，还是单列，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首次开征茶税。此次征茶，从历史渊源来说，它是唐政府对地方官府苛捐杂敛的延伸，即征税者由过去的地方官府，而改为中央政府；范围亦由过去的地方征税，而改为全国征税。从实施时间来看，自建中年间开始，至兴元元年（784年）停罢，至多只有四、五年时间。 其间由于爆发“泾原兵变”，当时参加兵变的士兵攻入长安，高呼“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3〕公开反对苛捐杂税。兵变之后， 唐政府为平息民愤，被迫于兴元元年下令：“其（指赵赞）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4 〕故实施时间不长。而贞元九年则是唐政府第二次征收茶税，此次是专门为茶而设税的。以后唐政府不但从未停止过征收茶税，而且征税的原则也有很大的变化。
二、征茶原则的变化
唐政府为什么要征收茶税呢？无论是建中年间的赵赞，还是贞元年间的张滂，他们的解释似乎完全是为百姓着想的。美其名曰：一、“充常平之本”；二、“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事实上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就连封建史家也不会相信。“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以钱拯赡”，就是最好的揭露。翻开中唐以后的历史，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兵革连绵不息，沉重的军费支出，统治者的奢侈靡费，庞大的官僚集团供养和贵族的挥霍浪费，已是政府帑藏空虚，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封建政府杀鸡取卵，多方搜刮，这就是当时征茶的原因。《新唐书》卷51《食货志》有段记载，是个很好的说明：
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既然唐王廷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征收茶税的，那么作为一项苛捐杂税，它的征税原则的变化，客观上也就是唐代政治风云的晴雨表了。按照德宗贞元九年税茶的基本原则，在“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设置税场，“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商人在产地纳税后，即可通行全国。按什一税率，当年征茶税，“得钱四十万贯”。但征茶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在以后的发展中是屡屡变化的。总的趋势是税率不断提高，范围逐渐扩大。提高税率的办法，或者是变相多征，诸如穆宗即位之初，即以国用不足为由，对盐、酒、茶等税“每贯除旧垫陌外，量抽五十文”〔5〕的额外加征。虽然时间不长， 但终究是一种加征。或者是赤裸裸的增加税率，较为重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两镇用兵，帑藏空虚； 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6〕此次增茶税将过去的每千钱征收百文， 骤然提高到一百五十文，实际增加了百分之五。
第二次在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此前唐政府实行茶叶专卖， 时王涯判两使，“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旧有贮积，皆使焚弃”，〔7〕这种破坏生产、垄断产销的恶劣行径， 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慨。“甘露之变”王涯被诛后，唐政府根据朝臣令狐楚之请，被迫取消专卖，“复令纳榷加价而已”。〔8〕此次增加， 税率多少，史无明言，但加税却是事实。
第三次加征茶税：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9〕
通过多次提高税率，唐政府的茶税收入明显提高。贞元九年，唐政府第二次征收茶税，当年收入为四十万缗，经过近六十年的搜刮，茶税翻了一番。史书记载：“开成元年（836年）……山泽之利，……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10〕宣宗大中年间（847 ～860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11 〕按贞元九年复征茶税为四十万缗、那么至大中年间茶税当不下八十万缗。这八十万缗税，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也是唐王廷横征暴敛榨取人民的罪证。
税率提高的同时，征税的范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上所述，茶商在产茶现场和茶山要路纳税后，本不必再交税即可通行全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商人所过州县皆有重税稍有不逊，即掠夺装载茶叶舟车，使之露积雨中；地方官吏乘火打劫，纷纷置邸店以税茶商，谓之“拓地钱”。为了说明唐代统治者税中有税，重重征税，再举二例。“大和七年（833年），御史台奏：‘伏准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文， 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綀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12〕“开成二年（837年）十二月， 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并请停绝。’”〔13〕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私贩茶叶活动的兴起。 三、茶商的私贩活动
茶商私贩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逃税漏税来反抗封建政府的暴征。其行为方式主要有二：一、少报斤两。唐代茶商贩运茶叶，根据一定的重量，有固定的形状规格。税吏只要看到形状规格，不要称秤，即可知道茶叶重量，直接抽税了。茶商也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漏税，他们往往在固定形状规格下，加重茶叶斤量，以减少税款。唐制以十六两为一斤，穆宗年间茶商把十六两一斤改为二十两一斤，武宗时江淮一带甚至以五十两为一斤。二、私自买卖。茶商为逃漏税款，或躲过税卡，或买通税官。武宗时，“兴贩私茶，群党颇众，场铺人吏，皆与连通”，“法虽严，终难行”。〔14〕甚至组织武装私贩团伙，与官府对抗。
私贩活动的兴起，严重影响了唐王廷的财政收入。为了保证茶税，唐政府于大中初年采取几项重要措施：一、厘革地方横税，保证商人的正常往来交易，以达到课利自厚的目的。二、针对私自买卖的活动，派出“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喻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15〕对少报斤两的，一经查出，加征茶税。如“江淮茶为大摸，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棕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恢旧”。〔16〕三、制定严酷的打击私茶法。唐王廷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有组织的武装私茶贩），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17〕
唐政府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但却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私贩活动的兴起，寻根追源乃是加重茶税的结果；而暴敛不止，纵有千条万条法令，终是纸上画饼，不切实际。因此，法令颁布后，私贩活动并没消除。
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为益昌令。……盐铁官榷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18〕
史官记录这段材料的意图，在于褒扬何易于为官清廉，不移暴于民。然而从中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唐政府的严酷刑法并没有吓倒人民，严酷刑法没有消除私贩，也不可能消除私贩。
考述唐代茶税，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历史上封建政府首征茶税是在唐德中建中年间，而贞元九年则是唐政府复征茶税，以后唐政府从未停止征茶。
第二、征收茶税是安吏之乱以后政治衰败，财政危机的产物，它的根本目的就是搜刮榨取人民。随着唐王廷日趋腐朽，税率越征越重，范围越征越大。茶税的征收与加重是与唐政府的衰败相一致的。
第三、由于唐政府的苛征暴敛，导致私贩茶叶活动的兴起。尽管唐王廷制定了严酷的打击私茶法，但并没有消除私贩，也不可能消除私贩。
注释：
〔1〕〔4〕《资治通鉴》卷234 唐德宗贞元九年正月条胡注， 卷229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条。
〔2〕《旧唐书校勘记》卷30《食货志》。
〔3〕《新唐书》卷52《食货志》。〔5〕《旧唐书》卷16《穆宗纪》。
〔6〕〔8〕〔9〕〔10〕〔11〕〔16〕〔17〕《新唐书》卷54 《食货志》。其中〔9〕所言第三次加征茶税， 据《旧唐书》卷18 上《武宗 纪》，为开成五年（840年）十一月。
〔7〕〔12〕〔13〕〔15〕《旧唐书》卷49《食货志》。
行政政策层面，茶具相关旅游产品链的延伸，首先需要统筹考虑区域内的产品元生产要素以实现供应链的成本控制与要素优化。根据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提出“南菜、北茶、城郊养”的战略布置与浮梁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浮梁茶产业发展意见》的精神，主要考虑浮梁的红茶、绿茶两大品类：实现“红绿并举，多元化、特色化”发展。尤其注意红茶目前市场上主要的消费者群体、功效对应的需求主体以及茶具冲泡与茶汤的整体审美效果。以浮红茶为例，其色泽明亮、品位高雅、溶解后芳香四溢，冲视觉效果上看三种主色系调配所烘托的效果，可以白色系、亚光系或单色超薄骨质瓷为主，整体上可以到达质地莹白，隐隐泛红光的瑰丽效果。同时注意红茶的季节性周期，在寒冷的冬季初春时节，结合茶具原产地的生产一线距离，尽可能形成生产、加工、包装、运输一条龙的服务体系。同时利用网络营销等多种渠道，扩大盈利空间与适时调整市场供给。在茶旅游与咖啡同类产品的竞争上，多开发一些咖啡、红茶等都普遍适用的茶具品类。因为红茶的制作过程，与绿茶相比，除采摘、萎凋、揉捻、干燥外，通常多有发酵的环节。发酵主要根据空气中的氧化作用以减少茶多酚和单宁酸的损耗，从而增加茶黄素、茶红素等新的成分和醇类、醛类、酮类、酯类等芳香物质色泽上沉淀着玄色的古典气息，同时与绿茶相比不易变味，保质期更长，并适合原产地与销售地较长的长途运输，加之西方人长期饮用咖啡的习惯，红茶的颜色与功能同样可以达到抗疲劳、提神保健的多重效果，在十九世纪初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欢迎。
从功效上看：在茶文化旅游中的茶具推销首先要从顾客需求出发，多做一些红茶养生保健方面的宣传，某种程度上，现代广告、传媒充当着宣导也出生产力的释放效应。红茶具有健胃消食的功能，可以帮助胃肠消化、促进食欲，可利尿、消除水肿。预防疾病方面：红茶的抗菌力强，用红茶漱口可防滤过性病毒引起的感冒，并预防蛀牙与食物中毒，降低血糖值与高血压。在预防心脏病与增强心肌功能上，国际医学界普遍实验得出红茶是“富含能消除自由基，具有抗酸化作用的黄酮类化合物的饮料之一，能够使心肌梗塞的发病率降低”，从女性追求青春与健美的双重效果看，红茶中所含的抗氧化成分，通过抑制坏癌细胞中化学物质的传播路径，长期饮用可以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同样，浮梁绿茶的品牌开发与茶具选用，也可针对“高脂肪、高血压、高胆固醇”等三高人群的需求，依托瓷茶复合化的旅游线路推广，待时机成熟时，将茶具生产与茶园旅游基地无缝对接，并做好前期的市场调查工作。结合《浮梁县“十二五”茶产业发展规划》：推进茶叶品类的细化与市场反馈信息收集。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山丘陵茶片区，以“瑶里、西湖、江村、兴田、鹅湖的金竹山等为代表的高山茶园基地和以经公桥、勒功、蛟潭、峙滩、浮梁、王港、庄湾、鹅湖等为代表的丘陵茶园基地。二是茶具的选用也需要考虑大众性与名优高端型茶叶匹配的问题。一般而言，高端型的茶叶，其茶具配套最好也能选择艺术设计品位较浓的茶具生产商共同研发设计。其次是沟通茶具生产一线与茶叶中高端产区的旅游路线开发上需要多下功夫。如名优高端型的茶叶产业片区：（1）西湖茶叶产业小区；以西湖乡为中心，辐射经公桥的西北部和勒功的西部。（2）江村茶叶产业小区，以江村为中心，辐射勒功的东北部，峙滩的西部。（3）瑶里茶叶产业小区，以瑶里为中心，辐射鹅湖的东北部。（4）兴田茶叶产业小区：以兴田乡为中心，辐射鹅湖的金竹山。另一类是以大众型大宗茶叶为主、名优茶为辅的茶叶产业小区：（1）经公桥茶叶产业小区：以经公桥为中心，辐射勒功、江村的南部。（2）蛟潭茶叶产业小区：以蛟潭为中心，辐射峙滩东南部。（3）新平茶叶产业小区：以浮梁镇为中心，辐射王港的西部、湘湖、黄坛。（4）鹅湖茶叶产业小区：以鹅湖为中心，辐射瑶里的西部。（5）庄湾茶叶产业小区；以庄湾为中心，辐射王港东部，湘湖北部。以茶园基地为依托，具体做好产品的深加工与贸易服务等配套设施建设，将赣东北茶叶交易市场的筹建与运行高山、丘陵茶园产区旅游线路、茶具生产经销商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作为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主导系列，研究发挥三者良性互动的运营机制，以实现良种化、规模化、复合化的优势。依托景德镇陶瓷学院等高校的人才智力优势，设计好标准化的高产、高质、高效的手工茶园、茶具创意工厂与虚拟网路营销三结合的旅游线路营销模式。
二、茶具与瓷文化屏蔽下的浮梁茶文化旅游终端之“消费者群体”的再塑造
为了寻找普洱茶的踪影，我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典籍，在《续云南通志长编》第609页，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云南）川销茶历史最久、牌名最著者，为“宋圆牌”普洱圆饼春茶，川省茶价涨跌咸取决之。余如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森、永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从文中排列顺序看，雷永丰一定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茶号。
1994年，我看到是年出版的《思茅地区商业志》记载：“业主雷逢春，原籍云南省石屏县，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民国十年任云南省第三届省参议员。那时，思茅茶叶行业同仁共同议定，各户茶号加工‘圆茶’，每圆茶底料重量不得超过6两。‘雷永丰’为争夺名牌圆茶经销，私下与揉茶师傅串通，增加底料五钱。每筒茶（8圆）比其他茶号多四两，每担圆茶24筒，比其他茶号多9斤6两。驮昆明出售时，‘雷永丰’抬价销售尚供不应求，其他茶号压低销价仍难找买主。类似情况在同业中每有发生，无权无势茶商一旦被发觉，视作违章，处以罚款，而对‘雷永丰’所作所为，茶商仅在背后私语，不敢公开抗议。”该书还介绍了过去思普地区很多的茶号，并花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思茅原信昌的经营和运作，可惜，当时我并不知道原信昌还有个分号叫“敬昌茶号”，并且经营得相当出色。
尽管在我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这两段记载都有一些问题，比如，“宋圆号”可能是“宋寅号”的音误，当时的24个4两也不等于9斤6两等等，但他们对雷永丰的描述却给我深刻印象。
1995年到2001年，我没有过多地关注普洱茶，但是，从2002年开始，我的兴趣又集中到普洱茶上。这个转变有赖于邓时海先生的繁体字版《普洱茶》一书，我吃惊地发现，普洱茶竟然可以这样喝？！而茶庄、茶号、茶品以及普洱茶所依附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都变成饶有趣味的文化元素。这加深了我全面探索普洱茶文化的兴趣。探索的结果是，我对雷永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
寻“雷”经过和考据趣事
2003年，我买到第二、三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我看到雷波、黄桂枢等人在多篇文章里介绍雷永丰的经营史和经营理念，这些文章对我寻找雷永丰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我对普洱茶文化研究的深入，我看到了很多关于雷永丰的文献，这些文献修正了很多过去我们所得到的雷永丰的信息。但更多的是口述和文献相矛盾带给我的困惑。比如，以前研讨会和零星发表的各种文章和回忆录都说，雷永丰在昆明经营复济号茶庄；大有庆在昆明经营永兴号。但从文献上我梳理出，昆明没有复济号茶庄，与复济名字相近的只有复聚号，他的老板是杨茂臣，他的儿子杨禹三在解放后还担任了昆明茶厂的副厂长。而陈永兴号则是一个更老的茶庄，他们在30年代分家成3个茶庄，分别是同庆茶行（后改名为源庆烟茶庄）、永兴茶庄、顺利茶庄，他们和雷永丰号的关系应该也是批发商和供货商的关系。
2007年，我在北京看到一个叫滇边老号杨复济的，我走进她的店，和老板聊起来。
问：你们茶店为什么起名叫杨复济呀？我感觉像药店。
答：我们是老字号，解放前在昆明很有名。
问：是你们家的字号吗？
答：不是。是这本书上说的。
说着，店主找来一本书，指着书上的文字向我介绍说，你看，这页、这页都有介绍。我无语。这几篇文章都是介绍雷永丰的，我无法向她讲清楚杨复济只是雷永丰家后人回忆时的一个口误，而这个口误却被当成了有根有据的正史，注册成了店名。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联系上了雷家的后人，机缘巧合，我认识了雷波。雷波是雷溅波的女儿，也就是大有庆高峻的外孙女。她曾经担任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副所长，他很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长辈的口述资料和雷家、高家的家谱。尽管他对茶庄的事情了解得不全面，但我和她的多次交谈，解开了我很多的困惑。
雷永丰号简介
清末，云南普洱茶界谁最有名？不是同庆号，不是易武的车家、李家、黄家，也不是倚邦的元昌号。那时最有名的茶界名人主要是三个人：茶帮代表雷逢春（字朗然）、茶行代表周肇京、云南唯一的茶局宝森号李家。当然，乾利贞的大东家袁家五公子是特科状元，在京城和浙江做着省级官员，也大大的有名。不过这里，我们只说茶帮代表石屏商人雷逢春。
在滇南的红河州，有一个小城叫石屏。石屏在清代的云南有着特殊的地理地位。石屏以北，汉族居民较多，石屏往西、往南，就进入了所谓夷人（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因此，石屏的汉人既是开垦的先锋，又可以把石屏作为后方的基地，储运和支援。乾隆30年（1765年）前后，境外部族进攻版纳，六大茶山易武一带的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入老挝。这样，地荒了，茶没人采了，贡茶自然也就无法完成。为此，当地官员特地跑到石屏去招商，允许他们进入茶山采茶、种茶、制茶，茶叶制好后，还需要运出去销售。这为石屏的汉人开启了致富之门。
雷逢春应该是1854（或1853）年出生的。他的祖上是湖广县太史巷雷家湾人，明永乐年间入滇。据说，年轻时雷逢春就和他的堂兄雷应春等一起去茶山讨生活。据传说，创业时，他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打工、放牛、挑茶样样都干，省吃俭用，善动脑筋，渐渐地积累起一点财产。很快，他开设了自己的茶庄，专办茶叶生产、运输。那时，云南的交通不便，盗匪横行，运输和百货行业是一些风险相当大的产业，产地和销售地的物价差必须加上马帮、盗匪损失（类似于今天的保险提留）等项目。因此，如果每批商品都能运到并销售出去，利润就相当可观。所以，做商业发家很快，危险也相当大。
至今，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很多，比如泰丰祥，后来更多的是用永丰或雷永丰来称呼。雷家进茶山也不是雷永丰和雷应春两人，比雷逢春高两辈的的雷甘霖、雷龙泉和雷逢春堂哥雷应春、堂侄雷银藻等，都葬在茶山上。这样推断，雷家应该是在杜文秀起义前后，几辈人一起涌入茶山的。
当时的茶帮各号并不自己运茶，所有茶货都雇请马户承运。雷永丰的茶大多以猛海出产的坝子茶和倚邦茶为原料，虽然原料质量一般，但产量很大。他创制了很多的牌号（相当于今天的商标），如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这些牌号的老茶我至今没有见过，但在各种文件上，永丰茶庄或雷永丰却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雷永丰的茶销到了四川、贵州、湖北、北京等地。
1911年，思茅成立商会，商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茶商，大多是石屏人；另一部分是百货商人，既有石屏人又有思茅、普洱人。因此，石屏茶商在思茅商会占主导地位，他们选举雷逢春为商会会长。由于茶帮在昆明的文庙东巷购买了仓库、住房，他们在这里处理茶叶省内批发、出省销售和联络省市官员的工作。因此，雷逢春并不常在思茅，他在昆明的联系地址就直接写“昆明文庙茶帮”。
陈裕兴曾经担任过教师。在1994年岚谷供销社面向社会的招工中，陈裕生在86人中通过笔试并一举夺魁。在实习一个月后就被主任安排去办公室当秘书了。在职期间他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7年全国供销社总社出台了允许供销社开展租赁经营政策，他认为机会来了，全省他第一个向主任提出租赁经营，结果经过百般周折的谈判，终于拿到崇安县公证处公证的租赁合同。就这样，他租赁了当时岚谷供销社的水产门市部，在九年的苦心诚信经营中，通过一分一毫的积累，手头上终于有了20多万元的资本，在当时来讲，卖万斤粮、万元户都要上崇安县的主席台受表彰，但他不安于现状，决定把目标锁定深圳去发展，他认为武夷山最有潜力的东西就是武夷岩茶大红袍。
一个传说，一段人生
当时他被一个传说和几分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深深吸引――传说古时，有一穷秀才上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在路上，幸被天心庙老方丈看见，泡了一碗茶给他喝，果然病就好了，后来秀才金榜题名，中了状元，还被招为东床驸马。一个春日，状元来到武夷山谢恩。在老方丈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到了九龙窠，但见峭壁上长着三株高大的茶树，枝叶繁茂，吐着一簇簇嫩芽，在阳光下闪着紫红色的光泽，煞是可爱。老方丈说，去年你犯鼓胀病，就是用这种茶叶泡茶治好的。很早以前，每逢春日茶树发芽时，就呜鼓召集群猴，穿上红衣裤，爬上绝壁采下茶叶，炒制后收藏，可以治百病。状元听了，要求采制一盒进贡皇上。第二天，庙内烧香点烛、击鼓鸣钟，召来大小和尚，向九龙窠进发。众人来到茶树下焚香礼拜，齐声高喊“茶发芽!”然后采下芽叶，精工制作，装入锡盒。状元带了茶进京后，正遇皇后肚疼鼓胀，卧床不起。状元立即献茶让皇后服下，果然茶到病除。皇上大喜，将一件大红袍交给状元，让他代表自己去武夷山封赏。一路上礼炮轰响，火烛通明，到了九龙窠，状元命一樵夫爬上半山腰，将皇上赐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以示皇恩。说也奇怪，等掀开大红袍时，三株茶树的芽叶在阳光下闪出红光，众人说这是大红袍染红的。后来，人们就把这三株茶树叫做“大红袍”了。有人还在石壁上刻了“大红袍”三个大字。从此大红袍就成了年年岁岁的贡茶。
除了这个故事外，陈裕兴对于大红袍就知之甚少了。就这样，一个不懂茶的人开始了茶叶的经营。1996年，陈裕兴在深圳桂圆路茶城开了一家字号叫“岩茶庄”的茶庄。茶庄的成立，让他的人生有了新的定位。那时他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不仅要把“岩茶庄”经营好，而且还要做大、做强、做出一个知名品牌来。就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白天，他给川流不息的客人一边讲茶一边泡茶，遇到问题打电话回武夷山向专业人士请教。晚上拜读茶界前辈写的关于武夷岩茶的书籍，边学边实践，加上他对武夷岩茶的执著，坚定不移地笃信“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就这样，“岩茶庄”成了远近闻名的茶庄，很多老客户在提到陈裕兴的茶庄时，都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并且也都成了他无所不谈的茶友。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他艰辛打拼的四年间，他又积累了第二桶金。可以说，茶庄已经经营得小有成绩，而此时的陈裕兴不安分了起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及总结，他看到了大红袍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他想只开一家茶庄，只是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小小的生意，远远达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梦想。他想把大红袍作为一种文化推广出去，要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武夷山大红袍品牌，弘扬中华茶文化，把大红袍做到极致。鉴于当时的经营状况，自己只是销售，没有自己的茶厂。然而，想要茶叶有品质的保证就得控制茶叶的生产环节，也就是说得自己开厂生产。于是他就把深圳的生意交给弟弟打理，自己回到武夷山，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他亲自去选茶厂地址，亲自去策划茶厂的布局，亲自去培训公司员工的制茶技巧，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于2000年3月3日成立了集茶叶产、供、销为一体的专业公司――福建省武夷山市裕兴茶业有限公司，并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兴九”商标。
“兴九”商标来源有二，一是他的名字陈裕兴的“兴”字，寓意是公司是他的孩子，不可分割。二是“兴九”二字寓意企业兴旺发达，天长地久。鉴于原始积累的丰富，企业的运作一切顺利。随着规模的扩大，现有的资源已无法满足企业的快速发展，于是他开始收购茶园和茶厂，并购其他小型的茶叶公司，同时招聘顶级的制茶师和茶山管理人员，公司运作的各个环节都协调到位，从而真正实现了产、供、销的一体化。
陈裕兴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特别是在种植上，他非常重视控制食品安全，要求所有茶园必须用人工除草(不用除草剂)，这样能够确保茶叶的原生态特色。在生产车间里，他就是一位督察，关注着每个生产环节，同时以身作则，与工人奋战在一线，亲自传授制茶的技巧。通过他的现代化管理方法，生产出的“兴九”牌茶叶年年通过了国家农业部检测测试中心的安全检测，并多次荣获中国茶叶学会评比的“一等奖”，产品质量过硬。另外“兴九”牌大红袍还被中国茶叶学会选为2005年中国评茶师教学用茶，是当时唯一获此殊荣的生产企业。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通过评审组的严格审查还被评选为全国“两会”指定用茶。同时，鉴于其大红袍的茶王本色，还被全球最富有的全球华商500强俱乐部选定为指定用茶。在陈裕兴的领带下，裕兴公司一步一个脚印，以质量为生命，以品牌为导向，慢慢走出一个有中国武夷山特色的茶叶品牌企业。
不求更好，只求最好
在陈裕兴的经营理念里，如果做单一的品牌市场。公司的发展还是会受限制，于是他洞察全国，分析市场，重新定位公司的商业发展模式。他认为，公司不仅要做中端市场，更应该做高端市场，甚至是极致市场。为了实现这个模式，他开始做项目的新一期投资。随后，公司制定了整体战略方向，即向超有机茶叶发展。于是他买下了在老家岚谷的岭阳关、桐柏关以及皇龙岩三处于战争时期被抛弃的近3万亩茶园，这片茶园便成为了公司的超有机茶叶的原料基地。
对于超有机这个概念，陈裕兴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的这3万亩茶园从未使用过化肥和农药，所以只要把好采摘关，不把开面和没开面的茶叶做在一起，生产出来的茶叶都是超有机食品。”不仅如此，他还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个结论：茶叶是个宝。不但是强身健体的保健良药，还是治疗各种癌症的良药(见陈宗懋院士茶对保健和防癌的论述)。
“兴九”牌大红袍的品牌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层面的认可。2002年，陈裕兴带着他的兴九牌大红袍参加了中国名茶博览会，并获得了茶博会的金奖。从2002年至今，兴九牌大红袍得到了中国众
多奖项，并且被国际认可，多次成为国际各种论坛、会议的首选用茶，并于2005年成为首家中国茶叶学会指定的“茶艺师、评茶师”教学样品茶唯一指定生产企业。就是这样，兴九牌大红袍受到了业界及社会的高度认可。
兴九品牌的成功，不仅源于公司对茶叶品质的坚持与保证，也许还和陈裕兴本人的经历有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越成功的人，越是有非同寻常的经历。陈裕兴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很艰苦，从小就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当时农村生活都很不容易，小时候是帮着家里放牛。到读中学时他就用竹筒装一筒菜，一般要吃一个星期。特别是到夏天，星期三菜就开始发馊。但是没有办法，家境贫寒的他没有别的选择。每每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他甚是感慨。不过，现在生活好了，陈裕兴的一双儿女都长大成人，也都学业有成。女儿上了大学，儿子也从英国读硕士回来，学的是国际商务，采购物流等专业，而且也参与了公司运营方面的工作。现在的陈总很幸福，但他依然没有满足，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按照陈裕兴的公司发展战略，仅仅他一个人富裕了，不算成功，他的销售商富裕了，才是成功；仅仅国内市场做好了，不算成功，国外市场认可了，才是成功。产品无国界，他要把“兴九”大红袍投入到国际市场上与大家分享。他说武夷山大红袍是全人类共有的，不但要保护好它，还要让世世代代共同分享。从他的言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位有理想、有担当、重情义、重信誉的人，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让他能迅速把企业做大。
对于未来，陈裕兴准备把裕兴茶业公司做成一家幸福企业的典范。不仅要让企业创造利润，还要让大家都能得到健康。他说，中华民族进入伟大的复兴，人才是关键，不管是商界精英，还是政界伟人，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都必须保护好他们的健康。所以他一定会以身作则，承担社会责任，生产出超有机茶叶，来保障有缘喝到“兴九”牌大红袍的每一位爱茶人。在使他们身心健康的同时，好更好地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贡献出无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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