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中；时事政治；社会热点
在当代的教育制度下，学生总是被沉重的学习负担所压制，每天沉浸在教科书与作业之中，而很少有机会关注身边的时事政治。学生对时政的漠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尤其是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关注时事，评论时事，显得更为重要。古人有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而，我们做到了吗？据此，我们针对这一现象，展开课题研究，希望能够提升学生对时政的关注程度，并以此来警戒自己，成为未来国家真正的主人。
一、课前开展时事讲评
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在课余时间收集事实材料，在政治课前的进行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范围不限，然后由全体同学讲评，教师做最后的总结。时事讲评的课堂遵循每个学生都要作为演讲者的原则，每次课堂的时候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这样能够调动起学生关注时事的积极性，养成每天看报纸、收看新闻的良好习惯。在时事演讲课堂中，同学们要针对演讲者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并结合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论述。例如在党的十召开期间，我组织了学生开展了几节时事演讲课，围绕十报告中的精神，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分析，学生们在课堂中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时事讲评的过程中，课堂由原本的教师一人讲解的方式转向了学生占主体进行主动质疑、学习的方式，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加深学习的印象，开阔了思路，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有意识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
教师自觉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由过去的引用、灌输，转变为有意识地渗透，把精选的时事热点、重点问题的背景材料补充到教材中去，并可通过多种手段，特别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工具加以展示，增强分析对象的直观性、形象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过精讲、引导、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走出书本。
三、组织专题讲座
当国内外发生重大的事件之后，党中央颁布新的政策之后，作为政治教师就应当及时召开专题讲座，对全校的高中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在我历年来的政治教学中，就采用了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们了解社会最新动态。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中共十的召开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的大事，都通过专题讲座的召开帮助学生们养成关注时事的精神，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让同学们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正确运用时政材料进行教学
在选取了合适的时政材料的基础上，教师必须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来运用这些材料，单纯的材料堆积和知识点的“满堂灌”都不能很好地达到时政教育所应有的效果。
第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时政教育以教师为主导，在教学之前对时政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考虑与教材结合、教学方法的开发，在教学过程中对时政材料的呈现、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评价和总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行组织的合作学习、讨论、分析、总结等环节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理解课堂所学内容，内化知识。
第二，提升教师自身的素质。在新课程改革时期，对教师自身各方面的素质要求也相对更高，包括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的更新等。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教师做好时政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首先应当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进步。政治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内容，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将与时代脱节的知识教授给学生。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良好教学方法对时政教育至关重要，突出学生主体性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新提出的符合新课程改革要求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时政教育中，这种方法也可充分采用。“自主―探究”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都是进行时政教育可以采取的教学方法。
五、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对策
建议考生在冲刺阶段千万不能放弃对“时政热点”特别是重大时事问题的学习，应当强化复习，通过专题讲座、课前新闻会、时事演讲、政治小论文等多种形式加强学生对时政热点的掌握。复习的面应当宽泛一些，围绕“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安全”三大主题展开。重点关注近几年一些持续性较强、经久不衰的热点，如环境保护、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等方面的时事问题。
高考试题的命题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高考政治学科试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重大时事，并且还可能作为背景与其他文综学科相联系来综合考查学生的实际能力。因此，在高考文综政治科目的复习过程中，一定不能够忽视对于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
六、采取必要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的功能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的事间，组织学生对一些热点、重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调查研究；撰写小论文，进行评比；开设专题讲座；布置大型图片展览；进行知识竞赛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使之成为学生在课堂学习之余认识社会，了解国家的窗口。
1.片面强调教师与教材的正确性
许多学生害怕政治课堂与政治作业、考试，觉得课堂内容晦涩难懂，作业需要书写的内容太多，考试前需要背诵记忆的东西太多、太枯燥。归根结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没有参与感，只是一味遵从教师与教材的权威，没有提问、分析、思考的过程。
2.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教学效果评估的唯一标准
这个唯一标准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在乎如何让学生背诵更多的知识，忽视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导致学生和家长并不在意创新能力，从而导致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学生的问题意识泯灭，素质教育流于形式。
二、在政治课堂上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
1.创设有益于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情境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任其自然即可得到发展的，有效的教学情境是能够为每个学生提供自由思想的空间，让学生进行大胆想象的情境。教师首先要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交流情境，消除学生独立思考的心理负担。其次，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的对学习内容自主选择的自由，使学生的提问与教师的回答成为最好的教学过程。再次，使师应该多为学生创造表现机会，使学生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增强提高创新能力的自信心与积极性。
2.注重课堂教学对创新性人格的培育
创新性人格是具备创新能力的基础，人格形成的最佳阶段就是在中学阶段。在课堂上，教师仅仅提出问题，通过问题去引导学生回答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引导的方式和学生的心理状态，如在提问后要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时间，不要强迫学生在没有充足思考的情况下做出回答；在学生回答错误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否定，给出正确答案，而是要引导学生说出思考的过程，带领学生找出正确答案。
3.采用相关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对学生来讲，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很大的不同就表现在课堂和课后作业的形式上，过去的政治教学注重背诵，但注重创新能力培养的政治课堂作业应该是具有独立分析要求和能够进行发散思维的作业。在作业中，要多设置探究性问题，多创设悬念，用问题激发学生迫切探究的认知心理，达到学会自我探究的目的。这个探究的过程也就是创新能力形成的过程。
4.让课堂上的创新走进生活
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区别
一般说来，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其内容和范围非常广泛。在欧洲古代和近代社会中，有关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哲学的领域内进行，那些著名的哲学家也都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奥古斯丁，近代哲学家洛克、斯宾诺莎、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等等，他们是从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变革的角度来探讨政治问题的，并为以后政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产生较之政治学要早得多。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其标志是1880年10月，在美国学者J•W•柏吉斯(JohnW.Burgess)的倡导下，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培养政治学博士和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
此后，国外政治学界为了便于对政治学的研究，多次对政治学的内容进行学科内部的分类，但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有公认、权威性的学科内部分类。然而，政治学即政治科学（scienceofpolitics）一经产生，就表现出与传统政治哲学十分不同的研究思路。如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政治学的发起人柏吉斯确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如同自然过程一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可以用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揭示出这种规律性，从而建立起政治科学。他把这套分析方法称之为历史—比较方法，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试图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思辨的和演绎的方法。此后不久，柏吉斯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局限于历史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受到不少政治学家的怀疑和批评。20世纪后，美国政治学界著名思想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倡导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认为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走向社会，深入民众，从大街上、办公室里和议会大厦中汲取政治学研究的原始资料；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但是，很明显，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倾向，并没有改变而是强化了政治学作为实证性、经验性科学的地位和特征。从政治学的诞生和发展情况来看，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客观地研究比较具体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和政治问题，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经验性，应当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但目前政治学界，特别是我国的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按照这种看法，政治学就不可能是一种科学。因为任何能够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必须对自身的研究对象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即采取一种不包含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偏好的客观态度。
本文认为，强调政治学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的区别。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在政治实践或国家生活中所贯彻的政治理论主张，是一定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据，因而可能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例如，我们主张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就是一种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与美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这就是政治学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同样会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学问题来加以研究。所以政治学如果想成为一种科学，就不能具有阶级性。强调政治学具有阶级性，就会使政治学研究难以对研究对象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从而妨害政治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同政治学相比，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似乎更加难以确定。首先，就具体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来说，没有哪一类现象或哪一种过程不属于政治学而仅仅属于政治哲学。也就是说，尽管政治学研究哪些政治现象和具体的政治过程并不是很容易确定的，但对于任何一种政治现象或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必定属于政治学，而非属于政治哲学。其次，有关政治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国家、政党、政体、政府、法律、行政、政治体系等等，虽然可以说是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内容，但这些概念或范畴的研究大致属于政治学原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哲学完全不研究政治现象、政治过程以及政治理论的基本范畴，而是说政治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与政治学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政治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就大可受到怀疑。
了解政治哲学的性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在政治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何以遇到了哲学问题。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谈到法哲学的性质时指出：“在法中人必然会碰到他的理性，所以它也必然要考察法的合理性。这就是我们这门科学的事业，它与仅仅处理矛盾的实定法学殊属不同。”[1]我们知道，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他的国家学说，从而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因而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性质是很有启发性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关系、政治活动无疑是人类理性活动的领域，因此在政治中我们也必然会遇到我们的理性，从而也必然要考察政治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研究构成政治现实的那些东西是否符合政治理念，从而具有“合理性”。这个问题，应当说，也恰恰是当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最为重要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入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或者以改革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中国、越南等），或者干脆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俄罗斯、东欧等），但不管怎样说，政治制度的变革本身必然面临“怎样一种政治制度才是合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从非市场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制度体系必然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意味着支撑这个制度体系的“合理性”政治观念也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使政治合理性问题被重新探讨或被重新评价。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被“合理性”问题所困扰。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对此做出描述：“由于一直具有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这就给国家机器带来了无法满足的矛盾要求。一方面，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家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
这样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一方面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旨在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另一方面却又要求阻止这种能力的扩大，因为这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于是，国家机器就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2]
在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合理性问题更是十分突出。“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国际贸易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地理扩展、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跨国公司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日益扩大等几乎完全打破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界限，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不断强化各国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与此相应，各种跨国机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协调、控制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不断深化和扩展了各国之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互动。从这个方面看，放弃战争，谋求永久和平日益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价值准则。然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以古典国际法为依据的全球秩序建构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尽管早在二战以后，和平主义的意识就已经得到世界公众的普遍认同，但这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大量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国内战争。有关民主与专制、领土与问题的传统争端与种族冲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从而有了非同以往的形式和内容；在世界经济或国际换体系中，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相互竞争加强了各种扩张势力之间的相互角逐，使谋求国家安全、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努力屡屡受挫。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打破一切常规的方式对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不仅使人们感到世界的不安宁，而且感到这种不安宁的根源和方式是如此的不确定和难以控制。从这方面看，当今国际社会中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性依然十分强烈，以至我们至今看不到彻底遏制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的国际秩序才是合理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何才能建立起来？”等就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内在相关性
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理念、考察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这就使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寻求根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施特劳斯指出，对于政治领域中的事物，我们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到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政治哲学研究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
因此，政治哲学本身不可能是中立的，它的目的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为此，施特劳斯在《何谓政治哲学？》一文中，给政治哲学下了一个定义：“政治哲学是一种想要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质，以及正确的或良善的政治秩序之企图。”[3]由此可见，政治哲学所研究的政治理念，既是政治事物的本质，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良善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标准，因而它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对象。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可以说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前者是用实证的方式或经验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性质、历史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后者则基于正义与不正义、是与非、善与恶、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奴役等政治理念对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做出价值评判，并探讨这种价值判断的终极性判据。当然，指出政治学作为一种实证性的社会科学不具有阶级性，并不是说政治学家是没有阶级性的，更不意味着政治学家就不能对政治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但必须指出的是，一旦政治学家对政治问题作出价值层面的思考，这个思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的思考，而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政治学家完全有权利对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
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巨大的空间，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不好，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
1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冲击
主席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各种东西方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这里共享和交织。大学生群体因为他们的生活阅历有限，政治辨别力不高，所以极容易陷入思想误区，也难免受到一些消极、反动信息的影响，形成错误的、不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方面网络所传播的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会造成大学生是非观念模糊，使长期沉湎于互联网的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淡漠，道德意识下降，价值观产生倾斜，甚至走向极端，导致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大学生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防止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引导大学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化的日益繁荣，信息的和使用没有限制，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对网络高技术的垄断，大量宣传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发表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对我国大学生进行西化教育渗透。大学生因其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容易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潜移默化的扭曲和侵蚀，严重削弱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2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负面影响
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也容易受网络误导，误入歧途。网络是一个信息的宝库，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的垃圾场，各种多样的黄色信息、暴力信息混杂在一起，陈旧过时、错误有害的信息也在不断增多，这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信息和观念，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一些思想单纯、意志力不坚定的大学生在网上游戏人生，导致思想意识低沉、扭曲，拒斥现实社会，影响了正常的人际关系。而对于自制力较弱的大学生来说，往往会出于某种心理刻意去找一些错误信息，甚至导致一种新型的信息犯罪行为。与传统的面对面的德育方式不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无法确认受教育者的真实身份，在虚拟性的交流中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3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提出挑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未来高校德育工作的必然趋势，在充分利用其带来的有利条件，防止负面影响的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尤其关键。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处于一种信息优势的地位，通过课堂、讨论会等，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容易树立威信，从而得到学生的尊重，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具有开放性的网络时代，学生们也可以平等地接触到网络信息，获得和教育者对称的信息。而教育者有时候却处于信息劣势的境地，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存在网络意识淡薄、网络技术水平差、缺乏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性、观念更新不够等不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时俱进，熟悉网络、更新知识、提高素质，是迎接未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思路和对策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更为复杂的任务，这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海量的信息面前要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及时捕捉并区分对大学生造成影响的信息，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二，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丰富的网络文化知识，能够与学生进行网上对话和交流。第三，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良好的信息道德，抵制各种各样的违规违法、不健康、迷信反动的信息，尊重个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第四，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较强的信息能力，能够从网络中获取思想政治信息并提取、吸收、存储，也能够对信息进行开发、制作并以新的面貌传递给受教育者。具体来说，要注重以下几类人员的培养:
1）培养网络管理与网络技术研发人员
必须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熟悉网络特点的管理人员，加强对网上信息的管理，对于有益于学生的信息，要宣传推广，扩大影响;对于有害的信息，要坚决予以删除，绝不允许流传、泛滥。并且善于甄别不同的信息，进行恰当的引导。另外，还要有一支技术过硬，能够创新的网络技术开发队伍，通过开发新的功能来加强思想政治网站的实效性和特色化。同时注意加强网络的安全性。
2）提高辅导员素质
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90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辅导员是连接学校和学生的桥梁，是解决学生生活、思想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求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尤其要提高其运用网络开展工作的能力。比如，辅导员可以利用QQ、论坛、电子信箱，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掌握其真实的想法，从而充分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预防预测功能。
3）加强对“两课”教师的网络技术培训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师(简称“两课”教师)，是学校德育队伍的主力军，肩负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等重大使命。“两课”教师不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比较精通，对于网络技术也要熟练，这是在网络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因而应加强对“两课”教师网络技术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运用多媒体、网络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两课”的效率和教学效果。
2加强校园网建设，主动占领网络阵地
具体措施有:(1)建立具有正确政治导向的网站，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手段，以重大节日、重大事件、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为契机和切入点，在网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通过形式灵活的方式方法在网上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比如设立“党建园地”、理论文库”、“形式政策焦点”、“革命歌曲电影”结合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实际，将“两课”的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能够使大学生进一步树立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形成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夯实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2)建立健全高校网上论坛(BBS)，开展平等互动的在线教育。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身份，没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对立，大家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成熟的论坛分为不同的主题论坛，涵盖了师生关心的问题的方方面面，具有发表看法、吐露心声、寻求帮助等功能，往往是社会焦点问题的集中发散地。由于参与度高，对BBS舆论的正确引导很重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围绕大家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阐明科学立场和观点，尤其对一些错误的言论进行引导，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3)成立高校网络中心，开设网络服务专栏。由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同时掌握网络技术的老师担任管理者，通过留言、对话的形式与学生在线交流，即时或定期的解答学生们的问题，解决他们思想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能更准确的了解到学生当前的思想政治状况，获得第一手信息，这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信息资源。比如，许多高校成立了心理咨询网站，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开展调查，通过学生平时吐露心声及时发现有心理预兆或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地干预和化解学生心理危机。另外，也可设置答疑信箱，针对学生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做好服务工作。
比较公认的是，政治哲学源于对政治生活问题的回答尝试。而这种回答又深受政治哲学研究者方法进路的影响。但是，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或政治问题的研究方法三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则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加以清理。本文拟在探究三者关联性的基础上，对于政治理论的理论变化脉络加以宏观的勾画。为此，本文设定解析这种关系结构的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两种类型，并从下述四个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其一、从20世纪50年生的一场如何复兴政治理论的争论出发。一方面分析直到现在余波未平的这场讨论具有的如何理解政治生活、以及如何重建政治哲学的蕴涵。另一方面引申出政治理论解析政治生活的方法问题。其二、分析在政治思想史延伸的大多数时间当中，为何从苏格拉底一直到19世纪晚期西方的规范政治理论方法长盛不衰，以及这种对于政治活动的价值的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无可挽回的衰落了的原因。其三、探讨替代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而兴起的行为主义的政治理论、或者说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理论何以能够颠覆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以及这种政治理论方法在晚近时期从政治学主流方法舞台上的退隐的变迁状况。其四、分析政治理论在规范方法或实证方法的指引下分析政治生活所表现的意义，从而将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三者关联起来进行考察，归纳出简单的结论。
一、一场争论的发散效应
眼光先投向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推动西方政治理论界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重大事件就是纳粹问题。纳粹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政治信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秩序。西方的这一现代性体系，本来是一种从启蒙运动以来，更远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支配了西方人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制度安排和生活秩序。但是怎么被纳粹轻而易举地就颠覆了呢？第一、现代政治信念的基本的支撑观念——自由、平等、博爱，被纳粹彻底的毁灭掉了。正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正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正是大众民主具有嘲讽意义的把希特勒抬上了德国总理这个宝座。而希特勒恰好利用自由公****用民主制度赋予的权利把他选拔到总理这个宝座、所赋予的庞大的社会机器和极其煊赫的国家权力，来剿灭他不喜欢的德国人——机械化的屠杀犹太人。这正造成了一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反讽。自由、平等、博爱的机制，为什么在选举了希特勒后，反而把西方人自认为的在制度上有完备建制或者健全机制的东西给颠覆掉了？这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第二、希特勒整个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态势使西方人要系统反省。什么态势？那就是他是种族主义的。他不仅反自由、平等和博爱。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文化非常敌视，他颠覆一切价值。有的人认为这就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对西方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尼采哲学，对纳粹的深刻影响。一切价值在纳粹看来都不值得尊重。纳粹落入价值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他们运用工业革命的成果来达到野蛮的政治目的。这又促使人们进一步反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本来的发生、发展，得到有力推动，并且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自18世纪以来就坚信启蒙哲学家们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坚信的信念：由于工业革命产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和幸福。但是，现在工业产品成了杀人的武器，不仅带来不了快乐和幸福，而且让我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样一些问题，使得西方人用战争的手段或者以暴易暴的手段战胜纳粹之后，必须要在政治理论上来回答。由启蒙时代所有的大思想家们奠立的现代性政治理论：理论层面上是自由、平等、博爱；制度层面上是民主、法治；工具性层面上是科学、技术。这些东西必须要加以反省。在50年代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反省纳粹问题的思想推动，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新秩序提出的其他的要求中，可以看出，社会政治生活是推动政治理论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
50年代，所有西方一流的政治理论家们都动员起来了。这使得20世纪初期，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政治学理论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在政治理论家们看来，实证的政治学家们所有的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只强调我们在某种价值体系已经得到认同之后，怎么样来研究公民的政治行为差异。通过一个数学的量表、或者一个曲线的设计，我们把公民的行为进行归类。这样，使得政治哲学上的种种基本价值的自我辩护，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西方人放心的是，自由已经得到认同，认同之后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只需要论证自由的参与，自由的运作机制，自由本身发展的状态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通过传媒调查、随机抽样，表明谁支持谁，谁反对谁。如此，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政治选择换算成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数量关系。这一点恰恰使我们忽略了政治本身的基本价值主张，进而忽略了政治行为的抉择究竟是依靠什么的问题。这到后来走到了相反的一端，使得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狂人(如希特勒)特别傲慢。他一直认为当时德国所接受的是西方(因为德国相对于英法是东方，他也认为他在抵抗“西方”)腐朽没落的现代政治思想。希特勒恰恰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他之前正好有一个生存了14年的魏玛德国。魏玛德国制订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宪法。但可惜的是这个宪法没有能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而魏玛德国非常****。当时整个德国的****和魏玛宪法的完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腐朽，他号召德国人起来“革命”，摧毁魏玛德国，夺取国家政权，要把德国从普遍****的罪恶渊薮中拯救出来。这些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就可以看到。从中，我们发现，希特勒和二战以后政治理论家们发现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发现的角度和解决的思路截然对立。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18世纪的启蒙哲学理论，在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的“抵制”下，显得非常孱弱。它不能够像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那样，引导我们解决政治生活当中的应当问题、好的问题、值得的问题，即政治的价值规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二战前期的价值真空和二战后的价值重建，要求政治理论家们来回答：纳粹出现的政治理论原因究竟是什么？
关键词：高中政治；时政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8-299-01
高中政治教学与时政教育相结合是让学生了解当今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重要途径。引入时政教学可以弥补教材上的不足，学生可以运用在书本和课堂上学习来的理论知识，来分析时政问题，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还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培养学生关注国家大事，心怀天下的美好品质，因此，高中政治课堂的时政教学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为什么引入时政教学
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让学生可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基本路线，出台政策的一门学科，它能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家形势，掌握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对于对正在成长、未来国家的主人的高中生而言，这门课意义非凡。
时政，即“世界发生的应人瞩目的新闻”。当今世界局势变化万千，课本上的政治新闻，不可能跟上世界政治的发展。教师在政治课堂中引入时政教学，可以将课本上枯燥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就会极大的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还可以让学生主动思考，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将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对于高中的政治课堂，时政教育就相当于另外一本政治教科书，里面的内容热点是十分重要的。
二、高中思想政治时政教育的现状
1、政治时政教育历史和发展情况。时政教育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就成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在革命干部学校出现了政治理论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就是时政教育的雏形。经过新中国过的成立，，改革开放三个阶段的发展，时政教育取得长足的进展。国家向来重视高中的政治教学和时政教学，在当今世界资源共享，全球化的浪潮下，时政教育更是被重视。有了国家的支持，经过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时政教育扎根思想政治课堂，同学对政治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教育活动中，时政教育开展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数量和质量越来越高，时政教育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宽广。某种意义上而言，体现了时政教育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2、时政教育的开展缺乏保障。虽然时政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开展中也有很多不足。高中生面临着人生中很重要的高考，在高中政治课堂上老师会过于重视教科书上的理论知识，将时政教育放在次要位置。不能真的将时政教育与教科书相结合，时政教育在高中的政治课堂得不到保障。
3、时政教育的内容缺乏保障。时政教育与思想政治课堂不同在于，后者有教科书而前者没有。所以，现在的时政教育内容就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上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新闻时事件时，如何去做时政教育内容的选择；二是，时政教育的内容来源于政治教师的挖掘选择，如果老师没精力挖掘质量高的时政新闻，或老师没有时政新闻的来源，那么时政教育将无法得到保障。时政教育任重而道远，如何保证高中政治时政教育的开展，和政治时政教育内容的质量，是时政教育工作者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三、造成思想政治时政教育问题原因
中国教育界的一场重大的变革就是素质教育的实行，但任重而道远，离目标真的实现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在这场教育变革中，要求老师以学生为出发点，转变对师生关系的理解，但由于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尊师”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虽然制度变革了，但分数依然是衡量一个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在“填鸭式”教学下，学生没法很好的接受时政教育，选择时政教育就意味失去很多高考能用到的理论知识。老师也就将时政教育放在了次要位置，就造成了今天这种理论和实际失衡的局面。
面对高考，时政教育过于功利性。高中会考之后，理科班的思想政治课变为学习其他科目的自习课，本来理科班的文科课表就少，如此一来就失去了接受思想政治时政教育的机会。而文科班在会考之后会用理科课的时间上政治课，但是都是偏向于课本理论知识，对思想政治时政教育也都是强化记忆。在这种功利性的环境下，时政教育的比重就被削弱了。由于思想政治时政教育中，时政内容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高中政治的时政教学形势也不固定，学校也不会对政治课中的时政教育进行考察，就导致师生产生一个误区，认为政治课时政教育不重要，导致时政教育设计和安排上很随意。
四、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时政教育
1、将书本变案例。思想政治是学生了解党和国家路线，基本方针，出台政策的主要途径。时政教育能通过一些时政新闻，直观的将党和国家的路线，基本方针等变现给学生，原本枯燥无趣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形象，调动了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2、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高中生思想活跃，对新闻事件敏感度高，理解能力强，都喜欢接受新鲜事物。我们就可以在政治课堂上根据教科书找出与本章有关的时政新闻，让学生自己思考，引导学生关注时政。让他们用书本上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讨论时政新闻，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既让他们学会了知识又培养他们对时政的兴趣。
事实证明，近年来高考政治中，试题多数都以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为框架，紧密的联系着生活。
理论是高考政治中的出发点，时政是高考政治的延伸点。在平时的思想政治课堂中，在训练好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选取高质量的时政新闻，刺激学生对时政的敏感性和把握能力，让学生对时政新闻加以分析，考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才是高考政治中拿到胜利的关键钥匙。
总结：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生首先得知道国家的基本情况，党的基本方针，国家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政治正是他们了解国家的重要途径。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国家未来生存的生力军，不能仅仅满足于了解本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只有了解国际时政，才能更好的去建设祖国家，与他国竞争。时政教育能培养他们这种心怀天下思想。所以，高中政治时政教育很重要。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政治；善品；基本行为；正义；构造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28-07
人们已经从事了几千年的政治哲学研究，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质询却似乎是一个新的问题，并且迄今依然是悬而未决的。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论断却关涉现代学科划分的深层理论和困难。这个质询所要求的答案是关于一门学科的界定的，这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上面说政治哲学已经为人们研究了几千年，这是就其内容而论的，亦即今天归在政治哲学名下的那些议题和内容在几千年前就为古人所关注和探索。不过，人们并不以政治哲学这个名称来指称那些研究，他们或者以其他的名称来称呼它们，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不仅因为学科体系乃是现代知识体系化和学术制度化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向来就与相关的政治、道德、经济和法律等问题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看作是政治的、道德的或综合的研究，而没有为之划出一个单独的领域。即便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英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在多数人看来也是属于道德哲学或其一个部分，而在德国，政治哲学更是一个新的名称，依照德国的学术传统，相关的研究是归于“法和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这样一类名称之下的；在那里，政治哲学这一名称只是代表了英美学术活动的影响，尽管它呈现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趋势。在英语学术界，政治哲学不仅被归于道德哲学之下，而且也通常与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甚至一般社会理论杂糅在一起。
这些现象一方面表明，政治哲学在学科分类上的确是一个新的科目，因为迄今为止将政治哲学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以及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诚然，这种区分并不能够在政治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但它却要奠定自己的基础，澄清和界定自己的核心内容与研究对象等。另一方面，它也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提供了指针。诸如法和权利①、国家、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都是政治哲学的关切所在而构成政治哲学的对象范围。不过，政治哲学并不只是一般地研究这些问题，而是研究作为它们根据的观念，或者说价值；就此而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
那么，像法和权利、国家、个人和社会这样一些不同的实体和领域是如何与政治哲学相关的?或者准确地说，它们的哪些内容或层面对于政治哲学来说，乃是具有某种或某些共同性的东西?倘若说对观念、原则等的追根究底式的研究，正是哲学的本务，那么这些共同的东西在政治哲学的名下就是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法、权利、国家还是个人与社会都有某种在政治与政治哲学视野之下共同的东西。于是，就如法哲学乃是关于法和权利的哲学研究，国家哲学乃是关于国家的哲学研究一样，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政治的研究。就是关于那些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质的东西的研究。那么政治在这里意谓什么?从歧见丛生的无数观点中，我先选择两个典型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这不仅可以使人看到关于政治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尖锐对立。而且也可以让人看到政治哲学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对象上的巨大张力。
一种是现代的古典观点，它是由施特劳斯表述出来的。这样一种特别的情况对我这里的阐述具有一种特殊的帮助，它让人同时了解古希腊人关于政治的观点及其现代的奋庸者的思想。
施特劳斯是着力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的先行者。他这样来规定政治哲学：“于是，政治哲学就将是以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见的努力。政治事物按其本性要经受赞成与反对、选择与拒绝、颂扬与谴责。出于政治事物的本质，政治哲学不是中立的，而是对人的服从、忠诚、决定或判断提出要求。倘若一个人不是严肃地对待它们的明白的或含蓄的要求并据好与坏，正义与不义来予以判定，换言之。倘若一个人不是以某种好或正义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他就不能理解政治事物之为政治事物的如其所是。要做出坚实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正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地处理它的主题，它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真正地既认识政治事务的本性又认识正当，或善，政治秩序的努力。”
施特劳斯的观点可以分析如下。第一，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意见，知识或认识与意见的区别，当从柏拉图的区分上来理解。其高下之别自然就不言而喻，前者是持久的、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在后者是暂时的、晦暗的、不真实的东西。第二，这种知识不是中立的，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或者说善恶标准作出判断的，并因而要求人遵从等等：换言之，没有这种价值判断与以之为基础的要求与主张，就无所谓政治事物，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哲学。第三，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于是就有两项，其一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即它要对人提出一定的要求，包括道德的要求与意志的要求；其二就是获得关于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表达，或者说，对古希腊人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概括与重述。
柏拉图的知识论是其理念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就意谓存在着一种确定不变的知识的对象，后者不仅是精神性的，而且也独立于这个现实的世界而存在，但却是这个世界的样板。这一观点在现代很难为人所接受，并且与现代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相冲突。由此，施特劳斯所谓的政治事物的本性和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从其本义上来说就是某种外在于现实世界而却要为这个世界立则的价值或观念；而人们必须按照它们来对这个世界作出判断和决定。不过，施特劳斯并没有直接申明我上面所提示的那些古典观点的深层意义。但这样也就会造成根据阙如的漏洞。这些观点所表明和提示的是那种古典政治哲学或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在基本哲学立场上面的区别，而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差别使得善恶、正义与不义这些概念具有大相径庭的意义。
那么，政治在施特劳斯那里究竟意谓什么呢?施特劳斯的观点依然是古典的：“政体(regime)意谓那样一种整体：我们今天习惯于主要地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来观看它：政体同时意谓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它的生活的样式，它的道德的品味，社会的形式，国家的形式，政府的形式，法律的精神。我们要试着把简单的思想与复杂的思想联结起来，它以政治(politeia)这个术语将自己表述如下：生活是指向某个目标的行动：社会生活是指向只能由社会来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行动：但是为了追求一个特定
的目标――它也是社会的全面的目标，社会必须以符合那个目标的方式组织起来而被赋予秩序，构成起来而被赋予法律；然而，这就意谓，在这个权威之下的人们必须调整而去适合那个目标。”
施特劳斯的政治概念因此有两个要点。第一，政治就是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全部，从道德到政治，包罗无遗；第二，整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政治就是一种追求这个目标的行动：整个社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并且根据这个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一切秩序和法则也是依此而建立起来的。上述观点既关涉哲学的立场，亦关涉方法的问题。所谓哲学立场就是指共同体的目标，这种古典的政治观在古代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在这里的题目的范围之内，但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具有意义却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与社会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性是正相抵触的。从方法上看，此种做法，即要求包罗无遗地控制一个社会，或者退一步说，将一个社会完全地安排或组织在依照一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秩序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并无成功的事例。在古希腊，一些城邦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个目标，乃是它原本就将人类的大部分贬为非人，然而尽管如此，它们也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今天，由于政治一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巨大，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或大体同等的资籍，从而人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多元性更其复杂，要在施特劳斯所谓自由的状态下确立某个共同的目标(而在古希腊所谓城邦的共同体目标就是道德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
出于这样一种复古的理想，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应当与政治科学就是同一个东西。政治既然就是那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的行动，那么政治事务也就等于人类的全部事务或整体事务。而政治科学也自然而然地包括对人类全部事务的研究。政治哲学也就是这样一个囊括一切的学术活动。因此，他不仅不承认哲学、人文学科与其他经验学科之间的区别，也抗议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相对于政治哲学的独立和彼此之间的分立。据此他断定，政治哲学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施特劳斯在现代追问政治哲学的真谛，结果却是古希腊政治学的重述，而后者至少有两个要点在今天是无法获得确证，也无法为人所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社会共同目标的观点。现代社会虽然必须遵守一些使自己能够构造起来的基本观念与原则，但并不接受某个特定的道德目的为社会的唯一或最终目的。社会共同目的说虽然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理想。但即便在那个时代它也不具有普遍性。其次，政治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层面，但决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虽然施特劳斯将政治作了最为广泛的理解，事实上，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政治在古代社会所起的作用远没有道德所起的作用大，并且也没有像在今天社会生活中那样普遍化。
另一个关于政治的经典定义是完全现代的观点，这是由韦伯提出来的。韦伯完全从经验科学的立场来分析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这是与施特劳斯针锋相对的立场。韦伯的界定直接从国家来着手，“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在韦伯看来，国家的特点在于它所拥有的特殊的手段，这就是使用暴力。“国家是这样一种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也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的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可以看到，韦伯这个定义具有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因为后者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此种镇压既包括政治统治，亦包括经济压迫。不过，韦伯的定义比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更具一般性，并不仅仅将权力局限于镇压和压迫的功用。不过，暴力垄断虽然是国家的典型标志，但却不是一般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体现为权力分配，而权力却是有其指向的。在这里。倘若人们考察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政治的范围原本要比国家的界限宽广得多：换言之，政治不仅先于国家，而且其行动也比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的活动要广泛和深入得多。
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政治的界定对人们来说也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一致的。达尔在分析现代政治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称之为政治的每项事物，拉斯韦尔也称之为政治，但拉斯韦尔认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韦伯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韦尔就认为一个商行或一个工会，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达尔这里所说的控制、影响力和权威的人类关系都可以归在一般的权力及其作用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就是人类群体之中的权力运作。就此而论，达尔的观点并未脱出韦伯定义的窠臼，只不过后者的定义更为狭窄和确定，政治仅仅与国家权力的运作有关，而不包括那些无关乎国家形式的权力运作。对政治作尽可能广泛的理解，比较符合学术兴趣的一般要求，或者满足学术彻底性的要求，而对这里的主题来说，韦伯这样有其限定范围因而具有典型性的定义却更切合政治哲学之政治的特点。
在甄综各种观点和考虑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政治可以规定如下：政治是人类在一定共同体内为分配社会善品而发生的行动。这里所谓的共同体一般具有一个垄断这种分配权力的最高机构、一定的制度、一定的领土。政治的范围无论是就人类社会一历史的时间维度来考虑，还是就其空间维度来考虑，都要大于国家的界限。然而，无论如何，国家是人类政治行动最为集中、典型的场所。
因为，政治哲学所关涉的政治原则不仅具有普遍的性质，而且也具有强制的性质，而一种原则的普遍运用和强制实施在现代社会只有在一个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之内，才是可能的，才有其现实性。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才需要普遍的原则来构建其主体结构。从作为一门学科的一般意义着眼，现代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那些政治价值观念，正是为具有这种性质的原则提供根据和理由的，这样的界定就切合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的分析与批判的工作，而就政治哲学的营造的性质来说，它为甄选基础政治观念及原则提供了范围与性质的指导。
毫无疑问，我上述的定义和韦伯的定义依然是实证的，而非哲学的。这里可以来看一个有关国家的但却属于哲学的规定。“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即一个在若干有关国家应如何组织的问题之前的问题，是任何国家究竟是否应当存在。为什么不要无政府呢?由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倘若站得住脚的话，切掉了政治哲学整个主题的支撑。所以从考察其主要的替代物来开始政治哲学是适当的。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并非一种没有吸引力的理论的人们，会认为
有可能政治哲学就在此终结了事。”很显然，政治是什么以及国家是什么，这些均属于实证科学的问题，而国家是否应当存在这样的问题，才具有哲学的性质。诺齐克这个问题其实也并非纯粹哲学的，它包含了实证的科学可以处理的内容，人们能够从经验的层面来提出某种回答。政治哲学的纯粹关切当就实存的国家提出国家应当如何的问题。
无论韦伯的定义还是达尔的界定都没有关涉政治权力应当如何的问题，而这对政治哲学来说乃是根本性的。在诺齐克问题的基础上，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有这种性质而不是另一种性质、这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权力；或者更为直接地要求，政治权力应当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政治权力虽然抽象地说可以出于任何可能的理由并用于任何可能的目的，但是它的正当性始终是受到人们追问的，是要经受人类理智的质疑并在其中获得诠证的。在韦伯定义以及达尔诠释的基础上，我可以补充说，政治权力的一般而根本的目的和指向乃是社会善品的分配。而所谓社会善品就是指从权利、财富、地位一直到环境、教育等等社会之中为每一个人所必需、所追求和所尊崇的东西。
现在，我可以进一步来规定政治哲学之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指在一个共同体内强制而普遍地分配社会善品的行动。换言之，以分配社会善品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始终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依照一定的原则通过一定的制度而普遍地实现的。这样一来。考察的视角就发生了转变：我不再从现存的政治权力及其机构出发来考察它们的行动，以及追问它们的根据，而是从公认的社会善品人手来探讨和研究如何分配它们的原则，以及其观念的根据。这样一来，政治哲学之政治在理论上就从现存的政治现象之中抽象了出来，它不再是对那个现象的描述与概括，不是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反而成为政治哲学这种思想活动的结果，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由政治哲学构造出来的。这样构成出来的政治对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就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为考察、分析和批判历史上既有的政治提供范式，另一方面为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制定蓝图。
在这样理解下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构成的理论活动或者说营造的哲学思维，而后者的产物就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活动，在罗尔斯所谓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后面的那些代表的活动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理想的政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的政治，并且在政治哲学中，这样的规范是先于政治行为的，而不论在实际的社会一历史中，规范事实上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政治行为的反思与评价。政治哲学并不描述实际的政治现象，也不对之进行实证的分析，因此它之构造理想的政治行为或活动重在其模式，而后者的观念形式就是规范或原则。在此文中。理想的政治行为也就是社会善品的分派活动。因此。现代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善品分派的规范和原则的构成与确证。
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工作是有其限度的，它并不具体地去设计、制定和安排实际的政治制度与机构，也就是说，并不处理由人类最为基本的政治行为模式所衍生的其他更为具体的也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式。因此，它只是构造社会善品分配的一般原则，为这些原则提供观念的根据，从而证明这些原则的正当性，亦即为这些原则提供确证。这些构造与确证就要直接关涉个人、社会及其各种形式的团体，并表明对它们的基本态度。不过，在实际的理论进程中，这些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这里我可以总结说，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与任务就是为社会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则，作为原则根据的观念，以及对上述两项的确证，即正当性证明。在今天，政治哲学如果不以此为中心关切，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就是以这些观念性的东西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关注，尤其是得到人们的重新诠释、确证和营造为契机的。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就是为一套适当的制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保卫民主的自由权和平等，而这样一种基础首先是观念性的东西。
当然，根据各种政治哲学的实际学术形态，我这里也可以对它作出如下的中庸的规定：政治哲学研究上述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从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研究根据这些原则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研究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就此提出的各种判断和观点：政治哲学同时还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
至此为止，我对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回答。不过，即便就此而言，这里还有三点需要作进一步的阐发，即1)正义，2)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以及3)社会目标。
第一点关涉对正义的理解。抽象来说，正义是对政治行为或活动的一种积极的评价，或者用形而上学式的术语来说，是指政治行为或活动的某种性质。正义判断总是以某种相应的观念、规范或原则为标准和前提的。于是，从哲学上来说，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正义。因为政治哲学并非提供任何一种政治行为规范，而是要构造和确证某种正当的或对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称为正义哲学。
第二点关涉对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的理解。前文已经提到，政治哲学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其旨在营造理想的基本政治行为模式及其规范。它并不以人的政治行为的实证分析与考察为中心关切，也不从经验上研究上述基本政治行为与所有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的基本政治行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直接关涉人的其他基本行为模式，比如经济的或法律的行为方式，并且政治哲学所构造和确证的基本规范同样也是适用于人的其他行为的基本原则。
所谓的人的基本行为的说法蕴涵了作为整体的人的社会行为，而后者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分的根据并不在于人的行为的区分，而在于不同的视角、着重点和方式。这就是说，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原本就分别由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行为组成的，而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等等视角从人的整体行为之中抽象出不同的层面。人的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为都是整体的，都可以从上述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也就是说，都具有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意义。这样，人们就可以明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等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的差异，而在于视角的不同。现代学科之间关联以及挪移的可能性就在人的社会行为原本就是整体的和重合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之点需要注意：一旦说到人的基本行为，这就意谓某种哲学的反思与构造的性质。政治学是对人的行为从权力关系或善品分配角度所作的实证研究或考察，而政治哲学探讨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并且旨在营造和确证某种被认为是正当的规范。前者重在分析和考察人的政治行为是如何的，当然也会关涉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是如何的问题，而后者重在关切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应当是如何的。两者的区分就关涉事实与价值两分这个经典问题。政治哲学作为一门旨在营造和确证正义规范的学科，它面临特殊的理论的和实践的
困难：它构造和提出一套正义规范或原则，但后者又必须得到社会成员或现实的人的实际接受才能够成为现实有效的东西。现代政治哲学一方面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其所营造的规范的应当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要着力建立这些规范或原则与实证现象之间的复杂却又必不可少的关联，并且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营造起来的规范总是被期望落实为现实的行为。
这里稍微提及一下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以及相应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是有益的。正如人类认识史和学术史所表明的那样，在实际的认识过程和学术活动之中，人们自觉地意识到应当如何与事实如何之间的区别，是很晚的事情。这种区分最早是由休谟清楚地表达出来的，随后的经典模式就是康德予以截然分别的理性两个领域――尽管康德坚持理性本身是统一的。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曾试图通过价值、历史性与经验或实证性的区别，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这样一种努力即便也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以好坏判断或日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研究，在今天依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的现实危害。在中国，此种情况为害尤甚)，不过，所谓的区分只有在严格的限定下才有实际的效果。因为价值的标准与历史性的标准并不是同一的；历史性的东西同样也涉及事实，而价值的东西也涉及一般性。这就是说，当新康德主义者努力诠证某门人文学科。比如历史学因其处理历史性的东西因而乃非经验科学时，他们并不能够同时说，它就是一门价值性的学科。同样，当人们说伦理学是一门价值学科时，他们同样也不能说它就是一门历史性的学科。后者仅仅处理一次性发生的事件。
当然，不同意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两分，作为一种理论态度，比如普特南的观点，自然也有提醒人们自然语言复杂性的作用。然而，他关于价值与事实之间区分消解的根据，却也可以用来证明一切事物之间区别的消解，比如事物与观念之间区别的消解，进而一切学科之间区别的消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而又复古的做法。不过，普特南的论证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倘若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方法论上的自觉，那么逾越价值与事实的界限就是难以避免的，而事实上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泛滥之中。韦伯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现代学术造成的危害，从方法论上对经验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价值无涉的要求，这个要求至今依然是有效的，尽管现如今一些学者也不能够准确地理解韦伯的意思。在今天，混淆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其危害并不仅仅限于学术领域――人们以价值判断代替对事实的经验考察。往往是谋取某种影响与现实利益的有效手段：既避免了艰苦的实证的研究，又可以博取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虚荣――而且也同样影响现实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人倾向于用其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观念来矫饰事实，或者直接地将其混充为经验的实在。
第三点关涉社会目标。这里需要稍作说明的是，倘若人们将社会目标理解为共同体的某种共同的规范以及由这些规范导致的社会状态，比如良序、稳定、繁荣等等，那么社会共同目标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为现代政治哲学所接受的，甚至也可以说，现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达到这样的社会共同目标。然而，任何超出这个意义上的目标，涉及任何特定的、具体的内容的社会共同目标，都不在现代政治的关切之内。政治哲学所要构成的基本行为的规范的核心在于每一个人的平等的资籍和相互兼容的自由权，而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其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当把一种特定的目标，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政治的目标，当作社会的共同目标，其结果必然造成个人之间资籍的不平等，从而导致奴役的结果。政治多元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哲学一个核心信念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在社会基本规范之下，所有其他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传统的、审美的或者文化的差异的存在都是正当和合理的，并且在不违反基本规范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冲突或许正是社会发展与生动活泼的动力。
论文提要：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曾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本文主要通过对古希腊城邦开始，然后对其产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理论来介绍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一、城邦——政治哲学的摇篮
城邦，一个城市连接周围的一小片乡村区域而成的独立的国家。城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它孕育了与众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希腊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狭小和独立，无论是在版图还是人口，即使与现代最小的民族国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国寡民。
而希腊城邦的内部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脱胎而出，最初实行的是贵族奴隶制，从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后，最终确立了奴隶民主共和国。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此间，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雅典在此期间自由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诸多的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学、艺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与辉煌的成就均达到了与其人口和规模极不相称的高峰。当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希腊霸主的地位时，希腊城邦制度也从此走向衰落，但它却留给思想家们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与对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随着城邦的衰落，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
（一）柏拉图关于城邦国家。在描述城邦国家形成过程时，柏拉图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因为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就产上了城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是合作的产物”。只要城邦具有统治性，且人应是城邦人，柏拉图就不得不放弃无统治的无政府注意观念，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兴趣不是无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们从柏拉图理论上的从政治与道德关系中理解城邦国家的特征时，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争议，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最后，我们再来对柏拉图关于政体的划分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五种政体形式：“贵族政体、财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我们更多地应当看到它的现实性。在他的《政治学》中，他认为城邦的性质和作用完全是为了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而人是不能离开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国家和国家下定义时，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参数为依据的，他所说的国家，只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结晶和希腊人结合的最高形式；国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所以，在他的观点上也很符合他的逻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国家（一种政治的结合）中，人的这一政治本性则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其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在国家里，能够实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结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体有机体的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希腊政治生活——政治与哲学的结合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根据传统观点，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后者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那种政治哲学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一）柏拉图——城邦主义政治哲学。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两个极其坚定的信念是与政治哲学分不开的。
第一，城邦国家至上。关于这点在第一段中已有说明，就不过多的叙述。
第二，以道释政，道德治国。“柏拉图是在人类学与伦理学论证的结合中探寻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与道德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个人与国家一体，家庭与国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导致了思想家们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他们往往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体系。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化，国家的目的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
（二）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们常常将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追至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建，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始终占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应该探讨理想的政府形式，也应该研究治理和改进现实中任何种类国家的方略。并且，亚里士多德从学科分类上将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而自立于学科门庭之外。所以，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愧为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之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力是国家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的标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理想国家的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合理性的问题；研究政体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运行方式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探讨政治艺术，属于统治术，即权术。由此看来，包括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未出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贡献——原始契约和自然理性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各个城邦已是风雨摇摆了。亚历山大继位时，希腊各城已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马其顿统治下的一个行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希腊人作为对现实消极的逃避，政治思想家们无可奈何地对个人思考替代了对城邦国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希腊的学术研究已经由政治学转向了伦理学，下面笔者将粗浅的对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两学派进行简单介绍。
（一）伊壁鸠鲁——“原始契约”。对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在对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和幸福观旨在告诉人们，要从毫无益处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隐退下来，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一样探讨人生的目的，认为人生目的是“义务”和“美德”。所谓美德就是尽量减少个人的欲望，求的内心的平静，而实现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顺应自然而生活。
从“顺应自然”的观点出发，斯多葛学派认为国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为国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局部、有限的，而应该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已经不是城邦的动物，而是天生就应该过一种世界国家的生活。
参考资料：
［1］宝成关.《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版.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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