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口；汇率；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引言
出口，汇率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理论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国内外相关学者分别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汇率与出口的相关性以及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这些元素分开来进行考虑，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考察。刘晓鹏（2001年）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入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进出口都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陈晨子（2007年）提出汇率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内外均衡具有突出作用，并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不存在长期均衡的结论，这与本文的分析结果也较为相似；甘家武（2010年）通过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指出，在支出结构上，基础设施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收敛的影响各不相同，这就需要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结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出口，汇率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经过实证分析和研究，得出其中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的结论，并在文章最后给出相关建议。
一、实证分析
本文以全国的实际情况作为考察对象，在Granger因果检验，异方差检验等方法的基础上检验模型，并对我国出口，汇率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计量分析使用的软件Eviews6.0。
（一）相关变量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来自于历年的《统计年鉴》。相关变量介绍如下：GDP：国民生产总值；HUIL：人民币汇率，通过与美元的汇率来衡量；CHUK：贸易出口额；ZHICHU：财政支出。
（二）OLS模型回归
本文以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贸易出口额，汇率及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利用OLS的方法对他们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简表如下：
由表1可知该模型的各相关系数T-Prob值都小于等于0.05，此外其F-Prob值也小于等于0.05，且R^2的值大于等于0.99，基于以上结果估计模型的形式如下：
GDP=-35426.73+13.81544CHUK+8167.843HUIL+3.257802ZHICHU
（三）异方差检验及Granger检验
由于该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中“Obs*R-squared”项后的伴随概率值大于等于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且模型的格兰杰检验结果为：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出口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0134，财政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0125，汇率不是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9834，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出口和财政支出通过了格兰杰检验，而汇率没有通过格兰杰检验，也就是说，汇率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很明显的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出口和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汇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则表现的并不十分显著，得出的这些实证结论与引言中提到的相关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矛盾，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本文结论的正确性和可信性。
其次，通过各种相关检验，可以说明本文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数法得出的模型，并不存在伪回归的问题，结论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每增加一亿美元将带动经济增长出现13.81544亿人民币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亿人民币将带动经济增长出现3.257802亿人民币的增加。这些分别代表经济增长对出口的弹性系数和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
三、结论建议
根据以上计量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应适度扩大出口，提高出口的增长率。大力推动先进技术的进出口，以进口拉动出口，加快经济增长的转型，通过大力引进和分享国外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加速我国技术进步。
（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在短期内不可避免的会对传统出口的优势型行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状况，反而将促进出口企业改变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而且较大的汇率弹性制度可以帮助中国克服外部冲击，缓解因长期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摩擦，所以说如何完善汇率政策将是汇率政策研究的方向。
（三）财政支出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应，如增加劳动就业率，大规模吸引外资，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教文卫事业的支出力度。这些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且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坤望.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人口流动；区域经济；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02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改变和经济转型，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人口流动现象也日趋增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于流入区，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劳动力带来人口红利，促进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流入也带来资源紧张，社会治安等问题，对于流出区，人口的外流可能会造成劳动力不足，生产滞后等问题。因此，探讨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选取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作为研究的重点，结合国内外人口流动理论，通过人口流动对区域产业发展、区域资源、科技水平以及消费的机制分析，探讨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并对人口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切实可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人口流动的理论正式形成于1885年，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发表的《人口迁移规律》标志着人口流动理论的正式形成。拉文斯坦的迁移法则也被后人认为是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起源。
关于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国外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Braun 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欠发达地区，人口的流出降低了当地劳动力增长速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R. E.B.Lucas认为，有价值的人口流动理论或经济发展理论应当与城市化的渐进特征相一致。但是Wong Hock Tsen和Fumitaka Furuoka为了揭露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借助协整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研究，却发现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利弊兼存。
（二）国内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此，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樊纲认为在采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人口流动可以减少输出地人口总量，增加输入地人口总量，推动输出地经济发展，减缓输入地经济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王桂新、魏星、沈建法主要考察了 1995～2000 年间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对东部地带和中西部地带区域经济的发展都表现出比较密切的正向作用关系。
三、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机制分析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之间也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本文主要从产业增长与结构转型、区域资源、技术水平和消费能力进行分析，探讨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
（一）人口流动与产业发展
人口流动呈现出从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人口流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大量劳动力流入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维系了高科技工业和传统工业并存的二元产业聚集状况。其次，专业性人才的流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制度。低廉的劳动力生产成本和众多人才的聚集，也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的进驻，加速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另一方面，人口流出解决了流出地劳动力过剩、人口密集的问题，缓解了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但青壮年大量流失，可能导致流出地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二）人口流动与区域资源
人口流动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有深远影响。一方面，流入人口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加大了管理的难度，造成了污染和浪费，不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满足需要，流入地将引进外地资源，导致资源价格上升，造成资金外流；同时，流入地为了节省费用，将寻求低价的替代资源，发展绿色高效能源。另一方面，人口过量流出，会造成区域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不能充分发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人口流动与技术水平
人口流动对技术水平的影响是人才流动带来的。对于流入地，大量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可能会在当地形成高科技园区，知识聚集将大大地增强流入地的科研活力和研发能力，促进科技发展。对于流出地，流出人口多为青壮年。一方面，人才流出不利于流出地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人口流出缓解了当地教育资源的紧张，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教育，为技术创新储备能量。
（四）人口流动与消费
从相对消费能力来看，流动人口将部分收入寄回家乡，缩小了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收入差距，从而缩小了两地之间的消费差距；流入地二元产业结构的维持和强化导致了其内部消费差距扩大。从绝对消费能力来看，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形成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庞大的购买力，他们的衣食住行将有效拉动内需，促进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流出地，人口的流失意味着本地消费市场缩水，不利于消费的增加。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信用环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X24；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0-0333-01
在我国，人口、资源、环境最早同时提出可追溯到2000年，当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切实做好计划生育、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学科尚处于其孕育形成的阶段，就在这时，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市场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用体系缺失问题凸显，信用环境与人口资源环境都与经济相关，所以如何正确把握人口资源环境与信用环境之间的关系摆在政府、社会团体和公众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信用的概念化
从对象的多种属性选取一种属性，并将其分“类”就是抽象。理论就需要抽象。抽象的属性是依据主体的需要而定的，是理性层次的认识。我们在做理论工作时，总是必须经过抽象，否则不可能将认识推入事物的本质。当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与信用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和信用都不是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抽象的过程就是形成对象概念的过程。
要了解概念首先要看其内涵，关于人口发展的内涵学术界并没有给出特定的解释，因此根据研究需要可将其定义为人口发展各要素（如人口的数量、人口的质量、人口的结构、人口的分布和人口消费）的变动。资源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有三层含义：资源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包括地球；资源不以人们的利用程度为转移；资源本身是物质的，或者依附于物质存在”。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由水、土地、大气、海洋、矿藏、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自然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等人工环境构成。“信用”这个词已经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可能是人类认识中最为复杂、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是指依附在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和商品交易之间形成的一种互相信任、相互诚信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信誉最终构成了人和人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商品交易之间的双方自觉的、自愿的反复交往活动，甚至消费者愿意为这份信任付出更多的钱来延续这种关系。
之所以要将研究对象概念化是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条件。否则，便不能确定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于是便很难展开理论上的演绎。例如：人口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成为有关人口研究中最基本的范畴。所以，它的定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实际应用理论做具体问题研究时，我们还是要还原四个研究对象原本比较复杂的具体形态进行分析的。毕竟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在定义的抽象层次上不同。
二、人口资源环境与信用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经济作为桥梁
人口、资源与环境这个课题本身就属于较新的领域。信用虽然早在商代就有了雏形，但当代中国真正的信用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所以，把人口资源环境与信用联系在一个理论框架中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好在不论是人口资源环境还是信用都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通过经济这座桥梁是可以探讨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在人口资源环境与信用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容易存在一种倾向，即直接将四个方面联系起来，然后得出四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结论。这种倾向显然忽略了经济过程处于四者之间的作用。主要不足在于：第一，假如将经济过程排除到研究框架之外，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这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理论分析也就很难深入下去。第二，再假设将经济过程排除到研究框架之外，这样的研究也将不再隶属于经济学科。
经济活动离不开人类的社会活动，人类是通过物质生活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的，而经济生活又反映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生产和消费又是人类努力获得物质生活所必需进行的活动。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又势必影响环境，消耗自然资源。在经济活动中信用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好的信用环境能推动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人类主要是经过生产和消费两大方面的物质生活而与资源、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人口（作为人类群体的数量抽象）资源、环境与信用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过程来抽象地谈。
综上所述，将经济过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人口、资源、环境与信用之间便难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联系，也更不可能开展经济学的研究。同时，将经济过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还十分容易夸大人类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而忽视了经济过程中生产性消费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更加忽视信用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降低信用对人口、资源、环境的反作用力。
一、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其中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穆勒的贸易的动态利益思想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认为对外贸易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斯密从需求角度出发,在其“剩余出口”论(VentforSurplusTheory)中指出剩余产品的出口，不仅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而且由此带来的收益或增加的进口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Cordon澳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供给启动”论,分析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37年D.H.Robertson提出了“增长引擎”论(TheEngineofGrowth,主张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变动引入了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并论证了贸易与技术变动的相互关系将保证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及推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其中，RPrebish、HSinger^G-Myrdal等人认为对外贸易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步。1970年，I.B.Kravis明确将对外贸易称为“增长的侍女”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因素决定,外部需求只对增长起到额外的剌激作用。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专注于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角度,对一些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运用秩相关(RA)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Feder(1983)利用1964~1973年一些半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检验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Kavoussi(1984)采用了73个发展中国家1960~1978年的数据研究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出口商品的机构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Moschos和Demetrios(1989)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验证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外，Karunaratne(1994)、Sachs和Wanshall(1995)、McNab和Moore(1998)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Taylor(1993)sHelleiner(1996)s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
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赖明勇（1998、沈程翔（199§、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刘小朋(2001)、赵陵、宋少中和宋泓明（2001)、姚丽芳(2001)、周申（2001)、许启发等（2002、石传玉(2003)、王坤（2004)及减旭恒(2004)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有关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国内比较少,而且大多是从逻辑层面进行剖析,进行实证分析的非常少。张仲深(199()从外贸大发展带动经济多元化、贸易赤字与经济增长呈良性循环、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相辅相成三个角度论证了外贸是香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张光南、陈广汉，(2009)通过对香港198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内在机制。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出发,初步考察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以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发展方向提供一种参考。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处理
从支出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由总消费、总投资、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及净出口构成。本文仅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假设其他因素,如投资、消费、政府购买等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
(一)模型设定在国内，有关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模型，比较全面的是林毅夫和李永军的模型。模型包括四个方程,即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函数,这四个函数都是上期消费、当期利率、出口和有效汇率的函数。本文只是初步考察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这里假设消费和投资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进口和出口是独立变动的,并且将利率和有效汇率度进出口的影响抽象掉。计量公式可设为：
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度为,则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率为
因为香港从中国内地的进口是其进口的一部分，因此，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增长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度为,则出口增长Xt-1Yt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率为,同理可知，Xt-1Yt香港对中国内地出口增长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Yt。
(二）数据处理本文采用1984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向中国内地出口额(EXHoc)、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额（lMam()、香港的总出口额（EX和总进口额&M)以及香港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度数据共25个。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用消费价格指数(2004年10月至2005年9月=100>对数据进行平减，见表1。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对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相应的变为LnGDP、LnIM、LnEX。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在检验一组时间序列的协整性或长期均衡关系之前应首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单整
阶数，即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免因为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而导致伪回归现象。检验方法主要有DF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本文米用ADF(AugmentDickey-Fuller)检验来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一阶单整序列（见表2）。
(二）协整检验和回归方程协整检验目前应用最多的有EG两步法和Johnsen迹统计检验法,本文米用Johnsen迹统计检验(见表2)。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香港GDP和进口或者出口之间均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并且不具有伪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从得到的a和p值计算出1984年以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如表4。
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内地从香港的进口对香港的经济增长贡献度和贡献率总体均要比内地对香港的出口作用小很多。因此，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进口的作用则比较弱，这和我们前面分析的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进口依存度非常大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以从表4观察到，1997年成为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变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因此，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4~1997)。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比较大。香港从内地进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到1994年的0.043,低谷出现在1993年的-0.104,波动幅度为0.147,平均进口贡献率为0.006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峰值出现在1988年的0.017,最小为1994年的-0.008,波动幅度为0.025,平均出口贡献率为0.004。很明显,这个时段香港从内地的进口极不稳定,进口的贡献率波动大大高于出口贡献率波动。可以推断，这个时期，香港和内地的贸易还处于初期阶段，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未形成长期稳定的依赖关系。
第二个阶段(1997~)。这个时间段的显著特征是香港对内地的进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不断增加，且波动幅度也较大，总体趋势不断攀升。进口贡献率的高峰值出现在2004年，为0.098,最低值则为1998年的-0.031,波动幅度为0.129,平均进口贡献率为0.081；出口贡献率基本保持稳定，与第一阶段相差不大。最高值为2008年的0.019,最低值为2002年的-0.006,波动幅度与第一阶段一样为0.025,平均出口贡献率为0.04。此时进、出口贡献率明显都比1997年之前要高，这说明香港回归后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口贡献率依旧居于主导地位,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这一时期，中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稳定依赖性正在加深。
四、结论与相关建议
通过前面的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关键词】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政策体系
2011年11月25日，新修改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一改变意味着，目前我国的各个省份都开放了“双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完成了我国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一次微调。与此同时，河南省还加强了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帮助扶持，以配合政策调整。可见，人口政策虽然在宏观上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基础，但是人口质量的提高也是重要内容。因此，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当在控制我国人口总数的同时，也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还应注意的是，人口政策虽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事实上，人口政策的稳定性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人口政策应当在人口理论的指导下，在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根据各阶段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进行微调，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鉴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科学的人口政策需要科学的人口理论作为支撑、我国的人口变化受人口政策影响大等特点，综合各种人口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坚持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并时时审视并调整我国具体的人口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建国以来，伴随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我国出现了几次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战。从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支持到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我国学者对于人口政策的观点，先后出现了人口节制主义理论、富有积极意义的节制主义理论、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等。这些理论无疑都致力于解决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并且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当时的人口政策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些理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下，都有其不可回避的局限性，首当其冲的局限就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片面批判和对苏联人口理论的生搬硬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颇具前瞻性也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而惨遭批判。理论依据的混乱和不科学，使得我国当时的人口政策失去了连贯性、稳定性和科学性。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口政策的理论依据终于得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更多地向西方经典人口理论借鉴。
西方国家的人口理论的分类，也可以像为人熟知的经济学研究一样，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大体分为微观人口理论和宏观人口理论。微观人口理论的着眼点是家庭，包括对生育率、人口迁移、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分析。宏观人口理论则涉及适度人口理论、人口老龄化、人口分布与城市化、人口转变等问题。面对我国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们的目光首先集中到了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时，我们先从宏观角度看看适度人口理论的观点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适度人口思想很早就有，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人口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其基本主张是：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需要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力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一个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早期的适度人口理论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爱德文・坎南、纳特・维克塞尔等为代表。坎南主张，土地与人口保持相对平衡的比例，人口增加不是一定会使生产率下降而是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才会使生产率下降。坎南是适度人口理论的奠定者，他首先对适度的人口规模进行了探讨，明确了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适度人口的衡量标准。维克塞尔则是在坎南的基础上，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与最适宜的人口规模结合起来。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主要用于改善人口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耗费了经济发展成果，那么将来的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进入现代，适度人口理论也走向了多元化，代表人物索维和赫茨勒所进行的适度人口的动态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更贴近实际。首先，索维考虑了非经济因素，他认为适度人口就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这些特定目标包括：个人福利、财富增加、就业、健康、知识等，而个人福利又是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其次，索维考虑了科技进步的因素，提出人口的适度增长，将适度人口由静态转变为动态，即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适度人口规模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同时，索维提出应该在人口增长产生的负担和效益之间寻找均衡点，确定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最后趋于零增长，达到稳定状态。赫茨勒则提出了人口压力理论，并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等考虑到人口要素中。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制定我国的人口发展政策时，应当注重社会动态变化，评估我国的人口规模承载能力，并注重从福利角度制定一系列政策，配合我国人口规模的调整。这既是我国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时的一个思路，也是检验一国人口政策是否科学的评判依据。
二、理性选择下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人口政策也趋于稳定，我国现在制定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很好地受到了适度人口理论的启发。“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有两点优势：一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突破了一个时间点或者短期内的人口政策方案，使我国的人口政策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这无疑使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有更长的适用寿命，既可以引领我国人口政策的发展也可以紧跟社会的发展变化；二是，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是要解决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等角度出发，符合适度人口理论的要求。具体说来，“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的内容包括：第一步，降低高生育率至更替水平（生育率2.1左右，满足人类自身的简单再生产）以下，实现人口出生、死亡、增长从高-低-高类型向低-低死亡-低类型的转变；第二步，以人口的零增长为目标，稳住低生育水平，同提高时人口素质、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第三步，鉴于人口具有惯性作用，人口会顺势减少，届时的理想适度人口应再作抉择以建立健全我国的人口政策体系。
“三步走”人口战略发展目标，第一步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当前处在实现第二步的过程中，因此人口发展战略应锁定在以人口零增长为主要目标，包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全面性和合理性上，并且为下一步全方位的理想适度人口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当前阶段，学者称之为人口发展战略的“着陆点”，基于我国人口现状和人口预测，在本世纪的头三十年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软着陆”的方案基础上，既要照顾到人口结构的合理，同时注重人口数量控制的效果。这一方案的理想状态是人口总量在2030年达到14.65亿的峰值后缓慢下降，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比例2050年达到23.07％的峰值后逐步缓解。上文提到的“开放双独生子女家庭可生二胎”的人口政策，正是对这一方案的落实和呼应，适应人口增长在其造成的负担和效益之间寻找平衡的理论要求。
三、建立健全我国的人口政策体系的启示
适度人口理论提到人口要素中人口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等与人口数量配合形成适度人口规模，而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中也把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的影响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因素，这就更需要完善一个有关人口调整的政策体系，以保证我国人口发展实现与经济、社会条件相平衡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体系，我认为可以包括人口与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
首先，人口与劳动就业方面的政策。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索维认为，“如果人口过剩，若不能进行国外移民，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就业机会,提高适度人口，而不是减少实际人口，降低个人效率和福利。”强调了保障就业在适度人口政策中的地位。具体到我国在制定提高就业率的就业政策时，不仅要关注生产力发展等经济发展状况，还应该结合我国的人口结构和教育水平，多方面协调配合制定并完善适当的就业政策。尤其要制定政策应对目前出现的因“教育过度”带来的“超级招聘”问题。
其次，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政策。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同上次次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据此，我国在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老龄化加速，缓解超速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矛盾的同时，应当配合适当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应对“空巢老人”、“老无所养”等社会问题。
再次，人口流动与人口城市化的政策。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同上次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与此同时，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人口流动加剧，城市化进程迅速，因此我国关于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政策，应该特别注意调整劳动力的合理分布，并配套相关的居住和户籍管理政策。
最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这一政策突出表现在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但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较为重视通过一系列有关协调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法规和政策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同时也应当注重通过一系列政策改变我国消费结构的不合理的现状。在我国消费结构不合理仍旧是影响经济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并且消费会引导生产,消费结构不合理会带来生产时资源的无度浪费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调整消费结构，应当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改善消费心理，将消费结构侧重转化为文化消费、精神消费等绿色消费，这也是基于适度人口观所带来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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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关系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2－0141－03
作者简介 王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助教，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江苏 南京 211156)
一、引言
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涉及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了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日”模型，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后经洛克斯等人的补充和发展，认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出口的增长最终会导致GDP的成倍增长；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产量，降低成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从实证分析方面来看，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作用方面也进行了很多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采用数据各不相同，其结论也不尽相同。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化国家在1960－1973年期间的数据，运用秩相关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ordan Shah&FionaSun(1998)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的关系，得出我国的出口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陈家勤(1999)通过对进出口依存度、进口对GDP增长弹性的研究，得出进口增长对拉动GDP增长具有较大作用的结论。林毅夫(2001)通过联立方程组，得出出口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
纵观上述研究，可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关系。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使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数量关系。因此，本 文以江苏省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江苏省对外贸易中的进口额(IM)和出口额(Ex)作为主要分析指标，用反映宏观经济指标的GDP代表经济增长。样本区间选择1985－2005年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由于GDP是以人民币元计，而进、出口额是以美元计，故首先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提供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价，将进、出口额的计算单位统一换算为人民币元。另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再利用消费价格指数对三个指标进行平减，然后对平减后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利用OLS等传统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时，如果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则容易产生伪回归，从而使模型不能真实地反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因此，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发生。首先应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表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EX)、h(IM)和Ln(cDP)是非平稳的，但是三者都是一阶平稳的。所以，以上序列均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2、Ln(EX)、Ln(IM)、Ln(GDP)的协整检验
为了确定LOG(GDP)、LOG(IM)、LOG(Ex)三个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根据Johanson的最大似然法来检验Ln(EX)、Im(IM)和Ln(GDP)之问的协整关系，Jo－ha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是根据是非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p来确定，根据AIC原则和sc原则，并结合LR检验，得到最优滞后阶数为I。检验结果如下表2(检验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量、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量都分别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国内生产总值、进口量和出口量三者之间也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具有同向的变动关系，且此三变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需求拉动理论。
3、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检验说明了三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其中，滞后期的确定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得到，其滞后期数为1。检验结果见下表：
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上，进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口的原因；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同时，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ange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也表明了研究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际可行性。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以看出：
①进、出口都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出口的Gratiger原因，即进口与出口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说明对外贸易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有拉动作用，但经济增长还没有实现对进口、出口的增长效应，不能为进一步进口、出口增长作贡献。
②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nage因果关系，即进口的增长不影响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增长也不影响进口的增长。
③可以说明江苏省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区域，大量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出口和进口对江苏省的经济都发挥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与江苏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出口比进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更大，可以说明江苏的经济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主要依赖大量的出口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二)建议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发挥外贸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拟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进口策略
实证分析绪果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推动作用，调整进口策略是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应继续鼓励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创新成果及紧缺的资源和原料的进口，限制低科技含量的要素和产品的进口，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及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升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可以间接地加快出口增长，从而使进口通过影响出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改善出口产品结构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有下滑的趋势，江苏省又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其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货物贸易出口层次低，目前出口商品的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消耗资源较多的加工产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也非常明显。因此，必须切实改善江苏的出口产品结构，发挥出口的作用，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资本含量，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第二、加快制定实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规划，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为突破口，推动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速培育多元化的出口主体。应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参与外经贸企业的重组，加快国有外贸企业改制步伐。实施“贸易主体多元化”战略，给更多的科技型、深加工型企业申报外贸进出口经营权，这样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企业的规模来推动出口的增长，进而加快经济增长。
3、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
只有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企业只有通过持续快速的技术创新，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科技创新：第一，加大研发投入，为产品创新及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第二，积极引进技术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技术装备。第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管理者素质，为企业创新提供内在动力，如为员工提供再学习机会及环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学习型组织等。第四，企业积极与科研机构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即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4、充分利用外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调整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及教育产业上大量引进外资。另外，在引资的区位选择上，应根据江苏省各地区的实际需要选择外商投资，可以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方式吸引国外资金，而不能仅仅以外商投资数量为标准。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转移和扩散及“干中学”等效应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增长。
5、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引导
江苏省出口企业中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发展因其规模小、资金缺、创新能力低及管理水平差等劣势而得不到高效快速的发展，很难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在对外贸易中遇到种种阻碍，比如：国外的技术壁垒及政策壁垒等。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提供资金支持及政策优惠等。鼓励中小企业向集群化发展，以提高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外贸经营主体的结构。
[关键词] 制度变迁;生育决策;经济增长;综述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众多的劳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与我国的人口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人口现象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途径是用人口作为中间变量的。近些年来，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用微观经济原理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广泛传播，为研究家庭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时间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失独家庭”，也是本文写作的背景之一，所谓“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由于出现了各种意外伤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对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而且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个的数量增加，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促进了我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二、生育决策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是人口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而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关系，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又推动着人口结构和数量的转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家庭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更是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家庭活动则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以及家庭组织经济问题等。因而，生育决策理论作为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得到了经济学家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立了若干种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生育率变化以及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决策。
在家庭生育决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卡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给与需求模型”和“生育率临界假说”。
这些年来，面对国外学者对于生育决策问题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依据本国国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学说。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认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期望效用，而非实际效用，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来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认为风险最小化原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时，其内在的动机是为了分散风险，即通过选择生育数量来规避风险，使风险得以减弱。应当说明的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险最小化原则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函数式表示，但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含义，风险最小化原则要求通过降低风险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国家对少生的家庭进行补偿，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通过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来降低生育意愿。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风险最小化无疑更为适用。
周双超（1996）则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用理论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孩子对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这一事实，他认为孩子对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主要分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当孩子是奢侈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大，当孩子是必需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小，因此，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趋向于向奢侈需求转变。
经典的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决策行为的工具和视角，但是它的运用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一般的基本假设包括：家庭生育决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家庭中的个体均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每个家庭中的个体是完全自由的，其对于出生人数和出生间隔完全可以自主决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物品，他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形态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达且无处不在。
只有满足以上的假设条件，其通过模型得到的结论才能够成立，显然，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其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满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庞大的13亿人口，市场经济制度远未建立完善，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远未成熟，收入水平还较为低下，存在着自然经济的残留思想和观念。因此，简单的套用西方经典理论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重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和吸收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注重不同的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方法，从而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的家庭决策和家庭活动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点，例如：①父母一般会抚养子女到成家立业为止，即当子女完婚后才会真正脱离父母抚养，因此，家庭抚养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国家。②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内容比西方国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费用，通常还包括买房，结婚等费用。③具有浓厚的“养儿防老”的传统，子女的保障效用极为重要，这源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养老”的传统。④我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中具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压力较为明显。⑤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较强，家庭的生育决策空间较小，绝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为0-2个。⑥经济处速发展中，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都深刻而明显，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较之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多变，因此，需要更为多样且细致的分析。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理论的应用应当重视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框架，绝不能生搬硬套，更何况，西方生育决策理论中的很多结果尚需实证检验，很多理论还存在空白和有待发展之处。与西方经典生育决策理论相对应，我国学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国的实际和国情，更加关注特殊的文化体制因素对于生育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是，我国学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对于理论的重视不够，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现有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对于模型的构建与理论的创新。另外，对于西方生育决策模型的运用缺少前提，片面的运用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观范畴，缺乏对宏观变量影响的研究。
三、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二是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展开。按照制度的层次，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包含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制度的变迁推动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也对人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促使人的行为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决策方式和权衡关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导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发生变化，家庭中的个体面对着成本和效用的变化会做出不同的生育决策，体现着制度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下面将简要介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曾毅和舒尔茨（1998）主要研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他们运用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数理统计分析，他们认为在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体制下，实际上会对农村生育多孩的夫妇给予了一种经济补偿，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客观上取消了对生育多孩夫妇的补偿，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过数值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在改革前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同时加强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则通过将博弈论内容引入生育决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从而证明了在没有制度控制下，当公共领域中存在大量资源，且实行平均分配制度，人们此时倾向于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了“公地的悲剧”，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将会导致家庭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场经济体制且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少育孩子。
与此类似，郑龙真，史清华（2006）通过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较了无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得出在无制度控制下家庭将会选择多育孩子以争夺公共资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条件下，人们将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张华宁、陈纪平（2009）的研究利用产权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在人口增长率的统计分析中加入政府产权制度效率参数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参数，通过将实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相结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由于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绩效，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性质，随着产权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导致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而导致过剩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增长率下降。二是由于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人们拥有多个孩子以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非生产性”过剩人口的增加，进而导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对于计划生育制度变革是否会引起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即是否会引起生育率的反弹，学界基本上呈现两种态度。顾宝昌（2010）提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即放开二胎不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也不会导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陈华（2012）的研究表明调整现行人口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在短时期内将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导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弹。
通过不同学者对正式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农业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制度都会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产生影响。
四、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我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少生的人口达到3.38亿。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人口转变是指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状态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态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21]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对生育的有力控制，经过30年时间，我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通常发达国家处于的阶段。与我国相同收入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国家均处于第二阶段，因此，我国人口的迅速转变无疑是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与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红利”效应，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在全部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据此推论，由于2000年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成为名符其实的“银发国家”，这对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受到“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据标准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这种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和投资率处于高位，且绝对量不断增长，另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检验。其中，蔡P（2004）通过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法得出，东亚奇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应归结于人口结构因素。同时，他认为大约23.71%应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认为高的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为0.109，-0.113，且均显著。一般而言，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高储蓄率，主要因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导致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而且，年轻人的储蓄意愿和能力也较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人口转变，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根据预测，在2000-2030年间，劳动负担系数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间，劳动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到2050年将上升至64.36%，届时，我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
由此可知，21世纪的前30年，将是我国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当前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既出现了许多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对于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将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标相联系。而人口红利对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较薄弱。二是对于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与传导途径的分析较模糊。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并存的阶段，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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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结构； 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 OECD； 少儿抚养比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16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后，Kaa[1]指出欧美国家人口转变进入第四阶段，人口增长从低增长转变为零增长和负增长，人口结构变动成为影响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模式的主要因素。Jones等[2]指出中国在特定的人口政策背景下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相比其他国家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转变的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且这一过程会伴随着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剧烈的变动，也会带来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共震”，李建新[3]指出中国应该首先将人口变迁和人口问题置于世界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思考。因此研究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过程、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意义非同寻常。
西方人口转变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转变是工业化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由生育决策主体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条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中国的人口转变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遵循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OECD自1961年成立以来就被赋予了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角色，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OECD国家的人口转型几近完成，有助于我们系统认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呈现出来的规律性；同时OECD国家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中国也即将面临，因此研究OECD国家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助于为中国未来人口政策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
已有研究考察了OECD国家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indh等[4]将年龄结构因素引入SolowSwan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1950-1990年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50-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显著促进了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负向。Andersson[5]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化对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atini等[6]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人口老龄化会减缓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ChongBum等[7]利用25个OECD国家41年（1960-2000年）的数据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老年抚养比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起初老年赡养负担的上升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因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而趋于下降；同时还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也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先增加后下降。
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首先已有的研究或者将人口变量直接引入Solow-Swan模型，或者直接分析人口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解释非常薄弱，这也使得研究的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尽管我们最为关注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但是它也仅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而已，因此必须将其纳入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且能够说明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在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及各地区技术进步一致的条件下，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将会逐渐缩小，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趋同。假定技术进步外生，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若各国偏好和技术不存在大的差异从而经济增长均衡状态相同，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具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且二者最终到达同一均衡状态。俞培果等[8]指出迄今，研究者们已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或区域，及部分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的数据作了收敛检验，所得结论较为一致，在同质国家或区域分组（美国的州、欧洲的区域、日本的县）中存在绝对收敛，即俱乐部收敛；在大型国家样本以及在大量区域或国家内部的样本中发现了条件β收敛，这提示我们应该结合已有的经济收敛理论来构建模型，分析人口结构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次，在实证的层次，Kaa[1]指出20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四阶段，而这一阶段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且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因此对样本时期的选择应该尽可能地包含其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而已有的研究中样本时期跨度最大的也仅仅止于2000年，因此需要扩展至21世纪以包含人口转变的新特征；最后，OECD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节点如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石油危机等对人口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考虑这些重要的历史性节点则很难客观描述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本文结合已有的经济收敛理论，构建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模型，选取1950-2009年26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重点考察了二次世界大战、石油危机等突发历史事件前后二者的关系，力图对OECD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清晰描述。
1 理论模型
Bloom等[9]在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红利，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
在微观个体层面，王丰[10]指出生产与消费随生命周期的阶段而变化，人们在生命之初以及在晚年都会有很长一段经济依赖期，在这些年龄段，一般认为，平均消费高于产出；而在主要的青壮年时期，则产出多于消费。既然每个年龄结构会有不同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则每个年龄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应不同。在宏观层面上，Fair等[11]、Lindh[4]和Batani[6]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参与、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动、国际收支、房地产价格、收入分配等变量，最终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从两方面体现：一是供给，人口转变引起年龄结构变化，进而改变劳动力的供给市场；二是需求，人口结构转变将改变总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和国际资本流动。
因此，Bloom等[9] 指出Solow-Swan模型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人口变量：人口的年龄结构。既然每个年龄结构会有不同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则每个年龄组的贡献是不同的，经济增长的可能会因此加速或者变缓。因此经济可能会随着劳动年龄快于总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随着老龄化的增加而减缓。将产出y进行简单地转换，可得：
yt：=[SX（]Yt[]Nt[SX）]=[SX（]Yt[]Lt[SX）]・[SX（]Lt[]Nt[SX）]=yt[SX（]Lt[]Nt[SX）]（1）
于是对（1）两边取ln得
lnyt=lnyt+lnLt-lnNt（2）
对（2）式两边关于时间t求导，令gz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得到：
gz=gy+gL-gN（3）
式（3）将人均产出的增长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部分；另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动部分。根据经济理论，平均产出y（t）在任一时间段t1到t2的增长率gy，在均衡状态下的平均产出y*的对数值与初始时间t1的平均产出y（t2）的对数值的差值成比例，于是
gy=[SX（]1[]t2-t1[SX）]ln（[SX（]y（t2）[]y（t1）[SX）]）=c1ln（[SX（]y*[]y（t1）[SX）]）（4）
由（4）不难看到，当影响两个地区最终稳态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相近时，经过相对较长时间的发展，能达到相似或相同的发展水平，如果两地区初始水平不同，那么初始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将表现出比初始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有更快的增长率，这反映了经济学上的追赶效应。因此控制住初始发展水平以后，（4）可以变换成（5）：
式6在经济收敛理论的基础上，在原有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之外，加入了人口转变因素，最终将人口转变因素纳入了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因此人口因素通过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是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制度因素等共同影响潜在产出的水平，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二是以劳动力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的形式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2 样本与变量的选择
样本来自26个OECD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结构转变历程具有典型性。
关于人口变量的选取， Bloom等[9]选取了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这两个变量；Kelley[12]等选取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四个变量；Choudhry等[13]选取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四个变量；本文遵循两个原则进行变量选择：一是选取已经被大多数学者研究证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二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可以查找的变量数据。最终本文选取期初人均GDP、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投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力资本这六个变量进入模型，关于变量的基本信息见表1。
人均GDP数据来自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http：//），并用不变的购买力平价（PPP）价格表示。人口变量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2010）。本文把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15-64岁的人口，而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率分别表示0-14岁的人口，年龄65岁及以上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得到的比值。投资变量用以2005年不变购买力平价转化的人均GDP中投资份额表示，其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中心HestonSummers数据库（http：//pwt.econ.upenn.edu）。人力资本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此数据来自美国经济研究中心（http：///papers/w15902）。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我们对期初GDP、投资、人力资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取了对数。
本文采用1950年到2009年期间数据。若选择一年的时间作为跨度，如Islam[14]分析的，结果受到短期时间的干扰较大。因此对时间序列进行了初步处理，将1950-2009年按5年一期共分为12个时间跨度。本文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来考察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不是模型的外生变量，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干扰，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都分别设置两种形式，一种是加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一种是去掉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本文主要采用了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四种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六个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为了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产生伪回归的问题，本文对六个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Panel v、Panel rho、Panel PP、Panel ADF、Group rho、Group PP和Group ADF这7个统计量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设置回归模型是合适的。
3 结果及讨论
3.1 结果
结果显示，期初人均GDP在所有模型中都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投资在所有模型中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本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在人口变量中，模型1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以及少儿抚养比的系数显著；模型2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在模型3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以及少儿抚养
比的系数显著；在模型4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见表2）。
儿抚养比后进行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模型3表示包括全部七个变量进行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模型4表示移除老年和少儿抚养比后进行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
为了进一步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对两组模型（模型1与模型3；模型2与模型4）进行了Hausman检验。首先进行零假设：随机效应模型成立，三组模型Hausman统计量的值分别是35.961和38.070，所对应的概率均为0.000 0，即拒绝原假设，提示我们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而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模型1中主要的变量均表现出显著性，而且整体拟合优度高于其它模型，因此认为模型1在4个模型中是最为理想的。
3.2 讨论
Choudhry等[13]和Kelly等[12]认为考察经济收敛性的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就是起初人均GDP的系数是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用技术进步阐释各国经济增长水平差距，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趋势，经济的发展最终将趋于稳定状态。经济增长理论把这种可能的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收敛。迄今，研究者们已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或区域，及部分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的数据作了收敛检验，在同质国家或区域分组中存在绝对收敛，即俱乐部收敛；在大型国家样本，以及在大量区域或国家内部的样本中发现了条件β收敛。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在所有的模型中，期初的人均GDP系数都是负的，这表明在考虑到人口效应之后，经济存在着收敛性。
投资在四个模型中系数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示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关系之紧密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无不将资本积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本在四个模型中系数均不显著。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者们一直未能就人力资本能否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给予确定性的结论。其中，Mankiw[15]和龙翠红[16]等人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并对其具体贡献进行了测算；也有部分研究显示，如Fuente等[17]，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表现出负向作用。Vandenbussche J.[18]研究了OECD国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高级别的人力资本对于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推动作用，这提示我们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区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以及所处国家的技术前沿水平。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少儿扶养比的影响是显著和负向的，而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同时方向在各个模型中也是不确定的。这和Bloom[19]，Choudhry[13]和Kelly[12]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一般认为如果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负担比较高，那么消费的部分就会提高，储蓄份额会相应减少，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上，Coale[20]等人于 1958 年就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H）。该假说认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和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劳动年龄人口背负较重的抚养负担，从而降低储蓄并带来社会物质资本积累的下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经济活动人口急剧增加，少儿抚养负担减轻，随之经济发展加快；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在我们研究的样本期内，还不能完整地反映出老年抚养比升高对经济增长的完整影响，即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反映了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不同路径，有一些研究已经开始质疑人口老龄化是否一定会带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21]。
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系数显著。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是劳动力人口快于总人口增长的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首先，生产性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力人口供给的增加；第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妇女从照顾孩子中解放，因此也会有更多的妇女参与劳动；第三，由于低死亡率以及期望寿命的增加，投资于人力资本的以及储蓄的意愿增加，因此使得劳动力的质量提升以及整个社会的投资增加。这些效应通称为人口红利，而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人口红利效应是存在的。
依据表2中模型1的系数，我们计算了人口结构转变对26个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结构转变对26个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最大的部分来自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总影响的90%以上，也就是说，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其次是来自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增长的部分，占总影响的5%左右。虽然老年抚养比系数不显著，但为了全面分析人口红利，本文也将其纳入计算。最后我们计算了人口转变对人均GDP的贡献，总体而言，26个
OECD国家在1950-2009年间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2.64%，少儿抚养比增长率为-0.313%，老年抚养比增长率为0.279%，而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为0.0081%，依表2中模型1的系数，我们计算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26个OECD国家在1950-2009年人口转变因素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是18.7%。
我们同时结合OECD国家人口的主要指标，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图1展示了OECD国家的人口的主要指标，可以看出其人口转变过程显著地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5年，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婴儿潮的影响，少儿抚养比持续上升，如美国出现了一次
人口生育高潮（1946-1964年间），美国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约7 800万左右，其中3 978万女性
和3 822万男性，占美国成年人的35%，占美国劳动人口的41%[22]。由于新出生的孩子还未成长为劳动力，劳动力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的增长，整个社会中消费性人口的比重上升，因此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1965-1985年期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而在上一期出生的孩子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整个人口结构中，生产性人口大于消费性人口，劳动力的增长快于总人口的增长，人口结构的转变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这一时期，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1.45%；从1985年起，劳动力的增长开始下降，同时，老年人口占比快速升高，少儿抚养比的下降的速度趋缓，大大减少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2693%。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对所有模型进行了Robust检验，由于模型1是最优模型，因此我们只报告基于模型1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首先，我们将面板数据处理的间隔时间周期由五年变为十年。结果可以看出，主要的因变量：投资、少儿抚养比以及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仍然显著，而且方向与原有模型一致，且系数大小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说原有模型是稳健的。其次，我们采用常见的方法之一，即去掉数据中最大最小各百分之一的部分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主要的因变量投资、少儿抚养比以及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仍然显著，而且方向与原有模型一致，且系数大小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说原有模型是稳健的。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6个OECD国家、1950-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对人均GDP增长率是显著的正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不确定。总体而言，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中的18.7%。
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加，这个值并不一定是正数，当人口转变进入到下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退休年龄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则转变为抑制人均产出。同时，这一增长效应能否在事实上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要借助于一国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以及教育政策。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这一效应有多大，需要谨慎地看待，片面夸大或忽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可取的。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口问题一直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人口政策的有效制定关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及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20年左右关闭，距离现在还有八年左右，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中国需要借鉴OECD国家人口转变的规律以及面对人口转变的经验，同时考虑到自身的基本国情，提出应对策略。
首先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二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四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全国受教育水平；五是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其次必须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使广大劳动年龄人口都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第一，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网络化、体系化和法制化，在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的同时，有效保障劳动力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促进劳动力通过市场实现就业。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促进就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促进就业方面将有更大的潜力可挖，要细化服务业分工，创新服务模式，找到更多的服务内容，发掘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2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最后是积极面对老龄化问题。在未来50年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急剧地老化，但各个时期的人口老化速度有很大的不同，本世纪三十年代老年抚养比的平均增长率将达到1.652%的最高值；充分发挥人口优势，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根据自身国情，积极完善制度体制，如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 。这就使得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变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积极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城镇知识型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社会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与增长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是要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积极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二是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三是条件成熟时，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四是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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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模式；人口迁移；人口增长；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004-02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一、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人口的大量迁移，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参考文献：
[1] 蔡.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3] 茅于轼.中国人焦虑的从哪里来[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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