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既不能离开发展，片面地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也不能不顾生态环境的随能力而盲目地追求发展。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能在适度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 环境 环境问题 环境论文
1研究区自然地理概况
河北渤海新区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沿海地区，渤海湾西岸，北起歧口河与天津市接壤，南至大口河与山东省相毗邻，北距天津110公里，西距沧州90公里。包括沧州渤海新区所辖范围以及沧州市所辖海域范围(入海12海里)，陆域面积3321km2。研究区气候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多年平均气温12．2℃，年平均降水量445．80mm，年平均蒸发量1690．73mm。多年平均日照时数2758．48小时，多年平均无霜期188天。
2研究区第四系含水层特征
研究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自上而下划分为四个含水层组。第Ⅰ含水层组底界埋深20～30m。以咸水为主，水质结构多为淡水－咸水型或含咸水型。富水性差，单井单位出水量为1～2．5m3/(h•m)。主要接受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动态类型属强入渗补给—蒸发、开采型。第Ⅱ含水层组底界埋深120～170m。垂直入渗补给条件差，地下径流滞缓，单井单位出水量5～10m3/(h•m)。水质结构多为咸水型。地下水动态类型属弱入渗补给、径流补给、开采－径流型。第Ⅲ含水层组底界埋深250～350m。富水性、渗透性及补给条件较差，单井单位出水量为5～10m3/(h•m)，东部沿海一带有咸水分布。地下水动态类型属径流、越流补给－开采型，是沧州市深层地下水主要开采层。第Ⅳ含水层组底界埋深350～550m，局部达600m。渗透性及富水性差，侧向径流补给微弱。单井单位涌水量多在5～10m3/(h•m)，局部小于2．5m3/(h•m)。地下水动态类型属缓慢径流、越流补给－开采型。
3区域地质环境问题城市建设和发展
依赖于地质环境，并且无一不将地质环境作为工程结构的地基甚至是结构的一部分，城市发展不可能脱离地质环境而孤立存在，因此，城市发展受到地质环境的制约。渤海新区主要面临的地质环境问题有地下水降落漏斗、地面沉降、海(咸)水入侵、地下水污染、海岸蚀退、沿海风暴潮等。
3．1地下水超采本区淡水资源相对缺乏，随着人类工程活动的不断加强，为了满足工农业及生活用水需求，地下水长期处于过量开采状态，水位持续下降，导致大面积的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的形成并逐年扩展。浅层地下水以咸水为主，地下水开采以第Ⅲ含水组为主，由于常年超采，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形成了沧州市、青县、黄骅相连接的复合型区域大漏斗。根据《河北省沧州市地质环境监测报告(2001—2005)》，2000年12月至2005年12月黄骅、海兴地下水位下降5～10m，年均下降1～2m。沧州漏斗形成于1966年。2005年低水位期－50m封闭线西到任丘麻家坞、沧县崔尔庄、南皮文家庙、献县县城，东到黄骅中捷农场、盐山县城;南到东光与吴桥的交界处，北与青县漏斗连为一体，－50m封闭区面积6528．5km2。据2001－2005年地下水位资料，2001－2002年漏斗中心位于市区石油二勘院内，2002年低水位期漏斗中心水位埋深96．78m，比2000年下降1．61m，2004－2005年该点水位有回升趋势。2003－2005年沧州漏斗中心由市区石油二勘院内转移到沧县东庞河一带，漏斗中心水位埋深由2003年的95．50m降至2005年的100．97m，下降速率1．82m/a，－50m封闭漏斗面积与2000年同期相比扩大816km2。2005年地下水开采量0．70×108m3，与2000年同比减少0．55×108m3。黄骅漏斗形成于1988年，漏斗中心为北尚庄。2005年地下水开采量0．042亿m3，低水位期漏斗中心水位埋深由2000年的60．43m降至68．76m，同期水位下降8．33m，降速1．67m/a;－50m漏斗封闭面积1245．2km2，占黄骅市面积的58%，与2000年同期相比扩大了693．2km2。其漏斗中心水位不断下降，漏斗面积快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大港油田连续、超量开采地下水所致。
3．2地面沉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层地下水大量超采，水位持续下降，形成了以沧州市为中心的区域地下水复合降落漏斗，产生地面沉降。沧州市1970年出现地面沉降，其沉降量为9mm/a;80年代以来沧州地区出现了区域性地面沉降，到1990年地面沉降量大于100mm的面积为7700km，超过沧州地区总面积的1/2，沧州市中心地面累计沉降量为1130mm。据2007年地面沉降监测资料，渤海新区为沧州地面沉要区域，在南大港农场和东常庄分别形成地面沉降中心。南大港农场沉降中心沉降量为1157mm，东常庄沉降中心为832mm，沉降量大于1000mm区域面积28．8km2，800～1000mm区域面积93．2km2，600～800mm区域面积889．6km2，400～600mm区域面积达675．8km2，小于400mm的区域面积达1633．6km2。
3．3咸水入侵沧州市咸水的分布特点是分布广，厚度大。无论水平分布还是垂直分布均属河北平原之最，咸水几乎覆盖全区。咸水体由沿海到内地逐渐变薄，呈一楔形体置于浅层淡水与深层淡水之间，并在青县东北部和狼坨子附近出现全咸区。随着淡水的不断开采水位不断下降，而咸水几乎处于原始状态，咸－淡水之间形成了几米至几十米的水头差，咸水与淡水之间水力条件发生变化，造成咸水入侵。据水质资料分析，区域内深层水Cl－Na型水的分布面积呈扩大趋势。1984年Cl－Na型水的分布范围在青县耿官屯—沧县顺昌屯到黄骅县城—海兴呈口一线以东地区，1989年Cl－Na型水分布范围为沧县顺昌屯到黄骅县城西腾庄子—旧城一带至海兴辛集，面积扩大了686km2，扩大率137．2km2/a。矿化度和氯离子变化反映基本一致。黄骅岭庄以东明显增高，岭庄以西，1986年后东部高矿化水入侵，使其矿化度增高。1989年比1981年增高了0．768g/L，平均每年增高0．096g/L。该现象说明:由于本地区黏性土占60%以上，砂层连续性相对较差，径流缓慢，使咸水入侵滞后于漏斗水位下降一个时段。咸水入侵强烈的边界在距沧州34km的黄骅岭庄附近。
3．4软土环渤海沿海地区软土分布面积达3．4万km2，渤海新区软土分布面积较广，是该区存在的比较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之一。区内50m以上的6个工程地质层中，第Ⅱ、Ⅴ工程地质层为软土。第Ⅱ工程地质层为第一海相层，岩性以浅灰－灰黑色淤泥质土为主，有机质含量高，局部夹粉砂薄层，软塑－流塑状态，中－高压缩性，见水平及波状层理，含海相化石。层底埋深12～15m，东部较厚，底层埋深在15m，多为海相淤泥质，向西埋深减小，埋深在12m左右，上部覆盖较厚的第一陆相层。第Ⅴ工程地质层属于第二海相层，岩性以灰褐、褐灰色淤泥质黏土为主，局部夹粉质黏土，软塑状态，中－高压缩性。层底埋深32～35m，厚度一般为6～7m，上部为第二陆相层，包括末次盛冰期硬黏土和MIS3阶段的河流相沉积，为区域的第一持力层，下部为MIS4阶段的河流相沉积，为区域的第二持力层。
3．5海岸淤蚀黄骅现代沿海海岸线的雏形形成于约1000年前。由于黄骅千吨级码头位于宣惠河的凹岸，海潮沿河上溯，涨落潮水在弯道环流作用下，对凹岸形成强烈冲刷造成侵蚀。对比1954－1985年航片，31年间黄骅沿海冯家堡－狼坨子岸段遭受侵蚀150～350m，侵蚀距离最大位于狼坨子，约350m。冯家堡附近约150m，龙王庙贝壳砂岛向西迁移170m，侵蚀速率8～12m/a。海岸带侵蚀对沿岸建筑造成威胁，并对地质环境造成破坏，加剧了风暴潮灾害。黄骅狼坨子村由于村边海岸不断侵蚀，村东部居民住房逐年被海水冲塌。高潮时村子成了被海水包围的孤岛，1986年全村拆掉800多间房屋，1420人被迫迁到离岸五里多远的新村。海岸线的侵蚀带来潮间带的淤积，老狼坨子附近潮滩近百年来的现代沉积速率约为2～3cm/a，这是该地区晚全新世以来沉积速率的40～65倍，即便考虑现代沉积物尚未经受充分的沉积压实作用，其远大于晚全新世沉积速率的基本特征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充分说明，近百年来老狼坨子地区开放潮坪上部和MHWST(平均大潮高潮线)岸线处沉积环境极其活跃，这主要是近一二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导致沉积加速。尤其是黄骅港导堤建设以来，导堤北侧海域大范围淤积。
3．6风暴潮1953年到2005年河北省沿海共发生风暴潮灾害20余次，其中9216号热带风暴、9711号台风形成的风暴潮、2003年10月11日的风暴潮及2005年8月5日的“麦莎”风暴潮给本区海水养殖业和沿海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失。
3．7地下水污染本区的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农业及生活次之。流经区内的北排河、沧浪渠、黑龙港河支流、宣惠河、子牙新河从上游—中游—下游三个断面水质分析，均为Ⅴ类水和劣Ⅴ类。主要超标项COD、NH+4、挥发酚等。南排河、廖家洼河、捷地碱河为Ⅳ类水。南排河水质较好，从黄骅市北部开始向东1km河段被污染，因受节制闸控制未向外延伸。工作区主要开采深层地下水，其上覆层厚度大，且以黏性土为主，目前尚未发现有大面积污染。浅层地下水防污能力较弱，由于工业、农业、生活污水及咸水淡化站尾水的就地排放，污染较为严重。
3．8其他环境地质问题区内深层地下水氟含量多在2～4mg/L、局部1～2mg/L，普遍偏高。高氟深层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对人体危害严重，主要表现为氟斑牙、氟骨病。地下水碘含量也普遍偏高，在常郭、中捷农场及以东区碘含量0．6mg/l以上，面积834．4km2。海兴北部、黄骅的旧城、盐山的杨集一带碘含量0．4～0．6mg/l，面积987．5km2。黄骅常郭、大丰庄、海兴东部、盐山东部为重盐渍化区，面积536．38km2。其余为轻度盐渍化区，面积584．85km2。含盐类型以Cl－型、Cl－－HCO－3型为主。盐碱土危害作物生长，降低作物产量。盐碱土还具有溶陷、盐胀、腐蚀等不良工程特性，对工程建筑有不利影响。
4地质环境问题防治对策
(1)规划制定合理地下水开采方案，对漏斗区限制开采地下水开采量，在漏斗中心禁止开采地下水，对地下水进行有效保护，逐步恢复地下水位。
(2)针对区内水资源短缺，加强水资源保护，制定出合理的供水方案。引用外流域地表水是解决本区水资源短缺和保证有效供水的根本性措施。
(3)全面、系统评价区域水资源量和水质，制定区域用水总体规划;科学用水，降低生产用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强污水处理研究，提高污水处理水平和排放标准。
(4)加强沧州地区地面沉降机理研究，加强地面沉降监控完善地面沉降监测网，查明地面沉降发展变化动态及趋势。
(5)加强海岸防潮工程和沿河防汛工程建设，修建永久性防潮大堤，充分考虑研究区海岸标高，地面沉降及其变化速率、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以及最大高潮位等诸多因素。
作者：陈彭王威马震单位：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立足实际，学者们认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大方面。
1.农村环境污染根据污染源的不同，学者们对农村环境污染进行了分类。有学者将农村环境污染分为农村废弃物污染、化肥农药污染、乡镇企业工业污染和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污染。还有学者认为农村环境污染是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农村现代化包括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和工业化、人口分布的城镇化以及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据此，进一步将农村环境污染分为现代化农业生产手段的过度使用带来的污染、农村聚居点因缺乏规划和环境管理滞后造成的污染，乡镇企业和集约化养殖场布局不当、污染治理不够导致的污染。根据污染域的不同，学者们对农村的各种污染进行了具体研究。农村水污染严重。农村水污染主要指水体富营养化和有机污染，其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考察了乡镇企业对农村水环境的污染。有学者则以太湖流域污染为例，论证了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种植业污染和养殖业污染。还有学者指出，农村生活垃圾会随雨水进入河流，进而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较大的威胁。农村土壤污染严重。有学者指出，化肥、农药、农用地膜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污染加剧、土壤环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土壤污染面积只有几百万公顷，而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000万hm2，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农村空气污染严重。与水、土污染类似，各种来源的有害物质随着物质循环和流动会进入到大气之中，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另外，针对农村独有的秸秆焚烧问题，有学者结合实证指出，农业秸秆焚烧综合各种不利自然条件，会导致空气严重污染，进而影响到周边地区甚至更广泛区域的空气质量。
2.农村生态破坏对农村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从而导致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物的生存条件发生恶化。对于农村生态破坏，学界基本取得共识，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耕地质量下降。耕地质量下降主要由于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导致。有学者指出，我国耕地资源自然质量不高。随着农田集约化利用程度的提高，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大型机械的使用，又引发了不少新生土壤问题。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农村传统农业区和草原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耕地质量下降问题。植被破坏。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我国天然林覆盖率低，宜林地因各种占用还在大量减少，林木资源面临着乱砍滥伐、开发破坏和污染的威胁。同时，草地退化率也在逐年上升。进入21世纪，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依然存在森林覆盖率低，草地资源破坏严重的问题。生态植被破坏是导致水土流失、自然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直接威胁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安全。水土流失面积增大。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水土流失一直呈发展趋势,面积不断扩大,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现实，有学者指出，水土流失也是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另外，水土流失会加剧土壤干旱、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导致耕层浅薄和土壤沙化，这已成为我国耕地持续利用的一大制约因素，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概而言之，已有分析基本从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两大方面进行。
1.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表层原因学界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表层原因的探讨，来自于对各种环境污染源和生态破坏源的分析。乡镇企业不科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其在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课题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乡镇工业环境污染与乡镇企业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自1978年逐年增长，1988年的损失占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总损失值的1/4。时至今天，乡镇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是，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依然存在。城市污染蔓延。自20世纪90年代，城市工业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引起学界关注。有学者考察了沈阳市区1980~1989年的“三废”排放情况，指出农村是城市“三废”的主要排放场。有学者以上海为例，谈及城市垃圾运往农村形成的垃圾之灾、堆场之灾。农药和化肥滥用。有学者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论证了其80年代化肥和农药高施用量的严峻情况。进入21世纪，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亦是高居不下，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问题。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施用，不仅造成农田、水体和食物的严重污染，对人民的健康产生巨大威胁，还对整个生态系统极为不利。其它原因。如矿产资源无序开采、农业地膜滥用、生活垃圾随意处理、农村养殖场布局不当等。
2.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在对各种污染源和破坏源进行总结之后，学界进行了深入地理论分析，探讨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生产方式不科学。有学者指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农业生产方式休戚相关，认为现代农业大量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也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环境。有学者亦认为农村生产活动、农村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密切相关。消费模式不合理。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模式不合理，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更不利于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一些学者亦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同农村消费模式有关。认为农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消费所面临的环境约束日益显现。环境管理不力。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的环境管理体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为目标建立起来的。因此，当前农村的环境管理不到位。有学者认为由于农村环境管理缺位，造成环境系统运行缺乏有效引导。另有学者认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未建立起系统的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所致。农村环境资本滥用。有学者指出，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中有人口和自然历史条件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资本滥用造成的。亦有学者认为，资源利用制度和产权管理制度存在弊端是行为短期化的根源，也是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根源。其它原因。如农民生态和环保意识缺乏、村民利益共同体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能动性与自治功能欠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民价值观偏差等。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
基于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以及原因的分析，学术界为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转变发展观念。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转变不合理的发展观念，提升生态环保意识。有学者认为要抓好环保宣传教育，特别要注意强化以农民和农村环保基层工作者为对象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学者认为，要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注重农民的价值观转换。有学者认为，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转变生产方式。为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转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有学者提出要发展生态产业，使物质、能量能多级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系统开发、持续利用。有学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最有效途径。针对乡镇工业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有学者则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发展乡镇工业。转变消费模式。有学者认为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必须转变不合理的消费模式，包括农村的生产消费模式与生活消费模式，形成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的生态消费模式。有学者亦认为应该转变农村消费模式，实现生态消费。完善环境管理政策和制度。有学者认为，农村环境管理应当借鉴城市的经验，逐步形成符合农村特点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管理制度。有学者亦提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农村生态系统建设。有学者认为，农村是以农业经营为主体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因此，应该运用生态学原则建设农村，实现农村生态化。有学者从农村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多样性的角度，提出了农村生态系统结构设计的新思路。还有学者基于对农村生态系统的认同，提出要充分发挥农村生态系统的功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技术支撑。有学者提出，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建设农村生态环境。随着认识的深化，有学者提出为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要注重技术的系统组合，进行生态工程建设。加强制度建设。有学者提出，为了彻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必须改革现存的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和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制定并完善资源税费，贯彻有偿使用制度。还有学者从公共环境意识、经济手段、所有权、行政领导责任制，立法和执法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对策。
四、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究竟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才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构建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基于农业竞争力的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一些学者在构建现代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时提及生态环境竞争力，体现了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学者在构建生态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涉及到了农村生态环境指标内容，其中包括资源利用率指标、生态功能效益指标、经济功能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还有学者在构建农业现代化指标时，涉及到水土质量和产品质量水平、森林覆盖率等内容。这些研究都不是专门针对农村生态环境指标的研究，但是也反映了农村生态环境指标的一些重要方面。基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有学者们初步探讨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元谋县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一些学者则具体探讨了黑龙江省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及标准。还有学者分析了福建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并构建了福建农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另有学者则从空间结构、生态功能、协调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农村地区的生态化程度。基于农村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有学者将农村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和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认为农村生态复合系统结构的评价应该从系统的竞争能力、共生能力、再生能力、自生能力四个方面进行。
五、总结
总体上，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但该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这也是今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方面。
作者：田春艳吴佩芬单位：天津职业大学社科部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1煤炭开采诱发环境问题
1.1开采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煤矿开采过程中，为了保证采掘工作面的安全生产，必须将工作面周围能产生威胁的水体全部排出，随着开采时间和开采深度的增加，煤层顶板或底板含水层中的地下水被大量抽排，形成了以矿井为中心的大方为的降落漏斗，深层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往往需要极长的恢复时间，使得相关泉水流量降低，严重的甚至断流。同时，地下水降落漏斗的形成改变了原有的地层平衡，产生大量的采动裂隙，地下水随采动裂隙进入采掘空间，受煤层及人为影响形成地下水污染，这类水体经抽出后，往往不经过处理就排入地表，对地表水环境构成威胁。其次，煤矿开采必然会用到大量的木材，从客观条件上助涨了滥砍滥伐现象的发展，另一方面开采导致地下水水位的下降也严重影响了矿区地表植被的生长状况，加之矿区建设等等，是的矿区生态系统平衡被破坏。
1.2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矿区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煤矿开采过程中巷道掘进的废石、贫矿、选矿后排出的尾矿或其他废渣等。这些堆积场地一般物质杂乱、质地松散、入渗速率高、保水能力差，即使经过人工堆垫处理形成土场，也较难被利用。特别是一些尾矿废弃地，由于尾矿数量庞大且含有大量难处理的有毒有害成分，经雨水等淋溶之后，包括Cu、Pb、Zn等重金属以及多环芳烃等有机污染物随之流出，污染矿区周边地下水及土壤。尾矿经风化后会形成松散的细小颗粒，导致矿山泥石流发生；同时，随风飘起的细小颗粒会造成周围环境受体产生呼吸道疾病。此外，尾矿尤其是煤矸石山本身就可能发生自燃或爆炸，危害环境和人类安全。
1.3采煤塌陷问题煤矿开采会形成大量的采煤塌陷区，其形成一方面造成耕地面积减小，另一方面会引起一系列的地质环境问题。采煤塌陷使原有地面标高降低、形成地表移动盆地、产生地裂缝、改变土壤结构等，特别是在一些地下水水位较高的平原地区，大量塌陷区常年积水，形成塌陷湿地，使土地丧失原本的功能。一般来说，根据地面沉降的剧烈程度可将塌陷区分为浅层塌陷地、中度塌陷地和深度塌陷地三种。塌陷区的形成严重影响矿区的生态环境，是的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发生改变，加剧水土流失、土壤贫化等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塌陷形成的积水区，由于水体受到原有土壤环境的影响，土壤氮等营养元素的循环条件发生改变，增加了水体产生富营养化的可能性。
2煤矿开采诱发环境问题的治理措施
2.1合理规划，保护水资源主要通过控制矿井水排放量和防治开采对水资源的污染两个方面进行合理规划，从而对矿区及周边水资源进行有效保护。首先，应当通过合理的布置输水系统，节约用水，对现有水体进行合理利用，实行排供结合的优化管理措施，从总量上减少矿井水的排放。同时，在煤矿开采规划和防护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合理的预留保护煤柱，保护相关井泉，防止因矿井突水造成的地下水资源大量外排。其次，从煤矿生产的各个环节入手，根据井下污水的排放特点，合理布设排污点，尽量控制生产过程对地下水资源造成的污染，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源的产生；通过科学的监测手段对开采区域的水资源量和水质变化进行监测，为开采过程中的水资源保护提供依据；针对已经污染的矿井水，经过污水处理后再进行排放，防治污染地表水体；对选矿等产生的废水，尽量经过处理进行综合利用，可用于选煤补充水，或用于绿化及井下消防。
2.2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煤矿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掘进等的矸石以及洗选等排出的尾矿，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并且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处理过程中可以考虑对其进行综合利用，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首先根据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对尾矿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回收贵重矿产元素，改进洗选技术并结合一定的工艺，将尾矿中的难选煤、黄铁矿、稀有微量元素等回收进行利用。其次，可以将矸石、尾矿等作为二次资源，变废为宝，研究表明，我国煤矸石发热量在3347.2~8336kJ/kg[15]，一般可以将这部分热能进行转化利用，如将产热量较高的煤矸石粉碎后掺入煤中进行焚烧发电；此外，利用煤矸石本身的可塑性、烧结性等等，经处理后可以用来制砖、烧水泥、生产陶粒或者合成其它产品。目前，一些矿区利用废石和尾矿填充井下采空区或煤矿塌陷区，一方面节省了其它填充材料；一方面对废弃物进行利用，减少了土地占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3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根据采煤塌陷的形成原因以及特征，主要从预防、减少塌陷以及塌陷后的生态治理两个方面对采煤塌陷地进行综合治理。采煤塌陷地的形成将导致地面标高降低、耕地面积减小、土壤结构改变等一系列的地质环境问题，对社会、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应当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控制采煤塌陷地的形成。鼓励煤炭开采单位自主创新，研究采取先进的采煤技术及工艺流程，如矸石井下直接回填等。从而减少矿区地表塌陷范围及塌陷程度，一方面减少了土地破坏，一方面降低了地表塌陷的治理成本。根据采煤塌陷地类型的不同，对矿区已经形成的塌陷地，其综合治理方法也有所差别。对于浅层采煤塌陷地，根据矿区地形采取不同治理措施，对于丘陵地区，可以适当采用“削高填凹”的方法，结合施肥等治理措施，以恢复土地耕种；对于平原地区，可以采用“挖深垫浅”的治理方法，将挖塘和造地结合起来，排出地表积水的同时恢复区域大面积耕地，达到土地的充分利用；此外，还可以利用矸石等填充，表层覆土后进行绿化改造。中度塌陷区往往存在季节性积水的区域，其治理过程相对复杂，一般以渔、耕结合的方式，实现环境、经济的协同发展。对于一些深度的塌陷区，往往既存在季节性积水区，又存在非季节性积水区，此类塌陷区往往采用多种方法综合治理，将非季节性积水区进行改造，形成人工湿地，利用水体自净能力稳定矿区污水，发展渔业产业，在周边建设改造，形成绿化景区等等，作为第三产业发展旅游及服务业。一方面调节区域微气候，改善了矿区生态环境，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目前，该类型的处理措施已经在多地发展起来。
3结论
煤矿开采为我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自燃环境造成了危害，而这些危害的治理往往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注重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综合治理矿区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在矿区环境问题的治理上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提高：(1)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设备，最大限度的减小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预防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2)规范并健全矿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矿区环境治理相关标准，结合不同矿区特点制定经济合理的治理措施。
作者：汪小龙成杰单位：山西东桉煤业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一、企业财务管理环境概述
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是囊括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作用的内、外部因素的统称。环境是影响企业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的客观要素，企业的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必须在相对的环境下进行。因此企业的融资、集资、投资、收益分配等活动都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此外企业的客观环境对资金配置、资金利用率、成本、利润以及资金需求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的外部环境包括金融环境、价格因素、市场竞争环境以及法律法规环境，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内部环境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管理模式等。因此企业财务管理要想成功为企业提供客观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对自身面临的环境进行深刻的研究。
二、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问题
1.集资渠道堵塞，资金短缺。现阶段我国的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在建立之初虽然构建了多元化的集资渠道，但是集资渠道堵塞、资金短缺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很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机制、信用贷款政策、资金管理方式往往与中小企业格格不入。而中小企因为自身的经营规模小、信用等级较低、信息透明度低，再加上中小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市场占有份额小，经营业绩不稳定。银行为了降低信贷风险，间上信贷成本，一般不愿意对这些中小企提供贷款服务。此外，这些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的集资时间较为紧迫，量小频率高，而企业提供的贷款服务要经过大量繁琐复杂的手续，中小企业的集资往往会出现资金到账后却延误商机的情况。
2.财务控制制度欠缺。在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绝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特点主要是企业的财务管理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的少数股东手中，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的决策具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一些企业的主要管理者自身对财务管理环境知识和管理方法缺乏认知和经验，导致权责不分，随意改动，最终致使企业的财务管理陷入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在没有财务控制制度的约束下，企业财务监控无力，会计成本核算数据信息失真，导致企业的财务管理面临巨大的资金安全隐患，严重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3.会计人员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偏低。财务会计作为企业资金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目前我国的的一些中小企业中仍然存在财务会计部门人员配备不足、财务机构不健全、工作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干脆撤销财务会计部门，而将本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外包给会计事务所进行管理，或者聘用兼职会计对工期的财务进行定期的管理。企业的管理层和领导层全然忽视财务会计的工作，而从事财务会计的管理人员只懂得简单的做账，完全不懂得科学财务管理工作，自身的专业化、系统化的财务管理知识欠缺，有的会计人员没有获取专业的会计资格证，存在无证上岗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企业的财务会计管理的利益。
4.财务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偏低。在计算机互联网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的财务管理是当前的一大趋势。但是我国的很多中小企仍然保留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并没有将先进的财务管理系统和财务软件引进公司，计算机只是办公室内时尚的标志，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财务管理微机局域网络，没有对各项财务信息作前后的比对，导致资金决策缺乏科学性和时效性。再加上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得企业难以更新财务管理方式，比如中小企业中现金流量补现方式推行难度大。
三、解决企业财务管理环境问题的创新措施
1.加强财务控制管理制度建设。财务管理控制管理制度作为规范企业日常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的规章标准，能够有效弥补财务管理漏洞、克服资产流失的缺陷、优化资金结构等问题。财务控制管理措施必须要以财务科学管理为核心，落实控制制度，用规章制度制约行为，用规章制度约束工作，从而进一步完善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够与财务管理环境相适应。财务控制管理制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构建一套科学、规范的囊括成本预算、成本控制、资金安全、资金流动审批、经费运用、报销等项目的综合化财务管理制度，对有关资金流动的各项单据、合同的真实性、时效性进行严格验证和审核，确保其合法性。
2.以财务制度强化融资集资管理。创新财务控制管理制度，优化企业自身的资本结构，塑造企业自身良好的信贷形象。根据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规模，制定科学合理的融资计划，拓宽融资渠道，选择安全可靠、成本较低的资金来源，同时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根据市场需求，加强成本控制，扩大产品销售面积，以提升企业利润的的方式获取大量的启动资金，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3.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财务会计人员是影响财务环境的主观内部原因，是具体财务工作的实施者，因此财务会计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决定了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新环境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从业人员要有会计资格证，掌握基本的金融与管理知识，熟练运用丰富的专业知识，精通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的外部环境具有敏锐的预测力和洞察力，同时具备高超的财务管理能力。企业必须定期组织关于会计知识、技能、法律法规的专业培训，同时提高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
4.与时俱进，加强财务管理的网络信息化管理。企业要随时解放思想，于是俱进，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优势，不断引进财务管理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构建网络化财务管理的信息平台，实现网上做账、网上付款、网上监督资金流动的专业财务管理体系。计算机网络化的财务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提升财务管理的工作效率，确保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提升财务信息和资金流动的透明度。此外计算机网络财务管理还能够构建远程控制、家庭办公、财务业务协同工作为一体的高度智能化的财务管理系统，并对网络环境下的各项财务状况和资金流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促使企业财务管理有条不紊地进行。
5.构建权责分明的监督机制。企业必须成立独立的财务管理监督部门，建立权责分明的监督机制，对财务活动中的各个人员、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督，实行权责分明、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并定期组织对会计人员和成本核算人员进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以及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和成本核算监督意识，从而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专业素质。此外强化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工作，对违反财务法律法规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惩处。
四、结语
当前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融资渠道不畅、财务控制制度欠缺、会计人员素质偏低、财务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偏低四个方面，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财务管理环境上出现的问题，并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笔者认为企业只有健全自身的财务控制制度，重视融资集资管理，与时俱进，实现财务管理的互联网信息化管理，不断提升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同时构建权责分明的监督机制，这样才能使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李润田单位：三门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招商引资环境的具体内涵
招商引资环境是指吸引外来资本的各种因素，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其中，硬环境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能为外来资本提供的物质条件，而软环境则是地区社会文化、市场秩序及法制建设等能为外来资本提供的保障和条件。招商引资环境不仅能将环境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吸引更多、更具实力的投资者，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能够促成生产要素集聚和流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系统、完善的产业链，最终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招商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治环境方面当前，我国招商引资法治环境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重政策，轻法律，在出台的相关政策中存在明显违法现象，未能够将法律摆在应有的位置上，影响了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对地区经济发展也极为不利。立法方面。当前，我国招商引资活动还缺乏一部专门的法律，并招商引资基本原则、基本方式、基础程序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约束，难以形成法律约束效应。执法方面。主要表现为执法人员缺乏必要法律素养，执法力度有待加强，执法效果不甚理想。引进企业投资后，地方政府只注重该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而对其违法违规行为缺乏必要打击力度，相关法律政策无法落实到实处。司法方面。在一些招商引资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根据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公正司法，招商引资缺乏有力的司法保障。国家禁止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从事招商引资、经济刨收等活动仍一定程度存在。
(二)行政生态环境方面随着政府对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视和一系列引进措施的实施，招商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对招商引资环境建设的重视，多数地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制约了招商引资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在行政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缺乏合作意识，招商视野不够宽广，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常处于被动地位。服务意识差，灵活性不足。在项目审批过程中，办事效率低，给外来投资商的投资积极性带来一定影响。一些县份办公条件较差，缺乏系统完善的招商网络，相关设备及服务功能不齐全，影响办事效率。
(三)社会环境方面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但下级部门认识不足，缺乏必要服务意识，因而形成了“上冷下热”的现象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同时，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较为关注，缺乏必要的大局意识和长远考虑，这在无形当中抑制了招商引资过得的开展，也对本地经济发展不利。另外，由于宣传不足，当地农民对招商引资项目认识不够，加上补偿款落实不到位，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进行阻拦，甚至激化矛盾，导致投资商被迫撤资。
三、招商引资环境的优化策略
(一)优化法治环境招商引资法律环境的优化，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强化法治观念，改变重政策情法律的错误发展观念。地方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时必须进行法律论证，政府工作人员应加强对自身法律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切实转变法治观念，在实际工作中自觉依法办事，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稳步、持续发展。加强立法，制定一部专门法律来调整招商引资活动。不同地方招商引资环境不同，因而在立法过程中应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出具有极强适用性、可行性的地方法规或规章，对招商引资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将招商引资活动引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人员法律素养。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招商引资案件过程中，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在保障投资商合法权利的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经营、失信经营、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执法人员应自觉提高自身法律意识，杜绝以身试法现象的存在。司法机关应加强对司法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不断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满足案件数量不断增长要求的同时，切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为司法人员，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公正意识和廉政意识，严格依法办事，为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对行政生态环境的优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项目管理。在项目引进过程中，应加以甄别，严格把关，切实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同时，在项目审批过程中，要杜绝高耗能、重污染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的引进，注重项目科技含量，产业层次、带动能力和生态影响。此外，还要建立专门的评审小组，从投资规模、投资强度、科技含量、土地利用、环境保护、能源消耗、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评审，各方面均符合要求后才能签字备案，并进行后期跟踪检查与责任追。健全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应成立专门的招商工作机构，全权负责招商引资各项事宜。同时，还要设立县域重大项目滚动开发专项基金，确保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启动和奖励需要。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招商引资离不开高业务能力和高素质人才，应通过培训学习、人才引进等方式培养出一批业务精通、交际能力强的专业招商人才，从整体上提高县域招商的业务水平。同时，还应不断完善考核机制，淡化指标考核，注重实绩考核，将考核成功与相应的奖罚制度相挂钩，全面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招商引资活动提供强有力支撑。
(三)优化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优化，应全面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切实做到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确保项目审批、建设一路绿灯。同时，还要进一步规范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收费和罚款行为，对投资造成的矛盾和纠纷，应做好沟通和疏导工作，为招商零障碍进入、零障碍实施提供强有力保障。此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群众工作，让群众充分了解区域经济发展与招商引资政策，并能够正确对待各种利益关系，当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应通过法律武器维护，避免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和矛盾。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招商引资环境充分体现了一个地区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成果，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重要指标。因此，对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张丛单位：东营市东营区招商局
一、法律保护之不足
（一)《环境保护法》滞后《环境保护法》仍然是1989年颁布实施的，距今已经有二十余年，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环境保护法》与现代社会脱节，限制和阻碍农村环境的保护。如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由此造成了直接负责农村事物的乡镇基层组织没有环境保护工作的主体资格，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名无实。《环境保护法》的“以经济发展为主，兼顾环境保护的立法目的”也存在滞后性。
(二)执法困难实际工作中，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困难重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
1、农村环境污染地域广、污染后难以发现长期积累，县级环保部门人员设备落后人员不足。
2、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分别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和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但实践履行监管治理职权困难重重。3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有乡镇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没有监督和处罚的职权，不利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实施。
(三)救济途经不畅目前农村法律救济的阻碍主要表现在:
1、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法律救济途径不畅通。2、守法、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3、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少。
4、公益诉讼实际案例少，提起主体不主动。面对当前农村环境纠纷日益复杂，环境矛盾情况逐渐严重的情况，显然法律救济途径是缓解争议、解决纠纷的重要疏通途径。
二、农村环保之建议
(一)立法的修改与完善鉴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各个区域情况各异，为保证环境立法能够得到有效的实行，首先，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环境状况和地理情况广泛调查听证，增加公众的参与程度。其次，应规定地方乡镇政府机关环境监督和管理的职权，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整体工作，提高积极性，防止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和破环。同时，应给予农民更广泛的知情权，加强宣传、学习，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内容。
(二)加强法律的执行执法中建议1、乡镇组织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原则。2、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加大的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3、加强环境部门强制执行权，增加环境法制的权威性。授权乡镇组织监督和检查农村环境问题，跟踪和处理简单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权利，同时保留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的裁决、批准权;建立财政奖励机制，增加乡镇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三)司法途径的保障和畅通环境法律责任应该与其他基本法法律责任一样，以法律明文规定，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由国家机关及其授权的其他组织管理、监督、追究或者制裁，以免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的加重。保障司法途径的畅通首先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其次是努力为农村居民提供司法救济的咨询和指导;再次，鼓励并倡导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以减少诉讼成本;最后，增加环境诉讼的主体，同时需增加诉讼案件败诉的成本。如此才能比有效避免农村居民在受到环境方面的损害时总会出现的诉讼成本底、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作者：赵雅男单位：延边大学法学院
摘要：所谓绿色建筑不仅要能提供舒适而有安全的室内环境，同时应具有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良好的建筑外部环境。
关键词：绿色建筑环境
绿色建筑考虑到当地气候、建筑形态、使用方工、设施状况、营建过程、建筑材料、使用管理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舒适、健康的内部环境，同时考虑投资人、用户、设计、安装、运行、维修人员的利害关系。换言之可持久的设计、良好的环境及受益的用户三者之间应该有平衡的，良性的互动关系而达到最优化的绿化效果。绿色建筑正是以这一观点为出发点平衡及协调内外环境及用户之间不同的需求与不同的能源依赖程度，而达成建筑与环境的自然融和。
1绿色建筑的室内环境
绿色建筑之所以强调室内环境，因为空调界的主流思想是想在内外部环境之间争取一个平衡的关系，而对内部环境，即对健康、舒适及建筑用户的生产效率，表现出不同的需求。
1.1温度问题（ThermalProblem）
首先热舒适明显的影响着工作效率。传统的空调系统能够维持室内温度，但是，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室内达到绝对舒适，容易引发出\空调病\问题，且消耗大量能源，增加氟里昂对臭氧层的破坏。而绿色建筑要求除保证人体总体热平衡外，应注意身体个别位如头部和足部对温度的特殊要求，并善于应用自然能源。另外，现在常采用的极大玻璃面建筑在夏季可能发生温室效应，而在冬季发生来自冷玻璃面的低温辐射效应。因此，除了冬夏空调设计条件外，要分析当地气候及建筑内部负荷变化对室内环境舒适性的影响。最好每个月每小时的变化对空调负荷及舒适性的影响。
1.2日光照明、声问题（Daylighting、VoiceProblem）
不同的室内光环境直接影响到工作效率和室内气氛。绿色建筑中引进无污染，光色好的日光作为光源是绿色光环境的一部分。但舒适健康的光环境同时应包括易于观看，安全美观的亮度分布，眩光控制和照度均匀控制等，因此应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调节强光从而不影响阳光的高品质。另外，健康舒适的声环境有利于人体身心健康。绿色声环境要求不损伤听力并尽量减少噪声源。这样，设计时通常将产生噪音的设备单独布置在远离使用房间部位，并控制室外噪声级。
1.3空气质量（AirQuality）
空气质量的好坏反映了满足人们对环境要求的程度。通常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包括空气流动（AIRMOVEMENT）、空气的洁净程度等。如果空气流动不够，人会感到不舒服，流动过快则会影响温度以及洁净度。因此应根据不同的环境调节适当的新风量，控制空气的洁净度、流速使得空气质量达到较优状态。同时对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有效控制也是室内环境改善的主要途径之一。影响室内空气品质的污染物有成千上万种。绿色建筑认为不仅要使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达到公认的有害浓度指标以下，并且要使处于室内的绝大多数人对室内空气品质指标表示满意。
2建筑与室外环境的协调
绿色建筑创造的居住环境，既包括人工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在进行绿色环境规划时，不仅重视创造景观，同时重视环境融和生态做到整体绿化。即以整体的观点考虑持续化、自然化。可持续的应用，除了建筑本身外还包括所需的周围自然环境，生活用水的有效（生态）利用，废水处理及还原，所在地的气候条件。
2.1绿色环境的地域主义（Bio-Rigionalizm）
绿色建筑要考虑如何与所在地的气候特征、经济条件、文化传统观念互相配合，从而成为周围社区不可分离的整体部份。绿色建筑作为一个次级系统依存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与绿色房地产都不能脱离生物环境的地域性而独立存在。绿色建筑的实现与每一个地域的独特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现存人类建筑、社会水平及文化环境有关。
2.2自然通风
自然通风即利用自然能源或者不依靠传统空调设备系统而仍然能维持适宜的室内环境的方式。
自然通风最容易满足建筑绿化的要求，它一般都不用外来不可再生资源，而且常常能节省可观量的全年空调负荷而达到节能以及绿化的目的。但要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必须考虑建筑朝向，间距和布局。例如南向是冬季太阳辐射量最多而夏季日照减少的方向，并且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向，所以从改善夏季自然通风房间热环境和减少冬季的房间采暖空调负荷来讲，南向是建筑物最好的选择。另外，建筑高度对自然通风也有很大的影响，一般高层建筑对其自身的室内自然通风有利。而在不同高度的房屋组合时，高低建筑错列布置有利于低层建筑的通风，处于高层建筑风景区内的低矮建筑受到高层背风区回旋涡流的作用，室内通风良好。超级秘书网
自然通风而且是环境绿化的重要手段，是引进比室温低的室外空气而给人凉爽感觉的一种节能的简易型空调。绿色环境常用的送风方式是地板送风暖通空调方式（FloorSupplyHVACSystem）。
3提高绿色建筑建设效率的途径
绿色建筑的建设不但要和环境融和，更要经济实惠，让投资人有适当的回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达到资源利用的最高效率。各种资源效率中最重要的是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越高，越能节省寿命周期费用，不但提高绿化效果，更能增加投资绿化建设的吸引力。因此提高能源效率是进行绿色建筑建设的基本条件。
提高能源效率途径包括：减少建筑寿命期限能量可以采用延长建筑及其设备的寿命；使用耐用的建筑材料、设备产品；另外在建筑设计及建造上考虑维修、保养等等。具体措施包括：宽余的建筑设计；采用容易运行管理的机器及系统，便于维修及更新；选用具有耐久性以及耐振性的材料；适当的施工方法等。
论文关键词：城市化；环境问题；对策
论文摘要：城市化的发展使我们社会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变得更为便利和快捷。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文就城市发展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一些论述。
1城市发展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
1.1空气污染加剧
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各城市主要燃煤量在整个能源结构中一般占80%以上，很多已经超过90%。煤含硫和灰份较高，许多都没有经过脱硫处理，直接燃烧，加之城市居民家庭小炉灶直接低空排放，产生了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导致严重的煤烟型大气污染；迅速的城市化伴随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严重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形式严峻。
1.2水污染严重和水资源短缺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水环境恶化状况也相当严重，城市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将成为我国城市在21世纪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
1.2.1水污染严重
城市水污染主要由工厂排水和城市居民生活污水造成的，近年来城市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年增长率为7%，有50%的污水量是从家庭排放的。目前我国每日排放的废污水量约1亿多吨，这些污水有8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河段受到污染；同时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城市大量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充分的废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使径流水质恶化。
1.2.2水资源严重短缺
由于城市增长快，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用水集中、量大、增长快，因此缺水现象首先反映到城市。在我国目前66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吨以上，重点缺水城市108座，严重缺水城市50多座，如辽宁省的城市每天缺水8.5×105吨，每年因缺水而影响的工业产值达2300亿元。
1.3固体废物排放量大，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
随着我国城市人口的猛增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垃圾产量大幅度上涨。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我国城市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建筑垃圾，年产量已超过5亿多吨，并且每年以8％至10％的速度增长，综合利用和处置率非常低，其中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大多直接堆放在城市郊外，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以上，占地5万余公顷，形成了垃圾围城的恶劣情况，影响城市景观，污染了城市的水源和空气，孳生着各种传染病菌，同时又潜伏着资源危机。
1.4城市噪声污染严重
随着城市发展的加快，噪声已成为城市一大公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城市的噪声主要来源于机动车辆和建筑工地。目前我国约70%的城市人口遭受到高噪声的影响，在70个有监测的城市中只有60%的主要城市达标，而一般城市只有33%达到噪声控制标准。我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达标率不到50%，90%的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超过了70分贝，社会生活噪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大量的统计研究表明，长期处在高噪音中的人，容易造成精神紧张、耳聋等疾病，影响人们身心健康。
1.5天然植被减少，城市绿地覆盖率低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城郊农田、城郊天然植被和市区园林绿地等三部分组成，对促进城市生产的发展和保证居民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城市发展建设，自然环境被开发利用建设工厂、住宅、道路、广场、果园、菜地等，自然环境中的植被被不断地砍伐、清除，代之以稠密的人口、建筑物，城市绿地的多种环境功能正在逐步丧失，已经成为尖锐的环境问题。
1.6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多，排水设施落后。首先，我国目前有50%城市没有排水管网，现有设施1/3老化；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率低；有1/4城市垃圾粪便不能日产日清；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5%左右。其次，由于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费用没有着落，虽然在有些城市已开始向单位和居民收取污水处理费，但所收的费用远不能维持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此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的实际情况亦很不乐观，由于技术的原因，很多城市垃圾处理设施还处于实验阶段，时断时开，运行不稳定，处理率极低。
1.7大量耕地被占用
城市的发展使大量耕地丧失，50年代以来，全国由于城市用地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48万亩，1981年～1985年，全国每年减少约100万亩。90年代以后，全国每年减少约500万亩。
1.8城市通风廊道没有，热岛效应严重
大多数城市在建设中缺少总体规划，没有从城市整体的角度充分考虑空气的流动性、散热性，城市通风廊道没有或建设不好，空气流动缓慢，污染的气体不能及时排掉，热量散发缓慢，造成热岛效应。
2解决对策
目前，入世使我国城市环境面临机遇与挑战。今后一段时期，应该在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策略，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此，提出对策如下：
2.1确立新的我国城市的环境战略和目标规划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要求，全国城市分布特征、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和因地理条件带来城市环境条件和环境要求的差异，综合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求，确立按层次分类的城市发展的环境战略，指导城市经济建设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按照新的城市发展环境战略，制定不同类别城市发展环境目标规划，用于修订和完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环境保护目标要求和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确保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行动，达到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2.2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和城市结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和人口增长，合理开发中等城市，积极并加快发展小城市。
2.3制定严格的城市规划和科学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依法实施；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控制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工业在城市发展；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改变落后的城市能源和资源利用方式。
2.4积极筹资，加强和改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控制水体污染的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和完善城市供排水系统，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步伐。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箱式收集、密封清运；建立家庭和社区分类收集体系，实行分类处理、回收利用；建设垃圾处理和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加强市政道路建设，提高道路运行能力；适度发展立体交通，实现街巷路面硬化。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Rebuilding)，推行以绿化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建设立体绿化示范工程，增加城市绿地面积。
2.5加强对汽车尾气排放的强制性监管，限制小汽车数量，完善并健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开发利用电能、磁能及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逐步取代汽油。
2.6积极开展城市环境保护和治理技术研究，推广国外新技术，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有效地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推行集中供热，普及型煤，积极开发燃气和清洁能源技术，重点解决烟尘污染。研究推广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使生活垃圾资源化。推行节水和污水治理技术，使废水资源化。研究和推行城市绿化技术，增加绿地覆盖率。在工业企业中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实现在工业生产全过程中控制污染产生，达到节能、降耗、减污的目标。研究提高城市工业污染防治和基础设施水平的科学技术，保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有雄厚的技术能力和较高科学水平。
2.7建立健全城市环境法规，适时地推出《城市环境法》和有关标准体系，逐步建立和试行城市环境审计制度，制定强制性的环境管理规定和措施，实施依法管理和保护。
2.8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城市环境保护与建设。
2.9提高全体人民的环境意识，积极加强公众参与；让公众更加了解环境法律的要求和自己所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和义务，自觉维护应取得的环境权益；公众监督环境污染与破坏的行为，运用法律制止城市环境的恶化。超级秘书网
3建议
3.1建议国家出台强制性政策，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建立城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形成城市环境保护投资主渠道，从而加大城市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投入力度。
3.2积极开辟城市污染治理资金来源，如发行环保福利、开征居民生活污水治理费和城市污染税等，形成稳固的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资金融资渠道。
3.3研究和适时推出《城市环境税法》，提出城市的企业法人和全体居民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义务和享受的环境权利。
论文关键词：重化工业；环境问题；循环经济
论文摘要：2l世纪以来，中国重化工业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中国重化工业的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国重化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并从技术、市场、产业政策、法规制度等方面提出?促进重化业领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
引言
自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间，中国的工业产值在cDP中所占比重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自2000年以来，工业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2003年前三季度，增长率达11．8％。工业比重由2000年的50．2％上升到2002年的51．8％，2003年上半年跃至57．5％。与此同时，农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则处于波动徘徊状态。
200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跃上新台阶，汽车、房地产等消费热点持续火爆。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巨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双重拉动下，中国形成了一大批高增长“产业族群”，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贡献度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重工业化特征。
一、中国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发展变化趋势
1999年，中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轻工业一个百分点。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2000年，中国经济出现转折性变化，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同时，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3年的64．3％，接近1960年的记录(66．6％)。据《经济日报》报道，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利润总额和利润增量的一半以上均由这六大行业创造，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当前中国工业结构中的重化工业特征。不少专家都认为中国的重工业化时代已经到来。
二、重工业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以“三高”(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亚太环境记协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目前，中国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一是环境污染严重。根据2003年的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物处置率仅为32％；二是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沙化土地面积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森林数量增长，质量下降，天然林不足10％；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出现退化，每年还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许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30％～4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地下水超采严重，华北平原出现大面积的地下漏斗，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引起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生态危机；2003年沿海赤潮发生次数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三是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目前中国的家用电器报废高峰期到来，简易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全国耕地的8．3％；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过大，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农产品安全受到影响；大城市机动车增长迅速，面临着光化学烟雾的威胁。
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正式了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l)。这项环境指数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环境专家合作完成，并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共同。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全球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也是全球倒数第14位。这一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质量已经相当恶化。
三、中国重工业发展的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的过度破坏，即环境资源的滥用，其经济学实质在于：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往往是高度外部化的，即滥用环境资源的经济个体(企业)并不付费或少付费，因此，环境资源对于经济个体是可以免费或者低价格获得的。这样，价格机制的失效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理论上说，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即任何经济个体必须支付完全的环境成本，环境破坏的所有代价都完全由破坏者自己承担，则环境破坏现象将归结为“环境资源的市场价格”问题。那么，只要环境资源的价格具有向上浮动的充分弹性，原则上说，就不会发生不可容忍的环境破坏现象，因为严重破坏环境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价格，直至经济个体无力支付或者得不偿失。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让破坏环境者充分付费，或者是环境破坏者逃避了付费责任，实际上就是“盗窃”了社会公共的环境资源，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如果在制度或政策上，默许甚至纵容经济个体免费或者低价利用环境资源而导致环境破坏，实际上就是允许“合法盗用”公共资源，或者是“合法地”免费或低价提供公共资源而使经济个体获益。
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重化工业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
根据估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快速稳定增长的黄金时期至少可以延续到2010年。但是，由于中国重化工业生产体系日趋完备，其产业链条无限延伸，目前它的资源需求已经呈现为一种全面性、爆炸式增长。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既没有条件也不允许占有工业化国家当时享有的世界范围的资源和环境容量。由此就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与环境政策选择的矛盾，即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的要求与有限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矛盾。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采取循环经济模式发展中国经济。
“循环经济”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Boulding)的“宇宙飞船经济”(SpaceshipEconomy)概念，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高物耗、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的线形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循环经济模式下，通过“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行经济活动的生态化。由此可见，循环经济不但消除了“外部不经济”效应，而且提高了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能够解决区域性、结构性的环境污染，体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显然，对于中国重化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循环经济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经济—环境关系模式。
1．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支撑力量
技术是循环经济的载体，是解决工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每一个原则的贯彻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理和转化技术，也离不开这些先进的载体——设施、设备的开发和更新。可以说，技术是重化工业实施循环经济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建立“绿色科技”体系：环境无害化技术、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尽快使资源消耗从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化；使污染排放量从正增长向零增长，再向负增长转化，从源头上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和环境的巨大压力，实现少投入、高利用、低污染的目标。因此，必须加大技术研发力度，采取各种优惠、激励政策，鼓励研究设计出适合重化工行业实现循环经济的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技术路线和方案，促进科研技术成果早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平台的制度体系
重化工业循环经济的实施，一靠技术，二靠制度，并且归根结底应建立以市场为平台的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由计划经济主宰、计划经济意识积重难返的国家，这样一个正向着市场经济转型但仍远未成功的国家，为保障循环经济模式在中国重化工业的成功实现，制度远比技术更为重要。正是依靠制度，才能搭建起技术与市场之间的桥梁。进而借助市场，制度可以产生资金，推动技术创新；可以筛选技术，规范技术发展方向：可以为新技术的实施和推广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重化工业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应包括以下内容：
(1)制定以强调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在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上，对投资方向的鼓励和限制上，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向倾斜，加快经济结构与布局的调整和生产技术工艺的新的组合与集成，发展重化工业生态链，兴建工业生态园，构建重化工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由于循环经济具有跨企业、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等诸种特性，在重化工业时代，循环经济在主流工业部门与基础工业部门的实施，将会导致“循环经济企业集群”的现象，如以电厂脱硫为中心的循环经济企业集群。因此，政府应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改造现行的重化工业系统，兴建工业生态园。如苏州高新区，在已形成生态工业雏形的基础上，实施绿色招商政策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苏州高新区对人园企业进行绿色招商评价，高起点、高标准、高层次引进绿色企业，使各个企业通过低物质化原则、再循环化原则、多级利用原则、生态链原则和清洁生产原则构成有机的生态工业系统整体。
(2)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这是把发展循环经济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应加快循环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抓紧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利用以及家电、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重化工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弃物回收制度；建立绿色GDP经济核算制度，设计一套直接以社会基本需要为依据并有助于促进对自然环境有效利用与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3)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法律体系和促进循环生产与消费的激励机制。环境税法使被忽略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强制市场主体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建立在“谁污染，谁负责”原则上的环境税收，将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消耗而形成的社会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务中去，使那些对环境带来危险的污染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把环保和有效利用资源与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保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也就选择无污染的商品进行“绿色消费”。综合运用财税、投资、信贷、价格等政策手段和罚款、保证金、废物处理费等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激励机制，使得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从而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自主努力，建立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超级秘书网
(4)加大循环经济教育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倡导和实施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绿色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除了市场机制、法律保障、政策指引之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当循环经济成为全社会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人们一方面会自觉地以循环经济的产品作为自己的消费选择，另一方面会以最符合生产要求的方式处置生活废弃物，使它们成为循环经济中的资源。因此，将社会对循环经济的支持制度化，也是循环经济得以成功实施的必要与重要条件。
结语
进入21世纪，中国重化工业发展迅猛，成就令世界瞩目。但由于中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为此中国也付出了极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资源和环境对中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重化工业“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其理性的政策表达和现实选择。
[内容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原因，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但现行的环境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的弊端。本文探讨了我国环境问题的成因的特殊性，并对当今的环境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环境环境法治环境问题
环境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与其一中心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称为这一中心事物的环境。中心事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有差异，相对于人类而言，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它既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环境问题可分为两类，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问题是第一类环境问题，而“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人们周围的环境所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所产生的有害影响的现象”（2）是第二类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所要阐述的环境问题也即第二类环境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本文试就我国的环境问题及环境法治作一下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通通给破坏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是，今天也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变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正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如大家都知道的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毒气渗漏事件和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核电站放射性泄漏事件，这两起事件到现在让人想起来都还有某种恐惧的感觉。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广域性的环境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污染物的年排放量达4300余万吨，（其中烟尘约2800万吨，二氧化硫约1460万吨）；198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368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68亿吨，处理率仅为27%，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由解放初期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3）
环境污染和破坏给我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极其惊人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据80年代初的不完全统计，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690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5亿元共计955倔元，约占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4%左右。从这样一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对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环境问题在我国如此的严重，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经济、人文社会等因素，而且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笔者将分别进行一下具体的阐述。
（1）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会更为沉重。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一些乡镇企业的农民为“脱贫致富”，宁肯容忍环境污染对国家、所在集体和本人的损害。对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关闭“十五小”企业。但在一定意义上，政府既是冲突调解者，又常成为冲突的一方（地方利益），违法阵营庞大，法律执行的难度极大。
（2）人文社会因素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就与‘人类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前期的生态学更多地显示了自然属性的话，那么现代的生态学，则更强烈地显示了它的社会属性这一面。”（4）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人文社会的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从现行的角度看，这方面的因素影响更为巨大。
第一，我国人口众多，环境的资源压力大，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应有一个适当比例，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人口问题是短时期内很难扭转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这是用不着忌讳的。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因而往往出现了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惊人的浪费，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第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所谓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5）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据调查，国民对于环境状况的判断大多是态度中庸，无敏感性，对许多根本性的环境问题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公众不愿意主动地去获取环境知识。2000年“世界环境日”前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对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理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对于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些大量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是有多么的差。一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如此的差，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了。
第三，环境问题与贫困等其它的社会问题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环境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点，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污染物相关的环境污染，而穷国环境问题主要是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环境破坏，前者比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复，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复则要困难的多。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有类似情况，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主要以以环境污染为主，如今经过不断地治理正在不断有所缓解；而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环境破坏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且日益呈现出环境问题与贫困同步深化，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二、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包含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笔者就对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探讨即对我国环境问题作几点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执法与司法的改进、法律监督的强化、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强化、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畴基本上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立法长期忽略了这一方面，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环境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按照江总书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并重，生态建设与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发展。
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和总称，即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只有对违法者实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中对污染环境罪与国家环境立法主要是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国家环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与原则性，是全国人民的环境活动法则，是地方立法的依据，是环境立法的关键。如今，我们国家存在着规定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这应该是今后环境立法修改的重点。
地方环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权力机关和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法规，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管理本地环境保护事务的保证措施。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以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为环境保护立法的重点，具体说来，有如下原则：①建立大环境立法体系的原则，如前所述，国家环境立法存在着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与此对应地方环境立法中也存在着侧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轻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环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虑。坚持大环境的立法原则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体考虑，以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各类灾害等规范组成一种标本兼治的大环境体系，②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感。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与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谁污染谁治理，这本来就是环境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下，市场主体具有趋利性，往往出现一些企业为了眼前短暂的经济利益宁愿被罚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现象。因此，加强地方环境立法，强化污染者的责任已刻不容缓，这应该说也是权利义务原则在环保法中的体现。③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各地方的污染状况不同，环保的具体任务也不尽一样，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实为依据，坚持国家立法的原则性与本地实际的灵活结合。同时，由于总结性立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滞后性，而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地方立法应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这使环境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但是应当如何改进执法与司法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
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诉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
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三）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大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
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
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
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
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
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这里，公民的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不只是普法教育与司法权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与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现代化道路已达三百年之久，而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法律并非本土产物，对法律总持一种排斥态度，尤其是环保法，历史上只有破坏环境与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处位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由此，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是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6）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7）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三、简短的小结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环境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一、波罗的海环境问题的治理
（一）努力超越政治利益的分歧。
波罗的海是一个国际海域，要治理好波罗的海的环境问题也只能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单一国家的努力难以取得显著效果。对于这一点，波罗的海周边各国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由于必须依赖于各国间的全力合作，因此，波罗的海的环境问题治理受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就十分明显了。历史地看，以1974年赫尔辛基大会的召开为标志，波罗的海周边各国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议治理波罗的海的环境问题，从此波罗的海的环境问题被正式纳入国际治理的范畴，这是波罗的海环境问题治理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开始于后，波罗的海地区的国际政治环境空前缓和，周边国家在环境领域开展合作的政治障碍消失，波罗的海环境问题的国际治理开始取得重大进展。第三阶段以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欧盟为标志，波罗的海的国际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因为欧盟作为一个角色介入到波罗的海的环境问题治理中，使其开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其中，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波罗的海周边国家能够顺应和利用国际政治环境的有利变化，抓住机遇，积极开展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的取得仍然是以冷战时期周边各国打下的良好合作关系为基础的。虽然冷战造成了波罗的海周边各国政治上的对立和不信任，但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却依然取得了像签署《赫尔辛基公约》、建立赫尔辛基委员会这样重要的突破，而赫尔辛基委员会自成立至今也一直是波罗的海环境问题治理的最主要协调机构。这说明周边国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质，并能够努力超越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在环境问题的治理上开展有效的对话和合作。
（二）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关组织机构。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对波罗的海的环境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新的跨国管理机构的发展。大量的新的国家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比如波罗的海委员会（CBSS）和清洁波罗的海联盟（CCB），以及跨国的地方政府间组织，比如波罗的海城市联盟（UCB）等纷纷涌现。尽管这些组织追求的目标各异，但它们都有相应的环境政策，并在不同的领域为治理波罗的海的环境问题发挥着作用。除了新的组织建立之外，原有的组织结构也积极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形势。1992年，新的赫尔辛基公约签署，增加了四个缔约方，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和欧共体。而赫尔辛基委员会也开始主动调整自身组织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原有组织机构的积极调整和新的组织机构的纷纷建立为波罗的海环境问题的国际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重视发挥波罗的海地区之外的力量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波罗的海地区环境治理结构的发展不仅是这一地区政治局势缓和的重要结果，同时也还与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增加有关。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推动了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和组织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不仅在波罗的海地区尤其是北欧国家和德国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还直接导致了1996年波罗的海21世纪议程的创立。除此之外，作为地区最大国际组织的欧盟也在波罗的海环境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2004年，欧盟实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大，波罗的海三国等10个国家加入欧盟。欧盟的加入重新塑造了波罗的海地区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其组织机构需要在多个层面上同波罗的海地区的实际需要进行协调。而在环境政策领域，国家和地方当局可能通过人员和组织机构同管理和帮助制定环境政策的欧盟理事会发生联系。同样，欧盟是1992年赫尔辛基公约的正式缔约方，这使得欧盟委员会在赫尔辛基委员会中具有投票权。此外，欧盟坚持将与其环境政策协调一致作为成为其成员国的条件之一，也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环境政策议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对南海环境问题治理的启示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之一。南海周边人口密集，工农业和经济发展较为迅速，而一些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线也经过南海。每年世界商船和超级油轮一半以上的货运都经过南中国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的油轮运输量是苏伊士运河运输量的三倍多，是巴拿马运河运输量的五倍多。此外，由于东南亚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大部分增加的进口都经过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导致污染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同波罗的海的环境问题相类似，南海海域的环境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富营养化、有毒物质富集和海上污染等三个方面。目前，南海的环境状况呈现总体良好，但持续恶化的趋势，部分海域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其中，富营养化是南海面临的最主要环境问题。以我国南海沿海海域为例，根据中国海洋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南海海域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依然较差，与2011年相比未见明显改善。86.7%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40.0%的排污口邻近海域呈重度富营养化。南海海域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24840平方公里，其中劣于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为4300平方公里。除此之外，南海海域来往船只密集，增加了发生海上事故的风险，而南海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也吸引了周边国家竞相开采，大大增加发生海上漏油事故的风险。基于地缘关系，中国与东盟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构成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许多环境问题是跨国界的，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这些跨国界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将是徒劳的，这就需要相邻国家、位于一个生态区的不同国家进行紧密合作，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也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全球的共同发展，它由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所决定的。南海和波罗的海同为国际性海域，且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基于这些相似性，波罗的海环境问题的国际治理经验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国和周边各国治理南海环境问题的重要借鉴。
（一）南海周边各国应努力超越政治分歧。
波罗的海环境问题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治理，是与这一地区各国间的积极合作紧密相关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由于冷战的原因，波罗的海周边各国分属两大阵营，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但即使如此，周边各国还是在1974年齐聚一堂，召开了赫尔辛基大会，并成立了赫尔辛基委员会，为波罗的海环境问题的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波罗的海的环境污染问题被提到了更加显眼的位置，各国合作的空间被大大释放出来，极大地促进了各类合作组织的建立，推动了波罗的海环境状况的改善进程。对于南海来说，目前这一地区仍然存在着较为复杂的海洋权益争端，但是，这些争端的存在不应当成为各国合作治理南海环境污染问题的障碍性因素。周边各国应该本着对自然环境负责的精神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努力超越政治利益分歧，在南海环境问题的治理上采取更加积极和合作的态度，并在谈判的基础上，有序合理地开发南海自然资源，切实保证南海的生态和环境健康。
（二）要建立全面有效的合作机制。
波罗的海环境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具有多种多样、不同层次和不同工作重点的国际组织的存在。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可以使得各个国家的投入和环境治理资源能够得到协调使用，从而使环境问题治理的效果最大化。比如赫尔辛基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成立近四十年来，在波罗的海环境问题的治理上一直发挥中枢的作用，综合协调各国的活动，并及时环境监测数据。目前，南海地区国家之间还没有类似的组织架构。南海作为一片国际海域，要想治理好环境问题，建立有效的组织协调机构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南海周边各国间建立类似于赫尔辛基委员会的组织仍然具有较大的阻力，而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从各国间开展环境保护的合作项目开始，逐步深化理解和合作。2013年6月，为了促进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由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开始实施。该计划的重点是推动当前南海及其周边国家共同关心的区域海洋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合作区域范围主要包括南海及与其相连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合作伙伴主要包括在此区域内的有关国家以及政府间或者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会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我国在治理南海环境问题上的积极作用，推动南海各国和相关组织在海洋环境问题上的合作。
（三）要积极发挥地区国际组织和地区外力量的作用。
从波罗的海的治理历程不难看出，地区国际组织和地区外国际力量在海洋环境问题的治理上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东盟在东南亚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环绕南海的东南亚国家都是东盟的成员国，因此必须要努力发挥东盟在南海环境问题治理上的作用，尤其是要深化中国和东盟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发展势头良好，成果显著。2007年，在第十一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探讨制订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适时建立中国—东盟环境部长会议机制等建议；2009年，中国与东盟通过了《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2009—2015》，确定了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2011年，双方共同制定和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3》，确定了开展政策交流与对话、绿色使者计划、环境产业和技术合作、联合研究等重点合作内容，同年，经中国政府批准建立了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2013年9月“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广西桂林举办，而第十二届东盟—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也于同月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召开。中国和东盟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和对话必将会对南海环境问题的治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重视发挥东盟的作用和加强中国—东盟之间的环境合作之外，也必须要注意发挥地区之外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作用，而这其中应当尤其重视联合国的作用。近年来，联合国在推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协调各国立场，加强对各国监督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在解决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资金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曾积极参与了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实施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和“联合国环境署保护海洋环境全球行动计划”等多个环境保护项目，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今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各国应当积极争取联合国相关部门在南海环境问题治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南海是周边国家人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保护和改善南海的自然环境，是各国应当共同肩负起的责任。进一步推进周边各国在南海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努力搭建合作平台，完善合作机制，对促进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一、环境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社会经济条件。
美国环保主义者哈丁在《公地悲剧》中指出，每个人都力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忽视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承载量，公地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个体的经济动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激化是公地悲剧和环境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使得某些人类共有的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严格的保护，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共有资源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整体的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最终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法制基础。
一方面法律的社会化、系统化、政策化使得近代法律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资本主义民法以私权为本位，在私法本位的观念下形成了法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种传统的法律理念正受到当代法治发展的挑战，法律社会化正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向；另一方面公法不可干预私法的理念也日益弱化，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过渡地带，新型的法律正是在这种土壤中找到发展的空间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二者的融合，这种融合也为环境法这种跨部门立法的范例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二、传统法律思想与实践应对环境问题的不足
我国的宪法中缺乏环境保护的实质根据，因为按照现代法治的原则，国家只有依据宪法才能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责任，但是传统的宪法模式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确认，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有关环境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使得其它有关公民环境权保护的立法缺乏宪法依据，因此必须明确人们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权，当然宪法中是存在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但是并未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责任或职责，这种不确定性也使环境保护过程中要求的集中统一的环境管理权难以实现，表现为现实中的多龙治水，效果却不明显。
有关环境权的属性问题学界尚无定论，主要有人权说、人格权说、财产权说和人类权说等，直接后果是传统民法理论在环境保护中相当的不力，当今社会中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法首推民法，但是传统的民法理论比如所有权理论、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这种绝对所有权、绝对支配权，使得个人为了取得利益而在订立契约时顾忌甚少，只有故意和过失才承担责任的过失责任原则使得对环境权益的保护难以落实，因为在我国环境要素为国家所有，当这些要素受到侵害的时候谁有资格进行权利诉求，这在传统物权理论里无法解决，而依照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不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也可以视为一种自由，国家不得干涉，更为严重的是现如今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往往是社会物质生产部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负面产物，造成这种污染和破坏的企业或个人并无直接的故意和过失，按照过失责任原则其后果便是污染者无需承担责任，受害的利益无法得到补偿，保护环境何从谈起？可以说大多数的环境保护工作都是由环境行政管理机构来进行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管理管理者之法的行政法对环境的保护是否得力，传统行政法对于自由裁量权做出了较严格的限制这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极为不利，因为很多环境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缺乏依据。另外行政法一直以来是以权力的行使作为其基本方式的，但是我们知道仅仅靠权力手段是不足以对环境实行有效地保护的，此外环境保护所要求的预防为主，预先采取措施限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民事行为的需求跟行政管理的滞后性相矛盾，可以说当前的行政法对环境的保护是相当的不力的。当然，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恰恰说明了需要有新的法律规范来适应和满足环境保护和国家环境管理的要求，这就是环境法，可以说正是由于传统法不能满足而环境法可以满足现实的需求才导致了环境法的产生，那么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三、环境法得以应对不同层次的需要
（一）作为应对废旧品处理、环境工程设计、垃圾的回收利用等问题的环境法规、判决和条例是第一需要。
这也是环境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所谓的第一需要是因为为了应对各种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公害问题，相关的环境法以一种应急性的法规、判决和条例的形式出现，由于具体问题的类型多种多样变化万千，所以这一层次上的环境法的变化也就异常迅速，往往是问题已出现就会出现对应的环境立法，正如当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日趋严重的时候，相应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很快就出台了，又如日本50年代后期，由于伴随着产业活动而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在其国内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骨痛病，水俣病等公害事件，于是紧接着在其国内出现了公害立法，《关于公用水域的水质保全的法律》等，不过这个层次上的环境立法内容主要涉及到相关的环境要素，而且总是等到状况出现后才得以反映，因此带有强烈的应急色彩，所以说是第一需要。
（二）使相关的环境政策与社会制度一体化、体系化是第二需要。
这也是环境法产生的间接原因，这一层面的环境法是建立在第一层次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在已有的各种应急性的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将其与已有的社会制度一体化，并在此一体化过程中强调环境政策也必须要通过行政自由，行政裁量权，司法制约来实施，同时在实施过层中尊重各级政府权威，事实上这是一种程序性的体现，之所以要贯彻这一程序主要的是要在实质上使得已经制定的环境机制与我们社会的经济现实、传统财产权和国家能源政策相适应，当然由于在第一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形下，将原本杂而无章的应急性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化，不仅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际上这也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而使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与现行制度协调统一的结果，这一过程的结果必然是环境法与现行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国家能源政策的契合，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各种体制的优化和重组。
（三）环境法产生的终极需要是提出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理念，提出一种广泛的社会对策问题。
这种理念包括社会中的个人生活理念和社会生活理念以及社会发展理念。这种理念主要的是从伦理和道德的层面深化公众的环保意识，进而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将这种意识贯彻下来，这些理念包括了节制、持续、公平、生命、朴质、和谐、精神、仁爱、情性等人文化的关怀，具体的表现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种可持续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包括发展理念的可持续性、道德和法律的可持续性等，所有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可持续的环境法来体现，以期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
作者：曹阳单位：进贤县人民检察院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生活和身体健康，而环境的优劣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
1保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保山市经过多年的努力，大部分农业耕种田地的环境绿化覆盖面较好，市区周边覆盖率超过50%，一部分农村耕地周边的绿化面积达到70%以上，这样清洁无污染的农耕环境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但还有一部分受污染的农田区域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企业周围及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的区域。近年来，保山市农业环保部门把加快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认证，加大农产品抽检力度，加强农产品污染源头治理等作为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和放心消费的重要措施，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市农业环保部门始终把加强源头治理作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加大农业投入品监督管理，坚持一手抓农产品生产环境，一手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现了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目标，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环境问题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息息相关
农药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化肥、农药对作物的使用、塑料薄膜的大量应用而造成的土壤污染，还有部分水体污染等。
2.1农药残留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农药残留问题是农业生产面临的重要问题，农药残留对农产品造成许多不利影响，也为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施用农药是为了促进农作物生长，消除病虫害，增加产量，部分未被吸收的残留物直接污染了农产品；农药的施用影响了作物周围的空气、水土环境，而恶劣的环境反过来还会对农作物产生污染；农药与农产品放置不当，使农药扩散或洒出污染农产品；残留农药的农作物最终进入人体，进而影响身体健康。
2.2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保山市下辖四县一区，都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产品的生产在养分的投入上主要需要化肥，化肥养分含量高，肥效快，作物易于吸收，充分合理平衡的化肥投入可以提高产品的数量和品质，但其成分单一，有效利用率不高，特别是施肥水平不高，滥施的情况下，会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一是氮肥施用过多，会明显提高农产品体内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长期食用亚硝酸盐超标的食品，可诱发消化系统癌变；二是生产劣质磷肥的同时存在伴生元素铜、汞、镉、砷、铝、铬等杂质，也会进入肥料，施入农田，导致重金属超标；三是肥料的单一化，使土壤中的钙与其残留物反应生成难溶解的钙盐，造成土壤板结。
2.3塑料薄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保山市耕地面积238万亩，旱地134万亩，水田104万亩，地膜覆盖面积103万亩，占耕地面积42%。主要是用在烟草和玉米种植上。近年来，大量的塑料薄膜得到推广和使用，“白色革命”增加了农产品的总量，但是废弃的塑料薄膜抑制了土壤的呼吸，并使农作物降低汲取营养的能力。
3保山市农业环境污染的控制策略
3.1农药污染的控制策略
用药次数的减少是控制农药污染的有效手段之一，要掌握农作物的生长特性，掌握引起病虫害的原因、时间及病虫害种类，在关键时期，选对关键药物类型进行施用，减少用药次数；掌握有效的农药喷洒方式，使用易降解及高效的农药，降低农药残留量；对农药污染严重或超标的田地改种不食用的农产品，用以保护人体健康。保山市为扭转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这一局面，2004年1月，市政府了《关于禁止在我市销售和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公告》，明令禁止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18种农药，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甲胺磷等19种农药，禁止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及混配剂在我市销售和使用，严格控制农药污染；在具体工作上，以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农药市场监管年活动、种子执法年活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月活动为抓手，强化以农药为重点的农资管理，从源头上减少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3.2化肥污染的控制策略
近年来，保山市针对化肥的单一过量使用、土壤养分失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危害的状况，相继推广了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措施。到目前为止，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累计应用面积达到上千万亩次，根据土壤养分情况和农作物需肥规律施肥，让农作物吃上了“营养餐”。
3.3地膜污染的控制策略
宣传教育农民适量的使用地膜，并选择能够降解的塑料薄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4结语
保山市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农业环境问题的过程中，突出重点，注重源头治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在农作物生长环节，农作物生长环境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息息相关，因此，本市农业部门严把农产品生产环境安全关，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作者:师桂玲单位:保山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摘要：城市化的发展使我们社会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变得更为便利和快捷。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文就城市发展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一些论述。
关键词：城市化；环境问题；对策
1城市发展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
1.1空气污染加剧
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各城市主要燃煤量在整个能源结构中一般占80%以上，很多已经超过90%。煤含硫和灰份较高，许多都没有经过脱硫处理，直接燃烧，加之城市居民家庭小炉灶直接低空排放，产生了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导致严重的煤烟型大气污染；迅速的城市化伴随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严重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形式严峻。
1.2水污染严重和水资源短缺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水环境恶化状况也相当严重，城市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将成为我国城市在21世纪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
1.2.1水污染严重
城市水污染主要由工厂排水和城市居民生活污水造成的，近年来城市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年增长率为7%，有50%的污水量是从家庭排放的。目前我国每日排放的废污水量约1亿多吨，这些污水有8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河段受到污染；同时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城市大量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充分的废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使径流水质恶化。
1.2.2水资源严重短缺
由于城市增长快，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用水集中、量大、增长快，因此缺水现象首先反映到城市。在我国目前66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吨以上，重点缺水城市108座，严重缺水城市50多座，如辽宁省的城市每天缺水8.5×105吨，每年因缺水而影响的工业产值达2300亿元。
1.3固体废物排放量大，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
随着我国城市人口的猛增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垃圾产量大幅度上涨。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我国城市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建筑垃圾，年产量已超过5亿多吨，并且每年以8％至10％的速度增长，综合利用和处置率非常低，其中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大多直接堆放在城市郊外，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以上，占地5万余公顷，形成了垃圾围城的恶劣情况，影响城市景观，污染了城市的水源和空气，孳生着各种传染病菌，同时又潜伏着资源危机。
1.4城市噪声污染严重
随着城市发展的加快，噪声已成为城市一大公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城市的噪声主要来源于机动车辆和建筑工地。目前我国约70%的城市人口遭受到高噪声的影响，在70个有监测的城市中只有60%的主要城市达标，而一般城市只有33%达到噪声控制标准。我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达标率不到50%，90%的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超过了70分贝，社会生活噪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大量的统计研究表明，长期处在高噪音中的人，容易造成精神紧张、耳聋等疾病，影响人们身心健康。
1.5天然植被减少，城市绿地覆盖率低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城郊农田、城郊天然植被和市区园林绿地等三部分组成，对促进城市生产的发展和保证居民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城市发展建设，自然环境被开发利用建设工厂、住宅、道路、广场、果园、菜地等，自然环境中的植被被不断地砍伐、清除，代之以稠密的人口、建筑物，城市绿地的多种环境功能正在逐步丧失，已经成为尖锐的环境问题。
1.6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多，排水设施落后。首先，我国目前有50%城市没有排水管网，现有设施1/3老化；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率低；有1/4城市垃圾粪便不能日产日清；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5%左右。其次，由于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费用没有着落，虽然在有些城市已开始向单位和居民收取污水处理费，但所收的费用远不能维持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此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的实际情况亦很不乐观，由于技术的原因，很多城市垃圾处理设施还处于实验阶段，时断时开，运行不稳定，处理率极低。
1.7大量耕地被占用
城市的发展使大量耕地丧失，50年代以来，全国由于城市用地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48万亩，1981年～1985年，全国每年减少约100万亩。90年代以后，全国每年减少约500万亩
1.8城市通风廊道没有，热岛效应严重
大多数城市在建设中缺少总体规划，没有从城市整体的角度充分考虑空气的流动性、散热性，城市通风廊道没有或建设不好，空气流动缓慢，污染的气体不能及时排掉，热量散发缓慢，造成热岛效应。
2解决对策
目前，入世使我国城市环境面临机遇与挑战。今后一段时期，应该在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策略，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此，提出对策如下：
2.1确立新的我国城市的环境战略和目标规划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要求，全国城市分布特征、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和因地理条件带来城市环境条件和环境要求的差异，综合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求，确立按层次分类的城市发展的环境战略，指导城市经济建设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按照新的城市发展环境战略，制定不同类别城市发展环境目标规划，用于修订和完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环境保护目标要求和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确保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行动，达到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2.2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和城市结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和人口增长，合理开发中等城市，积极并加快发展小城市。
2.3制定严格的城市规划和科学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依法实施；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控制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工业在城市发展；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改变落后的城市能源和资源利用方式。
2.4积极筹资，加强和改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控制水体污染的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和完善城市供排水系统，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步伐。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箱式收集、密封清运；建立家庭和社区分类收集体系，实行分类处理、回收利用；建设垃圾处理和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加强市政道路建设，提高道路运行能力；适度发展立体交通，实现街巷路面硬化。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Rebuilding)，推行以绿化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建设立体绿化示范工程，增加城市绿地面积。
2.5加强对汽车尾气排放的强制性监管，限制小汽车数量，完善并健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开发利用电能、磁能及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逐步取代汽油。
2.6积极开展城市环境保护和治理技术研究，推广国外新技术，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有效地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推行集中供热，普及型煤，积极开发燃气和清洁能源技术，重点解决烟尘污染。研究推广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使生活垃圾资源化。推行节水和污水治理技术，使废水资源化。研究和推行城市绿化技术，增加绿地覆盖率。在工业企业中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实现在工业生产全过程中控制污染产生，达到节能、降耗、减污的目标。研究提高城市工业污染防治和基础设施水平的科学技术，保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有雄厚的技术能力和较高科学水平。
2.7建立健全城市环境法规，适时地推出《城市环境法》和有关标准体系，逐步建立和试行城市环境审计制度，制定强制性的环境管理规定和措施，实施依法管理和保护。
2.8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城市环境保护与建设。
2.9提高全体人民的环境意识，积极加强公众参与；让公众更加了解环境法律的要求和自己所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和义务，自觉维护应取得的环境权益；公众监督环境污染与破坏的行为，运用法律制止城市环境的恶化。
3建议
3.1建议国家出台强制性政策，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建立城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形成城市环境保护投资主渠道，从而加大城市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投入力度。
3.2积极开辟城市污染治理资金来源，如发行环保福利、开征居民生活污水治理费和城市污染税等，形成稳固的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资金融资渠道。
3.3研究和适时推出《城市环境税法》，提出城市的企业法人和全体居民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义务和享受的环境权利。
【摘要】我国农村公路里程占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的3/4以上，连接了广大的县、乡、村，是保障农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在农村公路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村公路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将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资源环境问题做出归纳，并提出有益于两者协调发展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农村公路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农村公路是我国公路的基础，是农村地区的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我国农村公路里程占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的3/4以上，连接了广大的县、乡、村，是保障农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在农村公路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村公路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将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资源环境问题做出归纳，并提出有益于两者协调发展的应对策略。
一、我国农村公路建设中存在的资源环境问题
1.耕地资源流失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公路建设目前已进入一个高峰期，“十一五”期间将投入数千亿元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在实现“村村通”公路建设热潮中，中国农村村镇建设缺少规划，人口居住分散，自然村布局零乱等现状，造成我国农村公路建设的较大土地资源压力。
目前，农村公路建设中耕地资源浪费的现象屡有发生。其原因主要有：某些施工责任方违法或违规，使得施工主体工程滥占和分割土地，由此增加了填挖土方工程量，造成对耕地资源和施工场地地质地貌的破坏；第二，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打造其表现政绩的所谓“形象工程”，在当地公路规划和设计阶段，未能做到因地制宜，不顾环保因素和经济因素，盲目追求建设的高标准。在规划和设计公路时往往废弃旧道，甚至有些施工者，为减少土石方、减少用工、节省资金投入而多占良田沃土，增加临时用地，导致不必要的耕地浪费。这不仅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也会引发其它经济发展环节的连锁反应，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额外的压力。因此，必须采取可行措施，确保耕地资源不流失少流失。
2.水土资源保持问题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取得突出成就，逐步凸显的环境资源问题也正在破坏着我国农业的基础条件。公路建设对水土资源的破坏表现为：违反水土保持规定，在施工过程中使有害物质进入土中，干扰地表水、地下水流向，改变地下水资源埋藏和运动的条件，导致水流与数量的变化；在公路建设过程中，由于承包商或施工方在设计规划、资金筹措或不严格执行相关法规等因素，不顾及路域地形地貌，任意挖砂、采石、取土，使得工程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结构遭到破坏，极易形成塌方、泥石流等安全隐患。加之对水土流失疏于防护，流失的弃渣、砾石、弃土、废水等又对路域耕地造成侵蚀。
3.动植物资源保护问题
我国农村公路的建设和运营还可能导致周边自然景观失去原始状态，破坏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和多样化物种的生存环境，打破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导致生态平衡的丧失。
因此，在山区地带的开辟新道过程中，应注意保护当地动植物资源，特别应保护珍贵树木和古木。在山区公路建设工程中，应结合当地实情，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保护当地动植物资源。我国《森林法》对于森林保护也有详细的规定：对于建设过程中需采伐林木的，应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和数量进行采伐。公路建设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对动植物资源的负面影响，应纳入我们制定对策的范围，以有效扭转当前农村公路边建设、边破坏的被动局面。
二、应对农村公路建设资源环境问题的对策
1.科学规划并制定环保评价制度
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农村公路与环境保护脱节的现状，就要把生态保护观念融入到建立科学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去。公路建设应实施规划环境评价，把环境目标作为农村公路项目规划和项目决策要素之一加以考虑，从建设伊始就对当地农村交通发展决策和布局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因公路建设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评价细则应包括：生态工程评价、土地资源评价、矿物资源评价和科学管理评价等指标体系，抓好公路建设事前评价和营运期事后评价，建立全程动态评价系统。对于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设立，应做到理解和尊重当地农民的意愿和选择，使他们能够在环保评价体系制定、施工过程监管和环保资金监督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2.落实环保资金确保技术支持到位
当前，我国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投入、地方政府配套、社会捐助及群众集资等，而实际情况是国家投入资金有限，其余渠道资金数量难以保证，造成修建环保型公路标准难以达到。基于此，应从资金规划阶段着手，使环保用资金专款专用，并要求各级财政拨出资金设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专项基金，同时注重完善环保资金使用监管流程。其次，应从保证公路建设生态资源保护的技术支持角度着手，确保农村公路施工的技术水平。注重引进公路环境工程专业人才，逐步提升环保技术开发和实际应用能力。
3.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切实制定当地实施条例
目前，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完善。这些法律法规使环境资源保护有法可依，对公民和法人造成环境损害必将承担的法律责任给以明确的规定。我国农村公路建设中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违规现象屡有发生，其主要原因即是对环保法律法规掌握不够，环保意识淡薄。因此，相关交通部门及责任者应提高宣传意识，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教育和宣传。目前道路交通部门应特别加强对《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明确公路建设中的各项法律义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4.加大对资源环境破坏行为的执法力度
为确保农村环境保护的规范和有序发展，有必要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第一，严格环保目标考核，确立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责任制度。要将环保目标细化量化，分解落实到各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严格考核奖惩，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聘用的依据。其次，严格公路建设项目审批。审批机关要严格把关，把环保和资源节约作为“前置”条件，认真履行职责。对批准建设的项目，要加强个过程监管，预防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第三，严格环境违法处罚。对以新农村建设为名盲目圈占、违法批地以及重大公路建设环保违法行为，要公开调查、公开处罚、公开追究责任，严厉打击，不徇私情。县及乡镇人大要加强环保执法的监督和检查，按照“预防为主、事前防范和事后查处相结合”的执法监察原则，完善县、乡、村监管网络，落实监管责任，以更好地开展环保执法工作。
综上所述，农村公路建设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需要我们针对各种资源保护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对策。坚持发展是中心，在发展中求保护的原则，通过采用技术措施体现科学发展观统领的新农村公路建设方针，通过合理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手段保护农村资源环境，使公路建设和资源环境能够协调发展，最大化降低公路建设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效应。
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的总称。我市总计有乡镇211个，村民委员会3165个，乡村户数129.6万户，乡村人口达511.5万人。水既是生命之源，又是农业之本。然而，近几年来，农村水环境状况存在恶化趋势，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不仅对粮食造成减产，影响粮食安全的国策，而且成为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生命与健康的“隐形杀手”。正如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以及水利部确定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治水思路的要求，针对"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和水土流失（即水多、水少、水脏、水浑）"这四大水利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中一直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村水环境日益恶化问题。警示人们：解决农村水环境恶化问题刻不容缓！
1农村水环境状况
1.1自然条件
××市地处东经115°46′～117°44′、北纬29°17′～31°17′之间，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境内山、丘、岗、圩兼备，江河纵横，湖泊棋布；地貌总体征为西北高、东南低。××市长江沿岸历经多次地层构造运动，构成了典型的流水地形，境内湖泊棋布。江湖水面为1623.7km2，其中湖泊1147.2km2，占70.6％；江河水面375.8km2，占23.1％，水库面积85.2km2，占5.24％。全境流域面积在300km2以上的江河有九条，即长江、皖河、二郎河、大沙河、挂车河、龙眠河、孔城河、罗昌河、华阳河。长江沿岸分布有华阳河湖群、武昌湖、破罡湖、菜子湖、白荡湖等主要湖泊，境内流域面积8791.76km2。
1.2水资源
地表水是××市水资源的主体，主要由境内水资源和过境水资源组成。全市多年平均地表水径流总量为97.77亿m3，其中山区46.32亿m3，占47.38％；丘陵区29.4亿m3，占30.08％；圩畈区22.04亿m3，占22.54％；多年平均径流深山区789mm，丘陵区500～558mm，圩畈区410～490mm。各保证率的地表水资源分别为50％年份为91.13亿m3，75％年份为68.88亿m3，95％年份为44.25亿m3。全市需水量25.3亿m3，其中农业用水21.5亿m3，占85％；工业用水2.5亿m3，占10％；人口用水1.3亿m3，占5％。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700m3，耕地面积亩均占有量为2322m3，高于全国平均数。
1.3水质
全市有五县（市）一郊与长江比邻，干流水质总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城（镇）区岸边附近存在一定范围的污染带；各县（市）区主要水系如华阳河流域的二郎河、华阳河、龙感湖等；皖河流域的长河、花凉亭水库等；菜子湖流域的龙眠河、境主庙水库等水质总体良好，一般为国标中的Ⅱ、Ⅲ类水；部分区域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城镇生活饮用水标准基本上达到国家标准。据地质部门的初步调查，全市年平均地下水储量约20亿m3左右，可开采量约6亿m3；由于境内地质构造有利于地下水的贮存，通过对106km2范围的勘探，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水质较好。
然而我市农业人口居多，由于种种原因对农村水环境问题一直不够重视,农村水环境状况存在恶化趋势，污染事故时有发生,直接威胁着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身体健康。
2农村水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乡镇企业的污水排放、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所导致的农村面源污染、迅速发展起来的集约化养殖场的污染以及居民生活污水和废弃物的乱排乱堆等对水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已众所周知，但水土流失，旱涝灾害，血吸虫流行区疫水对水环境的污染等问题却常被忽视或仍鲜为人知。
2.1水土流失与水环境恶化关系密切
水土流失是在水力、重力、风力等外营力的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水土流失与非点源污染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共生现象。所谓非点污染源为没有确定空间位置的污染源，也叫面源。非点污染源分散、范围大、难于监测和控制，具有不能用排放标准来衡量的特点。非点污染源的载体主要集中在地表径流，污染物质主要是氮、磷等营养物质和农药。
我市年度降水资源充沛（年降雨量在1300-1550mm之间），年际间分配不均，地表质地松散、易风化，再加上人为不合理的活动，水土流失严重（正常年份每年流失土壤2000万m3以上）。我市水土流失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坡耕地（全市142.5万亩）、开发建设项目、森林覆盖率低的山场。农业的发展及维持要求不断向土地投入化肥农药，其结果污染了土地并通过水土流失将污染物输入各类水体，造成了土壤有机质的迅速下降、土壤结构的破坏以及肥力的普遍衰减。
水土流失与土壤侵蚀直接影响水环境的水量和水质两个方面，主要集中在：①侵蚀泥沙本身就是非点源污染物，造成江河湖泊泥沙淤积，水体浑浊，降低了江河湖泊的防洪泄洪功能；②侵蚀径流和泥沙携带大量的化肥农药等污染物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引起水环境恶化；③由于侵蚀泥沙和所携带的化肥、农药、病菌等污染物的进入，影响了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进而影响了水生生物的生长。因此，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农业资源遭到破坏引起土壤退化，降低土地生产力，而且造成水环境的非点源污染和水质的恶化，已经成为当今农村水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2.2血吸虫流行区水环境令人担忧
据2003年底统计，××市血吸虫病流行区涉及七县（市、区）一郊的69个乡镇，流行村人口146.8万人，疫区面积503km2。全市共有5个为未控制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分别为：××市郊区、怀宁县、望江县、宿松县、枞阳县。未控制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居民患病率2.55%，耕牛患病率3.36%左右。有2个达到传播控制的血吸虫病县（市），分别为：桐城市、潜山县。有1个达到传播阻断的血吸虫病县为：太湖县。
据调查，2003年底我市疫区钉螺分布总面积约0.92亿m2，其中江湖洲滩钉螺分布总面积约0.87亿m2（含垸内水网区），内陆（山丘区）钉螺分布总面积约0.05亿m2。主要原因是：①缺乏防治经费，难以开展有效的监测工作。一方面工程措施不能实施，另一方面化疗和灭螺药物难以保证，造成有的地区钉螺大幅度回升。②生态环境改变，加剧了血吸虫病传播。钉螺分布广,环境复杂；加上染源种类多，数量大，扩散严重，难以消灭。③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机构。血防涉及很多部门，如农业、水利、林业、环境等，同时受生物、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机构；④缺乏法律保证。我国血防工作主要是人治，血防工作取决于领导重视与否，缺乏法律保证。近几年来,随着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开展，将有一些洲垸重新变为有螺区。专家介绍说，人之所以会得血吸虫病，是由于生产或生活过程中皮肤接触疫水感染了血吸虫尾蚴，而尾蚴必须在有水的环境里才能从钉螺体内逸出并侵入人体。而我市血吸虫病的保虫宿主除人外，尚有多种哺乳动物，特别是耕牛为主要传染源。此外，洪水频发，江湖水面面积大幅扩大，使钉螺扩散。因此，在今后的5～10年中，全市钉螺面积将会大幅度回升。重点疫区钉螺主要分布在重点疫区江湖洲滩（含圩内水网地区）、沿灌区干支渠地区，因环境因素影响，消灭十分困难。
2.3旱涝灾害频繁加剧农村水环境恶化
我市自然灾害频繁，降雨量的70％主要集中在汛期，甚至是汛期当中的几场大雨，而且年际丰枯变化很大，容易形成非涝即旱、旱涝交替发生的局面。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旱、涝、洪水等所发生的频率、影响范围以及破坏程度在明显加剧。据调查显示：全市境内流域的主要干流、支流和湖泊、水库的水质总体状况良好。但有些支流污染较为严重，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塑料、玻璃、废旧电池等不可降解物正大举“入侵”农村，村道两旁、田边地头、水塘沟渠等随处可见；同工业垃圾一样，生活垃圾利用率极低，大部分都露天在城郊和乡村堆放，这不仅占去了大片的可耕地，还可能传播病毒细菌，其渗漏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导致水环境恶化。枯水季节这些居民生活污水和废弃物在河槽内积蓄，而到汛期雨洪而引发大部分支流积蓄的劣质水、污染水集中下泄，使干流和沿河湖泊水质受到严重影响，污水的下泄还导致沿河的城镇供水和下游湖泊渔业养殖遭受影响。非点污染源在暴雨或暴雨后对水质的影响最大，特别是90年代几次大洪水期间，洪水淹没了大面积的土地，基础卫生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灾区的粪便、垃圾、畜圈以及淹死的家禽和牲口造成环境和水源污染；同时洪水频发，疫水横流，使钉螺扩散，血吸虫病也死灰复燃。
2.4农村水环境恶化对农村饮水安全构成威胁
农村饮水主要是指农村和乡镇居民生活用水。我市农村饮水困难有两种类型--缺水型和水质型。缺水型标准主要有三种形式：⑴水源性缺水，⑵工程性缺水，⑶季节性缺水；而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水质性缺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受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影响的饮用水源、血吸虫流行区疫水的影响，以及人为因素导致水源污染等，而由此发生的饮水困难人口要远远多于缺水型困难人口。
根据市水利局2004年编制的《××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中统计，全市需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总人数共计84.03万人，其中污染水影响人数43.56万人，占解决饮水安全总人数的52%，基本上各县市区均有，但以潜山、太湖、怀宁、望江等县为主；苦咸水影响人数12.76万人，占解决饮水安全总人数的15%，主要分布在桐城市、宿松县；氟超标影响人数0.91万人，占解决饮水安全总人数的1%，主要分布在潜山、枞阳两县；砷超标影响人数2.3万人，占解决饮水安全总人数的2.7%，主要分布在桐城市、枞阳县；局部地区严重缺乏饮用水人数24.5万人，占解决饮水安全总人数的29%，基本上各县都有。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由于受资金、技术等多种原因，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市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4.1水环境污染及其影响
××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0%以上，农村人口主要分布在沿江圩区和低山丘陵区，该地区农村饮水以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为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环境也随之恶化。既在上文中罗列的除乡镇企业的污水排放、化肥与农药不合理使用所导致的农村面源污染、迅速发展起来的集约化养殖场的污染以及居民生活污水和废弃物的乱排乱堆等对水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以外，水土流失，旱涝灾害，血吸虫流行区疫水对水环境的污染等问题也造成农村饮水没有安全可靠的水源，它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对农村的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2.4.2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及其影响
我市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主要分布在山丘区及部分圩畈区，饮用水源为地下水，其中有的地下水中有害物质超标，有的矿化度较高，造成水质差，引起对人体的严重危害。
高氟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长期饮用会引起骨骼损伤，我市部分地区已出现氟骨病症患者。
高砷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砷及其化合物是剧毒物质，长期摄入过量砷，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引起砷中毒。如桐城市高桥、孔城、嬉子湖三镇总面积达43km2的丘陵岗脊地区的地表水资源短缺，地下水含砷量严重超标，高达0.19mg/L，是《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最高限值的4倍，直接影响到32个村计3.5万人的身体健康。
苦咸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苦咸水的化学类型主要为氯化物型或硫酸氯化物型，已完全不能适于人畜饮用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据桐城市卫生防疫部门1999年至2002年对全市苦咸水区83个村8万人的抽样调查，肠道感染发病率为每人每年平均1.45次，较其它区域高出38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苦咸水区儿童的发病率较其它区域高出60个百分点。长期喝苦咸水、严重危害了群众的身体健康,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村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指导思想与总体思路
3.1农村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指导思想
根据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水利部和国家环保局的有关政策，确定21世纪初叶农村水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以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为目的，使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并重，结合农村的资源优势、地理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加强水的高效利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动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实施农村废物的资源化和能源化，实现农村社会和经济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3.2农村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总体思路
我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相对充足，应进行水环境容量研究和核算，充分利用水体的自净能力，在此基础上对污染源进行治理。在制定水环境保护措施时，都应该结合自身的经济、环境特点，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地区的水环境治理和保护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才能达到治理和保护水环境的目的.
4.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和保护的对策
4.1农村水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的对策
农村水环境保护：包括水量和水质两个方面，水量与水质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弟兄，没有水量，水质无从谈起；离开水质谈水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水要求。严格地讲，应当在满足一定水质目标要求的基础上，按照水利部《水功能区管理办法》编制农村水环境保护规划，科学治水，节约用水，维护水体的良好水质，防止水源枯竭，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要加快区域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即水务体制改革，对供水、节水、排水、中水回用、污水处理等涉水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区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随着点源污染的控制，农业面源的污染已成为水环境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对农村水环境现状与水环境容量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应当在关注乡镇企业的污水排放、化肥与农药不合理使用所导致的农村面源污染、迅速发展起来的集约化养殖场的污染等对水环境造成污染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跟踪当代农村最新的发展趋势，充分重视水土流失、旱涝灾害、血吸虫流行区疫水造成水环境污染问题，并结合各种经济、法律、政策、宣传教育、水污染治理技术等综合手段，加强农村地区特别是小城镇地区的环境规划，加强各项环境管理措施，防止农村水环境进一步急剧恶化。
4.2加强水土保持的治理力度、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水土流失是加剧水质污染的主要因素，加强水土保持是防治水质污染的有效途径。由于侵蚀过程最终导致土壤生产力下降和河流湖泊的破坏。径流中携带的泥沙使水质量退化，携带的养分和农药影响水生物的生长。泥沙是最大的污染物，大部分农业养分和农药随径流而迁移。因此，必须改变没有水土保持措施的传统耕作方式，防止土壤侵蚀，减少泥沙、养分和农药的流失。
随着点污染源的严格控制和全面治理，在考虑水体污染控制时，非点污染源的控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但在治理非点源污染涉及政策、管理技术、市场调节、农民配合等方面，存在着技术困难、国情条件限制以及农民利益的协调等，在农业中又存在着化肥、农药的难以替代性等诸多限制因素。因此，必须加强非点源污染的治理力度、走生态农业的道路。首先应充分考虑农村区域特点，实行生态平衡施肥技术和生态防治技术，从源头上控制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施用；第二，有效的水土保持经营管理方式可以防止侵蚀，减少径流，控制水质的退化。第三，在解决水土流失问题上，必须把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作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即使搞人工治理，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面对大自然，人类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实践证明，大自然在不受人类干扰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大自然自身的力量来治理水土流失。例如生态治理中所采取的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湿地）、封山育林等措施，就是充分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实现生态的自我修复。第四，结合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水、肥利用效率。
从根本上来讲，我市农业生产必须走生态农业的道路，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同时采取工程措施、行政措施、技术措施等，为大自然自我修复创造条件，增强其自我修复能力。只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水土流失的发展趋势，实现我市水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3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努力消灭血吸虫病
党和政府对消灭血吸虫病工作非常重视，已逐步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机制。国务院的国家“十五”血防规划提出了“压缩重疫区、突破轻疫区、巩固监测地区”的总血防目标，是符合我国血防工作实际的。
关于防治策略及措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市防治血吸虫病的总目标应是疾病控制，减少疾病的危害，而不是消灭。疾病控制的策略应以化疗为主，结合易感环境灭螺和健康教育，目的是减轻血吸虫病的危害。由于我市流行的为日本血吸虫病，传染源种类众多，而且中间宿主钉螺水陆两栖，防治难度更大，所以防治目标应当是坚持综合治理、科学防治的方针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治病与治穷、治愚相结合，逐步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法制管理。
对于我市水利部门而言，一是应当抓住机遇，把“三农”问题作为当前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工程项目带血防治理。把长江中下游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的规划与血防工作结合起来，在规划中注意与解决血吸虫病问题。二是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制订全市水利血防规划。水利血防的工程措施主要是结合堤防建设、河道整治、渠道硬化、涵闸改造、人畜饮水、微水工程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水利工程，改造钉螺孳生环境，阻止钉螺沿水系扩散；非工程措施主要是制定水库、涵闸等水利设施的调度方案，调节水位，蓄水灭螺。三是确保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在流行区，不论是湖沼地区还是山丘地区，人们因生活饮用疫水而感染血吸虫病的情况较为普遍，要切实做好安全饮用水。建议在疫区可挖水井、筑沙滤池、兴建简易自来水，以排除水体中的尾蚴。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应将水煮沸后饮用，也可在水中加入漂白粉、生石灰等使用。经过长期的努力，在我市控制血吸虫病，即让血吸虫病和疫区水环境不再成为重要的卫生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4.4充分利用雨洪资源，兴利除害结合，防洪抗旱并举
坚持以人为本，科学防控，利用各种先进的预测预报技术和手段，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及时运用行蓄洪区和分洪河道，做到了“拦、分、蓄、滞、排”合理安排，严密防守、科学抢险，使洪水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实现了对洪水的科学有效防控。1998年的大洪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调整和转变治水思路势在必行。就是人类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出路。因此在水利专项规划中，不能侵占行洪河道，要注意给河道让出一定的宽度来，防止人为约束河道造成恶果；在堤防建设上，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在一些山区、支流或非人口密集区，要适度控制堤防建设规模；在防汛工作中，要加强分蓄洪区建设，科学合理地运用分蓄洪区；在处理江湖关系、雨洪资源利用等一切工作中，都要按照给洪水以出路这个思路来展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天和谐的理念。
从单纯的防洪减灾转变为在考虑防洪减灾的同时，如何充分利用雨洪资源，更多地为人类造福。首先就要保护宝贵的水资源。在自然条件下，水是可以循环利用的，但如果破坏了自然的平衡，环境就要发生变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其次应对干旱缺水，有多种措施。按照常规做法，解决时间分布不均，主要靠修水库、塘坝多蓄水。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市农业、水利设施抗灾能力低，靠修水库与其它蓄水工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量短缺问题，建设节水型社会才是解决我市干旱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举措。
充分利用雨洪资源，兴利除害结合，防洪抗旱并举。要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提高水库、蓄滞洪区的运用效益，增加地下水的回灌补充能力，尽可能多的利用洪水，实施地下水的补灌、湿地和水资源的保护。也就是说，人与水要和谐相处，才能保证大自然生态平衡，建设美好家园，享受美好生活。
4.5切实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近年来，国家集中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农村饮水解困的工程建设，逐步改善了农村的饮水条件，取得良好经济与社会效益。××市农村饮水困难人口分布于七县一市及郊区，截至2003年底，全市已解决农村饮水困难总人口25.09万人，全市受益乡镇184个，受益村1185个；全市共完成工程总投资5875.52万元，其中国家投资2753万元；共建成各类饮水工程2169处。在继续完成和巩固农村饮水解困任务基础上，将农村饮水工作重点将转移到解决饮水安全方面。根据《××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规划2004～2005年全市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总人数28.8万人，兴建供水工程743处，估算工程总投资10520万元。农村饮水安全关系××市500万农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关系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
根据我市项目实施区人口饮水安全的现状，对不同类型区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坚持以小型工程为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针对项目区影响饮水安全的原因，根据水源条件和经济条件及以往解决饮水困难的经验，确定工程措施和工程规模。在人口密集区以建集中供水工程为主，对居住分散的，则建分散式供水工程；在水源严重污染区、高氟水区、在高砷水区等区域，为节省投资，方便管理，根据水源条件和污染情况，采取“寻找好水源，建集中供水工程”和“常规处理加活性炭深度处理，建集中供水工程”两种工程类型；在苦咸水区，人口居住相对集中，还可采取“电渗析或反渗透除盐”的工程类型。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涉及水利、卫生、环境、农业、计划、财政等各个部门，必须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分工协作，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水质处理与水源保护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加强农村饮水水质监测，有效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5.小结
笔者认为，我市目前从总体上看对农村水污染的问题还不够重视。事实上，造成我市农村环境污染种类繁多，污水产生量大、分布面积广，许多问题的解决已超过了农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市有关部门如果不及早重视、防范、治理，将会造成比城市水环境更复杂、更有害、更难治理和恢复的局面。水是生命之源，农业之本。喝上、用上洁净水、有效的保护水环境不仅是农民的迫切需求，也是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应重视农村水污染的治理、积极改善农村的水环境。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环境问题的上升，人们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对环境政策的兴趣不仅吸引了众多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如生态学家、自然科学家等，也吸引了经济学家、地理学者等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当前，特别是经济学家在西方各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环境政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环境政策中经济学的突出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政策决策者们对环境保护政策潜在成本的关心。因此，这也使得主流经济学家们纷纷加入到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之中。
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康芒斯（mons）和米契尔（WesleyC.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Clark）、阿亚雷斯（C.E.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A.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中特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derStraaten(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
本文试图总结环境经济问题制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通过以上回顾，概要介绍了环境经济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观点和价值判断，讨论了某些重要的政策基础。可以说，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之外，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确实还存在另一种方法——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尽管这种研究范式至今还很不完善，在实际运用中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但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相比，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更有成效的环境经济问题分析方法。确实，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那样，经济作为一种开放式系统，环境是影响整个经济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经济过程中可有可无的外生变量。经济运行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的事实，也就是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联性，为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另外还要强调的一点是，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不仅关注生态和经济系统及其交互作用，而且关注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的社会系统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与结果的重要决定性影响。因而，诸如收入分配、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因素，在分析环境问题时新古典分析往往不加考虑，而在制度经济学方法中却变得至关重要。例如，制度分析框架适合于分析社会势力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很典型地，一般由既得利益形成的社会势力往往会阻碍为保护环境而实行的制度变革。换句话说，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壁垒是影响环境改善的关键，而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制度安排压根儿不是环境问题分析中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很显然，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制度方法与新古典方法相比是一种更加一般的分析框架，它把社会、生态和经济变量都纳入到了环境问题分析之中。
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可称为社会生态经济学，它还拓展了环境政策的范围。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不同，社会生态经济学框架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并在需要时为解决环境问题而提出制度变革建议，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为了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制度调整必须反映正确定义的“人类必要需求”。这里，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是评估制度调整不同主张的核心。最后，如果制度经济学提倡的社会生态经济方法要运用到实践中，无论是替代环境问题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古典方法或还是作为新古典方法的补充，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特别是在环境政策研究方面，制度经济学方法还很薄弱。这是一项挑战性任务，不仅摆在制度经济学家面前，同时也摆在那些认识到传统环境经济学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弥补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面前。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分析论文
①盆地中的城市——贵阳、六盘水和安顺。城市均建在盆地底部，以矩形（六盘水）、放射状（安顺）和多边形（贵阳）展布，周边多为“喀斯特”山丘、盆地内部还散布有残丘、孤峰等。这类城市的环境地质结构较为复杂，拥有的水土资源比洼地的多，但差异大；地下水分布不均，埋藏较浅，易开采也易受污染。②谷地中的城市——宽谷中的都匀和铜仁，构造盆地和喀斯特谷地中的遵义。城市沿河两岸展布，占据高漫滩、阶地以及部分缓坡地，两侧陡峭，或有和缓的峡谷、宽谷、盲谷，有一定的地表水资源，并为“喀斯特”水的排泄地段，水环境容量较大，但土地资源缺乏。③台阶和洼地上的城市——建在距河不远的台阶上的城市如凯里、兴义，城市依地形起伏呈不规则展布，水资源较缺，自净力差。高原面台阶洼地上的城市，如毕业，地表基本无河流，地下水埋藏深，水土资源贫缺，为9市中自然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市。从总体上看，贵州城市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见表1）。
1.1地形封闭
9市的周边多为“喀斯特”山丘、孤峰，尤其是盆地中的城市，地形最为封闭。如贵阳市就位于本省中部群山环抱的“喀斯特”盆地中；六盘水座落在西部高原山区山峦群峰之中的盆地中等。地形封闭，不但城市发展有困难，也易造成一些生态环境问题。
1.2山地和丘陵所占的比重大
除安顺和遵义所占比重在72%外，其余均高达85%以上。各市的平地并不连片，而是被残丘、孤峰分割，实际是“山间平坝”，故土地利用的限制性强。
1.3地势高低悬殊
各市最高和最低海拔的差数多在1000m以上，毕节市相差达1700m多。地势高低悬殊，不但对发展交通带来困难，而且也带来一些环境地质问题。
1.4自然灾害频繁
贵州年降水达1000mm以上，但“喀斯特”发育，使水源漏失，地表缺水，形成湿润气候条件下的干旱，尤其是高原面上的城市，地面水相对缺乏。如遇暴雨、大雨，因洞穴堵塞等原因，各城市洼地带积水形成内涝，如1996年贵阳市建成区多处被水淹1周多。因而旱涝灾害受降水多寡和“喀斯特”环境的综合制约。据统计，近500年来，9市的旱涝频率高达35%-60%。由于岩溶作用，岩体易发生滑动，9市常有不同程度的滑波、崩塌和泥石流等灾害。
2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见图1）
城市生态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变量的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任何城市的生态系统都是依赖性强，独立性弱的生态系统，如人类的干扰超出城市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负荷能力，则会破坏系统的生态平衡。座落在天生脆弱的喀斯特环境中的城市，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负荷能力低，对人为作用的容忍度极低，生态系统更容易遭到破坏，被破坏后又难以恢复的特点。近30年来，9市人口增长快，而科技、经济和城市管理滞后，环保意识差，直到90年代中期前，9市环境保护仍处于点、源治理阶段。1996年开始重视城市的综合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久账过多，9市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
2.1空气环境质量差，酸雨严重，“热岛”现象突出
9市的能源结构均以含硫量较高的煤为主，城市空气呈现出煤烟型为主的复合型污染：①SO[,2]的污染极为突出。有6个市均超过国家三级标准(0.1mg/m[3])，其中都匀高达0.36mg/m[3]；②氮氧化物(NO[,x])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05mg/m[3])的有3个市；③悬浮颗粒物(TSP)年均值有6个市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2mg/m[3])。而同年，非喀斯特区的赤水市其SO[,2]、NO[,x]和TSP含量分别为0.017mg/m[3]、0.012mg/m[3]和0.116mg/m[3]，是贵州12个市中最低的；④9市的降尘量年、月均值范围为4.1-13.1t/km[2]月，其中有6个市均超过国家规定的南方城市限值标准。
地形封闭，废气扩散困难，废气与空气中的水气混合形成酸雨。9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现酸雨。1998年酸雨率平均为57.08%，其中有4市高达80%以上，且强度大。地形的封闭性和城市内的山丘，孤峰，引起局部气流复杂，下垫面又是人工建筑，导致小气候环境变异，其中以“热岛”最为突出——城市中心区温度比郊区高1-3℃，它使人感到闷热，还诱发流感等疾病。
2.2水体污染严重
水域的生态环境是影响城市环境的关键因素。9市的底部低地几乎全部被人工建筑占据，部份河流阶地和一些低山丘也被占掉，这就使城区水文循环发生不可逆的变异，如加大了城区河流的洪峰，降低平水期的流量等。最为严重的是，多数废水和废物未经处理就排入环境；农田施放化肥，农药和污灌都造成水体污染，尤其是浅覆型的地下水，隔水能力差。而9市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天然落水洞等排污和倒废物，造成地下水严重受污染。受污染的地下水抽取进入城市，经使用后的污水又进入地下，这样反复循环，污水得不到很好处理和自净。目前，各市的中心区和工业区附近的水体污染最严重。据1998年26条河段的监测结果，除铜仁和凯里两市河段的水质分别达到Ⅱ级和Ⅲ级外，其余均在Ⅳ级和Ⅴ级。对城市中6个湖（库）监测的结果，有72%的水质达不到使用功能规定的水质标准。除贵阳的阿哈水库外，其余湖（库）均呈现富营氧化趋势和明显的有机污染特征。
2.3地面塌陷
喀斯特地面塌陷是严重的地质灾害，也是地下水资源开发中突出的环境地质问题。合理开采地下水，能使水体呈良性循环，但9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集中，过量地抽用地下水，不但使水位下降，一些泉水断流，也造成地面塌陷，如六盘水市的水城，在5km[2]的地下水集中开采地段，发生塌陷800多处，造成房屋开裂，倒塌80多座等，经济损失大。
2.4噪声污染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根据1998年噪声监测：①交通噪声范围值为69.3-82.2dB(A)，除遵义外，均超过国家标准[70dB(A)]；所监测的163.29km路段中，有109.14km的噪声超过70dB(A)，与1996年相比呈上升趋势。②城市区域环境噪声为52.5-66.6dB(A)，有5个市超过国家2级标准[60dB(A)]。③对5市功能区环境噪声监测中，1类区（居住、文教）均超过国家标准[55dB(A)]；2类区（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有4个市超过国家标准[60dB(A)]；3类区（工业区）有2个市超过国家标准[65dB(A)]；4类区（交通干线两则）有3个市超过国家标准[70dB(A)]。与1997年相比，1类、2类和4类区噪声呈上升趋势，3类区变化不大。
2.5森林覆盖率持续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1950年初，除毕节外，其它8市的森林覆盖率都在30%以上。50年代到80年代，森林覆盖率迅速持续下降，就连城市中心的许多残丘、孤峰上的植被也被砍光，成为荒坡或采石场。至今仍有六盘水等6市的森林覆盖率达不到30%。1997年，9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5.41m[2]，比1996年减少1.6%。在建城区，随着建设用地增加，9市均紧缩绿地，故建城区的森林覆盖率均低，1997年9市平均为19.6%，比1996年减少1.1%，而1998年又下降到19%以下，有的市仅5%。植被破坏，加速了水土流失，9市水土流失率在500t/km[2]·a左右，毕节高达2000t/km[2]·a。现9市水土流失面积均占本市总面积的15%-55%（见表1），多数市还有加剧的趋势。
2.6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形成是城市职能在空间上分配土地资源的结果。城市土地利用是产业布局在空间上的反映，它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城市主要职能的发挥，以及城市的形象。长期来，城市土地的无偿使用，一些企事业单位多占土地，重复征用土地的现象严重，加上土地管理层次未完全理顺，更缺乏科学的用地规划，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①9市建设用地面积所占比重小，其中工业用地占的比重大，且各市均有半数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市中心区，与居住区商业区混杂，这对各市发展和环境保护极为不利，要把这些工业迁到市区或郊区还需要较长时间。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土地资源贫乏，9市都缺少大众性的公共娱乐和休闲场所。③交通用地比重低，均占本市总面积的0.5%以下，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多地少，地形封闭、地势起伏大有关。④环境生态用地少，因为在经济和教育水平低的状况下，人们对直接生活条件的改善要求超过对环境生态质量改善的要求，加上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少以及法制等多方面的因素，所以保护环境生态用地的重要性未被广泛接受，导致绿地紧缩和新的污染源。
3重建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对策
3.1建立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机构和立法
这是治理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前提。①把城市环境保护纳入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②根据喀斯特环境特点，建立符合本省情况的城市生态环境指标体系。③加大立法，对污染源尽快治理，规定治理好的期限，对治理无效，排污严重的企业单位应计划搬迁或淘汰。④对新建的生产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执行主体工程和防污染设施同时进行和投产，切断经济发展与污染加剧的联系。⑤优先建设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如煤气工程，集中供热，污水和垃圾的集中处理等。⑥遵循城市喀斯特环境特征，建设不同规模、不同特色的城镇。应加速中小城镇的发展，同时控制贵阳建城区的人口数量。
3.2加强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①对落水洞、地下河和市中心区污染重的河段进行工程疏通，严禁利用洞穴排污。②提供各市水源的水库应禁止或减少旅游活动。③节约用水，合理开采地下水，合理布局，适当分散。
3.3建立城市绿地体系
加强教育和宣传，充分认识城市绿化对调节气候、净化空气、衰减噪声、调节居民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等功能，以得到人们对绿化城市环境的广泛支持。主要采取以下措施：①喀斯特区城市周边均为山峰，丘陵或谷坡，应充分利用这种“山环水绕”的自然环境，进行植树造林，形成环抱城市绿化地带。建城区中心孤峰，残丘和荒坡均不要开荒采石，而应种树或作公园。②充分利用城市的再生空间（即人工建筑实体的表面积，它大于该实体占地面积的空间）进行绿化，能收到“快、省、美”的功效。③“见缝插针、挤地造园”，发展小花园、街心绿地，居民区配套的小游园。
3.4发展城市的生态旅游和城郊生态农业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各种造型美，组成别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加上众多的人文景观，9市均是本省重要的旅游地或著名风景区的依托城市，所以应加强旅游业的管理和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推行生态旅游。城郊农业结构应作调整，大力发展洁净蔬菜、果树和花卉，严禁污灌。
4结语
4.1贵州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座落在喀斯特环境中，城市的形态结构、水土资源及城市扩展均受“喀斯”环境的制约，其生态系统极为脆弱；表现在：水土源贫缺、平地少，地形封闭，旱涝和地貌灾害频繁等。
4.2科技、经济和城市管理滞后，环保意识差，“三废”多数未经处理就排放，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相联，加上先天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造成城市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煤烟型空气污染，水体有机污染和交通噪声污染为主。SO[,2]污染极为严重，酸雨污染，城市河段及湖（库）污染普遍存在；4/5的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超过国家标准；1/2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污染较重。
4.3加强各级政府的中心职能作用和环境立法，利用“山环水绕”的自然环境，建设为“山水城市”，这是协调城市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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