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 形式内容 目标 性质 特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成为热点，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学理基础及可操作性受到质疑。其实，以往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大都是就性质谈性质，如果换个角度，回到清末民国时期去追溯诸多学人在语文独立成科后槿妨⒀Э票呓绾妥非罂蒲性所作的关于“形式”与“内容”的探索，我们会对语文课程性质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对其“形式”与“内容”目标的认识
1904年以前的所谓语文实质是与经史哲混融一体的，其基本特点是注重“文道统一”而偏重道统。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语文课程从“经史哲”中剥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征程。一大批学者、教育家为语文划定学科疆界及走上科学化道路而孜孜探索，其成果之一便是对语文课程“形式”与“内容”目标框架的确立及对“形式”目标的倚重。
语文独立成科后，“读经讲经”和作为现代语文最初形态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分离，这是分科教育制度对传统语文“文”与“道”的切割：“读经讲经”主要“治身心”，而“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主要“应世事”。
语文教育“形式”与“内容”的目标框架来源于赫尔巴特关于“形式”与“实质”的教育思想。赫尔巴特本来偏重“实质”教育，但在1905年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编写的《国语科教授法》中，编者第一次将国语科要旨（目的）分为“主要宗旨（形式上）”和“副二宗旨（内容上）”两个方面。国语科这一偏重“形式”的立场是对赫氏偏重“实质”目的观的反转，表明当时中国语文教育学者面对“语文课程”这一特殊对象已经开始采取客观科学立场。
1905年后，诸多关心语文课程发展的学者都对“形式”与“内容”目标框架发表意见，尽管看法不一，但多数学者从确立语文课程“是其所是”出发，认为应以“形式”目标为主。比如孙本文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中指出：“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授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穆济波认为“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的“实质目的观”也受到朱自清批评，朱自清说：“他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20世纪30～40年代，叶圣陶、夏D尊等基本都偏重“形式”目的。比如叶圣陶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中明确说：“不论国文、英文，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夏D尊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发表于1936年的《学习语文的着眼点》，明确提出“学习国文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的核心观点。宋文翰则说得更明了：“别的学科重在知识的传授，国文科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别的学科重在内容实质的深究，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别的学科在使学者明了，国文科则于明了而外，尚须使学者能运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多数学者虽偏重语文形式目标，但并不是绝对的形式教育论者，只不过是为了让语文“更像语文”，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有所侧重罢了。
建国后至上世纪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语文教育界鲜有对“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讨论，一是受特殊的时代环境影响，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等“非语文”成分渗入过多；二是就语文本身而言，以阅读教学为主的语文课基本着眼于理解“此篇”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等内容，“形式”上的言语理解与表达技能并未成为主要任务。尽管期间也有“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的反思，但整体状况并未改变。
1996年，王尚文在《语言・言语・言语形式――试论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一文中重新审视语文“教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所教所学的是教材的言语内容，而语文学科则以教材的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质言之，其他学科重在教材‘说什么’，语文学科则重在教材‘怎么说’，以使学生从中学习如何具体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本领，培养读写听说等语言能力。”此论开了以新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教学内容角度讨论语文课程“形式―内容”问题的先声。进入新世纪后，新课改的推行，与语文“思想情感内容”联系紧密的人文属性颇受重视，“泛人文”现象抬头，一些敏锐的教育学者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纠偏，2006年，杨再隋提出“本色语文”。“本色”语文课“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课，是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是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实践课”，从此可以明显看出其希冀重回听说读写等“形式性”技能目标的意图。2006年前后，以重视“言语形式”教学为基本立场的讨论渐成热点并为更多人接受。
二、“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对确立语文课程性质的启示
从逻辑上讲，语文课程应该是性质决定目标，“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属于目标框架，以此出发来探讨语文课程性质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但其实不然：第一，所谓语文课程“形式-内容”框架属于目标范畴，主要是从“形式”和“内容”各自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来说，而诸多前辈从确定语文课程“是其所是”出发，将语文课程区分为“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并认为语文课程具有偏重“形式”的特点，这本身就是对语文课程特有属性的认识，属于逻辑上的明确概念内涵；第二，认识一个概念的内涵，通常都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语文作为应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从课程的目标任务等“实然”状态去追索课程性质之“应然”规定，可行而必要。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很多属性，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追问，是确定“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无数前辈并未提出这样“性”那样“性”，而是从“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出发，找到了语文课程“偏重形式”的特性。那么这样说来，语文课程的性质可以确定为“形式性”或偏重“形式性”了？这也还有待推敲。因为“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相对而可变的范畴，“形式性”也不是语文学科的特有属性，同时语文课程也仅是“偏重”形式而不是“专讲”形式，“形式”属性不能涵括语文课程的全部本质属性。因此，进入新世纪后，一些论者以“言语形式”为课程之本也是有偏颇的。
怎样突破这一僵局？我们再从“形式-内容”目标框架内部去探寻。1924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教学法》里提出“国语要旨”目标框架说。
图1 “国语要旨”目标框架图
图1所列语文的“形式”目标包含了“理解”与“发表”两大方面的“读、听、说、作、写”等几个具体方面，这和建国后所凝炼并坚持的语文“听说读写”四大基本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语文知识）高度吻合，而以此为主体的形式目标在建国后被概括为“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基本表述，出现在了绝大多数中小学语文大纲中，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现在我们可以说，什么是语文“是其所是”的独特性？从课程目标看，引导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就是语文课程的独特性。根据前述“由目标追寻性质”的思路，采用形式逻辑严谨的“属加种差”定义法，那么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则可表述为：语文课程是一门教师引导下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
论述至此，持异见者会说：这主要是以语文课程“形式性”为基点得出的课程性质，那么语文课程“智、德”等生活知识经验、情感思想、道德审美等“实质性”目标岂不落空了吗？我们如何既确保语文之“是其所是”，又兼顾语文的“智德”目标，以使其不再重蹈上世纪80年代功利主义和枯燥训练的泥淖？其实这可以从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核心概念入手去化解。语文学习的根本是语言学习，但这个“语言”已主要不是指抽象、共性、静态的规则系统，而更多是指具有具体性、个人性和心灵体验性的运用系统即“言语”，作为语言实际运用的“言语”不再是一种外在于人、受人支配的纯粹工具，它已经内蕴着言说者与倾听者的生命情愫，“学习语言，同时也就是对沉淀于语言中的人和生命、人的意志的体验，对表现于语言中人的生存、人的生活的认同，也就是作为人类心声的语言对具体的个别的心灵的同化”。因此，语文的学习，除了与听说读写活动相关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它必然而且应该对学习者的思想、情感产生影响，即语文课程的人文性。
语文课程让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本质，具有对“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的极大包容性。这一表述极大地暗示了二者的轻重主次之分：语文听说读写的可迁移能力的形成是“主”，是“重”，而语言文本及言语活动中的思想、情感的接受、浸染是“从”，是“轻”，二者不能切割却也不可僭越。
三、对语文课标中“课程性质”表述的建议
新课改之初，九年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课标实验稿均将语文课程性质确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从课程性质的要求看，“工具性”和“人文性”都不是语文课程的特有属性，从课程“形式-内容”认识框架看，偏于“形式”的工具语文和偏于“内容”的人文语文也不应该对等统一。
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版面世，修订版特别突出地在“课程性质”部分加上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的表述，这一表述从形式上看更像是对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义”，“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一核心表述有将语文教学引导到侧重“形式性”能力目标训练的正确道路的价值，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在语文教育学者倪文锦看来，2011年版的课标性质表述仍有遗憾，比如“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核心表述缺少了对祖国语言文字“正确理解”的一面，“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中对“祖国”二字的省略，忽略了语文课程的“母语”地位。如果我们认同“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是课程性质表述的话，那么修订稿又保留原课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被广泛认同为课程性质的内容，无疑会增加人们“本质属性二元化”的困惑。同时，倪先生在文中还谈到“性质”与“特点”的关系问题，很显然二者并不是同一概念，但从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实验稿到修订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被广泛认为是课程性质的表述，却始终贴着课程“特点”的标签；非但如此，修订稿又在课程性质部分增加了“综合性”“实践性”等属性，更增添了理解的复杂性。
因此，语文课标应将课程“性质”与“特点”明确区分而又有机结合，以“课程性质与特点”取代原有的“课程性质”，二者共同揭示“语文课程”内涵；现有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部分介绍了人文性、实践性、民族性等特点，可以将其转移到“课程性质与特点”部分。课程性质作为本质属性应该是唯一表达，即“语文课程是一门教师引导下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在此基础上，语文课标可以阐释一些重要特点，诸如思想性、实践性、科学性、基础性、民族性、工具性、人文性等等，都只能算是语文课程的特点，至于课标需要遴选哪些特点介绍，可以再讨论。
我们相信，明确了语文课程性质及其特点，“语文课程”是什么，语文课该怎么教，就会更加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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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语言 素质教育 职业教育 教育改革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由“应试教育”向民族语言素质教育转变的教育改革。因此,民族语言素质教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更是高职院校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但是当前一些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理论知识并不清晰。本文着重分析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含义、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意义、职业教育中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特殊性以及民族语言素质教育在职业技术教育中的重要性。
一、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含义
要知道什么是民族语言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明确民族语言素质的含义,民族语言素质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民族语言素质概念,即“遗传民族语言素质”。《辞海》写道:“民族语言素质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心理学上,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这是关于狭义民族语言素质的典型解释。广义的民族语言素质指的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民族语言素质概念,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民族语言素质、智力民族语言素质、身体民族语言素质、审美民族语言素质、劳动技能民族语言素质等。”民族语言素质教育中的民族语言素质,指的是广义民族语言素质。
民族语言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人的综合民族语言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其实质就是一种更加注重学生的人文精神养成和提高,重视学生人格精神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也就是更加重视使学生学会“做人”的教育理念。目前部分大学生身上存在的最让用人单位头疼的问题是眼高手低、急功近利、不负责任,这就让就业市场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一方面,部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却招不到合适的人才。
二、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意义
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意义就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于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综合民族语言素质,而以往所说民族语言素质教育,多是侧重于政治民族语言素质和专业民族语言素质,即所谓的“又红又专”,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族语言素质的其它方面,如学生的人格精神,个性发展,生活品味,道德修养及审美情趣的培育。
民族语言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面向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品德高尚,身体健康,知识丰富,学有专长,思路宽广,实践能力强,使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人才。实践证明:民族语言素质教育能更好促进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能力。能更好促进受教育者终身发展的需要。能更好地发现和培养各个领域拨尖人才。
三、职业教育中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特殊性
从职业教育的方面看,民族语言素质教育强调的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提高。然而,就职业教育来说,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普通院校教育有所不同。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职业教育所培养人才的“应用型”上,即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具备必要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以适应地区、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不同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实际要求。由此,这也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民族语言素质教育也必须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标准和要求,即把人才“能力民族语言素质”的养成和提高作为民族语言素质教育的实质和核心。
“能力民族语言素质”包括哪些基本方面呢?一般来讲,应包括: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管理决策能力、实际工作组织能力、信息收集传递能力、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协调人际关系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等。这不仅符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也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职业教育中的民族语言素质教育,要特别注重对专业技术的把握、实际操作能力、工作经验的积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使职业教育中的民族语言素质教育具有针对性,以充分显示其特色。
四、民族语言素质教育在职业技术教育中的重要性
要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学习能力,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重要指导思想,把民族语言素质教育提升到了高职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在此背景下,职业院校在培养高民族语言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语文课程 性质 特点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5-0113-02
对于语文课程性质和特点的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停止，正是在不断的讨论中，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才越来越清晰。语文教育工作者只有正确把握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弊端，从而提升语文教学的质量。
一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完善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看语文课程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语文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性质的阐述主要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解放初，没有颁布官方的教学大纲，而从1951年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可以看出，当时语文课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1956年的分科教学大纲规定：汉语“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文学“是帮助年轻一代认识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63年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十年，语文课成为政治课的附庸。1980年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1990年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1996年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0年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新课程改革，用课程标准取代了教学大纲。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课程做的定义：“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的标题之下，对语文课程做了如下定义：“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新课程改革前，教学大纲对语文教育性质的理解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有力工具基本工具基础工具交际工具、文化载体交际工具、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对语文教育性质的表述在不断完善，但是可以看出“工具”在语文教育的性质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课程改革后，课程标准不仅给“工具”加了“性”，而且首次提出“人文性”，还首次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对语文教育性质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工具”之中，语文本身所带有的“人文”特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定义对象是“语文课程”而不是“语文”，摆脱了几十年来定
义对象的错误性，语文课程得到了正名。并且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课程理解为“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而不是笼统地把它归为“交际工具、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语文课程与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明显区别开来。而“性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英语、日语等外国语的学习也是对语言文字的应用，因而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定义还是不够严谨。
在层层分析之下，徐林祥教授对语文课程下了如下定义：“语文课程就是一门学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徐老师对语文课程的定义，让我豁然开朗，语文课就是学国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
二 语文课程的根本性质――民族性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语文课程性质的争论一直不断。虽然在不断的争论中，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理解在不断完善，但是所谓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并没能揭示语文课程的根本性质。中国语文教育要体现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规律，中国语文教学要遵循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特点。对于语文教育，徐老师认为“一定要说有这个性、那个性，不如说是有‘民族性’”。
初看徐老师把“民族性”作为语文教育的根本性质是有疑惑的，因为当时把“民族性”理解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认为“民族性”可以归入“人文性”。但是在徐老师的不断解读下，发现自己对“民族性”的理解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民族性”是语文教育的根本性质，这一点毋庸置疑。
学校里的大多数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都具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并且这些课程不是中国特有的，可以直接借鉴国外的经验。英语、日语、法语等课程更是舶来品，唯独语文课程是中国本民族所特有的课程。强调“民族性”，能突出汉语言教育的特点，这对恢复汉语的本色，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颇有意义。总之，把“民族性”作为语文教育的根本性质，不仅能突出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本质区别，而且有助于人们认清语文教育是自己本民族教育的本质。
三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人文性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还是特点？虽然新世纪以来，课标中均表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翻阅有关的文章时，发现很多人把“工具性和人文性”归为语文课程性质的行列。“性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显然不论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都不具备这个条件。《现代汉语词典》对“特点”的解释为“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特点”虽然“独特”，但却不一定是别的人或事物不能具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明显不是语文课程所独有的，因而他们只能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关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讨论基本上没有停止过。虽然很少有人单一主张“工具性”或“人文性”，但是对于“工具性”与“人文性”谁多谁少的问题却不乏斤斤计较者。主张“工具性”应该占主导地位的人，认为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是要有效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在教学实践中要以语言教学为主；主张“人文性”应该占主导地位的人，则关注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认为语文课程植根于人文精神，在教学实践中要发挥育人功能。语文课程真正要教给学生什么？是教给学生系统的语言知识还是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巢宗祺先生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概况（上）》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中提高人文修养和创新精神”。由此可知，“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关系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工具性”和“人文性”只是侧重点不同，“工具性”侧重祖国语言形式方面，“人文性”侧重祖国语言内容方面，但它们都是为了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就像徐老师说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本来就是祖国语言教育这一张皮的正面和反面”。
“工具性”和“人文性”虽然在祖国语言教育的一张皮上，但是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还是需要注意把握它们的关系。如何把握它们的关系？恐怕只有从语文课程自身的特点来看。与“其他课程”相比，“语文课程”既包括祖国语言内容的教学，又包括祖国语言形式的教学，而“其他课程”虽然一般以祖国语言为教学语言，但主要是学习语言的内容。“语文课程”比“其他课程”多担负一项要求学生掌握语言形式的任务，那么在语文教学中如何体现语文课程的这一特点呢？郑桂华老师在《听郑桂华老师讲课》一书中针对如何让语文课有“语文味”的一段话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课堂里学习的是语文知识，锻炼的是以语言为载体的理解力、判断力、欣赏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及相应的思维能力，学生是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进行人文熏陶和价值观培养的。”在语文教学中，要在训练语言操作技能（听、说、读、写）和语言心智技能（思维）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和价值观培养才不会使整堂课处于天马行空之中，才会真正体现语文的价值。由此看来，语文课只有立足“工具性”，才能避免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文学课”，才能让学生们真正理解课文中的“人文性”，才是有“语文味”的语文课。
【关键词】省略 形合 意合 英汉对比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0-0085-01
韩里德（Halliday）将衔接手段分为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词法手段（Lexical Cohesion）与语言组织法形合意合结合起来思考。所谓形合（hypotaxis），指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所谓意合（parataxis），指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
意合和形合是各种语言都使用的联结手段，但由于语言性质不同，其侧重点也不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使用的形合手段远比汉语要多；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重风骨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素质。而这一结构特点又正好适合汉语汉字的特性。那么行文中的省略是如何体现英汉语言各自的特质的呢？
一 英语的省略是形合的补充
英语省略总是结合语法来说的。英语语法有许多形式的要求，哪些地方省略了一般总能说得清楚。英语省略是对形合的补充，表现在英语省略多数伴随着形态或形式的标记，可以从形式上看得出来，甚至还是形式的存在为英语省略创造了条件。这种作为衔接手段的省略并不是按其表层意义理解为语言的隐性特质，而是突出英语的显性特质，通过各种有标记的省略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这种标记性的省略也严密地受逻辑形式支配。
二 汉语的省略是意合的极致
汉语注意行文意义上的连贯，其结果造成与英语显性特质相对的隐性特质，主要是逻辑和语序在起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把“语序”改称“意序”。在汉语中句子不是名词、动词、介词、形容词等的相加，而是意义的内在衔接，形成一种隐约的“意义脉络”。通过省略的运用，更将汉语形散神聚、疏放相连、挥洒自如的特质发挥到极致。从这层意义上说，汉语的省略不再像英语省略那样，单单作为语篇形式上的衔接手段，而是从逻辑意义上紧扣中心思想，更加突出由古人所说的“文意”“文气”来组织句子，而不受“形”的拘束。汉语中的某些省略造成了形式上不合逻辑，语法不合理，但极少会产生误解。因为，一是其意义的脉络未断，二是形成了规约性，被人们长期使用已成习惯。如，（1）贵宾们（在）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2）打扫（房间）（使房间）卫生。（3）（我）通过学习，使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 由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特点所导致省略上的差异性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结构上的不同，它们的省略现象仍有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英语的以形制意和汉语的以意驭形，即“形合和意合”。形合是组词造句的外在逻辑形式，意合则是遣词造句的内在认知事理。英汉两种语言“形合”和“意合”的特点，导致了它们省略上的差异性。
1.汉语多省主语
由于汉语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省略在很大程度上所表达的意义有直接联系。因此，汉语的省略只求达意，只要能达意，省略不但可以不考虑语法，甚至可以不考虑逻辑。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主语部分的省略上。我们注意到，在以“形合”为主的英语中，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因此，在目的语中，我们必须把源语中的省略部分适当地增补，语篇才会被接受。
2.汉语少省谓语
汉语中主语的省略是“汉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语言中的反映”，是这种“意合”思维方式的结果，而在谓语部分的省略上却慎之又慎。汉语认为语言必有谓语，省略了谓语就不成其为语言。相比之下，西方人重视形式和逻辑推理，在行文时特别喜爱明显的形式标记，讲究一种“形合”，借助动词词组内的操作词（operator）谓语省略或部分省略的现象很普遍。
3.汉语多省连词
汉语中被描述的事物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因此在表达上缺乏显露的逻辑关系表征词，即缺乏西方意义上的严密形式逻辑，逻辑词在运用上呈现出隐含的特征，语句间表现出意合的外在特征。
四 结束语
本文认为作为篇章组织连接手段的省略与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语言特质是密不可分的，在英语和汉语中所运用的省略形式分别体现了英语的形合特质和汉语的意合特质，而不同的特质通过不同的省略手段的运用体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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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语文 美育 人格修养
关于语文能力结构的研究表明，培养、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无论如何，必须同时着眼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应最大限度地发掘文学作品中隐含着的人道光辉，联系语文学科特有的人文性、思维性和艺术性的特点，为学生的人格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尽管我国的人格教育研究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格教育的途径策略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但前辈们的实践多是从宏观上通过德育手段、心理教育进行课程设置和开发。否则在理论上是违背辩证法的，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
下面对此作进一步阐述：
一、语文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
我们从不同方面讨论了语文能力与整体素质的关系，在语文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下面从几方面加以说明：
学生的审美能力要在审美实践中才能逐步培养起来。审美主体(人)如果离开审美对象，不与审美对象建立审美关系，要形成审美能力就是一句空话。艺术是人对现实审美关系认识的最高形式，也是美的集中表现，因此，艺术是审美教育的好材料。有人把“美育”理解为“艺术教育”，虽然有片面性，但还是抓住了要点。中学语文课本中有许多文学作品，属于语言艺术。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是美育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学语文学科在中学总课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大超过了音乐、美术的课时，可见，对于美育语文学科应该分担多一些，应该成为实施美育的主干课程。
这样一来，有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做，语文课不就成了文学课了吗？语文课的工具性哪里去了？”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确实是基础工具性。要求学生学习和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是语文教学首要和基本的任务。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但是，语文课本又不是语文工具书或语言知识手册，课文是作者用“言语”写出来的。“语言”与“言语”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语言”没有阶级性，没有思想性。“言语”是人的个体为了表达某种内容组织起来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信息载体。
这样“工具性”就必然带来“思想性”。又因为“言语”的形象、生动，组成了各种美的图画，这样“工具性”也必然带来“文学性”。“工具性”与“文学性”并不完全对立，在课文中两者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我们读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难道只是为了划分“主、谓、宾、定、状、补”吗？难道只满足于“空”作“游”的状语的分析吗？转贴于 我们还必须从美学的角度分析，认识到“空”字是水清的点晴之笔，“影布石上”是水清的证明；“怡然不动”与“往来翕忽”造成了动静相生的审美效果，“似与游者相乐”表现了作者恬淡、闲适的情趣，整篇文章组成了素淡、恬静、安闲、冷色调的审美意境。缀词达意，意因词显，词与意浑然一体，怎么能截然分开呢？语文学科的根本性质是基础工具性，随着“工具性”又派生出一些其他性质，如思想性、文学性、知识性、科学性等。这些派生的性质是由于作为物质载体的“语言”所载的不同内容而产生的。用语言来写说明文，就有“科学性”；用语言来写语文知识短文，就有“知识性”；用语言来写文学作品，就有“文学性”。我们不能把说明文讲成“科学知识普及课”；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语言分析”去谈审美，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要把语文课讲成纯文学课。
二、语文教学与人格教育
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著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文学理论不是杂多观点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观念的有机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总有几块基石存在,整个理论体系便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文学本质便是这样的基石之一。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在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乱的今天,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
讨论文学的本质,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西方语言论文论反对文学的形象本质,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语言本质论是建立在“现实是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现实决定着思想的现实”这两大理论支柱之上的,而这两个命题虽然有片面的正确性,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无法撑起语言本质论的大厦。第二,不光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非文学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要肯定文学的语言本质,首先得确定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文学语言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构象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 文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总要表现出一定的生活内容。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它一方面独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一方面独立于社会生活。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结构主义认为,文学语言不指向客观世界,不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罗兰·巴尔特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绝对的不及物的活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即使不从理论的角度,仅仅根据常识判断,文学语言也总是要指向外部世界的,因为它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东西。哪怕作者是自言自语,这自言自语的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而这意义便是由客观世界赋予,并与客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语言与客观世界无关,不反映现实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偏离,人们无法借助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也不能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既然如此,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便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语言自己构建的。第二,文学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滑动与偏离的现象,但这只是两者关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导的一面则是相应的与确定的。语言并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完善的,其用法与意义也是由此确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专横的、武断的、约定俗成的。既然如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便是直接的、基本稳定的。人们完全能够通过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因此,语言不是与客观现象无关,而是紧密相联,语言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它的自我构建,而是它所反映的。另一方面,文学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确是虚构的,但这虚构并不是无本之木,它离不开客观的现实生活。作者的虚构即使再怪诞也离不开生活的基础,需要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品的内容是生活的反映,读者的阅读也要以生活为参照系。既然如此,文学语言便与现实生活有着各种牵连,不是不及物的了。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也即生活脱钩的,它总要指向客观的世界,表现出生活的某些内容。
2 文学语言表现的是感性具体的生活。
文学与科学的反映对象都是生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从现象出发,目的却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一旦抓住了这些东西,便要抛开现象,运用定义、公式、概念、判断、推理等将它们表现出来。而文学却始终不离开感性具体的生活现象。它虽然也要表现本质与规律,但却是通过对这些感性具体的生活的细腻描写,将本质与规律间接地暗示出来,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将它们直接地表述出来。
进一步考察,文学表现的,还不是整个的感性具体的生活,而只是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学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无法进入生活的内在的实质,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幅画要将这个人表现出来。它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文学表现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学是用语言来表现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说文学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也就意味着文学语言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这种感性形态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形象。
3 文学语言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自己塑造形象的潜能,以满足表现具体生活的感性形态的需要。
语言由语词构成,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要表现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语言便必须采用种种手段,调动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能。我们这里所说的潜能,指的是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语词从总体上看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却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理解语词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要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因此语言在普遍一般的下面,还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只是这具体特殊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是次要的,被普遍一般所掩盖了的。而文学语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使这具体特殊的一面突出、放大出来,使自己带有一定的具象性,从而适应表现具体特殊的生活的需要。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种种手段,如语词的组合,修辞的运用,言语的偏离,语境的构建,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突出语言具象的一面,从而为表现感性生活,塑造形象服务。
可见,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语言执著于语言普遍一般的一面,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则要运用种种手段突出自己具体特殊的一面,以达到表现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的目的。由于形象就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的生活,因此我们说,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是它的形象性。
明乎此,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文学语言的特性就在它的构象性,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表现生活,塑造形象,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在语言,而在语言所描绘的形象。
三
文学的形象本质,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的角度加以探讨。本质并不是什么虚幻的、强加在事物身上的东西。它真实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身,决定着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文学的本质也必然地要表现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上来,决定着它的结构与特点,构成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区别。反过来,确定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同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相应方面的根本区别,也就确定了文学的本质。
所谓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总的来说,它们反映的都是生活,广义的生活。但反映的方式却有不同。科学、哲学等用抽象的方式反映生活,而文学则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
所谓文学的内在存在形式,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歌德认为:“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与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形化。”卡西尔解释说:“这种对‘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的定型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苏珊·朗格认为,文学并不是词语的连缀,“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并不比餐桌上的一摞盘碟更有资格充当创造物”,“诗人用语言创造了一种幻象,一种纯粹的幻象,它是非推论性符号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外观是支离破碎的,是转瞬即逝的,而又常常是扑朔迷离的……诗人务求创造‘经验’的外观,感受和记忆的事件的外貌,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于是它们形成了一种纯粹而完全的经验的现实,一个虚幻生活的片断”。从物质的角度看,文学是以语言或者说文字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一串词语的连缀并不说明什么,只有当它们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某种形象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如李白的《静夜思》,20个字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只有以李白所用的形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构成形象,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可见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形式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真正的存在形式,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形象。它所表现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以具体的感性形式即形象表现出来。
自然,文学也要表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必须隐含在形象之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达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但这思想是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要把握这些思想就得对形象进行分析。即使是一些目的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的作品,它也必须把这种思想用形象表达出来。如默里克的《猎人之歌》:
小鸟在白雪中的足迹多么纤巧,
当它在高山顶上闲游浪荡;
我的爱人可爱的小手更为纤巧,
当它写一封书信寄往他乡。
短诗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显,赞美爱人的小手和心灵的美丽。但作者却采用了循环往复的咏唱,巧妙的比喻,使这种赞美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出来。
论证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它正是凭借形象,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我们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文学的形象本质。
四
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有可能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有些作品没有形象;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有些非文学作品也有形象。既然如此,把形象看作文学的本质便缺乏说服力。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
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这是反对形象本质论者常常提及的一个理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持这种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院士终于不得不把抒情诗、建筑和音乐划为无形象艺术的特殊种类……如此看来,有些具有广阔领域的艺术,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属于这一领域的艺术之一的抒情诗(就这词的狭义而言)却又与‘形象’艺术完全相像,它们都要运用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形象艺术向无形象艺术的转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而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也颇相类似。”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理论基点之一便是把形象特别是文学形象理解为视觉形象。然而,形象并不局限于视觉方面,它诉诸人的整个感官与心灵。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品的内容通过一个个的文字,经过我们的想象,呈现为活生生的生活,这些生活有些我们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正像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活动,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一样。这些能感受到的生活自然也是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形象。它们与那些用概念、判断、推理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那部分可以诉诸视觉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保持着生活的全部的感性形态,因此它们都是形象。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讨论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看法,问题便明朗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形象没有普遍性,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形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艺术种类,有些种类的艺术没有形象;其二,形象与非形象之间的界限不分明,难以区分。他特别举出抒情诗作为例证。但是,既然形象不限于视觉方面,他的这一例证也就缺乏力量。抒情诗抒发感情,大致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把情感显现出来。即中国古人所谓的情景交融,或者按照艾略特所说,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方法。另一种是直接把情感描绘出来。前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无疑是有形象的,即使按照反形象本质论者的观点也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是否也有形象?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虽然没有描写客观事物的感性形态,却描写了主观情感的感性形态。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的确没有描写什么客观事物,然而它描写了一种独特的感受。诗人从“天地之悠悠”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怆然”什么?为何“涕下”?也许他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总之,诗中没有表达出来。诗中描写的,只是诗人独登高台,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泪交流的那种具体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包含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哲理,则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诗的形象性就体现在这里。
既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形象,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存在形象与非形象的界限,无需我们去区分。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第二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认为形象无普遍性的着眼点是文学内部的关系的话,那么,认为形象无特殊性的着眼点则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光文学作品中有形象,许多非文学作品如宗教书籍、演讲,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有形象,甚至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也有形象。因此,形象只是文学作品的外部特征之一,而不是文学的本质。
与人类语言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术语一样,形象也是一个负载过多的术语。各种各样的意思不断地堆积到它的身上,其本身的意义反而模糊了。因此,要讨论形象有无特殊性,首先应该把一些不应该由其担当的意义从它身上卸去。我们认为,形象的本质是生活,是通过人们的创造所表现出来的保持着全部感性形态的生活。艺术家的想象“用图画般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形象只涉及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涉及客观事物的内在实质。据此,我们首先可以把形象和物象区别开来。所谓物象,指的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物象总是与具有这物象的事物的内在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老虎的物象,它由老虎的空间形状,颜色、毛皮等组成,但在这物象里面,是强健的筋骨、发达的肌肉、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等,而画中的老虎则只取了现实中的老虎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其内在的实质无关。其次,我们还应把形象与语言的形象性区别开来。所谓语言的形象性,指的是运用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的表达变得具体、鲜明、生动。它与形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形象也要求具体、鲜明、生动。但两者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形象的本质是感性的生活,语言的形象性涉及的则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一些非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使文章变得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常常运用一些形象的表达方式。但这还不能说是形象,只能说是形象的语言,或语言的形象性。因此,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少。
关键词：语言；文化；作用；独立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110-01
一、引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语言的定义是：语言( 1anguage)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不仅是物质东西，如组织、学校等，而且包括非物质东西诸如思想、语言等。本文从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探讨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要时刻谨记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对密不可分的社会现象，只有了解相互关系才能在学习过程中更好的掌握反映着文化的目标语言。
二、语言作用于文化
（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
不开语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语言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特点，它来源于该民族社会生产和生活，必然要反映该民族的社会现实，受该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素质、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政治观念和文化传统所制约的，因此，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要素都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内容，体现着一定的文化特点。
（二）语言表述反应社会现实与本民族文化心理
由于各阶层所受的文化教育不同，因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在某种特定环境下，语言是具有某一文化范畴的群体的特征。可以看出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因为通过语言，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的人属于族(或许多族)，也就是说，属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他集团分开的集团。从某角度说，语言是身份的象征。
语言的可见部分可以表现在语音、词汇、用法的三方面，人们在语言表述中，会隐藏着自己各自的心里状态，也有着复杂的民族文化背景在里面，而这一点却是容易被人忽视的。
三、文化作用于语言
（一）语言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体现着文化
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不仅是物质东西，如组织、学校等，而且包括非物质东西诸如思想、语言等，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就如上提到的，语言的可见部分可以表现在语音、词汇、用法的三方面，而这三方面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很大联系。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环境各不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也会不同，因此可以说，任何语言的词汇包含的内涵与外延意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有着特定的文化意义，文化就是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二）文化一定程度上制约语言应用
语言在社会环境下发展，并随着社会的诸多因素的发展而发展，不可忽略的一大主要因素便是文化。文化发展能够推动和促进语言发展。随着某种文化的兴衰，相关语言也会产生和消亡。尤其是语言词汇中语义的演变与文化的沿革息息相关。例如，“同志”一词的语义由战争年代表示“志同道合”扩展到了对社会各阶层的通称，到现在甚至演变成了对“同性恋”的称呼。这一变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层面上各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社会进步推动语言发展，社会分化将引起语言分化；社会统一带来语言统一。
“”时期形而上学盛行，极左思潮泛滥，反映在新闻语言运用上，即形式主义的表达方式和狂热粗野的词语的滥用， 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人以当时各种大小报纸上的数十篇文字为对象，作了仔细的分析统计。统计数字表明，当时的新闻语言具有如下特点：语言“火药”味很浓，含：“批”、“斗”这些语素的词出现频率极高。这表明语言的运用还会受时代特点的影响，因而表现出时代特色。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在语言上表现大为明显。
四、结语
综上，文化和语言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张汝德在《语言·文字》中提出语言文字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其中即有历史的文化积淀，又是现实的文化镜象。语言本身是文化的产物和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语言遵循自身规律而发展，但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又对社会有依赖性，它是为了满足社会的交际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又离不开文化。
关键词：德勒兹；语言；块茎；流变；褶子；解辖域化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010-5
Rhizome, Flow, and Deterritorialized Language：
A Study of Gilles Deleuze’s Poststructural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 Hongm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275，China)
As one of the renowned French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of the 20th century, Gilles Deleuze launches a strong attack on the arborescent model and binary logic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of Chomsky and Saussure with his rhizome model in the linguistic turn. With the creation of a series of unique concepts and important theories, he develops his own poststructurali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characterized by heterogeneity, multiplicity, and becoming,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Wes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a few key concepts and major theories of Deleuze’s poststructural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analyze their origins and features, thus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trend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Key words：Gilles Deleuze; language; rhizome; flow, fold; deterritorialize
1 引言
作为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西方哲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历史性嬗变的思想史上，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闪出一道光，这道光将有一个名字：德勒兹。新思想有了可能，新思想重又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兹的文章里，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中间跳跃、舞动……有朝一日，这个世纪或许会成为德勒兹世纪”。（德勒兹2000：102）福柯关于20世纪或许将会是“德勒兹世纪”的著名预言，强调的正是德勒兹思想的创新力量。德勒兹思想深邃，涉猎广泛，有“概念工厂”和“游牧思想家”之称，重要著作包括《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卡夫卡：走向少数族裔文学》（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The Fold：Leibniz and Baroque）等，创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如块茎（rhizome）、流变（flow）、褶子（fold）、生成（becoming）、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辖域化（territorialize）、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等，在其所涉及的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各领域，无一不是哲学概念的创造与更新，在当代的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变化，即“语言论转向”， 使得“语言”问题取代传统的“理性”问题成为哲学乃至其他各门人文学科研究的中心。从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再到伽达默尔的“人通过语言拥有世界”，无不显示出语言主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份量。德勒兹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一员主将，自然不可能将这一重要的哲学议题弃之不顾，以其多元流变的块茎思维模式对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和观念展开犀利的揭露和批判，形成了一种以差异性、多样性和生成论为特征的独特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领域具有着深远的影响。鉴此，本文旨在对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一些关键概念和重要问题进行梳理和阐发，分析其独具特色的语言观念的渊源与特征，促进我国语言界对现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思潮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2 树状模式与块茎模式
西方思维方式包含两个重要的隐喻：一个是镜喻，另一个是树喻。而德勒兹批判性反思的主要目标是树喻。树有根、干、枝、叶，等级分明，主从有序。而文化也有本原与派生、原型与摹本、中心与边缘等层级系统，泾渭分明，拾级而上。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以同一、再现、自明的主体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以二元逻辑为演进原则的中心化、总体化、层级化的树状概念符号系统。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元逻辑是根-树的精神现实。甚至像语言学这样‘先进的’学科也保留着根-树作为其基本形象。……二元逻辑和一对一的关系仍然支配着精神分析、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信息科学。……奇怪的是，树状模式何以一直统治着西方的现实和全部西方思想，不仅从植物学到生物学和解剖学，而且包括认识论、存在论、神学、全部哲学……”（Deleuze and Guattari1987：5-18）。换言之，树状逻辑主宰了近代西方几乎全部的思想与现实。从生物学到语言学，无一不是建立在树状思维模式的基础之上。德勒兹认为，基于乔姆斯基模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这样一棵以S为起点，按二分法进行的语言之树。“乔姆斯基的语法性，控制每一个句子的范畴符号S，从根本上与其说是一个句法标记，毋宁说是一个权力标记：你必须建构语法准确的句子，你将把每一个陈述句分成一个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第一个二分法……）(ibid.：7) 德勒兹在《千高原》里对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展开了批判，认为它是一个“最古老的思维形式的变种，……仍然没有超出话语的范围，还不能完全发挥抽象机器的功能，即把一种语言与陈述的语义和语用的内容联系起来，与集体的表述组合联系起来，与社会领域的整个微观政治联系起来”。 (ibid.)
2011年李红满块茎、流变与解辖域化的语言 第6期
为了反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树状模式， 德勒兹倡导一种新的块茎思维模式，拒斥传统的语言/文学/符号模式，试图在表象的背后追求和挖掘一个终极意义或存在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他与传统的解释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德勒兹所构想的“块茎”概念取自植物学，却决非单纯地指大自然中存在的一种植物样态，而是指一切去除了中心、结构的后现代意义上的实体。作为一种颠覆树状模式的思想文化隐喻，“块茎”概念是德勒兹用以反对传统的“树-根结构”的后现代利刃，它有着强烈的反结构、反中心、反系谱等倾向，而又有着差异性、多样性、可逆性等后现代特征。它打破了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解除了根-树结构的中心化和层级化限制，不断衍生差异，形成多元、离散和撒播。
在德勒兹看来，基于乔姆斯基模式的语言学之树是以一个S点为始的二元划分过程。与之相反，块茎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其他的点联系起来，块茎模式的符号链聚集纠结着各种各样的行为，不仅有语言行为，而且有感知、模仿、姿态和认知等行为。“每一种性质的符号链都是与形形的符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模式）互相联系的，不仅与不同的符号体制嬉戏，而且还表述了不同的情境中的事件。块茎持续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与关涉艺术、科学、社会斗争的环境之间建立联系。”(ibid.)
块茎的组织架构则依赖于连词“AND...AND...AND...”“AND既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另一个事物，它总是在中间，在两个事物之间；它是边界线，总存在一条边界，一条逃逸或流动之线，只是我们没有见到而已，因为它是几乎不易觉察的东西，然而，经由这条逃逸之线，事物才能产生，生成才能嬗变，变革才能实现。”(Deleuze 1995：45)德勒兹认为，生成总是发生在“中间”，而不是在“两极”，“绝不是开始和结束有趣，开始和结束是点。有趣的东西总是中间”。 (Marks1998：32)因此，德勒兹特别喜欢连词“AND”以及动词和不定式。
3 语言是“一个本质上异质的现实”
根据块茎的理论模式，德勒兹在《千高原》里对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展开了强烈抨击，认为它是基于4个主要假设之上的：（1）语言是可交流的；（2）语言在与外界因素的隔离中操作；（3）语言是一个同质的系统；（4）语言主要为标准的格式所界定。（Deleuze and Guattari1987：75-100）鉴此，德勒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观。他认为，第一，语言绝不是一个交流的透明媒介，没有理想的言者与听者，没有标准的语言常项，只有一大堆方言、俚语、个人习语和专业行话，正如没有同质的语言群体一样。德勒兹用韦恩雷奇（Weinreich）的话指出，语言是“一个本质上异质的现实”(ibid.:8)。语言与其说是信息性的或者交流性的，毋宁说是“信念和服从”。（ibid.:76）在一个政治多元体的内部，不存在所谓的母语，只有主导语言的权力接管。第二，语言并不是一个与外界因素相隔绝的自足系统。与其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不如把它看成是一套竞争的、在起源上是社会性的无形转换系统，因此必须把它放在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第三，德勒兹反对语言由作为同质系统一部分的共相组成这一假设，拒绝语言学所追求的“优势、恒常和共相”的“主模式”，(ibid.:97）认为语言本身处于一个内在变化的状态中，任何语言都有一个主要和一个次要模式。支配性的、主要的语言和被支配性的、次要的语言之间不是对立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共存和角逐的问题。次要语言具有打破主要语言的中心化和同质化趋势的潜力。第四，德勒兹反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二元对立的模式和观念，抵制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理论话语。对德勒兹来说，尽管索绪尔发现，能指的构成要素是由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对关系来界定，问题是这些要素首先是从受到标准化编码的声音实体而规定出来的。索绪尔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等各门科学所预设的正是这么一个标准化的能指的场域。事实上，每一个单词的发音是各种各样的，声音气流作为语言的载体，本身是一个无定型的连续体或者一条连续变化线，但必须加以标准化才能使基于能指与所指二元对立模式的索绪尔语言学得以成立。因而能指模式在无定型的符号连续体里，建立起一个能指的专制帝国。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一书里，德勒兹在与加塔利接受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访谈时，毫不留情地批判和抨击索绪尔能指的“专横、恐怖、的特性”，(德勒兹2000：24)认为“能指这一帝国主义，就像它与写作机器同时出现的一样，纠缠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独有而被迫的对立。…… 这简直就是专制的超编码的法则”。（ibid.）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eslev）提出了一种语言的内在理论，发展出了语言的语用学维度，逃脱了能指同一性以及“声音-书写主义统治的二重游戏”的束缚。正因为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非常推崇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了“以流代替能指”的独特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转向了叶尔姆斯列夫，他早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的斯宾诺莎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内容和表达之流不依赖于能指。语言作为内容和表达的连续流系统，被离散的不连续符号之机械排列所切断”。(Deleuze 1995：21）
在“词与物”的关系上，德勒兹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建立在词与世界之间的表象主义的关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事件或意义事件的基础上。“只要事件既不与表达它的命题相混同，不与断定它的陈述相混淆，也不与命题所指示的事态相混淆，那么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事件……发生于事态中的事件与内含于命题中的意义是同一种存在。”(Deleuze1990：182) 德勒兹这里所说的语言的意义，其实指的就是逃脱了语言结构的语言的“剩余”。如此，他眼中的语言就呈现为一种“非自治和物质性的”制度，是一种 “流”而非“编码”。换言之，是一种解码或解辖域化的符号之流。语言、符号的这种流变性质，使它具有了一种语用学的维度。
4 语言的“解辖域化”
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是德勒兹审视世界的差异哲学与多元流变思维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裔文学》一书里，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卡夫卡著作为研究个案，运用这些独特的概念对少数族裔文学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指出语言的解辖域化是少数族裔文学的第一特征。少数族裔文学（minor literature）是文化多元共生时代与双语或多语言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等层面。它并非产生于少数族裔的语言，而是一种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文化的文学，在主流语言中建构其特有的少数族性（minority）。少数族裔文学作家往往有着多重文化身份，卡夫卡就是典型代表的例证之一。作为犹太人出身，并且居住在捷克布拉格的作家，卡夫卡虽然兼有犹太文化、意第绪语、捷克语等多种复杂的异质语言文化背景，却是用当时奥匈帝国的主流语言德语来写作，所使用的“布拉格德语就是一种被解辖域化了的语言，适于陌生的、少数族裔的使用”。(Deleuze and Guattari1986：17) 德勒兹指出，在当代社会，语言的解辖域化现象，“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移民孩子的问题，少数族裔的问题，少数族裔文学的问题，但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ibid.:19)
在德勒兹看来，少数族裔文学的语言问题是高度复合的语言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之“三折屏”式的展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单子世界，是一种褶子。每一褶子都是一个辖域，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又具有流变的可能。德勒兹拒绝把语言视为再现的方式，认为语言应被视为一种表达差异的力量和维度，能生成变换多姿的不同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把语言视为积极的形式，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加以少数的或强化的运用，把语言的被压迫性质与其压迫性质对立起来，使其充满着各种矛盾和张力，创造新的风格样式和言说的可能性，建构新的维度和领域，努力地挣脱普遍性主体的形象，重视独特的、单一的、特异的事件，不断衍生变形和差异。
在《什么是少数族裔文学？》一文中，德勒兹借用戈巴尔德（Henri Gobard）的4种语言学模式来研讨少数族裔文学的双语或多语问题。这4种语言模式分别是：方言、媒介语、参照语和神话语言。(ibid.:23-24)这4种语言学模式的时空范畴颇为不同：方言在“此”（here），媒介语“四面八方”（everywhere），参照语在“彼”（over there），神话语言在“上”（beyond）。这些语言的分布随组合的不同而不同，而在一个组合内又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语言的每一种功能依次分化，权力关系不断演变。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边缘都是模糊的，界限也是处于不断嬗变中。德勒兹认为，卡夫卡时代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就是一个解辖域化的历史、语言、文化过程。卡夫卡把意第绪语视为重写德语的解辖域化的游牧运动，把这种大众口语性质的语言改造成为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推动了布拉格德语解辖域化的进程。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在语言上是革命性的，是对已辖域化的主流语言的解辖域化。德勒兹特别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力图揭示卡夫卡文学语言在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及意第绪语之间复杂的“褶子”关系中解辖域化以及再辖域化的特征。 (ibid.:16-27)
语言学家通常分析语言的标准形态与特征，对德勒兹来说，语言的变异项才是须要特别关注的。 (Deleuze and Guattari1987：110-111)
例如，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布拉格德语中的各种“错误”，以及意第绪语言中的变形德语等。这些变异项破坏和颠覆了标准德文的规则，从主流语言与社会等级制度之中“逃逸”出去，打破主流语言本身的固有疆界，使其成为边缘思想和话语策略的载体，对主流语言与文化进行“解辖域化”。德勒兹指出，“（语言）既不表象，也不指涉，却以特定的方式介入，此即一种言语行为”(ibid.:95-96)。换言之，语言不可能是世界的单纯表象和指涉，而是通过言语行为介入社会中的事物，来规范、管理、控制事物的不断变化状态，赋予社会的支配秩序。由此可见，语言可能成为一种权力结构形塑的政治工具。当语言的少数用法在遭遇标准用法的限制和支配时，必然会使语言向权力领域开放，卷入复杂纠结的权力斗争关系之中。
5 德勒兹与自由间接引语
德勒兹的语言或文本解构法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的使用。对于德勒兹而言，所谓“自由间接引语”，是指说话的主体不确定，语言以非个人的形式存在于它的“自由”状态中，存在于对话者（你我）之外的“第三者”之中。德勒兹质疑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假设，即我们是作为一个连贯的和相对清晰明白的“主体”来说话和思考的假设。他指出，“我”不是一个表达的主体，只是一个语言的创造者。为“自己”说话并不是如我们假定的那样具有自明性：“以自己的名义替自己说话是一种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并不随着把自身看成是一个自我或者个人或者主体而发生。毋宁说，只有通过去人格化的最严酷的训练，使自身向他们中随处可见的多样性开放，向贯穿他们的强度开放，个体才能为自身找到真正的名义”。（Deleuze 1995：6）德勒兹认为，人类语言的特性不是表达直接看到的事物，而是在传达间接听到的事物。我们的陈述来自间接引用他人的陈述，而他人的陈述同样也是间接引用他人的他人的陈述。因此，在德勒兹看来，一切语言都是隐喻性的，同样，一切语言都是间接性的。“间接引语”是语言的首要规定。(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76-77) 把语言与个人、言语与个人、文本与作者联系起来的做法会遮蔽语言、言语、文本的真实存在，因为界定主体的位置只是一个惯例，只有当主体被擦抹掉，当某个不确定的第三者占据优先地位的时候，才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在此思想支配下，德勒兹特别热衷于与其他思想家共同撰写著作，目的是隐匿自己的形象和声音，创立自己与其合作者之间的一个不可识别的地带。譬如，他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这本书没有客体也没有主体，它由各种构成性质料、各种不相同的时期和速度组成。”（Deleuze and Guattari1987：4）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归结为某个主体（作者），那就是“忽视各种质料的作用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外在性，将虚构一个仁慈的上帝来解释地质运动”。（ibid.）与传统的文本不同，德勒兹的《千高原》以非主体的术语加以表达，用复杂的概念流拼贴出了无数个高原的内在平面，摆脱了现实领域（世界）、再现领域（作品）和主体性领域（作者）之间的三元划分，成了彻头彻尾的没有形象、没有意指、没有主体性的“块茎式文本”。读者可以随兴趣在不同概念组成的高原上漫游而不必拘于篇章顺序。正如罗贝尔•马焦里所说：“彻底的反系统，拼贴连缀的布片，绝对的散逸，这就是《千高原》”（德勒兹 2000：36）。阿拉安•巴蒂欧认为（Alain Badiou），这种“间接”方法是一种把约定传送给透视主义的方法：我们绝不可能肯定是谁在说话 (Marks 1998：25)。换言之，这种阐释形式、这种“话语”由声音的混合所产生，是间接的、非个人的，“这就像一个回音室、一个反馈回路。在这里，一个思想宛如通过各种过滤器，逝去之后重新出现”。(Deleuze 1995：139)
6 结束语
如果说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的隐喻关系，那么德勒兹的语言观则展示了他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块茎思维或褶子哲学的特征。在《德勒兹与符号》一文中，柯伦巴特（Andre Colombat）指出，从《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到《批评与诊疗》（1993），尽管德勒兹在不同的且有时抵牾的意义上使用语言符号这一术语，但是，德勒兹显然对立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甚至对立于索绪尔语言学以来，以二元逻辑为方法论模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Buchanan and Marks 2000：14-33）德勒兹的全部著作和篇章都拒斥和批判由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符号概念，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传统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使语言走向自我封闭，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的特殊秩序。与其同时代的众多的结构主义不同，德勒兹拒绝任何囿于传统语言学模式的符号概念，其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也颇具特色：通常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着什么”这类问题，被他换成“这个符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如何创造新的连接”、 “它如何影响我的情感”、“它与什么样具体的社会、政治、情感或的安排相关联”之类的问题。德勒兹将语言、符号问题与更为宏阔的表现论及表现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乔姆斯基、索绪尔乃至拉康看见结构、符号、再现、能指与所指的地方，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和描述的是联系、转型、安排、机器、装配、精神分裂与欲望生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并不是对语言本身真正感兴趣，而是对什么使语言成为可能感兴趣。他关注更多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关系、什么样的事件被折叠和包含在语言符号之内。他所说的语言已不再停留于意识哲学的层面，而是力图通过对形而上学语言符号的揭露和批判，促使语言学朝着全新的方向和维度进一步拓展，从而形成了其特色斐然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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