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11月1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容易生病误工，加大企业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劳动力高龄化后带来的知识老化，这将会给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科学史表明，青年人才对科学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河南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导致现有农村的农业的人口减少，并且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河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中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无论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还是数量的短缺，都说明适合这种产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随着河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养老负担的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抚养比来进行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人数之比，实际上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养老金的支出上，随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河南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龄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使得农村的养老负担日益严重。目前，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四）对储蓄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储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远远不及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1.47个百分点。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中年轻人的储蓄行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的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储蓄减少的同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河南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未来少年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未来老少扶养比的总体是增加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的储蓄。
（五）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来说，消费水平的基础是收入水平，一般来说，老龄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只及原来工资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劳动年龄人口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劳动年龄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费系数是0.8，这个数字在数据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估计检验。
三、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河南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一）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创新步伐。对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的解决办法是是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老龄化社会做好经济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河南的经济有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对于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培训，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探索实行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健康低龄老年人中的高级专家和经济社会高级管理人员及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龄化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利用老年消费的特点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鉴于老年消费品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正确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向老龄产业投资，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遇。
第四，促进河南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为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养老基金及证券、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保证。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二）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截止到2014年年底，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1%。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左右。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方面导致劳动人口总量减少，经济发展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赡养率提高，加重年轻一代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老龄化带来人们的退休期延长，使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断增加，不利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预测，2010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1.7万亿元。巨大的基金缺口给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老龄化及养老金缺口的双重压力下，最具影响力的变量———退休年龄成为解决基金缺口的入口，普遍认为延长退休年龄能够有效地缓解基金支付压力。国内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研究较为充分，梳理已有文献可知对延长退休年龄和基金收支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是否需要延长退休年龄；延长退休年龄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基金收支、隐性债务、就业等；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设计等。部分学者反对延长退休年龄，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对我国的就业形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延长退休年龄并不一定能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且目前我国不具备延长退休年龄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人口预期寿命等条件（唐钧，2010；张车伟，2004；潘锦棠，2012；杨翠迎和金昊，2014；曾益和任超然，2013；徐立人，2012）。[1-6]部分学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能够较好地解决养老金支付问题，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利于实现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邓大松和刘昌平，2001；邓大松和陈文娟，2008））。[7-8]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得出延长退休年龄必然性（李珍，2007；郑秉文，2013；杨燕绥和张芳芳，2012；林义，2002；殷俊和黄蓉，2012；王增文，2010）。[9-14]林宝（2003）探讨了退休年龄与隐性债务之间的关系，认为退休年龄直接影响着隐性债务。[15]此外，部分学者从预期寿命及目前我国退休年龄存在的性别差异等角度提出我国应延长退休年龄（褚福灵，2013；蔡昉，2013；王海东和李珍，2013；史柏年，2001）。[16-19]国外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收入分配和老年职工生活的影响，认为延长退休年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养老基金收入（Thomas，2010；Lacomba和Lagos，2006）。[20-21]但也有学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将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且不利于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Aubert和Duc，2013；Weller，2005；Polackova，1999）。[22-24]国内外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本文以退休年龄为切入点，研究不同的退休年龄对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
二、人口预测模型建构及人口预测
人口因素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变量之一。延长退休年龄通过影响参保人员的缴费和退休年限进而对基金收支产生影响。对未来人口总量、结构、分布、迁移及发展状况的预测是改进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步骤。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有灰色预测模型、年龄移算法、指数方程、矩阵方程、刚培兹曲线、自回归方程等。本文拟采用年龄移算模型，该预测方法产生时间较早，在人口预测上有广泛的应用，方法较为成熟；而且该方法对人口的预测准确度相对较高，有较为严谨的移算原理，预测方法简单易行，成本较低。此外，该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人口数据及普查数据，以历史数据为基数，对未来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
（一）年龄移算法的原理及其描述
年龄移算法也称年龄移算预测模型，是人口预测的基本方法，其基本表达式为：式（1）和式（2）中，Mt+1(s+1)表示预测年度为s+1时t+1岁的人口数，Mt表示预测年度为s年时t岁的实际人口数，V(t)表示s年时t岁人口的存活率，V(t)=1-Dt，Dt为t岁人口的死亡率。v表示s+1年人的最高寿命，Mv-1(s+1)表示第s+1年最高年龄组预测人口数。可以看出该预测模型涉及到的两个重要变量是基期人口数及各年龄段人口的存活率（1-死亡率）。若已知当期0岁人口数及相应阶段的死亡率便能求出预测年份各个年龄段或年龄组人口数。
（二）对我国人口总数及其分性别人口的预测
本文人口预测年限为2011-2060年，暂不考虑人口的国际迁移因素。1.参数取值（1）各年龄段人口基数。运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表3-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以2011年为预测始年。（2）各年龄人口死亡率。采用2005年由保监会公布的《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中养老金业务表，将各个年龄组男女死亡率加权平均得到各年龄组总死亡率。（3）各年0岁人数的确定。从2000-201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平均值为12.4‰，考虑到我国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国家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假定预测期间我国人口保持着13‰的年增长率。2.人口预测结果将上述数据代入到公式（2）中可以得到2011-2060年我国总人口数。随着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提高以及人们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假定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为20岁。按照现行退休年龄，女职工到50岁即可享受养老金待遇。为测算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将人口年龄进行分组，其中0~19岁为暂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20~49岁者为劳动力人口，50~70岁为我国可能经历的退休年龄，71岁及以上则为完全享受养老待遇的年龄，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由图1可知，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出现在2037年，达到14.65亿。这一预测值与2007年联合国人口司对我国人口的预测结果相差无几，该机构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3年达到14.6亿，说明本研究的人口预测结果有很高的准确性和参考价值。2037年以后，虽然我国人口保持13‰的增长率，但是总人口仍然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到本世纪中叶，总人口下降到14.3亿，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约为12亿。由于我国男女退休年龄不同，为更准确地测算出不同的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本文将分别测算2011-2060年我国分性别人口总量。此处借别比，正常的性别比介于104~107之间。整体而言，性别比相对比较固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50~54岁、55~59岁、60~69岁、70岁的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05.14、102.12、103.47、101.88和101.63。假定在预测年限内，我国50~70岁人口仍保持这一比例。根据已知总人口，可以分别测算出男女人数，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三、统筹基金收支平衡模型建构及测算
（一）基本假设
1.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城镇企业职工，且不考虑男女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2.从养老保险制度实现自我平衡的角度，暂不考虑国家的财政补贴以及社会捐赠等收入以及制度的转制成本，基金收入主要来自于单位缴费及利息收入。3.退休年龄，由于我国正在研究实施递延式退休年龄，假定女职工可能经历的退休年龄为50~70岁，男职工为60~70岁。4.遵缴率。十一五期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遵缴率始终呈逐年下降趋势，历年分别是90%、89.9%、89.5%、87.7%和86.5%，其中2009年和2010年遵缴率下降幅度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金融危机期间困难企业数量增加所致（郑秉文，2011）。[25]随着经济的回暖及基金征缴工作日益法制化和规范化，本文假定在测算年限内，养老保险遵缴率达到100%，即不考虑参保人员未缴费现象。5.结余基金的处理。假定若某一年基金出现结余，结余部分不作为下一年的基金收入来源，下一年的收入来自单位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费。6.假设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严格分开管理，两者之间不存在相互使用或透支的关系。7.假设由于长寿风险带来的个人账户基金额外支出由国家财政支付而不是从社会统筹基金中列支。不考虑退休人员死亡时的丧葬费支出。
（二）统筹基金收支模型
1.基金收入模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入主要指职工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的保险费。基金收入涉及两个重要变量，即缴费人数和缴费数额。某年的基金收入是该年缴费人数与缴费额的乘积。
（三）基本参数假定及取值
1.初始就业年龄和退休年龄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不断推进，市场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接受教育实现。据测算，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占有较大比例，而毕业生毕业时年龄基本在20岁左右。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于18岁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假定测算期间劳动者开始工作的年龄为20岁，即a=20。随着延长退休年龄呼声的提高，假定我国男女劳动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经历的退休年龄为50~70岁，即b∈[50，70]。2.城市化率城市化是指非城市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与养老保险制度密不可分，我国每年都要大量的非城市户籍人口流向城市，成为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扩面的主要对象。从1997-201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到2013年，城市化率达到53.73%。本研究假定从2013年开始，城市化率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到206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82%。3.失业率近10年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维持在4.1%左右，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假定城镇失业率在较长时期内维持4.5%的平均水平。4.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覆盖率是衡量制度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由制度建立之初的39.2%上升到2013年的63.2%，15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党的十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其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覆盖率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随着养老保险制度及征缴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及广大劳动者保险意识的提高，假设从2013年到2020年我国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以每年5.26%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达到100%。5.缴费率根据国发[2005]38号文件，统筹基金收入来源于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0%缴费，即c=20%。6.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称为社会平均工资。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趋向成熟，未来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工资增速也将受到影响。本文假定预测年度内我国社会平均工资与经济增速同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趋势，假定我国经济在2013-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2051-2060年分别保持10%、8%、7.5%、7%和6%的速度增长。7.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国发（2005）38号]指出将职工养老保险的总替代率定为59.2%，其中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分别为35%和24.2%，假定预测年份统筹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35%。即ARR=35%，其中ARR=APtSAVt。8.基础养老金调整幅度养老金调整是国家为保证退休人员养老金购买力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的制度安排，也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从2005年至今，国家已经连续11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历次调整幅度高达10%。在调整方式上以普调为主，即在上年度养老金基础上按一定比例上调养老金。上调养老金使得退休职工得到了切实的实惠，但如此大规模大幅度地上调养老金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将给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造成威胁。随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未来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将逐步完善和规范，假定在预测年限内国家经济增长幅度在每年年初上调养老金。即f=g。9.缴费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按照《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等相关法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以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的60％至300％为缴纳基数。近些年来，我国缴费工资基数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70.4%下降到2011年的58.2%，十年内下降了12个百分点，已经跌破社平工资60%的下限，这对于养老保险费收入的增加以及养老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利的。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广大职工的实际收入考虑，本研究假定缴费工资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即d=1。10.对男女退休年龄的设定大部分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高于我国，如表4所示。表中显示，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的男女退休年龄均达到67岁，美国为66岁，部分西欧及加拿大等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发展中国家如波兰、智利等国的退休年龄也高于我国。为测算不同的退休年龄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本文拟定了11种退休方案对退休年龄与基金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加上现行退休年龄共12种方案，如表5。按照现行退休年龄，即男60岁女50岁退休，女职工基金将在2015年出现收不抵支，缺口额达到2017亿元；男职工基金将在2036年出现收不抵支，届时缺口额为684亿元。将男女基金综合起来考虑，我国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将在2023年出现缺口，缺口额达到3827亿元。现实中，女职工提前退休、内退的现象较为普遍，给基金收支平衡带来威胁。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女职工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50.67岁，男性为58.93岁，男女职工都存在早退现象（阳义南，2011）。[26]若将早退、内退现象考虑进去，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将会提前。方案一即男60岁，女53岁退休。与现行退休年龄相比，女性退休年龄延长了3岁，随之女性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延迟了3年，基金缺口额为375亿元。在女性退休年龄延长的带动作用下，总的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推迟了2年，缺口额降为193亿元。与方案一相比，方案二中女性退休年龄由53岁提高到55岁，提高了两岁，女性养老基金于2022年出现缺口，缺口数额降到375亿元，缺口出现的时间推迟了4年。男性退休年龄不变时，在女性退休年龄延长的作用下，总的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推迟了3年。方案三中，女性退休年龄由55岁提高到57岁，女性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推迟了3年，总的基金收不抵支时间延迟了2年。方案四中，女性退休年龄延长到60岁，即男女同龄退休，与卢森堡、秘鲁等国的退休年龄一致。与方案三相比，女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推迟了5年，总基金将在2033年出现缺口。方案五中，男女退休年龄在60岁的基础上同时提高，男性提高的幅度大于女性。此时，女性退休年龄延长1岁，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延迟2年；男性延长3岁，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延迟了19年。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总基金出现收不抵支时间推迟了6年。方案六与澳大利亚等国的退休年龄相同。男性退休年龄提到到65岁，在预测年份内，男性基金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女基金将在2034年出现收不抵支，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总基金将于2051年出现缺口。方案七的退休年龄与瑞士等国的退休年龄一致，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3岁，较方案六提高了一岁，女性养老基金和总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分别延迟了3年和1年。方案八是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如德国、加拿大及丹麦、荷兰、瑞典、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国家实行的退休年龄。在男女退休年龄同时达到65岁时，女基金和总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分别为2046年和2057年。方案九是美国目前的退休年龄，男女退休年龄在65岁的基础上又提高1岁，女性养老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推迟到2054年，在预测年份内，总基金处于盈余状态。方案十是目前挪威、冰岛等北欧福利国家推行的退休年龄，男女退休年龄均达到67岁，此时女性养老基金于2059年出现缺口，而总基金处于盈余状态。方案十一是一种较为极端的退休年龄，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国家实行这一退休年龄。在这一退休年龄及预测范围内，女基金、男基金及总基金都不会出现缺口，即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有充分的偿付能力。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延长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统筹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不断推迟。当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0岁，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是2033年，比目前退休年龄下出现缺口的时间推迟了10年；当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时，基金将于2057年出现收不抵支，比60岁退休时缺口时间延迟了24年。当男女退休年龄同时提高到70岁时，养老基金不存在支付压力。可见延长退休年龄是提高基金偿付能力的可行之路。2.女性退休年龄对整个基金的收支平衡有重要影响。女性退休年龄的延长不仅减少了女基金的支付压力，也延缓了整个基金缺口危机。在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退休年龄从50岁提高到60岁时，女性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延迟了15年，进而带动整个基金延迟10年出现收不抵支。3.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男女退休年龄的提高对养老保险基金都是利好的消息，但是基于我国目前的退休状况，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将会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结果会适得其反。
（二）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障；改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亿。而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25年60岁老年人口可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老龄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l，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问，我国用于社会福利等各项支出从327亿元增加至3，043亿元，增长近l0倍，其中用于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的费用(包括退休金)支出从149亿元增长到2，068亿元，增长了l2倍多，比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看，社会保障各项费用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年甚至用于社会养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据报道，仅2003年，由人口老龄化引发基金缺口，中央财政就至少要补助350亿。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体就养老保险来说，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现收现付，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地加大。据统计，25年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2000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现收现付制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国家财政拖垮，很高的收缴比例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瑞士和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瑞士是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而来的养老保险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两个同属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调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以国家的基本保险为核心。这种单一的公共支柱虽然解决了社会再分配的功能，却难以同时肩负储蓄即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险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两国的做法都是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各自负责的多支柱制养老保险制度。在原有国家的基本保险基础上，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个人通过储蓄为退休积累一定的养老金，将个人多余的资金以储蓄的形式进行融资。
(二)规范原有养老保险体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规模
日本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来规范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同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收益规模。而瑞士则更多地通过复杂的收益与缴费的精算关系，确保贡献与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
面对人口老龄化，瑞士政府以建立养老金补偿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项基金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基本养老金计划的缺口，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而日本则更多地依靠政府财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
调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养老基金通过私营公司的管理进入国际或国内资本市场，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为目的。这样也就避免了现收现付制下，政治因素对养老金投资的影响，避免了将退休者的保命钱投资到或借贷到濒临破产的企业中。
四、加快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应对老龄化问题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收缴与支付都由国家来执行，带有统筹的公有制的性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在资金运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财政职能的转变、养老社会保险经营上的不足、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养老保险积极性的需要，都呼唤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立。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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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劳动力；供给
人口老龄化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劳动力供给一个后果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劳动力人口中高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和低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总体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一、广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特点
据2005年人口抽样，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656.8万人，比2000年增长24.8%。按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省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进程较其他省份稍慢，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吸引大量外省人口迁移，尤其是引进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而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广东调查显示，老年人发展、分布特点是：
1.老年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并呈现出中、高龄化趋势。通常以65—80岁及以上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十五”时期，广东老年人口净增147.57万人，增长27.6%，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省总人口的增长率； 2000—2005年，低龄组（60—69岁）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中龄组（70—79岁）和高龄组（80岁以上）人群则分别上升2.68、1.2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高龄化，高龄化比重迅速增长。
2.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出现人口老龄化。15—65岁劳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4 933万人，预计到2030年达到6 200万人左右，其人口比重也达到70％左右。从数量和比重来看，目前广东省劳动力供给相对比较富余，但劳动内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0—14岁少年比重从2000年的27.15％下降到2030年15％左右，数量由2000年的2 033万人降到2030年的1 500万左右，呈明显的递减趋势。65岁人口比重和数量明显上升，从2000年523万上升到2004年的2 000万左右，比重也从7％左右提升到20％左右。其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增加供给幅度和少年儿童递减速度。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老龄化。
3.珠江三角洲人口老龄化低于粤东、西、北。2000年，广东省老年人口中，珠江三角洲地区老年人口占总量32．8％，粤西占27．9％，粤北占19．5％，粤东地区占18．5％。除江门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都低于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而粤北、粤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都超了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粤东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标准。从四大区域整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4％，粤东为9．4％，粤北地区为12．2％，粤西地区为10．96％。也就是说，粤北、粤西地区已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行列，“未富先老”情况严重，而粤东也即将进入老年型社会，相比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离老年型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趋势预测
为揭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老年人口及劳动力进行预测。根据生育水平和模式的不同，死亡模式假设、人口迁移模式假设、人口流动假设和出生性别保持不变，引用方案：中生育率假设＋死亡率假设＋迁移假设＋流动人口假设。此方案在对广东省2000—2040年老年人口的人数规模和比重分析后，提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未来40年中，广东总人口仍然增长，但老年人口比重占整体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从未来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看，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对人口和经济生产都有极大挑战。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少年儿童比重过轻，预示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出现短缺。
“十一五”期间广东户籍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634万人，2010—202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年均增加26万人。2020年老年人口规模为900万人，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开始进入老龄，2020年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时期，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下降，假如出生率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长期必然会导致总人口缩减，劳动力供给的严重短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从区域看，珠江三角洲老龄化速度慢、程度轻，而粤东、粤西、粤北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重。受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影响，粤北迁出人口和流出人口多，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最高，2005年高达8．5％～8．6％，2010年超过9％，2020年达到11％以上。珠三角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最低，2005年为5.4％，2010年为5.7％，2020年可达到8.8％，明显低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粤东和粤西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的变化介于珠三角和粤北之间。但无论哪个区域，21世纪30年代以后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粤东、粤西老龄化程度在2040年后将达到15％～20％，粤北和珠三角达20％以上。
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家庭和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加重。衡量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负担，采用老年抚养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反映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抚养与被抚养程度和数量上的关系。
1.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是劳动适龄人口总抚养负担加重的主要因素。人口结构预测和人口抚养比可知： 15～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增加，从数量看，劳动力供给还算充裕，对广东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随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减少，其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减少。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2020年将占总劳动人口数71.72％，其比值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到2040年达60%左右，且更有递减的趋势，低年龄人口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
2.人口高龄化、农村老年人口增多使社会老人抚养负担愈加沉重。高龄老人的抚养将成为老年人抚养问题的难点。高龄老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和疾病护理等方面，需要更好的社会和社区专业化服务。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都高于城市，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既无退休保障，又绝大部分不在社会养老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农村老人的供养只能更多依赖子女，这无疑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2005年农村、城市老年抚养率分别为43.4％、29.3%，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镇和城市，农村老年抚养比可能有再上升的趋势。
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遭淘汰，不断引进新技术手段和工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主要是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思考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逐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平衡。可在一段时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增长转变，也可通过调整适当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广东省人口结构还在进入老龄化路上，需要一段时间才充分进入老龄化阶段。通过科学推断，在生育低峰时间内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可填补老龄化后的劳动力空缺。另外，人口中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必然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同时造成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越来加重。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合理生育对象多生、优生，逐步改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
2.把握人口红利机遇，适当引进外来工，填补劳动力短缺，分担人口老龄化压力。 一般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广东成为人口红利的直接受益者，“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也比全国早到来，延续的时间比全国更长。人口年龄结构低负担的“黄金”时期，受惠于人口红利阶段。广东仍然要适当引进外来人口，同时，对外来人口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合理有序引进所需劳动力资源。对人才资源上，鼓励外地人才的流入特别是紧缺人才的引进，合理优化人才引进结构。
所谓养老保险也被称为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指国家按照规章制度对退休或者达到法定年龄的老年人给予资金的补贴。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则主要包括三种含义：其一，养老保险是在规定的范围中劳动者与退休人员所享受的政府补贴，这里所讲述的规定范围是指劳动者按照法律每年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并且符合养老待遇的城镇职工。其二，养老保险的目的是能够保障职工在离开工作岗位后具备基本的生活补贴，具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其三，养老保险往往需要社会保险作为主要发展载体，以此实现保障的基本作用。
二、人口老龄化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激增退休费用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现状日趋严重，离休退休职工的费用逐渐上升，在2001年突破3000万元，2003年突破4000万元，截止到2014年已经突破了近7000万元。之所以导致全国离休退休职工费用上升的原因包括两点：其一是离休与退休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在2011年退休人数超过3000万人，2013年则超过5000万人，2014年则突破7000万人。每三年便会增加3000万人，导致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另外，在近几年时间间隔产生缩短的现象，每年平均增加170万人。其二是每年每人的退休费用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500元到今天的4000—5000元，可以得知退休费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高。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与扩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上升，对国家财政而言带来威胁与阻碍。
2.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基本的筹集方式发生变化
从整体角度分析，人口年龄与基金的筹集模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导致人口年龄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模式会导致养老金支付、收缴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致使养老金保险基金筹集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自21世纪初国家便颁布了相应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且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制定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制度，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方式也从原先的现收现付转变为部分积累，这种筹集方式不仅可以满足养老金发放的金额，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部分积累资金。此外，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老年人的数量多、规模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加快，老龄化地区城乡差异明显等因素，导致积极转变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成为了当前最为主要的任务，其中在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转变中需要进行一定基础的基金积累，从而保证养老保险制度能够稳定发展。
3.人口老龄化致使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渐增加
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数量比较多，受到资金增加、覆盖面积困难基金缴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不足现象。现如今，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扩大，从上个世纪150亿元到21世纪10000亿元，可以明确表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渐增加。另外，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并且伴随着隐形债务支付高峰期的来临，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还会有所扩张。所以，为进一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有序发放，国家政府需要对缺口资金进行弥补，加大资金投入，否则会导致出现严重财务危机，阻碍社会的和谐发展。
4.人口老龄化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制的构建
一直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保障体制是单一的养老保险层，这种保险层次受到国家与政府的支持，但是从整体角度分析，这种保障体制并不利于职工最为基本生活保障，无法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老年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养老金的开支也变得非常大，甚至出现急剧膨胀的现象，导致国家财务资金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积极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不仅是对传统养老保险体制的概括，并且也是推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我国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加强企业对职工养老保险进行扩充，在缓解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保障我国养老保险迈向新的台阶。
三、结语
关键词：老龄化 养老保险 扶持政策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它所带来的问题和影响也越来越深刻、广泛，我国虽在1999年才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所呈现的速度、数量都是非常惊人的。截至2011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的13.7%；据资料预计2030年将翻一番，我们明天如何养老？到哪里去养老？虽然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但有相当数量的人对此并未引起重视。丹东市作为一个中小城市更是如此，无论是面临的压力、还是困难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养老，不仅是亟待破解的一个家庭难题，更是社会的一个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家庭、社会特别是政府都责无旁贷。
一、丹东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问题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此标准，我市早在1997年就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与国内一些中小城市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步伐都是名列前茅的。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市人口老龄化更是呈现出了4个突出的特点：发展速度迅猛。“六普”时，在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39.92万人，占16.5%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6.22万人，占10.73%。与200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4.7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2.68个百分点；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大。目前，丹东市总人口242.6万人，其中老年人40.1万人，占总人口的16.5%；比全国的12.5%高4.5个百分点；比全省的14.93%高1.57个百分点；在全省排大连（17.5%）之后，位居第二；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人数多，比例失衡）。2010年全市40.1万老年人口中，城镇中有16.84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41.99%。农村23.26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8.01%。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大高于城市；收入低，未富先老。丹东199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6、7百美元，近几年来，丹东的财政收入在全省排行都是倒数后三位。
多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市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社会养老意识不足。由于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养老问题紧迫感，政府对养老危机宣传不够，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渐近的、缓慢的、间接的，不是目前急于完成的任务，因此把老龄工作摆在“非急难险重任务、非目标管理工作、非领导政绩工程”的位子。普遍存在老龄工作说起来重要，实际工作中很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日程的现象；加上多数人缺少养老保障的必要准备，尤其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观念和对父母的责任感降低。因此各方面普遍缺乏未雨绸缪的准备。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保障范围相对较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在城市，老年人退休后，特别是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普遍较低，城市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存在诸多弊端，透视了我们的养老保险政策还不够科学和完善。问题的重点还在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险还没普及，医疗保险更是起步晚，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很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鳏寡孤独老年人的供养水平还不高，目前只是局限于温饱型。在我市，一个未富先老的特征表现的十分明显，养老服务陷入了高需求、低收入的怪圈。
三是经济基础薄弱，为老服务基础设施差。从全市情况看，由于我市整体经济形势、经济总量都不好，不仅各级政府对老龄事业的投入有限，而且缺乏统筹兼顾和系统规划，投资的随意性很大，为老服务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甚至很差，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不仅无经费、缺人员；而且空间小、功能弱。可以说缺少资金的支撑，是社区开展为老服务的瓶颈。
再从养老机构床位供不应求这方面也可以透视出这个问题。截止2010年底，丹东市全市城乡有各类养老院所58家（其中，国办5家、民办53家），总床位数4511张，60岁以上老年人每千人仅有床位1.1个多点。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每1000名老年人平均有养老床位70张。近10年来，民办养老机构成为我市机构养老的生力军，但多数机构规模小、档次低，缺少发展后劲。
四是涉老服务形式单一，为老服务缺乏规范标准。目前我们现有的涉老服务范围较窄，服务形式又比较单一，只是局限于增加几所民办养老院、托老所、日间照料室，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增设几间老年活动室和文体娱乐器材等。在具体的服务上，还只限于日常生活护理和照料，离老年人的全方位、高层次的物质和文化的综合需求更是相差甚远。在为老服务行业中，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水平千差万别，更重要的是缺乏一套统一规范的涉老行业服务标准。
面对丹东市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做？
二、积极推进我市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宏观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有力的行动举措、有效的促进政策、健全的体制机制、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老龄事业健康发展
从政府来说，把老龄工作真正列入议事日程。采取分工负责和齐抓共管方式，对老龄工作有管理、有服务、有措施、有检查。尤其是着力解决老龄工作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我们每个人来说，要提高认识，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全面落实《老年法》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相关政策，营建全社会要积极接纳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就我市来说，在城市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普遍较低，城市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存在诸多弊端；在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险还没普及，农民无能力缴纳养老金的问题还普遍存在。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总量，提高收入水平，实现老年人与其他人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微观方面
1、应继续加大养老保险改革力度，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尽快建立涵盖各类城镇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尤其要优先提高退休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加快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尤其要重点解决好困难农民养老保险的补贴政策。其次要落实好医疗保险政策，积极探索将各级福利机构的医疗站（所）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单位，解决“异地就医通”的问题等等。尤其在农村提高新农合报销的比例，探索和建立农民大病救助体系，增强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如我们辽宁省首创政府托管常年患病病人托管中心，对于辽宁省建立的“农村常年病托管工程”，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认为这是辽宁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做出的一个有益尝试和创新。
2、完善养老的扶持政策，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市多元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要统筹兼顾，系统安排，鼓励和扶持社会民办公共养老设施，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福利性公共养老设施，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尤其要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以养老产业促进丹东养老事业的良性发展。
3、发挥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异地养老。丹东在这方面自己的优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特有的温泉资源，房价也可以，非常适合养老。因此开发异地养老，大力发展异地养老，便可成为丹东的优势，从而实现相关的老年产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最终努力实现我市养老服务“9073”的发展目标：即90%的老年人在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支持下，通过传统的家庭照顾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由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和托老服务；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目标。同时要加强养老服务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和专业化建设，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事业的创新性发展。
总之，变老的事实，我们无法扭转；但养老的现况，我们可以改变。破解社会养老困境，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关乎每个人的幸福和未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来为老龄化问题的破解做出的自己贡献！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体系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有本国自身的人口老龄化特点。总的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因而老年人口众多，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可以说我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我国未能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富裕起来；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老龄化水平比城镇高，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比西部落后地区水平高。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三大二高的特征”：地区差异大；老人数量大；老年抚养比大；高龄；高速。
二、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下，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1）养老保障资源匮乏。家庭养老这种方式仍然占主要地位，社会保险覆盖面较窄，集体养老功能弱化，储蓄养老保障功能不足。据世界银行估算，我国的养老金隐形负债约为我国GDP的50％。（2）社会养老意识不足。由于政府缺乏对养老危机的宣传，老百姓缺少养老保障的必要知识，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养老问题的紧迫感，然而养老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3）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实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与社会统筹，所有基金均从一本帐中支出，剩下的部分作为积累。社会统筹基金长期透支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由于社会统筹资金不足，实质上执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并且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正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迅速扩大。
三、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对策
（1）对养老保障基金加强管理与监督。第一，实行三位一体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主体，实现“税收部门征收、财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经办部门发放”，从而使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第二，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严格监管体系，实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制。（2）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引导与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强舆论宣传与具体引导，制定相应的对养老中介服务机构的扶持和优惠政策，以加强对发展养老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推动与引导并提高政策吸引力。（3）建立“三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农村地区，实行基本养老保障试点，政府建立养老保障基金统筹账户，拿出部门资金给予补贴；个人、村集体出资计入个人账户。优先推进计划生育对象、小城镇农转非居民、被征地农民、农民工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发展，实施东中西部的农村养老保障的区域差异补助。（4）城市养老保障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力转移的不断升级，建立城镇就业人员百分之百的养老保障制度。针对目前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实行老人原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方式。“老人”的养老保障仍然由国家承担；“中人”是转轨的一代，依靠现收现付积累的养老金取得养老保障；“新人”的养老金完全实行个人账户制，个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强制性养老金储蓄。（5）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推广各种补充养老保障模式。积极试点、因地制宜，推广各种补充养老保障模式。在城市，逐步推广“住房养老”，即老年人自愿将自己居住的房屋抵押给金融机构，获得“倒按揭”贷款，每月从贷款中获得一定数量的生活费，老年人去世后，由金融机构对房产按法定程序进行处理或由后人还贷。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集体经济较强地区，推广“土地养老”，即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经营，以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将经营土地获得的资金收入按相应比例配备农民个人的养老储备金。60岁以下农民将每年土地分红一定比例用于提高个人养老储备金，60岁以上老年人将每年土地分红作为养老金的补充，以切实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参 考 文 献
[1]栾世生．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1（19）
[2]孙端．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基本状况及养老保险模式选择[J]．统计与管理．2011（5）
[3]张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知识经济．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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